本期要目
如何当好大国，如何当好大国国民/吴建民
中国的崛起是一个新事物，而且我们还在继续崛起。对于中国的崛起，世界有一个适应过程，我们中国人自己也有一个适应的过程。这两个过程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
“负担不重的人”是基层治理一大活力源/贺雪峰
55岁至75岁可以算作低龄的老年人。这些生活压力不大、空闲时间很多、主要种点儿田、不用考虑赚大钱、身体又很好的低龄老年人，就是家庭“负担不重的人”。
家庭医生，理想如何照进现实？/唐华
所谓家庭医生其实就是全科医生，说白了呢就是“万金油”，什么病都可以看。家庭医生的存在对于合理分配医疗资源，方便患者就医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互联网金融，挤尽泡沫是春天/杨成
政府在监管从严的背景下，不能忽视对互联网金融的扶持。监管从严不意味着增设不必要的门槛，简政放权扶持小微企业成长的政策也不会变。服务大局，助力经济转型，普惠民生，是互联网金融发展的正途。
目录
内政外交
如何当好大国，如何当好大国国民/吴建民
“新闻自由”排名说明了什么/《环球时报》社评
“负担不重的人”是基层治理一大活力源/贺雪峰
家庭医生，理想如何照进现实？/唐华
如何遏制“百度”们野蛮成长/刘晓忠
财经广角
互联网金融，挤尽泡沫是春天/杨成
理性看待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李予阳
从阿里奇迹看“新经济实体”之力/邓海建
一二线城市房地产投资安全边际依然较高/叶檀
“负利率”已被证明不靠谱/陈思进
观点摘编
“人权观察”的表现何以如此低劣/《环球时报》社评
商用住房租赁市场将成市场新风口/边际
让权责清单真正形成约束力/张东锋
内政外交
如何当好大国，如何当好大国国民
在全球化的世界上，中国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心是第一次。我们曾经在人类历史上领先了1000多年，但当时的世界与今天的世界很不一样。当时的世界是割裂的，而不是像今天这样深度地相互依存。
在上述背景下，如何当好一个大国？如何当好一个大国的国民？这两个问题就尖锐地放在中国和中国人的面前，你想躲也躲不开，必须正视。如何正确地回答这两个问题，世界上和中国国内均众说纷纭，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观点。从某种意义上说，今天的世界也好，今天的中国也好，好像正处在一个“百家争鸣”的过程之中。上述两大问题也正是中国正在发生的百家争鸣的重要内容。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要回答好这两个问题绝非易事，需要很长的时间。中国的崛起是一个新事物，而且我们还在继续崛起。对于中国的崛起，世界有一个适应过程，我们中国人自己也有一个适应的过程。这两个过程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
如何当好一个大国？中央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作了明确的回答：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不扩张，不称霸。我们主张以合作共赢为核心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中国追求的目标是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
如何当好一个大国的国民？这个问题是向中国国民提出来的。今天中国的国民与世界接触很多，我们每年有上亿人出境，走向世界，每年有几千万外国人来到中国。在同外国人交往的过程中，你的言谈举止都会给对方留下印象，这种印象对于中国的形象、对于世界如何看中国都会产生影响。我认为有三点至关重要：谦虚、淡定、理性。
谦虚，这是因为我们接近了世界舞台中心。居于世界舞台中心的国家，当然要对世界的走向发挥更大的作用。国家和人一样，一个人来到了舞台的中心，能够对听众产生重要的影响，你不谦虚行吗？在这方面我们不能学美国，也不能学前苏联，不能搞霸权主义，不尊重小国、弱国，对其他国家颐指气使，那是注定要倒霉的。
谦虚就是要坚持大小国一律平等，不能有半点大国主义。毛主席早在1956年就告诫我们要谦虚，他说：“不但现在应当这样，四十五年之后也应当这样，永远应当这样。中国人在国际交往方面，应当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大国主义。”
谦虚不是装出来的，而是真心实意的。过去30多年我们之所以发展得这么快，就是因为我们实行改革开放，我们虚心学习了世界各国的长处，吸收了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
淡定是自信的表现。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独立和解放。今天我们在党的领导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正在富起来。我们的方针是正确的，一定能够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还因为世界大势对我们有利，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正在推动着世界的进步，我们中国人就是借了这股东风不断发展和进步的。
对于中国的崛起，世界的反应不一：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有支持的也有怀疑的，有赞扬的也有谩骂的。淡定就是我们知道这些情况是必定会发生的，关键是我们中国人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其他就好办了。
理性有两层含义，一是对于各种责难、攻击和诽谤，我们要沉得住气，不要一碰就急，就跳，就大发雷霆，那是无济于事的。有些人骨子里是不喜欢中国的，仇恨共产党，仇恨我们的社会制度，对中国的崛起感到反感。我们沉得住气，因为我们知道这样的人是极少数的。他们种种敌视中国的表现正是因为我们取得了成功。
二是我们要讲道理，要把中国的政策对外讲清楚，要把中国崛起的动力对外讲清楚，要把中国崛起给世界带来的好处对外讲清楚。我们必须坚信人类的多数是好人，多数是讲道理的，我们寄希望于人类的多数。我们讲道理主要是讲给人类多数听的，只要我们讲的道理站得住脚，持之以恒，人类的多数是会理解的。（吴建民/外交学院原院长，本文根据中信出版社出版的作者近著《如何做大国》自序编辑而成）
——据《北京日报》4月25日
“新闻自由”排名说明了什么
“记者无国界”20日公布了该组织攒的“2016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其中中国被排到倒数第5，越南被排到倒数第6。“记者无国界”在说明中批评了包括韩国、日本在内的诸多亚洲国家(韩日的排名分别下滑了10名和11名)，但矛头的重点指向了中国。
“记者无国界”由法国记者梅纳尔于1985年创立，总部在巴黎，号称在世界上15个国家有办事机构。这一世界性组织架构后被指有些虚张声势。有了解该组织的人说，它的实际积极分子大约有二十几人。
法国作家马克西姆•维瓦斯著有一本书，名为《人所不知的记者无国界组织》，在媒体界较有影响。该书列出了这家所谓独立组织接受美国中情局资助的详细清单。在西方查阅“记者无国界”的资料，美国民主基金会和一些国家的政府也是该组织的资助者。
维瓦斯曾这样批评“记者无国界”，称它是一架有着金色螺旋桨的笨重飞机，飞不高，但噪音巨大。“它向拒绝臣服的小国投掷重磅炸弹，向自由主义的大佬抛出诱饵。通过变幻无穷的招数，驾驶员吸引了善良人们的注意和金钱。”
梅纳尔等推崇的“新闻自由”是西方政治结构的一部分，是西方社会发展经几百年磨合而沉淀的一种内在规则。不能不说，它与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完全不在一个历史逻辑里，它看上去漂亮，但放在不同的地方往往产生差异巨大的效果。
在“记者无国界”的上述排行榜中，我们选出韩国(70名)和新加坡(154名)，作为分析西式新闻自由的坐标。
紧挨韩国的69名是香港，它们之前有包括海地在内大量贫穷的拉美国家，有至今动荡、未摆脱战争阴影和民族仇恨的波黑等前南斯拉夫国家，此外还有多个贫富悬殊、落后的非洲国家。其中不少国家和地区是冷战后这二十几年引入西式新闻自由的，它们为此承受了经济社会发展难以适应的额外复杂性，而且至今没能玩转在西方看似很平常的那一套。
再看新加坡之前，令人唏嘘的国家就更多了，阿富汗、乍得、黎巴嫩、利比里亚都在这当中，它们也都在146名的马来西亚之前。
在中国(176名)和越南(175名)之前，全球公认的“失败国家”就多了去了。伊拉克、利比亚、索马里都在这当中了。不知道有哪个特别期望新闻自由的中国人和越南人愿意移民到那些国家去。
当然，排最前面的是芬兰、荷兰、挪威、丹麦等西北欧小国，西方国家总体上排在榜单前列。然而榜单给人一个总印象是，西方极力带动发展中国家往它们的意识形态圈子里走，但跟得紧不紧与那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面貌没多大联系，其中相反的关联性比比皆是，这不能不让我们深思。
新闻的建设性很可能比西方所说的“新闻自由”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更为重要。这里所说的建设性既包括言论自由、舆论监督，也包括对这一切的理解必须与不同国家的政治及经济社会发展现实相契合。新闻的目的或许不是彰显自己的绝对自由权利，而是以特定条件下最恰当的方式和力度来帮助、推动社会前进。
这些话说出来可能没有为“新闻自由”大声疾呼更酷更帅，说不定还会被误解，但这就是发展中社会一个被无数代价反复验证的实情，是我们斗胆捧出的“逆耳忠言”。
必须承认，中国在扩大新闻报道空间方面尚有很多事情可做，中国的信息公开制度至今发育不足。然而在我们不断做出努力的同时，让我们摆脱西方灌输给我们的思想方式和逻辑，面对这一世界性争议和难题时，我们必须有足够的清醒。（《环球时报》社评）
——据《环球时报》4月21日
“负担不重的人”是基层治理一大活力源
在江苏射阳调查时发现，农村55岁以下的中青年人几乎都在外面务工经商，当前农田种田的主力是55岁至75岁的人。75岁以后不种田，但一定是要种自家菜园的，不然无事可做也很麻烦。种自家菜园与城市老年人的种花养草基本上差不太多。55岁至75岁可以算作低龄的老年人。这些生活压力不大、空闲时间很多、主要种点儿田、不用考虑赚大钱、身体又很好的低龄老年人，就是家庭“负担不重的人”。这个群体很重要，尤其是在社会治理中具有极其关键的位置，值得认真讨论。
并非所有低龄老年人都是“负担不重的人”，有些人已经60岁了，却还没有完成人生任务，上有老下有小，尤其是子女没有完成婚嫁，因此就着急上火，就要外出务工，以缓解家庭中的收入压力，应对人情支出。有些家庭，子女虽然已经成家，经济处境却不好，还要依靠父母的收入，父母就不得不想方设法增加收入，就不能以农业作为退养，就需要外出务工，就要利用一切时间赚钱，就不能打牌休闲。总而言之，只有当低龄老年人从经济压力中摆脱出来，他们才能成为“负担不重的人”，才能成为农村基层治理中最活跃的力量。
还有一些农村负担不重的人，他们的子女通过考大学做生意，在外面成功就业，家庭收入很高，对父母很好，这些农村老年人又不愿到城市随子女生活受拘束，他们留守农村就不只是负担不重的人，而且是十分体面受到尊敬的人，他们说话办事就更加有人愿意听，在城市成功安居的子女是他们的权威的最大来源。
因为已经完成人生任务，获得收入的压力不大，因此“负担不重的人”没有必要拼死拼活地外出打工赚钱，也没有必要整天在农村寻找获利机会。生活中也并不是只有赚钱这样一项事情，还有更多可以开展的方面。自己的承包田是要种的，因为这点田种起来很轻松，尤其是农忙时间很短，种自家责任田，有农业收入，有粮食吃。搞点副业，种点菜园，都是休闲性质的。自己种的菜放心，子女在城市，还可以经常送点新鲜的蔬菜甚至鸡蛋之类去，这些都是有机的纯天然的。
农闲时间很多，如何消费空闲就是一门大学问。串门聊天，打打麻将，当然是必须的，只是天天打麻将实在没意思。有人办红白事，若请去做知客，这个事情就不错，因为至少说明受人尊重，有能力有地位。若邻里有纠纷来找自己评理调解，只要不引火烧身得罪人，这样的事情也是可以做的。如果红白事上有仪式，那是要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办的，若有戏曲表演那就更要去看看了。年节有人张罗玩龙灯也是不错的主意。如果有人来教广场舞，虽然有点不好意思，还是愿意去跳的。如果有人发起打扫环境卫生，也是愿意义务参加的，当然，要是有点报酬就更好了。村里有点什么事情也是要议论的。
总而言之，这些负担不重的农村低龄老年人，他们在经济上已经半退出了，他们就需要有更加广阔的生活社会舞台。他们有精力、有时间、有热情、有兴趣来这个更加广阔的舞台上表演，他们不是为了钱为了利益，而是为了老有所乐和老有所为。
当前农村基层治理中，我们必须特别关注这个“负担不重的人”的群体，动员他们参与到农村基层治理事务中来。秭归的幸福村落建设，其成功的关键正是抓住了这样一个群体，调动了他们参与的积极性。
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心不在于其正式化官僚化，也不在于引入外界的乡贤力量，而在于走群众路线，将本来就存在于农村中的能量极大、热情极高、无所不在的“负担不重的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让他们参与到基层治理中，中国基层治理就不仅灵活有效，而且必定威力无穷。（贺雪峰/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据《北京日报》4月25日
家庭医生，理想如何照进现实？
上个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16年重点工作任务》（以下简称《工作任务》），明确提出扩大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到2016年底，城市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覆盖率达到15%以上，重点人群签约服务覆盖率达到30%以上。
参照欧美国家的经验，所谓家庭医生其实就是全科医生，说白了呢就是“万金油”，什么病都可以看。患者若只是头疼脑热之类的常见病，家庭医生一般就可以搞定了；若得了疑难杂症，家庭医生解决不了，他们也大概知道应该去找什么样的专科医生，并安排转诊。所以，家庭医生的存在对于合理分配医疗资源，方便患者就医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过去，一说起家庭医生，人们脑海里就浮现出国外影视剧中的场景：主人公偶感不适，一个电话，家庭医生就迅速赶来诊治。一边看病还一边聊天，医生和病人更像是老熟人，关系好得不要不要的。如今，我们也有望享受这样的服务，这能不让人高兴吗？不过，虽然前景光明可期，但实现目标还需要完成大量的基础工作。
其实，几年前，我国的一些地方就已经全面开展家庭医生试点工作，但推行中遇到不少现实困难，比如家庭医生配置“僧多粥少”、家庭医生的能力水平还不能完全满足患者需求等，都会严重影响家庭医生的服务水平，制约其进一步推广。
看病是项精细活，医生必须全情投入，不仅要能力跟得上，还得精力跟得上。水平不够的就不说了，很多时候，医生看病效果不佳，是因为患者太多，医生分身乏术，对待病人自然是疲于应付。相信很多人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好不容易排了几天队，挂上了某三甲医院专家的号，结果看病时几分钟就被医生给打发了，有一种瞎耽误工夫、白费力的感觉，原因就在于此。
所以，推广家庭医生，首要的工作就得先补上人才的缺口。一方面，要扩大增量，在医学院校广泛开办全科医生专业，并在收入待遇、职称评定等方面尽可能向全科医生倾斜，吸引更多的人才投身于家庭医生的事业之中；另一方面，要盘活存量，加大对现有社区医院的资金和政策支持力度，提高其业务水平，避免出现家庭医生“中看不中用”的情况。
补了人才的缺口，还得解决“钱”的问题，一方面要让家庭医生能从出诊中取得合理报酬，有工作积极性；一方面又得将家庭医生的基本诊疗服务纳入社保范围，不过度增加患者的经济负担。
基于此，《工作任务》中提出，规范签约服务收费，完善签约服务激励约束机制。签约服务费用由医保基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和签约居民个人分担。另外，为完善家庭医生相关服务，我国还可以通过政策引导，加快吸引社会资本的参与。
破解人才和资金的缺口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需要在全盘考量医疗体制改革的前提下寻找突破点。而家庭医生在我国仍然是个新鲜事物，在百姓中的认知度还不高，人们有个大病小情还是喜欢往大医院跑，转变患者的传统观念也需要一个过程。不过，只要改革的总体方向是正确的，只要对我们所热衷的事业有坚定信念，保持日拱一卒的不断进取精神，在全社会建立起家庭医生制度的目标就会有实现的一天。（唐华）
——据新华网5月7日
如何遏制“百度”们野蛮成长
随着患癌大学生魏则西的不幸去世，互联网企业的规范治理，正成为全民关注的议题。近年来，互联网搜索行业鱼龙混杂的竞价排名、电商的假货问题、互联网金融涉嫌非法吸收存款和集资诈骗等，暴露了互联网的野蛮成长问题。尽管相关企业都庄严表态对这些不良问题进行打击，但应对方法多是一事一议的事件推动型和运动式的。
这透射出一个本源性问题，就是当前国内互联网行业存在明显公私失范和治理失序问题，若这个问题得不到改善，五一期间处于风口浪尖的是百度，下次遭遇同样问题的就可能是电商、社交网站和互联网金融了。
笔者认为，当前互联网领域出现的问题，是由互联网领域的公共性与商业性混搭导致的。很多在现实事件中得以规制的公共外部性问题，随着互联网行业的快速发展，并没有得到有效规范和治理。如何结束互联网领域的野蛮成长，构建出一个公私边界清晰的互联网领域发展新秩序？窃以为，还应从培育市场自律自治体系与公权力监管两个方向共同施力，严格清晰公私域的边界，特别是饱受争议的问题，一定要有清晰的界限。例如，互联网公司是否应该对相关内容进行实质性审核，是否应该赋予这些公司这样的权力……这些问题，说到底并不是该道德谴责的问题，而是互联网的治理和秩序问题。
若赋予互联网公司实质性内容审核权力（或义务），则存在“公器私授”问题。互联网公司拥有了这样的权力，就会避险性地倾向于删除任何可能牵涉到自身责任的信息，从而侵害到消费者获取信息的自由权利；同时，也会侵害到其他人合法利用互联网进行信息发布和交换的自由，甚至很多互联网公司会假借这样的权力，而进行商业化运作，出现权力入市问题。
若互联网公司没有这种权力（或义务），消费者使用相关互联网公司的平台，导致了被骗问题，相关互联网公司在现实中很难推卸掉责任。尤其是在目前国内互联网领域中，很多监管存在复杂的缺位、不到位和错位等情况下，互联网公司自然被认为是对相关信息和内容进行了增信，使其承担了本无权承担的部分监管责任。
因此，真正要结束互联网领域的野蛮成长，政府相关部门，就应履行其必须尽责的互联网公共外部性的监管责任，对从事商事服务的主体发布的互联网信息，及市场无法解决的公共外部性问题等，进行监管和规范。
当然，单凭政府公权他律规范互联网往往事倍功半，因为监管资源有半径效应，因此需要培育互联网领域的市场自律自治体系，如互联网企业通过行业协会的自律明确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边界；通过市场分工的深化，使信息通过市场交易得到有效规范，如搜索、电商等平台，只提供信息和通道服务，其他专业的信息分析和评价机构，由独立第三方风险管理服务机构提供……
总之，当前国内互联网要冲淡野蛮成长的痕迹，既需要矫正监管的缺位、越位和不到位问题，还要提高互联网领域的市场化程度，完善市场自律自治体系，以通过监管他律与市场自律自治，构建出一个公私边界清晰、秩序井然的互联网新生态。（刘晓忠）
——据《新京报》5月4日
财经广角
互联网金融，挤尽泡沫是春天
近年来，互联网金融行业在蓬勃兴起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乱象。不断曝出的风险事件，更是让大家谈虎色变，似乎互联网金融成了“P2P圈钱、跑路”的代称。有鉴于此，国务院近日组织14个部委召开电视会议，将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一年的互联网金融领域专项整治。舆论认为，此举将有助于营造一个更加成熟、规范的行业环境。
随着监管的升级，另一种观点开始出现，即认为互联网金融行业或将“步入冬天”。持此论者认为，目前互联网金融平台的日子举步维艰，筹钱越来越艰难。数据也显示，今年一季度，近百家P2P网贷平台主动关停。然而，这一观点错误理解了规范与发展的关系，政府对这一行业的整治更不是所谓“打压”。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到互联网金融，核心词就是“规范发展”。规范是为了更好地发展，规范是前提，发展是根本。
事实上，扫描一下行业现状就能看到，一些平台倒掉的同时，互联网金融融资并未遇冷。今年平安陆金所、苏宁金服等几家互联网企业先后宣布获得巨额融资。日前，蚂蚁金服又宣布完成B轮融资45亿美元，成为全球互联网行业迄今为止最大的单笔私募融资，提振了整个行业的信心。可见，互联网金融平台仍被市场认同，并到了发展壮大的阶段，远非有些人所说的“步入冬天”。
与其说互联网金融行业遇冷，不如说，这一行业在历经了野蛮生长、风险频发、监管收紧的阶段之后，如今面临变局，这也意味着转型机遇的出现。互联网金融作为传统金融领域的补充，特点在于金融模式的创新，以及新技术的应用。第三方移动支付、网上银行、小微贷款、保险、股权众筹等，都属于“互联网+金融”的范畴，在这些领域内运用互联网技术创新的空间非常大。一些互联网平台恰恰是把住了金融创新的脉搏，才得以准确捕捉市场机遇。未来，不符合监管要求的、实力薄弱的平台将会出局。不创新、不转型就有被淘汰的风险，而优胜劣汰正是互联网金融行业健康成长的必然，也是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要求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互联网金融行业提供了可以发挥重要服务的机遇。服务于供给侧改革大局，互联网可以使得金融更好地联通工商领域、惠及千家万户、服务国计民生。譬如，通过大数据支持，能够帮助生产者进行有效的供给，精准地匹配需求，对消化库存和产能起到积极推动作用。在创业创新过程中，一些小微创新创业者的资金需求往往被传统金融机构忽略，互联网金融则可以为这些创新创业活动提供资金支持，实现金融资产和需求之间的精准对接，从而满足创新创业者的资金需求。而在支持“三农”投资、精准扶贫等方面，互联网金融都可以发挥重要的补充作用。
互联网不会颠覆金融，与传统金融机构并不是对立关系，而是互为补充。政府在监管从严的背景下，不能忽视对互联网金融的扶持。监管从严不意味着增设不必要的门槛，简政放权扶持小微企业成长的政策也不会变。服务大局，助力经济转型，普惠民生，是互联网金融发展的正途。行业整治，不意味着寒冬的到来，恰恰意味着属于互联网金融的春天才真正开始。（杨成）
——据《人民日报》4月28日
理性看待中国企业海外并购
近期，中国企业的一些境外并购案例受到海内外媒体高度关注，甚至出现了中国正在“买断全球”的说法。
数据显示，继2015年海外投资规模突破1180亿美元之后，2016年我国企业海外兼并收购的确有了较快增长。今年一季度，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9个国家和地区的2726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实现投资400.9亿美元，同比增长55.4%。中国企业境外并购涉及的行业领域拓宽、大项目增多，也使得中国企业的并购案例格外引人关注。
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保持快速增长态势，近年来的快速推进正是这种趋势的延续。这也是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的。总体上看，中国企业境外并购规模和增长速度是正常、合理的。还应看到的是，今年一季度，不只是中国对外并购大幅度增长，外资在华并购也实现了24.5%的增幅。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企业实力的增强，境外并购已经成为中国企业高水平参与国际分工合作的一种重要方式。境外并购对提升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服务国内经济转型升级，深化中国与世界各国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中国企业通过境外并购获得设计、研发、营销、服务等高端生产要素，逐步提高了在全球价值链、产业链、物流链的地位，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我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长期被动的格局。
成功的境外并购既对中国企业有好处，也对投资东道国有好处。一些并购不仅帮助被并购企业摆脱困境，也为所在国经济社会发展作了贡献。比如，大连万达收购美国AMC院线之前，该企业已经连续3年亏损，收购后当年就实现了盈利，第二年在美国纽约股票交易所成功上市，为美国创造了1100多个新的就业岗位。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我国企业境外并购规模已经比10年前扩大了十几倍，但我国对外投资还处于初始发展阶段，我国对外投资存量仅占全球的3.4%，不仅低于美国的24.4%，也远低于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同样，中国企业境外并购还处在起步阶段，即使2015年中国境外并购交易金额大幅度上升，也仅占全球境外并购总金额的6.2%。
实际上，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能力还有待提升。近年来，中国企业境外并购的结构不断优化，民营企业已经成为“主力军”，融资模式日趋多元，但由于并购区域相对集中，应对国外政策障碍和文化差异的经验、人才不足，加上并购能力有待加强等原因，确实面临着潜在的国外市场风险，一些并购的后续整合也不尽如人意。
下一步，中国企业“走出去”应更加看重对外投资的质量，着力提升国际化经营水平。要服从于国家整体战略，从企业实际出发，做好市场调研，深入了解当地的法律法规和文化风俗习惯，严格依法办事，注重风险管控，并做好长远打算。（李予阳）
——据《经济日报》5月9日
从阿里奇迹看“新经济实体”之力
阿里又一次取得了超过华尔街分析师预期的增长。5日晚，阿里巴巴集团公布了2016财年第四季度财报及2016财年全年业绩，成交额和收入双双实现强劲增长，远超市场预期，成为全球最大移动经济实体，展现了消费经济和由科技驱动的中国服务业的巨大韧性与潜力。
新鲜出炉的阿里财报，宣告其成为全球最大的移动经济实体。尽管体量庞大，尽管全球低迷，但阿里奇迹还是一枝独秀、势如破竹。
有分析师按照目前的增速预测，新财年阿里巴巴GMV有望超过瑞典的GDP，冲击“全球前20大经济体”，2020财年有望冲进“全球前15大经济体”。乐观预言不仅是一家企业的强心针，更寓意着在“工业祛除冗余产能、消费升级迭代”的关键五年——借助互联网技术与传统经济结合，依托技术与模式创新，共同打造适应未来的“新经济实体”，已经成为值得期待的大势所趋。
在传统经济认知范畴里，世界经济被区隔为两种基本形态：一是实体经济，二是虚拟经济。但这20多年来，互联网将这两种经济形态联姻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新经济实体。还是数字更有发言权：目前，阿里巴巴活跃着超一千万活跃商家，服务全球4.23亿消费者，平台成交额达到3.092万亿元人民币，整体规模已不亚于欧美主要发达国家全年GDP。由此创造的直接就业机会超过1500万，带动了3000万左右的间接就业，同时带动上游制造业税收增长近1800亿元。
阿里不是沃尔玛、不是亚马逊，它之所以成为当下中国经济的一个显著样本，在于经过这些年发展，它已从销售渠道，升级为多元化的商业基础服务，包括大数据、云计算等。无论是“核心现金流”，抑或是“新兴引擎”，乃至“长期战略投资”，它对于当下亿万企业的启发，不仅在于不同的增长阶段、盈利曲线和现金流水平的平衡组合，更在于它证明了电子商务依然在中国发展迅猛，移动消费或成主流。
201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把“新经济”写入其中，并明确提出，当前我国发展正处于这样一个关键时期，必须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发展新经济。新经济之“新”，核心要素大概有二：技术驱动，生态繁荣。于此基础上，做大体量，深耕品牌，都是后续的功夫。解剖阿里奇迹这只“麻雀”，是冀望从中找到稳进的规律：比如移动端建设，比如云计算服务，比如融资与投资……乃至于在基础的零售平台上，也链接着超千万商家，背后更有供给侧的海量厂家；而从零售到金融、保险、征信、物流等多元的产业生态圈，菜鸟网络到村淘合伙人等产业链创新，对于传统实体经济来说，亦不无价值启迪。
在较为保守的中国式消费与较为低迷的全球经济背景下，培育新经济实体，说到底，是旨在通过拉动消费、扩大就业、带动纳税、赋能商家、反哺制造业，为转型的市场提供系统支撑，为下行的宏观经济输入价值与担当。从阿里奇迹看“新经济实体”之力，就是在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服务链、信息链之上，重塑新的规则与体系，激活沉潜长睡的能量与机遇，提振困境中的信心，校准发展中的战略。（邓海建）
——据光明网5月7日
一二线城市房地产投资安全边际依然较高
一线城市的楼市在受到调控政策的某些限制后，进行房地产投资有了一定的风险。但房地产依然在按自己的逻辑推演。
虽然笔者认为房地产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但白银时代还在，白银时代的特征是整体不会大幅下滑，不过区域分化在加剧。
整体不会大幅下滑的逻辑是货币与流动性；而区域分化的逻辑是城市群与消费能力、政策。
货币流动性总体依然存在过剩的状况，这从百富榜入门门槛到日用品上涨可以感受到。另据交通银行连平与陈冀的报告，自2015年6月以来，信贷增速已升至15%左右，同时M1增速也持续走高，2016年3月达22%。
由于统计数字反映的信贷增速并非真实的信贷增长，加上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因素，实际信贷增速有可能更高。在置换债务中银行贷款比例分别为三分之二、百分之百的情况下，2016年实际信贷余额增速可能会达到16.9%和18.2%。
如果上述报告关于货币增速的分析属实，那么房地产整体下行是不现实的。按照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3月份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分别有62个和54个；持平的城市个数分别为0个和3个；下降的城市个数分别为8个和13个，分别比上月减少7个和15个。在二手住宅价格环比上涨的54个城市里，涨幅高于上月的城市有47个，比2月份增加23个。
从最新的数据看，房地产整体热度不减，但城市间分化严重。在城市群重组的过程中，投资者对不同城市的预期呈现出明显的三六九等。
根据中国指数研究院的数据，4月全国300城土地出让金总额为1495亿元，环比增加14%，同比增加77%。其中，二线城市土地出让金总额就达到1176亿元，占比近八成，环比增加33%，同比增加247%；三线城市土地出让金总额为313亿元。
二线城市土地市场打响了“抢地战”。长三角城市群、江浙成为房企争夺的热点区域，创下天量成交额。4月份，苏州、南京位列全国土地出让金排行榜的前两名，出让金规模分别达347.9亿元、147.5亿元。全国土地出让金“TOP20”榜单上，长三角城市占据8席，比重达40%，分别是：苏州、南京、宁波、杭州、常州、衢州、温州、无锡。这些城市当月土地出让金同比增幅均超过200%。
不要以为一线城市房地产在经历调控之后就会完蛋，一线城市仍然是安全垫最厚的地方，只不过此前房地产上涨过快，又受到政策抑制，这让有实力的投资者开始观望，而希望分享一线城市溢价的创业者又很难买得起当地的房子，只能退居大城市的卫星城市。
以昆山为例，紧挨着上海，成为“沪漂”的落角点，在上海限购后，当地房价快速上蹿。2016年4月，江苏纳入统计的17个城市中，房价上涨的达到13个，其中昆山房价环比涨幅6.06%，位列全省房价涨幅首位，同时居百城房价涨幅第二位。一位大概是“沪漂”的人写了一篇名为《昆山曾是沪漂在上海的家 如今却把你们甩了》的文章，其中讲了一个案例：某昆山产权楼盘，过年前后的两次加推单价竟然相差8000元，售楼处小哥两手一摊：“就这个价格也有人来抢啊，他们买不了上海产权。”
知道北京连燕郊也传出限购的原因了吧：北京的卫星城、上海和深圳的卫星城接的其实是一线城市的接力棒。
由于资源集中度的原因，如北京的文化、深圳的创业等优势，让其他城市很难超越，中国城市圈必定是围绕着大城市，像摊大饼似的一圈圈往外划——从城市中心向城市新区，再向卫星城。如果昆山房价涨到不得不歇歇脚的时候，大概就该轮到嘉兴了，这主要看轨道交通的连接速度。
投资安全分层就像按螺蛳饼似的一圈圈绕：首先是城市中的核心区，其次是人口聚集、商业发达的城市周边区域，最后是已经成型的卫星城。
二线城市，像武汉、郑州这样在当地独一份的城市，离北京、深圳都远，这样的城市只要库存不过分，安全边际都会比较高。（叶檀）
——据《每日经济新闻》5月6日
“负利率”已被证明不靠谱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近日下调了全球经济增长预测，对美国、欧元区调低了0.2%，分别下降为2.4%和1.5%，对日本调低至0.5%，明年更会收缩到0.1%。这是IMF继过去一年，连续第四次下调经济增长预期，唯一的亮点是中国被调高了0.2%，从6.3%上升至6.5%。
总体来看，全球经济增长都不如预期，归根结底，还是与货币宽松有关系。回顾2008年底，美联储启动债券购买计划（即量化宽松政策），并将短期利率下调至接近于零，“逼”得全球各大央行纷纷主动或被动效仿美联储，利用宽松政策向金融市场注入资金。
如此的低利率环境，目的是鼓励银行放贷给更多的企业和家庭。但是美国大银行却没有这样做，与此相反，他们收紧了贷款规则，利用容易获得资金的大好机会，为自己进行战略性投资，更愿意贷款给富有的美国人。便宜的借贷成本，是推动股市大幅高涨的干柴烈火，致使欧美股市一派“欣欣向荣”，资产泡沫极其严重，体现出表面上的经济复苏。
全球金融市场的这种状况，也难怪IMF警告称：面对全球经济“同步放缓”，即将陷入长期滞胀的情况下，市场可能出现新一波的金融动荡。事实上，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2014年就已经预言：债券购买计划最终是鱼龙混杂，只是以较低的借贷成本，帮助抬高资产价格而已，无助于实体经济。
以日本为例。自安倍上台后所执行的“安倍经济学”，也就是积极的货币宽松政策，到目前为止的经济数据和舆论都认为，这些政策并未结束多年来通货紧缩的状况，未达到鼓励消费者多花钱的目的。“安倍经济学”倒是达到了一个目的——贬值日元，推高了股票价格。日本央行通过购买资产注入大量资金刺激经济，从2013年1月起，“日经225股票指数”在同一时期上涨了69%，日元兑美元曾经下降至47%，此举使日本大公司和富人最受益。
事实已经证明了，量化宽松是一个无效的策略，最多只能救急，而无法救穷，如果真能解决问题，日本也不会通缩20年，至今都走不出通缩的漩涡。
其实经济危机就好似感冒，感冒药最多只能减轻感冒的症状，并不能治愈感冒。感冒最终是靠自身抵御能力来治愈的。当所有外在的刺激作用、如药物用多了，反而会降低身体的免疫能力。货币宽松政策在危机降临时运用一下，可以缓和症状。但是如果当作常态用多了，在经济学中被称为“边际效应递减”，即降低了自身的免疫力，其效果将会越来越差。
而且，恰恰是长期货币宽松导致通缩。因为产能累积较大，更容易表现为同时出现的资本过剩和产能过剩，市场更容易出现的情况是：累积资产价格泡沫，甚至发展到全面的经济紧缩。从长周期的角度来看，通货紧缩、流动性陷阱以及产能过剩问题，实际根源是全球性的流动性过剩，在于全球财富的虚拟增长。
美联储这些年来的QE，多年的超低利率，使得经济越来越依赖于美联储，而且，美联储带头的全球央行的负利率和低利率政策，也正在使得全球经济越来越依赖于央行的官员们，使得市场的手日趋无效。（陈思进）
——据《新京报》4月22日
观点摘编
“人权观察”的表现
何以如此低劣
据外媒报道，总部在纽约的“人权观察”组织24日呼吁“结束非法向中国遣送犯罪嫌疑人”。该组织在一份声明中批评肯尼亚向中国大陆遣返涉嫌电信诈骗的45名台湾人，并且极不专业地指出肯尼亚这样做存在“关键的法律问题”。
按照“人权观察”的逻辑，中国大陆根本就不应独立施行司法权，而只有接受西方全面而具体的指导，中国司法体系才能运转。这真是一个傲慢得不知道自己姓什么的逻辑。
中国司法体系纵然有不完善之处，中国社会并不存在承认这一现实的犹豫和障碍，而且加快完善之是中国社会的真实努力。与此同时，一个超级现实是：这个带着问题的体系是支持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运转，以及帮助十几亿人口安居乐业的关键性制度保障之一，它的正面意义和价值也是这个世界的最大常识之一。然而西方在这一认知上却存在犹豫和障碍。
这些在非西方社会面前不时会忍不住“胡作非为”的非政府组织，是西方形象很具质感的一部分。不能不说，随着西方整体实力的下降，它们的焦虑感和失态会更为突出，成为西方一些低劣、阴暗东西遮不住而败露出来的破绽和缺口处。 （《环球时报》社评/据《环球时报》4月26日）
商用住房租赁市场
将成市场新风口
据报道，日前国务院出台房屋租赁新政，指出实行购租并举，发展住房租赁市场，是深化住房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有利于加快改善居民尤其是新市民住房条件。此外，会议上还提出了允许将商业用房等按规定改建为租赁住房，这也被市场视为本次政策调整最大的亮点之一。
事实上，资本市场早就嗅到了商业住房市场未来的机遇。市场也不断涌现出一批以住房租赁为主的专业化企业，他们通过进行标准的流水线装修，改造成服务式公寓后再进行打包出售。有的甚至提供标准化的物业服务。
人们之所以倾向买房而非租房，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个人租房市场的不稳定性，而通过规模化大型机构租房的行为，相比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契约，将有更多的保障。未来随着中国持续的城市化水平推进和消费水平的不断提升，中国的长租公寓租房需求及市场规模必然将继续扩大。（边际/据《新京报》5月6日）
让权责清单真正形成约束力
作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新举措，建立权责清单制度最近一两年正如火如荼地进行。要保证权责清单真正落实，一些配套制度还亟待完善。首先，权责清单的建立需要立法支持，特别是其从中央到地方、从省市向基层覆盖的过程中，伴随着行政权力下放必然会牵涉到如何行政授权的问题，而在过去经常出现的尴尬现象就是忽略必要的法定程序，从而导致下级部门开列的权力清单，于法无据或与上位法冲突，影响履行。其次，对于政府应尽之责，不能单纯依赖清单本身，同时需要强化社会力量的外部监督，所以要不仅通过责任清单强化对行政不作为、乱作为的问责，还要将问责过程公开化，明确问责的主体、对象和后果，增强问责的操作性。（张东锋/据《南方日报》5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