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要目
把“有意义”的事做出“真效果”/范正伟
近期以来，从民警执法，到手抄党章，舆情的演变，再次提出了面对新的舆论场怎样关切民意、锤炼作风、增进能力的命题。
关键少数保持理性,社会就不会太撕裂/曹林
记者客观报道事实,法官作出公正裁决,意见领袖表达冷静的判断：有了“关键少数”捍卫理性的防线和底线,社会就不会坏到哪里去。
中国人应该更自信更从容些/《环球时报》社评
我们的社会亟需与中国现实国际地位相称的心理强大。这种强大的第一个体现就是自信，要相信中国实现国家安全能力的宽裕。这样的自信可以让我们的心态更平和，处理纠纷更加从容，有些矛盾一时解决不了也不会焦躁。
警惕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潮泛滥/吴建民
我们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能够把中华民族引向繁荣富强、迎来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目录
社会治理
把“有意义”的事做出“真效果”/范正伟
关键少数保持理性,社会就不会太撕裂/曹林
716.7万公务员是多还是少？/朱恒顺
基层计生人员角色转变迫在眉睫/朱恒顺
大国崛起
中国人应该更自信更从容些/《环球时报》社评
警惕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潮泛滥/吴建民
关于南海，中国须认清两个事实/邓聿
财经广角
华为跑不出“大深圳都会区”/孙不熟
土壤修复不只是一门生意/光明网评论员
文化教育
嘲笑毛坦厂中学可能是残忍和轻浮的/王钟的
“智取生辰纲”就比“拳打镇关西”更正义吗/西坡
社会治理
把“有意义”的事做出“真效果”
用过微信的人，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感受：每天都有几篇热门文章、几个搞笑段子，在群里和朋友圈里相互转发，成为千万人的“精神食粮”。有人感慨新媒体带来的传播革命，也有人担忧社会文化的同质化。而对领导干部来说，它还带来了不太熟悉的新挑战：一个地方的小众事件，可能瞬间变为大众舆情；一些自我感觉不错的创新之举，可能招来网民集体批评。
近期以来，从民警执法，到手抄党章，舆情的演变，再次向人们展示了新媒体上下互动、内外互动、虚实互动的格局，也再次提出了面对新的舆论场怎样关切民意、锤炼作风、增进能力的命题。换言之，伴随着舆论生成机制的变化，今天的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如何践行“学会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的要求？如何设置能够取得“最大公约数”的议题？如何在与网民的对话中改进工作？
回答这些命题，自然要提升领导干部的“新媒体素养”，比如对“时、度、效”更为精准的把握，对网络“极化言论”更为理性的应对，等等。而从深层次来看，更要看到网络是现实的折射，这种折射尽管不时会有失真之处，却也是不可回避的存在。从这个角度讲，更为本质的“新媒体素养”，是要善于通过网络了解真实的社情民意，甚至是通过网络舆情，反思自己是否落后于网民的成长脚步、认清自己与现代治理要求的现实差距。
孔子有云：“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意思是说，古人学习是为了提高自己的修养和水平，而现在的人学习却是为了做给别人看。这话至今仍然有启发意义。脱贫攻坚，是讲求实效，还是一味追求数字好看？行政执法，是为了利民便民，还是只为完成考核指标？工作创新，是为了解决问题，还是只为证明自己在创新？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仅有领导与同行的打分评判，还有数亿网民的火眼金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什么是作秀，什么是真正联系群众，老百姓一眼就看出来了”。
即便如此，我们依然要警惕“作秀”的诱惑，防止那种“做给别人看”的形式主义。为何？就因为形式主义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并总在“形式主义解决”中获得重生。人们有时对形式主义无可奈何，就在于它总有一副“政治正确”的面孔：把上级的要求挂在嘴上，去搞堂而皇之的“政治排场”，让有心批评者担心唐突了“大好形势”，使有意反对者忌惮触碰了“原则立场”。但我们必须指出，形式主义是最大的政治不正确，它不仅有名无实，还会让一切工作走样变味。尤其在新媒体时代，一个地方的形式主义，很可能在网上被“上纲上线”，最后一只老鼠坏了一锅汤。
有人说，现代政治是一种参与政治。身处新媒体时代，讲话办事出现纰漏并不可怕，有了负面舆情也非不可挽回，但在这一过程中，应该有所反省、有所收获，并时刻在这种互动中保持初心、不忘本心。从这个角度，可以理解，为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善于运用网络了解民意、开展工作，是新形势下领导干部做好工作的基本功；也因为此，领导干部不妨时常照照新媒体这面镜子，“了解群众所思所愿，收集好想法好建议”，诚心正意、拒绝作秀，把有意义的事做得既有意思又有效果。（范正伟）
——据《人民日报》5月26日
关键少数保持理性,社会就不会太撕裂
很多经常上网的人都忧虑于这样的网络现象,那就是阶层在网络上的撕裂。网络似乎并没有带来交流,而是让各利益群体的立场更加固化和强化了,使很多话题变得极端化、尖锐化、对立化,变得不可讨论。一事当前,很多人不问真假是非,只凭利益立场站队。医患发生冲突,医生骂患者,患者骂医生；涉警话题,警察站一边,网民站另一边；航班延误,民航工作者与乘客形成不可调和的矛盾,站在各自立场上互相在网上对骂。
为什么不能互换一下角色,为什么不能将心比心,为什么不能将事实置于立场之上,为什么不能超越利益立场而寻找共识? 我觉得,寄望于相关利益方能够理性、客观和冷静地超越利益立场,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景,甚至是一种不切实际的虚幻期待。站在自身利益立场说话,这是人的人性和社会性的本能,是人之为人无法超越的弱点和局限。在现实中,“将心比心”和“角色互换”,部分理性的人或许可以做到,但很多人并不能做到。
怎么办呢? 任由这种对立和对抗发展下去,从而使不同阶层和群体不可调和的对抗越来越激烈? 不是,我一直认为,群体间的对抗不是大问题,人们站在自身利益、立场去表达,甚至很情绪化地自说自话,只顾立场不顾事实,也不算什么问题。因为大众就是如此,大众天然带着情绪和盲从的“原罪”,是“非理性”的代名词,永远别指望所有人都能保持理性思考。但是,只要这个社会的“关键少数”保持理性,社会就不会变得多糟糕。
哪些群体是这个社会的关键少数呢? 比如媒体人、法官、公务人员、意见领袖等,比如那些从事跟公共利益相关职业的群体。
具体来说,医生如果站在医生立场说话,不是大问题,患者为患者代言,这是本能,甚至有些网友偶尔说一些极端的话,也没必要把这种极端情绪太当回事——但是,如果两方发生冲突时,媒体并没有站在医患中间客观地报道事实,理性地评论,而是跟风站队,或寻找一个能给自己带来“眼球利益”的立场,也把自己当成“患者”,带着“为某一方维权”的立场去报道,就是大问题了。当两个群体发生冲突时,媒体人应该是引导理性思考的“关键少数”,记者的客观报道应该引导双方去关注事实而超越情绪,媒体的理性评论应该给偏激的情绪降温。毕竟,多数人都是旁观者,而不是当事人,即使旁观者一开始会去站队,但看到媒体报道的客观事实后,也能够作出理性判断,从而成为“公正的旁观者”。
但如果作为“关键少数”的媒体,不是客观报道事实,而是火上浇油,用非专业的报道刺激双方,让医生更愤怒,让患者的受迫害情绪强化,只会让本就愤怒的两方往更愤怒的方向狂奔。当医生觉得媒体在报道时戴着有色眼镜,医媒关系会比医患关系更对立,这才是更大的问题。
跟媒体人一样,法官是这个社会更为重要的“关键少数”,因为他们执掌着能定纷止争的司法。一个觉得自己受到欺负、侵犯、迫害的人,即使再情绪化,在网上的表达再缺乏理性,可他还是寄希望于法律会给自己带来公正的。有一个群体,必须始终站在公正立场,就是法官。很多矛盾之所以不可调和,一些利益群体之所以用非理性的方式解决问题,就在于对正义的底线失去期待,对法律失去信任,不相信法官能给自己带来公正。医患对立不可怕,官民撕裂也不是最可怕,可怕的是,一些人对法官这个“关键少数”不再信任,对借助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失去信心。
此外,意见领袖也是“关键少数”,当利益群体变得越来越对抗,而引领着公众意见的舆论领袖也失去讲理的耐心,或被利益操纵,或为追求“网红”效应语不惊人死不休,或为了点击量不择手段,或迎合多数暴力而不顾社会责任,那就会变得非常糟糕。
所以,关键问题不是吁求利益群体的理性,而在于这个社会的“关键少数”能够保守自身的职业理性,记者客观报道事实,法官作出公正裁决,意见领袖表达冷静的判断。有了“关键少数”捍卫理性的防线和底线,社会就不会坏到哪里去。（曹林）
——据《新华每日电讯》6月7日
716.7万公务员是多还是少？
5月30日，人社部公布《2015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报告披露，截至2015年底，全国共有公务员716.7万人。
这是我国官方首次在统计公报中正式公开现有公务员人数，这一数字与13亿人口和接近8亿劳动人口来说，比例确实不能算高，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间接地回应了社会上的一些关于中国公务员队伍数量和“官民比”的不合理猜测与质疑。事实上，近年来，虽然我国公务员总体数量有所增加，但公务员人数占就业人口的比重，与世界许多国家相比，一直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上。
当然，我国法律对“公务员”的界定是比较严格的。依据公务员法，公务员仅指“依法履行公职、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工作人员”，这不仅不能涵盖全部的财政供养人员，甚至也不包括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工作人员。因此，我们也需清楚的是，716.7万人并不是全部的财政供养人员，国家财政供养人员的数量要远远大于这一数字。目前，我国财政供养人员除了公务员外，还包括教师、医生、科研人员以及其他占用事业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工作人员，比如气象部门工作人员、地震部门工作人员等，这部分人员因为承担公共服务职能，亦由财政供养，这也属于国际惯例。虽然目前尚无财政供养人员数量的权威数字，但我们如果解剖一个县、一个乡镇的财政供养人员，可以发现公务员只是其中一部分，不具有公务员身份的财政供养人数，应当远远超过公务员的人数。
这是否意味着我国财政供养人员过多，或者是有些人所说的“官民比”失衡？恐怕我们还不能简单地从数字上去看。前一段时间，笔者有机会到瑞士访问，曾了解过他们的公务员数量情况。以瑞士首都伯尔尼为例，该市有12万人口，市政府工作人员约4000人，这还不包括州财政供养的警察以及市财政支付工资的电车司机等；在总人口2.7万人的蒙特勒市，市政府工作人员约500人，也未包含警察等公务人员。但瑞士人似乎并不在意他们的所谓“官民比”，而是强调：老百姓所需要的公共服务能够得到满足，这才是最重要的。事实上，如果财政供养的冗员过多，议会在审查批准预算时就会提出反对意见，甚至会否决预算。
所以，单纯对公务员人数和财政供养人数乃至“官民比”的讨论，本身并不是根本性的，一个财政供养的单位是否有冗员，提供的服务能否让老百姓满意，才是最重要的。提供的服务不能让群众满意，单纯的“官民比”再低也缺乏实际意义。而提供的服务如果能让群众满意，只要把好财政预算审查关，即使“官民比”高一些，天也塌不下来。（朱恒顺/人大工作者）
——据《新京报》6月1日
基层计生人员角色转变迫在眉睫
据报道，因乡镇机构改革，计生人员的事业编制被取消、工资待遇太低、社会抚养费不再按照一定比例返还乡镇等原因，近日湖北荆州公安县部分计生工作者前往县计生局维权，引起了广泛关注。
应当承认，多年来，广大基层计划生育工作人员在贯彻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法律法规、推动计划生育基本国策贯彻落实、促进人口均衡发展方面是作出了积极贡献的。他们的合法权益和其他所有公民一样，应当得到保护。不过，在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进行重大调整、实施全面两孩政策等背景下，计划生育工作也面临着重大调整，基层计生人员的角色也亟待转变。
几十年来，不少地方基层计划生育工作人员的主要职责就是尽一切可能减少超生、计划外生育，因此将相当的精力放在了动员计划外怀孕者终止妊娠和征收社会抚养费上。
自今年1月1日起，全面两孩政策正式落地。根据以往计划生育工作的情况和民众生育意愿来看，即使全面放开生育政策，有意愿生育三个及以上孩子的夫妇也少之又少。因此，减少超生、计划外生育和征收社会抚养费，在很多地方都将不再是基层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大量的基层计生人员也必须适应新的形势，调整工作重点。
比如在推进优生优育、落实全面二孩上下更大的工夫。虽然促进优生优育过去也是计划生育工作的一部分，但许多基层都将工作的重点放在了鼓励晚育上。新的形势下，基层计生人员要进一步加强计生政策宣传教育，开展优生优育指导，特别是要为流动人口服务提供必要的优生优育服务。另外，从医学上讲，生育是有“黄金时期”。新的时期，计划生育工作者应当推动女性在其生育的最佳年龄段进行生育。只有这样，才可能真正落实好全面二孩政策。
而鉴于中国目前已有100多万失去独生子女的家庭，则有必要做好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帮助工作。这些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面临的困难很多，包括晚年的生活保障、养老照料、大病医疗和精神慰藉等。在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失能的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老年人不断增多的情况下，基层计划生育工作人员应当在传统的发放计划生育奖励和扶助金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服务职能。比如，为他们联系养老机构、协助提供医疗保健服务等等。有条件的地方，还可以考虑将部分基层计生人员转岗到社会服务部门，专门为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老年人提供公共服务。
此外，由于相当多的基层计划生育服务机构都有医疗设施和具备资质的医务人员，我们可以考虑将这些人员和设施合并到基层医疗机构，充实基层医疗机构的力量。一方面可以为育龄妇女提供更好的孕前保健、孕期检查等服务；另一方面也可以实现资源整合，增强基层医疗机构的能力，为社区群众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
总之，过去依靠社会抚养费返还来维持基层计生的工作需求，不过是一时的无奈之举。在新的形势下，计生机构需要转变其职能，为女性提供更好的生育服务；其财政支出、人员配置也要更加规范、合理。（朱恒顺/人大工作者）
——据《新京报》5月27日
大国崛起
中国人应该更自信更从容些
最近两年中国经历的外交摩擦比以前多了，中美关系紧张的那一部分也像是在发酵。这是正常的吗？这些变化是否处在中国有充分把控力的范围之内呢？
去年年底《金融时报》出了一篇文章，谈到世界各国都很焦虑。日本、俄罗斯就不用说了，欧洲非常艰难，美国和中国也面临着各自的挑战。大国都不容易。
美国社会的严重焦虑被今年的特朗普现象做了淋漓尽致的验证。美国既在战略上无法对国家未来再像上世纪末那样志得意满，有了诸多不确定感甚至危机感，而且其内部的种种失序越来越触及到体制层面，经济回升的水分很多，大量选民支持特朗普被有人说成是病急乱投医。
中国人当然也有些着急。除了经济方面，一些人希望国家对外有所作为，但对来自外部的压力随之增加又不太适应。中国几乎是突然走到国际舞台的中央，并且被迫卷入一些无法选择的国际政治漩涡，对于这意味着什么，我们很不熟悉。
其实中国的外交总态势还是很不错的。从周边看，我们一共有20个直接邻居，它们当中与中国公开闹对立的只有日本政府和菲律宾即将下台的阿基诺政权。中越、中朝、中印都属于比较复杂的关系，彼此处理问题都有底线。看看日本吧，它只有几个邻居，关系都不太好，关系好的小国离它都很远。它觉得自己国际关系好是因为错把美国当成了世界。
中美复杂关系的总体性质没有变，两国关系的紧张面有所增加，根源是中国崛起。中国是整个世界格局中的最大变量，因而战略主动权实际上也最多。中国的战略风险总体上是可控的，我们调控对外关系节奏的能力很强。中国是有能力独立实现战略安全的大国，外部力量即使与中国有矛盾，与我“斗而不破”也是普遍的理性选择。
中国成为“世界第二”，这是个比较难受的位置。世界各国都由衷高兴中国崛起，这不符合人性，但逐渐适应中国体量增大而自然带来的变化又将是大趋势。要不然中国就永远落后下去，我们前进、上升，就需承受外部一些不高兴甚至抵触所导致的暂时性紧张，而化解这些紧张又是我们逃脱不掉的重大任务。
我们的社会亟需与中国现实国际地位相称的心理强大。这种强大的第一个体现就是自信，要相信中国实现国家安全能力的宽裕，再尖锐的问题通常也是局部和可控的。这样的自信可以让我们的心态更平和，处理纠纷更加从容，对有些矛盾一时解决不了也不会焦躁。有些问题不妨就让它们挂着。
到目前为止即使对外关系中有一些紧张点，但中国至今没有公开的敌人。不仅没有那样的国家，国际上较有规模的力量也没有宣布与中国为敌的。对于大国而言这非常难得。
这一代中国人承担着把这个国家建设成世界一流强国的历史使命，无论我们愿不愿意，这一使命都摊在了我们的头上。中国只要继续发展，世界格局继续变化的压力就可能还会上升。我们自己先要调适心理，坦然迎接变化，然后才能看清并体谅外界的不适感，妥善处理中外的各种利益纠葛。
中国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足以让任何力量都不敢贸然对华采取冲动行动，接下来大大小小的角力总体看都属于“掰扯”，没什么大不了的。阿基诺三世对华强硬无理，换个总统没准就变温和些。安倍显得有些歇斯底里，但日本变得“不那么疯狂”未来也不排除。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近段时间大放狠话，过段时间其他官员怎么说还不一定。
我们没做错什么，中国的实力也能够保障个别力量说我们“做错了”不管用。这样的踏实感会让我们更有兴趣细致化解中外的一些纠纷，并对其他方面的态度产生积极影响。（《环球时报》社评）
——据《环球时报》6月1日
警惕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潮泛滥
今天的世界正处在一个深刻变化的过程中，其变化的深度和广度大概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在这一背景下，今天的世界也处在各种思潮登台表演的活跃期。其中，有两股思潮特别值得警惕：一股是民粹主义的思潮，另一股是民族主义的思潮，这两大思潮正在全球范围内泛滥。
什么是民粹主义？就是以维护平民的利益为由反对权威，甚至不惜采用任何手段。什么是民族主义？就其内容而言包含两个方面：一是热爱自己的国家和民族，这个没有错；另一方面就是以维护本民族利益为由而反对、排斥其他国家和民族。
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是一两个世纪前在欧洲和美国诞生的。随着全球化的推进，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在全球传播，时起时伏。当社会面临许多困难和挑战时，这两个主义就跳出来作祟。例如，美国大选中，“特朗普现象”的出现，就是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在美国膨胀的表现。在欧洲，由于金融危机和难民危机的冲击，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也在膨胀。欧洲一些极右的主张排外的政党，诸如法国的民族阵线等在选举中得分，支持率上升。英国6月23日将举行是否要留在欧盟的全民公决，这从本质上来看也是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在英国泛滥的表现。
在中国，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有其自身的特点。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取得大发展，同时也面临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诸如分配不公，东西部、城乡、贫富之间的差距在不断拉大。鼓吹民粹主义的人把这些问题统统归结于是改革造成的，有的甚至把改革前的中国描述成一个“理想国”。鼓吹民族主义的人则把中国面临的问题统统归结于是开放造成的。他们声称中国处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大钱全让西方赚走了，而我们挣的只是有限的血汗钱”，好像中国吃了大亏。中国三十多年大发展是吃了大亏吗？难道中国的发展不需要经过一个长期的过程，就能够一步登天吗？
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在中国都有很大的欺骗性，因为民粹主义者打着的是“为民请命”的旗号，好像只有他们最关心人民的疾苦。而鼓吹民族主义的人则往往披上“爱国主义”的外衣，好像他们是最爱国的。你如果不赞同他的看法，就是“汉奸”。民粹主义也好，民族主义也好，尽管他们列举的我们社会中面临的挑战是事实，但是他们提出的应对药方是错误的，是要把中国引向歧路。民粹主义的要害是反对改革，民族主义的要害是反对开放。
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结合起来是非常危险的。民粹主义往往会打着民意的旗号，绑架从政者。因为对从政者来说，博得掌声、赢得更多选票是有吸引力的。殊不知，民意是无法追究责任的。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之前，美国民意的多数是支持打伊拉克的。然而，美国的一些学者基于今天的现实，认为美国打伊拉克是犯了战略性错误。这个错误的责任谁来承担？当然只能由当时的决策者小布什总统来承担。民意虽然重要，但是民意是变化的，而不是不变的。当美国人民通过战争的实践看到，战争损害了美国的利益时，民意就会反战。小布什总统发动伊拉克战争，他的罪责是不可推卸的。
面对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潮在全球的泛滥，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充分认识到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危害，坚决予以摒弃和抵制。我们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能够把中华民族引向繁荣富强、迎来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吴建民/中国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原外交学院院长）
——据人民网-人民论坛5月30日
关于南海，中国须认清两个事实
对于目前的南海局势，国内外有不同判断，学界的一种主流看法是，中国正处于进退两难的困境，进有美国及其盟友的强大阻力，退有国内民意的压力。这种情况下，对于南海政策的具体操作者而言，很容易把自己弄得进退失据。
我的看法是，中国如果要有效反制美国，在南海问题上须认清两个基本事实：
第一个事实是，美国不会退出南海，它会和中国死磕到底。
很多人尤其是民间对这个事实还没有认识清楚，认为南海关系到中国的核心利益，而美国不是，所以美国逞强只是阶段性的，只要中国和它斗下去，美国就会识趣，找个台阶下。这种看法可以说没有认识到霸权的本质。霸权所以成为霸权，就在于它看来，当弱小国家受到邻国“欺负”时，能够挺身而出，打抱不平，维护国际正义，如果霸权不为弱小国家伸张正义，会给人一种自私自利的印象，很难得到其他国家信任，国际社会很可能不认同其霸权，这是霸权国家一般要充当世界警察的原因。换言之，在南海问题上帮助菲越等弱小国家不受中国“欺负”，是美国作为世界霸权的义务。
另外，南海也关系到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存在及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的安全问题。美国主流阶层和决策者已越来越认识到，全球只有中国才是美国霸权最强有力的挑战者。欧洲作为一个整体有挑战美国的实力，但欧盟内部很难整合成一个整体，英国马上迎来退欧公投，如果英国退出欧盟，这对欧盟来说，是其最大失败，即使英国保留在欧盟，欧盟的力量也会削弱。俄罗斯将在很长时期内无力挑战美国。从经济来看，俄事实上已经沦为二流国家。日本倒是有挑战美国的实力和野心，但日本明白自己的命脉捏在美国手上，除非美国表现出明显的衰退趋势，否则，日本在长时间内也不敢挑战美国。印度有挑战美国的潜力，但恐怕印度压根都没想这一问题。所以，环顾世界，目前及今后有实力同美国竞争的，怕是只有中国。
对美国主流阶层来说，中国的人口、国土、历史、经济体量、军事实力乃至政治制度，都决定了中国不会臣服于美国，是美国霸权最有力的竞争者，因此，美国在西太平洋部署了两道防线来阻止中国，即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其中第一岛链尤其关键，而南海和台湾则是关键中的关键。
故而对美而言，南海也是其核心利益，美国势必会倾很大力量——如果不是全部的话——维护自身利益，同中国斗智斗勇。认识不到这点，将会吃大亏。
第二个事实是，中美南海力量对比，中国目前处于守势，是实力较弱的一方。
虽然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国力大增，但同美国相比，差距还是非常明显的。对此，我们不要过高估计自己，轻视对手，何况，美国不单是自己，背后还有其盟友和南海其他声索国。中美在南海博弈中的两个最大差距，一是国际文宣，一是军力。
美国掌控了国际舆论，善于制造话题。南海问题之所以演变成国际热点，很大程度上是美国媒体不遗余力炒作出来的，在美国媒体下，中国被塑造成不遵守国际法的“霸权”，要颠覆国际秩序，而美国是国际“公义”的维护者，从而使得其他国家对中国心生恐惧，投入美国怀抱，这为美国介入南海事务提供了理由和道义支持。当然，中国在舆论战上不敌美国，也有自身的因素。中国对媒体的管控过严，以及不熟悉国际文宣的手法和套路，让自己吃亏。
从两国军力来看，美国也要强于中国。美国在南海周边国家部署了多个军事基地，加上美国有强大的海空军，仅从军事角度看，中国在南海填出的几个岛礁，即使部署了先进武器，也很难经得起美国的打击，这并不是泄气话，而是客观事实。以中国目前的军事实力，导弹从海南岛和永暑礁发射，效果都一样。但这不是说在南海岛礁上驻军和布置武器没有价值，这个价值主要是在和平时期能够保卫岛礁安全，凸显主权存在。
美国的这“一文一武”使得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很被动。
此外，也要看到，对美国而言，一旦确立中国是其战略对手，从其国家利益出发，它要遏制中国，就会选择一个时机对中国发难。理论上说，最好的时机就是在对手将强未强之际，也即有些强大但还不是特别强大。如果在对手变得强大后，再遏制就要付出大得多的代价，很可能力不从心。而中国目前正处于这一阶段，内部矛盾重重，外部有朝鲜问题、钓鱼岛问题、台湾问题牵制。美国选择在南海问题上率先发难，是因为美国看到中国急于要在南海改变“现状”，于是利用中国同越菲等声索国的矛盾，借着航行自由，结成抗衡中国的统一战线。美国国防部最近就声称，五角大楼去年对13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航行自由，其中针对中国的航行自由是挑战中国对南海的过分主权声索。
对于美国的“有备而来”，中国应该避其锋芒，谋定而后动，不可过于碰硬，在此可以借用毛泽东打游击战的经验，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虽然中美对比形势似乎对中国不利，但中国也有自己的优势，就是时间在自己这边。只要中国不犯大的尤其是领导人所说的颠覆性错误，按照改革开放的路线发展下去，南海就丢不了。美国其实知道这点，所以它现在的气势汹汹，有一种虚张声势的味道。美国希望把南海之水搞混，让中国穷于应付，这样就容易出错，从而好击败中国。
至于具体的应对措施，中国不妨从两方面着手。
一方面要加强南海的军事斗争准备，另一方面加快南海岛礁的开发建设，填出更多的岛礁，并把它们建造成岛礁空港和旅游基地。中国加强军事斗争准备，目的不是为了打仗，而是避免打仗。与此同时，也要加快南海岛礁的开发建设，营造一种和平氛围。
就后者来说，将南海一些大的岛礁建成岛礁空港，可以发挥两方面作用，一是可大幅改善岛礁驻守人员的生活和交通条件，进行常态化巡航，加强救援力度，打击海盗，以此强化对南海的管控和治理，凸显中国在南海的“主人角色”；二是包括机场、码头、通信、气象、航行安全和环境观测在内的相关设施，其功能更多地还是为各类民事需求服务，以凸显中国的和平意图。
其他的小岛和岛礁则大力发展旅游。南海有两百多个小岛，自然风光优美，旅游资源丰富。根据南海的地理特点，可以发展邮轮旅游、热带海岛旅游、潜水与海底观光旅游、休闲渔业游、科普探险与国防教育旅游等。
在南海多建几个岛礁旅游基地，把南海打造成像马尔代夫、印尼巴厘岛、泰国普吉岛、美国夏威夷等旅游胜地，吸引世界各国民众前来海岛度假休闲，南海就变成了一个和平之海，中国加强对南海的管控也就名正言顺，其他国家难以反对。久之，国际社会将认可中国在南海存在这一事实。（邓聿）
——据凤凰评论5月6日
财经广角
华为跑不出“大深圳都会区”
华为总部搬迁传闻已经被否认，但该公司的确有众多业务部门会搬迁到东莞，相当一部分的GDP与税收也会转移到东莞。这对深圳来说，真的会带来很大损失吗？
我们知道，华为是搞制造的，不是搞金融的，不是搞房地产的，也不是搞O2O的，不可能像招行、腾讯这类企业待在浮华富贵的CBD，他们需要的是大量的工业用地，以及硅谷式的舒展的工作环境。这个东西，深圳给不了，但是东莞可以，而且是以极低的成本给。
其实东莞与深圳基本处在一个经济生态系统。无论是交通基础设施，还是产业链，东莞与深圳早已称得上无缝对接、水乳交融。在同一个生态系统内，可以更低的成本拿到更大的用地，华为何乐而不为？
所以，华为众多业务部门向东莞搬迁，几乎是一种必然，深圳只能顺应，无法阻挡。但这并不意味着深圳就要“空心化”了，因为华为总部不太可能搬离深圳，大部分的税收、专利数据仍然属于深圳。因为无论是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水平、人才储备，还是政策扶持力度，东莞都不具备与深圳争夺“总部经济”的筹码。
不仅是华为，富士康的众多部门早已搬迁到郑州、成都，但其大陆总部仍然放在深圳。中兴生产基地正在向河源布局，比亚迪生产基地也在向惠州与汕尾布局，但其总部均留在深圳。另外，英特尔的部分工厂也搬到中国了，但其总部仍然在硅谷。
这说明什么？深圳正在从过去的“制造业＋服务业”的大包大揽，转型为一个以服务业与总部经济为主导的平台型城市。以深圳的土地资源储备，没有条件，也没有必要去扭转这个转型趋势。深圳与周边的东莞、惠州基本实现经济一体化，形成一个生态系统。华为的业务部门搬迁到东莞，但仍然离不开深圳的专业服务与人才支持。华为在东莞发展得越好，其深圳总部当然会更好。
深圳一向被认为是最像硅谷的城市，但与硅谷相比，还有两个明显的不足。一个是科研机构的不足，硅谷以及周边聚集了一大批斯坦福、伯克利、劳伦斯国家实验室等世界顶级的科研机构，深圳还远远不能与之媲美。
另一个不足是，硅谷已经成为一个跨越行政边际的大科技园区，苹果、谷歌、英特尔等公司分属不同的行政区，但这些行政区早已打成一片，成为一个高度融合的生态系统，深莞惠的同城化水平虽然已经不错，但行政边界的隔阂仍然存在，与硅谷内部的融合度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深圳要真正成为中国硅谷，除了要加强科研机构的配备，还要加强与周边城市的融合，将行政边界进一步模糊化，消除行政隔阂。这样既能拓展深企的腾挪空间，也能带动东莞惠州的产业升级，然后与后者共生共荣，形成一个跨越行政边界的大深圳都会区。
到时候，深圳就承担一个类似于旧金山之于硅谷的功能，即高科企业的专业服务与金融支持中心。华为、中兴这些高科企业即便能够迁出深圳，但一定离不开大深圳都会区，更跑不出珠三角城市群。这样的深圳才是一个具备可持续竞争力的深圳。（孙不熟）
——据《长江日报》5月26日
土壤修复不只是一门生意
有“土十条”之称的《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5月31日正式出台。这意味着，继大气污染防治后，土壤污染将成为我国重拳治理的又一领域。可以预见的是，万亿元级土壤修复市场将加速启动，土壤修复成为环保产业下一个“风口”。
根据环保部与国土资源部2014年联合发布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全国土壤污染总的超标率为16.1%，其中轻微、轻度、中度和重度污染分别占比为11.2%、2.3%、1.5%和1.1%。我国严重土壤污染区就达320个，约548万公顷。如此大面积的污染土地，可以想见会在土地修复方面形成一个巨大的市场。从国外的治理经验来看，引入社会资本参与污染土地的治理和修复，无论在效率与技术上都相较政府的大包大揽更具优势。我国的污染土地的修复自然也要走市场化之路。
然而，在看到污染土地修复巨大市场前景的同时，也必须得正视，污染土地修复广阔市场的形成，首先是建立在严重而大面积的土地污染基础之上，修复市场越大，越证明土地污染之严重。那么，在公众的角度，他们最关心的其实还是被污染土地如何获得高效的治理与修复，受损的环保权益，又何时得到应有的补偿，如何避免走“先污染后治理”乃至“边修复边污染”的老路？
在题为“土壤修复：下一个万亿级风口”的媒体报道中，读者看到的更多是包括环保官员、专业人士在内的各方对于环保修复市场的“觊觎”。从就事论事的角度看，这似乎并不存在价值上的偏差。但呼吁理性看待土地污染修复的市场前景，更多关注土地污染背后的环保机制缺失和环保阻力仍有必要。毕竟，在任何一个正常社会，都不会把环保治理看成是一门纯粹的生意。可以说，万亿级的土壤修复市场，在相关企业那里是让之垂涎的资本诱惑，而对于相关政府部门而言，更是同样难估量的治理政绩与治理资金的使用权。正视这一点，就有必要对于可能出现的“以污染养治理”的行政心态予以警惕和防范。
而污染治理市场也并非是现成的，倚仗市场化治理之路，也不意味着政府部门可以当甩手掌柜。比如有效的治理，必须建立在对污染土地充分、详尽、精准的信息披露之上，并加强对土地使用情况的动态监控。
此外，土壤修复还必须与民众对污染土地状况的知情权等环保权利充分对接。污染土地的治理与修复过程，也应该创造条件让民众参与。一方面，这是保障公众知情权和环保权益的题中之义；另一方面，也只有让民众的有效参与和监督变成现实，治理和修复的效率与质量才能获得根本上的保障。而土壤修复牵涉到巨额的治理资金分配，引入市场化操作，也应该保证每个环节的透明，让每一笔资金的使用、每一个程序的操作都在阳光下进行。这方面其实对于所有领域的环保治理都是同样的要求。
看到土地污染背后巨大的修复市场，也要看到对应的民众环保权益的巨大损伤；坚信市场化修复的效果，也要看到环保观念、机制、执法优化的迫切性。总而言之，万亿级的土壤修复市场，不应该只是成全一场浩大的资本的盛宴，它只能落脚到对民众环保权益的深度还原之上。（光明网评论员）
——据光明网6月10日
文化教育
嘲笑毛坦厂中学可能是残忍和轻浮的
今年高考，最受关注的学校恐怕不是人大附中等探索素质教育的中学，也不是像河北衡水中学那样被称为“超级中学”的高考“牛校”，而是安徽山区小镇里的毛坦厂中学。毛坦厂中学拿不出太耀眼的高考成绩单，但它以庞大的办学规模、稳定的教学效果，以及对周边社区的深刻影响而知名。今年，类似“毛坦厂中学最后一课”的网络直播，将“围观”的舆论狂欢推到高潮。
发现毛坦厂中学及其培养模式的弊端，无疑是对教育的一种“正确”认识。这所学校最正面的媒介形象，还是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2》镜头中，考生简单而不失可口的一日三餐。这部纪录片让外部发现了毛坦厂中学，人们随即从品味美食，转向对毛坦厂中学教育模式的批判。但是，除了规模大些，毛坦厂中学究竟有什么“过人之处”呢？并没有。在我看来，它只是分布在中国乡镇地区的普通高中的其中一所。
毛坦厂中学的教师做了一件该做的事：把参加高考的学生教好，努力让他们上一所好大学。复读生占这所学校考生相当高的比例，许多还是农家子弟，他们的家庭愿意支付复读经费，本身就体现出对高考的一种信任——除了通过高考获得更好的前程，来自普通家庭的考生几乎没有别的途径。在这里，“素质教育”是一种奢言，因为除了高考，考生找不到其他证明自己能力的条件。
这其实是乡镇地区“县中”和更普通的高中的普遍现象。类似自主招生、出国留学等升学方式，与这些家庭财力有限、视野局限的考生关系不大。所幸还有高考制度。但是，自从高考的竞争目标从“考上大学”到“考上名校”以后，像毛坦厂中学这样的高中就日益边缘化。尽管办学规模很大，可毛坦厂中学很难成批培养出被北大、清华录取的学生，考上二本的学生比例最高，这其实也意味着高考对这些考生命运的改变有限。
尽管如此，人们还是信任高考，这是因为如果不通过高考改变命运，那么就可能被命运所改变。上一所二本学校，并不会让考生出人头地；但考不上一所大学，学生未来前途无疑会增加更多不确定性。这就是那么多家庭愿意让孩子再考一次、再搏一把的内在动力。在优质中学教育资源向城市集中，一流的中学教育资源局限在大城市的时候，这些乡镇中学所承担的任务，就是输出普通而合格的高中毕业生，并且向他们提供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在没有“超级中学”的年代，毛坦厂中学可能会做得更好。它是安徽省六安市首批市级“示范高中”之一，周边学生不必远赴大城市，就可以享受较为优质的高中教育。这些年，这样的中学则普遍处于一种失落的状态：本地少数的优质生源，被城里的教育资源虹吸，乡镇有限的教育投入，又难以让他们跟上“更为素质化”的教改方向。毛坦厂中学之所以招那么多复读生，无非是为了让自己更好地生存下去。
教育公平所指向的对象主体，一般不是最好的学生，也不是最差的学生，而是生于普通家庭的普通学生。毛坦厂中学这样的学校，正是承担了培养普通学生的任务。其培养模式固然有各种各样的不足，但是，它们至少满足了普通人稳定阶层地位并有所上升的需求。撇开社会现实去嘲笑毛坦厂中学可能是残忍和轻浮的，因为某种意义上，它代表了教育公平的基线。（王钟的）
——据《中国青年报》6月7日
“智取生辰纲”就比
“拳打镇关西”更正义吗
据媒体报道，语文出版社修订版义务教育语文教科书已进入《2016年义务教育用书目录》。新修订的教材全套课文数量比修订前减少15%，40%的课文被更换，增加了古诗文及中华传统文化比重。
可以看出，这一版教材的修订幅度很大，但争议的焦点却落在了一个细节上。报道中说，《鲁提辖拳打镇关西》由于与现代和谐社会导向不符，被换为《智取生辰纲》。这很让人不解，为什么《智取生辰纲》就比《拳打镇关西》更符合现代社会的价值取向？如果说《鲁提辖拳打镇关西》讲的是一个正义感爆棚的军官用暴力手段扶弱锄强的故事，《智取生辰纲》讲的则是一伙财迷心窍的江湖豪侠假扮商人，下蒙汗药骗取贪官不义之财的故事。硬要套现代社会文明规则的话，鲁达和晁盖一伙都不符合程序正义，当街打人和组团行骗都违反法治。而从实质正义的角度看，鲁达比晁盖一伙要更“高尚”一些，毕竟他是为了解救素不相识的金家父女。而晁盖等人虽是“劫富”，却未见他们济贫，事后只见他们大碗喝酒大口吃肉。两者究竟哪个更值得现代人学习，真不好说。
最关键的是，我们不该将现代社会的规则生搬硬套到文学人物身上，以此作为评判文学作品优劣的标准。如果强行以现代人眼光要求文学作品，不单《水浒》不合格，几乎没有名著是合格的。《红楼梦》有教唆早恋的嫌疑，《西游记》传播封建迷信，《三国演义》有太多打打杀杀……
之所以不应粗暴地“以今非古”，是因为我们不能把孩子想象得过于头脑简单，仿佛他们刚学到鲁提辖把郑屠户鼻子打得“似开了个油酱铺”，下课就要找同学开练。现实中哪有这样毫无免疫力的受教育者？即使对孩子不足够放心，也要对一线教师有足够的信心，相信他们会对教科书内容的影响有足够的把控。
单以一篇课文的取舍来评价这套修订教材，自然不够全面。比如，我对增加古诗文比重的做法是极为赞赏的。我也并非主张，《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不能换成《智取生辰纲》，只是需要一个语文性的理由，而非莫须有的“教坏学生”之类的说辞。
这个细微的例子表现出，我们的教育工作者有时候过于担心孩子受到“不良内容”的影响，以致将许多平常内容视为洪水猛兽。这种过当的警惕心是毫无必要的，而且不利于孩子了解真实的文学与文化。（西坡）
——据《新京报》5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