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要目
坚决打好政府职能转变攻坚战/《人民日报》评论员
5月13日召开的国务院机构职能转变动员电视电话会议，既总结前一段国务院机构职能转变工作，又对下一步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目的就是要今年开个好头，确保职能转变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刘铁男落马传递了哪些正信号/苏文洋
有了中纪委提倡实名举报，有了互联网，有了职业媒体人加入反腐大军，有了贪官情妇“窝里反”，贪官阻碍揭露的手段越来越捉襟见肘。
新型城镇化应以市场为主导/蔡洪滨
在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模式上，应从政府主导的城镇化逐步过渡为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的城镇化。
房价必须摆脱“狗追尾”的窘境/陈思进
房价越高——通胀越甚——越要买房——房价越高，这就是金融上的“狗追尾”现象。恶性循环，愈演愈烈，结果必然引发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危机！
目录
改革开放
坚决打好政府职能转变攻坚战/《人民日报》评论员
刘铁男落马传递了哪些正信号/苏文洋
还有多少官员在戴罪升迁？/光明网评论员
“红绿灯事件”是公权私化的惊人缩影/包丽敏
“不买警服就关门”拷问营商环境/邓海建
社会脉搏
新型城镇化应以市场为主导/蔡洪滨
中国人口流动现状及未来趋势/郑真真，杨舸
住宅电梯：15年使用期限之后怎么办？/燕农
养老金制度应怎么改/宋九成
财经广角
房价必须摆脱“狗追尾”的窘境/陈思进
以准确定位推房产税全国铺开/刘尚希
从金价动荡看世界经济三大趋势/李正信
改革开放
坚决打好政府职能转变攻坚战
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新一届政府开局要办的“第一件大事”。经过一个多月紧张而扎实的工作，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取得了新进展，已经取消和下放了133项行政审批事项。5月13日召开的国务院机构职能转变动员电视电话会议，既总结前一段国务院机构职能转变工作，又对下一步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目的就是要今年开个好头，确保职能转变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放权，是这次机构职能转变的一个鲜明特征。新一届中央政府明确提出，在本届政府任期内，国务院部门实施的行政审批事项要减少三分之一。作为兑现改革承诺的重要一步，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对激发市场、社会和地方的创造活力、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放权，加快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可以激发市场主体的创造活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这无疑是一剂不花钱能办事、少花钱多办事的“良方”；通过放权，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可以消除制约转型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激发市场主体的内生动力，为转型提供“源头活水”；通过放权，减少审批，可以降低就业创业门槛，改善就业创业环境，激发全社会的创业积极性；通过放权，可以更好地发挥地方的作用，使管理能够贴近基层、贴近企业、贴近市场、贴近群众。事实证明，把该放的权力放到位，既有利当前，也惠及长远，堪称释放改革红利、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重要一招。
转变政府职能，不仅要取消和下放权力，还要创新和改善政府管理。放和管是两个轮子，只有两个轮子都做圆了，车才能跑起来。这既是增强政府治理、建设现代政府的内在要求，也是提升政府公信力、执行力和权威性，更好服务人民群众的有效保障。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权限以后，要切实加强对经济运行活动的事中和事后监管。把该管的管住管好，要求政府加强市场监管，避免“劣币驱逐良币”扭曲现象的发生，由事前审批更多地转为事中事后监管，实行“宽进严管”；把该管的管住管好，要求政府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把重点放到“保基本”上来，把非基本的公共服务交给社会和市场；把该管的管住管好，要求政府优化行政管理流程，建立标准明确、程序严密、运作规范、制约有效的管理制度；把该管的管住管好，要求政府加强和改善宏观管理，增强针对性和有效性，把政府掌控的资源集中用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确保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改革贵在行动，重在落实。推进改革，离不开有力的组织领导。从国务院部门到地方各级政府都面临着双重责任，既要落实放权的责任，也要落实监管的责任，否则就难以走出“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怪圈。在落实任务过程中，有必要进一步对现有行政审批事项进行摸底核实，不能捉迷藏，也不能掺水分。地方各级政府在跟进时，对国务院取消的行政审批项目，也必须真正放给市场和社会，不能搞截留。
落实好职能转变要求，必须依靠严明的纪律和有效的监督。如果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贯彻落实中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相互扯皮、推诿拖沓，明放暗不放，改革将难以取得实质性成效，这是决不允许的。因此，工作开展不力者，理应受到问责。同时，职能转变也要开门搞改革，把取消、下放和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依法及时向社会公开，接受群众监督。
新一轮国务院机构职能转变的大幕已经拉开，开弓没有回头箭，后面的任务更加艰巨。我们相信，只要各级政府进一步提高对这项工作重要性紧迫性的认识，大幅减少对微观事务的干预，切实加强宏观管理，以更大的智慧和勇气、更加坚定的决心和意志，勤奋努力、扎实工作，政府职能转变这场攻坚战就一定能够打好。（《人民日报》评论员）
——据《人民日报》5月14日
刘铁男落马传递了哪些正信号
新华网5月12日消息：记者从中央纪委获悉，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副主任刘铁男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新华社新华视点[新华微评：实名举报让“蛀虫”无以遁形]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被证实正接受组织调查。从《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实名举报至今，等待过程似有些漫长。近来，中纪委多次提倡实名举报，刘铁男终落马无疑传递了一种推进的正信号。恶有恶报，让贪腐蛀虫陷于人民监督的汪洋大海，它们必会无以遁形。
简短的消息和微评发布后，不到一天时间，新浪网上有了14万多条评论跟帖。
去年12月6日上午，《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在微博向中纪委实名举报现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涉嫌学历造假、巨额骗贷、对情妇等人恐吓威胁等问题。国家能源局新闻办公室有关负责人对记者表示：“我们正在联系有关网络管理部门和公安部门，正在报案、报警。将采取正式的法律手段处理此事。”他表示，上述消息纯属污蔑造谣。
网络实名制举报，传统媒体记者也能够做得十分出色，这是刘铁男落马传递的一个正信号。传统媒体记者采访新闻后，是在传统媒体上刊发，还是以“实名举报”的形式上报中纪委，罗昌平作出了一次全新的尝试、大胆的尝试、成功的尝试。其实，记者经过认真调查，写成新闻报道，刊发在媒体上，本身就是一种舆论监督和实名举报。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像刘铁男这样的高官，传统媒体已经基本上无法延续这种监督模式履行职责。所谓“天无绝人之路”，互联网给舆论监督和实名举报提供了无限广阔的天地。所谓“手大捂不过天来”，能源局新闻办负责人可以“联系有关网络管理部门和公安部门”，可以“报案、报警”，可以不经调查便声称实名举报“消息纯属污蔑造谣”，事实终将证明：这一切都是枉费心机，白日做梦。
刘铁男这样的高官在中国也是能够通过公开的实名举报倒台的，这是又一个正信号。媒体揭露贪官非常不易，贪官越大，揭露越难，因为有一个有形或无形的“贪官保护网”或种种“清规戒律”。一般老百姓要揭露大贪官，尽管不缺乏实名举报的勇气，却缺乏调查取证的时间和职业技能。有了中纪委提倡实名举报，有了互联网，有了职业媒体人加入反腐大军，有了贪官情妇“窝里反”，贪官阻碍揭露的手段越来越捉襟见肘，仅仅依靠新闻办负责人辟谣、否认，以及“报案、报警”，显然已经大大力不从心了。
刘铁男落马传递出的最大正信号依然是“手莫伸，伸手必被捉”。一段时间里，“老虎”似乎无人敢捉。但“老虎”其实都是从“苍蝇”变的，必定留下蛛丝马迹。今年58岁的刘铁男，从1983年到国家计委工作，任国家计委原材料局主任科员到落马时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他是从什么时候成为“苍蝇”的，又是怎么成长为“老虎”的，其中有轨迹可循。从“苍蝇”到“老虎”这段历程，他是如何一次次受到提拔重用的，又是怎么演变发展的，倒是值得人们深思和警醒。（苏文洋）
——据《北京晚报》5月13日
还有多少官员在戴罪升迁？
河南固始县国土资源局干部杨志辉和许新戴罪升迁的事件近日被媒体曝光。据悉，杨志辉2010年5月因犯有非法倒卖土地使用权罪被固始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上诉之后，又于同年8月被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维持原判。但在此后3年间，杨志辉在刑期内并未被开除公职，而是调任固始县国土局城市土地监察大队任副大队长。无独有偶，该局干部许新在固始县国土局担任矿产稽查大队大队长时，也于2010年1月被固始县人民法院判处“玩忽职守罪，免予刑事处罚”，此后数年，许新先后担任固始县国土局办公室主任、党委委员，并最终升任为固始县国土局副局长。
日前，固始县对该事件作出处理：开除固始国土局城市监察大队副大队长杨志辉公职及党籍；免去许新该县国土局党委委员职务，终止许新固始县国土资源局副局长试用期；固始县人民法院主办杨志辉案件的法官闫其友未能按规定对杨志辉案进行“法纪衔接”，工作失职，现正对其进行责任追究。固始县纪委书记叶金广对此事的解释是：“法院对许新的判决书，今天才送到县纪委。”
2010年本县法院的判决书，2013年才送到本县纪委，这样的衔接速度，足以令人惊愕。或许如果不是媒体的曝光，这封判决书就会成为一份永远也到不了的书信。然而我们依然不免要问，即便是纪委真的没有收到判决书，是否法院的判决就对获刑的官员没有约束力了？2007年颁布实施的《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十七条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公务员依法被判处刑罚的，给予开除处分。为什么这个判决书没有对杨志辉和许新的公务员身份构成影响？难道固始县人民法院2010年这封判决书也是直到今天才送到县府的吗？
在如今我们的干部考核中，政纪、党纪和法律是三个不同的体系，三方面约束的本意应是从严要求官员，本应三者合力监督合力约束。然而在杨志辉和许新的案件中，却无一发挥作用，难不成真应了那句古话“三个和尚没水喝”？
其实不然，政纪、党纪、法律三者对干部们看似均有效力，但许多基层地方，基本上只认党纪，不认政纪，更不把法律放在眼里。只要没有受到党纪的处罚，他们就可以藐视法律、藐视政纪，甚至连堂堂法院判决书也不屑一顾。这就造成在许多基层干部考核中，只要党的认定就可以，政纪、法律均可以不以为然。
长此以往，后果是严重的。不惟党纪失去了政纪、法律两个最可靠的盟友，破坏了三者的和谐统一，且造成部分地方党纪大于法律，以党纪压政纪的失衡局面，滋生了腐败，影响了党的形象，影响了社会主义建设大局，破坏了鱼水情深的干群关系。
除了固始县国土局的这两位干部外，我们不知道还有多少官员在“今天才送到纪委”的托辞下，无视法律判决书，逍遥自在地戴罪升迁。但是我们知道，只要基层党纪、政纪、法律三者关系没有摆正，这样的事件就绝不是个案。这就需要我们一方面加强法治观念，建设强有力的立法、司法、执法、普法体系，一方面加强党的建设，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自觉接受法律和群众的监督。唯有如此，才能彻底地杜绝戴罪升迁等不合理不合法的现象。（光明网评论员）
“红绿灯事件”是公权私化的惊人缩影
就在大多数人都在关注发改委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的贪腐大案之时，广西柳州市曝出的一桩小小的权力滥用事件，却同样不容忽视。
该市一条繁华交通要道的一处红绿灯，5月17日中午，突然熄灭达半小时之久，导致该路段严重拥堵交通瘫痪。看似一起小小的意外，但媒体披露的内情却让人有点儿哭笑不得：原来，因为交警处罚了柳州市城市照明管理处一辆违章车辆，该处红绿灯才遭到报复性拉闸。
许多人可能都是通过这起停电事件，才得知有“城市照明管理处”这么一个部门，而违规后去找交警说情试图拿回被扣驾驶证的，也不过是该处维修队运行班的一名“班长”。但就是这个似乎没多大实权的人物，却扬言：“如果不给回（驾驶）证，等一下就停电！”于是，柳州那处要道口的红绿灯，连同众多心急火燎地被堵在该路段的人们，都成了这位“班长”以公权泄私愤的陪绑。
看起来好像是一出黑色幽默的小闹剧，细想起来却叫人惊心。
以被赋予的管理公共事务的权力谋取私利，进行权钱交易、权位交易或达成其他的利益输送和交换，不妨统称为公权私化。人们对于大贪们如何中饱私囊，一些官员如何将权力当成个人资源，为家人谋取钱财或公职，以及“三公”消费中各种铺张浪费等公权私用行为，已经并不陌生。相较而言，柳州这起事件的惊人之处，反倒不是谋私者多么权高位重，而恰恰在于他的“小”。
哪怕再小的权力也都可能涌动着寻租的欲望。这位“班长”既无什么官阶可言，又不主管城市照明的工程改造、项目发包、设备采购之类的“肥差”，恐怕也无权左右多少人的提拔升迁，却也忍不住自然而然地、毫无遮拦地想要进行变相的寻租，只不过他的方式不是许以别人好处，而是通过给他人设置障碍、制造麻烦。
关注这个小人物的滥权行为，不是因为其后果有多严重，方式有多蛮横，而是因为他构成了一个缩影。在他身上，我们能看到许多人的影子，看到“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调侃语，如何变成这个社会里无数人的下意识。无需费事去寻找案例，只需环顾我们身边，就能发现他们的影子。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寻租机会无处不在，即便是一个机关的看门人，也可能为进门办事者设置障碍从而获取微薄的好处。
而且你还会发现，这些时刻伺机捞取好处的人，他们未必长一副恶相，可能是充满爱心的家人，有亲和力的邻居，友好的同事，可能就是你我……他们以“大家都这么干”为理由，随波逐流、半推半就，捞起好处来没有多少愧疚，甚至可能还有几分理直气壮。
柳州市的这个“班长”从无数这样的人当中“脱颖而出”，进入媒体的视线，无非因为他滥用权力的方式多少有些离奇和戏剧性，从而不幸成为无处不在的“小腐”们的代表。不得不说，这样一起看似个别的案例，其实是必然的社会土壤中结出的一枚偶然之果。
好制度可以让坏人做好事，坏制度可以让好人做坏事。要从我们的社会中铲除腐败，光抓大案要案、加大打击力度是不够的，还亟须一些制度的革新和改进，也需要那些躲在制度背后、将劣行统统推给制度而拒绝承担自身责任的心灵，能有反思和自省。（包丽敏）
——据《中国青年报》5月20日
“不买警服就关门”拷问营商环境
警衔、肩章、警徽一应俱全;颜色、面料、外观和制式警服一模一样，甚至胸前还有统一编制的“警号”。最近，西安市雁塔区罗家寨村和郝家新村开旅馆的老板们都被要求定制这样的一身“警服”，而提出这一要求的是负责该辖区治安的小寨路派出所。
拿着警服出来搞摊派，本来就够惊悚的了，竟然还敢要挟以“不买警服就关门”。看起来不过是“一副所长”的无理要求，带有很大的偶然性、私人性，但仔细想想，却未必是一个地方的闹剧。一个派出所副所长就能动辄让你关门，在千头万绪的职能管理之下，个体户岂非是随时面临着“被关门”的风险？
现实中，有被逼着买东西的，被逼着捐款的。从去年10月份开始，广东某地就要求很多行业的个体工商户变更升级为企业。虽然政府文件明确规定要主体自愿，但实际执行情况却是必须得转，否则很难通过当地工商部门的年审，要么变更经营范围，要么转为企业。
经营者机构的变化，颇有现实的痛感。个体户不好当，个体经营也很困难。个体经济，从来不是宏观经济中的“老弱病残”，只要引导得当、鼓舞得当，它从来都是新经济的孵化器，更别说在解决就业压力上的主导意义——据国家工商总局提供的数据，截至今年3月底，全国个体工商户实有4062.92万户，而据估计，这些个体户至少解决了8000万左右的就业。
个体户的冷暖，对于一国经济来说，是窥斑见豹的标本。他们的日子好过一些，起码意味着几个方面的利好：一是实体经济向暖，人们不至于拥堵在虚拟经济的无妄泡沫中，楼市或股市都会更为理性；二是投资渠道畅通，有点闲钱的就不至于都去“抢金条”，不会深度套牢在国际经济的云谲波诡之中；三是民众对经济走势更有信心，通过日常生活的体察，能感受到交易的勃兴、市场的动能。
更重要的是，这就是活生生的营商环境。2012年，香港在世界银行对183个经济体的营商环境排名中高踞次席。香港过去几十年的营商经验被赞为“良好经济政策的持久样板”。用商人的话说，创业是一种“享受”，“这里的营商环境很单纯很单纯很单纯，非常非常非常规范。”再加一句，“还不用请吃饭。”一个正常的市场，成功的商人自然不应该个个都是纵横家或交际花，附加在营商环节的灰色或黑色成本更应接近于零，更别说是明晃晃悖逆法纪去“卖警服”了。
“不买警服就关门”的这则寓言，最大的启示不在于个别权力者的嚣张跋扈，而恰恰在于更多实体经济从业者的尴尬与辛酸。（邓海建）
——据新华网5月21日
社会脉搏
新型城镇化应以市场为主导
党的十八大提出，必须以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城镇化为重点，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要实现以城镇化推进经济结构转型的重大战略目标，我们必须改革旧的、僵化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将城镇化作为一种改革战略，革除体制弊端，释放市场力量，充分实现城市的经济集聚效应。
在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模式上，应从政府主导的城镇化逐步过渡为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的城镇化。政府主导的城镇化在执行过程中过于依赖行政力量，容易引起各种利益的冲突，严重时甚至会影响社会和谐稳定。比如，过去在城镇化过程中屡见不鲜的强征农民土地、强拆住宅，可以通过市场化的公平高效的土地确权及流转制度来解决。再如，政府应从赶农民进城上楼、人为实现城镇化的目标，转变为给农民在城镇安居乐业提供制度便利和政策条件，使他们有意愿也有能力真正成为城市居民。
在新的发展时期，不应简单地把城镇化作为拉动内需、摆脱经济困境的短期政策措施。这是因为，人为地把人口聚集在城镇并不会自动拉动内需。反之，在经济增长强劲的时候，城市中的就业机会更多，难道还要人为地限制城镇化吗？要使城镇化真正成为我国经济转型和持续发展所依赖的推动力，必须以城镇化为支撑，实施系统的经济体制和社会制度的改革。
第一，尽快打破二元体制，积极稳妥改革户籍制度，促进城乡居民自由、合理流动，为有条件进城工作的农村居民提供安居乐业的政策保障。
第二，尽快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基础教育的均等化，落实流动儿童平等上学和高考的权利，这是实现“人的城镇化”的最基本条件。
第三，进一步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促进农村土地和宅基地的确权和流转，使农业现代化有规模经济的基础，让农民进城没有后顾之忧。
第四，稳步推进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力争尽快建立覆盖全民的均等化的社会保障体系，使农村居民和农村进城居民享受平等的社会保障服务。
第五，改革我国目前的行政区划制度，因地制宜、灵活安排城乡行政区划，以人口密度和经济活跃程度为主要标准，使城乡行政区划适应各地区经济发展的需要。
第六，改革当前的财税体制，逐步改变以行政级别作为主要依据分配财政资源的做法，推动以市场手段筹集资金推动城镇化进程。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推行市政债的发行，使城市的发展逐步摆脱对行政体制的依赖，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第七，大力提高城市综合管理水平，改变过去一味造城建楼、忽视城市软环境建设的做法，推动建立“人文城市”、“和谐城市”、“宜居城市”，为城市居民提供更好的社会服务和生活环境。
第八，改革文化体育体制，为城市发展文化体育事业创造宽松的制度环境。
只要我们把城镇化当作改革的核心战略，把市场规律作为城镇化进程中的基础力量，经济结构的问题将迎刃而解，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也将水到渠成，城镇化将真正成为我国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新的动力源泉。（蔡洪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据《人民日报》5月13日
中国人口流动现状及未来趋势
在全国工业化、城镇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审视最近20年的人口流动形势，虽然人口流动特征和流动人口构成发生了一些变化，但人口流动的区域模式和总体特征并未发生根本改变，预计未来也不会有显著变化。其根本原因是，人口流动主要由经济和人口因素所决定，也受到地形和气候等条件的影响，这些因素都具有自身的规律或相对的稳定性，如沿海城市经济中心的地位和城市人口老龄化的加速都是可以预见并基本不可能改变的。即使有各地政府不同政策的努力，无论是控制、推动还是引导，人口流动的大格局将不会发生突变。国际经验表明，仅靠政府“一厢情愿”式的数量调控和对准入门槛的设置，都不能阻拦劳动力的流入;而当劳动市场受到经济形势下滑或金融危机冲击时，这些外来劳动力会很快退出(如2008年以后的西班牙)。中国一些地区的“小城镇化”经历也说明没有就业机会的城镇是无法吸引年轻人的。因此，作为政府应当放弃违反市场经济规律和无视人口规律的调控政策，顺应大势积极采取应对措施。
大城市人口过分集中，可能会带来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等问题。为缓解这些矛盾，在政策引导人口合理布局，确保区域人口、环境、经济的协调发展方面，发达地区还有进一步作为的空间。流动人口分布的集中是产业布局、资源集中导致的，要使流动人口的布局更加合理均衡，就必须依据生态、环境状况合理规划产业布局和基础设施建设，使各区域的发展走入良性循环。目前，我国已形成的三大都市圈(长江三角洲都市圈、珠江三角洲都市圈、京津冀都市圈)吸收的流动人口占到全国流动人口的40%以上，如能继续加强大都市的经济辐射能力，扩大辐射范围，带领周边一批中小城市的发展，既可缓解流动人口过于集中的状况，也可促进人口、环境、经济之间的良性互动。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在此相对稳定的人口流动大格局之下，那些已在流入地居住多年的“流动人口”仍不能安居乐业，与人口流动相生相伴的各种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则需要各地政府高度重视。2010年全国第三次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结果揭示，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的社会保障(社会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的享有程度远低于同龄的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他们的政治和社会参与程度也远不及城市和农村居民。更为严重的是，超过2000万的流动儿童在流入地还不能得到平等接受教育和升学的权利。如果不能解决这些问题，流动人口家庭就不能在城市站稳脚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居民。城市中如果有近一半居民处于这种状态，既不利于流动者本人，也不利于城市居民，更不利于城市的建设和发展。流动人口“市民化”的问题，直接影响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和小康社会建设，需要政府拿出真诚和有效的解决措施，并应当引起公众的高度重视。（郑真真，杨舸）
——据《人民论坛》5月14日
住宅电梯：15年使用期限之后怎么办？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建设的电梯房，如今使用年限正在逐步迈入15年至20年，这是电梯使用的生命“大限”。目前，许多电梯超期服役，带病工作。业内人士表示，最麻烦的是电梯更换只能采取动用房屋维修资金的方式来进行，但按照国际上通行的15年至20年更换一次电梯的标准看，房屋维修资金基本上无法承受电梯更换的高额费用。
据实而论，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建设的电梯房，在居民住宅中占比并不是很大。进入本世纪后，由于城市土地资源的稀缺，高层的电梯房建设才成为商品房市场中的主角。也就是说，随着时间向后推移，居民住宅电梯超期服役和更换难的问题，将愈来愈凸显。放在“电梯夺命”事件频发的现实语境中，任由住宅电梯超期服役，将会威胁到每一个人的生命安全，兹事可谓体大。
按照《物权法》的规定，业主“对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电梯属于公共设施，依法应当属于业主共有。而且，由于电梯的存在，商品房均摊面积的增加和商品房品质的提升，使得业主为此要大幅度增加购房成本。业主对包括电梯等公共设施在内的房产，拥有70年产权，并且支付了相应的成本，到头来面对自己的不动产权却“上不去，下不来”，使用权缩减到15年至20年，显然存在悖论。
据介绍，日本的房屋维修资金采取“开发商包揽”的方式，维修金就包含在房价中，由开发商全程负责房屋维修。这就要求开发商必须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几十年之后的维修难题，如果开始偷工减料，越往后开支越大，这样的制度设计在要求开发商承担巨大后期责任的过程中，“倒逼”前期责任，形成了良好的制度效应。但他山之石未必适合我们，中国的房地产企业，哪家也不敢说能够屹立70年，包揽维修何从谈起？
开发商卖的是70年产权的房子，却不管15年至20年后的事，显然是讲不通的。而且，目前这种卖完了房子就“两清”的模式，很容易导致开发商在电梯采购、安装过程中偷工减料，甚至用不了15年，就会把一摊子烂事抛给业主。所以，在电梯到期更换问题上，应该让开发商承担一定的义务。换句话说，建设高层住宅的开发商，需要缴纳一定的费用，专门用于未来的电梯更换。
去年，南京市对部分小区的老旧电梯开始集中整治，准备用3年时间完成419部高层住宅电梯的更新改造，采取的方式是市区两级财政承担90%的费用，居民承担10%的费用。随着本世纪初建设的大量高层住宅，将逐渐迈入15年的门槛，可以预见政府部门将无力承担电梯更新改造的费用。最理想的出路还是要交给市场。
一方面，各地政府部门需要主导成立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管理中心，对专项资金从“监管责任”向“保值增值责任”转型；另一方面，鼓励银行、保险等金融部门开发专项维修资金保值增值的金融产品。更重要的是扩大专项维修资金的来源，让开发商承担更多责任。住宅70年大限到期后续期问题模糊不清，电梯15年后更换问题受制于资金，国人用多半生的积蓄购置的房产，实在装不下这些沉重的未知。（燕农）
——据新华网5月20日
养老金制度应怎么改
国外退休金的差距相当小，充分说明公平第一是他们的总原则。我国制定退休金的指导思想首先应该遵守公平、差距很小的总原则。
退休金是退休后国家发给退休人员的养老生活费用，原来按劳分配的原则和职务津贴等在职时已经得到充分的体现，退休后不该在职务、职称方面继续谋求优惠和差异。这样只能使退休金继续走向多元化与多轨制。
新的退休金制度应该在所有公民中实行统一制度，统一缴纳养老保险，统一实行养老金分配政策。不应再有延续在职时的一些职务、职称的倾斜政策，当然对国家做出特殊贡献者可以除外。
养老金缴纳所有公民实行统一标准，按现有的8%缴纳，没有差异。退休金按相同的替代率发放也应没有区别与差异。而且在增加养老金时也应保证基本没有差异的总原则。
鉴于以上指导思想，我们的养老金发放政策是否可以考虑重新定位与调整。全国所有公民马上实行按工资百分比统一缴纳养老金。所有够退休年龄的中国公民都有一份基本养老金，然后在基本养老金基础上实行按年限发放养老金的新政。这两项构成新型养老金政策的主体。最后适当可以考虑突出贡献者、劳动模范、见义勇为者的象征性津贴。
建议基本退休金暂时定为人均500元，（所有够退休年龄的中国公民人人有份）在此基础上按工龄每年发放100元。10年工龄的工作人员应拿养老金每月为100*10+500=1500元。20年工龄为100*20+500=2500元，依此类推，既简单又公平，就可实现与国外接近的差异很小的养老金发放现状。
建议退休后不再拿什么职务津贴、职称津贴，只有工龄养老金和基本养老金。个别突出贡献者才享有每月较小的象征性的补贴，但建议每人每月补贴不得超过200元。一定要在制定养老金政策和改革养老金双轨制问题上抛弃过去的陈旧观念，特别是要防止既得利益者的制定政策偏见和私心，一切要以公平公正为总原则和总的指导思想。 （宋九成）
——据千龙网5月9日
财经广角
房价必须摆脱“狗追尾”的窘境
3月份，中国69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上涨。美国CNN财经版刊文称，“新的限制，引发了中国房地产争夺”。
近日，另一条引人关注的新闻，就是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首次突破6.24的关口，刷新了汇率的新高纪录，即期交易市场则再次触及涨停位，这是今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盘中第二次触及“涨停”。
人民币不断升值的直接后果，首先是出口导向型企业承受越来越沉重的汇兑贬值压力；其次，热钱的不断涌入，对国内的物价水平和资产价格将造成影响，比如房地产。
因为股市不振，金价又大跌，大家以为只有房子才能抗通胀。所以，出现各大城市争夺房子的现象，推高了房价。许多网友因此认为，是通胀推高了房价。其实这是本末倒置的说法！
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个国家经济的高通胀主要由两个原因驱动：首先是相对供应商品的需求增加。其次，在一段时间内，商品和服务价格的总水平超过了经济增长，市场价格的总水平上升了，每个货币单位能够买到的商品和服务却减少了，这反映了对货币购买力的侵蚀。简单地说，是货币超发贬值了购买力。
众所周知，在通胀的年代借钱消费是明智之举。因为从银行借来的钱很值钱，偿还的却是贬值的钱，通胀侵蚀了钱的价值。举例来说，当你去银行签下一纸买房合约，银行似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的购买力被稀释，而你却大获全胜，因为你够精明，懂得以负债来抗衡通胀。这也是银行一直以来所宣传的：用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的借贷消费模式。
但借贷消费模式的盛行，正是改革开放以来大小泡沫产生的根源。因为在市场经济中，物价由供求关系而定。如果大家都不靠借贷，那么房价的涨跌就只能随着收入的涨跌上下起伏，反映的是合理的供求关系。而一旦人人都可以借贷了，当大家手中都有了“明天的钱”，这时人的购买力已经和他的实际收入脱节了，市场的供求关系立刻被扭曲。用尚不存在的明天的钱去购买房子时，那种不实的“求”便无限增大，房价自然急剧上升。
那么高房价为何能推高通胀呢？试想一下，你买房借来的贷款，即5倍到10倍的货币杠杆，而当大多数人都用贷款买房的话，贷款总额肯定超过原先的货币供给量——货币超发。房价越高，M2（广义货币）就越大！根据央行今年2月份最新公布的数据，中国M2余额达到99.86万亿元，全球排名第一，不推高通胀才怪呢！
而当高房价推高了通胀，大家以为买房能抗通胀，于是一旦能支付首付，便继续买房，哪怕空置着也要买，结果形成恶性循环，房价越高——通胀越甚——越要买房——房价越高，这就是金融上的“狗追尾”现象：房价上涨时，推动土地价格上涨，而土地价格上涨再倒过来推动房价上涨，恶性循环，愈演愈烈。结果必然引发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危机！
目前，中国的高房价显然已经出现了绑架实体经济迹象，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怎么办呢？一句话，房价必须理性回归，摆脱“狗追尾”的窘境，进入和房价上涨时相反的良性循环。（陈思进）
——据《中国经济周刊》5月14日
以准确定位推房产税全国铺开
上海、重庆的房产税试点已有两年有余，从大体上看，房产税这座房子的结构效果是值得肯定的。而房产税试点城市扩容的消息一直不绝于耳，每一次有关房产税的消息一出，各种各样的联想就会蔓延开来。进一步分析，这实际是税收万能论在房产税身上的体现。
长期以来，社会对税收总是寄予厚望，甚至连遏制大吃大喝这样的廉政建设问题，曾经一度也要税收来担当。如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筵席税，就是对税收厚望的产物。其实，税收没有像人们想得那么大的作用，过分夸大税收的功能，会导致小马拉大车，最终劳而无功，甚至带来严重的副作用。
具体到当前热议的房产税，如果不对其功能定位搞准，也会带来严重的后遗症。房产税总在试点而难以在全国推开，实际上就是社会对房产税过多的幻想，使房产税的功能定位在左右摇摆。
依我所见，房产税的推广应该分三步走。第一步是房产税试点，让大家去关注评判房产税的推进，会收到怎样的成效，从上海、重庆两地的试点来看，并没有太多的反弹，所以现在这步已经完成了。
第二步涉及房产税的定位，应把针对个人的房产税定位为住房调节税，主要发挥调节功能，调节住房资源配置和消费，主要针对多套房和高档住房，而不是针对普通老百姓，在我国现实条件下，要对所有国民征收房产税是不现实的，这个问题关乎目前的税制设计和税制征收能力等问题。
第三步，就是要把个人住房调节税变成国民税，这需要我们整体收入水平的提高。能不能成为主体税种，要看现实情况，但从我国目前的行政架构来看，是很难成为地方主体税的。房产税被说成是完善地方税体系的重要内容，要把房产税打造成地方的一个主体税种。这在我国现状下显然是一种奢望。无论怎样改造，房产税在我国都无法成为地方财政的主体税种，甚至成为市县主要税种的可能性都是微乎其微的。不只是现在难，将来也难。其原因不在于房产税本身，而是国情决定的。我国的地方政府职责很多，要撑起地方政府，单靠房产税是不可能的，除非房产税征收很重，但这也不合乎现实。我国是中央决策，地方执行，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在这样的体制下，地方政府规模必然会大，尤其是市县政府，上面的各项方针政策都靠他们来落实，房产税无法成为其主要的收入来源，至多是一个补充而已。在西方国家，地方政府职能单调且小，一个房产税就几乎可以撑起来一个地方基层政府。西方的地方政府分级分家，各干各的事，联邦政府也不会通知他们去开会落实什么事情，这个体制的不同，就决定了地方政府的职能，所以房产税在我国很难成为地方主体税种。
综上所述，我国的房产税不能定位在“抓钱”上，更不能幻想成为地方主体税种，而只能是个人住房调节税，或叫做住房消费奢侈税。一是让占有房产多的人多交税，占有越多，交税也越多。二是抑制住房消费上的奢靡，引导住房消费，以使我国十分紧张的住房资源及土地资源得到更公平的享用。抛开幻想，扔掉教科书的房产税定义，房产税就无须扩大试点，而可以一步到位，在全国实行。（刘尚希）
——据《广州日报》5月13日
从金价动荡看世界经济三大趋势
黄金价格从最高价位的每盎司1948.90美元一路下行，直至2013年在很短时间内暴跌到四月中的1321.50美元，跌幅高达32.19％，尤其是4月15日出现让人震惊的9.3％单日跌幅。当人们普遍关注金价近中期的走势时，看清金价暴跌的基本内涵，有助于正确把握金价及全球经济未来态势的变化。
近年来国际黄金年产量在2500吨上下，其中只有500吨用于银行储备等而发挥金融功能，2000吨则作为贵金属或饰品进入销售或工业领域。然而，这并未淹没黄金发挥经济风向标的作用。其实，黄金每一次大起大落，都有着不同的内在涵义和模式。与历史上多次黄金价格暴跌相比，此次金价风暴最显著内涵是，金价泡沫、经济加速预期、可控通胀前景，以及美元趋强四大基本因素相继显现。投机资本看准时机做空金价，只是其因势利导，四两拨千斤而诱发的金价崩盘。
一般情况下，国际黄金价格波动是世界经济的风向标，黄金价格的上升预示着中近期经济增长过热，资本市场增持黄金以规避通胀。此次金价暴跌的这一内涵恰恰与传统的黄金的投资及避险作用反向运行。经济加速预期一般刺激资本市场降低持有黄金比例，扩大投资比例。然而今天，极为宽松的国际流动性有效抑制着黄金投资作用的发挥。与此同时，在可预见的时期内，尽管世界经济将一步步走出疲软，但通胀威胁仍在有效掌控中，部分决策者倒是更担心通缩危险可能上升。鉴于此，黄金的规避通胀作用被搁置仍是本轮金价暴跌的一大内因。
其实，在美国经济前景仍不明朗，欧洲债务危机久未平复之际，金价攀高至每盎司1948美元，已经让资本市场感到金价泡沫的严重性。金价泡沫越大，资本市场神经就越脆弱，一遇风吹草动，羊群效应就立即显现。此次金价风暴来势凶猛，与资本市场神经极度脆弱不无关系。
作为第一国际储备货币的美元，与黄金的关联性最强。美元汇率、趋势及地位的变化，都会影响人们的持有偏好，影响金价。美国内金融等各界对美国中远期经济看好，正步步改善美元态势，加速美元强势的回潮。鉴于黄金是价值的载体，而美元可成为投资回报的平台，看空黄金，增持美元的国际资本市场态势，就进一步加速了美元走强和金价下跌。
显而易见，资本市场上的金融大鳄看准时机做空黄金的投机行为，是压垮金价的最后一根稻草。在经济基本态势已显现巨大金价泡沫的前提下，投机者因势利导，大胆做空，国际资本市场大规模跟进，就立即催生了此次金价动荡。
目前，人们普遍高度关注金价近中期走势，关注金价商品功能层面上的涵义。然而，经济决策圈内外更需关注的，则是黄金金融功能层面的指向，并就此采取相应对策。就此而言，此次金价动荡可被看为世界经济三大趋势的征兆：一是美国经济近中期将步步企稳并加速发展；二是美元将逐步走强；三是动荡前的金价泡沫已到了破灭极限。一般而言，泡沫破灭要经过两个回合才会最终止跌回升。其中有投机因素，也有对泡沫严重性的认识滞后等原因。
从国际金融管理机制的角度看，人们需认真研究此轮金价动荡对国际金融管理机制的影响。有专家认为，此轮金价动荡将导致黄金的金融作用进一步削弱，而黄金的商品性质再次上升。也许人们会问，黄金会否有一天彻底退出金融产品舞台，成为如同铜一样的商品，代之而起的应是一种有保障、长期稳定的国际货币？如果那样，国际金融态势的有序及恒定就可能会更易实现。（李正信）
——据《经济日报》5月9日
本期要目
坚决打好政府职能转变攻坚战/《人民日报》评论员
5月13日召开的国务院机构职能转变动员电视电话会议，既总结前一段国务院机构职能转变工作，又对下一步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目的就是要今年开个好头，确保职能转变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刘铁男落马传递了哪些正信号/苏文洋
有了中纪委提倡实名举报，有了互联网，有了职业媒体人加入反腐大军，有了贪官情妇“窝里反”，贪官阻碍揭露的手段越来越捉襟见肘。
新型城镇化应以市场为主导/蔡洪滨
在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模式上，应从政府主导的城镇化逐步过渡为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的城镇化。
房价必须摆脱“狗追尾”的窘境/陈思进
房价越高——通胀越甚——越要买房——房价越高，这就是金融上的“狗追尾”现象。恶性循环，愈演愈烈，结果必然引发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危机！
目录
改革开放
坚决打好政府职能转变攻坚战/《人民日报》评论员
刘铁男落马传递了哪些正信号/苏文洋
还有多少官员在戴罪升迁？/光明网评论员
“红绿灯事件”是公权私化的惊人缩影/包丽敏
“不买警服就关门”拷问营商环境/邓海建
社会脉搏
新型城镇化应以市场为主导/蔡洪滨
中国人口流动现状及未来趋势/郑真真，杨舸
住宅电梯：15年使用期限之后怎么办？/燕农
养老金制度应怎么改/宋九成
财经广角
房价必须摆脱“狗追尾”的窘境/陈思进
以准确定位推房产税全国铺开/刘尚希
从金价动荡看世界经济三大趋势/李正信
改革开放
坚决打好政府职能转变攻坚战
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新一届政府开局要办的“第一件大事”。经过一个多月紧张而扎实的工作，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取得了新进展，已经取消和下放了133项行政审批事项。5月13日召开的国务院机构职能转变动员电视电话会议，既总结前一段国务院机构职能转变工作，又对下一步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目的就是要今年开个好头，确保职能转变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放权，是这次机构职能转变的一个鲜明特征。新一届中央政府明确提出，在本届政府任期内，国务院部门实施的行政审批事项要减少三分之一。作为兑现改革承诺的重要一步，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对激发市场、社会和地方的创造活力、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放权，加快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可以激发市场主体的创造活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这无疑是一剂不花钱能办事、少花钱多办事的“良方”；通过放权，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可以消除制约转型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激发市场主体的内生动力，为转型提供“源头活水”；通过放权，减少审批，可以降低就业创业门槛，改善就业创业环境，激发全社会的创业积极性；通过放权，可以更好地发挥地方的作用，使管理能够贴近基层、贴近企业、贴近市场、贴近群众。事实证明，把该放的权力放到位，既有利当前，也惠及长远，堪称释放改革红利、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重要一招。
转变政府职能，不仅要取消和下放权力，还要创新和改善政府管理。放和管是两个轮子，只有两个轮子都做圆了，车才能跑起来。这既是增强政府治理、建设现代政府的内在要求，也是提升政府公信力、执行力和权威性，更好服务人民群众的有效保障。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权限以后，要切实加强对经济运行活动的事中和事后监管。把该管的管住管好，要求政府加强市场监管，避免“劣币驱逐良币”扭曲现象的发生，由事前审批更多地转为事中事后监管，实行“宽进严管”；把该管的管住管好，要求政府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把重点放到“保基本”上来，把非基本的公共服务交给社会和市场；把该管的管住管好，要求政府优化行政管理流程，建立标准明确、程序严密、运作规范、制约有效的管理制度；把该管的管住管好，要求政府加强和改善宏观管理，增强针对性和有效性，把政府掌控的资源集中用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确保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改革贵在行动，重在落实。推进改革，离不开有力的组织领导。从国务院部门到地方各级政府都面临着双重责任，既要落实放权的责任，也要落实监管的责任，否则就难以走出“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怪圈。在落实任务过程中，有必要进一步对现有行政审批事项进行摸底核实，不能捉迷藏，也不能掺水分。地方各级政府在跟进时，对国务院取消的行政审批项目，也必须真正放给市场和社会，不能搞截留。
落实好职能转变要求，必须依靠严明的纪律和有效的监督。如果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贯彻落实中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相互扯皮、推诿拖沓，明放暗不放，改革将难以取得实质性成效，这是决不允许的。因此，工作开展不力者，理应受到问责。同时，职能转变也要开门搞改革，把取消、下放和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依法及时向社会公开，接受群众监督。
新一轮国务院机构职能转变的大幕已经拉开，开弓没有回头箭，后面的任务更加艰巨。我们相信，只要各级政府进一步提高对这项工作重要性紧迫性的认识，大幅减少对微观事务的干预，切实加强宏观管理，以更大的智慧和勇气、更加坚定的决心和意志，勤奋努力、扎实工作，政府职能转变这场攻坚战就一定能够打好。（《人民日报》评论员）
——据《人民日报》5月14日
刘铁男落马传递了哪些正信号
新华网5月12日消息：记者从中央纪委获悉，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副主任刘铁男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新华社新华视点[新华微评：实名举报让“蛀虫”无以遁形]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被证实正接受组织调查。从《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实名举报至今，等待过程似有些漫长。近来，中纪委多次提倡实名举报，刘铁男终落马无疑传递了一种推进的正信号。恶有恶报，让贪腐蛀虫陷于人民监督的汪洋大海，它们必会无以遁形。
简短的消息和微评发布后，不到一天时间，新浪网上有了14万多条评论跟帖。
去年12月6日上午，《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在微博向中纪委实名举报现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涉嫌学历造假、巨额骗贷、对情妇等人恐吓威胁等问题。国家能源局新闻办公室有关负责人对记者表示：“我们正在联系有关网络管理部门和公安部门，正在报案、报警。将采取正式的法律手段处理此事。”他表示，上述消息纯属污蔑造谣。
网络实名制举报，传统媒体记者也能够做得十分出色，这是刘铁男落马传递的一个正信号。传统媒体记者采访新闻后，是在传统媒体上刊发，还是以“实名举报”的形式上报中纪委，罗昌平作出了一次全新的尝试、大胆的尝试、成功的尝试。其实，记者经过认真调查，写成新闻报道，刊发在媒体上，本身就是一种舆论监督和实名举报。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像刘铁男这样的高官，传统媒体已经基本上无法延续这种监督模式履行职责。所谓“天无绝人之路”，互联网给舆论监督和实名举报提供了无限广阔的天地。所谓“手大捂不过天来”，能源局新闻办负责人可以“联系有关网络管理部门和公安部门”，可以“报案、报警”，可以不经调查便声称实名举报“消息纯属污蔑造谣”，事实终将证明：这一切都是枉费心机，白日做梦。
刘铁男这样的高官在中国也是能够通过公开的实名举报倒台的，这是又一个正信号。媒体揭露贪官非常不易，贪官越大，揭露越难，因为有一个有形或无形的“贪官保护网”或种种“清规戒律”。一般老百姓要揭露大贪官，尽管不缺乏实名举报的勇气，却缺乏调查取证的时间和职业技能。有了中纪委提倡实名举报，有了互联网，有了职业媒体人加入反腐大军，有了贪官情妇“窝里反”，贪官阻碍揭露的手段越来越捉襟见肘，仅仅依靠新闻办负责人辟谣、否认，以及“报案、报警”，显然已经大大力不从心了。
刘铁男落马传递出的最大正信号依然是“手莫伸，伸手必被捉”。一段时间里，“老虎”似乎无人敢捉。但“老虎”其实都是从“苍蝇”变的，必定留下蛛丝马迹。今年58岁的刘铁男，从1983年到国家计委工作，任国家计委原材料局主任科员到落马时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他是从什么时候成为“苍蝇”的，又是怎么成长为“老虎”的，其中有轨迹可循。从“苍蝇”到“老虎”这段历程，他是如何一次次受到提拔重用的，又是怎么演变发展的，倒是值得人们深思和警醒。（苏文洋）
——据《北京晚报》5月13日
还有多少官员在戴罪升迁？
河南固始县国土资源局干部杨志辉和许新戴罪升迁的事件近日被媒体曝光。据悉，杨志辉2010年5月因犯有非法倒卖土地使用权罪被固始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上诉之后，又于同年8月被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维持原判。但在此后3年间，杨志辉在刑期内并未被开除公职，而是调任固始县国土局城市土地监察大队任副大队长。无独有偶，该局干部许新在固始县国土局担任矿产稽查大队大队长时，也于2010年1月被固始县人民法院判处“玩忽职守罪，免予刑事处罚”，此后数年，许新先后担任固始县国土局办公室主任、党委委员，并最终升任为固始县国土局副局长。
日前，固始县对该事件作出处理：开除固始国土局城市监察大队副大队长杨志辉公职及党籍；免去许新该县国土局党委委员职务，终止许新固始县国土资源局副局长试用期；固始县人民法院主办杨志辉案件的法官闫其友未能按规定对杨志辉案进行“法纪衔接”，工作失职，现正对其进行责任追究。固始县纪委书记叶金广对此事的解释是：“法院对许新的判决书，今天才送到县纪委。”
2010年本县法院的判决书，2013年才送到本县纪委，这样的衔接速度，足以令人惊愕。或许如果不是媒体的曝光，这封判决书就会成为一份永远也到不了的书信。然而我们依然不免要问，即便是纪委真的没有收到判决书，是否法院的判决就对获刑的官员没有约束力了？2007年颁布实施的《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十七条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公务员依法被判处刑罚的，给予开除处分。为什么这个判决书没有对杨志辉和许新的公务员身份构成影响？难道固始县人民法院2010年这封判决书也是直到今天才送到县府的吗？
在如今我们的干部考核中，政纪、党纪和法律是三个不同的体系，三方面约束的本意应是从严要求官员，本应三者合力监督合力约束。然而在杨志辉和许新的案件中，却无一发挥作用，难不成真应了那句古话“三个和尚没水喝”？
其实不然，政纪、党纪、法律三者对干部们看似均有效力，但许多基层地方，基本上只认党纪，不认政纪，更不把法律放在眼里。只要没有受到党纪的处罚，他们就可以藐视法律、藐视政纪，甚至连堂堂法院判决书也不屑一顾。这就造成在许多基层干部考核中，只要党的认定就可以，政纪、法律均可以不以为然。
长此以往，后果是严重的。不惟党纪失去了政纪、法律两个最可靠的盟友，破坏了三者的和谐统一，且造成部分地方党纪大于法律，以党纪压政纪的失衡局面，滋生了腐败，影响了党的形象，影响了社会主义建设大局，破坏了鱼水情深的干群关系。
除了固始县国土局的这两位干部外，我们不知道还有多少官员在“今天才送到纪委”的托辞下，无视法律判决书，逍遥自在地戴罪升迁。但是我们知道，只要基层党纪、政纪、法律三者关系没有摆正，这样的事件就绝不是个案。这就需要我们一方面加强法治观念，建设强有力的立法、司法、执法、普法体系，一方面加强党的建设，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自觉接受法律和群众的监督。唯有如此，才能彻底地杜绝戴罪升迁等不合理不合法的现象。（光明网评论员）
“红绿灯事件”是公权私化的惊人缩影
就在大多数人都在关注发改委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的贪腐大案之时，广西柳州市曝出的一桩小小的权力滥用事件，却同样不容忽视。
该市一条繁华交通要道的一处红绿灯，5月17日中午，突然熄灭达半小时之久，导致该路段严重拥堵交通瘫痪。看似一起小小的意外，但媒体披露的内情却让人有点儿哭笑不得：原来，因为交警处罚了柳州市城市照明管理处一辆违章车辆，该处红绿灯才遭到报复性拉闸。
许多人可能都是通过这起停电事件，才得知有“城市照明管理处”这么一个部门，而违规后去找交警说情试图拿回被扣驾驶证的，也不过是该处维修队运行班的一名“班长”。但就是这个似乎没多大实权的人物，却扬言：“如果不给回（驾驶）证，等一下就停电！”于是，柳州那处要道口的红绿灯，连同众多心急火燎地被堵在该路段的人们，都成了这位“班长”以公权泄私愤的陪绑。
看起来好像是一出黑色幽默的小闹剧，细想起来却叫人惊心。
以被赋予的管理公共事务的权力谋取私利，进行权钱交易、权位交易或达成其他的利益输送和交换，不妨统称为公权私化。人们对于大贪们如何中饱私囊，一些官员如何将权力当成个人资源，为家人谋取钱财或公职，以及“三公”消费中各种铺张浪费等公权私用行为，已经并不陌生。相较而言，柳州这起事件的惊人之处，反倒不是谋私者多么权高位重，而恰恰在于他的“小”。
哪怕再小的权力也都可能涌动着寻租的欲望。这位“班长”既无什么官阶可言，又不主管城市照明的工程改造、项目发包、设备采购之类的“肥差”，恐怕也无权左右多少人的提拔升迁，却也忍不住自然而然地、毫无遮拦地想要进行变相的寻租，只不过他的方式不是许以别人好处，而是通过给他人设置障碍、制造麻烦。
关注这个小人物的滥权行为，不是因为其后果有多严重，方式有多蛮横，而是因为他构成了一个缩影。在他身上，我们能看到许多人的影子，看到“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调侃语，如何变成这个社会里无数人的下意识。无需费事去寻找案例，只需环顾我们身边，就能发现他们的影子。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寻租机会无处不在，即便是一个机关的看门人，也可能为进门办事者设置障碍从而获取微薄的好处。
而且你还会发现，这些时刻伺机捞取好处的人，他们未必长一副恶相，可能是充满爱心的家人，有亲和力的邻居，友好的同事，可能就是你我……他们以“大家都这么干”为理由，随波逐流、半推半就，捞起好处来没有多少愧疚，甚至可能还有几分理直气壮。
柳州市的这个“班长”从无数这样的人当中“脱颖而出”，进入媒体的视线，无非因为他滥用权力的方式多少有些离奇和戏剧性，从而不幸成为无处不在的“小腐”们的代表。不得不说，这样一起看似个别的案例，其实是必然的社会土壤中结出的一枚偶然之果。
好制度可以让坏人做好事，坏制度可以让好人做坏事。要从我们的社会中铲除腐败，光抓大案要案、加大打击力度是不够的，还亟须一些制度的革新和改进，也需要那些躲在制度背后、将劣行统统推给制度而拒绝承担自身责任的心灵，能有反思和自省。（包丽敏）
——据《中国青年报》5月20日
“不买警服就关门”拷问营商环境
警衔、肩章、警徽一应俱全;颜色、面料、外观和制式警服一模一样，甚至胸前还有统一编制的“警号”。最近，西安市雁塔区罗家寨村和郝家新村开旅馆的老板们都被要求定制这样的一身“警服”，而提出这一要求的是负责该辖区治安的小寨路派出所。
拿着警服出来搞摊派，本来就够惊悚的了，竟然还敢要挟以“不买警服就关门”。看起来不过是“一副所长”的无理要求，带有很大的偶然性、私人性，但仔细想想，却未必是一个地方的闹剧。一个派出所副所长就能动辄让你关门，在千头万绪的职能管理之下，个体户岂非是随时面临着“被关门”的风险？
现实中，有被逼着买东西的，被逼着捐款的。从去年10月份开始，广东某地就要求很多行业的个体工商户变更升级为企业。虽然政府文件明确规定要主体自愿，但实际执行情况却是必须得转，否则很难通过当地工商部门的年审，要么变更经营范围，要么转为企业。
经营者机构的变化，颇有现实的痛感。个体户不好当，个体经营也很困难。个体经济，从来不是宏观经济中的“老弱病残”，只要引导得当、鼓舞得当，它从来都是新经济的孵化器，更别说在解决就业压力上的主导意义——据国家工商总局提供的数据，截至今年3月底，全国个体工商户实有4062.92万户，而据估计，这些个体户至少解决了8000万左右的就业。
个体户的冷暖，对于一国经济来说，是窥斑见豹的标本。他们的日子好过一些，起码意味着几个方面的利好：一是实体经济向暖，人们不至于拥堵在虚拟经济的无妄泡沫中，楼市或股市都会更为理性；二是投资渠道畅通，有点闲钱的就不至于都去“抢金条”，不会深度套牢在国际经济的云谲波诡之中；三是民众对经济走势更有信心，通过日常生活的体察，能感受到交易的勃兴、市场的动能。
更重要的是，这就是活生生的营商环境。2012年，香港在世界银行对183个经济体的营商环境排名中高踞次席。香港过去几十年的营商经验被赞为“良好经济政策的持久样板”。用商人的话说，创业是一种“享受”，“这里的营商环境很单纯很单纯很单纯，非常非常非常规范。”再加一句，“还不用请吃饭。”一个正常的市场，成功的商人自然不应该个个都是纵横家或交际花，附加在营商环节的灰色或黑色成本更应接近于零，更别说是明晃晃悖逆法纪去“卖警服”了。
“不买警服就关门”的这则寓言，最大的启示不在于个别权力者的嚣张跋扈，而恰恰在于更多实体经济从业者的尴尬与辛酸。（邓海建）
——据新华网5月21日
社会脉搏
新型城镇化应以市场为主导
党的十八大提出，必须以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城镇化为重点，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要实现以城镇化推进经济结构转型的重大战略目标，我们必须改革旧的、僵化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将城镇化作为一种改革战略，革除体制弊端，释放市场力量，充分实现城市的经济集聚效应。
在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模式上，应从政府主导的城镇化逐步过渡为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的城镇化。政府主导的城镇化在执行过程中过于依赖行政力量，容易引起各种利益的冲突，严重时甚至会影响社会和谐稳定。比如，过去在城镇化过程中屡见不鲜的强征农民土地、强拆住宅，可以通过市场化的公平高效的土地确权及流转制度来解决。再如，政府应从赶农民进城上楼、人为实现城镇化的目标，转变为给农民在城镇安居乐业提供制度便利和政策条件，使他们有意愿也有能力真正成为城市居民。
在新的发展时期，不应简单地把城镇化作为拉动内需、摆脱经济困境的短期政策措施。这是因为，人为地把人口聚集在城镇并不会自动拉动内需。反之，在经济增长强劲的时候，城市中的就业机会更多，难道还要人为地限制城镇化吗？要使城镇化真正成为我国经济转型和持续发展所依赖的推动力，必须以城镇化为支撑，实施系统的经济体制和社会制度的改革。
第一，尽快打破二元体制，积极稳妥改革户籍制度，促进城乡居民自由、合理流动，为有条件进城工作的农村居民提供安居乐业的政策保障。
第二，尽快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基础教育的均等化，落实流动儿童平等上学和高考的权利，这是实现“人的城镇化”的最基本条件。
第三，进一步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促进农村土地和宅基地的确权和流转，使农业现代化有规模经济的基础，让农民进城没有后顾之忧。
第四，稳步推进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力争尽快建立覆盖全民的均等化的社会保障体系，使农村居民和农村进城居民享受平等的社会保障服务。
第五，改革我国目前的行政区划制度，因地制宜、灵活安排城乡行政区划，以人口密度和经济活跃程度为主要标准，使城乡行政区划适应各地区经济发展的需要。
第六，改革当前的财税体制，逐步改变以行政级别作为主要依据分配财政资源的做法，推动以市场手段筹集资金推动城镇化进程。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推行市政债的发行，使城市的发展逐步摆脱对行政体制的依赖，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第七，大力提高城市综合管理水平，改变过去一味造城建楼、忽视城市软环境建设的做法，推动建立“人文城市”、“和谐城市”、“宜居城市”，为城市居民提供更好的社会服务和生活环境。
第八，改革文化体育体制，为城市发展文化体育事业创造宽松的制度环境。
只要我们把城镇化当作改革的核心战略，把市场规律作为城镇化进程中的基础力量，经济结构的问题将迎刃而解，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也将水到渠成，城镇化将真正成为我国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新的动力源泉。（蔡洪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据《人民日报》5月13日
中国人口流动现状及未来趋势
在全国工业化、城镇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审视最近20年的人口流动形势，虽然人口流动特征和流动人口构成发生了一些变化，但人口流动的区域模式和总体特征并未发生根本改变，预计未来也不会有显著变化。其根本原因是，人口流动主要由经济和人口因素所决定，也受到地形和气候等条件的影响，这些因素都具有自身的规律或相对的稳定性，如沿海城市经济中心的地位和城市人口老龄化的加速都是可以预见并基本不可能改变的。即使有各地政府不同政策的努力，无论是控制、推动还是引导，人口流动的大格局将不会发生突变。国际经验表明，仅靠政府“一厢情愿”式的数量调控和对准入门槛的设置，都不能阻拦劳动力的流入;而当劳动市场受到经济形势下滑或金融危机冲击时，这些外来劳动力会很快退出(如2008年以后的西班牙)。中国一些地区的“小城镇化”经历也说明没有就业机会的城镇是无法吸引年轻人的。因此，作为政府应当放弃违反市场经济规律和无视人口规律的调控政策，顺应大势积极采取应对措施。
大城市人口过分集中，可能会带来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等问题。为缓解这些矛盾，在政策引导人口合理布局，确保区域人口、环境、经济的协调发展方面，发达地区还有进一步作为的空间。流动人口分布的集中是产业布局、资源集中导致的，要使流动人口的布局更加合理均衡，就必须依据生态、环境状况合理规划产业布局和基础设施建设，使各区域的发展走入良性循环。目前，我国已形成的三大都市圈(长江三角洲都市圈、珠江三角洲都市圈、京津冀都市圈)吸收的流动人口占到全国流动人口的40%以上，如能继续加强大都市的经济辐射能力，扩大辐射范围，带领周边一批中小城市的发展，既可缓解流动人口过于集中的状况，也可促进人口、环境、经济之间的良性互动。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在此相对稳定的人口流动大格局之下，那些已在流入地居住多年的“流动人口”仍不能安居乐业，与人口流动相生相伴的各种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则需要各地政府高度重视。2010年全国第三次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结果揭示，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的社会保障(社会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的享有程度远低于同龄的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他们的政治和社会参与程度也远不及城市和农村居民。更为严重的是，超过2000万的流动儿童在流入地还不能得到平等接受教育和升学的权利。如果不能解决这些问题，流动人口家庭就不能在城市站稳脚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居民。城市中如果有近一半居民处于这种状态，既不利于流动者本人，也不利于城市居民，更不利于城市的建设和发展。流动人口“市民化”的问题，直接影响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和小康社会建设，需要政府拿出真诚和有效的解决措施，并应当引起公众的高度重视。（郑真真，杨舸）
——据《人民论坛》5月14日
住宅电梯：15年使用期限之后怎么办？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建设的电梯房，如今使用年限正在逐步迈入15年至20年，这是电梯使用的生命“大限”。目前，许多电梯超期服役，带病工作。业内人士表示，最麻烦的是电梯更换只能采取动用房屋维修资金的方式来进行，但按照国际上通行的15年至20年更换一次电梯的标准看，房屋维修资金基本上无法承受电梯更换的高额费用。
据实而论，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建设的电梯房，在居民住宅中占比并不是很大。进入本世纪后，由于城市土地资源的稀缺，高层的电梯房建设才成为商品房市场中的主角。也就是说，随着时间向后推移，居民住宅电梯超期服役和更换难的问题，将愈来愈凸显。放在“电梯夺命”事件频发的现实语境中，任由住宅电梯超期服役，将会威胁到每一个人的生命安全，兹事可谓体大。
按照《物权法》的规定，业主“对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电梯属于公共设施，依法应当属于业主共有。而且，由于电梯的存在，商品房均摊面积的增加和商品房品质的提升，使得业主为此要大幅度增加购房成本。业主对包括电梯等公共设施在内的房产，拥有70年产权，并且支付了相应的成本，到头来面对自己的不动产权却“上不去，下不来”，使用权缩减到15年至20年，显然存在悖论。
据介绍，日本的房屋维修资金采取“开发商包揽”的方式，维修金就包含在房价中，由开发商全程负责房屋维修。这就要求开发商必须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几十年之后的维修难题，如果开始偷工减料，越往后开支越大，这样的制度设计在要求开发商承担巨大后期责任的过程中，“倒逼”前期责任，形成了良好的制度效应。但他山之石未必适合我们，中国的房地产企业，哪家也不敢说能够屹立70年，包揽维修何从谈起？
开发商卖的是70年产权的房子，却不管15年至20年后的事，显然是讲不通的。而且，目前这种卖完了房子就“两清”的模式，很容易导致开发商在电梯采购、安装过程中偷工减料，甚至用不了15年，就会把一摊子烂事抛给业主。所以，在电梯到期更换问题上，应该让开发商承担一定的义务。换句话说，建设高层住宅的开发商，需要缴纳一定的费用，专门用于未来的电梯更换。
去年，南京市对部分小区的老旧电梯开始集中整治，准备用3年时间完成419部高层住宅电梯的更新改造，采取的方式是市区两级财政承担90%的费用，居民承担10%的费用。随着本世纪初建设的大量高层住宅，将逐渐迈入15年的门槛，可以预见政府部门将无力承担电梯更新改造的费用。最理想的出路还是要交给市场。
一方面，各地政府部门需要主导成立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管理中心，对专项资金从“监管责任”向“保值增值责任”转型；另一方面，鼓励银行、保险等金融部门开发专项维修资金保值增值的金融产品。更重要的是扩大专项维修资金的来源，让开发商承担更多责任。住宅70年大限到期后续期问题模糊不清，电梯15年后更换问题受制于资金，国人用多半生的积蓄购置的房产，实在装不下这些沉重的未知。（燕农）
——据新华网5月20日
养老金制度应怎么改
国外退休金的差距相当小，充分说明公平第一是他们的总原则。我国制定退休金的指导思想首先应该遵守公平、差距很小的总原则。
退休金是退休后国家发给退休人员的养老生活费用，原来按劳分配的原则和职务津贴等在职时已经得到充分的体现，退休后不该在职务、职称方面继续谋求优惠和差异。这样只能使退休金继续走向多元化与多轨制。
新的退休金制度应该在所有公民中实行统一制度，统一缴纳养老保险，统一实行养老金分配政策。不应再有延续在职时的一些职务、职称的倾斜政策，当然对国家做出特殊贡献者可以除外。
养老金缴纳所有公民实行统一标准，按现有的8%缴纳，没有差异。退休金按相同的替代率发放也应没有区别与差异。而且在增加养老金时也应保证基本没有差异的总原则。
鉴于以上指导思想，我们的养老金发放政策是否可以考虑重新定位与调整。全国所有公民马上实行按工资百分比统一缴纳养老金。所有够退休年龄的中国公民都有一份基本养老金，然后在基本养老金基础上实行按年限发放养老金的新政。这两项构成新型养老金政策的主体。最后适当可以考虑突出贡献者、劳动模范、见义勇为者的象征性津贴。
建议基本退休金暂时定为人均500元，（所有够退休年龄的中国公民人人有份）在此基础上按工龄每年发放100元。10年工龄的工作人员应拿养老金每月为100*10+500=1500元。20年工龄为100*20+500=2500元，依此类推，既简单又公平，就可实现与国外接近的差异很小的养老金发放现状。
建议退休后不再拿什么职务津贴、职称津贴，只有工龄养老金和基本养老金。个别突出贡献者才享有每月较小的象征性的补贴，但建议每人每月补贴不得超过200元。一定要在制定养老金政策和改革养老金双轨制问题上抛弃过去的陈旧观念，特别是要防止既得利益者的制定政策偏见和私心，一切要以公平公正为总原则和总的指导思想。 （宋九成）
——据千龙网5月9日
财经广角
房价必须摆脱“狗追尾”的窘境
3月份，中国69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上涨。美国CNN财经版刊文称，“新的限制，引发了中国房地产争夺”。
近日，另一条引人关注的新闻，就是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首次突破6.24的关口，刷新了汇率的新高纪录，即期交易市场则再次触及涨停位，这是今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盘中第二次触及“涨停”。
人民币不断升值的直接后果，首先是出口导向型企业承受越来越沉重的汇兑贬值压力；其次，热钱的不断涌入，对国内的物价水平和资产价格将造成影响，比如房地产。
因为股市不振，金价又大跌，大家以为只有房子才能抗通胀。所以，出现各大城市争夺房子的现象，推高了房价。许多网友因此认为，是通胀推高了房价。其实这是本末倒置的说法！
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个国家经济的高通胀主要由两个原因驱动：首先是相对供应商品的需求增加。其次，在一段时间内，商品和服务价格的总水平超过了经济增长，市场价格的总水平上升了，每个货币单位能够买到的商品和服务却减少了，这反映了对货币购买力的侵蚀。简单地说，是货币超发贬值了购买力。
众所周知，在通胀的年代借钱消费是明智之举。因为从银行借来的钱很值钱，偿还的却是贬值的钱，通胀侵蚀了钱的价值。举例来说，当你去银行签下一纸买房合约，银行似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的购买力被稀释，而你却大获全胜，因为你够精明，懂得以负债来抗衡通胀。这也是银行一直以来所宣传的：用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的借贷消费模式。
但借贷消费模式的盛行，正是改革开放以来大小泡沫产生的根源。因为在市场经济中，物价由供求关系而定。如果大家都不靠借贷，那么房价的涨跌就只能随着收入的涨跌上下起伏，反映的是合理的供求关系。而一旦人人都可以借贷了，当大家手中都有了“明天的钱”，这时人的购买力已经和他的实际收入脱节了，市场的供求关系立刻被扭曲。用尚不存在的明天的钱去购买房子时，那种不实的“求”便无限增大，房价自然急剧上升。
那么高房价为何能推高通胀呢？试想一下，你买房借来的贷款，即5倍到10倍的货币杠杆，而当大多数人都用贷款买房的话，贷款总额肯定超过原先的货币供给量——货币超发。房价越高，M2（广义货币）就越大！根据央行今年2月份最新公布的数据，中国M2余额达到99.86万亿元，全球排名第一，不推高通胀才怪呢！
而当高房价推高了通胀，大家以为买房能抗通胀，于是一旦能支付首付，便继续买房，哪怕空置着也要买，结果形成恶性循环，房价越高——通胀越甚——越要买房——房价越高，这就是金融上的“狗追尾”现象：房价上涨时，推动土地价格上涨，而土地价格上涨再倒过来推动房价上涨，恶性循环，愈演愈烈。结果必然引发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危机！
目前，中国的高房价显然已经出现了绑架实体经济迹象，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怎么办呢？一句话，房价必须理性回归，摆脱“狗追尾”的窘境，进入和房价上涨时相反的良性循环。（陈思进）
——据《中国经济周刊》5月14日
以准确定位推房产税全国铺开
上海、重庆的房产税试点已有两年有余，从大体上看，房产税这座房子的结构效果是值得肯定的。而房产税试点城市扩容的消息一直不绝于耳，每一次有关房产税的消息一出，各种各样的联想就会蔓延开来。进一步分析，这实际是税收万能论在房产税身上的体现。
长期以来，社会对税收总是寄予厚望，甚至连遏制大吃大喝这样的廉政建设问题，曾经一度也要税收来担当。如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筵席税，就是对税收厚望的产物。其实，税收没有像人们想得那么大的作用，过分夸大税收的功能，会导致小马拉大车，最终劳而无功，甚至带来严重的副作用。
具体到当前热议的房产税，如果不对其功能定位搞准，也会带来严重的后遗症。房产税总在试点而难以在全国推开，实际上就是社会对房产税过多的幻想，使房产税的功能定位在左右摇摆。
依我所见，房产税的推广应该分三步走。第一步是房产税试点，让大家去关注评判房产税的推进，会收到怎样的成效，从上海、重庆两地的试点来看，并没有太多的反弹，所以现在这步已经完成了。
第二步涉及房产税的定位，应把针对个人的房产税定位为住房调节税，主要发挥调节功能，调节住房资源配置和消费，主要针对多套房和高档住房，而不是针对普通老百姓，在我国现实条件下，要对所有国民征收房产税是不现实的，这个问题关乎目前的税制设计和税制征收能力等问题。
第三步，就是要把个人住房调节税变成国民税，这需要我们整体收入水平的提高。能不能成为主体税种，要看现实情况，但从我国目前的行政架构来看，是很难成为地方主体税的。房产税被说成是完善地方税体系的重要内容，要把房产税打造成地方的一个主体税种。这在我国现状下显然是一种奢望。无论怎样改造，房产税在我国都无法成为地方财政的主体税种，甚至成为市县主要税种的可能性都是微乎其微的。不只是现在难，将来也难。其原因不在于房产税本身，而是国情决定的。我国的地方政府职责很多，要撑起地方政府，单靠房产税是不可能的，除非房产税征收很重，但这也不合乎现实。我国是中央决策，地方执行，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在这样的体制下，地方政府规模必然会大，尤其是市县政府，上面的各项方针政策都靠他们来落实，房产税无法成为其主要的收入来源，至多是一个补充而已。在西方国家，地方政府职能单调且小，一个房产税就几乎可以撑起来一个地方基层政府。西方的地方政府分级分家，各干各的事，联邦政府也不会通知他们去开会落实什么事情，这个体制的不同，就决定了地方政府的职能，所以房产税在我国很难成为地方主体税种。
综上所述，我国的房产税不能定位在“抓钱”上，更不能幻想成为地方主体税种，而只能是个人住房调节税，或叫做住房消费奢侈税。一是让占有房产多的人多交税，占有越多，交税也越多。二是抑制住房消费上的奢靡，引导住房消费，以使我国十分紧张的住房资源及土地资源得到更公平的享用。抛开幻想，扔掉教科书的房产税定义，房产税就无须扩大试点，而可以一步到位，在全国实行。（刘尚希）
——据《广州日报》5月13日
从金价动荡看世界经济三大趋势
黄金价格从最高价位的每盎司1948.90美元一路下行，直至2013年在很短时间内暴跌到四月中的1321.50美元，跌幅高达32.19％，尤其是4月15日出现让人震惊的9.3％单日跌幅。当人们普遍关注金价近中期的走势时，看清金价暴跌的基本内涵，有助于正确把握金价及全球经济未来态势的变化。
近年来国际黄金年产量在2500吨上下，其中只有500吨用于银行储备等而发挥金融功能，2000吨则作为贵金属或饰品进入销售或工业领域。然而，这并未淹没黄金发挥经济风向标的作用。其实，黄金每一次大起大落，都有着不同的内在涵义和模式。与历史上多次黄金价格暴跌相比，此次金价风暴最显著内涵是，金价泡沫、经济加速预期、可控通胀前景，以及美元趋强四大基本因素相继显现。投机资本看准时机做空金价，只是其因势利导，四两拨千斤而诱发的金价崩盘。
一般情况下，国际黄金价格波动是世界经济的风向标，黄金价格的上升预示着中近期经济增长过热，资本市场增持黄金以规避通胀。此次金价暴跌的这一内涵恰恰与传统的黄金的投资及避险作用反向运行。经济加速预期一般刺激资本市场降低持有黄金比例，扩大投资比例。然而今天，极为宽松的国际流动性有效抑制着黄金投资作用的发挥。与此同时，在可预见的时期内，尽管世界经济将一步步走出疲软，但通胀威胁仍在有效掌控中，部分决策者倒是更担心通缩危险可能上升。鉴于此，黄金的规避通胀作用被搁置仍是本轮金价暴跌的一大内因。
其实，在美国经济前景仍不明朗，欧洲债务危机久未平复之际，金价攀高至每盎司1948美元，已经让资本市场感到金价泡沫的严重性。金价泡沫越大，资本市场神经就越脆弱，一遇风吹草动，羊群效应就立即显现。此次金价风暴来势凶猛，与资本市场神经极度脆弱不无关系。
作为第一国际储备货币的美元，与黄金的关联性最强。美元汇率、趋势及地位的变化，都会影响人们的持有偏好，影响金价。美国内金融等各界对美国中远期经济看好，正步步改善美元态势，加速美元强势的回潮。鉴于黄金是价值的载体，而美元可成为投资回报的平台，看空黄金，增持美元的国际资本市场态势，就进一步加速了美元走强和金价下跌。
显而易见，资本市场上的金融大鳄看准时机做空黄金的投机行为，是压垮金价的最后一根稻草。在经济基本态势已显现巨大金价泡沫的前提下，投机者因势利导，大胆做空，国际资本市场大规模跟进，就立即催生了此次金价动荡。
目前，人们普遍高度关注金价近中期走势，关注金价商品功能层面上的涵义。然而，经济决策圈内外更需关注的，则是黄金金融功能层面的指向，并就此采取相应对策。就此而言，此次金价动荡可被看为世界经济三大趋势的征兆：一是美国经济近中期将步步企稳并加速发展；二是美元将逐步走强；三是动荡前的金价泡沫已到了破灭极限。一般而言，泡沫破灭要经过两个回合才会最终止跌回升。其中有投机因素，也有对泡沫严重性的认识滞后等原因。
从国际金融管理机制的角度看，人们需认真研究此轮金价动荡对国际金融管理机制的影响。有专家认为，此轮金价动荡将导致黄金的金融作用进一步削弱，而黄金的商品性质再次上升。也许人们会问，黄金会否有一天彻底退出金融产品舞台，成为如同铜一样的商品，代之而起的应是一种有保障、长期稳定的国际货币？如果那样，国际金融态势的有序及恒定就可能会更易实现。（李正信）
——据《经济日报》5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