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要目
关于垄断行业改革的几个问题（下）/吴强
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改革是为了兴利除弊，推进垄断行业改革绝不是要改掉我们的固有优势。
卫生部败诉的进步与局限/傅达林
卫生部因拒公开生乳新国标信息，被郑州一消费者告上法庭，该案日前宣判，法院认为卫生部不予公开的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判令其在法定期限内予以重新答复。
叫板“潜规则”的公民越多越好/沙元森
如果这个社会当中的每一分子都能像他这样，宁肯多付出一点代价，也不盲从权力的“潜规则”，那么阻碍社会进步的“绊脚石”就有可能被逐渐清除。
不值一驳的日方“论据”/方祥生
上世纪70年代就参加“保钓”运动的旅奥台湾学者俞力工先生近日撰文，对日方的所谓“论据”逐一进行了批驳。
目录
财经广角
关于垄断行业改革的几个问题（下）/吴强
吴敬琏：城市化最大问题是效率低下/刘先云整理
挤出灰色成本,廓清楼市迷雾/叶祝颐
谁拿走了我们的宽带/蔡辉
捡了手机“芝麻” 丢了奶粉“西瓜”/苏文洋
社会脉搏
卫生部败诉的进步与局限/傅达林
叫板“潜规则”的公民越多越好/沙元森
别“轻飘飘”地指责国民素质/郑渝川
从莫言的教育经历反思现实中国教育/熊丙奇
国际观察
中国崛起的政治吸引力/储建国
不值一驳的日方“论据”/方祥生
中美军事实力差距巨大/徐焰
财经广角
关于垄断行业改革的几个问题（下）
四、能照搬西方私有化改革方案吗？
上世纪80年代，在新自由主义思想指导下，以美国和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掀起了一股大规模私有化浪潮，许多原来由国有企业经营的行业，如铁路、航空、银行、石油、电信、钢铁、煤气、造船以及军事工业等，都进行了私有化。欧美国家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使经济摆脱了“滞胀”困境，但也使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加深，并带来严重的两极分化。
欧美国家的私有化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被很多发展中国家所效仿，但实际效果远没有预想的那么好。私有化造就了一批亿万富翁，但既没有削弱垄断，也没有促进经济发展，更没有给老百姓带来好处。在墨西哥的私有化中，卡洛斯·斯利姆买下了墨西哥国家电话公司，如今他成了世界首富，垄断了墨西哥90%的电话线路，而墨西哥也成了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俄罗斯在私有化过程中，采取了较为激进的“休克疗法”，对石油、天然气、国有银行等进行了全面私有化，但这场“改革”创造的惟一奇迹是“造富”，快速造就了一批像霍多尔科夫斯基、别列佐夫斯基这样的超级富翁和垄断寡头，俄罗斯经济却急剧衰落，绝大多数居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
当前，我国存在各种各样的私有化观点。有人提出：“民营化是垄断行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最直接途径。”这里的民营化实质上就是私有化，与西方国家出售国企的做法没有两样。还有学者提出其他方法：“我们几十万亿的国有资产可以分给13亿民众”，“应将属于政府或者国有企业集团的上市公司的股票平均分发给中国的人民”。这样的建议，本质上也是一种私有化主张，当年俄罗斯的“休克疗法”采取的就是这种私有化方式。
对于形形色色的私有化“改革”方案，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不要幻想私有化能解决垄断行业现存的各种问题。例如，垄断企业高管收入过高是一个社会反映强烈的问题，如果中国的电信业也像墨西哥那样由私人经营，以中国电信用户的规模，完全可能造就像卡洛斯·斯利姆这样的世界级富豪，中国的广大民众能接受吗？
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确保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掌握在国家手里，这是由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的，与资本主义国家以攫取高额利润为目的的垄断有着根本的区别。
五、垄断行业由私企经营能给老百姓带来好处吗？
现在有些人只要谈到垄断行业的国企，就给贴上“与民争利”的标签。应当承认，有些问题是不同程度存在的，这也是垄断行业改革的必要性所在。问题是，如果垄断行业改由私人企业经营，就能比现在更好吗？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从本质上说，国有企业的最终所有者是全体人民，它们的利润最终要归民所有、用之于民，因此没有必要通过牺牲人民群众利益来牟取高额垄断利润。从实践来看，政府部门不是完全以盈利的多寡来衡量国企的业绩，还会考察其社会责任履行状况等多种指标；在多数垄断行业，政府都实行了比较严格的价格管制和监督，防止国企片面追求利润最大化。如果私营企业控制垄断行业，这些都是很难做到的。
以供电为例。目前，我国的工业电价居世界中等水平，而居民电价远低于同等发展程度的国家。我国是电力供不应求的国家，每年用电高峰期都会出现严重的电力短缺。因此，政府要进行调控，以优先保证居民用电。如果供电改由私企垄断经营，它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还能保持目前的电价吗？
再看成品油价格。过去不少人认为我国是一个高油价国家，但2012年5月美国彭博新闻社列出的一份全球55个国家的油价排名中，中国的油价排名第42位，是油价较低的国家。中国是人均能源极度匮乏的国家，维持较低的油价相当不容易。很难想象，如果我国的三大石油公司都是私企，还能保持目前较低的油价吗？
六、为什么西方对我国的国企改革如此“热心”？
近年来，西方一些人恶意丑化我国的国企，宣称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是无法相容的，中国的国企充斥着腐败和低效，只能依靠垄断和政策支持才能获得竞争力。一些国际组织、西方政要及学者，经常向我国提出国企私有化的建议。为何他们对我国的国企改革如此“热心”？真的是要帮助我们提高竞争力吗？
国际关系中从来都是国家利益至上。西方一些人这么做恰恰是出于对中国国企竞争力上升的焦虑。美国副国务卿霍麦茨说得很清楚：美国公司不仅在中国市场与中国国企竞争处于不利境地，而且在美国市场甚至第三国市场中也面临被动局面，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受到了严峻挑战。
我国的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企业是有自己的优势的。它们大都有完善的内部管理制度，人员素质、技术水平、创新能力总体上远远好于私企。在很多行业，包括那些竞争性较强的行业，技术最先进、管理最规范、人才最集中的，都是具有较大规模的国企。国企在带动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共同提高国际竞争力上，发挥了突出的作用。即使一些垄断行业的国企，效率也很高。例如，中石油的骨干企业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其管理水平、勘探能力、采油技术在世界上都是比较先进的，职工的劳动积极性很高、科技创新能力很强，不仅在国内创出了很好的经济效益，而且在国际招标中也屡屡击败国外同行。
正因为如此，西方国家要刻意打压我国的国企。近年来屡屡发生的国企海外投资受挫，背后都有西方政治势力和利益集团的干预。对此，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改革是为了兴利除弊，推进垄断行业改革绝不是要改掉我们的固有优势。（吴强）
——据《求是》第9期
吴敬琏：城市化最大问题是效率低下
我国城市化在加速，现在从省级城市、副省级城市直到地级、县级城市，都在建造大马路、大广场、大建筑。但不少地方采取“摊大饼”的方式推进城市化，把各种产业都堆在大城市里面，搞“造城运动”。结果就跟我们在整个经济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一样，就是不论城市建设还是城市运营，都效率低下，使城市化和工业化受到了成本过高的阻碍。
首先，土地资源大量浪费。中国是一个土地短缺的国家，但我们在城市化过程中土地浪费非常严重，土地城市化的速度大大地超过了人口城市化的速度，万元GDP耗用土地面积超过发达国家10倍以上。而且用这样的办法进行城市化就造成了大量的失地农民和大量虽然进了城却并没有真正成为市民的城市化“农民工”，于是出现了双重二元结构。
其次，用摊大饼式的发展推进城市化，把金融服务业和各种各样的制造业企业都堆在大城市里面，因为专业混杂，所以并不能够发挥专业集聚效应，导致了城市的专业化水平很低，这样就很难提高效率。另一方面，这些城市居民的生活半径变得非常长，交通拥堵，城市运行的效率变得很低。
为什么会发生低效率的问题？一是由于价格扭曲，使得土地被大量浪费。
二是政府职能错位。“城市”大体上有两种不同的来源。我国城市大多是从“城”即“都”（政治中心）发展而来，而其他国家的城市大多是从“市”即市场发展而来的。一般而言，市场自发地使得城市的空间布局趋于合理化，形成了相关行业支脉繁多、关系密切的金融业集中在大城市，行业间关联度不高的制造业集中在既能发挥专业化的集聚效应，又能带动周边农村发展的小城市的格局。而在我国，政府在城市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规模愈大的城市行政级别愈高，支配资源的权力愈大，行政级别愈高的城市也就有更大的权力动用资源来扩大城市规模。这种体制推动了近年来风起云涌的摊大饼式“造城运动”。
为了提高我国城市化的效率，我以为应当采取以下的措施：一是改革地产制度；二是改革财政体制，包括改变层级制的城市结构；三是重新界定政府的职能。（本报记者刘先云根据10月13日作者在复旦大学经济学系发言整理）
——据《人民日报》10月17日
挤出灰色成本,廓清楼市迷雾
陕西省住建厅的一纸“限利令”，再次搅动有关“商品房利润几何”的一江春水。政府、学界、开发商各说各话。北京大学金融系副主任吕随启认为，商品房成本中的一些“灰色支出”，既难以公开，又无法测量，以致房价虽一路高企，开发商却仍嫌赚得不够。吕随启表示， “如果30%的‘灰色成本’在阳光下被避免了，目前的房价‘打对折’都没有问题。”
虽说商品房限利令是好事，但是要限利，首先得算清成本账。而正如吕随启所言，商品房成本中的一些“灰色支出”，既难以公开，又无法测量，以致房价虽一路高企，开发商却仍嫌赚得不够。因此，挤出房价里的“灰色成本”（即我们通常说的腐败成本），廓清房地产市场成本、利润迷雾，十分重要。
其实，不用吕随启副主任提醒。房地产市场腐败已是公开的秘密。新华社曾连发6篇聚焦房价的“新华时评”，痛批土地财政以及楼市腐败。还有开发商自曝“不行贿难拿工程”、招标程序名存实亡的行业“潜规则”。一位大型房地产公司老总曾坦言：“如果权力都在阳光下运行，开发一个房地产项目的成本就能降低15%。”常年在珠三角、湖北、四川、云南等省区从事房地产运作项目的投资商魏如杰曾向记者透露过“项目运作”囤地的个中奥秘：二至三亿元的项目下来，尽管从长远上看能够纯赚二至三亿元，但前期投入就会超过几千万，加上前前后后给领导送的礼物、红包，肯定要超过一亿元。
无论是新华社痛批，开发商自曝内幕，还是北大专家说避免灰色成本房价可打对折，都一针见血揭露了房地产领域的腐败乱象。房地产领域腐败问题如此严重，无疑值得反思。有关部门应该及时介入监管、查处，查处更多与开发商权房交易、权钱交易的贪官，用法律的力量挤出房地产腐败成本，廓清房地产市场成本迷雾，为商品房限利提供可靠数据，把畸高房价扳回理性轨道。
在房价高企的当下，坊间要求公开房价成本的声音十分强烈。但是真实的房价成本一直在“躲猫猫”。除了地价推高房价，开发商视房价成本为商业秘密以外，腐败成本一直隐藏幕后也成了公开房价成本的一大障碍。实际上，真实的房价成本除了包括土地、建筑安装、税费、企业运营等刚性成本以外，腐败成本也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但是，腐败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地方政府与开发商在公开房价成本时都不想也不敢触及这个问题。至于这个比重是不是吕随启所说的大约30%还有待探讨。
实际上，潜规则拿地是许多开发商不愿言说的秘密。土地拍卖过程中，灰色交易普遍存在，而地王现象背后更是存在弄虚作假、地方政府与开发商利益分成的真相。把所有开发商都看成“行贿者”，把房地产官员都当成腐败假想敌，或许有失偏颇。但是，与新华社连批房地产市场腐败相呼应的是，近年来，官员与开发商沆瀣一气，涉足房地产腐败是不争的事实。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原副主任朱志刚、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安徽省原副省长何闽旭、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贵阳市原市长助理樊中黔都是这方面的典型。官员涉足房地产腐败不仅败坏风气，违法犯罪，而且成为高房价的幕后黑手。上海“炒房”处长接受开发商29套房产贿赂，更是把房产开发腐败成本呈放大状态暴露在公众视野之下。
尽管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房价调控政策，但是房价并未实质性下降，相关部门高扬法律利剑，修补制度漏洞，查处开发商背后的官员保护伞，挤出房价腐败成本，十分必要。挤出腐败成本不仅有利于厘清真实的房价成本，拨开房地产市场迷雾；官员也有底气监管开发商违规经营。如果有关部门果断出击，认真履行监管职能，查处行贿开发商与受贿官员，不仅房价成本有望下降，房地产市场秩序也会逐步规范。（叶祝颐）
——据新华网10月26日
谁拿走了我们的宽带
高价包6兆宽带，高峰时却只有0.29兆。央视《每周质量报告》报道称，宽带“缺斤短两”已成普遍现象，经测算，用户平均只享受到55%的标称带宽，多花近一半冤枉钱。
宽带对现代社会的意义，本无须再重复，它不仅带来新的体验，还将极大改变我们的未来。对于曾错过工业革命、管理革命的中国而言，我们绝不能再错过信息革命的机遇了，曾经几乎被开除“球籍”的耻辱记忆，鞭策着我们前行。
然而，恰恰就是被寄予厚望的宽带，如今却又在重复着注水肉、毒牛奶的故事。
表面上看，这是一个管理问题，大量二级、三级承包商混迹其中，他们无品牌、无实力、无诚信，已经习惯了用欺骗用户的方法获利。如果将他们轰出市场，问题将迎刃而解。
然而，深入思考，则疑窦顿生：哪个生意人不想把企业做长久？他们为何不去提高自己的实力与品牌？
因为，现有游戏规则不鼓励他们这么做，宽带资源上游高度垄断，普通企业无法介入，只能拼缝经营。出价高，才能得到资源，那些能压缩成本、巧妙克扣用户的企业在竞争中拥有优势，于是，几番大浪淘沙，良币逐步被清除，剩下的只有劣币。
如果换一套规则，完全由市场决定，则大家各凭本事去竞争，从结果看，也许依然会出现垄断等问题，可垄断者必须得到用户的认可，这就加大了造假、欺骗的成本，至少在相当时期内，它们只能通过创新、服务来争取客户，因此带动技术进步。
信管理，就是把选票放在上级手中，信市场，就是把选票放在用户的手中，短期内也许没区别，可从长期看，一定会不同。
从历史上看，中华民族曾奉献给世界许多伟大的创造，明末发明的织布机与引发英国工业革命的“珍妮织布机”已相去不远，可200年后，我们却整整落后人家一个文明量级。我们有工艺智慧、实践理性，却长期漠视制度文明建设，我们总以为它看不见摸不着，用处不大，总想靠操练大刀长矛的方法来使洋枪洋炮，结果自然是一败再败。
不解决根本问题，则假冒伪劣、效率低下、内耗等传统痼疾必将一次次沉渣泛起，不仅会拿走我们的宽带，更会对我们的未来之路带来伤害。（蔡辉）
——据《北京晨报》10月9日
捡了手机“芝麻” 丢了奶粉“西瓜”
工信部统计数据显示，2001年，我国手机产量仅为8031万部。到2011年，我国手机产量就已经达到11.3亿部；当年出口总量达到8.8亿部，占全球出口量的近八成。
据新华社消息，现在我国出口非洲一部售价300到400元人民币的手机，获取的纯利润大约在2至3元，“低得惊人，就是图个量，看不到什么好前景”。目前全球手机市场99%的利润都被苹果、三星两家公司赚去。中国手机出口量占全球市场近八成，却换不来1%的利润。
进口产品就完全翻过来了。以进口洋奶粉为例。德国第一大婴儿奶粉品牌喜宝董事长日前在上海对媒体坦言：“中国已成为全球洋奶粉价格最高的国家。”
在欧洲，婴儿奶粉售价很便宜，普通的配方奶粉在德国超市的售价也就是每盒5至10欧元，约合几十元人民币。再高端的洋品牌特殊配方奶粉，也不会超过20欧元。在号称具有世界上最好奶源的新西兰，一桶婴儿奶粉的售价也不过人民币70元左右。洋奶粉一进入中国，换上中文包装，身价翻着跟头地往上翻。来自《北京青年报》消息，若干洋奶粉的价格目前已经突破每桶400元大关。
手机算科技产品吧，中国搞这玩艺儿出口不赚钱。养牛、生产婴儿奶粉，看着是农业加工业，进口到中国大赚其钱。捡了手机“芝麻”，丢了奶粉“西瓜”，我们需要认真思考一下：如何改变“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的进出口贸易局面。(苏文洋)
——据《北京晚报》10月25日
社会脉搏
卫生部败诉的进步与局限
卫生部因拒公开生乳新国标信息，被郑州一消费者告上法庭，该案日前宣判，法院认为卫生部不予公开的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判令其在法定期限内予以重新答复。
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出台之后，民间舆论就对司法倒逼政府信息公开寄予厚望，但是在将近5年的实施时间里，却鲜有判令政府公开信息的成功案例，我们看到的反而是太多“无疾而终”的徒劳申请。在这样的背景下，卫生部因拒绝公开信息被推上被告席并败诉，颇让人出乎意料而又惊喜，此案在推动政府信息公开的道路上，无疑具有不小的进步意义。
在舆论效应中，公民个体叫板国家部委，当别具示范意义。该案中，卫生部以“影响社会稳定”之词，来敷衍公民的知情权诉求，司法判决则为这种搪塞的方式亮了“黄牌”。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这等于警告各级政府部门，对公民提出的信息公开申请必须慎重对待，而不可继续忽视或敷衍了事。就此而言，个案判决有助于在实践中更好地维护公民知情权利。
不过本案中，焦点是乳标审查讨论中的会议纪要等政府信息，究竟属不属于信息公开的范围。恰是在这个关键问题上，法院选择了回避。恰如卫生部回应所称，法院只是判令卫生部在法定期限内对此予以重新答复，而并非判令就相关信息予以公开。这意味着，卫生部仍然可以为会议纪要不属于信息公开范围找出其他事实和依据，依然可以拒绝公民的公开申请。
公民主张信息知情权的目的，在于推动生乳国标更加科学合理。在此，生乳新国标是如何形成的？到底存不存在“中国生乳标准被个别生产常温奶的大企业绑架”？新国标制定过程中，反对和支持的声音到底各占多少比例？这些关系到百姓身体健康权益的关键性问题，显然需要在政府信息公开的基础上，予以仔细较真。
遗憾的是，法院一方面认定会议纪要属于在履行法定职责中制作的政府信息，另一方面则对原告关于判令卫生部公开其申请的政府信息的诉讼请求予以驳回，这种委婉妥协的判决并未对相关信息要不要公开作实质性审查，而是将公开与否的决定权交给了卫生部。从司法监督政府行为的效果看，判决没有明确被告的信息公开义务，也就难以倒逼卫生部履行其法定的公开职责。就此而言，该案的判决则带有局限性，很难对政府信息公开实践产生直接而带有制约性的改善作用。(傅达林)
——据《京华时报》10月24日
叫板“潜规则”的公民越多越好
微博已成反腐利器，一批“表哥”“表叔”对此深有体会。而北京某企业法定代表人姜汝祥不仅用微博曝光工商人员涉嫌违法违纪的问题，还想借此根除工商管理的体制之弊。
姜汝祥介绍，去年夏天，北京市朝阳区安贞工商所的执法人员称接到“有非法出版物”的举报，查扣了其公司上百套书籍和音像制品。从今年3月开始，他和公司人员去工商所交涉此事，不断受到工商执法人员的暗示，让他们如实申报金额或者“找关系”。姜汝祥近日通过实名微博予以揭露，并向记者提供了录音证据。
实事求是地讲，姜汝祥确实先被安贞工商所抓住了“把柄”。姜汝祥赠送或者售卖的培训材料的确没有取得相关部门的许可，按照北京工商行政管理局官方微博“首都工商”的表示，已经“涉嫌未经许可从事图书及音像制品的经营活动”，而姜汝祥表示只是将研究文章结集成册，提供给培训和咨询的客户，类似学校发的学习资料，既没有摊派，也没有公开销售。更让姜汝祥不能接受的是，即便自己愿意接受工商的处罚也不可得。最终，工商执法人员的“暗示”又被姜汝祥抓到了“把柄”。
企业在培训业务中印制的材料，是否属于非法出版物，双方各有依据。但在讨论这个案例之前，不妨温习一下10月10日刚公布的《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这个决定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取消和调整了314项行政审批项目，还提出了“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事项，政府都要退出。”依据这个原则，我们有必要思考，姜汝祥的培训材料是否也可以适用。目前看，姜汝祥印制的培训材料之所以“非法”，并不在内容，而在于是否取得了行政部门的许可，盖上了行政部门的公章就是知识财富，否则就是非法出版物。这样的裁定总让人隐隐感到权力的蛮横。
姜汝祥已经表示，会提供证据给工商部门，但他更希望工商把整个执法程序和细节公布出来，他不想谴责某个人，他的目的也不是找替罪羊。确实，一些行政部门的吃拿卡要，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个别人员私德不修，但从根子上暴露的大多还是行政权力的扩张。一些行政部门之所以敢在工作中或明或暗地捞取好处，就在于他们在行政管制体制中，把权力所及之处看成自己的“势力范围”，在这个范围之内的企业或公众都是被其管制的，而不是被服务的。在首善之区，一个工商所还会先“暗示”对方，换到其他地方，可能连“暗示”的环节都免了。面对权力的刁难，大多数中小企业都可能会无奈地顺从，毕竟“找关系”的成本通常要小一些。姜汝祥的可贵在于他不仅要对抗执法程序上的不当，还努力让工商部门改变观念和职能。
一个人或者一个企业要改变一个行政部门多年沿袭的做法，很像单枪匹马的堂·吉诃德挑战风车，姜汝祥最终看到的结果未必会让他满意，但如果这个社会当中的每一分子都能像他这样，宁肯多付出一点代价，也不盲从权力的“潜规则”，那么阻碍社会进步的“绊脚石”就有可能被逐渐清除。所以，我们很希望能有越来越多的人像姜汝祥那样较真儿。（沙元森）
——据《齐鲁晚报》10月15日
别“轻飘飘”地指责国民素质
《南方日报》10月5日刊发新华社观察文章《景区难招架传递啥信号？》。文章在引述北京天安门广场一天清扫出近8吨垃圾、三亚大东海景区3公里海滩更是遍布50吨垃圾等现象后，采访了有关专家。专家认为，长假出行已成为检验国民素质的重要途径，虽然我国的GDP总量已位列世界第二，但不可否认的是国民素质较之经济发展水平还有差距，如何扔垃圾，不仅反映个人卫生习惯，也能体现一个国家的文明水平。
在景区乱扔垃圾，当然不是什么卫生、文明的表现。但若是将这类的脏乱差，都归咎于国民素质不高，那就是在避重就轻。公共场所行为是否文明，不仅表现出一个人本来的公德意识，也与公共环境的设施配套是否完善、管理水平是否达标等密切相关。
举例来说，广州市就有不少垃圾桶、公厕及提示不得践踏草地的善意提示牌等配套设施健全的公园，免费向市民开放，在节假日客流量较大的时候，也很少出现脏乱；而该市去年十一长假前夕新开放的海珠湖公园，配套设施却非常少，清理维护也不及时，以至于开园头几天的下午就出现了遍地垃圾。同样是公园，同样免费向广州本地市民和外地来穗劳动者开放，换得两种秩序卫生的结果，按照某些专家的逻辑，难道国民素质短时间内就发生了陡变？
在笔者看来，今年十一长假期间部分热门景区景点，之所以会出现乱扔、遍布垃圾的事实结果，最该批评的不是游客，而是应对不足、管理不当、缺乏服务意识的景区景点管理单位及地方政府。游客到这些景区景点旅游，购买的是合法的旅游体验服务；而作为这些服务的出售方、受益方，景区景点管理单位及所在地地方政府有责任进行客流分析，要考虑到客流达到峰值上限乃至超过上限应该如何应对，理应提前在客流高峰期到来前增加路牌、垃圾桶、临时公厕、志愿服务点、通勤车辆等配套。在任何情况下，把景区景点管理好、秩序维护好、卫生等配套工作做好，这是管理方当仁不让的义务，怎么能借口游客太多带来较高的管理、维护难度进而撂担子呢？
谁也不能说这个假期光临热门景区景点的所有游客都没有公德意识吧？！问题是，即便许多游客很有公德意识、很想把垃圾带到垃圾桶再扔，恐怕一无机会二无条件——景区景点管理单位只管卖票不作事前预警，导致客流爆满，摩肩擦踵。举家出行的人们必须首先把注意力放在拉紧自家小孩和老人之上，根本没有办法找到垃圾桶的位置再挤过去。那些说风凉话嘲笑游客素质不高的学者们，不妨在10月8日的上班高峰期到北京或深圳或上海或广州的地铁站体验一下，就知道几天前的景区景点是什么样的阵仗了。（郑渝川）
——据新华网10月7日
从莫言的教育经历反思现实中国教育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很多媒体将其与中国文学得到世界认同、文艺复兴等联系在一起，还有的在找其与我国教育的关系。
强烈“诺奖情结”的一大表现，就是想用一次获奖，来证明什么。但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能证明的只是他的作品得到了诺奖评审委员会的认可，其他的却很难证明。通常，一国科学家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情况，可以用来分析这一国家的教育环境、科研环境，因为要取得学术创新，离不开学校教育和科研环境———没有经历严格的学术训练，在缺乏创新的学术环境中，想在学术研究上取得世界级的原创成果，是十分困难的。且总体看来，这些奖项几乎没有什么争议。而诺奖的其他奖项则不然，获奖与教育、学术关系不密切，更多与社会环境有关，并加上个人的奋斗。
莫言的教育经历，也正说明这一点。虽然在其获得诺奖后，北京师范大学马上发布消息，称“我校校友莫言荣获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可是，查阅其简历，出生于1955年的莫言，在上了小学五年级之后就辍学、务农了，21岁入伍，26岁开始发表作品，之后进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1991年，36岁的莫言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鲁迅文学院创作研究生班，并获文艺学硕士学位。
从莫言的教育经历，可以看到，他只接受了五年的基础教育，以小学毕业生的身份，开始创作、发表作品，而了解我国大学教育的人，大约也会明白，其之后接受的大学教育、硕士教育，更多是“镀金性质”。对于在北师大读硕士的经历，莫言就曾笑言：“我的北京师范大学硕士是滥竽充数”。这也许是莫言自谦，但我国不少大学举办的研究生班，后来被舆论质疑为贩卖文凭，国家也对此加以治理，却是事实。
我想说的是，要通过莫言获得文学奖，来证明中国教育的成功，是证明不了的。莫言的教育经历更说明，作家获得诺奖，与其接受的正规学校教育，关系并不大，那些指望通过办作家班来培养作家的想法，是不符合作家成长的规律的，这与办画家班来培养画家一样，都是灌输教育思维。培养作家和画家，主要在于给他们自由创作的土壤。另外，莫言支离破碎的基础教育，却让其走上创作之路，反过来倒值得对当前的教育深思：按照我国当前的教育方式，一名学生完整地接受了小学、初中、高中教育后，他们还有多大的创造力、想象力呢？
需要注意的是，莫言接受的基础教育，还是40多年前，而近20年的基础教育，在应试教育的道路上高歌猛进，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中，走出了一个同样辍学(不同的是在高中主动辍学)的作家韩寒，而他一直被贴着“反叛”的标签。换言之，如果不“反叛”，就可能在教育环境中“泯然众人”。
所以，如果真要找莫言和教育的关系，不要想着怎样贴金，“消费”莫言，而应该从其成长经历中，思考怎样创造有利于优秀作家成长的环境，以及反思我国当前基础教育在激发学生想象力、创造力方面的缺失。如果没有激发学生想象力、创造力的教育，中国本土学者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可能性是十分渺茫的。而即便文学奖之类的奖项与教育的关系不是那么密切，获奖也只能是偶然事件。（熊丙奇）
——据《南方都市报》10月13日
国际观察
中国崛起的政治吸引力
中国的国家战略总目标是要崛起为世界性大国，带领人类文明进入一个新的境界。实现这个目标只靠经济力和军事力的累积是不够的，一定要有政治力的增长。
政治力主要不是指政治控制力，而是政治吸引力，也就是能够吸引人民朝着一个可期的目标共同奋斗的力量。增加政治吸引力的关键是要处理好内政问题。处理好内政问题的关键还是要着眼于发展，可持续的、全面的发展，也就是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发展。然而，国内在政治发展的目标和方案上分歧很大，政治改革举步维艰。这里既有利益的因素，也有观念的因素。利益的阻挠需要政治家的胆略来克服，观念的障碍需要学者多做点工作。我们看到了西方的自由民主在全世界的吸引力，以及对人类的政治文明做出的重要贡献，但也应该看到很多发展中国家简单移植自由民主制度所带来的治理失败。中国博大深厚的文明完全可以包容西方的自由民主，孙中山一方面引入西方的民主制度，一方面又说中国的治理智慧远在西方人之上，这并非虚言。
就政治价值层面来说，中国最终会给人类奉献什么成果还不可尽知，但已经有了一些端倪。与自由民主相比，中国传统与现代民主相结合，会发展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这种民主以中国“仁道”为基础，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民主价值。笔者认为它有四个要素：一是“天下为公”，远景是自由人联合体，现实目标就是建立共有、共治与共享的共和国;二是“选贤与能”，远景是选拔贤能之士，一起治理共同的事务，现实目标就是通过选举和考试等制度选拔贤能之士来治理国家;三是“讲信修睦”，远景是形成没有冲突，亲密无间的社会共同体，现实目标是在有冲突的人们之间建立信任和互助，形成善意互动的社会网络;四是“皆有所养”，远景类似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现实目标是通过本人的努力和社会政治的协助，让人人过上自由、尊严和幸福的生活。这几点可以成为中国民主价值的基本信条，它们可以为人类民主的发展增加积极的元素。
在这种新民主观的指导下，我们就可以自信地面对西方民主，好的东西可以拿过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框架下实现更好的整合，以消除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所出现的不良反应。
就当前的政治改革来说，我们一方面要学习西方，适当地引入竞争性选举的制度，另一方面绝对不能自暴自弃，将我们固有的优势放弃掉。中国共产党走了一些弯路，其中一个教训就是曾经与传统过于决裂，但也有意无意地继承了传统中一些好的东西，譬如说强调个人修养，加强政党自律等等。中国共产党曾经犯过一些错误，但仍被人民拥护，这个政党自律起了很大的作用。然而，正如桑德尔讲美国民主的道德之网在土崩瓦解一样，中国的政党自律也面临一定程度的消解隐忧。
因此，中国的民主发展也是两手都要硬，一是扩大政治参与，二是加强政治自律。具体来说，当前迫切的政治任务之一是要加强党内治理，坚决将腐败分子清除出去，不管是姓左还是姓右，要为中国的政治发展打造一支清正廉洁、朝气蓬勃的精英团队。第二项任务就是要提升人大民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兑现民主承诺的主要手段，不走人大民主这条路，其他的路都很难走通。
有人说，政治改革缺乏共识，其实这个有点夸大其词。如果进入操作层面，大家凭着公心来讨论，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共识。不要过于担心被西方人利用，不要过于担心没有自己的特色。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怎么能像小国一样被人利用?中国有那么丰富的传统和现实经验，怎么可能没有自己的特色?(储建国)
——据人民网-人民论坛10月24日
不值一驳的日方“论据”
日本政府想窃取中国钓鱼岛的任何言行，始终牵动着全球华人的神经。上世纪70年代就参加“保钓”运动的旅奥台湾学者俞力工先生近日撰文，对日方的所谓“论据”逐一进行了批驳。
文章说，从地理构造看，钓鱼岛由5个无人岛和3个岩礁组成，总面积约6平方公里，位于台湾东北部，是大屯山脉的延伸，与台湾同属水深200米以内的大陆架岛屿。钓鱼岛东侧有一道2500米深的“黑水沟”（冲绳海槽）将中国大陆架与琉球群岛隔开。据此，自明、清以来，中国便取“黑水沟”中线为中琉边界。日本主张钓鱼岛为其领土，其划界完全无视大陆架与“黑水沟”的存在，而是取中国（包括台湾）海岸线与琉球（包括钓鱼岛）的中线。如此，两线之间便出现了面积相当于3个台湾的重叠区或“争议区”。如此大片领土，无论对国防、资源开发、渔民生计，都会产生巨大影响。一旦日本将钓鱼岛作为前沿基地，军事上不仅能轻易隔开中国东海和南海海防，也可进一步进逼中国大陆及台湾。正是该区域的重要军事战略意义，使日本近一百多年来，一直对钓鱼岛垂涎三尺，一有机会就想将它收入囊中。
其次从历史渊源看。最晚从1372年琉球国向中国朝贡开始，中国已给钓鱼岛命名。诸多册封使前往琉球时，都有关于钓鱼岛的航海记录；还有多种海防图将钓鱼岛纳入中国边防。清康熙1683年，台湾纳入中国版图后，正式把“黑水沟”定为中琉之界；一些地方志如《台湾府志》、《重篆福建通志》等均指出，钓鱼岛隶属台湾府宜兰县管辖（时称噶玛兰厅）。除中方史料外，许多十九世纪法、英、美地图也都将钓鱼岛明确划入中国版图。大量中外史料及中国渔民从未间断的捕捞活动表明，600多年来该岛群早已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现在，日方以个别中国地图、文字记录没有点名“钓鱼岛”为“中国所有”而否定中方的史料依据，不仅是断章取义，也是站不住脚的。必须指出的是，古代史料不可能每一份都那么周全。日方不应无视绝大多数史料反映的事实，而专挑少数不完整的史料进行诡辩。更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是最不完整的同期史料，也不能证明钓鱼岛与日本有关或属于日本。
再从日本的史料看。日本官方说，日本人发现钓鱼岛时，该岛是“无主岛”，因此与《马关条约》无关，不属于按《开罗宣言》日本必须归还的“窃取”领土。对此，我们不妨看一下史料的记载。1879年日本侵占琉球（冲绳）后，鉴于钓鱼岛的军事战略地位，即产生了窃取之意。据日本史学家井上清研究，时任内务大臣在1885年授意冲绳知县，要求日本政府将钓鱼岛纳入日本版图。日本外务大臣井上馨1885年10月12日就此复函称：“清国报纸等盛载我政府占据台湾附近清国属岛之传言，对我国怀有猜疑。于此频频敦促清政府注意之际，我们若遽尔公然建立国标，反易招致清国之猜忌……至于建立国标之事，须俟他日时机。请诸位注意，已调查大东岛一事及此次调查之事，恐均不刊载官报及报纸为宜……”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随着中方战败已成定局，井上馨所称的“时机”终于来了。日本内阁于1895年1月14日通过决议将钓鱼岛纳入日本版图并划归冲绳县管辖。尽管1885年《刚果公约》明确规定了“公布义务”，但日本一直秘而不宣。甚至在1896年3月的天皇敕令及同年12月的八重山行政区详表均未纳入钓鱼岛。1895年4月17日，中日签订了《马关条约》，中国被迫割让台湾等岛屿。
以上史实至少表明：1、日本政府早就知道钓鱼岛属于中国，“无主岛”之说不能成立。2、日本趁中国战败之际将钓鱼岛纳入日本版图，违反国际公约秘而不宣。从法律角度看，构成了事实上的“窃取”。3、因为日本是暗中窃取，中国不可能知情，自然会按《马关条约》将钓鱼岛随台湾和其他岛屿一并割让日本。
二战结束，无论是于情、于理、于法，钓鱼岛都应无条件归还原主，恢复中国与琉球以“黑水沟”中线为界的常态。
俞力工先生的文章指出，日本政府还有一个说辞是，美国政府已将钓鱼岛随琉球一起归还日本。事实是，二战结束后，美国为了围堵苏联和中国的“共产主义”，决定扶持、利用日本。美日于1951年签署了《旧金山和约》，规定“北纬29度以南的西南诸岛交由联合国托管，而美国为唯一施政当局”。首先需要指出，“北纬29度以南的西南诸岛”是个笼统概念，大体指琉球群岛，并不涉及附属台湾的钓鱼岛。此外，这次会议没有中国参加，中国政府当时就表示“不予承认”。
1953年12月25日，美国为了把琉球北端的奄美群岛当作“圣诞礼物”归还日本，刻意通过第27号令，重新制定了托管区范围。在把奄美群岛从托管区划出的同时，将钓鱼岛划入托管区。此举是美国的单方行为，不具任何法律依据。《联合国宪章》第七十八条规定，“凡联合国成员国之领土，不适用托管制度……”显然，美国以此为依据，在1968年将钓鱼岛行政权随琉球移交日本，对中国不可能产生任何约束力。日本更不可能从中引申出“主权”。（方祥生/《光明日报》驻维也纳记者）
——据《光明日报》10月23日
中美军事实力差距巨大
目前有些国人认为，中国的武器装备同美国相差20年。虽说某些型号如最新的第四代战机有此差距，可是全面地看，在武器的多数领域中差距还不止于此。
中国陆军主战装备的水平同美国相比，可能是各军兵种中差距最小的，不过现代战争中陆战的作用已日益降低，美国甚至早就扬言不会同大国再打陆战。从海军的总吨位看，中国海军已仅次于美俄居全球第三，不过其装备水平同美国的差距却是军事领域中最大的。例如美国的核动力航母1961年便已服役，中国才刚刚涉足常规动力航母。中国空军的战斗机仍同美国存在“代差”，例如美国的四代战斗机 F-22早在1990年便已试飞，比中国领先了21年，而且该机在2005年便已装备空军，现在都已停产而在研制第五代。
综观中美两国的主战武器，可以说多数项目的技术差距不止20年。如果在上世纪90年代前期相比较，双方整体军事技术水平差距可达30—40年。
冷战结束后，美国不断通过战争检验和改进武器系统，中国的新装备却未经过实战检验。另外，中国过去奉行国土防御和近海防御战略，缺少空中和海上的远程投送力量，这方面同美国的差距更大；作为远程快速投送主要装备的国产大飞机的研制，还远未见眉目。中国军事科技水平落后于美国的局面，是中国近代社会制度长期落后的历史遗留问题造成的，而想改变这一状况恐怕至少还需要两代人的努力。因此，现在一些国人应从自我陶醉中清醒，在处理对外问题上保持谨慎态度，仍应坚持“韬光养晦”的方针。
近些年我国社会上浮躁、浅薄、低俗之风盛行，一些以哗众取宠为宗旨的媒体为刺激眼球又渲染这类主张，更使一些年轻人容易受其煽动，形成偏激的情绪。冷静、客观地说明我国的经济、军事实力，就显得更为必要。(徐焰)
——据《东方早报》10月8日
本期要目
关于垄断行业改革的几个问题（下）/吴强
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改革是为了兴利除弊，推进垄断行业改革绝不是要改掉我们的固有优势。
卫生部败诉的进步与局限/傅达林
卫生部因拒公开生乳新国标信息，被郑州一消费者告上法庭，该案日前宣判，法院认为卫生部不予公开的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判令其在法定期限内予以重新答复。
叫板“潜规则”的公民越多越好/沙元森
如果这个社会当中的每一分子都能像他这样，宁肯多付出一点代价，也不盲从权力的“潜规则”，那么阻碍社会进步的“绊脚石”就有可能被逐渐清除。
不值一驳的日方“论据”/方祥生
上世纪70年代就参加“保钓”运动的旅奥台湾学者俞力工先生近日撰文，对日方的所谓“论据”逐一进行了批驳。
目录
财经广角
关于垄断行业改革的几个问题（下）/吴强
吴敬琏：城市化最大问题是效率低下/刘先云整理
挤出灰色成本,廓清楼市迷雾/叶祝颐
谁拿走了我们的宽带/蔡辉
捡了手机“芝麻” 丢了奶粉“西瓜”/苏文洋
社会脉搏
卫生部败诉的进步与局限/傅达林
叫板“潜规则”的公民越多越好/沙元森
别“轻飘飘”地指责国民素质/郑渝川
从莫言的教育经历反思现实中国教育/熊丙奇
国际观察
中国崛起的政治吸引力/储建国
不值一驳的日方“论据”/方祥生
中美军事实力差距巨大/徐焰
财经广角
关于垄断行业改革的几个问题（下）
四、能照搬西方私有化改革方案吗？
上世纪80年代，在新自由主义思想指导下，以美国和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掀起了一股大规模私有化浪潮，许多原来由国有企业经营的行业，如铁路、航空、银行、石油、电信、钢铁、煤气、造船以及军事工业等，都进行了私有化。欧美国家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使经济摆脱了“滞胀”困境，但也使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加深，并带来严重的两极分化。
欧美国家的私有化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被很多发展中国家所效仿，但实际效果远没有预想的那么好。私有化造就了一批亿万富翁，但既没有削弱垄断，也没有促进经济发展，更没有给老百姓带来好处。在墨西哥的私有化中，卡洛斯·斯利姆买下了墨西哥国家电话公司，如今他成了世界首富，垄断了墨西哥90%的电话线路，而墨西哥也成了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俄罗斯在私有化过程中，采取了较为激进的“休克疗法”，对石油、天然气、国有银行等进行了全面私有化，但这场“改革”创造的惟一奇迹是“造富”，快速造就了一批像霍多尔科夫斯基、别列佐夫斯基这样的超级富翁和垄断寡头，俄罗斯经济却急剧衰落，绝大多数居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
当前，我国存在各种各样的私有化观点。有人提出：“民营化是垄断行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最直接途径。”这里的民营化实质上就是私有化，与西方国家出售国企的做法没有两样。还有学者提出其他方法：“我们几十万亿的国有资产可以分给13亿民众”，“应将属于政府或者国有企业集团的上市公司的股票平均分发给中国的人民”。这样的建议，本质上也是一种私有化主张，当年俄罗斯的“休克疗法”采取的就是这种私有化方式。
对于形形色色的私有化“改革”方案，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不要幻想私有化能解决垄断行业现存的各种问题。例如，垄断企业高管收入过高是一个社会反映强烈的问题，如果中国的电信业也像墨西哥那样由私人经营，以中国电信用户的规模，完全可能造就像卡洛斯·斯利姆这样的世界级富豪，中国的广大民众能接受吗？
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确保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掌握在国家手里，这是由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的，与资本主义国家以攫取高额利润为目的的垄断有着根本的区别。
五、垄断行业由私企经营能给老百姓带来好处吗？
现在有些人只要谈到垄断行业的国企，就给贴上“与民争利”的标签。应当承认，有些问题是不同程度存在的，这也是垄断行业改革的必要性所在。问题是，如果垄断行业改由私人企业经营，就能比现在更好吗？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从本质上说，国有企业的最终所有者是全体人民，它们的利润最终要归民所有、用之于民，因此没有必要通过牺牲人民群众利益来牟取高额垄断利润。从实践来看，政府部门不是完全以盈利的多寡来衡量国企的业绩，还会考察其社会责任履行状况等多种指标；在多数垄断行业，政府都实行了比较严格的价格管制和监督，防止国企片面追求利润最大化。如果私营企业控制垄断行业，这些都是很难做到的。
以供电为例。目前，我国的工业电价居世界中等水平，而居民电价远低于同等发展程度的国家。我国是电力供不应求的国家，每年用电高峰期都会出现严重的电力短缺。因此，政府要进行调控，以优先保证居民用电。如果供电改由私企垄断经营，它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还能保持目前的电价吗？
再看成品油价格。过去不少人认为我国是一个高油价国家，但2012年5月美国彭博新闻社列出的一份全球55个国家的油价排名中，中国的油价排名第42位，是油价较低的国家。中国是人均能源极度匮乏的国家，维持较低的油价相当不容易。很难想象，如果我国的三大石油公司都是私企，还能保持目前较低的油价吗？
六、为什么西方对我国的国企改革如此“热心”？
近年来，西方一些人恶意丑化我国的国企，宣称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是无法相容的，中国的国企充斥着腐败和低效，只能依靠垄断和政策支持才能获得竞争力。一些国际组织、西方政要及学者，经常向我国提出国企私有化的建议。为何他们对我国的国企改革如此“热心”？真的是要帮助我们提高竞争力吗？
国际关系中从来都是国家利益至上。西方一些人这么做恰恰是出于对中国国企竞争力上升的焦虑。美国副国务卿霍麦茨说得很清楚：美国公司不仅在中国市场与中国国企竞争处于不利境地，而且在美国市场甚至第三国市场中也面临被动局面，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受到了严峻挑战。
我国的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企业是有自己的优势的。它们大都有完善的内部管理制度，人员素质、技术水平、创新能力总体上远远好于私企。在很多行业，包括那些竞争性较强的行业，技术最先进、管理最规范、人才最集中的，都是具有较大规模的国企。国企在带动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共同提高国际竞争力上，发挥了突出的作用。即使一些垄断行业的国企，效率也很高。例如，中石油的骨干企业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其管理水平、勘探能力、采油技术在世界上都是比较先进的，职工的劳动积极性很高、科技创新能力很强，不仅在国内创出了很好的经济效益，而且在国际招标中也屡屡击败国外同行。
正因为如此，西方国家要刻意打压我国的国企。近年来屡屡发生的国企海外投资受挫，背后都有西方政治势力和利益集团的干预。对此，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改革是为了兴利除弊，推进垄断行业改革绝不是要改掉我们的固有优势。（吴强）
——据《求是》第9期
吴敬琏：城市化最大问题是效率低下
我国城市化在加速，现在从省级城市、副省级城市直到地级、县级城市，都在建造大马路、大广场、大建筑。但不少地方采取“摊大饼”的方式推进城市化，把各种产业都堆在大城市里面，搞“造城运动”。结果就跟我们在整个经济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一样，就是不论城市建设还是城市运营，都效率低下，使城市化和工业化受到了成本过高的阻碍。
首先，土地资源大量浪费。中国是一个土地短缺的国家，但我们在城市化过程中土地浪费非常严重，土地城市化的速度大大地超过了人口城市化的速度，万元GDP耗用土地面积超过发达国家10倍以上。而且用这样的办法进行城市化就造成了大量的失地农民和大量虽然进了城却并没有真正成为市民的城市化“农民工”，于是出现了双重二元结构。
其次，用摊大饼式的发展推进城市化，把金融服务业和各种各样的制造业企业都堆在大城市里面，因为专业混杂，所以并不能够发挥专业集聚效应，导致了城市的专业化水平很低，这样就很难提高效率。另一方面，这些城市居民的生活半径变得非常长，交通拥堵，城市运行的效率变得很低。
为什么会发生低效率的问题？一是由于价格扭曲，使得土地被大量浪费。
二是政府职能错位。“城市”大体上有两种不同的来源。我国城市大多是从“城”即“都”（政治中心）发展而来，而其他国家的城市大多是从“市”即市场发展而来的。一般而言，市场自发地使得城市的空间布局趋于合理化，形成了相关行业支脉繁多、关系密切的金融业集中在大城市，行业间关联度不高的制造业集中在既能发挥专业化的集聚效应，又能带动周边农村发展的小城市的格局。而在我国，政府在城市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规模愈大的城市行政级别愈高，支配资源的权力愈大，行政级别愈高的城市也就有更大的权力动用资源来扩大城市规模。这种体制推动了近年来风起云涌的摊大饼式“造城运动”。
为了提高我国城市化的效率，我以为应当采取以下的措施：一是改革地产制度；二是改革财政体制，包括改变层级制的城市结构；三是重新界定政府的职能。（本报记者刘先云根据10月13日作者在复旦大学经济学系发言整理）
——据《人民日报》10月17日
挤出灰色成本,廓清楼市迷雾
陕西省住建厅的一纸“限利令”，再次搅动有关“商品房利润几何”的一江春水。政府、学界、开发商各说各话。北京大学金融系副主任吕随启认为，商品房成本中的一些“灰色支出”，既难以公开，又无法测量，以致房价虽一路高企，开发商却仍嫌赚得不够。吕随启表示， “如果30%的‘灰色成本’在阳光下被避免了，目前的房价‘打对折’都没有问题。”
虽说商品房限利令是好事，但是要限利，首先得算清成本账。而正如吕随启所言，商品房成本中的一些“灰色支出”，既难以公开，又无法测量，以致房价虽一路高企，开发商却仍嫌赚得不够。因此，挤出房价里的“灰色成本”（即我们通常说的腐败成本），廓清房地产市场成本、利润迷雾，十分重要。
其实，不用吕随启副主任提醒。房地产市场腐败已是公开的秘密。新华社曾连发6篇聚焦房价的“新华时评”，痛批土地财政以及楼市腐败。还有开发商自曝“不行贿难拿工程”、招标程序名存实亡的行业“潜规则”。一位大型房地产公司老总曾坦言：“如果权力都在阳光下运行，开发一个房地产项目的成本就能降低15%。”常年在珠三角、湖北、四川、云南等省区从事房地产运作项目的投资商魏如杰曾向记者透露过“项目运作”囤地的个中奥秘：二至三亿元的项目下来，尽管从长远上看能够纯赚二至三亿元，但前期投入就会超过几千万，加上前前后后给领导送的礼物、红包，肯定要超过一亿元。
无论是新华社痛批，开发商自曝内幕，还是北大专家说避免灰色成本房价可打对折，都一针见血揭露了房地产领域的腐败乱象。房地产领域腐败问题如此严重，无疑值得反思。有关部门应该及时介入监管、查处，查处更多与开发商权房交易、权钱交易的贪官，用法律的力量挤出房地产腐败成本，廓清房地产市场成本迷雾，为商品房限利提供可靠数据，把畸高房价扳回理性轨道。
在房价高企的当下，坊间要求公开房价成本的声音十分强烈。但是真实的房价成本一直在“躲猫猫”。除了地价推高房价，开发商视房价成本为商业秘密以外，腐败成本一直隐藏幕后也成了公开房价成本的一大障碍。实际上，真实的房价成本除了包括土地、建筑安装、税费、企业运营等刚性成本以外，腐败成本也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但是，腐败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地方政府与开发商在公开房价成本时都不想也不敢触及这个问题。至于这个比重是不是吕随启所说的大约30%还有待探讨。
实际上，潜规则拿地是许多开发商不愿言说的秘密。土地拍卖过程中，灰色交易普遍存在，而地王现象背后更是存在弄虚作假、地方政府与开发商利益分成的真相。把所有开发商都看成“行贿者”，把房地产官员都当成腐败假想敌，或许有失偏颇。但是，与新华社连批房地产市场腐败相呼应的是，近年来，官员与开发商沆瀣一气，涉足房地产腐败是不争的事实。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原副主任朱志刚、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安徽省原副省长何闽旭、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贵阳市原市长助理樊中黔都是这方面的典型。官员涉足房地产腐败不仅败坏风气，违法犯罪，而且成为高房价的幕后黑手。上海“炒房”处长接受开发商29套房产贿赂，更是把房产开发腐败成本呈放大状态暴露在公众视野之下。
尽管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房价调控政策，但是房价并未实质性下降，相关部门高扬法律利剑，修补制度漏洞，查处开发商背后的官员保护伞，挤出房价腐败成本，十分必要。挤出腐败成本不仅有利于厘清真实的房价成本，拨开房地产市场迷雾；官员也有底气监管开发商违规经营。如果有关部门果断出击，认真履行监管职能，查处行贿开发商与受贿官员，不仅房价成本有望下降，房地产市场秩序也会逐步规范。（叶祝颐）
——据新华网10月26日
谁拿走了我们的宽带
高价包6兆宽带，高峰时却只有0.29兆。央视《每周质量报告》报道称，宽带“缺斤短两”已成普遍现象，经测算，用户平均只享受到55%的标称带宽，多花近一半冤枉钱。
宽带对现代社会的意义，本无须再重复，它不仅带来新的体验，还将极大改变我们的未来。对于曾错过工业革命、管理革命的中国而言，我们绝不能再错过信息革命的机遇了，曾经几乎被开除“球籍”的耻辱记忆，鞭策着我们前行。
然而，恰恰就是被寄予厚望的宽带，如今却又在重复着注水肉、毒牛奶的故事。
表面上看，这是一个管理问题，大量二级、三级承包商混迹其中，他们无品牌、无实力、无诚信，已经习惯了用欺骗用户的方法获利。如果将他们轰出市场，问题将迎刃而解。
然而，深入思考，则疑窦顿生：哪个生意人不想把企业做长久？他们为何不去提高自己的实力与品牌？
因为，现有游戏规则不鼓励他们这么做，宽带资源上游高度垄断，普通企业无法介入，只能拼缝经营。出价高，才能得到资源，那些能压缩成本、巧妙克扣用户的企业在竞争中拥有优势，于是，几番大浪淘沙，良币逐步被清除，剩下的只有劣币。
如果换一套规则，完全由市场决定，则大家各凭本事去竞争，从结果看，也许依然会出现垄断等问题，可垄断者必须得到用户的认可，这就加大了造假、欺骗的成本，至少在相当时期内，它们只能通过创新、服务来争取客户，因此带动技术进步。
信管理，就是把选票放在上级手中，信市场，就是把选票放在用户的手中，短期内也许没区别，可从长期看，一定会不同。
从历史上看，中华民族曾奉献给世界许多伟大的创造，明末发明的织布机与引发英国工业革命的“珍妮织布机”已相去不远，可200年后，我们却整整落后人家一个文明量级。我们有工艺智慧、实践理性，却长期漠视制度文明建设，我们总以为它看不见摸不着，用处不大，总想靠操练大刀长矛的方法来使洋枪洋炮，结果自然是一败再败。
不解决根本问题，则假冒伪劣、效率低下、内耗等传统痼疾必将一次次沉渣泛起，不仅会拿走我们的宽带，更会对我们的未来之路带来伤害。（蔡辉）
——据《北京晨报》10月9日
捡了手机“芝麻” 丢了奶粉“西瓜”
工信部统计数据显示，2001年，我国手机产量仅为8031万部。到2011年，我国手机产量就已经达到11.3亿部；当年出口总量达到8.8亿部，占全球出口量的近八成。
据新华社消息，现在我国出口非洲一部售价300到400元人民币的手机，获取的纯利润大约在2至3元，“低得惊人，就是图个量，看不到什么好前景”。目前全球手机市场99%的利润都被苹果、三星两家公司赚去。中国手机出口量占全球市场近八成，却换不来1%的利润。
进口产品就完全翻过来了。以进口洋奶粉为例。德国第一大婴儿奶粉品牌喜宝董事长日前在上海对媒体坦言：“中国已成为全球洋奶粉价格最高的国家。”
在欧洲，婴儿奶粉售价很便宜，普通的配方奶粉在德国超市的售价也就是每盒5至10欧元，约合几十元人民币。再高端的洋品牌特殊配方奶粉，也不会超过20欧元。在号称具有世界上最好奶源的新西兰，一桶婴儿奶粉的售价也不过人民币70元左右。洋奶粉一进入中国，换上中文包装，身价翻着跟头地往上翻。来自《北京青年报》消息，若干洋奶粉的价格目前已经突破每桶400元大关。
手机算科技产品吧，中国搞这玩艺儿出口不赚钱。养牛、生产婴儿奶粉，看着是农业加工业，进口到中国大赚其钱。捡了手机“芝麻”，丢了奶粉“西瓜”，我们需要认真思考一下：如何改变“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的进出口贸易局面。(苏文洋)
——据《北京晚报》10月25日
社会脉搏
卫生部败诉的进步与局限
卫生部因拒公开生乳新国标信息，被郑州一消费者告上法庭，该案日前宣判，法院认为卫生部不予公开的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判令其在法定期限内予以重新答复。
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出台之后，民间舆论就对司法倒逼政府信息公开寄予厚望，但是在将近5年的实施时间里，却鲜有判令政府公开信息的成功案例，我们看到的反而是太多“无疾而终”的徒劳申请。在这样的背景下，卫生部因拒绝公开信息被推上被告席并败诉，颇让人出乎意料而又惊喜，此案在推动政府信息公开的道路上，无疑具有不小的进步意义。
在舆论效应中，公民个体叫板国家部委，当别具示范意义。该案中，卫生部以“影响社会稳定”之词，来敷衍公民的知情权诉求，司法判决则为这种搪塞的方式亮了“黄牌”。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这等于警告各级政府部门，对公民提出的信息公开申请必须慎重对待，而不可继续忽视或敷衍了事。就此而言，个案判决有助于在实践中更好地维护公民知情权利。
不过本案中，焦点是乳标审查讨论中的会议纪要等政府信息，究竟属不属于信息公开的范围。恰是在这个关键问题上，法院选择了回避。恰如卫生部回应所称，法院只是判令卫生部在法定期限内对此予以重新答复，而并非判令就相关信息予以公开。这意味着，卫生部仍然可以为会议纪要不属于信息公开范围找出其他事实和依据，依然可以拒绝公民的公开申请。
公民主张信息知情权的目的，在于推动生乳国标更加科学合理。在此，生乳新国标是如何形成的？到底存不存在“中国生乳标准被个别生产常温奶的大企业绑架”？新国标制定过程中，反对和支持的声音到底各占多少比例？这些关系到百姓身体健康权益的关键性问题，显然需要在政府信息公开的基础上，予以仔细较真。
遗憾的是，法院一方面认定会议纪要属于在履行法定职责中制作的政府信息，另一方面则对原告关于判令卫生部公开其申请的政府信息的诉讼请求予以驳回，这种委婉妥协的判决并未对相关信息要不要公开作实质性审查，而是将公开与否的决定权交给了卫生部。从司法监督政府行为的效果看，判决没有明确被告的信息公开义务，也就难以倒逼卫生部履行其法定的公开职责。就此而言，该案的判决则带有局限性，很难对政府信息公开实践产生直接而带有制约性的改善作用。(傅达林)
——据《京华时报》10月24日
叫板“潜规则”的公民越多越好
微博已成反腐利器，一批“表哥”“表叔”对此深有体会。而北京某企业法定代表人姜汝祥不仅用微博曝光工商人员涉嫌违法违纪的问题，还想借此根除工商管理的体制之弊。
姜汝祥介绍，去年夏天，北京市朝阳区安贞工商所的执法人员称接到“有非法出版物”的举报，查扣了其公司上百套书籍和音像制品。从今年3月开始，他和公司人员去工商所交涉此事，不断受到工商执法人员的暗示，让他们如实申报金额或者“找关系”。姜汝祥近日通过实名微博予以揭露，并向记者提供了录音证据。
实事求是地讲，姜汝祥确实先被安贞工商所抓住了“把柄”。姜汝祥赠送或者售卖的培训材料的确没有取得相关部门的许可，按照北京工商行政管理局官方微博“首都工商”的表示，已经“涉嫌未经许可从事图书及音像制品的经营活动”，而姜汝祥表示只是将研究文章结集成册，提供给培训和咨询的客户，类似学校发的学习资料，既没有摊派，也没有公开销售。更让姜汝祥不能接受的是，即便自己愿意接受工商的处罚也不可得。最终，工商执法人员的“暗示”又被姜汝祥抓到了“把柄”。
企业在培训业务中印制的材料，是否属于非法出版物，双方各有依据。但在讨论这个案例之前，不妨温习一下10月10日刚公布的《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这个决定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取消和调整了314项行政审批项目，还提出了“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事项，政府都要退出。”依据这个原则，我们有必要思考，姜汝祥的培训材料是否也可以适用。目前看，姜汝祥印制的培训材料之所以“非法”，并不在内容，而在于是否取得了行政部门的许可，盖上了行政部门的公章就是知识财富，否则就是非法出版物。这样的裁定总让人隐隐感到权力的蛮横。
姜汝祥已经表示，会提供证据给工商部门，但他更希望工商把整个执法程序和细节公布出来，他不想谴责某个人，他的目的也不是找替罪羊。确实，一些行政部门的吃拿卡要，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个别人员私德不修，但从根子上暴露的大多还是行政权力的扩张。一些行政部门之所以敢在工作中或明或暗地捞取好处，就在于他们在行政管制体制中，把权力所及之处看成自己的“势力范围”，在这个范围之内的企业或公众都是被其管制的，而不是被服务的。在首善之区，一个工商所还会先“暗示”对方，换到其他地方，可能连“暗示”的环节都免了。面对权力的刁难，大多数中小企业都可能会无奈地顺从，毕竟“找关系”的成本通常要小一些。姜汝祥的可贵在于他不仅要对抗执法程序上的不当，还努力让工商部门改变观念和职能。
一个人或者一个企业要改变一个行政部门多年沿袭的做法，很像单枪匹马的堂·吉诃德挑战风车，姜汝祥最终看到的结果未必会让他满意，但如果这个社会当中的每一分子都能像他这样，宁肯多付出一点代价，也不盲从权力的“潜规则”，那么阻碍社会进步的“绊脚石”就有可能被逐渐清除。所以，我们很希望能有越来越多的人像姜汝祥那样较真儿。（沙元森）
——据《齐鲁晚报》10月15日
别“轻飘飘”地指责国民素质
《南方日报》10月5日刊发新华社观察文章《景区难招架传递啥信号？》。文章在引述北京天安门广场一天清扫出近8吨垃圾、三亚大东海景区3公里海滩更是遍布50吨垃圾等现象后，采访了有关专家。专家认为，长假出行已成为检验国民素质的重要途径，虽然我国的GDP总量已位列世界第二，但不可否认的是国民素质较之经济发展水平还有差距，如何扔垃圾，不仅反映个人卫生习惯，也能体现一个国家的文明水平。
在景区乱扔垃圾，当然不是什么卫生、文明的表现。但若是将这类的脏乱差，都归咎于国民素质不高，那就是在避重就轻。公共场所行为是否文明，不仅表现出一个人本来的公德意识，也与公共环境的设施配套是否完善、管理水平是否达标等密切相关。
举例来说，广州市就有不少垃圾桶、公厕及提示不得践踏草地的善意提示牌等配套设施健全的公园，免费向市民开放，在节假日客流量较大的时候，也很少出现脏乱；而该市去年十一长假前夕新开放的海珠湖公园，配套设施却非常少，清理维护也不及时，以至于开园头几天的下午就出现了遍地垃圾。同样是公园，同样免费向广州本地市民和外地来穗劳动者开放，换得两种秩序卫生的结果，按照某些专家的逻辑，难道国民素质短时间内就发生了陡变？
在笔者看来，今年十一长假期间部分热门景区景点，之所以会出现乱扔、遍布垃圾的事实结果，最该批评的不是游客，而是应对不足、管理不当、缺乏服务意识的景区景点管理单位及地方政府。游客到这些景区景点旅游，购买的是合法的旅游体验服务；而作为这些服务的出售方、受益方，景区景点管理单位及所在地地方政府有责任进行客流分析，要考虑到客流达到峰值上限乃至超过上限应该如何应对，理应提前在客流高峰期到来前增加路牌、垃圾桶、临时公厕、志愿服务点、通勤车辆等配套。在任何情况下，把景区景点管理好、秩序维护好、卫生等配套工作做好，这是管理方当仁不让的义务，怎么能借口游客太多带来较高的管理、维护难度进而撂担子呢？
谁也不能说这个假期光临热门景区景点的所有游客都没有公德意识吧？！问题是，即便许多游客很有公德意识、很想把垃圾带到垃圾桶再扔，恐怕一无机会二无条件——景区景点管理单位只管卖票不作事前预警，导致客流爆满，摩肩擦踵。举家出行的人们必须首先把注意力放在拉紧自家小孩和老人之上，根本没有办法找到垃圾桶的位置再挤过去。那些说风凉话嘲笑游客素质不高的学者们，不妨在10月8日的上班高峰期到北京或深圳或上海或广州的地铁站体验一下，就知道几天前的景区景点是什么样的阵仗了。（郑渝川）
——据新华网10月7日
从莫言的教育经历反思现实中国教育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很多媒体将其与中国文学得到世界认同、文艺复兴等联系在一起，还有的在找其与我国教育的关系。
强烈“诺奖情结”的一大表现，就是想用一次获奖，来证明什么。但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能证明的只是他的作品得到了诺奖评审委员会的认可，其他的却很难证明。通常，一国科学家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情况，可以用来分析这一国家的教育环境、科研环境，因为要取得学术创新，离不开学校教育和科研环境———没有经历严格的学术训练，在缺乏创新的学术环境中，想在学术研究上取得世界级的原创成果，是十分困难的。且总体看来，这些奖项几乎没有什么争议。而诺奖的其他奖项则不然，获奖与教育、学术关系不密切，更多与社会环境有关，并加上个人的奋斗。
莫言的教育经历，也正说明这一点。虽然在其获得诺奖后，北京师范大学马上发布消息，称“我校校友莫言荣获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可是，查阅其简历，出生于1955年的莫言，在上了小学五年级之后就辍学、务农了，21岁入伍，26岁开始发表作品，之后进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1991年，36岁的莫言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鲁迅文学院创作研究生班，并获文艺学硕士学位。
从莫言的教育经历，可以看到，他只接受了五年的基础教育，以小学毕业生的身份，开始创作、发表作品，而了解我国大学教育的人，大约也会明白，其之后接受的大学教育、硕士教育，更多是“镀金性质”。对于在北师大读硕士的经历，莫言就曾笑言：“我的北京师范大学硕士是滥竽充数”。这也许是莫言自谦，但我国不少大学举办的研究生班，后来被舆论质疑为贩卖文凭，国家也对此加以治理，却是事实。
我想说的是，要通过莫言获得文学奖，来证明中国教育的成功，是证明不了的。莫言的教育经历更说明，作家获得诺奖，与其接受的正规学校教育，关系并不大，那些指望通过办作家班来培养作家的想法，是不符合作家成长的规律的，这与办画家班来培养画家一样，都是灌输教育思维。培养作家和画家，主要在于给他们自由创作的土壤。另外，莫言支离破碎的基础教育，却让其走上创作之路，反过来倒值得对当前的教育深思：按照我国当前的教育方式，一名学生完整地接受了小学、初中、高中教育后，他们还有多大的创造力、想象力呢？
需要注意的是，莫言接受的基础教育，还是40多年前，而近20年的基础教育，在应试教育的道路上高歌猛进，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中，走出了一个同样辍学(不同的是在高中主动辍学)的作家韩寒，而他一直被贴着“反叛”的标签。换言之，如果不“反叛”，就可能在教育环境中“泯然众人”。
所以，如果真要找莫言和教育的关系，不要想着怎样贴金，“消费”莫言，而应该从其成长经历中，思考怎样创造有利于优秀作家成长的环境，以及反思我国当前基础教育在激发学生想象力、创造力方面的缺失。如果没有激发学生想象力、创造力的教育，中国本土学者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可能性是十分渺茫的。而即便文学奖之类的奖项与教育的关系不是那么密切，获奖也只能是偶然事件。（熊丙奇）
——据《南方都市报》10月13日
国际观察
中国崛起的政治吸引力
中国的国家战略总目标是要崛起为世界性大国，带领人类文明进入一个新的境界。实现这个目标只靠经济力和军事力的累积是不够的，一定要有政治力的增长。
政治力主要不是指政治控制力，而是政治吸引力，也就是能够吸引人民朝着一个可期的目标共同奋斗的力量。增加政治吸引力的关键是要处理好内政问题。处理好内政问题的关键还是要着眼于发展，可持续的、全面的发展，也就是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发展。然而，国内在政治发展的目标和方案上分歧很大，政治改革举步维艰。这里既有利益的因素，也有观念的因素。利益的阻挠需要政治家的胆略来克服，观念的障碍需要学者多做点工作。我们看到了西方的自由民主在全世界的吸引力，以及对人类的政治文明做出的重要贡献，但也应该看到很多发展中国家简单移植自由民主制度所带来的治理失败。中国博大深厚的文明完全可以包容西方的自由民主，孙中山一方面引入西方的民主制度，一方面又说中国的治理智慧远在西方人之上，这并非虚言。
就政治价值层面来说，中国最终会给人类奉献什么成果还不可尽知，但已经有了一些端倪。与自由民主相比，中国传统与现代民主相结合，会发展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这种民主以中国“仁道”为基础，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民主价值。笔者认为它有四个要素：一是“天下为公”，远景是自由人联合体，现实目标就是建立共有、共治与共享的共和国;二是“选贤与能”，远景是选拔贤能之士，一起治理共同的事务，现实目标就是通过选举和考试等制度选拔贤能之士来治理国家;三是“讲信修睦”，远景是形成没有冲突，亲密无间的社会共同体，现实目标是在有冲突的人们之间建立信任和互助，形成善意互动的社会网络;四是“皆有所养”，远景类似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现实目标是通过本人的努力和社会政治的协助，让人人过上自由、尊严和幸福的生活。这几点可以成为中国民主价值的基本信条，它们可以为人类民主的发展增加积极的元素。
在这种新民主观的指导下，我们就可以自信地面对西方民主，好的东西可以拿过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框架下实现更好的整合，以消除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所出现的不良反应。
就当前的政治改革来说，我们一方面要学习西方，适当地引入竞争性选举的制度，另一方面绝对不能自暴自弃，将我们固有的优势放弃掉。中国共产党走了一些弯路，其中一个教训就是曾经与传统过于决裂，但也有意无意地继承了传统中一些好的东西，譬如说强调个人修养，加强政党自律等等。中国共产党曾经犯过一些错误，但仍被人民拥护，这个政党自律起了很大的作用。然而，正如桑德尔讲美国民主的道德之网在土崩瓦解一样，中国的政党自律也面临一定程度的消解隐忧。
因此，中国的民主发展也是两手都要硬，一是扩大政治参与，二是加强政治自律。具体来说，当前迫切的政治任务之一是要加强党内治理，坚决将腐败分子清除出去，不管是姓左还是姓右，要为中国的政治发展打造一支清正廉洁、朝气蓬勃的精英团队。第二项任务就是要提升人大民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兑现民主承诺的主要手段，不走人大民主这条路，其他的路都很难走通。
有人说，政治改革缺乏共识，其实这个有点夸大其词。如果进入操作层面，大家凭着公心来讨论，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共识。不要过于担心被西方人利用，不要过于担心没有自己的特色。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怎么能像小国一样被人利用?中国有那么丰富的传统和现实经验，怎么可能没有自己的特色?(储建国)
——据人民网-人民论坛10月24日
不值一驳的日方“论据”
日本政府想窃取中国钓鱼岛的任何言行，始终牵动着全球华人的神经。上世纪70年代就参加“保钓”运动的旅奥台湾学者俞力工先生近日撰文，对日方的所谓“论据”逐一进行了批驳。
文章说，从地理构造看，钓鱼岛由5个无人岛和3个岩礁组成，总面积约6平方公里，位于台湾东北部，是大屯山脉的延伸，与台湾同属水深200米以内的大陆架岛屿。钓鱼岛东侧有一道2500米深的“黑水沟”（冲绳海槽）将中国大陆架与琉球群岛隔开。据此，自明、清以来，中国便取“黑水沟”中线为中琉边界。日本主张钓鱼岛为其领土，其划界完全无视大陆架与“黑水沟”的存在，而是取中国（包括台湾）海岸线与琉球（包括钓鱼岛）的中线。如此，两线之间便出现了面积相当于3个台湾的重叠区或“争议区”。如此大片领土，无论对国防、资源开发、渔民生计，都会产生巨大影响。一旦日本将钓鱼岛作为前沿基地，军事上不仅能轻易隔开中国东海和南海海防，也可进一步进逼中国大陆及台湾。正是该区域的重要军事战略意义，使日本近一百多年来，一直对钓鱼岛垂涎三尺，一有机会就想将它收入囊中。
其次从历史渊源看。最晚从1372年琉球国向中国朝贡开始，中国已给钓鱼岛命名。诸多册封使前往琉球时，都有关于钓鱼岛的航海记录；还有多种海防图将钓鱼岛纳入中国边防。清康熙1683年，台湾纳入中国版图后，正式把“黑水沟”定为中琉之界；一些地方志如《台湾府志》、《重篆福建通志》等均指出，钓鱼岛隶属台湾府宜兰县管辖（时称噶玛兰厅）。除中方史料外，许多十九世纪法、英、美地图也都将钓鱼岛明确划入中国版图。大量中外史料及中国渔民从未间断的捕捞活动表明，600多年来该岛群早已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现在，日方以个别中国地图、文字记录没有点名“钓鱼岛”为“中国所有”而否定中方的史料依据，不仅是断章取义，也是站不住脚的。必须指出的是，古代史料不可能每一份都那么周全。日方不应无视绝大多数史料反映的事实，而专挑少数不完整的史料进行诡辩。更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是最不完整的同期史料，也不能证明钓鱼岛与日本有关或属于日本。
再从日本的史料看。日本官方说，日本人发现钓鱼岛时，该岛是“无主岛”，因此与《马关条约》无关，不属于按《开罗宣言》日本必须归还的“窃取”领土。对此，我们不妨看一下史料的记载。1879年日本侵占琉球（冲绳）后，鉴于钓鱼岛的军事战略地位，即产生了窃取之意。据日本史学家井上清研究，时任内务大臣在1885年授意冲绳知县，要求日本政府将钓鱼岛纳入日本版图。日本外务大臣井上馨1885年10月12日就此复函称：“清国报纸等盛载我政府占据台湾附近清国属岛之传言，对我国怀有猜疑。于此频频敦促清政府注意之际，我们若遽尔公然建立国标，反易招致清国之猜忌……至于建立国标之事，须俟他日时机。请诸位注意，已调查大东岛一事及此次调查之事，恐均不刊载官报及报纸为宜……”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随着中方战败已成定局，井上馨所称的“时机”终于来了。日本内阁于1895年1月14日通过决议将钓鱼岛纳入日本版图并划归冲绳县管辖。尽管1885年《刚果公约》明确规定了“公布义务”，但日本一直秘而不宣。甚至在1896年3月的天皇敕令及同年12月的八重山行政区详表均未纳入钓鱼岛。1895年4月17日，中日签订了《马关条约》，中国被迫割让台湾等岛屿。
以上史实至少表明：1、日本政府早就知道钓鱼岛属于中国，“无主岛”之说不能成立。2、日本趁中国战败之际将钓鱼岛纳入日本版图，违反国际公约秘而不宣。从法律角度看，构成了事实上的“窃取”。3、因为日本是暗中窃取，中国不可能知情，自然会按《马关条约》将钓鱼岛随台湾和其他岛屿一并割让日本。
二战结束，无论是于情、于理、于法，钓鱼岛都应无条件归还原主，恢复中国与琉球以“黑水沟”中线为界的常态。
俞力工先生的文章指出，日本政府还有一个说辞是，美国政府已将钓鱼岛随琉球一起归还日本。事实是，二战结束后，美国为了围堵苏联和中国的“共产主义”，决定扶持、利用日本。美日于1951年签署了《旧金山和约》，规定“北纬29度以南的西南诸岛交由联合国托管，而美国为唯一施政当局”。首先需要指出，“北纬29度以南的西南诸岛”是个笼统概念，大体指琉球群岛，并不涉及附属台湾的钓鱼岛。此外，这次会议没有中国参加，中国政府当时就表示“不予承认”。
1953年12月25日，美国为了把琉球北端的奄美群岛当作“圣诞礼物”归还日本，刻意通过第27号令，重新制定了托管区范围。在把奄美群岛从托管区划出的同时，将钓鱼岛划入托管区。此举是美国的单方行为，不具任何法律依据。《联合国宪章》第七十八条规定，“凡联合国成员国之领土，不适用托管制度……”显然，美国以此为依据，在1968年将钓鱼岛行政权随琉球移交日本，对中国不可能产生任何约束力。日本更不可能从中引申出“主权”。（方祥生/《光明日报》驻维也纳记者）
——据《光明日报》10月23日
中美军事实力差距巨大
目前有些国人认为，中国的武器装备同美国相差20年。虽说某些型号如最新的第四代战机有此差距，可是全面地看，在武器的多数领域中差距还不止于此。
中国陆军主战装备的水平同美国相比，可能是各军兵种中差距最小的，不过现代战争中陆战的作用已日益降低，美国甚至早就扬言不会同大国再打陆战。从海军的总吨位看，中国海军已仅次于美俄居全球第三，不过其装备水平同美国的差距却是军事领域中最大的。例如美国的核动力航母1961年便已服役，中国才刚刚涉足常规动力航母。中国空军的战斗机仍同美国存在“代差”，例如美国的四代战斗机 F-22早在1990年便已试飞，比中国领先了21年，而且该机在2005年便已装备空军，现在都已停产而在研制第五代。
综观中美两国的主战武器，可以说多数项目的技术差距不止20年。如果在上世纪90年代前期相比较，双方整体军事技术水平差距可达30—40年。
冷战结束后，美国不断通过战争检验和改进武器系统，中国的新装备却未经过实战检验。另外，中国过去奉行国土防御和近海防御战略，缺少空中和海上的远程投送力量，这方面同美国的差距更大；作为远程快速投送主要装备的国产大飞机的研制，还远未见眉目。中国军事科技水平落后于美国的局面，是中国近代社会制度长期落后的历史遗留问题造成的，而想改变这一状况恐怕至少还需要两代人的努力。因此，现在一些国人应从自我陶醉中清醒，在处理对外问题上保持谨慎态度，仍应坚持“韬光养晦”的方针。
近些年我国社会上浮躁、浅薄、低俗之风盛行，一些以哗众取宠为宗旨的媒体为刺激眼球又渲染这类主张，更使一些年轻人容易受其煽动，形成偏激的情绪。冷静、客观地说明我国的经济、军事实力，就显得更为必要。(徐焰)
——据《东方早报》10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