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要目
反腐败的两难选择/张维迎
如果我们不对过去的腐败有一个了断，反腐败不可能成功。如果措施过于强硬，轻则政府官员可能会消极怠工，使政府处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重则导致政府官员造反，改革也没有办法进行。但是，如果要了断过去，老百姓应该不会答应。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
新政府面临严峻内外环境/郑永年
从30年的高速增长逐步过渡到中速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过程。如果过渡的好，现在面临的很多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如果过渡不好，中国就很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这种过渡并不容易。
房价调而难控还需配套改革/伊歌
房价高企，不过是宏观经济运行中的病态之一，唯有从体制机制入手，及早推进土地、财税、金融的配套改革，方可除去房地产泡沫的心头大患。
尚德教训：政府扶持企业之害/光明网评论员
尚德的破产还有一个带有根本性的原因，那就是交了政府这样一个队友，总是无私地给予莫大的帮助，但也总是诱导它做出“大概八点二十发”这样难以理解的错事。
目录
政法观察
反腐败的两难选择/张维迎
新政府面临严峻内外环境/郑永年
法治供给要跟上权利期望/傅达林
城管“挥泪斩鸡”背后的治理困局/周明华
从吴冠中捐画到成龙捐“屋”/何勇
财经广角
房价调而难控还需配套改革/伊歌
楼市税政应控存量、增流量/汪茂昌
尚德教训：政府扶持企业之害/光明网评论员
试点“地票”流转可为全国探路/彭澎
还有多少工业园区成了“工业鬼城”/何勇海
“免票增益”给景区的启示/邓子庆
政法观察
反腐败的两难选择
未来十年对中国领导人最大的挑战是反腐败。中共十八大报告说到，如果腐败问题不解决，可能亡党亡国。民间有一种说法：“不反腐会亡国，反腐会亡党。”当然，这个说法可能过于严重。我的看法是腐败问题不解决，是可能亡党，但是不太可能亡国。反腐败可能亡党，但是也可能救党，完全取决于我们怎么样反腐败。
反腐败真正的两难选择是如何处理腐败的存量，也就是如何解决已经发生的腐败行为。有两种思路：一种思路是算老账，追查到底；另一种思路是算新账，既往不咎。当然它们的准确含义我们还可以讨论。
看一下算老账所面临的问题，过去10年的经验证明，像现在这样的算老账式的反腐败，尽管看起来力度已经很大，但是与腐败的普遍程度、严重程度相比，可以说蜻蜓点水，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过去10年，反腐败的措施并没有真正在腐败分子当中形成一种威慑，很多官员腐败，就像买股票，或者买彩票一样，碰运气，运气不好，被抓了，算自己倒霉；运气好，就逃过去了。还有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反腐败可能变成权力斗争的工具，抓不抓你，可能不在于你腐败得多严重，而在于你是听话还是不听话，你是否跟对了人。这样的话，落马的腐败官员其实不一定是最严重的腐败官员，甚至不一定是真正的腐败分子。
而且这样一个权力斗争博弈具有“先下手为强”的特点，先下手就变成腐败官员的最优策略。进一步，这样的反腐败可能还使得腐败更为严重。如同杀人灭口一样，杀了一个人，害怕被知情的人举报，就继续杀人。腐败也有类似的问题。如果钱不足以买通比你大的官员，这时候没有人保护你，很可能落马。但如果你行贿的金额很大，买通的人很多，这时候你反倒变得安全了。
还有一个问题是现在的舆论反腐。特别是十八大以来，舆论反腐起了很大的作用。尽管我们现在没有真正的新闻自由，但是有了微博，使得每个人都可以变成一个媒体，对腐败现象产生了一定的遏制作用。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靠微博反腐也存在很多问题。一个就是可能侵害人权，因为微博上的信息很多是不负责任的，微博反腐可能有侵害个人隐私权的问题，也可能被人利用，即变成我前面讲的权力斗争的一种工具。
我们要特别注意防止微博反腐可能产生的舆论暴力，因为一个人无论你干净不干净，一旦舆论说你不干净，可能就是有口难辩。特别是现在的情况，因为大部分官员屁股底下都不干净，所以没有人愿意站出来替他人说一句公道话，只要一个人被媒体曝光，上级就赶快把他“推出去问斩”，这可能会形成一些冤假错案。另外，有时候这样做也违反了法治精神，包括大家最近看到的重庆“艳照门”事件，这样一个艳照是在引诱欺骗下拍摄的，取证本身就是违法的，但是现在反腐当中已经不考虑取证程序的合法性。从长远来讲，这对建设一个法治社会是不利的。
当然，我们可以设想更大的反腐风暴。但是，我们能大到哪儿去呢？如果我们真的搞得很大，就会形成所有官员人人自危，消极怠工，也可能形成一个腐败官员的联盟。因为腐败如此普遍，它一定是一个官官相连的网络，保护别人就是保护自己，所以官员很可能会联合起来对抗反腐败的措施，最后政府就会瘫痪。政府瘫痪时，反腐败是没有办法进行下去的，更不要谈改革了。
另外，官员买官卖官的钱很多也是从企业收上来的，也就是几乎所有的腐败追下去都与企业家这个群体有关。现在一些企业家没有安全感，一个原因是对未来没有信心，害怕像发生重庆那样的所谓“打黑”，实际上是“黑打”，任意地剥夺私人财产。另一个原因是担心算过去的老账，包括由反腐败牵连出来的贿赂行为。这样导致民营企业家，甚至国有企业的官员都开始移民，没有人真正愿意在中国经济中投下更大的赌注，更没有人愿意搞创新，这时候失业率就会增加，民众的不满又会提高。所以，这对政府是一个更大的挑战。
谁来反腐？如果我们承认腐败是如此普遍，那大致来讲，很可能反腐的官员本身也未必是干净的官员，他们有多大的力度敢反腐？因为反得越深，把他们自己也牵连出来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我想更大的反腐可能性比较小，如果强行实施，也可能带来比较大的成本。
另一种可选择的办法叫做不算老账算新账，不往后看往前看，也就是吴思、李永忠等最近提出的有条件的特赦。按照吴思的观点，通过有条件的特赦，换取官员拥护民主化的政治改革。李永忠认为，如果算老账，问题会越来越多。当然，我想他们只是提出一个基本的思路，具体措施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事实上，国际上已经有好多经验，包括香港地区也有很多经验，发达国家有，发展中国家也有，几乎所有原来腐败严重的国家，在反腐的过程当中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我个人的建议是，以十八大为界，十八大之后不再腐败的官员就既往不咎，十八大之后继续腐败的官员新账旧账一起算。所以，也不是说都那么很容易过关。同时，要启动政府官员的财产公示和注册，接着要研究超过合理收入之外的部分，究竟是没收，还是设立特别税，交税之后就归他们自己。
但是，必须坚持的一个原则是，如果你不说实话，你就应该受到惩罚。比如你有10套房子，你公示的时候只说2套，一经查实，另外8套应该全部没收，也就是政府官员在这个时候不说真话要冒更大的风险。当然，也可以施行自愿公示，不愿意公示的官员离开政府岗位。在这样做的时候，同时要加强反腐措施，包括减少政府的权力，实行新闻自由，加强舆论监督，还有更为长远的就是建立一个法治社会和一个民主体制。当然，在政府官员的权力受到约束的情况下，政府官员合理的报酬也确实应该提高。
但是，这样的措施面临巨大的挑战。第一个挑战就是如何化解民众的不满。民众会认为这是相当不公正、不公平的，凭什么这些腐败分子就可以轻易豁免。这种不满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第二个挑战是怎么使得这个政策本身变得可信。因为任何政策，不可信是不会有效果的。
首先，怎么求得民众的理解。我们必须告诉大家反腐败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而不是为反腐败而反腐败，更不是为了杀人。杀再多的人，抓再多的官，如果我们未来的政府仍然有像现在这样严重的腐败，那我们可以说没有取得任何成就。
其实，有条件特赦就像资不抵债的企业进入破产程序一样，即使对债权人而言，免除一部分债务让企业活下来，也总比拖死好。当然，我们人类有一个弱点，我们经常注意了手段，忘记了目标，就像我们赚钱一样，本来赚钱是为了活得幸福，但是我们经常为了赚钱而牺牲幸福。我们反腐败当中同样要避免类似的问题，不能只注重手段，忘了我们的目标。
还应该看到，过去的历史真的相当复杂，体制不合理是腐败现象普遍化的主要原因，我们看到一些被抓起来的官员得到当地老百姓的同情，因为他们觉得这些人真是干事儿的人，那些不干事儿的人反倒没有被抓起来。
我认为这个问题应该进行全民大讨论，因为这对中国的未来太关键了。必要的时候可以进行全民公决投票，像阿根廷等国家就做过这样的措施。政府提出一个具体的方案，然后全民投票，同意还是不同意，我们可以规定一个比例，比如50%以上的人认同，我们就做，如果大部分人不认同，我们就不要做。我也相信，如果我们有周全的设计，政策在实行1—2年之后，民众就会认识到它的好处。当老百姓看到腐败现象大大减少，政府服务大大改进的时候，他们就会更能够理解这样一个政策的好处。当然，这要求老百姓有一定的耐心。
可信性问题怎么解决？靠政府出一个红头文件恐怕不行。政府的政策多变，经过全国人大通过的法律，其可信度还是大大高于政府的红头文件。所以，我建议可以通过全国人大立法的方式保证这样一个政策的可信性。同时也可以搞试点，可以选择几个县，或者几个市，取得经验，再在全国推开。
这样一种有条件的特赦政策，我把它叫为“理性的宽恕”。宽恕是我们人类具有的伟大美德之一，基督教讲赎罪，佛教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中国人也有宽恕的文化。但是，我说它是理性的宽恕，不是无原则的宽恕，不是为宽恕而宽恕，不是为显示宽宏大量而宽恕。理性要求我们在评价一种变革和政策的时候必须超脱自身的定位、身份、利益，必须学会换位思考。理性也要求我们在评价一种变革政策的时候，必须考虑政策的可行性，而不只是考虑我们的主观愿望。理性也要求实施一项变革政策时，必须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不应该过多地纠缠于历史的旧账。
如果我们不对过去的腐败有一个了断，反腐败不可能成功。如果措施过于强硬，轻则政府官员可能会消极怠工，使政府处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重则导致政府官员造反，改革也没有办法进行。但是，如果要了断过去，老百姓应该不会答应。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我们能否走出这个两难选择，既取决于领导人的智慧和胆略，也取决于普通民众的理智和耐心。
南非图图大主教在曼德拉当选总统以后，说过这样的一句话，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我在这儿加上一句话：没有理性就没有未来。如果我们不能够理性地处理我们现在面临的腐败问题，如果中国的反腐败不能走出这样一个两难选择，我们将被持久地锁定在腐败陷阱当中不能自拔，中国不可能有光明的未来！（张维迎）
——据《经济观察报》3月21日
新政府面临严峻内外环境
《经济参考报》：前不久结束的全国两会上选出了新一届政府。您认为，对新一届政府来讲，今后将面对怎样的国际和国内形势？对中国经济发展来讲，有哪些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
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新一届政府面临着新的国际和国内环境，现在他们需要正确的估计这个形势。
首先，国际经济大环境并不理想。中国在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经济开始迅速发展起来，当时的国际环境处于全球化的高潮，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进入了全球化体系中，这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好处。
而当前的国际环境有两个微妙之处需要引起注意。第一，世界经济结构严重失衡。虽然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得经济有了微弱的复苏，但并不是结构上的整体复苏，美国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结构性失衡的问题，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更长时间的努力。欧洲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经济危机非常严重，要想走出危机，不仅需要时间，还需要制度性、体制性的改革。美国、日本也需要这种改革。而体制性的改革都会面临来自巨大的既得利益团体的阻挠，不仅是中国，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是如此。第二，中国周边的环境在变化。中国是亚洲区域最大的国家，但和周边国家的政治信任度比较低。所以中国的战略环境并不好。现在从东海到南海，都有矛盾，这些都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其次，中国内部也存在经济结构失衡等问题。这几年大家过分强调出口和内需之间的失衡，除此之外，还有国企和民企、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中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之间的结构失衡。要解决这些问题都需要新一届政府付出非常艰苦的努力。
对中国新一届领导人来说，更大的挑战是，如何使中国经济平稳地由高速发展转型到中速发展。中国经济要想继续保持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已经十分困难了，即使偶尔还会有，也会对中国经济结构甚至国际经济结构产生一些负面影响。
从30年的高速增长逐步过渡到中速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过程，现在的问题是怎么能过渡好。如果过渡的好，也就是中国在未来10-15年保持5%-8%之间的增长，中国完全可以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由中等收入国家过渡到高收入国家，由现在的人均GDP5000美元增长到1万或1.2万美元。如果中国可以由中等收入国家过渡到高收入国家，那么现在面临的很多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当然，如果过渡不好，经济增长速度跌到5%以下的低增长，那么中国就很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从世界经济发展史来看，这种过渡并不容易，存在许多挑战，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深陷其中。
当然，中国的潜力是有的，这就需要有效的政府和正确的政策。我非常欣赏李克强所说的“改革是最大的红利”，将来体制改革会是最大的红利。今后，中国再也不可能走以前粗犷式的发展道路，要从细节入手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据《经济参考报》4月9日
法治供给要跟上权利期望
美国社会学家默顿曾提出“结构紧张”的概念,他认为存在这么一种社会状态:在社会文化所塑造的人们渴望成功的期望值与社会结构所能提供的获得成功的手段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失衡。这一理论完全适用于我们对法治的观察。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法治建设,一种崇尚法治、尊重权利的现代文化所塑造的公民渴望权利的期望值与社会结构所提供的权利份额及权利实现手段之间,也出现了结构紧张的状态,它甚至在一些地方以非常极端的方式表现出来,这些年弥散在网络上的戾气及现实中的群体性事件,提供了再恰当不过的证明。
我也曾听一些人说:真应感谢这个时代。从言说者近乎千篇一律的表情上,不难感受到改革开放带给人们翻天覆地的变化,感受到父辈们由衷地对当下生活“想都不敢想”的感叹。问题是,这种时代带给我们的变化,从来都不应是单纯的经济生活的改变；相反,经济生活条件的提高,总是要伴随着公民权利的充盈与提升。亿万中国公民在解决温饱问题之后,自然要关注自身更高层次的权利追求,此乃社会发展合乎逻辑的结果。
于是,一面是经济改革带来公民对权利诉求的增长,是治理者在构建法治过程中对权利的强调与宣示,但另一面则是社会所能够提供给人们的权利实现的条件与手段十分有限。这时候,法治过程就处于一种“结构紧张”的状态,各种社会矛盾与冲突就容易激增。尤其是书面宣示的权利待遇长期得不到公权力部门“兑现”后,冲突往往就会在官民关系之间呈现白热化。在社会结构中,公权力部门掌握着运送权利的行政资源,官员更靠近这些资源,当公民的权利份额受到公权力的缩减后,人们自然会将矛头指向抽象意义上的政府。何况,由于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官民不平等的权利结构,“人们根据有利原则为自己立法”,那些距离公权力最近的群体更容易享受到权利的果实,这使得底层公民的权利实现处于结构紧张的漩涡当中,最终只能通过极端的方式引起社会关注。
在通往权利的狭窄道路上,一旦出现了结构性拥堵,太多渴望获得权利的人们拥挤在法律的门口,有的被挤出社会结构之外,很容易产生非理性的信念或社会行为。如果用合法手段实现自己的权利受到阻碍,人们就可能会尝试用各种非法手段实现这些目标,甚至一些深感绝望的人会把自己的努力方向转向犯罪,这也是近年来一些恶性犯罪案件频发的重要社会根源。
法治的“结构紧张”还体现在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内耗与较量。急剧的社会变迁造成了利益主体多元化,不同主体对权利的预期普遍提高,对实现权利的公共资源的争夺也更加激烈,如果国家不能提供宽敞的利益表达和协调机制,社会结构的不协调就会使社会群体之间产生对立或冲突,各方的利益表达有时变得更加无序。当前底层民众对于富人群体的仇视心理,以及富人阶层对底层民众的反感心理,其实也都是结构紧张的附带产物。
那么,如何舒缓这种结构紧张呢?法治社会的主导价值要素应当是权利,虽然由于社会条件和经济现实,每个人、每个群体实际拥有的权利份额不一样,但结构均衡的社会结构会给所有人创造一个公平实现权利的机会。诸如高考公平的话题,背后涉及的乃是宪法权利的平等实现,但是过大的城乡差距以及二元制的户籍制度、严重失衡的教育资源分配,让“农二代”很难借助高考而跃出“农”门。当前,在围绕权利的制度改革中,舒缓结构紧张的关键是要让制度规范的整合速度超过社会的结构分化速度,针对公权力体制改革的速度要跑过旧体制和利益集团的钙化速度,对公民权利的确认和利益疏导速度要快过社会矛盾的积攒和权益压制速度。（傅达林）
——据《法制日报》3月23日
城管“挥泪斩鸡”背后的治理困局
南京市城管局近日发出了“最后通牒”：4月9日24点以前，南京市区范围内（涉农除外）居民须自行处理饲养的家禽家畜（鸡、鸭、鹅、食用鸽、兔、羊），不少居民都非常配合。4月9日，记者从南京市多个社区了解到，有的居民“挥泪斩鸡”，还有的居民为了给鸡留条活路，不惜“百里送鸡”。对杀死的鸡，在专家劝说下，大多表示自己会留着吃。
虽然南京市“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漏掉一只”的倾城斩鸡动作有点大，造成的市民反映有点激烈，对其他城市的影响效果暂不明确，而且还有点“一拍胸膛就让政策出房”的味道。但从相关法规来看，南京城管出手倒逼市民“挥泪斩鸡”的举动是合法的，无可厚非。我国《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规定“按国家行政建制设立的市区内，禁止饲养鸡、鸭、鹅、兔、羊、猪等家畜家禽；因教学、科研以及其他特殊需要饲养的，须经其所在地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不过我们容易从中窥出一种常见的“治理困境”。当一地发现H7N9病毒时，人们随即绷紧神经，急着查找源头，使出全城斩鸡的“围剿行动”。当禽流感散去，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时，恐怕城市的屋顶很快又会再闻鸡鸣之声，一些阳台上都会被风刮起飞天鸡屎。那时的城管就不会在意国家及省、市曾出台过相关法规，禁止城区养鸡的规定。这就是在一些领域频频出现的“中国式治理”的怪圈。执行力总是跟不上“变通力”，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类似镜头时有显现，也便能从中找到根由了。
对公共卫生事件保持足够的警醒，布设必要的病毒防火墙，是各级公共机构必须面对的一道长期课题。换句话说，布控城市卫生防疫行动，功夫在平时。靠一次性的赶炮火功夫，效果堪忧。我们需要有一种科学的防控态度，一种理性的治理策略。那种以为“杀倒一城鸡、阻断禽流感”的做法，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临阵磨枪之举，尚未找到求解问题的根本。在应对H7N9病毒突袭时，我们需要一种精神、责任与情怀，需要始终坚持以一种“醒着的姿态”出现，需要在危机意识的导引下保持科学务实的态度。（周明华）
——据《长沙晚报》4月11日
从吴冠中捐画到成龙捐“屋”
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4日晚上，香港演员成龙连发四条微博，表示正在考虑把他20年前收藏的十间古建筑中的四间送出国门，捐赠给一所新加坡大学做教学之用。并且表示，“几乎有冲动想把其余那六栋也捐给他们”。
不管成龙要捐赠给新加坡的徽派古建筑究竟是否属于文物，作为普通的安徽人，从民族感情角度讲，对于成龙将自己所有的徽派古建筑捐赠给新加坡的大学的做法难以理解和接受，这也是很多人希望“屋”留中国的主要原因。当然，不可否认，成龙将自己花钱合法购买的古建筑捐赠给新加坡的大学，这是他的个人权利，他有权处置自己的私有财产，只要这种做法本身不违法，我们外人就无权干涉，更不能由此指责成龙此举不爱国。而且，从推进中新文化交流角度说，成龙捐“屋”并非一无是处，相反有利于扩大徽派建筑文化在新加坡这个中西方文化交流国家的影响力，从而有利于推动中国软实力的输出，更何况文化无国界。换言之，对于成龙捐“屋”，我们围观者只能劝说成龙三思而后行，但是要尊重成龙的最后决定和他个人意愿。
实际上从当代画坛泰斗吴冠中老先生将价值近3亿元的114幅画作慷慨捐赠给新加坡公共博物馆，到现在成龙真的要捐“屋”给新加坡，接连不断的文物所有者将手中文物无偿捐赠给国外的做法，就足以说明错误不在捐赠者。吴冠中和成龙两人都没有错，犯错的是文物保护部门。换言之，对于成龙捐“屋”，我们的文物以及文化主管部门，不能像我们广大老百姓一样把自己当成旁观者，也仅停留在对成龙表达尊重的态度。文物保护部门必须深刻反思成龙捐“屋”的前因后果和制度缺失，必须弥补过失，积极争取成龙回心转意，更不能再像过去理解吴冠中先生捐画给新加坡那样，还是单方面的把成龙捐“屋”理解为成龙与新加坡的私人关系好。
成龙捐“屋”，在某种程度上讲完全是文物保护部门责任缺位和工作不积极的结果，倒逼成龙“含泪”将古建筑捐赠给新加坡，以更好的保护古建筑。成龙当年能够收购到这批徽派古建筑，就说明安徽黄山当地政府部门对徽派古建筑保护不完善，甚至不重视散落在民间的古建筑的保护，才给了成龙收购古建筑的空间。另一方面，实际上在成龙打算将古建筑捐赠给新加坡之前，曾有意捐赠给香港特区政府，但是香港特区政府不积极，在这期间，内地的文物保护部门没有积极跟进，反而是新加坡政府乘虚而入，积极与成龙接洽，并最终赢得了成龙的信任。换言之，成龙捐“屋”给新加坡是冷静思考后的决定，实质上是成龙认为将这批古建筑捐赠给新加坡比留在国内更有利于这批徽派古建筑的保护，正如成龙本人所言为古建筑找到了更好归宿。从这个角度说，成龙捐“屋”，实质上是给我国文物保护部门保护文物不力扇了耳光。
总之，与其批评成龙捐“屋”，盼望成龙将“屋”留中国，不如反思我们自己的文物保护工作。如果我们自己保护不好古建筑，甚至不断拆除古建筑，那么还不如捐赠给新加坡等外国，让外国好好保护，这才是真正的文化负责。（何勇）
——据光明网4月9日
财经广角
房价调而难控还需配套改革
“国五条”出台已有月余，各地的“细则”也已先后亮相；但在一轮对征税的舆论纷扰之后，房价走势依然扑朔迷离。前天，在博鳌论坛，就有地产大佬预言：今年的房价仍然是稳中有升。
从各地的“细则”最“细”只有几十字百多字来看，“国五条”中个人所得税“严格按转让所得的20%计征”有可能“重拳”变成“空拳”——自上而下的调控被“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化解于无形。自2009年12月起新一轮房地产调控至今，调控政策曾有多次升级：从2010年1月的“国十一条”、4月的“国十条”、9月的“9·29新政”，到2011年1月的新“国八条”和今年2月的新“国五条”。堪称“史上最严厉的调控政策”陆续出台后，房价涨势确实有所收敛；过一段时间，地方的、民间的各种规避调控手法也陆续浮现；随之又是一次“更严厉”的调控……
在博鳌，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秦虹讲了一番大实话：房地产调控只能解决有限的问题……调控政策只能有限地对市场进行管理，房地产后面的问题不是房地产政策能够解决的。
所谓“后面的问题”，其实就是体制问题。财税、金融等体制有问题，调控就难免“重拳”变成“空拳”。由于地方政府垄断土地市场，在房价急升暴涨之时，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确实起到一定抑制效果；但行政手段作用于市场运行，必有力竭之时。更何况，地价涨房价升，地方财政才能水涨船高——如此激励不相容的体制，调控难免左支右绌，呈“边际效用递减”之势。
如此激励不相容，还不仅限于土地制度。正如长江商学院副院长王一江所说：一方面土地政策、财政政策以及税收政策，各种政策在推高房价，另一方面在宏观上有关购买力的政策、货币的发行和通货膨胀在拉高房价，一手在推高，一手在拉高，真要高的时候，一手按下来：不准高……他还点出房地产需求旺盛的关键所在：“在一个长期通货膨胀环境中，不买房实在没有东西可以买。”
这就涉及金融体制的一系列问题：货币发行是否超出实体经济需要、证券市场是否完善有序、投融资渠道是否合理规范，等等。比如，信贷过度扩张造成流动性泛滥、长期实行负利率都会带来包括房地产在内的资产价格上涨；又比如，债券市场狭小且不活跃、民间融资被限死堵死等等，结果就会“不买房实在没有东西可以买”。
房地产历次调控已经反复证明：仅仅依靠调控，甚至迷信调控，不可能解决房价问题；房价高企，不过是宏观经济运行中的病态之一，唯有从体制机制入手，及早推进土地、财税、金融的配套改革，方可除去房地产泡沫的心头大患。
其实，房价调而难控，也正凸显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之难。地方政府以土地收益推动城市扩张，以信贷膨胀、政府投资拉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增长方式，必然带来房价的持续上涨。高企的房价已经证明：这种增长方式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因此，推进经济体制的配套改革已经不能再迟疑了！（伊歌）
——据《羊城晚报》4月10日
楼市税政应控存量、增流量
新出台楼市调控新政“国五条”，尤其是明确对卖房者按照差价征收20%的所得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并引发激烈争论。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征收20%的所得税是否能够控制房价和税负能否转嫁这两个方面。对卖房者征收20%的所得税无疑会增加二手房的交易成本，理性的房屋持有者会做出两种选择：一是提高价格，二是持有出租。这不但会减少房屋的供给，且在目前卖方市场情况下，卖房者必将会把税负转移到买家，二手房价格就不会下跌，必将倒逼新房交易价格上涨，并引起二手房出租价格上涨。因此，征收20%的所得税起不到调控房价的作用，并且税负转嫁是无法避免的。楼市调控新政“国五条”出台后，北京、上海等城市房租和新房价格快速上涨都验证了上述判断。
那么是否说税收政策就无法调控房价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税收作为一种结构性调控政策，对调控房价应当有很大的作用，关键在于我们如何设计税收政策。我认为，调控楼市的税政关键应当通过增加房屋持有者的持有成本，严控存量，同时，降低交易成本，增加流量。降低交易成本，增加供给是经济学上调控价格的基本原理，我想在楼市同样会起到作用。
一方面，税收政策要增加持有成本，严控存量。一是对持有多套房屋者征收较高的房产税。这里要区分居住性持有和投资性持有，对于居住性持有者免征房产税，对于居住外投资性持有房屋者征收较高的房产税，甚至可以根据持有房屋多少实行累进税，同时对出租收入也要征收较高的所得税，使得房屋的持有成本大于持有收益，降低投资性需求，并使原有的存量房进入流通市场，增加供给。二是对房地产开发商征收土地持有税。对开发商取得土地后两年内不进行开发、销售的，征收土地持有税，促使开发商拿地后，能够及时开发，及时供应。
另一方面，税收要降低房屋交易和开发成本，增加流量。一是降低二手房交易市场税收，使交易成本降低，房屋持有者在持有收益小于持有成本时，就会更愿意把房屋拿到市场上进行交易，二手房流动性就会增加。二是降低房地产商开发相关税收，并避免重复征税。对于开发及时，提前进行销售的开发商可以进行税收优惠，降低房屋成本，并促使开发商及时提供更多房屋供给。
任何市场只要供需平衡，价格就不会出现较大波动。楼市税政应当控存量，增流量，使市场向均衡状态移动，政策制定者应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而不应反其道而为之。（汪茂昌）
——据《学习时报》3月19日
尚德教训：政府扶持企业之害
20日，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已依据《破产法》裁定，对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实施破产重整。同日，上市公司尚德电力发布公告称，任命周卫平为总裁。周卫平此前在无锡国联集团任职，意味着无锡国联公开介入尚德重组。
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简称尚德电力）由施正荣于2001年1月建立，是我国光伏产业的标杆企业，也是我国第一家在美国纽约上市的光伏公司。也因此，尚德的破产，让我国所有光伏企业有种末日到来的感觉。
市场经济就像大海，再大的企业破产，都只不过是一朵浪花；但作为一个朝阳产业标杆，尚德在八九点钟破产，也真说得上是一朵“奇葩”了。其实，如果你知道现在我国90%以上的多晶硅企业都已经停产，就会了解，尚德根本不是什么奇葩。它只不过是光伏产业寒冬下，残花败柳中的一枝。
尚德的破产首先在于它经营中的大胆冒进，一系列错误的市场判断，让它终尝苦果。但它的破产还有一个带有根本性的原因，那就是交了政府这样一个队友，总是无私地给予莫大的帮助，但也总是诱导它做出“大概八点二十发”这样难以理解的错事。
过去的十年，中国光伏行业光环笼罩，吸引资本无数，激起无数地方政府的追逐热情。以江苏为例，这个全国光伏第一大省自2008年开始，先后建设了常州、无锡、金坛、常熟、镇江、扬州、盐城、徐州、泰州、高邮、启东、苏州等光伏产业园。就在光伏业一片寒冬之时，江西还在“乐观”地预计，2012年光伏业将实现主营业务收入刚刚突破千亿，“十二五”末就要达到2500亿元。
光伏产业如此火热，那它自己到底有多大能量？北京交通大学光学技术教授简水生有一个估计，制造1千瓦发电能力的太阳能需要10公斤的多晶硅，而这些电力只够一台冰箱工作一天。而在中国制造这么多的多晶硅需要燃烧超过2吨煤，这么多煤产生的电能，又能让一台冰箱工作20年。
虽然号称绿色环保，但光伏产品制造起来却是高能耗、高污染，而且，使用起来低效且高风险，光收回成本就需要十几年，安全无法和水电、核电相竞争。这也注定它在市场上少有人问津，只能去吸引一个客户：政府，而且还是那些能提供高额补贴的美国、德国等国家政府。
虽然对国外市场的依赖高达90%，但我国许多地方政府还是着了魔似的，不断建一个又一个独立的产业园区，而且，各地区还互相竞争，你给地，我就免税；你免税，我就给钱……展开了堪称惨烈的政府补助“竞赛”。可以说，光伏产业在我国就是被政府催肥的野猪。
光伏企业本来就像丛林里的野猪，虽然不怎么肥，但这可以让它跑得更快。但政府现在却拿着纳税人的“粮食”，把光伏产品的猪喂得毛色红亮、膘肥体健。对于“野猪”来说，却再没了荒野求生的本能。而且，外国人看到如此多的便宜猪，还不领情，却嫌弃我们的猪是人工催肥的——抓住大量有利证据制裁中国不正当竞争，最终使得中国光伏企业陷入被动发展的局面。
尚德的破产，以及可以预见的整个光伏产业持久的寒冬，再次让我们看到，政府直接扶持企业运营之害。产业发展的主体是企业，而政府还是应回归本位，放开那只错装的手，安心制定好规则管理好市场。做到这一点，连野猪都会感谢你们的！（光明网评论员）
——据光明网3月21日
试点“地票”流转可为全国探路
近日，广州市国土房管局表示，根据国土部批复的《广州市城乡统筹土地管理创新试点方案》，广州拥有了重庆、成都已经开展的“地票”试点权。据称，今后广州重大项目落地困难，可以找农民买地票换取用地指标，缓解燃眉之急。
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的“地票”，指将闲置的农民宅基地及其附属设施用地、乡镇企业用地、农村公益公共设施用地等农村建设用地复垦为耕地而产生的建设用地指标。其目的是通过盘活农村存量闲置的建设用地，一方面解决城市发展的用地指标需求，另一方面解决农村发展缺乏资金的问题。显然，这是一个双赢的改革方案。
但这还是受到了一些质疑。一方面来自操作层面，据说在重庆的实践中，也存在诸如土地整理中心生产和提供建设用地指标不容易，建设用地指标不愿再进入地票交易，农民补偿和利益未兑现等等问题。另一方面更为有压力的是来自理论认识层面，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表示，地票制要慎行。因为在法律上找不到“地票”这个概念，其实质意义是农村的集体建设用地要拿到城市去用，而农村集体用地在法律上只能“自有自用”，这样，重庆试点本身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现有法律。
而重庆方面表示，地票制遵循了《土地管理法》、《土地承包法》、《物权法》和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等法律、政策。土地交易只是使用权和收益权的流转，不改变土地的集体所有性质，不改变土地的用途，不损害农民的权益。是否违法违规，目前仍是各持一端。
重庆的做法是，在农民自愿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同意，且留足农村发展空间的前提下，可提出土地复垦立项申请，经有关部门批准后，可将农村建设用地进行复垦，变为耕地。“地票”持有人则可在符合城市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区域内，选定待开发的土地，凭“地票”完成征地安置补偿，并按招、拍、挂有关规定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闲置土地一方可以通过复垦得到经济补偿；需要土地一方可以通过购买“地票”得到用地指标。这就是地票制的实质。
根据以上分析，广州试点地票制可在部分地区先行突破。去年我们在南沙进行了相关调研，虽然当地在操作上仍有顾虑，但作为国家新区可以大胆地试。其次，广州市建筑用地日趋紧张，“地票”可能是“三旧”改造之后另一大盘活土地资源的渠道，应该加强研究，制定规划和规则，依法依规，有序推进。再次，借鉴外地经验，把土地用活，把农民利益保护好，为地票制在全国的推广提供更加新鲜的有益经验。（彭澎/广东省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据《新快报》4月4日
还有多少工业园区成了“工业鬼城”
继高利贷崩盘、楼市泡沫破灭后，内蒙古鄂尔多斯被冠以新城无人住的“鬼城”标签，如今寄托着该市“产业转型”梦想的多个工业园区，近日又被曝入驻企业稀少，开工进度延迟，呈现出一派“工业鬼城”迹象。“像空港物流园区、江苏工业园区，都只是个空架子。”一位商人这样描述。
工业园区未兴先衰的现象，在其他地方也较普遍。据《中国经营报》报道：中部某市万亩工业园深陷“空城危机”，多个工业园区普遍存在厂房空置、工业用地撂荒现象，这些工业园区总体占地面积超过1万亩，规划引进企业1500家左右，实际入园企业只有 50家左右，空置率高达90%以上。
每报道一起工业园区变“工业空城”或“工业鬼城”的事例，都让人忍不住为工业园区荒废之殇而痛心：那么多原本可以让人“喜看稻菽千重浪”的良田，怎么变成了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让人更加痛心的是，一个个工业园区的相继荒废，却没能阻挡住另一批工业园区的崛起，很多地方正在“大干快上”，加快工业园区建设、扩容和升级，一户户居民被拆迁，一道道圈地围墙拔地而起，一拨拨人马火热招商……
在这股不理性的抢建工业园区浪潮背后，隐藏着一些地方政府好大喜功、急功近利，他们急于完成政绩考核，各个地方间搞恶性竞争，不计代价招商引资，导致工业园区重复建设、同质化严重。工业园区遍地开花也折射出一些地方领导决策失误，不顾地方产业资源、地理条件、基础设施的实际，一味认定工业化才是地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栽下梧桐树，却不见凤凰来。如此，工业园区变“工业鬼城”也就不难理解了。
工业园区变“工业鬼城”，后果相当可怕。这种不计后果地搞工业“大跃进”，会让脆弱的生态为发展付出惨重代价：园区圈而不用，导致土地荒废、杂草丛生，有的甚至沦为垃圾场，而那些建好的水泥路面，以及在园区建设中已经遭受严重污染、“中毒”很深的土地，要经过漫长时间的修复才能“重生”。我国耕地总数不足18.26亿亩，已接近18亿亩的红线。如此铺张浪费，还有多少土地经得住折腾？
不计后果地搞工业“大跃进”更是劳民伤财。很多地方动辄几十平方公里的园区，需要多少投入？政府哪有钱，大多是借债。不管是城市大拆大建，还是工业园区“大跃进”，只要决策失误，受苦的都是老百姓。事实上，为大建工业园区，好些地方的财政显得相当窘迫，行政办公经费没法划拨，公务员工资发放也被迫推迟。这样的发展，无疑背离了发展地方经济的初衷。
希望仍在狂建工业园区的地方及时反思和修改决策。一位专家说得好，工业园区不是圈块地、挂个牌子就能招商的，如果没有科学的规划、切实的配套和得力的协调，别说工业没法实现倍增，“半拉子”工业园区也会拖累地方政府和当地老百姓。（何勇海）
——据《学习时报》4月10日
“免票增益”给景区的启示
门票收入曾约占景区总收入75%的珠海圆明新园，自去年10月17日免门票开放以来，景区人气大幅飙升，带动了公司物业租赁和自营项目收入增加，加上政府给予的2600多万元财政补贴，景区经济效益与开放前相比略有增加。
但近年来，每至旅游旺季到来，中国各地景区门票大涨价令门票经济成为人们议论的焦点。
有关数据显示，某些知名度较高的景区，门票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已达50%以上，个别的甚至高达90%以上。事实上，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旅游业都是靠开发周边产业、完善服务来吸引游客的。
旅游业是一个带动性很强的产业，有研究表明，它能带动100多个行业。例如美国黄石国家公园门票的收入只占公园全部收益的6.7%，极低的票价背后是吸引游客流连忘返产生的巨大消费。眼下，珠海的“免费”模式就凸显了商业魅力：免门票前圆明新园面临着客源、收入增长乏力的瓶颈，近几年的年均接待量仅为70万人次左右，门票收入所占比例约为75%；而免票后，仅春节黄金周7天，客流量就高达67.5万人次，物业租赁、自营船队项目、餐饮等收入均有大幅提升。事实上，除却圆明新园，西湖早已尝到了免票的甜头。
针对门票经济的危害性国家旅游局官员亦曾坦承，门票经济致使不少地方旅游收入单一，发育不良。在笔者看来，打击门票经济不能处于提醒层面抑或依靠地方自觉，更需要国家从提升国民福利、促进旅游业长远发展的高度，在立法层面着墨。这方面，对景点、公园门票等方面的管理都有完善的法规和机构的加拿大就值得学习。在加拿大，公立公园的经费来源主要是政府拨款，门票几乎都免费。早在1911年，加成立联邦公园管理局，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国家级公园保护机构，1930年则通过《国家公园法》。由于有完善的法律和管理体系，收取或提高门票价格或者任何涸泽而渔式的经营行为，在加拿大都是无法做到的：公园法、公园局以及公众力量，都会构成一道又一道难以逾越的“防护墙”。（邓子庆）
——据《广州日报》3月22日
本期要目
反腐败的两难选择/张维迎
如果我们不对过去的腐败有一个了断，反腐败不可能成功。如果措施过于强硬，轻则政府官员可能会消极怠工，使政府处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重则导致政府官员造反，改革也没有办法进行。但是，如果要了断过去，老百姓应该不会答应。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
新政府面临严峻内外环境/郑永年
从30年的高速增长逐步过渡到中速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过程。如果过渡的好，现在面临的很多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如果过渡不好，中国就很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这种过渡并不容易。
房价调而难控还需配套改革/伊歌
房价高企，不过是宏观经济运行中的病态之一，唯有从体制机制入手，及早推进土地、财税、金融的配套改革，方可除去房地产泡沫的心头大患。
尚德教训：政府扶持企业之害/光明网评论员
尚德的破产还有一个带有根本性的原因，那就是交了政府这样一个队友，总是无私地给予莫大的帮助，但也总是诱导它做出“大概八点二十发”这样难以理解的错事。
目录
政法观察
反腐败的两难选择/张维迎
新政府面临严峻内外环境/郑永年
法治供给要跟上权利期望/傅达林
城管“挥泪斩鸡”背后的治理困局/周明华
从吴冠中捐画到成龙捐“屋”/何勇
财经广角
房价调而难控还需配套改革/伊歌
楼市税政应控存量、增流量/汪茂昌
尚德教训：政府扶持企业之害/光明网评论员
试点“地票”流转可为全国探路/彭澎
还有多少工业园区成了“工业鬼城”/何勇海
“免票增益”给景区的启示/邓子庆
政法观察
反腐败的两难选择
未来十年对中国领导人最大的挑战是反腐败。中共十八大报告说到，如果腐败问题不解决，可能亡党亡国。民间有一种说法：“不反腐会亡国，反腐会亡党。”当然，这个说法可能过于严重。我的看法是腐败问题不解决，是可能亡党，但是不太可能亡国。反腐败可能亡党，但是也可能救党，完全取决于我们怎么样反腐败。
反腐败真正的两难选择是如何处理腐败的存量，也就是如何解决已经发生的腐败行为。有两种思路：一种思路是算老账，追查到底；另一种思路是算新账，既往不咎。当然它们的准确含义我们还可以讨论。
看一下算老账所面临的问题，过去10年的经验证明，像现在这样的算老账式的反腐败，尽管看起来力度已经很大，但是与腐败的普遍程度、严重程度相比，可以说蜻蜓点水，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过去10年，反腐败的措施并没有真正在腐败分子当中形成一种威慑，很多官员腐败，就像买股票，或者买彩票一样，碰运气，运气不好，被抓了，算自己倒霉；运气好，就逃过去了。还有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反腐败可能变成权力斗争的工具，抓不抓你，可能不在于你腐败得多严重，而在于你是听话还是不听话，你是否跟对了人。这样的话，落马的腐败官员其实不一定是最严重的腐败官员，甚至不一定是真正的腐败分子。
而且这样一个权力斗争博弈具有“先下手为强”的特点，先下手就变成腐败官员的最优策略。进一步，这样的反腐败可能还使得腐败更为严重。如同杀人灭口一样，杀了一个人，害怕被知情的人举报，就继续杀人。腐败也有类似的问题。如果钱不足以买通比你大的官员，这时候没有人保护你，很可能落马。但如果你行贿的金额很大，买通的人很多，这时候你反倒变得安全了。
还有一个问题是现在的舆论反腐。特别是十八大以来，舆论反腐起了很大的作用。尽管我们现在没有真正的新闻自由，但是有了微博，使得每个人都可以变成一个媒体，对腐败现象产生了一定的遏制作用。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靠微博反腐也存在很多问题。一个就是可能侵害人权，因为微博上的信息很多是不负责任的，微博反腐可能有侵害个人隐私权的问题，也可能被人利用，即变成我前面讲的权力斗争的一种工具。
我们要特别注意防止微博反腐可能产生的舆论暴力，因为一个人无论你干净不干净，一旦舆论说你不干净，可能就是有口难辩。特别是现在的情况，因为大部分官员屁股底下都不干净，所以没有人愿意站出来替他人说一句公道话，只要一个人被媒体曝光，上级就赶快把他“推出去问斩”，这可能会形成一些冤假错案。另外，有时候这样做也违反了法治精神，包括大家最近看到的重庆“艳照门”事件，这样一个艳照是在引诱欺骗下拍摄的，取证本身就是违法的，但是现在反腐当中已经不考虑取证程序的合法性。从长远来讲，这对建设一个法治社会是不利的。
当然，我们可以设想更大的反腐风暴。但是，我们能大到哪儿去呢？如果我们真的搞得很大，就会形成所有官员人人自危，消极怠工，也可能形成一个腐败官员的联盟。因为腐败如此普遍，它一定是一个官官相连的网络，保护别人就是保护自己，所以官员很可能会联合起来对抗反腐败的措施，最后政府就会瘫痪。政府瘫痪时，反腐败是没有办法进行下去的，更不要谈改革了。
另外，官员买官卖官的钱很多也是从企业收上来的，也就是几乎所有的腐败追下去都与企业家这个群体有关。现在一些企业家没有安全感，一个原因是对未来没有信心，害怕像发生重庆那样的所谓“打黑”，实际上是“黑打”，任意地剥夺私人财产。另一个原因是担心算过去的老账，包括由反腐败牵连出来的贿赂行为。这样导致民营企业家，甚至国有企业的官员都开始移民，没有人真正愿意在中国经济中投下更大的赌注，更没有人愿意搞创新，这时候失业率就会增加，民众的不满又会提高。所以，这对政府是一个更大的挑战。
谁来反腐？如果我们承认腐败是如此普遍，那大致来讲，很可能反腐的官员本身也未必是干净的官员，他们有多大的力度敢反腐？因为反得越深，把他们自己也牵连出来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我想更大的反腐可能性比较小，如果强行实施，也可能带来比较大的成本。
另一种可选择的办法叫做不算老账算新账，不往后看往前看，也就是吴思、李永忠等最近提出的有条件的特赦。按照吴思的观点，通过有条件的特赦，换取官员拥护民主化的政治改革。李永忠认为，如果算老账，问题会越来越多。当然，我想他们只是提出一个基本的思路，具体措施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事实上，国际上已经有好多经验，包括香港地区也有很多经验，发达国家有，发展中国家也有，几乎所有原来腐败严重的国家，在反腐的过程当中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我个人的建议是，以十八大为界，十八大之后不再腐败的官员就既往不咎，十八大之后继续腐败的官员新账旧账一起算。所以，也不是说都那么很容易过关。同时，要启动政府官员的财产公示和注册，接着要研究超过合理收入之外的部分，究竟是没收，还是设立特别税，交税之后就归他们自己。
但是，必须坚持的一个原则是，如果你不说实话，你就应该受到惩罚。比如你有10套房子，你公示的时候只说2套，一经查实，另外8套应该全部没收，也就是政府官员在这个时候不说真话要冒更大的风险。当然，也可以施行自愿公示，不愿意公示的官员离开政府岗位。在这样做的时候，同时要加强反腐措施，包括减少政府的权力，实行新闻自由，加强舆论监督，还有更为长远的就是建立一个法治社会和一个民主体制。当然，在政府官员的权力受到约束的情况下，政府官员合理的报酬也确实应该提高。
但是，这样的措施面临巨大的挑战。第一个挑战就是如何化解民众的不满。民众会认为这是相当不公正、不公平的，凭什么这些腐败分子就可以轻易豁免。这种不满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第二个挑战是怎么使得这个政策本身变得可信。因为任何政策，不可信是不会有效果的。
首先，怎么求得民众的理解。我们必须告诉大家反腐败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而不是为反腐败而反腐败，更不是为了杀人。杀再多的人，抓再多的官，如果我们未来的政府仍然有像现在这样严重的腐败，那我们可以说没有取得任何成就。
其实，有条件特赦就像资不抵债的企业进入破产程序一样，即使对债权人而言，免除一部分债务让企业活下来，也总比拖死好。当然，我们人类有一个弱点，我们经常注意了手段，忘记了目标，就像我们赚钱一样，本来赚钱是为了活得幸福，但是我们经常为了赚钱而牺牲幸福。我们反腐败当中同样要避免类似的问题，不能只注重手段，忘了我们的目标。
还应该看到，过去的历史真的相当复杂，体制不合理是腐败现象普遍化的主要原因，我们看到一些被抓起来的官员得到当地老百姓的同情，因为他们觉得这些人真是干事儿的人，那些不干事儿的人反倒没有被抓起来。
我认为这个问题应该进行全民大讨论，因为这对中国的未来太关键了。必要的时候可以进行全民公决投票，像阿根廷等国家就做过这样的措施。政府提出一个具体的方案，然后全民投票，同意还是不同意，我们可以规定一个比例，比如50%以上的人认同，我们就做，如果大部分人不认同，我们就不要做。我也相信，如果我们有周全的设计，政策在实行1—2年之后，民众就会认识到它的好处。当老百姓看到腐败现象大大减少，政府服务大大改进的时候，他们就会更能够理解这样一个政策的好处。当然，这要求老百姓有一定的耐心。
可信性问题怎么解决？靠政府出一个红头文件恐怕不行。政府的政策多变，经过全国人大通过的法律，其可信度还是大大高于政府的红头文件。所以，我建议可以通过全国人大立法的方式保证这样一个政策的可信性。同时也可以搞试点，可以选择几个县，或者几个市，取得经验，再在全国推开。
这样一种有条件的特赦政策，我把它叫为“理性的宽恕”。宽恕是我们人类具有的伟大美德之一，基督教讲赎罪，佛教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中国人也有宽恕的文化。但是，我说它是理性的宽恕，不是无原则的宽恕，不是为宽恕而宽恕，不是为显示宽宏大量而宽恕。理性要求我们在评价一种变革和政策的时候必须超脱自身的定位、身份、利益，必须学会换位思考。理性也要求我们在评价一种变革政策的时候，必须考虑政策的可行性，而不只是考虑我们的主观愿望。理性也要求实施一项变革政策时，必须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不应该过多地纠缠于历史的旧账。
如果我们不对过去的腐败有一个了断，反腐败不可能成功。如果措施过于强硬，轻则政府官员可能会消极怠工，使政府处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重则导致政府官员造反，改革也没有办法进行。但是，如果要了断过去，老百姓应该不会答应。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我们能否走出这个两难选择，既取决于领导人的智慧和胆略，也取决于普通民众的理智和耐心。
南非图图大主教在曼德拉当选总统以后，说过这样的一句话，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我在这儿加上一句话：没有理性就没有未来。如果我们不能够理性地处理我们现在面临的腐败问题，如果中国的反腐败不能走出这样一个两难选择，我们将被持久地锁定在腐败陷阱当中不能自拔，中国不可能有光明的未来！（张维迎）
——据《经济观察报》3月21日
新政府面临严峻内外环境
《经济参考报》：前不久结束的全国两会上选出了新一届政府。您认为，对新一届政府来讲，今后将面对怎样的国际和国内形势？对中国经济发展来讲，有哪些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
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新一届政府面临着新的国际和国内环境，现在他们需要正确的估计这个形势。
首先，国际经济大环境并不理想。中国在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经济开始迅速发展起来，当时的国际环境处于全球化的高潮，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进入了全球化体系中，这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好处。
而当前的国际环境有两个微妙之处需要引起注意。第一，世界经济结构严重失衡。虽然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得经济有了微弱的复苏，但并不是结构上的整体复苏，美国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结构性失衡的问题，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更长时间的努力。欧洲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经济危机非常严重，要想走出危机，不仅需要时间，还需要制度性、体制性的改革。美国、日本也需要这种改革。而体制性的改革都会面临来自巨大的既得利益团体的阻挠，不仅是中国，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是如此。第二，中国周边的环境在变化。中国是亚洲区域最大的国家，但和周边国家的政治信任度比较低。所以中国的战略环境并不好。现在从东海到南海，都有矛盾，这些都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其次，中国内部也存在经济结构失衡等问题。这几年大家过分强调出口和内需之间的失衡，除此之外，还有国企和民企、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中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之间的结构失衡。要解决这些问题都需要新一届政府付出非常艰苦的努力。
对中国新一届领导人来说，更大的挑战是，如何使中国经济平稳地由高速发展转型到中速发展。中国经济要想继续保持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已经十分困难了，即使偶尔还会有，也会对中国经济结构甚至国际经济结构产生一些负面影响。
从30年的高速增长逐步过渡到中速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过程，现在的问题是怎么能过渡好。如果过渡的好，也就是中国在未来10-15年保持5%-8%之间的增长，中国完全可以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由中等收入国家过渡到高收入国家，由现在的人均GDP5000美元增长到1万或1.2万美元。如果中国可以由中等收入国家过渡到高收入国家，那么现在面临的很多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当然，如果过渡不好，经济增长速度跌到5%以下的低增长，那么中国就很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从世界经济发展史来看，这种过渡并不容易，存在许多挑战，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深陷其中。
当然，中国的潜力是有的，这就需要有效的政府和正确的政策。我非常欣赏李克强所说的“改革是最大的红利”，将来体制改革会是最大的红利。今后，中国再也不可能走以前粗犷式的发展道路，要从细节入手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据《经济参考报》4月9日
法治供给要跟上权利期望
美国社会学家默顿曾提出“结构紧张”的概念,他认为存在这么一种社会状态:在社会文化所塑造的人们渴望成功的期望值与社会结构所能提供的获得成功的手段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失衡。这一理论完全适用于我们对法治的观察。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法治建设,一种崇尚法治、尊重权利的现代文化所塑造的公民渴望权利的期望值与社会结构所提供的权利份额及权利实现手段之间,也出现了结构紧张的状态,它甚至在一些地方以非常极端的方式表现出来,这些年弥散在网络上的戾气及现实中的群体性事件,提供了再恰当不过的证明。
我也曾听一些人说:真应感谢这个时代。从言说者近乎千篇一律的表情上,不难感受到改革开放带给人们翻天覆地的变化,感受到父辈们由衷地对当下生活“想都不敢想”的感叹。问题是,这种时代带给我们的变化,从来都不应是单纯的经济生活的改变；相反,经济生活条件的提高,总是要伴随着公民权利的充盈与提升。亿万中国公民在解决温饱问题之后,自然要关注自身更高层次的权利追求,此乃社会发展合乎逻辑的结果。
于是,一面是经济改革带来公民对权利诉求的增长,是治理者在构建法治过程中对权利的强调与宣示,但另一面则是社会所能够提供给人们的权利实现的条件与手段十分有限。这时候,法治过程就处于一种“结构紧张”的状态,各种社会矛盾与冲突就容易激增。尤其是书面宣示的权利待遇长期得不到公权力部门“兑现”后,冲突往往就会在官民关系之间呈现白热化。在社会结构中,公权力部门掌握着运送权利的行政资源,官员更靠近这些资源,当公民的权利份额受到公权力的缩减后,人们自然会将矛头指向抽象意义上的政府。何况,由于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官民不平等的权利结构,“人们根据有利原则为自己立法”,那些距离公权力最近的群体更容易享受到权利的果实,这使得底层公民的权利实现处于结构紧张的漩涡当中,最终只能通过极端的方式引起社会关注。
在通往权利的狭窄道路上,一旦出现了结构性拥堵,太多渴望获得权利的人们拥挤在法律的门口,有的被挤出社会结构之外,很容易产生非理性的信念或社会行为。如果用合法手段实现自己的权利受到阻碍,人们就可能会尝试用各种非法手段实现这些目标,甚至一些深感绝望的人会把自己的努力方向转向犯罪,这也是近年来一些恶性犯罪案件频发的重要社会根源。
法治的“结构紧张”还体现在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内耗与较量。急剧的社会变迁造成了利益主体多元化,不同主体对权利的预期普遍提高,对实现权利的公共资源的争夺也更加激烈,如果国家不能提供宽敞的利益表达和协调机制,社会结构的不协调就会使社会群体之间产生对立或冲突,各方的利益表达有时变得更加无序。当前底层民众对于富人群体的仇视心理,以及富人阶层对底层民众的反感心理,其实也都是结构紧张的附带产物。
那么,如何舒缓这种结构紧张呢?法治社会的主导价值要素应当是权利,虽然由于社会条件和经济现实,每个人、每个群体实际拥有的权利份额不一样,但结构均衡的社会结构会给所有人创造一个公平实现权利的机会。诸如高考公平的话题,背后涉及的乃是宪法权利的平等实现,但是过大的城乡差距以及二元制的户籍制度、严重失衡的教育资源分配,让“农二代”很难借助高考而跃出“农”门。当前,在围绕权利的制度改革中,舒缓结构紧张的关键是要让制度规范的整合速度超过社会的结构分化速度,针对公权力体制改革的速度要跑过旧体制和利益集团的钙化速度,对公民权利的确认和利益疏导速度要快过社会矛盾的积攒和权益压制速度。（傅达林）
——据《法制日报》3月23日
城管“挥泪斩鸡”背后的治理困局
南京市城管局近日发出了“最后通牒”：4月9日24点以前，南京市区范围内（涉农除外）居民须自行处理饲养的家禽家畜（鸡、鸭、鹅、食用鸽、兔、羊），不少居民都非常配合。4月9日，记者从南京市多个社区了解到，有的居民“挥泪斩鸡”，还有的居民为了给鸡留条活路，不惜“百里送鸡”。对杀死的鸡，在专家劝说下，大多表示自己会留着吃。
虽然南京市“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漏掉一只”的倾城斩鸡动作有点大，造成的市民反映有点激烈，对其他城市的影响效果暂不明确，而且还有点“一拍胸膛就让政策出房”的味道。但从相关法规来看，南京城管出手倒逼市民“挥泪斩鸡”的举动是合法的，无可厚非。我国《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规定“按国家行政建制设立的市区内，禁止饲养鸡、鸭、鹅、兔、羊、猪等家畜家禽；因教学、科研以及其他特殊需要饲养的，须经其所在地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不过我们容易从中窥出一种常见的“治理困境”。当一地发现H7N9病毒时，人们随即绷紧神经，急着查找源头，使出全城斩鸡的“围剿行动”。当禽流感散去，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时，恐怕城市的屋顶很快又会再闻鸡鸣之声，一些阳台上都会被风刮起飞天鸡屎。那时的城管就不会在意国家及省、市曾出台过相关法规，禁止城区养鸡的规定。这就是在一些领域频频出现的“中国式治理”的怪圈。执行力总是跟不上“变通力”，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类似镜头时有显现，也便能从中找到根由了。
对公共卫生事件保持足够的警醒，布设必要的病毒防火墙，是各级公共机构必须面对的一道长期课题。换句话说，布控城市卫生防疫行动，功夫在平时。靠一次性的赶炮火功夫，效果堪忧。我们需要有一种科学的防控态度，一种理性的治理策略。那种以为“杀倒一城鸡、阻断禽流感”的做法，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临阵磨枪之举，尚未找到求解问题的根本。在应对H7N9病毒突袭时，我们需要一种精神、责任与情怀，需要始终坚持以一种“醒着的姿态”出现，需要在危机意识的导引下保持科学务实的态度。（周明华）
——据《长沙晚报》4月11日
从吴冠中捐画到成龙捐“屋”
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4日晚上，香港演员成龙连发四条微博，表示正在考虑把他20年前收藏的十间古建筑中的四间送出国门，捐赠给一所新加坡大学做教学之用。并且表示，“几乎有冲动想把其余那六栋也捐给他们”。
不管成龙要捐赠给新加坡的徽派古建筑究竟是否属于文物，作为普通的安徽人，从民族感情角度讲，对于成龙将自己所有的徽派古建筑捐赠给新加坡的大学的做法难以理解和接受，这也是很多人希望“屋”留中国的主要原因。当然，不可否认，成龙将自己花钱合法购买的古建筑捐赠给新加坡的大学，这是他的个人权利，他有权处置自己的私有财产，只要这种做法本身不违法，我们外人就无权干涉，更不能由此指责成龙此举不爱国。而且，从推进中新文化交流角度说，成龙捐“屋”并非一无是处，相反有利于扩大徽派建筑文化在新加坡这个中西方文化交流国家的影响力，从而有利于推动中国软实力的输出，更何况文化无国界。换言之，对于成龙捐“屋”，我们围观者只能劝说成龙三思而后行，但是要尊重成龙的最后决定和他个人意愿。
实际上从当代画坛泰斗吴冠中老先生将价值近3亿元的114幅画作慷慨捐赠给新加坡公共博物馆，到现在成龙真的要捐“屋”给新加坡，接连不断的文物所有者将手中文物无偿捐赠给国外的做法，就足以说明错误不在捐赠者。吴冠中和成龙两人都没有错，犯错的是文物保护部门。换言之，对于成龙捐“屋”，我们的文物以及文化主管部门，不能像我们广大老百姓一样把自己当成旁观者，也仅停留在对成龙表达尊重的态度。文物保护部门必须深刻反思成龙捐“屋”的前因后果和制度缺失，必须弥补过失，积极争取成龙回心转意，更不能再像过去理解吴冠中先生捐画给新加坡那样，还是单方面的把成龙捐“屋”理解为成龙与新加坡的私人关系好。
成龙捐“屋”，在某种程度上讲完全是文物保护部门责任缺位和工作不积极的结果，倒逼成龙“含泪”将古建筑捐赠给新加坡，以更好的保护古建筑。成龙当年能够收购到这批徽派古建筑，就说明安徽黄山当地政府部门对徽派古建筑保护不完善，甚至不重视散落在民间的古建筑的保护，才给了成龙收购古建筑的空间。另一方面，实际上在成龙打算将古建筑捐赠给新加坡之前，曾有意捐赠给香港特区政府，但是香港特区政府不积极，在这期间，内地的文物保护部门没有积极跟进，反而是新加坡政府乘虚而入，积极与成龙接洽，并最终赢得了成龙的信任。换言之，成龙捐“屋”给新加坡是冷静思考后的决定，实质上是成龙认为将这批古建筑捐赠给新加坡比留在国内更有利于这批徽派古建筑的保护，正如成龙本人所言为古建筑找到了更好归宿。从这个角度说，成龙捐“屋”，实质上是给我国文物保护部门保护文物不力扇了耳光。
总之，与其批评成龙捐“屋”，盼望成龙将“屋”留中国，不如反思我们自己的文物保护工作。如果我们自己保护不好古建筑，甚至不断拆除古建筑，那么还不如捐赠给新加坡等外国，让外国好好保护，这才是真正的文化负责。（何勇）
——据光明网4月9日
财经广角
房价调而难控还需配套改革
“国五条”出台已有月余，各地的“细则”也已先后亮相；但在一轮对征税的舆论纷扰之后，房价走势依然扑朔迷离。前天，在博鳌论坛，就有地产大佬预言：今年的房价仍然是稳中有升。
从各地的“细则”最“细”只有几十字百多字来看，“国五条”中个人所得税“严格按转让所得的20%计征”有可能“重拳”变成“空拳”——自上而下的调控被“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化解于无形。自2009年12月起新一轮房地产调控至今，调控政策曾有多次升级：从2010年1月的“国十一条”、4月的“国十条”、9月的“9·29新政”，到2011年1月的新“国八条”和今年2月的新“国五条”。堪称“史上最严厉的调控政策”陆续出台后，房价涨势确实有所收敛；过一段时间，地方的、民间的各种规避调控手法也陆续浮现；随之又是一次“更严厉”的调控……
在博鳌，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秦虹讲了一番大实话：房地产调控只能解决有限的问题……调控政策只能有限地对市场进行管理，房地产后面的问题不是房地产政策能够解决的。
所谓“后面的问题”，其实就是体制问题。财税、金融等体制有问题，调控就难免“重拳”变成“空拳”。由于地方政府垄断土地市场，在房价急升暴涨之时，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确实起到一定抑制效果；但行政手段作用于市场运行，必有力竭之时。更何况，地价涨房价升，地方财政才能水涨船高——如此激励不相容的体制，调控难免左支右绌，呈“边际效用递减”之势。
如此激励不相容，还不仅限于土地制度。正如长江商学院副院长王一江所说：一方面土地政策、财政政策以及税收政策，各种政策在推高房价，另一方面在宏观上有关购买力的政策、货币的发行和通货膨胀在拉高房价，一手在推高，一手在拉高，真要高的时候，一手按下来：不准高……他还点出房地产需求旺盛的关键所在：“在一个长期通货膨胀环境中，不买房实在没有东西可以买。”
这就涉及金融体制的一系列问题：货币发行是否超出实体经济需要、证券市场是否完善有序、投融资渠道是否合理规范，等等。比如，信贷过度扩张造成流动性泛滥、长期实行负利率都会带来包括房地产在内的资产价格上涨；又比如，债券市场狭小且不活跃、民间融资被限死堵死等等，结果就会“不买房实在没有东西可以买”。
房地产历次调控已经反复证明：仅仅依靠调控，甚至迷信调控，不可能解决房价问题；房价高企，不过是宏观经济运行中的病态之一，唯有从体制机制入手，及早推进土地、财税、金融的配套改革，方可除去房地产泡沫的心头大患。
其实，房价调而难控，也正凸显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之难。地方政府以土地收益推动城市扩张，以信贷膨胀、政府投资拉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增长方式，必然带来房价的持续上涨。高企的房价已经证明：这种增长方式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因此，推进经济体制的配套改革已经不能再迟疑了！（伊歌）
——据《羊城晚报》4月10日
楼市税政应控存量、增流量
新出台楼市调控新政“国五条”，尤其是明确对卖房者按照差价征收20%的所得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并引发激烈争论。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征收20%的所得税是否能够控制房价和税负能否转嫁这两个方面。对卖房者征收20%的所得税无疑会增加二手房的交易成本，理性的房屋持有者会做出两种选择：一是提高价格，二是持有出租。这不但会减少房屋的供给，且在目前卖方市场情况下，卖房者必将会把税负转移到买家，二手房价格就不会下跌，必将倒逼新房交易价格上涨，并引起二手房出租价格上涨。因此，征收20%的所得税起不到调控房价的作用，并且税负转嫁是无法避免的。楼市调控新政“国五条”出台后，北京、上海等城市房租和新房价格快速上涨都验证了上述判断。
那么是否说税收政策就无法调控房价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税收作为一种结构性调控政策，对调控房价应当有很大的作用，关键在于我们如何设计税收政策。我认为，调控楼市的税政关键应当通过增加房屋持有者的持有成本，严控存量，同时，降低交易成本，增加流量。降低交易成本，增加供给是经济学上调控价格的基本原理，我想在楼市同样会起到作用。
一方面，税收政策要增加持有成本，严控存量。一是对持有多套房屋者征收较高的房产税。这里要区分居住性持有和投资性持有，对于居住性持有者免征房产税，对于居住外投资性持有房屋者征收较高的房产税，甚至可以根据持有房屋多少实行累进税，同时对出租收入也要征收较高的所得税，使得房屋的持有成本大于持有收益，降低投资性需求，并使原有的存量房进入流通市场，增加供给。二是对房地产开发商征收土地持有税。对开发商取得土地后两年内不进行开发、销售的，征收土地持有税，促使开发商拿地后，能够及时开发，及时供应。
另一方面，税收要降低房屋交易和开发成本，增加流量。一是降低二手房交易市场税收，使交易成本降低，房屋持有者在持有收益小于持有成本时，就会更愿意把房屋拿到市场上进行交易，二手房流动性就会增加。二是降低房地产商开发相关税收，并避免重复征税。对于开发及时，提前进行销售的开发商可以进行税收优惠，降低房屋成本，并促使开发商及时提供更多房屋供给。
任何市场只要供需平衡，价格就不会出现较大波动。楼市税政应当控存量，增流量，使市场向均衡状态移动，政策制定者应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而不应反其道而为之。（汪茂昌）
——据《学习时报》3月19日
尚德教训：政府扶持企业之害
20日，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已依据《破产法》裁定，对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实施破产重整。同日，上市公司尚德电力发布公告称，任命周卫平为总裁。周卫平此前在无锡国联集团任职，意味着无锡国联公开介入尚德重组。
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简称尚德电力）由施正荣于2001年1月建立，是我国光伏产业的标杆企业，也是我国第一家在美国纽约上市的光伏公司。也因此，尚德的破产，让我国所有光伏企业有种末日到来的感觉。
市场经济就像大海，再大的企业破产，都只不过是一朵浪花；但作为一个朝阳产业标杆，尚德在八九点钟破产，也真说得上是一朵“奇葩”了。其实，如果你知道现在我国90%以上的多晶硅企业都已经停产，就会了解，尚德根本不是什么奇葩。它只不过是光伏产业寒冬下，残花败柳中的一枝。
尚德的破产首先在于它经营中的大胆冒进，一系列错误的市场判断，让它终尝苦果。但它的破产还有一个带有根本性的原因，那就是交了政府这样一个队友，总是无私地给予莫大的帮助，但也总是诱导它做出“大概八点二十发”这样难以理解的错事。
过去的十年，中国光伏行业光环笼罩，吸引资本无数，激起无数地方政府的追逐热情。以江苏为例，这个全国光伏第一大省自2008年开始，先后建设了常州、无锡、金坛、常熟、镇江、扬州、盐城、徐州、泰州、高邮、启东、苏州等光伏产业园。就在光伏业一片寒冬之时，江西还在“乐观”地预计，2012年光伏业将实现主营业务收入刚刚突破千亿，“十二五”末就要达到2500亿元。
光伏产业如此火热，那它自己到底有多大能量？北京交通大学光学技术教授简水生有一个估计，制造1千瓦发电能力的太阳能需要10公斤的多晶硅，而这些电力只够一台冰箱工作一天。而在中国制造这么多的多晶硅需要燃烧超过2吨煤，这么多煤产生的电能，又能让一台冰箱工作20年。
虽然号称绿色环保，但光伏产品制造起来却是高能耗、高污染，而且，使用起来低效且高风险，光收回成本就需要十几年，安全无法和水电、核电相竞争。这也注定它在市场上少有人问津，只能去吸引一个客户：政府，而且还是那些能提供高额补贴的美国、德国等国家政府。
虽然对国外市场的依赖高达90%，但我国许多地方政府还是着了魔似的，不断建一个又一个独立的产业园区，而且，各地区还互相竞争，你给地，我就免税；你免税，我就给钱……展开了堪称惨烈的政府补助“竞赛”。可以说，光伏产业在我国就是被政府催肥的野猪。
光伏企业本来就像丛林里的野猪，虽然不怎么肥，但这可以让它跑得更快。但政府现在却拿着纳税人的“粮食”，把光伏产品的猪喂得毛色红亮、膘肥体健。对于“野猪”来说，却再没了荒野求生的本能。而且，外国人看到如此多的便宜猪，还不领情，却嫌弃我们的猪是人工催肥的——抓住大量有利证据制裁中国不正当竞争，最终使得中国光伏企业陷入被动发展的局面。
尚德的破产，以及可以预见的整个光伏产业持久的寒冬，再次让我们看到，政府直接扶持企业运营之害。产业发展的主体是企业，而政府还是应回归本位，放开那只错装的手，安心制定好规则管理好市场。做到这一点，连野猪都会感谢你们的！（光明网评论员）
——据光明网3月21日
试点“地票”流转可为全国探路
近日，广州市国土房管局表示，根据国土部批复的《广州市城乡统筹土地管理创新试点方案》，广州拥有了重庆、成都已经开展的“地票”试点权。据称，今后广州重大项目落地困难，可以找农民买地票换取用地指标，缓解燃眉之急。
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的“地票”，指将闲置的农民宅基地及其附属设施用地、乡镇企业用地、农村公益公共设施用地等农村建设用地复垦为耕地而产生的建设用地指标。其目的是通过盘活农村存量闲置的建设用地，一方面解决城市发展的用地指标需求，另一方面解决农村发展缺乏资金的问题。显然，这是一个双赢的改革方案。
但这还是受到了一些质疑。一方面来自操作层面，据说在重庆的实践中，也存在诸如土地整理中心生产和提供建设用地指标不容易，建设用地指标不愿再进入地票交易，农民补偿和利益未兑现等等问题。另一方面更为有压力的是来自理论认识层面，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表示，地票制要慎行。因为在法律上找不到“地票”这个概念，其实质意义是农村的集体建设用地要拿到城市去用，而农村集体用地在法律上只能“自有自用”，这样，重庆试点本身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现有法律。
而重庆方面表示，地票制遵循了《土地管理法》、《土地承包法》、《物权法》和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等法律、政策。土地交易只是使用权和收益权的流转，不改变土地的集体所有性质，不改变土地的用途，不损害农民的权益。是否违法违规，目前仍是各持一端。
重庆的做法是，在农民自愿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同意，且留足农村发展空间的前提下，可提出土地复垦立项申请，经有关部门批准后，可将农村建设用地进行复垦，变为耕地。“地票”持有人则可在符合城市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区域内，选定待开发的土地，凭“地票”完成征地安置补偿，并按招、拍、挂有关规定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闲置土地一方可以通过复垦得到经济补偿；需要土地一方可以通过购买“地票”得到用地指标。这就是地票制的实质。
根据以上分析，广州试点地票制可在部分地区先行突破。去年我们在南沙进行了相关调研，虽然当地在操作上仍有顾虑，但作为国家新区可以大胆地试。其次，广州市建筑用地日趋紧张，“地票”可能是“三旧”改造之后另一大盘活土地资源的渠道，应该加强研究，制定规划和规则，依法依规，有序推进。再次，借鉴外地经验，把土地用活，把农民利益保护好，为地票制在全国的推广提供更加新鲜的有益经验。（彭澎/广东省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据《新快报》4月4日
还有多少工业园区成了“工业鬼城”
继高利贷崩盘、楼市泡沫破灭后，内蒙古鄂尔多斯被冠以新城无人住的“鬼城”标签，如今寄托着该市“产业转型”梦想的多个工业园区，近日又被曝入驻企业稀少，开工进度延迟，呈现出一派“工业鬼城”迹象。“像空港物流园区、江苏工业园区，都只是个空架子。”一位商人这样描述。
工业园区未兴先衰的现象，在其他地方也较普遍。据《中国经营报》报道：中部某市万亩工业园深陷“空城危机”，多个工业园区普遍存在厂房空置、工业用地撂荒现象，这些工业园区总体占地面积超过1万亩，规划引进企业1500家左右，实际入园企业只有 50家左右，空置率高达90%以上。
每报道一起工业园区变“工业空城”或“工业鬼城”的事例，都让人忍不住为工业园区荒废之殇而痛心：那么多原本可以让人“喜看稻菽千重浪”的良田，怎么变成了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让人更加痛心的是，一个个工业园区的相继荒废，却没能阻挡住另一批工业园区的崛起，很多地方正在“大干快上”，加快工业园区建设、扩容和升级，一户户居民被拆迁，一道道圈地围墙拔地而起，一拨拨人马火热招商……
在这股不理性的抢建工业园区浪潮背后，隐藏着一些地方政府好大喜功、急功近利，他们急于完成政绩考核，各个地方间搞恶性竞争，不计代价招商引资，导致工业园区重复建设、同质化严重。工业园区遍地开花也折射出一些地方领导决策失误，不顾地方产业资源、地理条件、基础设施的实际，一味认定工业化才是地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栽下梧桐树，却不见凤凰来。如此，工业园区变“工业鬼城”也就不难理解了。
工业园区变“工业鬼城”，后果相当可怕。这种不计后果地搞工业“大跃进”，会让脆弱的生态为发展付出惨重代价：园区圈而不用，导致土地荒废、杂草丛生，有的甚至沦为垃圾场，而那些建好的水泥路面，以及在园区建设中已经遭受严重污染、“中毒”很深的土地，要经过漫长时间的修复才能“重生”。我国耕地总数不足18.26亿亩，已接近18亿亩的红线。如此铺张浪费，还有多少土地经得住折腾？
不计后果地搞工业“大跃进”更是劳民伤财。很多地方动辄几十平方公里的园区，需要多少投入？政府哪有钱，大多是借债。不管是城市大拆大建，还是工业园区“大跃进”，只要决策失误，受苦的都是老百姓。事实上，为大建工业园区，好些地方的财政显得相当窘迫，行政办公经费没法划拨，公务员工资发放也被迫推迟。这样的发展，无疑背离了发展地方经济的初衷。
希望仍在狂建工业园区的地方及时反思和修改决策。一位专家说得好，工业园区不是圈块地、挂个牌子就能招商的，如果没有科学的规划、切实的配套和得力的协调，别说工业没法实现倍增，“半拉子”工业园区也会拖累地方政府和当地老百姓。（何勇海）
——据《学习时报》4月10日
“免票增益”给景区的启示
门票收入曾约占景区总收入75%的珠海圆明新园，自去年10月17日免门票开放以来，景区人气大幅飙升，带动了公司物业租赁和自营项目收入增加，加上政府给予的2600多万元财政补贴，景区经济效益与开放前相比略有增加。
但近年来，每至旅游旺季到来，中国各地景区门票大涨价令门票经济成为人们议论的焦点。
有关数据显示，某些知名度较高的景区，门票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已达50%以上，个别的甚至高达90%以上。事实上，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旅游业都是靠开发周边产业、完善服务来吸引游客的。
旅游业是一个带动性很强的产业，有研究表明，它能带动100多个行业。例如美国黄石国家公园门票的收入只占公园全部收益的6.7%，极低的票价背后是吸引游客流连忘返产生的巨大消费。眼下，珠海的“免费”模式就凸显了商业魅力：免门票前圆明新园面临着客源、收入增长乏力的瓶颈，近几年的年均接待量仅为70万人次左右，门票收入所占比例约为75%；而免票后，仅春节黄金周7天，客流量就高达67.5万人次，物业租赁、自营船队项目、餐饮等收入均有大幅提升。事实上，除却圆明新园，西湖早已尝到了免票的甜头。
针对门票经济的危害性国家旅游局官员亦曾坦承，门票经济致使不少地方旅游收入单一，发育不良。在笔者看来，打击门票经济不能处于提醒层面抑或依靠地方自觉，更需要国家从提升国民福利、促进旅游业长远发展的高度，在立法层面着墨。这方面，对景点、公园门票等方面的管理都有完善的法规和机构的加拿大就值得学习。在加拿大，公立公园的经费来源主要是政府拨款，门票几乎都免费。早在1911年，加成立联邦公园管理局，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国家级公园保护机构，1930年则通过《国家公园法》。由于有完善的法律和管理体系，收取或提高门票价格或者任何涸泽而渔式的经营行为，在加拿大都是无法做到的：公园法、公园局以及公众力量，都会构成一道又一道难以逾越的“防护墙”。（邓子庆）
——据《广州日报》3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