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要目
中国人应当对自己的制度更有信心/王文
当下的一些困境是发展造成的，也会随着发展而得以解决。中国体制的一些缺陷当然也可以通过时间的推移而得以纠错。
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要讲清楚中国的大道理/张顺洪
现在国内外的资本势力也在利用我们的一些学者，学者们有时候没有意识到，有时候为了点小钱，为了点稿费和出场费，就为这种势力说话，这是值得注意、值得反思的。
“做到”才是真“学到”/陈娜娅
若口中念念有词，做起来依然我行我素，那么读再多党章、抄再多讲话，也只能是装腔作势的“包装”和“噱头”。
中国有强大的企业家创新精神/埃德蒙·费尔普斯
总的来说，从企业家、创业精神角度来讲，中国优于美国，更大大优于欧盟。
目录
大国崛起
中国人应当对自己的制度更有信心/王文
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要讲清楚中国的大道理/张顺洪
有一种信赖让国人始终心安/胡宇齐
中国维和士兵的牺牲足令世界动容/《环球时报》社评
社会脉搏
“做到”才是真“学到”/陈娜娅
话风是作风的影子/欧阳仕娇
“家庭医生”为何水土不服/郑山海
绝不能让中医亡在中药上/王学进
一个基层民警的自白/文朝
财经广角
中国有强大的企业家创新精神/埃德蒙·费尔普斯
万宝之争这堂法律课上得太及时/马光远
英国“脱欧”对中国或是机遇/王辉耀
大国崛起
中国人应当对自己的制度更有信心
近年来，由于研究的缘故，笔者曾出访过二三十个国家，与数百位外国人深谈中国发展的现状与未来。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老外普遍对中国制度更有信心。
在孟买，许多印度学者向笔者求教中国经济开发区的经验；在德黑兰，不少伊朗人对中国高新技术园很感兴趣；在华盛顿，一些美国智库学者认为，应学习中国的官员培训机制；在巴黎，法国精英对中国大城市如何应对外来移民很感兴趣……
显然，世界对中国持续快速发展的着迷程度，远超过中国人的想像。但相比之下，我们往往会因屡屡曝光的负面社会现象而陷入焦虑。
事实上，目前中国在发展中遭遇的问题西方都曾经历过。以美国1790年代开始直到1960年代完成现代化的进程为例，前后经历的170年之间，先后发生了反抗殖民者、政体动荡、迁都、外敌威胁、在强国面前委曲求全、鼠疫、内战、沙尘暴、经济崩溃、世界大战、社会骚乱、种族冲突、环境大污染、总统暗杀、核危机，种种磨难充斥着美国现代化的整个进程。即使是在上世纪60年代后进入“后现代化阶段”，美国依然没有逃脱政府丑闻、城市大骚乱、社会大罢工、恐怖袭击等一系列国家危机。
然而，这些挫折并没有让美国的主流人群怀疑本国的制度与道路，反而让美国人的国民心理变得越来越坚强，也让这个超级大国的国家体制不断地得以修正和完善。中国人应学习美国崛起的历史经验与美国人的政治坚定。
当下，中国社会必须要尽快摆脱“中国崩溃论”的国际舆论干扰，认清互联网时代造成的信息放大效应。中国人应清醒地认识，“中国崩溃论”从另一个角度证明，某一些人对中国发展巨大溢出效应的焦虑。中国人更须有客观的理解，中国社会决没有越变越糟。
事实不断证明，当下的一些困境是发展造成的，也会随着发展而得以解决。中国体制的一些缺陷当然也可以通过时间的推移而得以纠错。中国人，应当对自己的制度更有信心。（王文/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7月1日
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要讲清楚中国的大道理
求是网：历史虚无主义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就曾经流行过，最近一些年它又泛滥起来了，首先还是请您来谈一谈，您觉得历史虚无主义主要的特点和表现是什么？
张顺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历史虚无主义的第一个表现是歪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首要表现在否定革命，尤其是否定中国的革命，认为中国搞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必要。否定革命也包括否定十月革命，这是当前学术界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有人认为：十月革命就不应该搞；二月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俄国只要继续搞资本主义，就能够发展，能够实现现代化。还有一种提法是十月革命搞早了，条件不成熟，不应该搞。
历史虚无主义第二个表现就是否定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既否定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也否定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特别是否定改革开放的前30年。在我们看来，改革开放前30年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发展阶段，它为改革开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有的人专门从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挑出很多刺，挑出很多问题。历史虚无主义强调的就是这些东西——不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而是社会主义建设过程当中出现的问题。
历史虚无主义的第三个表现就是矮化和丑化党和国家领导人。我们经常看到一些似是而非的文章，非议党和国家领导人。有的人是很有策略的，他就写你的短处，你所有的优秀品格他都不讲，哪个方面有短处他就揭哪，意在矮化和丑化党和国家领导人。这些人有目的地来做这样的事。不是说我们党犯的错误不能讲，但是你必须实事求是、全面客观地看待党的历史和党的领袖，历史虚无主义则偏重一个方面，把错误放大，以偏概全，脱离历史实际来评判人和事。
求是网：请您谈谈舆论宣传机构应该怎样应对历史虚无主义。我们怎么样来占领舆论的制高点，打赢这场意识形态保卫战？
张顺洪：要做的事情很多，但是首先我觉得要敢于论战。在坚持“双百”方针的同时，敢于对错误的观点亮剑，敢于批评错误思潮。而且对错误思潮的批评要敢于指名道姓，现在我们指名道姓的批评做得还不够。我觉得这一点非常必要，不仅要把错误思潮指出来，还要把宣扬错误思潮的人也点出来，让公众更好地知道真相。
与历史虚无主义作斗争，重在讲清楚大道理。中国现在最大的道理是什么？就是我们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大道理要长期讲下去，过去讲了，现在也要讲，今后很长一个时期还得讲，一直讲到社会主义在世界上占主导地位。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不但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反而会导致国家解体、垮台，这个是苏联的前车之鉴。我们党的领袖反复强调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个大道理我们要深入地讲，讲得深入人心，把这个大道理讲清楚了，历史虚无主义就没有多少地方可以藏身了。
历史虚无主义不仅仅是个意识形态问题，它的根源存在于社会的经济基础之中。现在国际垄断资本对中国的影响比较大，外国资本需要在中国寻找代理人，宣扬代表其利益的意识形态。这是当前历史虚无主义存在的重要经济基础。历史虚无主义代表的是这些国外资本和国内一些利益集团的利益。
民营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一部分，这是没有争议的，但是也是有条件的。就是当公有制主体地位巩固时，民营经济包括进入中国的国际资本，可以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一部分。但是，如果公有制主体地位丧失了，我国的民营经济和国际资本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我国的整个经济基础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
现在有不少经济学家鼓吹私有化，鼓吹私有化和历史虚无主义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那些鼓吹私有化的人就是在搞历史虚无主义，搞历史虚无主义的人就是想搞私有化，二者完全是一致的。历史虚无主义是为资本利益集团服务的一种错误思潮，包括新自由主义思潮、“公民社会”思潮等，本质上都是一致的，都是代表资本利益集团的，是想跟共产党分庭抗礼，甚至想取而代之。
现在国内外的资本势力也在利用我们的一些学者，学者们有时候没有意识到，有时候为了点小钱，为了点稿费和出场费，就为这种势力说话，这一点现在特别明显。我觉得媒体要把这一点写出来，提醒一些人，让他们不要被资本势力、被利益集团所利用——你本人属于工薪阶层，拿了利益集团的一点好处，你就为其说话。这是值得注意、值得反思的。
——据求是网7月7日
有一种信赖让国人始终心安
连日来，有这样一组照片在朋友圈刷屏：经十几个小时连续浸泡已然发白的“大脚”，因太过疲惫而和衣睡着的“最美睡姿”，为节约时间于是席地而坐“就着矿泉水啃馒头”……南方汛情持续，全国人民的担忧持续，子弟兵的救援也在持续。他们是另一种“网红”，脸上衣上挂满泥浆，写满疲惫，但他们是人们心中最可爱的人。
灾难猝不及防，子弟兵第一时间出现，人们便心里有底。2008年汶川地震，十万大军驰援，外媒赞叹这是“弃枪扛锹的救援长征”；2010年玉树地震，高原缺氧挡不住军人救灾的脚步；2014年鲁甸地震，救灾结束百姓抹泪相送，从车窗外塞进的食物没过了战士膝盖……救灾如战场，一次次生死救援，子弟兵用自己的顽强拼搏，让国人在灾难面前转危为安。
“解放军会来”，“党和政府会管”，这种信念已经化于中国老百姓心底，形成一种自然而牢固的安全感。这种感受异常珍贵、殊为难得，尤其在大灾大难面前，是一种能量非凡的心理稳定保证和社会稳定基石。这种难得的信赖关系，难得的鱼水深情，经过日积月累而成，已经化为中国奇迹的精神底色。党和政府是主心骨，解放军是守护神，从另一个角度说，这也是一种强大的中国软实力。毕竟，在这方面并非每一个国家的政党、政府和军队都能高分通过。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冲击美国新奥尔良，政府应急迟缓，军队行动杂乱，灾民们陷入绝望，美国人最终承认“这是政府对人民的失职”。面对相似的情况，西方人或许永远不会明白解放军为什么不携带武器就敢进入汶川灾区，也不会明白为什么中国老百姓看到绿军装后就知道自己有救了。
都说患难时刻见真情，但这真情、这信任，又何尝不是中国建设发展、长治久安的内在动力？今天的中国，行进在改革的攻坚期和深水区，正处于矛盾的多发期和敏感期，面临着国家实力骐骥一跃的关键时点，各方面的困难挑战纷至沓来，都无比需要这份难得的信任。改革攻坚时，需要它来凝聚共识、定纷止争；冲刺决战时，需要它来汇聚力量、鼓舞人心；舆论喧嚣时，更需要它来消除杂音、坚定信心。鱼水深情的背后，是我们国家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将其充分发扬起来，我们就不怕任何艰难险阻。（胡宇齐）
——据《北京日报》7月8日
中国维和士兵的牺牲足令世界动容
当地时间7月10日傍晚，中国赴南苏丹维和步兵营的1辆装甲车被交战中的当地武装用炮弹击中，中国维和人员2人牺牲，5人受伤。这已是一个多月中发生的中国维和人员第二起伤亡事件，中国驻马里维和人员6月1日在当地一起恐怖袭击中蒙受严重损失，1人牺牲，4人受伤。
中国已是安理会五常中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中国承担的维和经费也已是发展中国家之最以及全球第二。维和部队都驻扎在世界上相对动荡的地区，他们堪称是和平时期风险最大的国际组织派出力量。
在中国并非所有人都支持向动荡国家派出维和部队，一些人认为像南苏丹、马里那样的地方离中国太远，而且世界上的很多矛盾都有西方早年殖民或新近政治干预的烙印，即使需要维和，也应西方承担。
南苏丹2011年在西方的支持下通过公投获得独立，但是独立并没有给这个国家带来现实好处，它很快走向内部新的撕裂，权力争夺及由此引发的部族矛盾爆炸开来。
原来统一的苏丹与中国拥有良好关系，南苏丹独立出去后，继续对华友好。西方舆论曾因为达尔富尔问题猛烈攻击中国，但它们现在不怎么说了。
和平说到底比什么都珍贵，它是一个社会内在秩序的基点，也是国际秩序存在与否的重要尺子。世界大的和平最终要落脚在各地区的具体和平上，无论南苏丹还是马里都牵扯了非盟的大量精力，也常让联合国一筹莫展。中国维和部队走进这样的地区，是为实现和平做出努力，也是在为维护正常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说实话，在苏丹和南苏丹问题上，中国与美欧国家不时有理念上的分歧，但是落实和平又是大家的最大公约数。中国在维和行动积极扮演角色是一种不计前嫌的姿态，为地域和平，也为了世界和平，我们能做什么就做什么，并没有挑肥拣瘦，也没有厚此薄彼。
说到国际秩序，美国等西方国家大概会首先想到谁是“领导者”或者“主导者”，它们看秩序的角度常常是自己意志的执行程度。而在中国人看来，联合国应是世界各国利益的汇合处，也应为世界秩序构建总框架。中国同时对探索西方利益与联合国框架形成建设性的关系持积极态度。
中国维和部队走向十分复杂的非洲地区，几乎没有一个地方、甚至没有一支较大的力量对中国抱有敌意，但是那些地方有着令人眼花缭乱的内部政治关系，对西方国家，以及对非盟和联合国的态度也存在动态的差异。中国过去派出的都是后勤保障部队，现在南苏丹有了中国的步兵营，我们的维和任务在深化，当地冲突殃及中国维和人员安全的风险难以排除。
南苏丹如此动荡，中国却无法一走了之。大国的责任，以及中国的国家利益都呼唤我们留下，中国维和人员的存在和付出增加了非洲的秩序感，为动荡地区没有被世界抛弃增添了一份确定性。
中国维和人员牺牲在那么遥远的地方，令人悲痛、唏嘘，对他们的敬意也油然而生。中国如此和平，但我们是大国，当世界仍有一些动荡角落时，我们实际已经做不到独善其身。我们大到无法不受任何牵连，这是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新世纪的宿命，我们走到了这个位置，就无处退缩。（《环球时报》社评）
——据《环球时报》7月12日
社会脉搏
“做到”才是真“学到”
暑期将至，大大小小的考试也接踵而来，家中的小侄儿平时看着聪明伶俐，遇到考试却常常发挥不佳。问起缘由，总推说自己心里都知道，就是答题答不出。家中长辈宽慰其下次再战，我心下却想：明明都是学会了的知识点，临到“用”到刀刃上，反而打了折扣，恐怕这“学”还是欠了几分火候。
论语曰：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可见，这学不仅是简单的知识输入，还要经常性地把它运用于实践，通过在实践中领悟和体会学习的正确性，才会带给人无限的快乐。人处于世，不能说我学了，就等于我懂了、我行了，关键要看你能否把学到的本领“亮出来”，致所学于事事物物，这才算把握了“学”的真谛。
当前，“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正在全党上下深入开展。笔者见身边情形，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的氛围热火朝天，却鲜闻回社区报到的党员如何增加，老百姓关注多年的顽疾又有多少解决，不免令人感到几分悲哀。“两学一做”，学是前提，是基础，做才是关键。学习教育是否学到位，不是看你抄了多少党章、发了多少书籍、答了多少竞赛、写了多少体会。归根到底，是看党员干部在遇到问题的时候，能否经得起挫折困难的考验；在面对诱惑的时候，能否保持住共产党人的定力；在得失荣辱的选择前，能否始终葆有一份淡然的初心……凡此种种“行之所至”，方可印证“学之所得”。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早在5个世纪前，王阳明就提出了“知行合一”的哲学理念。其思想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强调了“做”在检验“学”这一事上的重要性。中央八项规定执行以来，我们不乏听闻“今日台上讲纪律，明日下台入囹圄”之辈，此事此景，不正是只学不做，装学假做的结果？若口中念念有词，做起来依然我行我素，那么读再多党章、抄再多讲话，也只能是装腔作势的“包装”和“噱头”，甚至还会与“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初衷背道而驰，带来恶劣的负面影响。
做，既是学的具体展开过程，也是所学的表达与体现。它就好似一面忠实的镜子，会把学的效果分毫不差地反映出来。只有明白了这个道理，才能摆正“两学一做”的态度，实实在在地用行动去落实“学”的精神，向实践去求得“学”的成效，不再犯那“学到”而“行不到”的毛病。（陈娜娅）
——据新华网6月30日
话风是作风的影子
“你这个事情不归我们管，你问我也不知道。”“你这个是历史遗留问题，没办法解决的，就是找领导也没办法。”“我们现在不上班，等上班了你再来。”……这些话，你是不是觉得挺耳熟？是的，在生活中，这些话已经为一些干部常说。
最近，关于负面言行清单也引起了社会热议。据现代金报等多家媒体报道，从7月份起，一些负面言行将被当回事。七一前夕，宁波市纪委、市委组织部、市直机关党工委联合编印了一本《机关党员干部负面言行提醒本》，将以电子版和纸质版的形式在全市51万名党员中推广。
其实，话风表现在工作中、生活中、社会圈中的各个方面。而在职能部门，它还代表了一种权力姿态。话风是作风的影子，从每个人的说话中，差不多就能听出其作风好与坏，是务实，还是漂浮；是认真，还是敷衍。
于一言一行中，你就能看出来公仆的服务心态。比如，在机关单位，“你没有看我正忙着吗？”与“请您稍等一会儿”就透露出不一样的话风。前者话里透着一种不耐烦。它还可能是一种颐指气使的官老爷作风。如此作风一久，老百姓就怕找其办事，就会生怕找得不合适而被人赶出门去。而后者却与之相反。
生活中出现的“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问题，大多都与公务人员的说话方式有关。故而，开列出负面言行清单并予以整改，就是改进工作作风的一种好举措。通过对言行的要求和规范，让干部说出的每一句话，都是办实事的话，都是服务的话，都是履职的话，会进一步优化干群关系，并增添社会暖度。
延伸到社会中也是同样的道理。古语云：“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对朋友，对亲人，对邻居，你的每一句话，都是体现出你对他们的态度，体现出你对他们是尊重还是轻视。你的语言有一种力量。良言温暖给人一种亲和力、亲切感，融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若总是冷言冷语，话中带刺，友谊的小船就可能会以180度倾覆。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以此为镜，反思自省。（欧阳仕娇）
——据《长沙晚报》6月30日
“家庭医生”为何水土不服
据报道，北京从2011年起在全市推广“家庭医生”式服务。但六年的时间过去了，家庭医生签约率在数字上达到了令人心动的33%，但现实却是另一幅景象——大多数的患者对签约不知情，很多“健康档案”已尘封为“死档”，发展“家庭医生”的工作并无多少实际进展。
在2009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中，明确提出家庭医生制度为社区卫生服务发展的工作目标，人人享有家庭医生式服务，是近期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
但为什么中央的态度如此明确，实际的效果却不明显呢？这首先存在一个理念问题，家庭医生的作用，除了一些疾病的早期诊治，最主要的作用在于平时的健康维护。当前大家虽然很在意养生，但依然保留着“没病不看医生，有病看好医生”的就医习惯，“家庭医生”没有发挥作用的空间；其次，缺乏激励“家庭医生”开展工作的激励措施。
为此，不妨看看“家庭医生”工作开展比较完善的英国有哪些经验。
在英国，每名全科医生最多可以与2000人签约为“家庭医生”。每签约1人，国家每年付费84镑。这笔收入约占全科医生收入的2/3；而管理机构会针对每名“家庭医生”管理病人的人数和质量再支付另外1/3的收入。在此制度下，如果一名医生不尽责，一方面签约的人员会减少，签约费就会减少，同时相应的考核收入也会下降。“家庭医生”必须要保证自己的工作质量。
而在治疗流程上，民众患病时，除非是急诊，否则，必须先到自己的“家庭医生”处就诊，只有在病情严重、确有必要转诊的情况下，患者才可以到医院就诊，治疗结束后，医院也会把患者在医院的治疗情况、检查结果和患者出院后需要哪些日常护理及时通报给家庭医生，以便日常的健康服务。
英国的做法，保证了其卫生费用在西方国家中所占GDP的比例最低，而人群的健康状况与其他国家相差不大。
结合英国的经验，我们必须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家庭医生”鼓励制度，至少能够让医生通过签约服务，得到一份相对满意的收入。此外，各个综合医院一定要与家庭医生互动，让家庭医生能够真正参与到患者治疗的基础环节中。
我国家庭医生的缺口很大，这也提醒我们，当前全面推广“家庭医生”制度的条件尚不成熟，比较适宜的方法是重点突破。例如将居住相对稳定，又罹患有慢性疾病的人群，作为先期推行“家庭医生”制度的目标，因为他们更容易从“家庭医生”中获益，对减少医院的一般性诊疗效果也较明显。（郑山海/医生）
——据《新京报》6月27日
绝不能让中医亡在中药上
7月3日，在昆明举行的“全国中药材资源与生态种植研讨会”上，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说，“有人说中医可能毁在中药上，这不是危言耸听。我着急的是，再好的大夫，即便是国医大师，你开的方子再好，但抓的药不行，百姓吃了没效果，那就会毁掉中医。”
南京中医药大学周仲瑛教授曾断言：“中医将亡于药！”我不知这一说法是否周教授第一个提出，但可以确认，这一说法获得了普遍的认同。现在这一说法经王国强局长转述后，更加具有了可信度和权威性。这些日子，因为有亲人生病，正在为要不要吃中药纠结，看了上述报道，终于释然：不吃中药。
不吃中药，并不是说不相信中医，而是我从那句耳熟能详的广告词“药材好药才好”中读出了相反的意味：药材不好，即便华佗再世，也无济于事。而事实恰恰如此，现如今的中药材市场怎一个乱字了得！可以这么说，药农、经销商、药企的道德良知有多么败坏，中药材就有多么败坏。
假冒伪劣层出不穷。如山肉萸掺进葡萄皮，黄芩中掺桑寄生，用塑料做穿山甲甲片，把树枝包上毛皮包切成片冒充鹿茸，在海马肚子里灌玻璃胶，往虫草上粘铅粉……中成药造假则更有隐蔽性。这可是原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市场司司长骆诗文跑遍全国17个中药材市场，总结出来的几种常见的造假手法。
农药残留严重超标。此前曾听闻，我国中药材出口受阻是因为农药残留超标。后来从有关检测统计报道中获悉，我国中药材中农药残留污染具有普遍性，几乎在所有的样品中都有检出。一些无良中药商为了让药材更好看，除了打磺，还增加了用双氧水浸泡天麻漂白，用氧化铁水洗丹参染色，拿洗衣粉搓掉霉斑等，将化学用品用到了极致。故岂止是奶制品中有三聚氰胺，中药材中也有“三聚氰胺”。
药材“被萃取”，高价买“药渣”。据业内人士称，现在市场上至少70%的冬虫夏草，都被提取了有效成分，消费者花费几千几万买到的冬虫夏草其实是“药渣”。“被萃取”的远不止冬虫夏草，以下这些药材都发现过“被萃取”现象：人参、西洋参、党参、黄连、黄柏、牡丹皮、首乌藤、金银花、连翘、八角茴香、山茱萸、连翘、桔梗、淫羊藿、川贝、五味子、益母草、泽泻、白术、鸡血藤，柴胡、穿山甲、紫河车等。
除此之外，还有种植不得法，提前“抢青”，药材一哄而上；加工环节胡乱炮制甚至不经炮制，有毒药材充斥各个药房。
作为华夏5000年文化结晶的传统中药既已沦落至此，那么中华民族对世界的“两大贡献”之一的中医（另一项为中国菜）又怎能不亡？
中医不能亡。救救中医！我相信政府部门不会容忍中医走上不归路。虽然今年年初，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依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取消13项国务院部门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规定取消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AP）认证，但这不等于政府放弃了对中药的质量监管，而是表明废除徒有其名的实施了13年的（GAP）认证，开始寻求更加严格有效的认证办法。我希望正在召开的“全国中药材资源与生态种植研讨会”能为制定出台后续的管理办法献计献策，譬如取消认证制后是否改为备案制，抑或GAP认证或也将像GMP认证一样下放省局，或由外部第三方承担GAP认证的相关工作等，提出建设性意见建议，通过强有力的监管制度管好药材市场，从而拯救中医。（王学进）
——据红网7月5日
一个基层民警的自白
本人是某二线城市的一名基层民警，从警6年。从警前，我从五线小城的家乡来到这个城市读大学。在公司打工两年后，我得知了公招警察的消息，经过笔试、体测、面试后，我被顺利录取。当时在我心中，警察还是电影主角般英明神武的形象，受群众尊敬，让违法人员闻之胆颤。
经过几个月短暂入职培训后，我被分到了巡警队，日常工作是巡逻、接警、备勤、训练、设卡、处突。很快，我的新鲜感被程序化般的生活冲淡了。在巡逻、110接警工作中，处理的多是群众生活中的琐事，陌生人之间的有，家人邻里之间的也有，报警后双方都有诉求，外人难以判断，即使能判断清楚，理亏一方不听你调解，只要他没有触犯法律，警察也无能为力。
好在有派出所，现场调解不了，将双方移交给长期在辖区进行群众工作的老同志，大部分能调解好。这时我才知道群众基础对警察工作的重要性，但调解成功与否，建立在双方愿意妥协的前提上。两年巡警工作，让我知道了很多事警察做不了主——只要对方没有违法，警察被骂不能还嘴；警察设卡盘查，有车辆冲卡，没有扎实证据是不能追的，不管哪一方因追赶出了事，都要由警察担责......
两年后，我被调到了城乡接合部的基层派出所，辖区30万人口，35个警察，55个治安巡逻队员。在这里，我跟着师傅学习接处警，学习办案，这才发现基层公安的大量工作耗费在接处警上，办案可以说仅是副业——就现在基层警力的配置和办案投入来说，鱼和熊掌是无法兼得的，一面是必须接受的报警，另一方面是客观限制很多的案件。
到了派出所，我遇见了很多影视作品里的狗血剧情。任何当事人都可能为了自身利益说谎；我们被赋予了很多事情的管辖权（比如消费纠纷、债务纠纷、家庭纠纷、租房纠纷，等等，警察不出警就可能发生打架斗殴），却没有被赋予裁决处理权。
一年前，所里来了一个女孩，自称因为与老公感情不和准备离婚，老公就把小孩带回老家去了，她想把孩子要回来。对方要求到男方老家去协商，她想让我们陪她一起去把孩子要回来。我们当然是拒绝的，父母离异关于孩子抚养权的纠纷，应该通过双方协商解决，协商达不成一致再由人民法院裁决。听到这里，女孩向我们说出了更离奇的情况，她说孩子不是他老公的，他老公并不知情，她准备告诉老公这个情况，又担心老公知道后，做出对孩子不利的事。我们联系了男方老家的派出所帮忙核实情况，与此同时，女孩和她母亲在派出所又吵又闹。有些临时来办事的群众听到她们哭闹，帮着指责我们不作为。两小时后，对方派出所回话，说如果女方过去怕男方家人众多，协商不成，可以先到当地派出所，再联系男方过来协商。我们将情况转告她后，女孩才和她的母亲愤愤离开。
几周前，辖区内一小区要涨停车费。发改委已取消了小区停车费限价，涨停车费并不违法。但该小区部分车主不同意了，他们将自己车辆堵在进出通道，期望政府通过行政手段禁止开发商涨价。同事前去出警时，聚集群众已有上百人，很多业主或过路群众都反感开发商涨价。当事人拒绝将车移走，这时，突然有人扔出砖头击中一名小区保安的面部，顿时血流不止，周围群众却纷纷叫好。由于一时无法确定扔出砖头的人，现场民警只能一边呼叫增援，一边叫120救护车。我抵达现场后，合力将伤者送上救护车，却发现有人包围救护车不让离开，甚至还将救护车轮胎放了气。在周围上百人的围堵谩骂声中，我们好不容易护送救护车离开，途中不时有矿泉水瓶、垃圾袋，甚至石块扔来。事后，我跟一个新民警聊起这件事的感受，他说他气得半夜都没有睡着。我安慰他道，慢慢就习惯了，我们已经把每周80个小时的工作时间献给了这个职业，问心无愧就好。
现在很多人报警，只是为了找个帮自己说话的人。殊不知，警察永远站在中立角度，不能偏向任何一方。警方打击违法犯罪，首要目的不是为个人解决问题，而是为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要说警察会站在谁的立场，只能是法律的立场。
当警察连自我保护都成问题时，谁能维护公民权利呢？很多人在求助警察时，恨不得警察有可以随意使用的通天权力；在面对警察执法时，却觉得警察的权力太大了。法治社会不应有“强势群体”“弱势群体”之分，应该只有“守法群体”和“违法个体”的差别。（文朝）
——据《中国青年报》7月8日
财经广角
中国有强大的企业家创新精神
大家并不能足够了解和理解“创新”这个话题。大学生、经济学研究生等得到的有关创新的历史或创新理念方面的教育是非常过时的，已经不适应这个时代了。至少在我写《大繁荣》的时候，很多人将“发明”这个词等同于“创新”，而经济学家会区分这些概念。
实际上，“发明”只是一种创造。这种创造，长期下来可能会成为创新，也可能不会成为创新。因为对于“创新”来说，不管是新的产品，还是推出产品的新方法或者做法，是能够得到使用的，所以它和“发明”的概念是不一样的。
这里有一个实质性的观点：对于创新，尤其是在无所不在的创新，是在1820年左右开始进入到英美经济体，之后再进入法德经济体，这种创新是由商界推动的。商界有各种各样的想象力，会创造或推出一些新的产品、新的方法，所以商界的确有很大的创造性，他们可以创造新鲜的事物。这些观点跟大学教授们所说的正好相反，因为在大学里，人们学到的是“通过科学进行创新”。
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认为“创新就是科学家的专利”，只有科学家和航海家才能创新。他的第一本书提到，商界是没有创造力和想象力的。我的观点和他完全不同。
创业家是在不断寻找机会，如果有可能，就可以将这些机会转变成更好的一些商品或经济生产方式的一类人。对于企业家来说，创业家有比较宽阔的视野，眼观六路，寻找机会。
创新者则是另一类人群，他们比较狭隘地关注一个领域，在一件事情的深度上钻研。也许他们会有一些新的点子，找到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创造一些新的产品等。所以创新者并不一定是管理初创企业最合适的人选。创新者需要运营官帮他运营企业，因为这样的管理者需要具备各方面知识。
如果把中国、美国和欧洲放到一块比较，中国的企业家的确具有更强大的创业精神，从古代到近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如此。在一位18世纪的爱尔兰经济学家的描述中，当时的上海每个街角都充斥着企业家，这里有意想不到的、惊奇的体验，每个地区有创新创业的脉搏在跳动。我觉得，中国人到现在为止还是保持着非常好的创业精神。
对美国人来说，他们的管理层有很重的官僚主义色彩，同时他们的CEO更多关注短期既定的目标，而不是“眼观六路”地出去看一些机会，虽然他们也会谈到一些机会，但却并没有真正出去挖掘机会。
在欧洲，对欧盟来说也许有一些企业家，他们在创办企业时面临非常大的风险，由于法规的监管，使得他们的创业成本非常高，风险也非常大。所以总的来说，从企业家、创业精神角度来讲，中国优于美国，更大大优于欧盟。
现在我就自身情况，来介绍一下中国的创新。当我成为新华都商学院院长后，我开始定期来中国。那时我也在思考一个问题，相比欧美人来说，到底中国人能不能成为好的创新者？当时，很多中国朋友都告诉我，这太困难了，在中国人的教育体系中，学校里的学生根本没有独立思维的能力等。但我们现在已经看到，这些想法并不是真实的。现在在中国，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创新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我有一支研究团队，专门研究欧美以及中国的创新速度。我们发现，美国在创新速度上的确是排在第一位，而中国已排在第二位。在20年以前，肯定不是这样一个状态。当时，英国、法国基本上排在第二位，但是现在他们已经落后了，中国排名进一步靠前。在创新这方面，中国开始展现出非常好的成绩。(【美】埃德蒙·费尔普斯/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新华都商学院院长、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与资本主义研究中心主任，本文根据作者在2016年6月27日“草根创业与国家繁荣”视频录制现场发言整理而成)
——据《环球时报》6月30日
万宝之争这堂法律课上得太及时
万科控制权争夺到了最后决战的时刻，双方使出浑身解数和杀招，攻防之间，舆论喧哗，给所有人上了一堂公司治理大课。
股份公司和资本市场被我视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上市公司作为公众公司，经过多年的制度演进，在公司治理层面形成了股东、管理层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责权利的均衡。在欧美国家，由于上市公司绝大多数股权都极为分散，为了避免内部人控制和管理层外部松懈，又形成了控制权市场，外部的资本对于估值低于其公允价值的公司或者公司管理层不勤勉，经常会发起控制权争夺大战，从而形成了公司治理的外部压力机制，这也使得管理层不敢懈怠。
布莱恩·伯勒的《门口的野蛮人》一书，精彩描述了收购者与被收购公司通过各种法律武器争夺公司控制权的故事。可以说，控制权争夺在欧美市场是再正常不过的市场行为。
但是，在中国，资本市场特殊的历史决定了中国上市公司长期以来股权结构设计的畸形，股权比较集中，导致一股独大，大股东几乎一人可以决定公司的任何事项，使得很多公司徒有上市公司之名，本质上只是某些大股东上市圈钱的工具。这是中国资本市场公司治理低下，中小股东利益难以得到保护的主要原因。
同时，由于股权集中，外部的资本也很难发起真正的控制权争夺。使得控制权争夺经常被视为资本市场不正常的因素。比如，中国资本市场最早的一起收购就被称为“宝延风波”。这种观念，在资本市场成立20多年以后，似乎仍然没有太大的改观。资本市场上出现的案例，很多都被演化成了狗血大戏。很多围观者将之视为一场悲剧。
事实上，控制权争夺是提升上市公司治理的很好的法律武器，管理层若不勤勉，或者公司的价值被低估，一定会有外来资本偷袭。宝能成为第一大股东，恰好就是在万科股价低迷的时候。
不仅仅一般围观者对这起收购有偏见，即使是市场上的精英人士，面对这场收购，也表现出情绪波动和内心纠葛。比如，面对宝能的收购和提出罢免王石等董事会成员的行为，我朋友圈很多精英人士开始选边站——谈王石对万科的贡献，谈王石一旦离开，万科就会一蹶不振，认为宝能如此做，对王石不公。有人提出“不能仅仅满足于对王石的同情和理解，还应该指出悲剧的成因，以及如何才能让后来者避免悲剧重演，这才是负责任的态度”等等。总之，大谈特谈企业家精神。
我无意猜测这些精英和王石的关系，当然有些人多次公开说是王石的好朋友。我也无意否认王石对万科的贡献。但控制权的争夺和企业家精神根本不是对立的关系。万科作为一个公众公司，你选择了上市，并且选择了股权分散这种结构，那就必然要承担可能被恶意收购、控制权可能发生转移的后果。上市公司的游戏规则就是这么设置的。
如果你想一直控制公司，那要么不选择上市，要么把公司股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这都是规则明明白白规定的。在上市公司控制权争夺的过程中，只认钱，不认人。甚至和你对公司重要不重要都没关系。
最极端的情况，外来资本之所以收购一个公司，目的可能就是要替换某一个董事会的成员。不管你对这个公司有多重要，不管你是不是创始人，都得遵守既定的游戏规则。有人以王石的贡献，大谈情怀，指责宝能这样做太过分。宝能所作所为，为自己也好，为公司也好，只要不违背法律，都是可以的。以钱来投票，而不是以人来投票，这是上市公司投票机制的精髓。
再说彻底一点，包括宝能在内的任何一个股东，无论他出于什么目的，毁掉万科也好，赶走王石也好，高位套现也好，抑或是为了其他利益……只要不违背法律，这都是可以的。这是上市公司的规则赋予股东的权利。不管这个公司缺了王石之后是衰落，还是比以前更好，这都是法律赋予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方的权利。
其实，一个制衡的上市公司治理，不会出现大家担心的王石走掉公司就一蹶不振的情况。同时，宝能拿着上百亿在收购，也不可能不考虑自己的利益，如果赶走所有的管理层有违他的利益，他正常是不会做这种选择的。其他投资者和股东也会用脚投票，抛弃这个公司。这种制衡是有效的，有效的原因是每个投资者都有自己真正的利益在里面。
中国需要资本市场和公司法律常识的普及与启蒙。这只是一场法律争夺战，和情怀及其他真的没多大关系。在资本市场，最大的游戏规则就是法律法规，你让你的公司上市，就必须接受上市公司的游戏规则，必须尊重规则！只有对规则宗教般的信仰和遵守，才会有对股东利益最好的保护。（马光远）
——据《新京报》6月29日
英国“脱欧”对中国或是机遇
当地时间6月24日上午，英国“脱欧”公投计票结果揭晓，英国将正式脱离欧盟。这一结果势必对欧洲大陆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产生影响，对于中国来说，短期内会遭遇一定的困难，但长期来看还是比较乐观的。
此前，英国是中国打入欧盟的大本营与前沿阵地，英国在欧盟所享有的地位与号召力，加之语言便利与人才优势，使得很多中国企业都将英国作为总部基地。如今，分手已成定局，英国与欧盟其他国家的关系随之进入冰冷期，英镑的地位也大不如前，势必会对中英两国的经贸关系带来一定的影响。
英国“脱欧”对中国最大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英国对中国的吸引力会有所减弱，我们对英国的投资可能会分散到欧洲其他国家，会使中国企业对欧盟国家的投资不断多元化；另一方面，中英之间的贸易可能会得到进一步的加强。虽然英国对中国的吸引力减弱了，跟欧盟的关系也弱了，但它可能更多地转而加强同中国，同美国、加拿大，同新兴国家如印度、巴西等建立紧密合作，包括积极参与“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尽管我们对英国的需求减少了，但英国对我们的需求反而更多了，实际上对中国来说是个机遇，有可能会掀起新一轮的全球化合作，这些都有可能降低或者减少英国退出欧盟所带来的影响。
此次英国“脱欧”很大程度上表达了英国民众对全球化的一种抵触，他们对于来自欧盟国家以及世界的移民表现出抵制倾向，而这也是“脱欧”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其表现出的是英国在全球化以及全球人口、人才流动方面的退步，这是“脱欧”所带来的一个不利影响。但是，从长远来看，如果英国政府或者英国的精英阶层能够意识到，虽然英国脱离欧盟，从局部全球化当中退出来了，但它能参与更广泛的全球化，能够跟其他国家建立更广泛的联系，也可能是一个好事。
在金融方面，英国脱离欧盟之后，伦敦还会不会继续保持欧洲金融中心的地位成为未知数，中国在英国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地位也会受到影响。去年人民币对外投资的势头很猛，今年的势头已经超过了去年，随着美国经济的复苏，美元的经济地位依然很强，英镑受到影响，欧元还会有相当的优势，因此，对人民币来说可能是个机会。比如说人民币的对外投资，如果英镑的资产下降，而且变得更便宜，那么中国对英国的投资会有一个提升。
从长远来看，人民币需要加强，需要更多地作为贸易结算或者服务结算的货币，来提升中国加入国际货币基金会的一揽子货币，成为其中的关键货币，如此，在国际贸易结算方面，英镑地位的下降有可能会带来人民币地位的提升。
从某种意义上说，此次“脱欧”事件是对传统民主模式的一种挑战，也是草根阶层对精英阶层的一种反叛。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要更加坚定地继续推动全球化，在过去三十多年时间里，中国的发展得益于全球化，因此，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有更多的思考。（王辉耀）
——据《中国青年报》6月29日
本期要目
中国人应当对自己的制度更有信心/王文
当下的一些困境是发展造成的，也会随着发展而得以解决。中国体制的一些缺陷当然也可以通过时间的推移而得以纠错。
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要讲清楚中国的大道理/张顺洪
现在国内外的资本势力也在利用我们的一些学者，学者们有时候没有意识到，有时候为了点小钱，为了点稿费和出场费，就为这种势力说话，这是值得注意、值得反思的。
“做到”才是真“学到”/陈娜娅
若口中念念有词，做起来依然我行我素，那么读再多党章、抄再多讲话，也只能是装腔作势的“包装”和“噱头”。
中国有强大的企业家创新精神/埃德蒙·费尔普斯
总的来说，从企业家、创业精神角度来讲，中国优于美国，更大大优于欧盟。
目录
大国崛起
中国人应当对自己的制度更有信心/王文
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要讲清楚中国的大道理/张顺洪
有一种信赖让国人始终心安/胡宇齐
中国维和士兵的牺牲足令世界动容/《环球时报》社评
社会脉搏
“做到”才是真“学到”/陈娜娅
话风是作风的影子/欧阳仕娇
“家庭医生”为何水土不服/郑山海
绝不能让中医亡在中药上/王学进
一个基层民警的自白/文朝
财经广角
中国有强大的企业家创新精神/埃德蒙·费尔普斯
万宝之争这堂法律课上得太及时/马光远
英国“脱欧”对中国或是机遇/王辉耀
大国崛起
中国人应当对自己的制度更有信心
近年来，由于研究的缘故，笔者曾出访过二三十个国家，与数百位外国人深谈中国发展的现状与未来。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老外普遍对中国制度更有信心。
在孟买，许多印度学者向笔者求教中国经济开发区的经验；在德黑兰，不少伊朗人对中国高新技术园很感兴趣；在华盛顿，一些美国智库学者认为，应学习中国的官员培训机制；在巴黎，法国精英对中国大城市如何应对外来移民很感兴趣……
显然，世界对中国持续快速发展的着迷程度，远超过中国人的想像。但相比之下，我们往往会因屡屡曝光的负面社会现象而陷入焦虑。
事实上，目前中国在发展中遭遇的问题西方都曾经历过。以美国1790年代开始直到1960年代完成现代化的进程为例，前后经历的170年之间，先后发生了反抗殖民者、政体动荡、迁都、外敌威胁、在强国面前委曲求全、鼠疫、内战、沙尘暴、经济崩溃、世界大战、社会骚乱、种族冲突、环境大污染、总统暗杀、核危机，种种磨难充斥着美国现代化的整个进程。即使是在上世纪60年代后进入“后现代化阶段”，美国依然没有逃脱政府丑闻、城市大骚乱、社会大罢工、恐怖袭击等一系列国家危机。
然而，这些挫折并没有让美国的主流人群怀疑本国的制度与道路，反而让美国人的国民心理变得越来越坚强，也让这个超级大国的国家体制不断地得以修正和完善。中国人应学习美国崛起的历史经验与美国人的政治坚定。
当下，中国社会必须要尽快摆脱“中国崩溃论”的国际舆论干扰，认清互联网时代造成的信息放大效应。中国人应清醒地认识，“中国崩溃论”从另一个角度证明，某一些人对中国发展巨大溢出效应的焦虑。中国人更须有客观的理解，中国社会决没有越变越糟。
事实不断证明，当下的一些困境是发展造成的，也会随着发展而得以解决。中国体制的一些缺陷当然也可以通过时间的推移而得以纠错。中国人，应当对自己的制度更有信心。（王文/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7月1日
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要讲清楚中国的大道理
求是网：历史虚无主义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就曾经流行过，最近一些年它又泛滥起来了，首先还是请您来谈一谈，您觉得历史虚无主义主要的特点和表现是什么？
张顺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历史虚无主义的第一个表现是歪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首要表现在否定革命，尤其是否定中国的革命，认为中国搞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必要。否定革命也包括否定十月革命，这是当前学术界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有人认为：十月革命就不应该搞；二月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俄国只要继续搞资本主义，就能够发展，能够实现现代化。还有一种提法是十月革命搞早了，条件不成熟，不应该搞。
历史虚无主义第二个表现就是否定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既否定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也否定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特别是否定改革开放的前30年。在我们看来，改革开放前30年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发展阶段，它为改革开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有的人专门从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挑出很多刺，挑出很多问题。历史虚无主义强调的就是这些东西——不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而是社会主义建设过程当中出现的问题。
历史虚无主义的第三个表现就是矮化和丑化党和国家领导人。我们经常看到一些似是而非的文章，非议党和国家领导人。有的人是很有策略的，他就写你的短处，你所有的优秀品格他都不讲，哪个方面有短处他就揭哪，意在矮化和丑化党和国家领导人。这些人有目的地来做这样的事。不是说我们党犯的错误不能讲，但是你必须实事求是、全面客观地看待党的历史和党的领袖，历史虚无主义则偏重一个方面，把错误放大，以偏概全，脱离历史实际来评判人和事。
求是网：请您谈谈舆论宣传机构应该怎样应对历史虚无主义。我们怎么样来占领舆论的制高点，打赢这场意识形态保卫战？
张顺洪：要做的事情很多，但是首先我觉得要敢于论战。在坚持“双百”方针的同时，敢于对错误的观点亮剑，敢于批评错误思潮。而且对错误思潮的批评要敢于指名道姓，现在我们指名道姓的批评做得还不够。我觉得这一点非常必要，不仅要把错误思潮指出来，还要把宣扬错误思潮的人也点出来，让公众更好地知道真相。
与历史虚无主义作斗争，重在讲清楚大道理。中国现在最大的道理是什么？就是我们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大道理要长期讲下去，过去讲了，现在也要讲，今后很长一个时期还得讲，一直讲到社会主义在世界上占主导地位。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不但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反而会导致国家解体、垮台，这个是苏联的前车之鉴。我们党的领袖反复强调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个大道理我们要深入地讲，讲得深入人心，把这个大道理讲清楚了，历史虚无主义就没有多少地方可以藏身了。
历史虚无主义不仅仅是个意识形态问题，它的根源存在于社会的经济基础之中。现在国际垄断资本对中国的影响比较大，外国资本需要在中国寻找代理人，宣扬代表其利益的意识形态。这是当前历史虚无主义存在的重要经济基础。历史虚无主义代表的是这些国外资本和国内一些利益集团的利益。
民营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一部分，这是没有争议的，但是也是有条件的。就是当公有制主体地位巩固时，民营经济包括进入中国的国际资本，可以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一部分。但是，如果公有制主体地位丧失了，我国的民营经济和国际资本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我国的整个经济基础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
现在有不少经济学家鼓吹私有化，鼓吹私有化和历史虚无主义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那些鼓吹私有化的人就是在搞历史虚无主义，搞历史虚无主义的人就是想搞私有化，二者完全是一致的。历史虚无主义是为资本利益集团服务的一种错误思潮，包括新自由主义思潮、“公民社会”思潮等，本质上都是一致的，都是代表资本利益集团的，是想跟共产党分庭抗礼，甚至想取而代之。
现在国内外的资本势力也在利用我们的一些学者，学者们有时候没有意识到，有时候为了点小钱，为了点稿费和出场费，就为这种势力说话，这一点现在特别明显。我觉得媒体要把这一点写出来，提醒一些人，让他们不要被资本势力、被利益集团所利用——你本人属于工薪阶层，拿了利益集团的一点好处，你就为其说话。这是值得注意、值得反思的。
——据求是网7月7日
有一种信赖让国人始终心安
连日来，有这样一组照片在朋友圈刷屏：经十几个小时连续浸泡已然发白的“大脚”，因太过疲惫而和衣睡着的“最美睡姿”，为节约时间于是席地而坐“就着矿泉水啃馒头”……南方汛情持续，全国人民的担忧持续，子弟兵的救援也在持续。他们是另一种“网红”，脸上衣上挂满泥浆，写满疲惫，但他们是人们心中最可爱的人。
灾难猝不及防，子弟兵第一时间出现，人们便心里有底。2008年汶川地震，十万大军驰援，外媒赞叹这是“弃枪扛锹的救援长征”；2010年玉树地震，高原缺氧挡不住军人救灾的脚步；2014年鲁甸地震，救灾结束百姓抹泪相送，从车窗外塞进的食物没过了战士膝盖……救灾如战场，一次次生死救援，子弟兵用自己的顽强拼搏，让国人在灾难面前转危为安。
“解放军会来”，“党和政府会管”，这种信念已经化于中国老百姓心底，形成一种自然而牢固的安全感。这种感受异常珍贵、殊为难得，尤其在大灾大难面前，是一种能量非凡的心理稳定保证和社会稳定基石。这种难得的信赖关系，难得的鱼水深情，经过日积月累而成，已经化为中国奇迹的精神底色。党和政府是主心骨，解放军是守护神，从另一个角度说，这也是一种强大的中国软实力。毕竟，在这方面并非每一个国家的政党、政府和军队都能高分通过。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冲击美国新奥尔良，政府应急迟缓，军队行动杂乱，灾民们陷入绝望，美国人最终承认“这是政府对人民的失职”。面对相似的情况，西方人或许永远不会明白解放军为什么不携带武器就敢进入汶川灾区，也不会明白为什么中国老百姓看到绿军装后就知道自己有救了。
都说患难时刻见真情，但这真情、这信任，又何尝不是中国建设发展、长治久安的内在动力？今天的中国，行进在改革的攻坚期和深水区，正处于矛盾的多发期和敏感期，面临着国家实力骐骥一跃的关键时点，各方面的困难挑战纷至沓来，都无比需要这份难得的信任。改革攻坚时，需要它来凝聚共识、定纷止争；冲刺决战时，需要它来汇聚力量、鼓舞人心；舆论喧嚣时，更需要它来消除杂音、坚定信心。鱼水深情的背后，是我们国家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将其充分发扬起来，我们就不怕任何艰难险阻。（胡宇齐）
——据《北京日报》7月8日
中国维和士兵的牺牲足令世界动容
当地时间7月10日傍晚，中国赴南苏丹维和步兵营的1辆装甲车被交战中的当地武装用炮弹击中，中国维和人员2人牺牲，5人受伤。这已是一个多月中发生的中国维和人员第二起伤亡事件，中国驻马里维和人员6月1日在当地一起恐怖袭击中蒙受严重损失，1人牺牲，4人受伤。
中国已是安理会五常中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中国承担的维和经费也已是发展中国家之最以及全球第二。维和部队都驻扎在世界上相对动荡的地区，他们堪称是和平时期风险最大的国际组织派出力量。
在中国并非所有人都支持向动荡国家派出维和部队，一些人认为像南苏丹、马里那样的地方离中国太远，而且世界上的很多矛盾都有西方早年殖民或新近政治干预的烙印，即使需要维和，也应西方承担。
南苏丹2011年在西方的支持下通过公投获得独立，但是独立并没有给这个国家带来现实好处，它很快走向内部新的撕裂，权力争夺及由此引发的部族矛盾爆炸开来。
原来统一的苏丹与中国拥有良好关系，南苏丹独立出去后，继续对华友好。西方舆论曾因为达尔富尔问题猛烈攻击中国，但它们现在不怎么说了。
和平说到底比什么都珍贵，它是一个社会内在秩序的基点，也是国际秩序存在与否的重要尺子。世界大的和平最终要落脚在各地区的具体和平上，无论南苏丹还是马里都牵扯了非盟的大量精力，也常让联合国一筹莫展。中国维和部队走进这样的地区，是为实现和平做出努力，也是在为维护正常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说实话，在苏丹和南苏丹问题上，中国与美欧国家不时有理念上的分歧，但是落实和平又是大家的最大公约数。中国在维和行动积极扮演角色是一种不计前嫌的姿态，为地域和平，也为了世界和平，我们能做什么就做什么，并没有挑肥拣瘦，也没有厚此薄彼。
说到国际秩序，美国等西方国家大概会首先想到谁是“领导者”或者“主导者”，它们看秩序的角度常常是自己意志的执行程度。而在中国人看来，联合国应是世界各国利益的汇合处，也应为世界秩序构建总框架。中国同时对探索西方利益与联合国框架形成建设性的关系持积极态度。
中国维和部队走向十分复杂的非洲地区，几乎没有一个地方、甚至没有一支较大的力量对中国抱有敌意，但是那些地方有着令人眼花缭乱的内部政治关系，对西方国家，以及对非盟和联合国的态度也存在动态的差异。中国过去派出的都是后勤保障部队，现在南苏丹有了中国的步兵营，我们的维和任务在深化，当地冲突殃及中国维和人员安全的风险难以排除。
南苏丹如此动荡，中国却无法一走了之。大国的责任，以及中国的国家利益都呼唤我们留下，中国维和人员的存在和付出增加了非洲的秩序感，为动荡地区没有被世界抛弃增添了一份确定性。
中国维和人员牺牲在那么遥远的地方，令人悲痛、唏嘘，对他们的敬意也油然而生。中国如此和平，但我们是大国，当世界仍有一些动荡角落时，我们实际已经做不到独善其身。我们大到无法不受任何牵连，这是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新世纪的宿命，我们走到了这个位置，就无处退缩。（《环球时报》社评）
——据《环球时报》7月12日
社会脉搏
“做到”才是真“学到”
暑期将至，大大小小的考试也接踵而来，家中的小侄儿平时看着聪明伶俐，遇到考试却常常发挥不佳。问起缘由，总推说自己心里都知道，就是答题答不出。家中长辈宽慰其下次再战，我心下却想：明明都是学会了的知识点，临到“用”到刀刃上，反而打了折扣，恐怕这“学”还是欠了几分火候。
论语曰：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可见，这学不仅是简单的知识输入，还要经常性地把它运用于实践，通过在实践中领悟和体会学习的正确性，才会带给人无限的快乐。人处于世，不能说我学了，就等于我懂了、我行了，关键要看你能否把学到的本领“亮出来”，致所学于事事物物，这才算把握了“学”的真谛。
当前，“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正在全党上下深入开展。笔者见身边情形，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的氛围热火朝天，却鲜闻回社区报到的党员如何增加，老百姓关注多年的顽疾又有多少解决，不免令人感到几分悲哀。“两学一做”，学是前提，是基础，做才是关键。学习教育是否学到位，不是看你抄了多少党章、发了多少书籍、答了多少竞赛、写了多少体会。归根到底，是看党员干部在遇到问题的时候，能否经得起挫折困难的考验；在面对诱惑的时候，能否保持住共产党人的定力；在得失荣辱的选择前，能否始终葆有一份淡然的初心……凡此种种“行之所至”，方可印证“学之所得”。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早在5个世纪前，王阳明就提出了“知行合一”的哲学理念。其思想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强调了“做”在检验“学”这一事上的重要性。中央八项规定执行以来，我们不乏听闻“今日台上讲纪律，明日下台入囹圄”之辈，此事此景，不正是只学不做，装学假做的结果？若口中念念有词，做起来依然我行我素，那么读再多党章、抄再多讲话，也只能是装腔作势的“包装”和“噱头”，甚至还会与“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初衷背道而驰，带来恶劣的负面影响。
做，既是学的具体展开过程，也是所学的表达与体现。它就好似一面忠实的镜子，会把学的效果分毫不差地反映出来。只有明白了这个道理，才能摆正“两学一做”的态度，实实在在地用行动去落实“学”的精神，向实践去求得“学”的成效，不再犯那“学到”而“行不到”的毛病。（陈娜娅）
——据新华网6月30日
话风是作风的影子
“你这个事情不归我们管，你问我也不知道。”“你这个是历史遗留问题，没办法解决的，就是找领导也没办法。”“我们现在不上班，等上班了你再来。”……这些话，你是不是觉得挺耳熟？是的，在生活中，这些话已经为一些干部常说。
最近，关于负面言行清单也引起了社会热议。据现代金报等多家媒体报道，从7月份起，一些负面言行将被当回事。七一前夕，宁波市纪委、市委组织部、市直机关党工委联合编印了一本《机关党员干部负面言行提醒本》，将以电子版和纸质版的形式在全市51万名党员中推广。
其实，话风表现在工作中、生活中、社会圈中的各个方面。而在职能部门，它还代表了一种权力姿态。话风是作风的影子，从每个人的说话中，差不多就能听出其作风好与坏，是务实，还是漂浮；是认真，还是敷衍。
于一言一行中，你就能看出来公仆的服务心态。比如，在机关单位，“你没有看我正忙着吗？”与“请您稍等一会儿”就透露出不一样的话风。前者话里透着一种不耐烦。它还可能是一种颐指气使的官老爷作风。如此作风一久，老百姓就怕找其办事，就会生怕找得不合适而被人赶出门去。而后者却与之相反。
生活中出现的“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问题，大多都与公务人员的说话方式有关。故而，开列出负面言行清单并予以整改，就是改进工作作风的一种好举措。通过对言行的要求和规范，让干部说出的每一句话，都是办实事的话，都是服务的话，都是履职的话，会进一步优化干群关系，并增添社会暖度。
延伸到社会中也是同样的道理。古语云：“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对朋友，对亲人，对邻居，你的每一句话，都是体现出你对他们的态度，体现出你对他们是尊重还是轻视。你的语言有一种力量。良言温暖给人一种亲和力、亲切感，融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若总是冷言冷语，话中带刺，友谊的小船就可能会以180度倾覆。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以此为镜，反思自省。（欧阳仕娇）
——据《长沙晚报》6月30日
“家庭医生”为何水土不服
据报道，北京从2011年起在全市推广“家庭医生”式服务。但六年的时间过去了，家庭医生签约率在数字上达到了令人心动的33%，但现实却是另一幅景象——大多数的患者对签约不知情，很多“健康档案”已尘封为“死档”，发展“家庭医生”的工作并无多少实际进展。
在2009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中，明确提出家庭医生制度为社区卫生服务发展的工作目标，人人享有家庭医生式服务，是近期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
但为什么中央的态度如此明确，实际的效果却不明显呢？这首先存在一个理念问题，家庭医生的作用，除了一些疾病的早期诊治，最主要的作用在于平时的健康维护。当前大家虽然很在意养生，但依然保留着“没病不看医生，有病看好医生”的就医习惯，“家庭医生”没有发挥作用的空间；其次，缺乏激励“家庭医生”开展工作的激励措施。
为此，不妨看看“家庭医生”工作开展比较完善的英国有哪些经验。
在英国，每名全科医生最多可以与2000人签约为“家庭医生”。每签约1人，国家每年付费84镑。这笔收入约占全科医生收入的2/3；而管理机构会针对每名“家庭医生”管理病人的人数和质量再支付另外1/3的收入。在此制度下，如果一名医生不尽责，一方面签约的人员会减少，签约费就会减少，同时相应的考核收入也会下降。“家庭医生”必须要保证自己的工作质量。
而在治疗流程上，民众患病时，除非是急诊，否则，必须先到自己的“家庭医生”处就诊，只有在病情严重、确有必要转诊的情况下，患者才可以到医院就诊，治疗结束后，医院也会把患者在医院的治疗情况、检查结果和患者出院后需要哪些日常护理及时通报给家庭医生，以便日常的健康服务。
英国的做法，保证了其卫生费用在西方国家中所占GDP的比例最低，而人群的健康状况与其他国家相差不大。
结合英国的经验，我们必须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家庭医生”鼓励制度，至少能够让医生通过签约服务，得到一份相对满意的收入。此外，各个综合医院一定要与家庭医生互动，让家庭医生能够真正参与到患者治疗的基础环节中。
我国家庭医生的缺口很大，这也提醒我们，当前全面推广“家庭医生”制度的条件尚不成熟，比较适宜的方法是重点突破。例如将居住相对稳定，又罹患有慢性疾病的人群，作为先期推行“家庭医生”制度的目标，因为他们更容易从“家庭医生”中获益，对减少医院的一般性诊疗效果也较明显。（郑山海/医生）
——据《新京报》6月27日
绝不能让中医亡在中药上
7月3日，在昆明举行的“全国中药材资源与生态种植研讨会”上，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说，“有人说中医可能毁在中药上，这不是危言耸听。我着急的是，再好的大夫，即便是国医大师，你开的方子再好，但抓的药不行，百姓吃了没效果，那就会毁掉中医。”
南京中医药大学周仲瑛教授曾断言：“中医将亡于药！”我不知这一说法是否周教授第一个提出，但可以确认，这一说法获得了普遍的认同。现在这一说法经王国强局长转述后，更加具有了可信度和权威性。这些日子，因为有亲人生病，正在为要不要吃中药纠结，看了上述报道，终于释然：不吃中药。
不吃中药，并不是说不相信中医，而是我从那句耳熟能详的广告词“药材好药才好”中读出了相反的意味：药材不好，即便华佗再世，也无济于事。而事实恰恰如此，现如今的中药材市场怎一个乱字了得！可以这么说，药农、经销商、药企的道德良知有多么败坏，中药材就有多么败坏。
假冒伪劣层出不穷。如山肉萸掺进葡萄皮，黄芩中掺桑寄生，用塑料做穿山甲甲片，把树枝包上毛皮包切成片冒充鹿茸，在海马肚子里灌玻璃胶，往虫草上粘铅粉……中成药造假则更有隐蔽性。这可是原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市场司司长骆诗文跑遍全国17个中药材市场，总结出来的几种常见的造假手法。
农药残留严重超标。此前曾听闻，我国中药材出口受阻是因为农药残留超标。后来从有关检测统计报道中获悉，我国中药材中农药残留污染具有普遍性，几乎在所有的样品中都有检出。一些无良中药商为了让药材更好看，除了打磺，还增加了用双氧水浸泡天麻漂白，用氧化铁水洗丹参染色，拿洗衣粉搓掉霉斑等，将化学用品用到了极致。故岂止是奶制品中有三聚氰胺，中药材中也有“三聚氰胺”。
药材“被萃取”，高价买“药渣”。据业内人士称，现在市场上至少70%的冬虫夏草，都被提取了有效成分，消费者花费几千几万买到的冬虫夏草其实是“药渣”。“被萃取”的远不止冬虫夏草，以下这些药材都发现过“被萃取”现象：人参、西洋参、党参、黄连、黄柏、牡丹皮、首乌藤、金银花、连翘、八角茴香、山茱萸、连翘、桔梗、淫羊藿、川贝、五味子、益母草、泽泻、白术、鸡血藤，柴胡、穿山甲、紫河车等。
除此之外，还有种植不得法，提前“抢青”，药材一哄而上；加工环节胡乱炮制甚至不经炮制，有毒药材充斥各个药房。
作为华夏5000年文化结晶的传统中药既已沦落至此，那么中华民族对世界的“两大贡献”之一的中医（另一项为中国菜）又怎能不亡？
中医不能亡。救救中医！我相信政府部门不会容忍中医走上不归路。虽然今年年初，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依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取消13项国务院部门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规定取消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AP）认证，但这不等于政府放弃了对中药的质量监管，而是表明废除徒有其名的实施了13年的（GAP）认证，开始寻求更加严格有效的认证办法。我希望正在召开的“全国中药材资源与生态种植研讨会”能为制定出台后续的管理办法献计献策，譬如取消认证制后是否改为备案制，抑或GAP认证或也将像GMP认证一样下放省局，或由外部第三方承担GAP认证的相关工作等，提出建设性意见建议，通过强有力的监管制度管好药材市场，从而拯救中医。（王学进）
——据红网7月5日
一个基层民警的自白
本人是某二线城市的一名基层民警，从警6年。从警前，我从五线小城的家乡来到这个城市读大学。在公司打工两年后，我得知了公招警察的消息，经过笔试、体测、面试后，我被顺利录取。当时在我心中，警察还是电影主角般英明神武的形象，受群众尊敬，让违法人员闻之胆颤。
经过几个月短暂入职培训后，我被分到了巡警队，日常工作是巡逻、接警、备勤、训练、设卡、处突。很快，我的新鲜感被程序化般的生活冲淡了。在巡逻、110接警工作中，处理的多是群众生活中的琐事，陌生人之间的有，家人邻里之间的也有，报警后双方都有诉求，外人难以判断，即使能判断清楚，理亏一方不听你调解，只要他没有触犯法律，警察也无能为力。
好在有派出所，现场调解不了，将双方移交给长期在辖区进行群众工作的老同志，大部分能调解好。这时我才知道群众基础对警察工作的重要性，但调解成功与否，建立在双方愿意妥协的前提上。两年巡警工作，让我知道了很多事警察做不了主——只要对方没有违法，警察被骂不能还嘴；警察设卡盘查，有车辆冲卡，没有扎实证据是不能追的，不管哪一方因追赶出了事，都要由警察担责......
两年后，我被调到了城乡接合部的基层派出所，辖区30万人口，35个警察，55个治安巡逻队员。在这里，我跟着师傅学习接处警，学习办案，这才发现基层公安的大量工作耗费在接处警上，办案可以说仅是副业——就现在基层警力的配置和办案投入来说，鱼和熊掌是无法兼得的，一面是必须接受的报警，另一方面是客观限制很多的案件。
到了派出所，我遇见了很多影视作品里的狗血剧情。任何当事人都可能为了自身利益说谎；我们被赋予了很多事情的管辖权（比如消费纠纷、债务纠纷、家庭纠纷、租房纠纷，等等，警察不出警就可能发生打架斗殴），却没有被赋予裁决处理权。
一年前，所里来了一个女孩，自称因为与老公感情不和准备离婚，老公就把小孩带回老家去了，她想把孩子要回来。对方要求到男方老家去协商，她想让我们陪她一起去把孩子要回来。我们当然是拒绝的，父母离异关于孩子抚养权的纠纷，应该通过双方协商解决，协商达不成一致再由人民法院裁决。听到这里，女孩向我们说出了更离奇的情况，她说孩子不是他老公的，他老公并不知情，她准备告诉老公这个情况，又担心老公知道后，做出对孩子不利的事。我们联系了男方老家的派出所帮忙核实情况，与此同时，女孩和她母亲在派出所又吵又闹。有些临时来办事的群众听到她们哭闹，帮着指责我们不作为。两小时后，对方派出所回话，说如果女方过去怕男方家人众多，协商不成，可以先到当地派出所，再联系男方过来协商。我们将情况转告她后，女孩才和她的母亲愤愤离开。
几周前，辖区内一小区要涨停车费。发改委已取消了小区停车费限价，涨停车费并不违法。但该小区部分车主不同意了，他们将自己车辆堵在进出通道，期望政府通过行政手段禁止开发商涨价。同事前去出警时，聚集群众已有上百人，很多业主或过路群众都反感开发商涨价。当事人拒绝将车移走，这时，突然有人扔出砖头击中一名小区保安的面部，顿时血流不止，周围群众却纷纷叫好。由于一时无法确定扔出砖头的人，现场民警只能一边呼叫增援，一边叫120救护车。我抵达现场后，合力将伤者送上救护车，却发现有人包围救护车不让离开，甚至还将救护车轮胎放了气。在周围上百人的围堵谩骂声中，我们好不容易护送救护车离开，途中不时有矿泉水瓶、垃圾袋，甚至石块扔来。事后，我跟一个新民警聊起这件事的感受，他说他气得半夜都没有睡着。我安慰他道，慢慢就习惯了，我们已经把每周80个小时的工作时间献给了这个职业，问心无愧就好。
现在很多人报警，只是为了找个帮自己说话的人。殊不知，警察永远站在中立角度，不能偏向任何一方。警方打击违法犯罪，首要目的不是为个人解决问题，而是为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要说警察会站在谁的立场，只能是法律的立场。
当警察连自我保护都成问题时，谁能维护公民权利呢？很多人在求助警察时，恨不得警察有可以随意使用的通天权力；在面对警察执法时，却觉得警察的权力太大了。法治社会不应有“强势群体”“弱势群体”之分，应该只有“守法群体”和“违法个体”的差别。（文朝）
——据《中国青年报》7月8日
财经广角
中国有强大的企业家创新精神
大家并不能足够了解和理解“创新”这个话题。大学生、经济学研究生等得到的有关创新的历史或创新理念方面的教育是非常过时的，已经不适应这个时代了。至少在我写《大繁荣》的时候，很多人将“发明”这个词等同于“创新”，而经济学家会区分这些概念。
实际上，“发明”只是一种创造。这种创造，长期下来可能会成为创新，也可能不会成为创新。因为对于“创新”来说，不管是新的产品，还是推出产品的新方法或者做法，是能够得到使用的，所以它和“发明”的概念是不一样的。
这里有一个实质性的观点：对于创新，尤其是在无所不在的创新，是在1820年左右开始进入到英美经济体，之后再进入法德经济体，这种创新是由商界推动的。商界有各种各样的想象力，会创造或推出一些新的产品、新的方法，所以商界的确有很大的创造性，他们可以创造新鲜的事物。这些观点跟大学教授们所说的正好相反，因为在大学里，人们学到的是“通过科学进行创新”。
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认为“创新就是科学家的专利”，只有科学家和航海家才能创新。他的第一本书提到，商界是没有创造力和想象力的。我的观点和他完全不同。
创业家是在不断寻找机会，如果有可能，就可以将这些机会转变成更好的一些商品或经济生产方式的一类人。对于企业家来说，创业家有比较宽阔的视野，眼观六路，寻找机会。
创新者则是另一类人群，他们比较狭隘地关注一个领域，在一件事情的深度上钻研。也许他们会有一些新的点子，找到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创造一些新的产品等。所以创新者并不一定是管理初创企业最合适的人选。创新者需要运营官帮他运营企业，因为这样的管理者需要具备各方面知识。
如果把中国、美国和欧洲放到一块比较，中国的企业家的确具有更强大的创业精神，从古代到近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如此。在一位18世纪的爱尔兰经济学家的描述中，当时的上海每个街角都充斥着企业家，这里有意想不到的、惊奇的体验，每个地区有创新创业的脉搏在跳动。我觉得，中国人到现在为止还是保持着非常好的创业精神。
对美国人来说，他们的管理层有很重的官僚主义色彩，同时他们的CEO更多关注短期既定的目标，而不是“眼观六路”地出去看一些机会，虽然他们也会谈到一些机会，但却并没有真正出去挖掘机会。
在欧洲，对欧盟来说也许有一些企业家，他们在创办企业时面临非常大的风险，由于法规的监管，使得他们的创业成本非常高，风险也非常大。所以总的来说，从企业家、创业精神角度来讲，中国优于美国，更大大优于欧盟。
现在我就自身情况，来介绍一下中国的创新。当我成为新华都商学院院长后，我开始定期来中国。那时我也在思考一个问题，相比欧美人来说，到底中国人能不能成为好的创新者？当时，很多中国朋友都告诉我，这太困难了，在中国人的教育体系中，学校里的学生根本没有独立思维的能力等。但我们现在已经看到，这些想法并不是真实的。现在在中国，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创新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我有一支研究团队，专门研究欧美以及中国的创新速度。我们发现，美国在创新速度上的确是排在第一位，而中国已排在第二位。在20年以前，肯定不是这样一个状态。当时，英国、法国基本上排在第二位，但是现在他们已经落后了，中国排名进一步靠前。在创新这方面，中国开始展现出非常好的成绩。(【美】埃德蒙·费尔普斯/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新华都商学院院长、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与资本主义研究中心主任，本文根据作者在2016年6月27日“草根创业与国家繁荣”视频录制现场发言整理而成)
——据《环球时报》6月30日
万宝之争这堂法律课上得太及时
万科控制权争夺到了最后决战的时刻，双方使出浑身解数和杀招，攻防之间，舆论喧哗，给所有人上了一堂公司治理大课。
股份公司和资本市场被我视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上市公司作为公众公司，经过多年的制度演进，在公司治理层面形成了股东、管理层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责权利的均衡。在欧美国家，由于上市公司绝大多数股权都极为分散，为了避免内部人控制和管理层外部松懈，又形成了控制权市场，外部的资本对于估值低于其公允价值的公司或者公司管理层不勤勉，经常会发起控制权争夺大战，从而形成了公司治理的外部压力机制，这也使得管理层不敢懈怠。
布莱恩·伯勒的《门口的野蛮人》一书，精彩描述了收购者与被收购公司通过各种法律武器争夺公司控制权的故事。可以说，控制权争夺在欧美市场是再正常不过的市场行为。
但是，在中国，资本市场特殊的历史决定了中国上市公司长期以来股权结构设计的畸形，股权比较集中，导致一股独大，大股东几乎一人可以决定公司的任何事项，使得很多公司徒有上市公司之名，本质上只是某些大股东上市圈钱的工具。这是中国资本市场公司治理低下，中小股东利益难以得到保护的主要原因。
同时，由于股权集中，外部的资本也很难发起真正的控制权争夺。使得控制权争夺经常被视为资本市场不正常的因素。比如，中国资本市场最早的一起收购就被称为“宝延风波”。这种观念，在资本市场成立20多年以后，似乎仍然没有太大的改观。资本市场上出现的案例，很多都被演化成了狗血大戏。很多围观者将之视为一场悲剧。
事实上，控制权争夺是提升上市公司治理的很好的法律武器，管理层若不勤勉，或者公司的价值被低估，一定会有外来资本偷袭。宝能成为第一大股东，恰好就是在万科股价低迷的时候。
不仅仅一般围观者对这起收购有偏见，即使是市场上的精英人士，面对这场收购，也表现出情绪波动和内心纠葛。比如，面对宝能的收购和提出罢免王石等董事会成员的行为，我朋友圈很多精英人士开始选边站——谈王石对万科的贡献，谈王石一旦离开，万科就会一蹶不振，认为宝能如此做，对王石不公。有人提出“不能仅仅满足于对王石的同情和理解，还应该指出悲剧的成因，以及如何才能让后来者避免悲剧重演，这才是负责任的态度”等等。总之，大谈特谈企业家精神。
我无意猜测这些精英和王石的关系，当然有些人多次公开说是王石的好朋友。我也无意否认王石对万科的贡献。但控制权的争夺和企业家精神根本不是对立的关系。万科作为一个公众公司，你选择了上市，并且选择了股权分散这种结构，那就必然要承担可能被恶意收购、控制权可能发生转移的后果。上市公司的游戏规则就是这么设置的。
如果你想一直控制公司，那要么不选择上市，要么把公司股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这都是规则明明白白规定的。在上市公司控制权争夺的过程中，只认钱，不认人。甚至和你对公司重要不重要都没关系。
最极端的情况，外来资本之所以收购一个公司，目的可能就是要替换某一个董事会的成员。不管你对这个公司有多重要，不管你是不是创始人，都得遵守既定的游戏规则。有人以王石的贡献，大谈情怀，指责宝能这样做太过分。宝能所作所为，为自己也好，为公司也好，只要不违背法律，都是可以的。以钱来投票，而不是以人来投票，这是上市公司投票机制的精髓。
再说彻底一点，包括宝能在内的任何一个股东，无论他出于什么目的，毁掉万科也好，赶走王石也好，高位套现也好，抑或是为了其他利益……只要不违背法律，这都是可以的。这是上市公司的规则赋予股东的权利。不管这个公司缺了王石之后是衰落，还是比以前更好，这都是法律赋予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方的权利。
其实，一个制衡的上市公司治理，不会出现大家担心的王石走掉公司就一蹶不振的情况。同时，宝能拿着上百亿在收购，也不可能不考虑自己的利益，如果赶走所有的管理层有违他的利益，他正常是不会做这种选择的。其他投资者和股东也会用脚投票，抛弃这个公司。这种制衡是有效的，有效的原因是每个投资者都有自己真正的利益在里面。
中国需要资本市场和公司法律常识的普及与启蒙。这只是一场法律争夺战，和情怀及其他真的没多大关系。在资本市场，最大的游戏规则就是法律法规，你让你的公司上市，就必须接受上市公司的游戏规则，必须尊重规则！只有对规则宗教般的信仰和遵守，才会有对股东利益最好的保护。（马光远）
——据《新京报》6月29日
英国“脱欧”对中国或是机遇
当地时间6月24日上午，英国“脱欧”公投计票结果揭晓，英国将正式脱离欧盟。这一结果势必对欧洲大陆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产生影响，对于中国来说，短期内会遭遇一定的困难，但长期来看还是比较乐观的。
此前，英国是中国打入欧盟的大本营与前沿阵地，英国在欧盟所享有的地位与号召力，加之语言便利与人才优势，使得很多中国企业都将英国作为总部基地。如今，分手已成定局，英国与欧盟其他国家的关系随之进入冰冷期，英镑的地位也大不如前，势必会对中英两国的经贸关系带来一定的影响。
英国“脱欧”对中国最大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英国对中国的吸引力会有所减弱，我们对英国的投资可能会分散到欧洲其他国家，会使中国企业对欧盟国家的投资不断多元化；另一方面，中英之间的贸易可能会得到进一步的加强。虽然英国对中国的吸引力减弱了，跟欧盟的关系也弱了，但它可能更多地转而加强同中国，同美国、加拿大，同新兴国家如印度、巴西等建立紧密合作，包括积极参与“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尽管我们对英国的需求减少了，但英国对我们的需求反而更多了，实际上对中国来说是个机遇，有可能会掀起新一轮的全球化合作，这些都有可能降低或者减少英国退出欧盟所带来的影响。
此次英国“脱欧”很大程度上表达了英国民众对全球化的一种抵触，他们对于来自欧盟国家以及世界的移民表现出抵制倾向，而这也是“脱欧”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其表现出的是英国在全球化以及全球人口、人才流动方面的退步，这是“脱欧”所带来的一个不利影响。但是，从长远来看，如果英国政府或者英国的精英阶层能够意识到，虽然英国脱离欧盟，从局部全球化当中退出来了，但它能参与更广泛的全球化，能够跟其他国家建立更广泛的联系，也可能是一个好事。
在金融方面，英国脱离欧盟之后，伦敦还会不会继续保持欧洲金融中心的地位成为未知数，中国在英国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地位也会受到影响。去年人民币对外投资的势头很猛，今年的势头已经超过了去年，随着美国经济的复苏，美元的经济地位依然很强，英镑受到影响，欧元还会有相当的优势，因此，对人民币来说可能是个机会。比如说人民币的对外投资，如果英镑的资产下降，而且变得更便宜，那么中国对英国的投资会有一个提升。
从长远来看，人民币需要加强，需要更多地作为贸易结算或者服务结算的货币，来提升中国加入国际货币基金会的一揽子货币，成为其中的关键货币，如此，在国际贸易结算方面，英镑地位的下降有可能会带来人民币地位的提升。
从某种意义上说，此次“脱欧”事件是对传统民主模式的一种挑战，也是草根阶层对精英阶层的一种反叛。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要更加坚定地继续推动全球化，在过去三十多年时间里，中国的发展得益于全球化，因此，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有更多的思考。（王辉耀）
——据《中国青年报》6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