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要目
路线图和时间表开启改革新周期/冯雪梅
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研究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明确提出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
“公众人物”司法判例将有力促进舆论监督/杨涛
经过两年多的马拉松式官司，广州市中院日前对陈亦明状告李承鹏等名誉侵权案作出二审判决：撤销原审法院作出的一审判决，驳回陈亦明的全部诉讼请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法院在二审判决中引入了“公众人物”的概念。
养老金并轨须快马加鞭/冯海宁
人社部副部长胡晓义日前表示,无论是养老还是医疗,很多事业单位包括机关的社会保险制度改革正在稳步推进,随着社保标准的提高和改革的不断推进,“双轨制”终将合并统一。
3D打印的革命性/王飞跃，梁晓辉
3D打印堪称2012年的一个热词儿。这项由麻省理工学院研究生1995年命名的技术，现在终于变得较为易用和大众化。
目录
改革开放
路线图和时间表开启改革新周期/冯雪梅
争取权利是争自己的本分非争权夺利/江平，胡释之
如何破解“1天陪洗8次澡”接待困境/周明华
法治观察
“公众人物”司法判例将有力促进舆论监督/杨涛
调查贪官房产必须得到贪官本人授权吗？/魏雅华
身份证应从“义务证”走向“权利证”/张贵峰
社会脉搏
养老金并轨须快马加鞭/冯海宁
打车难是改革难的缩影/南辰
回归人的城镇化/冯蕾
财经广角
3D打印的革命性/王飞跃，梁晓辉
中国“潜在增长率”趋势/蔡昉
食品工业中膨胀的“人所不欲”/杨于泽
改革开放
路线图和时间表开启改革新周期
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定下主调：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不动摇，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调性，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推动下一步改革。会议强调，要深入研究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明确提出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
观察者注意到，“改革”一词在公布的报告中，前后15次被提及，超越多年来出现频率长居首位的关键词“增长”。
对此，新加坡《联合早报》评论说：在习近平重踏邓小平的南巡之路，以及李克强发出“改革是中国发展的最大红利”的呼声后，外界期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制定出改革导向的大政方略，而中共新领导层也对此作了回应。香港媒体也分析说：继习近平“南巡”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以大篇幅论及改革，这或显示中国有望开启改革开放的新周期，最快在明年中央或可能出台部署未来改革的新的纲领性文件，带领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10年。
从此次经济工作会议以及最近中央高层主持的几次座谈会来看，新一届领导层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思路已经非常清晰。十八大之后，“改革”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社会各界对进一步深化改革充满期盼。人们希望，改革能从座谈会上的研讨和论争，变成切实可行的方案和有条不紊的行动。因为真正的改革，从来都不是简单的表态，不是嘴上的空喊，而是怎么走，步子往哪里迈。改革的总体方案、路线图和时间表，至关重要。
对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给予了积极回应。“深水区”和“攻坚”的描述，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当下改革的风险和艰难。中国的改革，走的是一条渐进的路径，先从一些好改、容易改的做起，把难改、风险大的改革留在后面。而所谓的“深化改革”，正是啃那些剩下的“硬骨头”。
改革是共识，而改革的方案设计，却可能完全不同——学者可以不考虑外在的约束条件，提出一个理想的改革方案；民众可以不考虑未来发展，要求当下利益的最大化，但是，政策的制定者，却必须考虑现实中的各种约束和利益诉求，平衡各种矛盾和冲突，他们所要寻找的，是突破种种制约，在现实中寻求改革的可行性路径，而不是构思一个完美的“乌托邦”。
同时，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后，“改”一发而动全局，需要整体、全方位地谋划和部署。从“要深入研究全国深化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坚持有效的改革路径，尊重人民首创精神，”“鼓励大胆探索、勇于开拓，允许摸着石头过河”等表达中，可以看到高层对改革路径的选择和务实态度。
其实，改革没有绝对完美的方案，也不可能让所有人满意——不管是垄断的破除，权力的调整，还是收入分配改革，都只可能让多数人满意。对于一些有风险、有争议的问题——比如，金融体制和户籍制度改革，不妨“渐进和突破相促进”，大胆尝试和探索。“摸着石头过河”的智慧和经验，于今天的改革而言，依然有用。它传递出锐意进取的信息，也打破了因“怕犯错”而固守成规的停滞和惰性。
在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行分析时，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说：“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的提法，振奋人心。这说明今后的改革不会局限于具体事项，而是强调顶层设计；不会零敲碎打，而有通盘考虑；不仅是号召，更会有具体的实施重点和步骤。”
改哪些，怎么改，什么时候改，这些具体的改革重点和步骤，将决定民众的福祉和中国社会的未来。（冯雪梅）
——据《中国青年报》12月18日
争取权利是争自己的本分非争权夺利
江平：应该说在改革开放以来，实行了市场经济以后，人们的私权意识是大大增大了，特别是在《物权法》通过以后，人们的私权意识是更大了。保卫自己的财产权利，这已经成为公民的一个奋斗目标了。过去有多少人敢在拆迁的问题上表示不同的意见呢？你要是表示不同意见，早就把你抓起来了。现在来说好一些，人们越来越敢为自己的权利抗争，为了保护自己的房产不受侵犯，进行一种很坚决的抵抗。总的说来是一个好的现象。
当然现在也有滥用私权的，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没有说一切坚持不搬的都有理，也不是这样的，但是至少说明了一条，人民的私权意识在大大扩大。私权意识的扩大是很重要的，因为你只有私权意识的扩大，才可能有私权的捍卫，真正有了私权的捍卫，才能够抵制公权的侵犯。
胡释之：权利这个概念其实是近代才从西方翻译过来的，rights被翻译成权利，我想可能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误译。比如说现在还有好多人分不清权利和权力，混作一谈。捍卫自己权利或者争取自己权利的人容易被认为是一些争权夺利的非分小人，夺政府的权，逐自己的利，而不是在争自己的本分。这个词当初要是换一个译法被大家接受，比如像严复翻译成的“天直”，就是说这事本身就带有正当性，我想大家在捍卫自己的权利时会更理直气壮一些，因为你是在捍卫“天直”，而别人或者公权在侵犯你的时候，也会感到更理亏一些。
现在呢，不是去区分正当不正当，很多时候成了一种大家的力量博弈，谁斗得赢就归谁。包括你说拆迁，好多时候就是这个人家，他家里人会武功，或者是意志更坚定一些，他跟政府博弈的收益就会更大一些，补偿就会更多一些，演变成公权、私权的争斗，而不是公权对私权的尊重，私权守自己的本分。
江平：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私权如何保护的问题。我觉得私权的保护在现代社会有三种渠道。第一个就是私权受私权的侵犯。我的财产受你的侵犯了，或者受到某个公司的侵犯了，这种情况下我当然告到普通法院，普通法院来给我补偿，但是我们国家现在法院的立案还是很难，立案还要找各种的证据，有些私人对私人的侵犯不受理。第二个就是私权受到公权的侵犯，受到政府的侵犯。我们现在有了行政诉讼法了，可以告了，但是总的来说这个渠道还不很畅通。
第三个渠道最重要，或者说是现在最缺少的，就是如果我的权利受到了法律或者国务院行政法规的侵犯怎么办？法律和法规侵犯了我的权利。比如政府拆迁补偿的价格很低，拆了我一平米的房子给的钱不足以让我新买一平米的房子，那我怎么办，我上告无门。我告到法院，法院不受理，他说这是市政府的命令啊，我法院怎么能够去审理这些东西啊，我们法院没有权力把国务院规定的法规给撤销啊。这就是在西方都有的宪法法院或者宪法委员会的职能，我们还没有。只有这三个渠道都有了，而且这三个渠道都很畅通，我们老百姓的私权才能得到真正的保障。
——据金羊网12月21日
如何破解“1天陪洗8次澡”接待困境
年终岁末又到接待高峰。内蒙古某县城以温泉著称,分管外宣工作的副县长日前说,很多部门年底都要过来参观考察、检查验收,有一天他接待了十来批客人,大多数客人都要泡温泉,他一天陪洗了8次澡,整个人都快泡虚脱。最后一次,他都没更换衣服,直接就在温泉池子里等客人到来。内蒙古另一县级市接待办的负责人表示,有一天他吃了4次早餐。(12月20日《京华时报》)
即便这名县官一日不得不泡8次澡,直泡到肉酸腿软,即便市接待办的这名负责人用4次早点,吃得胃胀,我们也知道,在当前“陪风”颇为盛行的语境下,这仍不算新闻。因为,不管是媒体曝光了的,还是隐藏在官场一角未被揭开盖子的,这种想尽一切办法把上级招待好的做派,在基层都很常见。
让上级领导高兴而来、温泉一泡、清爽而归,说不定就能“陪”出一个时来运转,“陪”出一片崭新的天地。所以,虚脱的不仅是这名副县长的身体,还有一些官场的积弊作风。
此时,我脑海中浮现出不久前读到的一篇关于国外官员作风的报道:中国官员赴美挂职学习,发现他们“上级根本不管下级,下级也不用迎接上级”,更不说让地方领导宽衣解带跟着“首长”一同下水了；他国不同级别的领导一同出差考察,各订各的房,各打理各的事,工作后的时间,上级根本不管下级“哪去哪吃哪玩”的私事。更不会像内蒙古这个市的接待办负责人这样,硬是要装饿,陪着不同的“首长”反复吃早餐。
在他们的“陪官生态”中,无法找到下级官员“恭迎上级官员到来、给上级官员安排食宿、陪检、陪会、陪吃、陪玩、陪游”等元素。不要说来了市长、部长、副总统,就是总统大人来了,地方官员该干啥还干啥,不可能停下手中的活儿,来三陪四陪的。就在不久前,有媒体报道,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就公开拒绝过奥巴马总统希望到该校演说的请求。据说,当时,奥巴马是要到学校提升自身形象,也就是为了随后的选举拉票。大学拒绝的理由很简单,怕总统的到来影响学生上课。
反观我们的“陪官文化”,一些上级官员可谓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在“官本位”余毒作用下,官大一级压死人的思维可谓无处不在,下级对上级越谦卑,上司越舒坦；下级在这种陪同上级的“官系运动”中,说不定不久便“陪”回了甜头。反正是,一切为了上级领导,一切服务于上级领导,干好了,领导一句话就提拔上去了。而且,反正是花公家的钱,不是掏自家腰包,心不痛手不软；而一个人只要成了别人的上级,便很快学会哼哼啊啊的官场“受陪”臆语。
近日,中央出台“八项规定”,全面推进作风改革,于此,这类“一日陪八澡”的镜头出现,便显得格外扎眼。如何把“八项规定”落到实处,是个迫切问题。不过,如果那些掌握着众多官员升迁命运的“一把手”们,依然守住“煮酒论英雄”和“看陪同质量论短长”不变,那么那股看似温情脉脉的“三陪风”,依然会出现。所以,要彻底革除“上接下迎、三陪公务”的政务歪风陋习,还得全面引入监督机制,用制度选人而非上级个别领导提携人。 (周明华)
——据《新华每日电讯》12月21日
法治观察
“公众人物”司法判例将有力促进舆论监督
经过两年多的马拉松式官司，广州市中院日前对陈亦明状告李承鹏等名誉侵权案作出二审判决：撤销原审法院作出的一审判决，驳回陈亦明的全部诉讼请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法院在二审判决中引入了“公众人物”的概念。
虽然从一审判决陈亦明将获得20.24 万元的赔偿金，到二审驳回他的诉讼请求，判决结果发生了惊人大逆转，但我认为，本案的最主要亮点并不在于此，而是广州中院再次重申了“公众人物”的概念，这将更纵深地推进舆论监督的顺利进行。
所谓“公众人物”，是指一定范围内具有重要影响、为人们所广泛知晓和关注，并与社会公众利益密切相关的人物。“公众人物”概念滥觞于美国《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在该案中，法官确立了“实际恶意”原则——即如果政府官员要在与其相关的名誉损失和诽谤案中胜诉，必须举证说明被告（媒体）在做出那些具有诽谤和诬蔑的报道时带有“事实上的恶意”。这一规则的确立，对于保障舆论监督极具进步意义。因为媒体和记者并不是侦查机关，他们并不可能在报道之初就能完整无误地掌握全部信息。因此，为了加强对官员和一些社会知名人士的监督，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就必须容忍媒体在一定程度上有“犯错误”的权利。
但是，迄今为止，我国尚未有一部法律或者司法解释确立了“公众人物”的概念，各地法院对此也是莫衷一是。在1999 年的杜春芳（全国劳模）诉现代家庭杂志社侵害名誉权案中，“公众人物”在我国由被告方媒体当作免责抗辩事由第一次提出，但法院当时并未采纳这一解释。突破性的判决是在2002 年范志毅诉《东方体育日报》案，法院在判决中指出，“即使范志毅认为报道指名道姓有损其名誉，但在媒体行使舆论监督的过程中， 作为公众人物的范志毅，对于可能的轻微损害应当予以忍受”。但这样的判决并没有起到指导作用，在2003 年余秋雨诉肖夏林侵害名誉权案、2006年尚军（原阜阳中院院长）诉《前卫》杂志社侵害名誉权案中，被告均将“公众人物”作为抗辩事由，法院都对此采取了回避态度。
此次，广州中院在判决中再次重申“公众人物”的概念，并指出“对于公众人物而言，真实的言论可能影响言论对象的名誉，但是并非必然侵犯其名誉权；公众人物比普通民众更有机会保护自己的名誉， 他们接触媒体的机会远多于普通民众”。这一判例必将巩固范志毅诉《东方体育日报》案中的成果， 对于鼓励和促进媒体监督，推进“公众人物”入法，也将起到积极作用。
不过，在美国新闻侵权法中，有“政治性公众人物”和“社会性公众人物”、“完全公众人物”与“有限公众人物”等之分。然而，遗憾的是，我国法院的判决均未涉及认定官员为“公众人物”，而现实中一些官员抵制舆论监督又最为强烈。因此，一方面，我们要积极推进“公众人物” 概念的法律化， 另一方面， 司法机关应当对“公众人物” 的判决更加深入化，特别要打破认定官员为“公众人物”的禁区，在点滴的司法实践中完善和丰富“公众人物”的概念，为立法吹响号角。（杨涛）
——据《羊城晚报》12月20日
调查贪官房产必须得到贪官本人授权吗？
2012年12月25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播出了《广州纪委称：房叔事件被问责的不是举报人》的新闻。该新闻中说，昨天，广州纪委通过官方微博称，在“房叔”“房婶”事件中被问责的，并非举报人和报料者，而是利用工作之便，违规向他人泄露公民个人信息的政府工作人员；该新闻中还说，广州泄露“房叔”房产信息者被撤离岗位并记过。
此举在网上引起一场轩然大波。民情舆情网情砖砸如雨，激愤之声，声如鼎沸。贪官尚未查办，举报人己被查办，行动如此神速，可谓雷霆万钧，疾如闪电。是为了杀鸡儆猴吗？而且我们也未能听到被查办的举报人的申辩。或是请求行政复议，更加让人如被掐了脖子般地窒息。尽管广州纪委声称，被查办的不是举报人，可我们看到的事实是，被查办的真的是举报的报料人，而且是最关键的报料人。可谓是精确打击，一剑封喉。
在网上，舆论是如此地一边倒，我们想要找到一条为广州纪委作辩的帖子都很难。不过我们还是要分析一下，广州纪委对无名“深喉”的处理是否真有道理。对于广州纪委的处理依据，广州市房地产档案馆馆长张乐平在该电视新闻中出面解释说，他们的处理是有依据的。他说，按照该局的规定，查询房地产档案如果是“房屋权利人”，则必须持有“房屋权利人”身份证件，如果不是“房屋权利人”，则必须持有查询人本人的身份证件，及“房屋权利人的委托人”的“授权委托书”，在“授权委托书”上必须注明授权权限。该工作人员由于违犯了上述规定，所以受到了严肃处理。
好，我们就事论事，看看广州市房地产档案馆对“深喉”的处理依据是否真有依据。我们用不着去讨论广州市是如何规定的，因为我们拿不到广州市的地方文件原文，所以我们无法讨论，我们可以讨论它的上位法，而所有的广州市的地方文件都必须服从国家上位法的管辖，任何与上位法抵触的地方，都必须纠正和废除。其依据的上位法是2006年10月国家建设部颁发的《房屋权属登记信息查询暂行办法》(2007年起实施)第七条之规定，“房屋权属登记机关对房屋权利的记载信息，单位和个人可以公开查询。”这一规定表明，公民个人查询是可以的。该规定又说：“只有“房屋权利人”、“房屋权利人的委托人”、“国家安全机关”等特殊个人或单位才有权限查询与该房屋权利有关的原始登记凭证，比如房产的地址、该个人所有房产的详细信息等。”
请注意这条规定中的这六个字：“原始登记凭证”。必须说明的是，对于行政处罚依据，是必须“咬文”再加上“嚼字”的，而且对于处罚依据只能作出狭义的解释，而不可以作出广义的解读。如果查询人所查的不是“原始登记凭证”。则不受此规定的约束。如果查询人所查的仅仅是该房产的“权利人姓名”，则显然不受此规定的约束。
为了避免“断章取义”,我们再接着读第七条之规定: “比如房产的地址、该个人所有房产的详细信息等。”可如果查询人所查的不是“房产的地址、该个人所有房产的详细信息等。”，而是该房产的“权利人姓名”，则显然亦不受此规定的约束。所以，张乐平馆长所说的“我们是有依据的”大谬不然。对“深喉”的处理依据不成立。
被处理的“深喉”不止“房叔”的报料人，出于同样的原因，泄露房婶房地产信息的“深喉”，也受到了“严肃处理”。这样看来，这个处理不是个案，被问责的将会是所有泄露贪官房地产信息的“深喉”们。所以我们必须对此案穷追不舍。
对“深喉”们的严打重罚，可以一箭双雕，中国的房地产反腐之战到此打住。从此中国的贪官们可以高枕无忧了，中国从此无“深喉”。秃子头上的虱被这把大伞保护的严严实实。
我们且不去说“调查贪官房产必须得到贪官本人授权”这样的悖论有多么荒诞，我们奇怪的是，为什么中国的房地产信息保护，会被扩张到如此程度的无边无际？为什么中国的房地产信息如此地暗无天日？当中国的房地产信息如此地漆黑一片，被保护的不仅是中国的贪官们，还保护了中国房地产的黑色交易，还有那些“一女两嫁”、“一女多嫁”的诈骗犯们。
我们不禁想问：这样的房地产信息保护，真的是为了“混水好摸鱼”吗？但愿这样的发问，能让中国房地产信息变的清沏而透明。（魏雅华）
身份证应从“义务证”走向“权利证”
2013年1月1日起，中国将停止使用第一代居民身份证。警方提醒，还没有办理二代身份证的人员应尽快办理，否则将带来许多不便。
如今身份证使用的范围已越来越大、频率越来越高。不过在身份证更新换代之余，无论是一代证，还是二代证，其本身的“身份”，很大程度上都仍只是一种“义务证”，而不完全是“权利证”。
在现实生活中，需要使用身份证的场合不断增加，但绝大多数情况下的基本使用方式与目的都仅仅是证明真实身份。出示身份证是被要求结果，其作用主要在于借此“减少或避免某种潜在的麻烦或嫌疑”。反过来，一旦当我们试图按照《身份证法》规定的，希望通过出示身份证，证明自己“国家公民身份”，并享受“公民合法权益”时，又会发现，身份证实际上并没有太大“用处”，尤其是当身处非户籍所在的异地时，还会带来负面的效果——无权享受当地的一些基本公共服务。这诚如新华社日前一篇针对流动人员“异地现象”报告所指出的，“异地医保报销、异地办理准生证、异地结婚登记、异地退休养老等等，贴上‘异地’ 标签，似乎都成了百姓生活中的‘难办之事’”。
这样一种“义务证”而非“权利证”的身份证，表明它虽然在外在的形式上已经“换代”，但内在的根本内涵——“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还远没有真正实现彻底“换代”，依附于现行户籍制度下的身份证，主要身份功能仍是管制、负担意义上的“供人使用”，而非服务、享受意义上的“为己使用”。我期待，伴随户籍改革的“加快”，身份证的“身份”换代也能尽快实现，真正从“义务证”走向回归“权利证”。(张贵峰)
——据《武汉晚报》12月24日
社会脉搏
养老金并轨须快马加鞭
人社部副部长胡晓义日前表示,无论是养老还是医疗,很多事业单位包括机关的社会保险制度改革正在稳步推进,随着社保标准的提高和改革的不断推进,“双轨制”终将合并统一。同时,将建立完善基本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
养老金“双轨制”久受诟病,公众终于盼来权威部门“合并统一”的表态。
当下社会不公之一在于养老不公,而养老不公主要体现在“双轨制”。养老金“双轨制”是计划经济时代向市场经济转型期的特殊产物。如果说这个特殊产物在多年前存在还能说得过去的话,在我们认为现在已经是市场经济国家的今天,“双轨制”就没有任何存在的理由。“双轨制”的存在,不仅影响到养老公平,而且也影响到政府公信力,给公众的印象是公权力“自肥”。
不管是因为人大代表、专家学者、新闻媒体一致呼吁,还是有关部门早有改革之意,总之,人社部这次公开表态养老金“双轨制”终将合并统一,消息振奋人心。但何时、如何让养老金“双合一”?人社部并没有明确承诺。在笔者看来,“双轨制”合并统一,前提是早日出台改革方案,明确时间表和路线图。
可以预言,打破养老金“双轨制”是最为艰难的一项改革,艰难程度一点不亚于收入分配改革。据说,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过去难以出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遇到某些既得利益者的反对。同样,打破“双轨制”也会遇到既得利益者反对,因为很多公务员已经习惯了享受这种福利,自然不愿意改变现状。
据悉,事业单位就曾抵制养老保险改革。2009年1月28日,《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正式下发,在5个试点省市进行改革试点。然而,该方案下发一年有余,媒体披露五个试点省市几无进展。有人认为是制度设计不合理,有人认为改革方向不对,还有人认为方案出台时机、程序不合理。
除了改革方案本身有些问题外,事业单位抵制养老金改革也在意料之中。显然,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先行改革的成败得失,今后在改革公务员养老保险制度时,必须从中吸取教训和经验。这样才能减少改革阻力。更重要的是,要坚定养老金“双合一”的改革决心。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改革需破利益固化藩篱。
日前,人社部专家金维刚表示,要积极探索和推动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双轨制”所导致的待遇差距过大问题已经到了必须要高度重视和采取必要措施解决的时候了。这一观点代表了很多公众的心声。现在的问题在于,有关方面何时把这项改革转化为实际行动,以时间表和路线图展示改革决心。
尽管早在2009年就有专家透露,公务员养老金制度改革方案正在讨论。但事实证明,这项改革截至目前还没有让公众看到实质性动作。而且,在《社会保障“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只提到“在试点的基础上,积极稳妥地推动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但如何推进公务员养老保险改革却没有明确。这让人有些忧虑。
如果养老金“双合一”改革不能在“十二五”期间有实质性动作,所谓“终将合并统一”恐怕是一个遥远的梦,养老金“双轨制”造成的社会裂痕会越来越大。因此,笔者期待养老金“双合一”改革“快马加鞭”,早日落到实际行动中。坦率地说,所谓“双合一”,就是公务员养老待遇要向企业职工看齐,因为企业职工养老待遇向公务员看齐需要巨大的财政投入,可能性很小。（冯海宁）
——据《法制日报》12月21日
打车难是改革难的缩影
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公共服务蓝皮书:中国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力评价(2011—2012)》认为,打车难的确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较为普遍的问题。蓝皮书指出:53.77%的人打出租车需要10分钟以上,只有占总体比例11.68%的人等出租车的时间在5分钟以内。
“每周限行那天,在刺骨的寒风中带着孩子在小区门口打车让人绝望。尤其是有关部门抓黑车的日子。”一位北京妈妈的抱怨可能比蓝皮书中的数字更感性。
大城市为什么打车难?应该如何解决?蓝皮书以及媒体、专家进行过大量分析、报道。然而可怕的是,长期以来,面对这种普遍的打车难,面对民生问题的强烈呼声,有关部门的麻木和安于现状竟然已经成为惯性。
当然,修修补补的措施还是有的。例如,提高对拒载的行政处罚等。但是在记者看来,大城市打车难表象背后骨子里是改革难,是面对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政府部门能不能拿出更大的勇气深化改革,使出租车准入、管理、运行机制更贴合市场需求,真正体现出“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从另外一个方面看,出租车领域的改革属于大城市治堵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大城市公交优先的战略背景下,出租车是公交运力的补充,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在轨道交通和公交巴士拥挤不堪的大城市,出租车出行对老人、孩子、病患以及希望能体面出行的群体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就要求管理部门及时调整管理思路,向更及时服务大众的职能转变。
举例来说,打车有多难,最有发言权的无疑是消费者。如果一个大城市打车难问题长期得不到缓解,管理部门应当考虑采取听证会的方式,恰当选取各方代表听取民意,并及时对供需作出微调。当然,在微调时,要兼顾消费者需求和出租车司机的利益。除此之外,打车的市场需求还与天气状况等密切相关,需要建立一套灵活的供需调整机制。固守当前的出租车准入的垄断格局,认为目前的出租车数量不能变,无疑是一种滞后、保守、僵化的思路,会使行政准入成为阻拦市场调节力量的门槛。
政府有关部门的管理者还应从舒适的公务车里走出来,在寒冷的天气中亲自到街头体验一下打车难、挤公交难、乘地铁难。感受不脱离群众,决策才能有的放矢。
平心而论,与收入分配改革等更高层级的改革难题对比,出租车改革不是最难的。但是怕就怕出租车等改革上的这种久拖不治,会对改革信心制造极大的负能量,让百姓在寒风里的等待中心更凉。（南辰）
——据《新华每日电讯》12月24日
回归人的城镇化
今天，在一些大城市，大量城乡结合部及郊区县村庄的消失速度，正在被轰鸣的推土机不断刷新。今年年初，北京市公布数字显示，2011年50个重点村的旧村拆除任务已基本完成，共拆除各类建筑面积2290万平方米……
基础设施的跃进、高楼大厦的崛起让越来越多的乡村转眼面貌一新，但物质的提速却代替不了思想的提速，富丽堂皇的外观代替不了内心的充实。在城镇化快速推进的同时，我们还缺了很多课。在物理概念的城镇化进程中，如何实现人的生态意义上的城镇化，成为保证这一进程质量的关键。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1年末，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51.27%，城镇人口数量首次超过农村。与此同时，城市人口的膨胀也让城市面临新挑战。国际极度缺水标准是人均500立方米，300立方米是危及人类生存生活底线的灾难性标准。而如果按照北京10年来年均21.2亿立方米水资源总量计算，2011年北京人均水资源量仅有107立方米/人，仅为极度缺水线的1/5。水危机、空气污染、交通拥堵，等待快速城镇化的中国去思考、去破解。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是就业。2013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将达到699万人，比2012年增加19万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高校毕业生最多的一年。伴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生活，如何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更成为一个严峻考验。值得注意的是，“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辈有着很大不同。据权威部门统计，目前55.9%的新生代农民工将来准备“在打工的城市买房定居”、成为“新城市人”。他们大多受过九年义务教育、职业技能教育，与父辈大多“挣够了钱就回乡”的选择不同，他们期待在城市立足，并拥有自己的栖身之所。然而，要让农民在身份、地位、生活方式等方面向市民转化，还有巨大的“鸿沟”。面对让城里人都感叹的“高房价”，大多数进城农民只能是望而却步；受户籍限制，进城人员在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方面都无法与市民享有平等待遇。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稳妥推进解决农业人口进城落户问题，真正让其享有“市民”待遇。
高楼大厦掩盖不了“城中村”的破败；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堪忧；进城务工人员的子女教育面临困境；农民工的医疗、养老问题的解决仍显任重道远……现实告诉我们，城镇化决不是简单地让农民进入城市，而是“人的城镇化”，是“农民的市民化”，是要让更多农民融入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让其享受教育、医疗、就业的公平待遇；城镇化决不是简单的人口比例的增加和城市面积的扩张，更重要的是实现产业结构、就业方式、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等一系列由“乡”到“城”的转变。
从长远看，传统的通过大量农民向大中城市迁移的模式，已不可持续。促进农民就地就近市民化应成为我国城镇化的理性选择。这就需要我们因势利导给予扶持，加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事业建设，更好地推进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城镇化不仅是一个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一个改革创新的过程。财政学家刘尚希谈到，我国现行的财政体制，无论是收入和支出责任的划分，还是转移支付制度的设计，都是以假定人口不流动为前提的，以辖区的户籍人口为基础。然而，城镇化所带来的快速人口流动，要求无论是纵向的，还是横向的财政关系，都需要进行调整，尤其是处于流动状态的庞大人口的公共服务的提供，在我国财政体制框架中是一个盲区。
可见，城镇化的推进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财税、土地、教育、社保等诸多体制的调整与改革。近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我们要围绕提高城镇化质量，因势利导、趋利避害，积极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从追求“速度”到更重“质量”，我们看到了一种转变，而要实现这种转变，还需要我们以务实的精神付出更多的努力。（冯蕾）
——据《光明日报》12月25日
财经广角
3D打印的革命性
3D打印堪称2012年的一个热词儿。这项由麻省理工学院研究生1995年命名的技术，现在终于变得较为易用和大众化。
3D打印源自100多年前的照相雕塑和地貌成形技术，上世纪80年代已有雏形，其学术名称叫快速成型，是一种不需要传统刀具和机床就能打造出任意形状、根据物体的三维模型数据制成实物模型的技术，被认为是一项改变世界的新技术。具体地说，人们首先需要通过电脑对实物进行扫描或直接创建一个三维设计图，再通过3D打印机对这个立体原型进行“切片”，一层一层地进行数据记录，然后将原材料按切片数据层层叠加，直到最终成型。
3D打印使用的不是传统的“墨”，而是那些能发生固化反应的材料，比如树脂、塑料、陶瓷、金属等，因而能“打印”出实实在在的三维立体模型，就像童话中的“复制机”一般神奇。小到一只耳环，大到体积庞大的工程零件、器具，只要获得了原始的模型数据，3D打印机都能将这些东西精准地复制出来。这将使工厂彻底告别车床、钻头、冲压机、制模机等传统工具，从而转变为一种以3D打印为基础的、成本更低、研发周期更短的生产方式。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曾刊发题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文章，称3D打印标志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到来。以目前的发展情况判断，3D打印之后，必将是社会制造的迅猛崛起。
据报道，国外目前已经通过3D打印技术成功地“打印”出了手枪、自行车、汽车、电控飞行器等物。美国3D打印服务提供商Shapeways首席执行官彼得称，他们去年已经“打印”了75万种产品，使用的材料包括塑料、不锈钢、银、陶瓷和玻璃等，数量之多令人惊叹。现今，3D打印也应用于珠宝制造和模型制作，在时装业、电影业、建筑业等10多个不同的行业和领域显示出了十足的魅力，并大大改变了美国制造业的格局，以至于美国《时代周刊》将3D打印产业列为“2012年美国10大增长最快的工业”。其实，众多的3D打印创业者此前早已落户以虚拟经济著称的纽约市，即便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情况下，3D打印还是拉动了当地的萧条经济，为增长贡献了力量。
3D打印的应用并不止于工业制造，它在医学界也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设想一下，如果它用来打印的“墨”是一个个活体细胞，那么，只要获得相关器官的切片数据，该器官就可以被“打印”出来。这并非天方夜谭，在去年举行的全球科技娱乐设计大会（TED）上，美国维克森林再生医学学院博士安东尼就向人们展示了这样一个肾脏模型打印的过程。据他介绍，他们正在进行一个更大胆的试验，直接用打印机在人体伤口上进行修复式“打印”，如果取得成功，这将是医学领域的重大进展。（王飞跃，梁晓辉）
——据《人民日报》12月18日
中国“潜在增长率”趋势
当前我国经济增长出现的下行趋势，既有宏观经济周期因素，也反映了长期潜在增长率的变化。周期性下行与长期减速是由不同因素所造成的，因此，在认识上应该避免将两者混淆，而在应对政策上，特别要防止用刺激性手段应对长期减速趋势。
长期看，经济增长是受供给方因素制约的，这些因素包括劳动力、资本等要素及其生产率，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生产要素供给水平和生产率提高方式皆具有阶段性特点，构成特定的潜在增长率。在改革开放的30余年中，得益于人口红利，我国要素供给充足，生产率提升空间巨大，潜在的和实际的增长率都达到很高水平。根据估算，在1978—1994年期间，我国潜在增长率为10.4%，1995—2009年期间为9.8%。然而，由于以劳动年龄人口于2010年停止增长为标志的人口红利消失，上述贡献因素都出现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变化趋势，导致潜在增长率降低。估算表明，在“十二五”和“十三五”时期，我国GDP潜在增长率将分别降低为7.2%和6.1%。可见，目前我国经济增长的下行趋势，固然受到欧债危机和主要发达经济体复苏乏力的需求因素制约，同时也是潜在增长率降低的表现。
在理解潜在增长率问题上，存在着一个致命的误区，即混淆经济增长的供给方因素和需求方因素。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常常会把由潜在增长率下降导致的增长减速误认为是需求不足，因而主张采取扩大需求的办法刺激经济增长。尝试超越潜在增长率的政策工具，可能具体体现在产业扶持政策、区域发展政策和宏观经济刺激政策之中。这类政策应用的限度是使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相符，一旦应用过度，即用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达到某种期望的增长速度，以刺激需求的手段试图超越潜在增长率，则必然导致扭曲的结果，加重经济发展的不协调、不平衡和不可持续。
然而，潜在增长率却是可以改变的。对于我国来说，现实中的确存在着诸多机会窗口，可以通过改革达到提高潜在增长率的目标。下列相关改革应该被置于优先地位。
第一是推进深度城市化过程。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继续挖掘劳动力供给潜力，提高劳动参与率及其稳定性，是有助于显著提高潜在增长率的重要举措。一般来说，在劳动力成为经济增长制约要素之后，提高劳动参与率可以产生提高潜在增长率的效果。对于中国未来5-10年的时间来说，进一步推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稳定其劳动力供给，是提高劳动参与率的中国特色道路。这涉及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等领域的改革。
第二是保持教育优先发展的趋势。经济增长的长期可持续性，要求顺应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对人力资本的需要，大幅度改善和提升劳动者技能。受教育年限的提高需要长期的积累，而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到的。在义务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00%之后，学前教育和高中教育入学率的提高，是增加未来劳动者受教育年限的关键，而高等教育发展更是提升国家创新能力的必由之路。这涉及对教育体制和培训形式进行根本性的改革。
第三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在超越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之后，经济增长的惟一可持续源泉，是通过资源重新配置和技术进步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不断提高。随着三次产业之间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终将式微，今后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将更多地来自于以下源泉。其一，由于各行业之间存在着生产率的差异，生产要素向生产率更高的行业流动，可以继续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其二，行业内部的企业之间也存在生产率差异，允许更有效率的企业生存、扩大和发展，相应淘汰那些长期没有效率改进的企业，可以提高行业以及整体经济的生产率水平。
深化改革固然是长期可持续增长的必由之路，但是，却不应该过于功利地看待改革，期待所有领域的改革都能够对经济增长有立竿见影的效果。面对潜在增长率的下降，一方面需要把改革推向新的高度和深度，为更长期的持续增长构建制度条件;另一方面也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习惯于并接受较低的增长速度，把增长模式从立足于投入增长的速度型，转向立足于生产率提高的质量型。(蔡昉/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所长)
——据《人民论坛》12月27日
食品工业中膨胀的“人所不欲”
最近，40天养成的“速生鸡”被曝光了，很多人震惊于其中的“药物滥用”，也有人指责监管失职。如果监管到位了呢？养鸡场不喂激素，“速生鸡”不吃18种抗生素了，世界就好起来了？结果可能是“速生鸡”照样养成，并走上我们的餐桌。
一位自德“海归”说，他并不喜欢在德国生活，那里蔬菜都是工厂化种植的、肉是速生的，还是中国落后的生产方式好。但是中国“朴素”吗？现在真相大白，中国鸡是速生的，猪也在速生的道路上大步朝前走。发展下去，大概蔬菜也会实现工厂化种植。
速生和工厂化种植有什么不妥，现在还难说。专家爱从科学角度论证其无害，阐明其合理性。但人在饮食上是保守派，遵从传统和数千百年经验，总觉得速生、工厂化种植、添加剂之类不可靠。我们反感“速生鸡”，反感各色添加剂。牛肉粉好吃，但自从加入添加剂，很多人就开始不吃牛肉粉，至少能不吃就尽量不吃。
人并非饮食上最保守的动物，与人相比，野生动物才是保守者。食草动物不吃肉，食肉动物不吃草，历来如此。大熊猫专吃剑竹，蜜蜂只吃花蜜，蚂蟥只吸动物的血。没有人试图要改变野生动物的食性。
恰恰是人类自己，正面临食谱被全面改写的命运。以科学为助力，转基因农作物、畜产品越来越多，食品添加剂无处不在。大豆不是原来的大豆，随之豆腐、大豆油也非故我。面条和米粉，任你怎么煮也煮不烂。食品保质期已达一年以上。凭一己的知识与认知能力，我们已经拿不准自己每天在吃什么，吃的东西又意味着什么。
人类所吃食物越来越不是他所想吃，所吃非所好，甚至是他所厌恶的东西。按照心理学理论，人类行为遵循快乐原则，于是有娱乐、有快乐政治，科学本来也致力于快乐的目的。吃饭不仅要饱肚子，而且要吃出快乐、吃得高兴，甚而达到美食的高度。现在倒好，吃肉喝酒都疑心重重，充满焦虑甚至恐惧。
这实际上是人类生活最大的伦理悲剧：伦理指向“好生活”，现在食品却让人吃出了痛苦。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现在的食品，恰恰是自己不想吃，却做给别人吃。科学家振振有词地说，检验合格的食品无害，消费者可放心大胆地吃。转基因和加入添加剂的食品都具有高产、耐贮的优势，传统食品被淘汰出局，人类把自己厌恶的东西强加给自己。
有人说，销售检验合格的食品是食品企业的权利。但我们也有权拒吃我们不乐意吃的东西，即使市场，也不能让人别无选择。“速生鸡”，在美国主要是用来援助穷人，很多穷人吃成了大肉坨。其实，穷人也应有权拒吃“速生鸡”。问题食品的市场胜出，是一种新的市场失灵。
人类只想吃自己乐意吃的东西，市场可以把“速生鸡”强加给消费者，人性却不大可能被改变。一种食品伦理正在世界范围内被提出，其中一个重要原则，是“增进健康和幸福”。吃自己不喜欢的东西，不仅不是幸福，而且令人恶心。（杨于泽）
——据《长江日报》12月20日
本期要目
路线图和时间表开启改革新周期/冯雪梅
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研究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明确提出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
“公众人物”司法判例将有力促进舆论监督/杨涛
经过两年多的马拉松式官司，广州市中院日前对陈亦明状告李承鹏等名誉侵权案作出二审判决：撤销原审法院作出的一审判决，驳回陈亦明的全部诉讼请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法院在二审判决中引入了“公众人物”的概念。
养老金并轨须快马加鞭/冯海宁
人社部副部长胡晓义日前表示,无论是养老还是医疗,很多事业单位包括机关的社会保险制度改革正在稳步推进,随着社保标准的提高和改革的不断推进,“双轨制”终将合并统一。
3D打印的革命性/王飞跃，梁晓辉
3D打印堪称2012年的一个热词儿。这项由麻省理工学院研究生1995年命名的技术，现在终于变得较为易用和大众化。
目录
改革开放
路线图和时间表开启改革新周期/冯雪梅
争取权利是争自己的本分非争权夺利/江平，胡释之
如何破解“1天陪洗8次澡”接待困境/周明华
法治观察
“公众人物”司法判例将有力促进舆论监督/杨涛
调查贪官房产必须得到贪官本人授权吗？/魏雅华
身份证应从“义务证”走向“权利证”/张贵峰
社会脉搏
养老金并轨须快马加鞭/冯海宁
打车难是改革难的缩影/南辰
回归人的城镇化/冯蕾
财经广角
3D打印的革命性/王飞跃，梁晓辉
中国“潜在增长率”趋势/蔡昉
食品工业中膨胀的“人所不欲”/杨于泽
改革开放
路线图和时间表开启改革新周期
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定下主调：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不动摇，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调性，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推动下一步改革。会议强调，要深入研究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明确提出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
观察者注意到，“改革”一词在公布的报告中，前后15次被提及，超越多年来出现频率长居首位的关键词“增长”。
对此，新加坡《联合早报》评论说：在习近平重踏邓小平的南巡之路，以及李克强发出“改革是中国发展的最大红利”的呼声后，外界期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制定出改革导向的大政方略，而中共新领导层也对此作了回应。香港媒体也分析说：继习近平“南巡”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以大篇幅论及改革，这或显示中国有望开启改革开放的新周期，最快在明年中央或可能出台部署未来改革的新的纲领性文件，带领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10年。
从此次经济工作会议以及最近中央高层主持的几次座谈会来看，新一届领导层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思路已经非常清晰。十八大之后，“改革”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社会各界对进一步深化改革充满期盼。人们希望，改革能从座谈会上的研讨和论争，变成切实可行的方案和有条不紊的行动。因为真正的改革，从来都不是简单的表态，不是嘴上的空喊，而是怎么走，步子往哪里迈。改革的总体方案、路线图和时间表，至关重要。
对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给予了积极回应。“深水区”和“攻坚”的描述，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当下改革的风险和艰难。中国的改革，走的是一条渐进的路径，先从一些好改、容易改的做起，把难改、风险大的改革留在后面。而所谓的“深化改革”，正是啃那些剩下的“硬骨头”。
改革是共识，而改革的方案设计，却可能完全不同——学者可以不考虑外在的约束条件，提出一个理想的改革方案；民众可以不考虑未来发展，要求当下利益的最大化，但是，政策的制定者，却必须考虑现实中的各种约束和利益诉求，平衡各种矛盾和冲突，他们所要寻找的，是突破种种制约，在现实中寻求改革的可行性路径，而不是构思一个完美的“乌托邦”。
同时，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后，“改”一发而动全局，需要整体、全方位地谋划和部署。从“要深入研究全国深化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坚持有效的改革路径，尊重人民首创精神，”“鼓励大胆探索、勇于开拓，允许摸着石头过河”等表达中，可以看到高层对改革路径的选择和务实态度。
其实，改革没有绝对完美的方案，也不可能让所有人满意——不管是垄断的破除，权力的调整，还是收入分配改革，都只可能让多数人满意。对于一些有风险、有争议的问题——比如，金融体制和户籍制度改革，不妨“渐进和突破相促进”，大胆尝试和探索。“摸着石头过河”的智慧和经验，于今天的改革而言，依然有用。它传递出锐意进取的信息，也打破了因“怕犯错”而固守成规的停滞和惰性。
在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行分析时，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说：“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的提法，振奋人心。这说明今后的改革不会局限于具体事项，而是强调顶层设计；不会零敲碎打，而有通盘考虑；不仅是号召，更会有具体的实施重点和步骤。”
改哪些，怎么改，什么时候改，这些具体的改革重点和步骤，将决定民众的福祉和中国社会的未来。（冯雪梅）
——据《中国青年报》12月18日
争取权利是争自己的本分非争权夺利
江平：应该说在改革开放以来，实行了市场经济以后，人们的私权意识是大大增大了，特别是在《物权法》通过以后，人们的私权意识是更大了。保卫自己的财产权利，这已经成为公民的一个奋斗目标了。过去有多少人敢在拆迁的问题上表示不同的意见呢？你要是表示不同意见，早就把你抓起来了。现在来说好一些，人们越来越敢为自己的权利抗争，为了保护自己的房产不受侵犯，进行一种很坚决的抵抗。总的说来是一个好的现象。
当然现在也有滥用私权的，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没有说一切坚持不搬的都有理，也不是这样的，但是至少说明了一条，人民的私权意识在大大扩大。私权意识的扩大是很重要的，因为你只有私权意识的扩大，才可能有私权的捍卫，真正有了私权的捍卫，才能够抵制公权的侵犯。
胡释之：权利这个概念其实是近代才从西方翻译过来的，rights被翻译成权利，我想可能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误译。比如说现在还有好多人分不清权利和权力，混作一谈。捍卫自己权利或者争取自己权利的人容易被认为是一些争权夺利的非分小人，夺政府的权，逐自己的利，而不是在争自己的本分。这个词当初要是换一个译法被大家接受，比如像严复翻译成的“天直”，就是说这事本身就带有正当性，我想大家在捍卫自己的权利时会更理直气壮一些，因为你是在捍卫“天直”，而别人或者公权在侵犯你的时候，也会感到更理亏一些。
现在呢，不是去区分正当不正当，很多时候成了一种大家的力量博弈，谁斗得赢就归谁。包括你说拆迁，好多时候就是这个人家，他家里人会武功，或者是意志更坚定一些，他跟政府博弈的收益就会更大一些，补偿就会更多一些，演变成公权、私权的争斗，而不是公权对私权的尊重，私权守自己的本分。
江平：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私权如何保护的问题。我觉得私权的保护在现代社会有三种渠道。第一个就是私权受私权的侵犯。我的财产受你的侵犯了，或者受到某个公司的侵犯了，这种情况下我当然告到普通法院，普通法院来给我补偿，但是我们国家现在法院的立案还是很难，立案还要找各种的证据，有些私人对私人的侵犯不受理。第二个就是私权受到公权的侵犯，受到政府的侵犯。我们现在有了行政诉讼法了，可以告了，但是总的来说这个渠道还不很畅通。
第三个渠道最重要，或者说是现在最缺少的，就是如果我的权利受到了法律或者国务院行政法规的侵犯怎么办？法律和法规侵犯了我的权利。比如政府拆迁补偿的价格很低，拆了我一平米的房子给的钱不足以让我新买一平米的房子，那我怎么办，我上告无门。我告到法院，法院不受理，他说这是市政府的命令啊，我法院怎么能够去审理这些东西啊，我们法院没有权力把国务院规定的法规给撤销啊。这就是在西方都有的宪法法院或者宪法委员会的职能，我们还没有。只有这三个渠道都有了，而且这三个渠道都很畅通，我们老百姓的私权才能得到真正的保障。
——据金羊网12月21日
如何破解“1天陪洗8次澡”接待困境
年终岁末又到接待高峰。内蒙古某县城以温泉著称,分管外宣工作的副县长日前说,很多部门年底都要过来参观考察、检查验收,有一天他接待了十来批客人,大多数客人都要泡温泉,他一天陪洗了8次澡,整个人都快泡虚脱。最后一次,他都没更换衣服,直接就在温泉池子里等客人到来。内蒙古另一县级市接待办的负责人表示,有一天他吃了4次早餐。(12月20日《京华时报》)
即便这名县官一日不得不泡8次澡,直泡到肉酸腿软,即便市接待办的这名负责人用4次早点,吃得胃胀,我们也知道,在当前“陪风”颇为盛行的语境下,这仍不算新闻。因为,不管是媒体曝光了的,还是隐藏在官场一角未被揭开盖子的,这种想尽一切办法把上级招待好的做派,在基层都很常见。
让上级领导高兴而来、温泉一泡、清爽而归,说不定就能“陪”出一个时来运转,“陪”出一片崭新的天地。所以,虚脱的不仅是这名副县长的身体,还有一些官场的积弊作风。
此时,我脑海中浮现出不久前读到的一篇关于国外官员作风的报道:中国官员赴美挂职学习,发现他们“上级根本不管下级,下级也不用迎接上级”,更不说让地方领导宽衣解带跟着“首长”一同下水了；他国不同级别的领导一同出差考察,各订各的房,各打理各的事,工作后的时间,上级根本不管下级“哪去哪吃哪玩”的私事。更不会像内蒙古这个市的接待办负责人这样,硬是要装饿,陪着不同的“首长”反复吃早餐。
在他们的“陪官生态”中,无法找到下级官员“恭迎上级官员到来、给上级官员安排食宿、陪检、陪会、陪吃、陪玩、陪游”等元素。不要说来了市长、部长、副总统,就是总统大人来了,地方官员该干啥还干啥,不可能停下手中的活儿,来三陪四陪的。就在不久前,有媒体报道,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就公开拒绝过奥巴马总统希望到该校演说的请求。据说,当时,奥巴马是要到学校提升自身形象,也就是为了随后的选举拉票。大学拒绝的理由很简单,怕总统的到来影响学生上课。
反观我们的“陪官文化”,一些上级官员可谓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在“官本位”余毒作用下,官大一级压死人的思维可谓无处不在,下级对上级越谦卑,上司越舒坦；下级在这种陪同上级的“官系运动”中,说不定不久便“陪”回了甜头。反正是,一切为了上级领导,一切服务于上级领导,干好了,领导一句话就提拔上去了。而且,反正是花公家的钱,不是掏自家腰包,心不痛手不软；而一个人只要成了别人的上级,便很快学会哼哼啊啊的官场“受陪”臆语。
近日,中央出台“八项规定”,全面推进作风改革,于此,这类“一日陪八澡”的镜头出现,便显得格外扎眼。如何把“八项规定”落到实处,是个迫切问题。不过,如果那些掌握着众多官员升迁命运的“一把手”们,依然守住“煮酒论英雄”和“看陪同质量论短长”不变,那么那股看似温情脉脉的“三陪风”,依然会出现。所以,要彻底革除“上接下迎、三陪公务”的政务歪风陋习,还得全面引入监督机制,用制度选人而非上级个别领导提携人。 (周明华)
——据《新华每日电讯》12月21日
法治观察
“公众人物”司法判例将有力促进舆论监督
经过两年多的马拉松式官司，广州市中院日前对陈亦明状告李承鹏等名誉侵权案作出二审判决：撤销原审法院作出的一审判决，驳回陈亦明的全部诉讼请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法院在二审判决中引入了“公众人物”的概念。
虽然从一审判决陈亦明将获得20.24 万元的赔偿金，到二审驳回他的诉讼请求，判决结果发生了惊人大逆转，但我认为，本案的最主要亮点并不在于此，而是广州中院再次重申了“公众人物”的概念，这将更纵深地推进舆论监督的顺利进行。
所谓“公众人物”，是指一定范围内具有重要影响、为人们所广泛知晓和关注，并与社会公众利益密切相关的人物。“公众人物”概念滥觞于美国《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在该案中，法官确立了“实际恶意”原则——即如果政府官员要在与其相关的名誉损失和诽谤案中胜诉，必须举证说明被告（媒体）在做出那些具有诽谤和诬蔑的报道时带有“事实上的恶意”。这一规则的确立，对于保障舆论监督极具进步意义。因为媒体和记者并不是侦查机关，他们并不可能在报道之初就能完整无误地掌握全部信息。因此，为了加强对官员和一些社会知名人士的监督，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就必须容忍媒体在一定程度上有“犯错误”的权利。
但是，迄今为止，我国尚未有一部法律或者司法解释确立了“公众人物”的概念，各地法院对此也是莫衷一是。在1999 年的杜春芳（全国劳模）诉现代家庭杂志社侵害名誉权案中，“公众人物”在我国由被告方媒体当作免责抗辩事由第一次提出，但法院当时并未采纳这一解释。突破性的判决是在2002 年范志毅诉《东方体育日报》案，法院在判决中指出，“即使范志毅认为报道指名道姓有损其名誉，但在媒体行使舆论监督的过程中， 作为公众人物的范志毅，对于可能的轻微损害应当予以忍受”。但这样的判决并没有起到指导作用，在2003 年余秋雨诉肖夏林侵害名誉权案、2006年尚军（原阜阳中院院长）诉《前卫》杂志社侵害名誉权案中，被告均将“公众人物”作为抗辩事由，法院都对此采取了回避态度。
此次，广州中院在判决中再次重申“公众人物”的概念，并指出“对于公众人物而言，真实的言论可能影响言论对象的名誉，但是并非必然侵犯其名誉权；公众人物比普通民众更有机会保护自己的名誉， 他们接触媒体的机会远多于普通民众”。这一判例必将巩固范志毅诉《东方体育日报》案中的成果， 对于鼓励和促进媒体监督，推进“公众人物”入法，也将起到积极作用。
不过，在美国新闻侵权法中，有“政治性公众人物”和“社会性公众人物”、“完全公众人物”与“有限公众人物”等之分。然而，遗憾的是，我国法院的判决均未涉及认定官员为“公众人物”，而现实中一些官员抵制舆论监督又最为强烈。因此，一方面，我们要积极推进“公众人物” 概念的法律化， 另一方面， 司法机关应当对“公众人物” 的判决更加深入化，特别要打破认定官员为“公众人物”的禁区，在点滴的司法实践中完善和丰富“公众人物”的概念，为立法吹响号角。（杨涛）
——据《羊城晚报》12月20日
调查贪官房产必须得到贪官本人授权吗？
2012年12月25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播出了《广州纪委称：房叔事件被问责的不是举报人》的新闻。该新闻中说，昨天，广州纪委通过官方微博称，在“房叔”“房婶”事件中被问责的，并非举报人和报料者，而是利用工作之便，违规向他人泄露公民个人信息的政府工作人员；该新闻中还说，广州泄露“房叔”房产信息者被撤离岗位并记过。
此举在网上引起一场轩然大波。民情舆情网情砖砸如雨，激愤之声，声如鼎沸。贪官尚未查办，举报人己被查办，行动如此神速，可谓雷霆万钧，疾如闪电。是为了杀鸡儆猴吗？而且我们也未能听到被查办的举报人的申辩。或是请求行政复议，更加让人如被掐了脖子般地窒息。尽管广州纪委声称，被查办的不是举报人，可我们看到的事实是，被查办的真的是举报的报料人，而且是最关键的报料人。可谓是精确打击，一剑封喉。
在网上，舆论是如此地一边倒，我们想要找到一条为广州纪委作辩的帖子都很难。不过我们还是要分析一下，广州纪委对无名“深喉”的处理是否真有道理。对于广州纪委的处理依据，广州市房地产档案馆馆长张乐平在该电视新闻中出面解释说，他们的处理是有依据的。他说，按照该局的规定，查询房地产档案如果是“房屋权利人”，则必须持有“房屋权利人”身份证件，如果不是“房屋权利人”，则必须持有查询人本人的身份证件，及“房屋权利人的委托人”的“授权委托书”，在“授权委托书”上必须注明授权权限。该工作人员由于违犯了上述规定，所以受到了严肃处理。
好，我们就事论事，看看广州市房地产档案馆对“深喉”的处理依据是否真有依据。我们用不着去讨论广州市是如何规定的，因为我们拿不到广州市的地方文件原文，所以我们无法讨论，我们可以讨论它的上位法，而所有的广州市的地方文件都必须服从国家上位法的管辖，任何与上位法抵触的地方，都必须纠正和废除。其依据的上位法是2006年10月国家建设部颁发的《房屋权属登记信息查询暂行办法》(2007年起实施)第七条之规定，“房屋权属登记机关对房屋权利的记载信息，单位和个人可以公开查询。”这一规定表明，公民个人查询是可以的。该规定又说：“只有“房屋权利人”、“房屋权利人的委托人”、“国家安全机关”等特殊个人或单位才有权限查询与该房屋权利有关的原始登记凭证，比如房产的地址、该个人所有房产的详细信息等。”
请注意这条规定中的这六个字：“原始登记凭证”。必须说明的是，对于行政处罚依据，是必须“咬文”再加上“嚼字”的，而且对于处罚依据只能作出狭义的解释，而不可以作出广义的解读。如果查询人所查的不是“原始登记凭证”。则不受此规定的约束。如果查询人所查的仅仅是该房产的“权利人姓名”，则显然不受此规定的约束。
为了避免“断章取义”,我们再接着读第七条之规定: “比如房产的地址、该个人所有房产的详细信息等。”可如果查询人所查的不是“房产的地址、该个人所有房产的详细信息等。”，而是该房产的“权利人姓名”，则显然亦不受此规定的约束。所以，张乐平馆长所说的“我们是有依据的”大谬不然。对“深喉”的处理依据不成立。
被处理的“深喉”不止“房叔”的报料人，出于同样的原因，泄露房婶房地产信息的“深喉”，也受到了“严肃处理”。这样看来，这个处理不是个案，被问责的将会是所有泄露贪官房地产信息的“深喉”们。所以我们必须对此案穷追不舍。
对“深喉”们的严打重罚，可以一箭双雕，中国的房地产反腐之战到此打住。从此中国的贪官们可以高枕无忧了，中国从此无“深喉”。秃子头上的虱被这把大伞保护的严严实实。
我们且不去说“调查贪官房产必须得到贪官本人授权”这样的悖论有多么荒诞，我们奇怪的是，为什么中国的房地产信息保护，会被扩张到如此程度的无边无际？为什么中国的房地产信息如此地暗无天日？当中国的房地产信息如此地漆黑一片，被保护的不仅是中国的贪官们，还保护了中国房地产的黑色交易，还有那些“一女两嫁”、“一女多嫁”的诈骗犯们。
我们不禁想问：这样的房地产信息保护，真的是为了“混水好摸鱼”吗？但愿这样的发问，能让中国房地产信息变的清沏而透明。（魏雅华）
身份证应从“义务证”走向“权利证”
2013年1月1日起，中国将停止使用第一代居民身份证。警方提醒，还没有办理二代身份证的人员应尽快办理，否则将带来许多不便。
如今身份证使用的范围已越来越大、频率越来越高。不过在身份证更新换代之余，无论是一代证，还是二代证，其本身的“身份”，很大程度上都仍只是一种“义务证”，而不完全是“权利证”。
在现实生活中，需要使用身份证的场合不断增加，但绝大多数情况下的基本使用方式与目的都仅仅是证明真实身份。出示身份证是被要求结果，其作用主要在于借此“减少或避免某种潜在的麻烦或嫌疑”。反过来，一旦当我们试图按照《身份证法》规定的，希望通过出示身份证，证明自己“国家公民身份”，并享受“公民合法权益”时，又会发现，身份证实际上并没有太大“用处”，尤其是当身处非户籍所在的异地时，还会带来负面的效果——无权享受当地的一些基本公共服务。这诚如新华社日前一篇针对流动人员“异地现象”报告所指出的，“异地医保报销、异地办理准生证、异地结婚登记、异地退休养老等等，贴上‘异地’ 标签，似乎都成了百姓生活中的‘难办之事’”。
这样一种“义务证”而非“权利证”的身份证，表明它虽然在外在的形式上已经“换代”，但内在的根本内涵——“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还远没有真正实现彻底“换代”，依附于现行户籍制度下的身份证，主要身份功能仍是管制、负担意义上的“供人使用”，而非服务、享受意义上的“为己使用”。我期待，伴随户籍改革的“加快”，身份证的“身份”换代也能尽快实现，真正从“义务证”走向回归“权利证”。(张贵峰)
——据《武汉晚报》12月24日
社会脉搏
养老金并轨须快马加鞭
人社部副部长胡晓义日前表示,无论是养老还是医疗,很多事业单位包括机关的社会保险制度改革正在稳步推进,随着社保标准的提高和改革的不断推进,“双轨制”终将合并统一。同时,将建立完善基本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
养老金“双轨制”久受诟病,公众终于盼来权威部门“合并统一”的表态。
当下社会不公之一在于养老不公,而养老不公主要体现在“双轨制”。养老金“双轨制”是计划经济时代向市场经济转型期的特殊产物。如果说这个特殊产物在多年前存在还能说得过去的话,在我们认为现在已经是市场经济国家的今天,“双轨制”就没有任何存在的理由。“双轨制”的存在,不仅影响到养老公平,而且也影响到政府公信力,给公众的印象是公权力“自肥”。
不管是因为人大代表、专家学者、新闻媒体一致呼吁,还是有关部门早有改革之意,总之,人社部这次公开表态养老金“双轨制”终将合并统一,消息振奋人心。但何时、如何让养老金“双合一”?人社部并没有明确承诺。在笔者看来,“双轨制”合并统一,前提是早日出台改革方案,明确时间表和路线图。
可以预言,打破养老金“双轨制”是最为艰难的一项改革,艰难程度一点不亚于收入分配改革。据说,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过去难以出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遇到某些既得利益者的反对。同样,打破“双轨制”也会遇到既得利益者反对,因为很多公务员已经习惯了享受这种福利,自然不愿意改变现状。
据悉,事业单位就曾抵制养老保险改革。2009年1月28日,《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正式下发,在5个试点省市进行改革试点。然而,该方案下发一年有余,媒体披露五个试点省市几无进展。有人认为是制度设计不合理,有人认为改革方向不对,还有人认为方案出台时机、程序不合理。
除了改革方案本身有些问题外,事业单位抵制养老金改革也在意料之中。显然,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先行改革的成败得失,今后在改革公务员养老保险制度时,必须从中吸取教训和经验。这样才能减少改革阻力。更重要的是,要坚定养老金“双合一”的改革决心。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改革需破利益固化藩篱。
日前,人社部专家金维刚表示,要积极探索和推动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双轨制”所导致的待遇差距过大问题已经到了必须要高度重视和采取必要措施解决的时候了。这一观点代表了很多公众的心声。现在的问题在于,有关方面何时把这项改革转化为实际行动,以时间表和路线图展示改革决心。
尽管早在2009年就有专家透露,公务员养老金制度改革方案正在讨论。但事实证明,这项改革截至目前还没有让公众看到实质性动作。而且,在《社会保障“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只提到“在试点的基础上,积极稳妥地推动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但如何推进公务员养老保险改革却没有明确。这让人有些忧虑。
如果养老金“双合一”改革不能在“十二五”期间有实质性动作,所谓“终将合并统一”恐怕是一个遥远的梦,养老金“双轨制”造成的社会裂痕会越来越大。因此,笔者期待养老金“双合一”改革“快马加鞭”,早日落到实际行动中。坦率地说,所谓“双合一”,就是公务员养老待遇要向企业职工看齐,因为企业职工养老待遇向公务员看齐需要巨大的财政投入,可能性很小。（冯海宁）
——据《法制日报》12月21日
打车难是改革难的缩影
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公共服务蓝皮书:中国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力评价(2011—2012)》认为,打车难的确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较为普遍的问题。蓝皮书指出:53.77%的人打出租车需要10分钟以上,只有占总体比例11.68%的人等出租车的时间在5分钟以内。
“每周限行那天,在刺骨的寒风中带着孩子在小区门口打车让人绝望。尤其是有关部门抓黑车的日子。”一位北京妈妈的抱怨可能比蓝皮书中的数字更感性。
大城市为什么打车难?应该如何解决?蓝皮书以及媒体、专家进行过大量分析、报道。然而可怕的是,长期以来,面对这种普遍的打车难,面对民生问题的强烈呼声,有关部门的麻木和安于现状竟然已经成为惯性。
当然,修修补补的措施还是有的。例如,提高对拒载的行政处罚等。但是在记者看来,大城市打车难表象背后骨子里是改革难,是面对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政府部门能不能拿出更大的勇气深化改革,使出租车准入、管理、运行机制更贴合市场需求,真正体现出“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从另外一个方面看,出租车领域的改革属于大城市治堵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大城市公交优先的战略背景下,出租车是公交运力的补充,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在轨道交通和公交巴士拥挤不堪的大城市,出租车出行对老人、孩子、病患以及希望能体面出行的群体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就要求管理部门及时调整管理思路,向更及时服务大众的职能转变。
举例来说,打车有多难,最有发言权的无疑是消费者。如果一个大城市打车难问题长期得不到缓解,管理部门应当考虑采取听证会的方式,恰当选取各方代表听取民意,并及时对供需作出微调。当然,在微调时,要兼顾消费者需求和出租车司机的利益。除此之外,打车的市场需求还与天气状况等密切相关,需要建立一套灵活的供需调整机制。固守当前的出租车准入的垄断格局,认为目前的出租车数量不能变,无疑是一种滞后、保守、僵化的思路,会使行政准入成为阻拦市场调节力量的门槛。
政府有关部门的管理者还应从舒适的公务车里走出来,在寒冷的天气中亲自到街头体验一下打车难、挤公交难、乘地铁难。感受不脱离群众,决策才能有的放矢。
平心而论,与收入分配改革等更高层级的改革难题对比,出租车改革不是最难的。但是怕就怕出租车等改革上的这种久拖不治,会对改革信心制造极大的负能量,让百姓在寒风里的等待中心更凉。（南辰）
——据《新华每日电讯》12月24日
回归人的城镇化
今天，在一些大城市，大量城乡结合部及郊区县村庄的消失速度，正在被轰鸣的推土机不断刷新。今年年初，北京市公布数字显示，2011年50个重点村的旧村拆除任务已基本完成，共拆除各类建筑面积2290万平方米……
基础设施的跃进、高楼大厦的崛起让越来越多的乡村转眼面貌一新，但物质的提速却代替不了思想的提速，富丽堂皇的外观代替不了内心的充实。在城镇化快速推进的同时，我们还缺了很多课。在物理概念的城镇化进程中，如何实现人的生态意义上的城镇化，成为保证这一进程质量的关键。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1年末，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51.27%，城镇人口数量首次超过农村。与此同时，城市人口的膨胀也让城市面临新挑战。国际极度缺水标准是人均500立方米，300立方米是危及人类生存生活底线的灾难性标准。而如果按照北京10年来年均21.2亿立方米水资源总量计算，2011年北京人均水资源量仅有107立方米/人，仅为极度缺水线的1/5。水危机、空气污染、交通拥堵，等待快速城镇化的中国去思考、去破解。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是就业。2013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将达到699万人，比2012年增加19万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高校毕业生最多的一年。伴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生活，如何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更成为一个严峻考验。值得注意的是，“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辈有着很大不同。据权威部门统计，目前55.9%的新生代农民工将来准备“在打工的城市买房定居”、成为“新城市人”。他们大多受过九年义务教育、职业技能教育，与父辈大多“挣够了钱就回乡”的选择不同，他们期待在城市立足，并拥有自己的栖身之所。然而，要让农民在身份、地位、生活方式等方面向市民转化，还有巨大的“鸿沟”。面对让城里人都感叹的“高房价”，大多数进城农民只能是望而却步；受户籍限制，进城人员在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方面都无法与市民享有平等待遇。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稳妥推进解决农业人口进城落户问题，真正让其享有“市民”待遇。
高楼大厦掩盖不了“城中村”的破败；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堪忧；进城务工人员的子女教育面临困境；农民工的医疗、养老问题的解决仍显任重道远……现实告诉我们，城镇化决不是简单地让农民进入城市，而是“人的城镇化”，是“农民的市民化”，是要让更多农民融入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让其享受教育、医疗、就业的公平待遇；城镇化决不是简单的人口比例的增加和城市面积的扩张，更重要的是实现产业结构、就业方式、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等一系列由“乡”到“城”的转变。
从长远看，传统的通过大量农民向大中城市迁移的模式，已不可持续。促进农民就地就近市民化应成为我国城镇化的理性选择。这就需要我们因势利导给予扶持，加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事业建设，更好地推进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城镇化不仅是一个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一个改革创新的过程。财政学家刘尚希谈到，我国现行的财政体制，无论是收入和支出责任的划分，还是转移支付制度的设计，都是以假定人口不流动为前提的，以辖区的户籍人口为基础。然而，城镇化所带来的快速人口流动，要求无论是纵向的，还是横向的财政关系，都需要进行调整，尤其是处于流动状态的庞大人口的公共服务的提供，在我国财政体制框架中是一个盲区。
可见，城镇化的推进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财税、土地、教育、社保等诸多体制的调整与改革。近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我们要围绕提高城镇化质量，因势利导、趋利避害，积极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从追求“速度”到更重“质量”，我们看到了一种转变，而要实现这种转变，还需要我们以务实的精神付出更多的努力。（冯蕾）
——据《光明日报》12月25日
财经广角
3D打印的革命性
3D打印堪称2012年的一个热词儿。这项由麻省理工学院研究生1995年命名的技术，现在终于变得较为易用和大众化。
3D打印源自100多年前的照相雕塑和地貌成形技术，上世纪80年代已有雏形，其学术名称叫快速成型，是一种不需要传统刀具和机床就能打造出任意形状、根据物体的三维模型数据制成实物模型的技术，被认为是一项改变世界的新技术。具体地说，人们首先需要通过电脑对实物进行扫描或直接创建一个三维设计图，再通过3D打印机对这个立体原型进行“切片”，一层一层地进行数据记录，然后将原材料按切片数据层层叠加，直到最终成型。
3D打印使用的不是传统的“墨”，而是那些能发生固化反应的材料，比如树脂、塑料、陶瓷、金属等，因而能“打印”出实实在在的三维立体模型，就像童话中的“复制机”一般神奇。小到一只耳环，大到体积庞大的工程零件、器具，只要获得了原始的模型数据，3D打印机都能将这些东西精准地复制出来。这将使工厂彻底告别车床、钻头、冲压机、制模机等传统工具，从而转变为一种以3D打印为基础的、成本更低、研发周期更短的生产方式。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曾刊发题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文章，称3D打印标志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到来。以目前的发展情况判断，3D打印之后，必将是社会制造的迅猛崛起。
据报道，国外目前已经通过3D打印技术成功地“打印”出了手枪、自行车、汽车、电控飞行器等物。美国3D打印服务提供商Shapeways首席执行官彼得称，他们去年已经“打印”了75万种产品，使用的材料包括塑料、不锈钢、银、陶瓷和玻璃等，数量之多令人惊叹。现今，3D打印也应用于珠宝制造和模型制作，在时装业、电影业、建筑业等10多个不同的行业和领域显示出了十足的魅力，并大大改变了美国制造业的格局，以至于美国《时代周刊》将3D打印产业列为“2012年美国10大增长最快的工业”。其实，众多的3D打印创业者此前早已落户以虚拟经济著称的纽约市，即便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情况下，3D打印还是拉动了当地的萧条经济，为增长贡献了力量。
3D打印的应用并不止于工业制造，它在医学界也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设想一下，如果它用来打印的“墨”是一个个活体细胞，那么，只要获得相关器官的切片数据，该器官就可以被“打印”出来。这并非天方夜谭，在去年举行的全球科技娱乐设计大会（TED）上，美国维克森林再生医学学院博士安东尼就向人们展示了这样一个肾脏模型打印的过程。据他介绍，他们正在进行一个更大胆的试验，直接用打印机在人体伤口上进行修复式“打印”，如果取得成功，这将是医学领域的重大进展。（王飞跃，梁晓辉）
——据《人民日报》12月18日
中国“潜在增长率”趋势
当前我国经济增长出现的下行趋势，既有宏观经济周期因素，也反映了长期潜在增长率的变化。周期性下行与长期减速是由不同因素所造成的，因此，在认识上应该避免将两者混淆，而在应对政策上，特别要防止用刺激性手段应对长期减速趋势。
长期看，经济增长是受供给方因素制约的，这些因素包括劳动力、资本等要素及其生产率，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生产要素供给水平和生产率提高方式皆具有阶段性特点，构成特定的潜在增长率。在改革开放的30余年中，得益于人口红利，我国要素供给充足，生产率提升空间巨大，潜在的和实际的增长率都达到很高水平。根据估算，在1978—1994年期间，我国潜在增长率为10.4%，1995—2009年期间为9.8%。然而，由于以劳动年龄人口于2010年停止增长为标志的人口红利消失，上述贡献因素都出现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变化趋势，导致潜在增长率降低。估算表明，在“十二五”和“十三五”时期，我国GDP潜在增长率将分别降低为7.2%和6.1%。可见，目前我国经济增长的下行趋势，固然受到欧债危机和主要发达经济体复苏乏力的需求因素制约，同时也是潜在增长率降低的表现。
在理解潜在增长率问题上，存在着一个致命的误区，即混淆经济增长的供给方因素和需求方因素。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常常会把由潜在增长率下降导致的增长减速误认为是需求不足，因而主张采取扩大需求的办法刺激经济增长。尝试超越潜在增长率的政策工具，可能具体体现在产业扶持政策、区域发展政策和宏观经济刺激政策之中。这类政策应用的限度是使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相符，一旦应用过度，即用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达到某种期望的增长速度，以刺激需求的手段试图超越潜在增长率，则必然导致扭曲的结果，加重经济发展的不协调、不平衡和不可持续。
然而，潜在增长率却是可以改变的。对于我国来说，现实中的确存在着诸多机会窗口，可以通过改革达到提高潜在增长率的目标。下列相关改革应该被置于优先地位。
第一是推进深度城市化过程。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继续挖掘劳动力供给潜力，提高劳动参与率及其稳定性，是有助于显著提高潜在增长率的重要举措。一般来说，在劳动力成为经济增长制约要素之后，提高劳动参与率可以产生提高潜在增长率的效果。对于中国未来5-10年的时间来说，进一步推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稳定其劳动力供给，是提高劳动参与率的中国特色道路。这涉及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等领域的改革。
第二是保持教育优先发展的趋势。经济增长的长期可持续性，要求顺应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对人力资本的需要，大幅度改善和提升劳动者技能。受教育年限的提高需要长期的积累，而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到的。在义务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00%之后，学前教育和高中教育入学率的提高，是增加未来劳动者受教育年限的关键，而高等教育发展更是提升国家创新能力的必由之路。这涉及对教育体制和培训形式进行根本性的改革。
第三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在超越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之后，经济增长的惟一可持续源泉，是通过资源重新配置和技术进步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不断提高。随着三次产业之间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终将式微，今后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将更多地来自于以下源泉。其一，由于各行业之间存在着生产率的差异，生产要素向生产率更高的行业流动，可以继续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其二，行业内部的企业之间也存在生产率差异，允许更有效率的企业生存、扩大和发展，相应淘汰那些长期没有效率改进的企业，可以提高行业以及整体经济的生产率水平。
深化改革固然是长期可持续增长的必由之路，但是，却不应该过于功利地看待改革，期待所有领域的改革都能够对经济增长有立竿见影的效果。面对潜在增长率的下降，一方面需要把改革推向新的高度和深度，为更长期的持续增长构建制度条件;另一方面也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习惯于并接受较低的增长速度，把增长模式从立足于投入增长的速度型，转向立足于生产率提高的质量型。(蔡昉/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所长)
——据《人民论坛》12月27日
食品工业中膨胀的“人所不欲”
最近，40天养成的“速生鸡”被曝光了，很多人震惊于其中的“药物滥用”，也有人指责监管失职。如果监管到位了呢？养鸡场不喂激素，“速生鸡”不吃18种抗生素了，世界就好起来了？结果可能是“速生鸡”照样养成，并走上我们的餐桌。
一位自德“海归”说，他并不喜欢在德国生活，那里蔬菜都是工厂化种植的、肉是速生的，还是中国落后的生产方式好。但是中国“朴素”吗？现在真相大白，中国鸡是速生的，猪也在速生的道路上大步朝前走。发展下去，大概蔬菜也会实现工厂化种植。
速生和工厂化种植有什么不妥，现在还难说。专家爱从科学角度论证其无害，阐明其合理性。但人在饮食上是保守派，遵从传统和数千百年经验，总觉得速生、工厂化种植、添加剂之类不可靠。我们反感“速生鸡”，反感各色添加剂。牛肉粉好吃，但自从加入添加剂，很多人就开始不吃牛肉粉，至少能不吃就尽量不吃。
人并非饮食上最保守的动物，与人相比，野生动物才是保守者。食草动物不吃肉，食肉动物不吃草，历来如此。大熊猫专吃剑竹，蜜蜂只吃花蜜，蚂蟥只吸动物的血。没有人试图要改变野生动物的食性。
恰恰是人类自己，正面临食谱被全面改写的命运。以科学为助力，转基因农作物、畜产品越来越多，食品添加剂无处不在。大豆不是原来的大豆，随之豆腐、大豆油也非故我。面条和米粉，任你怎么煮也煮不烂。食品保质期已达一年以上。凭一己的知识与认知能力，我们已经拿不准自己每天在吃什么，吃的东西又意味着什么。
人类所吃食物越来越不是他所想吃，所吃非所好，甚至是他所厌恶的东西。按照心理学理论，人类行为遵循快乐原则，于是有娱乐、有快乐政治，科学本来也致力于快乐的目的。吃饭不仅要饱肚子，而且要吃出快乐、吃得高兴，甚而达到美食的高度。现在倒好，吃肉喝酒都疑心重重，充满焦虑甚至恐惧。
这实际上是人类生活最大的伦理悲剧：伦理指向“好生活”，现在食品却让人吃出了痛苦。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现在的食品，恰恰是自己不想吃，却做给别人吃。科学家振振有词地说，检验合格的食品无害，消费者可放心大胆地吃。转基因和加入添加剂的食品都具有高产、耐贮的优势，传统食品被淘汰出局，人类把自己厌恶的东西强加给自己。
有人说，销售检验合格的食品是食品企业的权利。但我们也有权拒吃我们不乐意吃的东西，即使市场，也不能让人别无选择。“速生鸡”，在美国主要是用来援助穷人，很多穷人吃成了大肉坨。其实，穷人也应有权拒吃“速生鸡”。问题食品的市场胜出，是一种新的市场失灵。
人类只想吃自己乐意吃的东西，市场可以把“速生鸡”强加给消费者，人性却不大可能被改变。一种食品伦理正在世界范围内被提出，其中一个重要原则，是“增进健康和幸福”。吃自己不喜欢的东西，不仅不是幸福，而且令人恶心。（杨于泽）
——据《长江日报》12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