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要目
税收立法收归人大方能约束滥权/梁发芾
20年前，当初国务院要求人大授权时承诺，在制定暂行条例执行一段时间，积累了经验后，要提请人大立法。当初制定的一些税种的暂行条例，经过近20年实践，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由人大启动立法程序，以取代现行的暂行条例，应该提上议事日程。
不要忘了倾听沉默者的声音/曹林
最容易被遮蔽的无声者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失衡的舆论下的“无力发声者”，一类是多数人暴力下的“不敢发声者”。
官商关系的远近是一面镜子/何勇海
一个时代或国家，企业家的地位高低如何，只要看当企业家与政府官员在一起时，是站着的，还是坐着的，或是“跪”着的。
《资治通鉴》也是选官用人通鉴（上）/刘后滨
通观一部《资治通鉴》可以发现，司马光对选官用人问题给予了突出关注，并以“臣光曰”形式的议论，对中国古代的选官用人原则进行了高度的总结。
目录
民主法治
税收立法收归人大方能约束滥权/梁发芾
不要忘了倾听沉默者的声音/曹林
对伍皓们的“微改革”多些宽容/熊丙奇
别让“国家秘密”漠视生命尊严/《南方都市报》社论
记住，冷漠的权力是可以杀人的/浦江潮
财经广角
官商关系的远近是一面镜子/何勇海
对美国货币政策的六大误读/陈思进
文化教育
《资治通鉴》也是选官用人通鉴（上）/刘后滨
对年轻人少些吹毛求疵的皮相之论/顾骏
美国“高考”给我们的启示/任国征
观点·信息
管住报销就能管住“公款吃喝”/单士兵
奶粉问题的要害是问责不够/韩哲
“农民工结临时夫妻”不仅是道德问题/杨涛
民主法治
税收立法收归人大方能约束滥权
“据我了解，18种税只有3种是人大立法的，其余的都是国务院以暂行条例和试点等方式推出来的”，全国人大代表赵冬苓指出，税收立法应回归人大。
法治国家，有一些事项必须是法定的，最重要的是“罪刑法定”和“税收法定”。在税收中，税收法定的原则，是最重要的原则。只有坚持此项原则，才能真正保护公民的合法财产，合理界定国家和公民在财产权上的边界，并将政府恣肆的征税权关进制度的笼子。
税收法定不但是一项原则，而且是我国法律的明确规定。《立法法》规定，国家税收事项只能制定法律。制定法律是人大或者人大常委会的特权，就是说，税收法律必须由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立法法》是规范国家各种立法行为的大法，《立法法》的规定，给税收法定提供了最有力的法律支撑。
既然按规定国家税收事项必须由人大或常委会制定法律，那么，为什么中国18种税只有3种是人大立法的，而其他则仅仅是国务院制定的暂行条例呢？这里涉及授权立法和历史遗留问题。
《立法法》规定，只有在人大或人大常委会授权的情况下，国务院才可以制定税收法规。我国在1984年进行工商税制改革时，国务院曾致函全国人大常委会，请求授权其发布试行有关税收条例（草案）。国务院的理由是，鉴于经济形势发展很快，税收条例（草案）尚需在实践中逐步完善，因此请求授权其以草案的形式发布试行，待执行一段时间后，再根据试行的经验加以修订，正式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完成立法手续。根据此议案，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在改革工商税收的过程中拟定有关税收条例，以草案的形式发布试行，再根据试行的经验加以修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这是我国税收依据多为暂行条例的历史原因。
那么，税收为什么要实行法定的原则呢？除了国家法律的规定，还必须从法理上弄清此原则的真意。必须从保护公民合法财产，正确处理国家税收权与公民财产权的关系说起。
国家为了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必须有经济基础。税收正是这种经济基础。国家有了税收收入，就可以保卫国家安全，改善民生，提高治安水平。所以，国家必须有权力从社会取得收入。这就是说，国家必须拥有税收权。但由于国家是一种非常强大的扩张性的力量，它往往会过度使用自己的权力，对公民造成危害，国家在行使财政税收权时，往往会扩张权力而侵害公民的正当财产权。
由立法机关而不是行政机关制定税收依据，就可以更好地对国家的征税权和财政权予以限制，更好地在公民之间分配税收义务。人们知道，制定一部法律需要经过相当漫长和复杂的程序和过程，需要考虑到它涉及的一切方面，需要向全社会公开草案并征求意见，需要人大代表或常委会的委员以及法学专家进行反复的讨论。各个利益阶层的人，都会通过其代表，在人大会议上表达自己的关切和诉求。法学专家也可以提供国外相关法律的经验和教训以供参考。这样反复博弈形成的法律，就能够更好地反映各种不同的利益诉求，同时也能提高立法的质量。而相反，作为行政机关的国务院制定暂行条例，则程序简单，很少开门讨论，更没有代表的广泛参与。这样制定的条例很可能照顾了国家的财政权，却牺牲了公民的财产权，同时，暂行条例也往往由于出台过于匆忙，其立法质量也受到影响。
20年前，当初国务院要求人大授权时承诺，在制定暂行条例执行一段时间，积累了经验后，要提请人大立法。当初制定的一些税种的暂行条例，经过近20年实践，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由人大启动立法程序，以取代现行的暂行条例，应该提上议事日程。（梁发芾）
——据《新快报》3月8日
不要忘了倾听沉默者的声音
两会是各个利益群体争相登台亮相表达诉求的机会。在这个舆论场中，声音会被媒体放大，会得到高层的倾听，会形成无法回避的热点，所以各个阶层、各个群体、各个界别都在竞争着媒体的注意力，争取成为舆论讨论的议题，并得到重视。
众声喧哗的信息海洋中，我们需要倾听真民意——更要倾听那些沉默者的声音，分辨那些在两会舆论场中可能被淹没的声音，让无声者有声。最容易被遮蔽的无声者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失衡的舆论下的“无力发声者”，一类是多数人暴力下的“不敢发声者”。
都说互联网的发展给了每个人麦克风，让每个人有了言说的机会。这只是一种幻觉。互联网本身就是一个表达门槛，它并没有消除话语的失衡和言说的鸿沟，很多人仍然被排斥在网络之外。由于新媒体的发展和微博的崛起，网络的声音很多时候被放大了，网络民意甚至被当成了民意的全部。其实这是一种错觉，网络民意只代表了很少一部分“爱在网上表达意见者”的声音，并没有充分的代表性。
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和农民工几乎还在网络之外——接触不到网络的底层人，因教育和技术的障碍不能上网者，不喜欢在网上说话的人，成了网络时代声音被屏蔽的失踪者和无声者。
网络也是一个某种程度上话语失衡、声音失真、理性失语的舆论场。符合民粹情绪的偏激声音和极端观点，反智、反精神、反权力、反强者的声音常被无限地放大，中庸、平和、思辨、公允的理性声音却往往被边缘化，甚至被淹没。那里比的是谁的声音更高、更能吸引眼球、更能挑逗起公众情绪，而不是更有思想的附加值、更接近真理。于是，一方面是网络中滔滔民意，一方面是网络之外沉默的大多数。
再来看人大和政协，这种制度化的平台就有了相对全面的代表性，人大的制度安排和政协的界别涵括了尽可能多的社会阶层与人群。但由于代表制的不完善和界别设置的局限，还是有很多人没有包括进来，难以发出自己的声音。虽然农民工代表和农民代表的比例一直在提高，但其在代表中的比例与其群体的人数相比，还是过于弱小，他们的声音常常被那些掌握着话语权的人的声音所淹没。还有这些弱者：老人、孩子、失能者、残疾者、边远山区一辈子走不出大山的人，他们很少能在两会上发出自己的声音。
我还关注到另一个人群，他们实际上也是这个社会的沉默者。就是官员群体，这个群体看似强大，也拥有话语权，整天在各种场合发言，说的话比谁都多。但实际上，他们也是无声者。很多时候，他们面对的总是有情绪的网络舆情，他们不敢说真话。在很多议题上，似乎已经形成了很多不证自明的“政治正确”，比如要取消官员的公车，要破除官员的特权，要削减官员的福利——大家都这么以为，以至于他们中的一些人，面对媒体时要么保持沉默，要么喊一通豪言壮语。
可是，他们真的这么想的吗？很多官员在酒桌上聊的话，跟在面对镜头采访时讲的话，并不一样。有的官员常说的一句话是：这不是采访，咱们就随便聊聊，你千万别写到报纸上去。他们对舆论有一种恐惧，担心说真话后会被拍死——实际上已有不少被拍残的前车之鉴。情绪化的民意，似乎在逼着官员不能讲真话，讲真话可能受到可怕的惩罚。
所以，两会这个舆论场上，应该倾听那些沉默者的声音。（曹林）
——据《中国青年报》3月8日
对伍皓们的“微改革”多些宽容
由于公开“专车”车牌号引来质疑，云南红河州委常委、宣传部长伍皓撰写长文回应质疑，称质疑是“鸡蛋里挑骨头”，自己的做法是“微改革”，并为“微改革”不被理解感到委屈。
从目前舆论的质疑看，这并没有超出正常监督的范畴。事实上，借助舆论监督的力量，可将该问题深入推进，从反对公车私用，到取消不合规定的滥配公车。
同时，当事人对舆论质疑的反应，也折射出一些问题：其一，其他观望者的冷眼旁观，甚至制造“阻力”，让其推行的改革遭遇麻烦，无疾而终。其二，如何切割改革者此前存在的各种问题，在现实环境中，他们自身也会有不完善，甚至错误之处，这会成为反对者批评的靶子。其三，改革者如何将改革深入推进。改革的问题，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这可能造成两种走向，一是由于问题复杂，不少人望而却步，行百步者半九十；二是逐步推进，打破制约的一个个环节，实现改革的全面成功。
对于这三方面的问题，改革者和社会舆论要有正确的理解。就改革者而言，应该意识到改革必定触及既得利益，不能指望一路掌声——改革的本质就是权力、利益的重新配置。同时，也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不能虎头蛇尾，否则，在涉及改革的关键环节就打退堂鼓，这样的改革就会被质疑为“作秀”。
就舆论监督而言，则应该看到此类改革的难能可贵，要对改革者的精神给予支持，但支持也必须有原则。基本的原则有二：一是辨识改革的“真伪”，不能被打着改革旗号的“伪改革”和“反改革”忽悠，监督改革者走正确的方向。近年来，以改革之名行反改革之实的事并不鲜见。二是分清个体和制度的责任，明晰改革者所能承受之轻与重。不能把制度问题全部推给个体，更不能把解决问题的责任，全划到个体的名下。这才会形成自下而上的努力、舆论的参与以及自下而上改革的三方互动。
如果过分苛责，就把相关的制度责任推给个体了，是“伍皓们”无法承受之重。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中，确实可能如伍皓所说，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改革，而是安于现状，自下而上的改革力量也被消解。这是所有关注改革、发展的舆论，需要注意的方面。（熊丙奇）
——据《广州日报》2月18日
别让“国家秘密”漠视生命尊严
北京律师董正伟向环保部申请公开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方法和数据信息，据法制日报报道，近日，环保部以“国家秘密”为由拒绝公开。遁词登场，引发无数唏嘘之余，亦加剧了民众想象。或正因为数据被归入国家秘密，土地污染话题所带来的生存危机感，从未像这两天如此明显。
土地污染关系重大，调查数据直观呈现污染现状，本可藉此从长计议，提出应对之策。当前环保部对数据秘而不宣，民众无从知晓污染现状，亦缺乏土地污染防治常识，于“环境敏感期”的中国社会而言，这是一个遗憾，无疑也会助长民众的焦虑情绪。
两年前，由环保部发起的我国有史以来最大、最全面的土壤污染调查得以完成，尽管有官员曾承诺，一旦结果出来将第一时间向新闻媒体公布，然而时至今日，民众对土地污染的了解仍仅限于零星的新闻报道。土地污染数据信息关系普通民众的生存，让民众知晓污染状况，是为满足公众的知情需要，另外从功利的角度看，适当的公开显然亦是治理的必要前提。鉴于此，环保部难免要经受考问。
数据信息何以成为国家秘密，一种解读认为，土壤污染数据确实较为敏感，可能会引起一些社会问题，然而，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的一次采访中，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指导组专家、广东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研究员万洪富也曾对数据迟迟不公开感到疑惑，并表示，“结果其实没有那么恐怖，不明白为什么不能公开”。
数据信息不及时公开，势必加剧舆论的灰色想象，@人民日报质疑颇具代表性：“是涉及秘密不便公开，还是担心引起不满不敢公开？”事实上，从有限的数据来看，也印证了当前的焦虑，中国作为全球土壤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环保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早在2006年，据不完全调查，中国受污染的耕地就约有1.5亿亩，占18亿亩耕地的8.3%。土地污染直接影响粮食生产，国土资源部曾公开表示，中国每年有1200万吨粮食遭到重金属污染，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亿元。
尽管有数据支持，但因为土地污染自身的特殊性——它和空气、水污染不一样，是以一种看不见的方式来进行。有媒体调侃：“水和空气对土壤说，我们都招了，你还装什么蒜？”事实上正道出了土地污染被忽视的深层次原因。民众对土地污染的感知，多依赖于突发的重金属污染事故，以及那些骇人听闻但相距遥远的癌症村。由于专业知识的缺乏，普通民众对来自脚下土地的危险往往一无所知，也正因为如此，对土地污染更应提高警惕。
局部的突发事故和普遍的公共危机大不相同，如此看来，环保部拒绝公开数据信息又有了另外一种考虑，全面的土地污染数据信息一旦公开，无疑让土地污染这一曾经作为“他们的遭遇”变成“大家的危机”，继而成为突出的公共议题。过去，用区域的眼光看待土地污染，解决问题的努力难免会和经济发展产生冲突，由此遭遇的利益牵绊可见一斑。当然，当土地污染成为一种公共危机，它仍将遭遇各种利益牵绊，比如有专家就提及，土地污染涉及中国出口的农产品安全问题。然而，当无数胆战心惊地活着的人对危机感同身受的时候，也将是一个片面追求经济发展的社会改过自新的时候，彼时，开展治理的呼声必然会压倒狭隘的发展诉求。
赘言土地污染涉及公共利益，民众知情权的重要性，摆在眼前的是对土地污染的认识和治理问题。恰如新华社评论所言，“公开与否改变不了污染状况，但官民共同努力治污方是上策。”早在2011年底，国务院印发了《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土壤污染问题被列入四项“突出环境问题”之中。合作治理的前提是对问题信息的适当呈现，如果土地污染数据一概被视为国家秘密，那么问题也必将以国家秘密的方式存在，长此以往，不仅是对公民权益也将是对生命尊严的漠视。（《南方都市报》社论）
——据《南方都市报》2月26日
记住，冷漠的权力是可以杀人的
前方4公里处高速公路出口就是目的地，退后500米就是高速公路服务区，然而，湖南司机陈海波的生命出口被不可思议地堵住了。2月20日，陈海波驾驶客车带人前往山西，当晚9时30分到达山西旧关收费站时被拦截，根据山西省规定，晚上8时至凌晨6时禁止7座以上客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他们一再央求高速交警，要么让他们前行4公里下高速，要么让他们返回服务区休息，但均遭到拒绝。陈海波只好让车上人员步行至阳泉市一家宾馆休息，自己则留在车上照看行李和设备。21日中午，陈海波被发现死于车内，车内还有一个未熄灭的火炉。25日，山西高速交警一支队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陈海波的死亡原因疑为一氧化碳中毒。
陈海波可能是死于一氧化碳中毒，但中毒的原因显然是天寒地冻(旧关当天的气温为-7℃至-8℃)，他不得不在车内升火取暖，否则可能被冻死。前方4公里处就是陈海波一行的目的地，高速交警宁肯让一车人步行下高速，也不肯让他们的车辆前行半步——多么匪夷所思的悲剧，多么不可思议的执法，这些执法者眼里是没有“人”的，是不管执法对象死活的。
“晚上8时至凌晨6时禁止7座以上客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道理何在？为防止疲劳驾驶、保证行车安全，公安部曾要求凌晨2点到5点营运卧铺客车停车休息，而山西省不仅将这一规定扩大到所有7座以上客车，而且将禁行时间从3个小时延长至10个小时。看上去是为了更好地保证行车安全，其实是一种懒政，为了方便管理，为了避免承担责任，他们才不管一天禁行10小时会给人们出行带来怎样的不便，如果可以，他们恨不得全天24小时禁止客车上高速，这样就可彻底杜绝高速公路上发生客车事故，以彰显其政绩。
当莫名其妙的规定遇上机器人似的执法，“活人被尿憋死”的荒唐悲剧便难以避免。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禁行的目的是为了保证行车安全，而不是故意刁难司机。高速交警允许陈海波驾驶车辆到前方4公里处下高速，或者允许他们返回服务区休息，难道就违反了规定、损害了执法的尊严吗？但他们就是选择了机械性执法，甚至在故意刁难中体味着权力的快感。实际上，山西省虽然规定“晚上8时至凌晨6时禁止7座以上客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但同时规定，对于距离目的地2小时以内车程且晚12时前可以到达的，经交警进行安全检查登记后可予以放行。可是，这一变通措施被当事交警置之脑后，他们只管拦截车辆，而对于车辆停驶后一车人怎样办，对于留守车里的陈海波的死活，他们则一概不管不问。
在某种意义上，与其说陈海波死于一氧化碳中毒和天寒地冻，不如说他死于执法者的冷漠。据悉，这起事故引起山西省公安厅的高度重视，目前已组成调查组进行调查。希望他们不仅调查清楚当事交警的责任，而且借此反思高速公路相关禁行规定。禁行本是为了避免出事，但却导致司机冻死在高速公路上的荒唐悲剧，正是管理者自作聪明的懒政，让民众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这一幕还会重现吗？请执法者记住，冷漠是可以杀人的，尤其是当权力在你们手中时！（浦江潮）
——据《扬子晚报》2月27日
财经广角
官商关系的远近是一面镜子
“2013年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中国商务调查”日前发布，在接受调查的1214位中外企业高管中，有90%的高管认为，与中国政府搞好关系对其企业重要或者非常重要，中外企业的情况都一样。有53%的外企宣称，在中国为了维系关系投入的资源比在本国市场多。
这个调查结果并不出人意料。在我国一些地方，与政府关系的远近、与具体官员的亲疏，甚至可能决定一些民企的生死。就连做户外广告的小公司，有时也不得不请城管等部门的管理者吃饭，更莫说那些设有给官员送礼、陪官员吃喝的政府公关部的大企业了。请吃或送礼风之炽烈，让那些境外商人或跨国公司在惊讶困惑之余，也不得不入乡随俗。
出现这种怪象，很大程度上源于一些地方官商交织的经商环境，企业请吃送礼，官员用手中权力“还礼”，如给予政策倾斜、资金扶持或项目支持，或在违法违纪时网开一面等等。
去年6月《中国青年报》的一则报道中，香港贸发局一名内地业务拓展总监透露，“在香港做生意很简单，跟官员处好关系并没有用，他们也都害怕你跟他处关系，”在香港无论千万富翁还是穷小子，只要缴纳不到2000元并出示身份证，最快6天后新生意就可开张；除16.5%的利得税外再没任何税种。不擅应酬也并无大碍，“还不用请吃饭”。
在香港，公务员能够按章办事，没有权力寻租空间，是一种无惧、无偏、无私的经商环境；而商人与官员交往过密，双方不仅不能获得特殊照顾或好处，反倒可能引来麻烦。比如在上述报道中，香港一位高级公务员因要求政府项目承包商雇佣其家人而被罚款60万元；另一位产业署要员则因将物业管理合约批给其亲属拥有权益的公司而被判刑两年半。
由此观之，要想使一些地方的经商环境也单纯起来，减轻企业“与政府搞好关系”的成本，使他们轻松经商、踏实赚钱，必须制约和规范官员手中的权力。其实，相关的制度架构，内地都有，但监督和执行却往往打了折扣。
用于同政府打交道的各种非正常支出，使一些企业不堪重负。如果监督到位，能确保官员洁身自好、按章办事，而非用公权为个人谋私利，商人和企业家又何必想方设法“与政府搞好关系”呢？
“与政府搞好关系重要”折射出一些地方经商环境之殇。有论者指出，一个时代或国家，企业家的地位高低如何，只要看当企业家与政府官员在一起时，是站着的，还是坐着的，或是“跪”着的。
在商人、企业主与官员打交道时，清除非正常的关系成本，才能形成最具竞争力的市场。（何勇海）
——据《工人日报》2月27日
对美国货币政策的六大误读
近日最引人注目的财经新闻之一，是德国央行——全球第二大黄金储备国央行——突然宣布将从纽约美联储运回300吨黄金、从法国运回374吨黄金。尽管德国官方有好几个版本的解释，但我认为，无论从黄金的规模，还是决策的范围和时间来分析，德国此时这样的举动，反映出德国对美联储和其他央行的不信任，是德国这些年来对欧美货币宽松所产生的强烈反应——可以说是忍无可忍了。因为，欧美金融界都知道：“In Germany Debt Is Equal to Guilt”，意思是，对于德国人来说，借债好似犯罪，即使有再多的理由都是借口！
德国央行的举动，无疑在提醒我们，美国的货币政策不可能像许多人以为的会一直宽松下去，否则现在是运黄金回国，再继续下去，就是美国国债无人问津了。笔者认为，这些年来，大家对于美国的货币政策有很多的误读，挑几个最常见的谈一下。
1. 以为货币越宽松，企业就越肯花钱，从而降低失业率。但事实上，美国企业的现金持有量已破了历史纪录，就业问题已发展成结构性的问题。
2. 以为美国可以无限印钞（借债）。而事实上一旦走到一个节点，其主权评级就会相应下调，到时再发行国债的难度也将增大，那么靠借贷消费的美国经济也会更快进入通缩状态。因为低利率和QE恰恰会激发通缩，长久的低利率和通缩最终将会“形影不离”，像日本那样。
3. 以为低利率和QE会降低储蓄，逼出百姓的储蓄来消费。其实货币越宽松，百姓知道经济不稳定，就越担心工作的稳定性，更加不愿消费，这反而会刺激储蓄增长。于是，企业业绩随着销售减少而下滑，随即进入通缩循环。这类救市正可谓“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
4. 以为美国会长久肆无忌惮地超发美元。美元是全球储备货币，这是美国人“奋斗”了近一个世纪才获得的！储备货币给美国带来了无穷益处，而要保持储备货币地位，首先就是“信用”，而信用的首要基础就是“值钱”。美国会为了逞一时之快而随便印钞，最终伤及美元吗？
5. 以为美联储的QE是在开动印钞机稀释货币，以制造通胀来刺激经济。事实上，美联储这4次QE，再加上twist（扭曲操作），其M2（广义货币）并没有增加多少，由于美元和其他发达国家的货币一样，是“债务货币”，准确地说，这样的做法其实是“债务货币化”。所以，单美国国债就高达16.4万亿美元的天文数字；美联储的负债表也已高达3万亿美元！而这些债务是要偿还的，不会无缘无故地蒸发掉！
6. 以为货币宽松所引发的通胀会伤害穷人。其实，美国穷人属于月光族，没有存款，更没有资产，特别是那些靠救济的穷人，无论如何政府都会让他们吃饱穿暖。至于富人，原本就富了，无论从通胀中得益抑或财产缩水，只是账面上的数字而已。受通胀伤害最大的是中产阶级！
欧美日的货币宽松并不是线性增长，而是几何级数的增长。美国负债、货币宽松的临界点已经快到了，离游戏终结的那一天其实已不远了。难怪美联储前些日子提出，将在今年停止QE3；而奥巴马在第一任期最后的记者会上，就正在谈判的提高国债上限和减少联邦支出的问题明确宣称：美国决不是一个赖账的国家！美国不能再这样借债消费下去了……（陈思进）
——据《中国经济周刊》2月26日
文化教育
《资治通鉴》也是选官用人通鉴（上）
通观一部《资治通鉴》可以发现，司马光对选官用人问题给予了突出关注，并以“臣光曰”形式的议论，对中国古代的选官用人原则进行了高度的总结。这些原则是他站在治国理政高度上对用人之道的总结，是对历史的总结。
“德者，才之帅也”：只能以德统才，不可以才胜德
《资治通鉴》是以三家分晋开篇的，司马光为了论述其关于用人标准的理论，在叙述三家分晋的事件之后，追述了五十年前三家灭智伯之事，并由此引发了一段长篇的关于才德关系的议论。
原本是智家的势力最大，为什么没多长时间就被赵家消灭了呢？司马光通过鲜明的对比，用事实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认为，智伯之所以亡，关键是“才胜德也”，智氏在选接班人的时候，过于看重了才而忽略了德。司马光接着对才和德两个概念以及二者关系进行了定义，“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聪，是聪明睿智；察，是精明细致；强，是强大健壮；毅，是果敢坚毅。这些方面是由人的才所带来的品格，或者说是才的具体表现。而德所表现出来的，是一个人的正、直、中、和。这四个字在中国传统的人生哲学中有着特别丰富的内涵，也是司马光强调的用人标准的核心。正对应的是邪，强调的是纯正、正派、正大光明，它的反面是自私、贪求、歪门邪道；直对应的是曲，强调的是公道、合理、诚实不欺，它的反面是虚伪、狡猾、阴谋诡计；中对应的是偏，强调的是守常、折衷、不偏不倚，它的反面是多变、极端、厚此薄彼；和对应的是争，强调的是协调、均衡、和而不同，它的反面是狭隘、排他、你死我活。在司马光看来，才和德的高下轻重，昭然若揭。在二者关系中，只能以德统才，不可以才胜德。司马光接着按照才德之有无及其相胜关系，分人群为四等：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至于取人之术，则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
司马光出于现实感慨而发的这一番愤激之语，无疑将复杂的人性与才性做了过于简单化的处理。不过，德才兼备、以德统才，却一直是中国政治传统中选官用人原则的主流。
唐文宗太和八年，面对牛李党争的困局，唐文宗感叹“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在司马光看来，这是唐文宗在用人问题上的严重失误导致的，“朝廷有朋党，则人主当自咎，而不当以咎群臣也”。他批评唐文宗总想在臣僚之间搞平衡，发生争端的时候，不问对错，各打五十大板；或者明明知道对错，也不敢表明态度，支持正直公忠之士。
“先器识而后才艺”：推崇有担当意识和包容能力的人
在政治生活中，一个人的德还体现在器识上。一个具有担当意识和包容能力的人，才能真正称得上是“器识宏伟”。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特别强调器识。在记唐代儒将裴行俭去世时，司马光又追述其担任吏部侍郎时“有知人之鉴”，通过裴行俭对包括“初唐四杰”在内的几位年轻士子发展前途的判断并得到应验的事例，突出表达了“士之致远者，当先器识而后才艺”的观点。尽管裴行俭的所谓“知人之鉴”难免主观武断之嫌，甚至对“四杰”的这一段负面评价是否出自裴行俭也受到质疑，但司马光对裴行俭的称颂，以及对“先器识而后才艺”用人原则的推崇却是显而易见的。
司马光看重器识，还体现在他对唐玄宗朝被人们称为“伴食宰相”的卢怀慎的态度上。因为自己的同僚是被称为“救时之相”的姚崇，气场强大，才能突出，所以遇到事情，卢怀慎都推给姚崇去拿主意，只是每天和姚崇一起吃工作餐。司马光记此事为：“怀慎与崇同为相，自以才不及崇，每事推之，时人谓之伴食宰相”。接着就为卢怀慎辩解，“崇，唐之贤相，怀慎与之同心戮力，以济明皇太平之政，夫何罪哉！”司马光并不认为卢怀慎是吃饭不干事的宰相，而是有气度有容量的贤臣，是符合其“正直中和”标准的有德之人。他因此提出了同僚关系中的两种不良倾向，“夫不肖用事，为其僚者，爱身保禄而从之，不顾国家之安危，是诚罪人也。贤智用事，为其僚者，愚惑以乱其治，专固以分其权，媢嫉以毁其功，愎戾以窃其名，是亦罪人也”。
在司马光看来，实行集体宰相制的情况下，如果和心术不正、品行不端的同僚共事，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不顾国家安危、不讲原则地附和他，以维持一种表面的和谐，这种人是应该批判的罪人。如果和你同僚的是贤者智者，你非要与其一争高下，甚至不惜采取阴谋手段，对其进行扰乱、诋毁，以达到分其权、窃其名的目的，这同样也是历史的罪人。司马光为卢怀慎辩解，强调的是，谦退也是一种气量和器识，推功于贤智之人以维持一个团结协作的领导班子，而不是处处去出风头抢角色，因此而被人们不冷不热地讥讽一句“伴食宰相”，这也并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刘后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据《北京日报》3月18日
对年轻人少些吹毛求疵的皮相之论
新年刚过，各路媒体纷纷对过年期间出现的“不和谐现象”加以清算。大学生沉溺于手机和网络，疏离了亲情，甚至表现出某种社交不良的症候，成为媒体关注的一个焦点。许多专家也从各自所属学科出发，加以分析概括，对策如流，但坦率地说，其中不少皮相之论。
媒体和专家抓不住问题要害，是因为大家在评判今日大学生沉溺手机和网络现象时，多少犯了当年鲁迅笔下“九斤老太”的通病：每个时代几无例外，都会有前一辈埋汰后一辈，而且不满几乎都出自前一辈以自己的生活经验为标准，在后一辈身上看到“我们当年并非如此”。
在评判今天大学生“沉溺手机和网络”是否真的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病理现象之前，首先需要弄明白的是出问题的是“沉溺”本身，还是“沉溺于手机和网络”？不带偏见地说，“沉溺”在哪个时代或哪一代人身上都有。如果说大学生沉溺手机和网络，那今日为人父母者有很多沉溺在麻将上，疏忽了照看孩子的天职；工作不久的白领很多沉溺在包包之类的奢侈用品上，加班费都送给了品牌商家，省吃节用以致脸带菜色；更多的国人则沉溺在吃喝上，资源浪费巨大，污染环境严重，却还以“舌尖上的中国”自豪。这些“沉溺”同大学生沉溺手机和网络，在对个人或社会的不良影响上恐怕很难分出高下吧？
笔者如此阐述，并非为大学生沉溺手机和网络辩护，而只是想指出一点——沉溺本是人性的永恒，没必要拿手机和网络说事。
信息技术的爆炸性发展和应用是20世纪临近结束那段时间的现象，其受惠者首先是“80后”乃至“90后”，“沉溺”其中的当然也数这代人最多。而这一点恰恰构成前一辈埋汰后一辈的重要心理动因：既不是出生在信息技术发达的时段，没有形成对手机和网络的依赖，也缺乏学习和运用信息技术的动力和能力。带着那么点“酸葡萄”心理，随便对这一代技术幸运儿贴上个标签，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宣泄自己跟不上时代的“羡慕嫉妒恨”，这不正是鲁迅笔下的“九斤老太”情结吗？
因此，将“沉溺”归罪于手机和网络，是找错了对象。即便真像媒体所批评的，大学生不懂事，沉溺手机和网络之后对他人不那么在意，在亲友团聚时刻，也低头刷微博，弄得大家索然寡味，那也得细细分析。不是有媒体报道，今日年轻人连中国传统的亲属称谓体系都已搞不清楚，对长一辈的亲戚只知道称呼“叔叔、阿姨”了吗？亲属称谓的单一化不仅因为独生子女占多数之后，中国的亲属结构本身简单化了，而且说明亲属在个人生活中的重要性减弱了。以往，不同称谓背后是不同的权利义务配置。随着亲属重要性和亲密程度下降，过年团聚差不多就剩下象征性功能，大学生对此“不在意”即使不能算正常，至少也是可以理解的。
更有可能的是，在今日中国，对他人不在意几乎成了普遍现象。试想如果对他人在意，始终将他人置于主体地位来尊重，会有那么多不安全食品，那么多污水排放，那么多大排量私家车吗？今日要让人重新知道并实践“对他人在意”，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年轻人在其中成长和发展的社会环境，而绝非亲友团聚那一刻“不刷微博，不玩游戏”。
在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后一辈往往成为前一辈宣泄不良情绪的“出气口”，因为他们没有话语权，但也正因为如此，媒体“九斤老太”式的吹毛求疵，很难让年轻人就此改变自己。相反，继续刷微博、玩游戏，以故意表达“不在意”，可能成为他们的表态方式。年轻人固然存在种种不足，需要得到父辈帮助，但在如此对立之下，批评即便初衷良好，结果能良好吗？（顾骏）
——据《中国教育报》2月28日
美国“高考”给我们的启示
美国大学招生考试（Scholastic Assessment Test），俗称美国高考，简称SAT，我国翻译为“学术能力评估测试”。其自诞生后80余年来逐渐完善、声誉日隆。美国高考具体包括三科：数学、批判性阅读和写作。
与中国高考数学题目相比，美国高考侧重于五类题目：坐标几何题、数据理解题、排列组合题、数列数论题和级数集合题。这五类题型更多地要求学生具备准确地阅读理解题意，有强大周密的逻辑分析能力，迫切要求从数字计算能力提升到阅读理解和推演的逻辑思维能力。
同中国语文考试的“阅读理解”相比，批判性阅读多了一种重要题型即“比较和评价论点”（comparing and valuating）题型，这类题目要求学生剥离表象、探求文章的“前提假设”并且对比和判断不同作者的观点，强调从联系中作出批判性的独立评论。
与中国语文考试的“作文”相比，美国作文作为学术性文体，有别于偏重“客观再现”的记叙文、说明文、写景文，而更注重心灵深处思维能量的充分释放；Essay甚至也不同于应试型的论说文，更强调独立见解、缜密论证和逻辑论证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创新思辨力。
美国高考的理念和操作对我国教育及其考试评价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一是从教育评价观来看，高考应该考察孩子的创新意识。长期以来，人的机械记忆力、同质化思想力和公共表达力是教育评价的三大传统指标。而美国高考所预设的考试目标和科目体现出来的“学术教育”理念，是超越考试结构和题型的核心价值所在。所有科目均高扬思维领先、技巧次之、表达至上、杜绝复制的核心精神。因此，亟须撬转教育评价观的价值向度，由适应“过去时”转到挑战充满风险的“未来时”，从而赋予教育和高考深厚的创新性思想底蕴。
二是从人才标准观来看，高考应当考察孩子的个性特色。美国高考既不苛求学科知识体系的“全面”，也不奉既成结论为圭臬，但求思想锐意出新、推断突破常规、表达不拘一格。其本质就是：以自由思维为导向、以学术创新为精髓、以独立人格为根基。这样考试的结果不仅要使每位学生趋近传统意义上专业领域的人才，更应成为获得和谐完整内涵的个人。以此适应目光高远、思维深刻、追求创新和鼓励自由现代公民的人才培育目标。
三是从考试命题观来看，高考考察孩子的缜密思辨。美国高考不同于普通淘汰式选拔考试，而是依据美国大学的学术理念与要求来评价并推荐，旨在考量学生进入大学学习时所应具备的关键素养，如运用所掌握知识来发现、分析和化解问题的学术能力。其题型特征在于尊重基本规范而更引领卓越发展。无论是隶属“自然科学”范畴的数学，或者是归属“人文社会科学”的批判性阅读和Essay学术写作，都推崇逻辑推断、独立思考、自由评论和缜密表达。
美国高考引导考生学会主动质疑、学会独立评判、学会逻辑推断。这给予我们深刻启发。说得更长远一些，中国高考命题的战略取向应当是培植学生缜密、深刻和创新的能力，从而唤醒学生思想的自觉意识、养成思想的自主习惯、砥砺思想的卓越品质和炼就思想的创新能力。（任国征）
——据《学习时报》2月26日
观点·信息
本期要目
税收立法收归人大方能约束滥权/梁发芾
20年前，当初国务院要求人大授权时承诺，在制定暂行条例执行一段时间，积累了经验后，要提请人大立法。当初制定的一些税种的暂行条例，经过近20年实践，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由人大启动立法程序，以取代现行的暂行条例，应该提上议事日程。
不要忘了倾听沉默者的声音/曹林
最容易被遮蔽的无声者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失衡的舆论下的“无力发声者”，一类是多数人暴力下的“不敢发声者”。
官商关系的远近是一面镜子/何勇海
一个时代或国家，企业家的地位高低如何，只要看当企业家与政府官员在一起时，是站着的，还是坐着的，或是“跪”着的。
《资治通鉴》也是选官用人通鉴（上）/刘后滨
通观一部《资治通鉴》可以发现，司马光对选官用人问题给予了突出关注，并以“臣光曰”形式的议论，对中国古代的选官用人原则进行了高度的总结。
目录
民主法治
税收立法收归人大方能约束滥权/梁发芾
不要忘了倾听沉默者的声音/曹林
对伍皓们的“微改革”多些宽容/熊丙奇
别让“国家秘密”漠视生命尊严/《南方都市报》社论
记住，冷漠的权力是可以杀人的/浦江潮
财经广角
官商关系的远近是一面镜子/何勇海
对美国货币政策的六大误读/陈思进
文化教育
《资治通鉴》也是选官用人通鉴（上）/刘后滨
对年轻人少些吹毛求疵的皮相之论/顾骏
美国“高考”给我们的启示/任国征
观点·信息
管住报销就能管住“公款吃喝”/单士兵
奶粉问题的要害是问责不够/韩哲
“农民工结临时夫妻”不仅是道德问题/杨涛
民主法治
税收立法收归人大方能约束滥权
“据我了解，18种税只有3种是人大立法的，其余的都是国务院以暂行条例和试点等方式推出来的”，全国人大代表赵冬苓指出，税收立法应回归人大。
法治国家，有一些事项必须是法定的，最重要的是“罪刑法定”和“税收法定”。在税收中，税收法定的原则，是最重要的原则。只有坚持此项原则，才能真正保护公民的合法财产，合理界定国家和公民在财产权上的边界，并将政府恣肆的征税权关进制度的笼子。
税收法定不但是一项原则，而且是我国法律的明确规定。《立法法》规定，国家税收事项只能制定法律。制定法律是人大或者人大常委会的特权，就是说，税收法律必须由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立法法》是规范国家各种立法行为的大法，《立法法》的规定，给税收法定提供了最有力的法律支撑。
既然按规定国家税收事项必须由人大或常委会制定法律，那么，为什么中国18种税只有3种是人大立法的，而其他则仅仅是国务院制定的暂行条例呢？这里涉及授权立法和历史遗留问题。
《立法法》规定，只有在人大或人大常委会授权的情况下，国务院才可以制定税收法规。我国在1984年进行工商税制改革时，国务院曾致函全国人大常委会，请求授权其发布试行有关税收条例（草案）。国务院的理由是，鉴于经济形势发展很快，税收条例（草案）尚需在实践中逐步完善，因此请求授权其以草案的形式发布试行，待执行一段时间后，再根据试行的经验加以修订，正式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完成立法手续。根据此议案，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在改革工商税收的过程中拟定有关税收条例，以草案的形式发布试行，再根据试行的经验加以修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这是我国税收依据多为暂行条例的历史原因。
那么，税收为什么要实行法定的原则呢？除了国家法律的规定，还必须从法理上弄清此原则的真意。必须从保护公民合法财产，正确处理国家税收权与公民财产权的关系说起。
国家为了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必须有经济基础。税收正是这种经济基础。国家有了税收收入，就可以保卫国家安全，改善民生，提高治安水平。所以，国家必须有权力从社会取得收入。这就是说，国家必须拥有税收权。但由于国家是一种非常强大的扩张性的力量，它往往会过度使用自己的权力，对公民造成危害，国家在行使财政税收权时，往往会扩张权力而侵害公民的正当财产权。
由立法机关而不是行政机关制定税收依据，就可以更好地对国家的征税权和财政权予以限制，更好地在公民之间分配税收义务。人们知道，制定一部法律需要经过相当漫长和复杂的程序和过程，需要考虑到它涉及的一切方面，需要向全社会公开草案并征求意见，需要人大代表或常委会的委员以及法学专家进行反复的讨论。各个利益阶层的人，都会通过其代表，在人大会议上表达自己的关切和诉求。法学专家也可以提供国外相关法律的经验和教训以供参考。这样反复博弈形成的法律，就能够更好地反映各种不同的利益诉求，同时也能提高立法的质量。而相反，作为行政机关的国务院制定暂行条例，则程序简单，很少开门讨论，更没有代表的广泛参与。这样制定的条例很可能照顾了国家的财政权，却牺牲了公民的财产权，同时，暂行条例也往往由于出台过于匆忙，其立法质量也受到影响。
20年前，当初国务院要求人大授权时承诺，在制定暂行条例执行一段时间，积累了经验后，要提请人大立法。当初制定的一些税种的暂行条例，经过近20年实践，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由人大启动立法程序，以取代现行的暂行条例，应该提上议事日程。（梁发芾）
——据《新快报》3月8日
不要忘了倾听沉默者的声音
两会是各个利益群体争相登台亮相表达诉求的机会。在这个舆论场中，声音会被媒体放大，会得到高层的倾听，会形成无法回避的热点，所以各个阶层、各个群体、各个界别都在竞争着媒体的注意力，争取成为舆论讨论的议题，并得到重视。
众声喧哗的信息海洋中，我们需要倾听真民意——更要倾听那些沉默者的声音，分辨那些在两会舆论场中可能被淹没的声音，让无声者有声。最容易被遮蔽的无声者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失衡的舆论下的“无力发声者”，一类是多数人暴力下的“不敢发声者”。
都说互联网的发展给了每个人麦克风，让每个人有了言说的机会。这只是一种幻觉。互联网本身就是一个表达门槛，它并没有消除话语的失衡和言说的鸿沟，很多人仍然被排斥在网络之外。由于新媒体的发展和微博的崛起，网络的声音很多时候被放大了，网络民意甚至被当成了民意的全部。其实这是一种错觉，网络民意只代表了很少一部分“爱在网上表达意见者”的声音，并没有充分的代表性。
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和农民工几乎还在网络之外——接触不到网络的底层人，因教育和技术的障碍不能上网者，不喜欢在网上说话的人，成了网络时代声音被屏蔽的失踪者和无声者。
网络也是一个某种程度上话语失衡、声音失真、理性失语的舆论场。符合民粹情绪的偏激声音和极端观点，反智、反精神、反权力、反强者的声音常被无限地放大，中庸、平和、思辨、公允的理性声音却往往被边缘化，甚至被淹没。那里比的是谁的声音更高、更能吸引眼球、更能挑逗起公众情绪，而不是更有思想的附加值、更接近真理。于是，一方面是网络中滔滔民意，一方面是网络之外沉默的大多数。
再来看人大和政协，这种制度化的平台就有了相对全面的代表性，人大的制度安排和政协的界别涵括了尽可能多的社会阶层与人群。但由于代表制的不完善和界别设置的局限，还是有很多人没有包括进来，难以发出自己的声音。虽然农民工代表和农民代表的比例一直在提高，但其在代表中的比例与其群体的人数相比，还是过于弱小，他们的声音常常被那些掌握着话语权的人的声音所淹没。还有这些弱者：老人、孩子、失能者、残疾者、边远山区一辈子走不出大山的人，他们很少能在两会上发出自己的声音。
我还关注到另一个人群，他们实际上也是这个社会的沉默者。就是官员群体，这个群体看似强大，也拥有话语权，整天在各种场合发言，说的话比谁都多。但实际上，他们也是无声者。很多时候，他们面对的总是有情绪的网络舆情，他们不敢说真话。在很多议题上，似乎已经形成了很多不证自明的“政治正确”，比如要取消官员的公车，要破除官员的特权，要削减官员的福利——大家都这么以为，以至于他们中的一些人，面对媒体时要么保持沉默，要么喊一通豪言壮语。
可是，他们真的这么想的吗？很多官员在酒桌上聊的话，跟在面对镜头采访时讲的话，并不一样。有的官员常说的一句话是：这不是采访，咱们就随便聊聊，你千万别写到报纸上去。他们对舆论有一种恐惧，担心说真话后会被拍死——实际上已有不少被拍残的前车之鉴。情绪化的民意，似乎在逼着官员不能讲真话，讲真话可能受到可怕的惩罚。
所以，两会这个舆论场上，应该倾听那些沉默者的声音。（曹林）
——据《中国青年报》3月8日
对伍皓们的“微改革”多些宽容
由于公开“专车”车牌号引来质疑，云南红河州委常委、宣传部长伍皓撰写长文回应质疑，称质疑是“鸡蛋里挑骨头”，自己的做法是“微改革”，并为“微改革”不被理解感到委屈。
从目前舆论的质疑看，这并没有超出正常监督的范畴。事实上，借助舆论监督的力量，可将该问题深入推进，从反对公车私用，到取消不合规定的滥配公车。
同时，当事人对舆论质疑的反应，也折射出一些问题：其一，其他观望者的冷眼旁观，甚至制造“阻力”，让其推行的改革遭遇麻烦，无疾而终。其二，如何切割改革者此前存在的各种问题，在现实环境中，他们自身也会有不完善，甚至错误之处，这会成为反对者批评的靶子。其三，改革者如何将改革深入推进。改革的问题，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这可能造成两种走向，一是由于问题复杂，不少人望而却步，行百步者半九十；二是逐步推进，打破制约的一个个环节，实现改革的全面成功。
对于这三方面的问题，改革者和社会舆论要有正确的理解。就改革者而言，应该意识到改革必定触及既得利益，不能指望一路掌声——改革的本质就是权力、利益的重新配置。同时，也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不能虎头蛇尾，否则，在涉及改革的关键环节就打退堂鼓，这样的改革就会被质疑为“作秀”。
就舆论监督而言，则应该看到此类改革的难能可贵，要对改革者的精神给予支持，但支持也必须有原则。基本的原则有二：一是辨识改革的“真伪”，不能被打着改革旗号的“伪改革”和“反改革”忽悠，监督改革者走正确的方向。近年来，以改革之名行反改革之实的事并不鲜见。二是分清个体和制度的责任，明晰改革者所能承受之轻与重。不能把制度问题全部推给个体，更不能把解决问题的责任，全划到个体的名下。这才会形成自下而上的努力、舆论的参与以及自下而上改革的三方互动。
如果过分苛责，就把相关的制度责任推给个体了，是“伍皓们”无法承受之重。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中，确实可能如伍皓所说，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改革，而是安于现状，自下而上的改革力量也被消解。这是所有关注改革、发展的舆论，需要注意的方面。（熊丙奇）
——据《广州日报》2月18日
别让“国家秘密”漠视生命尊严
北京律师董正伟向环保部申请公开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方法和数据信息，据法制日报报道，近日，环保部以“国家秘密”为由拒绝公开。遁词登场，引发无数唏嘘之余，亦加剧了民众想象。或正因为数据被归入国家秘密，土地污染话题所带来的生存危机感，从未像这两天如此明显。
土地污染关系重大，调查数据直观呈现污染现状，本可藉此从长计议，提出应对之策。当前环保部对数据秘而不宣，民众无从知晓污染现状，亦缺乏土地污染防治常识，于“环境敏感期”的中国社会而言，这是一个遗憾，无疑也会助长民众的焦虑情绪。
两年前，由环保部发起的我国有史以来最大、最全面的土壤污染调查得以完成，尽管有官员曾承诺，一旦结果出来将第一时间向新闻媒体公布，然而时至今日，民众对土地污染的了解仍仅限于零星的新闻报道。土地污染数据信息关系普通民众的生存，让民众知晓污染状况，是为满足公众的知情需要，另外从功利的角度看，适当的公开显然亦是治理的必要前提。鉴于此，环保部难免要经受考问。
数据信息何以成为国家秘密，一种解读认为，土壤污染数据确实较为敏感，可能会引起一些社会问题，然而，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的一次采访中，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指导组专家、广东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研究员万洪富也曾对数据迟迟不公开感到疑惑，并表示，“结果其实没有那么恐怖，不明白为什么不能公开”。
数据信息不及时公开，势必加剧舆论的灰色想象，@人民日报质疑颇具代表性：“是涉及秘密不便公开，还是担心引起不满不敢公开？”事实上，从有限的数据来看，也印证了当前的焦虑，中国作为全球土壤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环保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早在2006年，据不完全调查，中国受污染的耕地就约有1.5亿亩，占18亿亩耕地的8.3%。土地污染直接影响粮食生产，国土资源部曾公开表示，中国每年有1200万吨粮食遭到重金属污染，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亿元。
尽管有数据支持，但因为土地污染自身的特殊性——它和空气、水污染不一样，是以一种看不见的方式来进行。有媒体调侃：“水和空气对土壤说，我们都招了，你还装什么蒜？”事实上正道出了土地污染被忽视的深层次原因。民众对土地污染的感知，多依赖于突发的重金属污染事故，以及那些骇人听闻但相距遥远的癌症村。由于专业知识的缺乏，普通民众对来自脚下土地的危险往往一无所知，也正因为如此，对土地污染更应提高警惕。
局部的突发事故和普遍的公共危机大不相同，如此看来，环保部拒绝公开数据信息又有了另外一种考虑，全面的土地污染数据信息一旦公开，无疑让土地污染这一曾经作为“他们的遭遇”变成“大家的危机”，继而成为突出的公共议题。过去，用区域的眼光看待土地污染，解决问题的努力难免会和经济发展产生冲突，由此遭遇的利益牵绊可见一斑。当然，当土地污染成为一种公共危机，它仍将遭遇各种利益牵绊，比如有专家就提及，土地污染涉及中国出口的农产品安全问题。然而，当无数胆战心惊地活着的人对危机感同身受的时候，也将是一个片面追求经济发展的社会改过自新的时候，彼时，开展治理的呼声必然会压倒狭隘的发展诉求。
赘言土地污染涉及公共利益，民众知情权的重要性，摆在眼前的是对土地污染的认识和治理问题。恰如新华社评论所言，“公开与否改变不了污染状况，但官民共同努力治污方是上策。”早在2011年底，国务院印发了《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土壤污染问题被列入四项“突出环境问题”之中。合作治理的前提是对问题信息的适当呈现，如果土地污染数据一概被视为国家秘密，那么问题也必将以国家秘密的方式存在，长此以往，不仅是对公民权益也将是对生命尊严的漠视。（《南方都市报》社论）
——据《南方都市报》2月26日
记住，冷漠的权力是可以杀人的
前方4公里处高速公路出口就是目的地，退后500米就是高速公路服务区，然而，湖南司机陈海波的生命出口被不可思议地堵住了。2月20日，陈海波驾驶客车带人前往山西，当晚9时30分到达山西旧关收费站时被拦截，根据山西省规定，晚上8时至凌晨6时禁止7座以上客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他们一再央求高速交警，要么让他们前行4公里下高速，要么让他们返回服务区休息，但均遭到拒绝。陈海波只好让车上人员步行至阳泉市一家宾馆休息，自己则留在车上照看行李和设备。21日中午，陈海波被发现死于车内，车内还有一个未熄灭的火炉。25日，山西高速交警一支队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陈海波的死亡原因疑为一氧化碳中毒。
陈海波可能是死于一氧化碳中毒，但中毒的原因显然是天寒地冻(旧关当天的气温为-7℃至-8℃)，他不得不在车内升火取暖，否则可能被冻死。前方4公里处就是陈海波一行的目的地，高速交警宁肯让一车人步行下高速，也不肯让他们的车辆前行半步——多么匪夷所思的悲剧，多么不可思议的执法，这些执法者眼里是没有“人”的，是不管执法对象死活的。
“晚上8时至凌晨6时禁止7座以上客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道理何在？为防止疲劳驾驶、保证行车安全，公安部曾要求凌晨2点到5点营运卧铺客车停车休息，而山西省不仅将这一规定扩大到所有7座以上客车，而且将禁行时间从3个小时延长至10个小时。看上去是为了更好地保证行车安全，其实是一种懒政，为了方便管理，为了避免承担责任，他们才不管一天禁行10小时会给人们出行带来怎样的不便，如果可以，他们恨不得全天24小时禁止客车上高速，这样就可彻底杜绝高速公路上发生客车事故，以彰显其政绩。
当莫名其妙的规定遇上机器人似的执法，“活人被尿憋死”的荒唐悲剧便难以避免。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禁行的目的是为了保证行车安全，而不是故意刁难司机。高速交警允许陈海波驾驶车辆到前方4公里处下高速，或者允许他们返回服务区休息，难道就违反了规定、损害了执法的尊严吗？但他们就是选择了机械性执法，甚至在故意刁难中体味着权力的快感。实际上，山西省虽然规定“晚上8时至凌晨6时禁止7座以上客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但同时规定，对于距离目的地2小时以内车程且晚12时前可以到达的，经交警进行安全检查登记后可予以放行。可是，这一变通措施被当事交警置之脑后，他们只管拦截车辆，而对于车辆停驶后一车人怎样办，对于留守车里的陈海波的死活，他们则一概不管不问。
在某种意义上，与其说陈海波死于一氧化碳中毒和天寒地冻，不如说他死于执法者的冷漠。据悉，这起事故引起山西省公安厅的高度重视，目前已组成调查组进行调查。希望他们不仅调查清楚当事交警的责任，而且借此反思高速公路相关禁行规定。禁行本是为了避免出事，但却导致司机冻死在高速公路上的荒唐悲剧，正是管理者自作聪明的懒政，让民众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这一幕还会重现吗？请执法者记住，冷漠是可以杀人的，尤其是当权力在你们手中时！（浦江潮）
——据《扬子晚报》2月27日
财经广角
官商关系的远近是一面镜子
“2013年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中国商务调查”日前发布，在接受调查的1214位中外企业高管中，有90%的高管认为，与中国政府搞好关系对其企业重要或者非常重要，中外企业的情况都一样。有53%的外企宣称，在中国为了维系关系投入的资源比在本国市场多。
这个调查结果并不出人意料。在我国一些地方，与政府关系的远近、与具体官员的亲疏，甚至可能决定一些民企的生死。就连做户外广告的小公司，有时也不得不请城管等部门的管理者吃饭，更莫说那些设有给官员送礼、陪官员吃喝的政府公关部的大企业了。请吃或送礼风之炽烈，让那些境外商人或跨国公司在惊讶困惑之余，也不得不入乡随俗。
出现这种怪象，很大程度上源于一些地方官商交织的经商环境，企业请吃送礼，官员用手中权力“还礼”，如给予政策倾斜、资金扶持或项目支持，或在违法违纪时网开一面等等。
去年6月《中国青年报》的一则报道中，香港贸发局一名内地业务拓展总监透露，“在香港做生意很简单，跟官员处好关系并没有用，他们也都害怕你跟他处关系，”在香港无论千万富翁还是穷小子，只要缴纳不到2000元并出示身份证，最快6天后新生意就可开张；除16.5%的利得税外再没任何税种。不擅应酬也并无大碍，“还不用请吃饭”。
在香港，公务员能够按章办事，没有权力寻租空间，是一种无惧、无偏、无私的经商环境；而商人与官员交往过密，双方不仅不能获得特殊照顾或好处，反倒可能引来麻烦。比如在上述报道中，香港一位高级公务员因要求政府项目承包商雇佣其家人而被罚款60万元；另一位产业署要员则因将物业管理合约批给其亲属拥有权益的公司而被判刑两年半。
由此观之，要想使一些地方的经商环境也单纯起来，减轻企业“与政府搞好关系”的成本，使他们轻松经商、踏实赚钱，必须制约和规范官员手中的权力。其实，相关的制度架构，内地都有，但监督和执行却往往打了折扣。
用于同政府打交道的各种非正常支出，使一些企业不堪重负。如果监督到位，能确保官员洁身自好、按章办事，而非用公权为个人谋私利，商人和企业家又何必想方设法“与政府搞好关系”呢？
“与政府搞好关系重要”折射出一些地方经商环境之殇。有论者指出，一个时代或国家，企业家的地位高低如何，只要看当企业家与政府官员在一起时，是站着的，还是坐着的，或是“跪”着的。
在商人、企业主与官员打交道时，清除非正常的关系成本，才能形成最具竞争力的市场。（何勇海）
——据《工人日报》2月27日
对美国货币政策的六大误读
近日最引人注目的财经新闻之一，是德国央行——全球第二大黄金储备国央行——突然宣布将从纽约美联储运回300吨黄金、从法国运回374吨黄金。尽管德国官方有好几个版本的解释，但我认为，无论从黄金的规模，还是决策的范围和时间来分析，德国此时这样的举动，反映出德国对美联储和其他央行的不信任，是德国这些年来对欧美货币宽松所产生的强烈反应——可以说是忍无可忍了。因为，欧美金融界都知道：“In Germany Debt Is Equal to Guilt”，意思是，对于德国人来说，借债好似犯罪，即使有再多的理由都是借口！
德国央行的举动，无疑在提醒我们，美国的货币政策不可能像许多人以为的会一直宽松下去，否则现在是运黄金回国，再继续下去，就是美国国债无人问津了。笔者认为，这些年来，大家对于美国的货币政策有很多的误读，挑几个最常见的谈一下。
1. 以为货币越宽松，企业就越肯花钱，从而降低失业率。但事实上，美国企业的现金持有量已破了历史纪录，就业问题已发展成结构性的问题。
2. 以为美国可以无限印钞（借债）。而事实上一旦走到一个节点，其主权评级就会相应下调，到时再发行国债的难度也将增大，那么靠借贷消费的美国经济也会更快进入通缩状态。因为低利率和QE恰恰会激发通缩，长久的低利率和通缩最终将会“形影不离”，像日本那样。
3. 以为低利率和QE会降低储蓄，逼出百姓的储蓄来消费。其实货币越宽松，百姓知道经济不稳定，就越担心工作的稳定性，更加不愿消费，这反而会刺激储蓄增长。于是，企业业绩随着销售减少而下滑，随即进入通缩循环。这类救市正可谓“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
4. 以为美国会长久肆无忌惮地超发美元。美元是全球储备货币，这是美国人“奋斗”了近一个世纪才获得的！储备货币给美国带来了无穷益处，而要保持储备货币地位，首先就是“信用”，而信用的首要基础就是“值钱”。美国会为了逞一时之快而随便印钞，最终伤及美元吗？
5. 以为美联储的QE是在开动印钞机稀释货币，以制造通胀来刺激经济。事实上，美联储这4次QE，再加上twist（扭曲操作），其M2（广义货币）并没有增加多少，由于美元和其他发达国家的货币一样，是“债务货币”，准确地说，这样的做法其实是“债务货币化”。所以，单美国国债就高达16.4万亿美元的天文数字；美联储的负债表也已高达3万亿美元！而这些债务是要偿还的，不会无缘无故地蒸发掉！
6. 以为货币宽松所引发的通胀会伤害穷人。其实，美国穷人属于月光族，没有存款，更没有资产，特别是那些靠救济的穷人，无论如何政府都会让他们吃饱穿暖。至于富人，原本就富了，无论从通胀中得益抑或财产缩水，只是账面上的数字而已。受通胀伤害最大的是中产阶级！
欧美日的货币宽松并不是线性增长，而是几何级数的增长。美国负债、货币宽松的临界点已经快到了，离游戏终结的那一天其实已不远了。难怪美联储前些日子提出，将在今年停止QE3；而奥巴马在第一任期最后的记者会上，就正在谈判的提高国债上限和减少联邦支出的问题明确宣称：美国决不是一个赖账的国家！美国不能再这样借债消费下去了……（陈思进）
——据《中国经济周刊》2月26日
文化教育
《资治通鉴》也是选官用人通鉴（上）
通观一部《资治通鉴》可以发现，司马光对选官用人问题给予了突出关注，并以“臣光曰”形式的议论，对中国古代的选官用人原则进行了高度的总结。这些原则是他站在治国理政高度上对用人之道的总结，是对历史的总结。
“德者，才之帅也”：只能以德统才，不可以才胜德
《资治通鉴》是以三家分晋开篇的，司马光为了论述其关于用人标准的理论，在叙述三家分晋的事件之后，追述了五十年前三家灭智伯之事，并由此引发了一段长篇的关于才德关系的议论。
原本是智家的势力最大，为什么没多长时间就被赵家消灭了呢？司马光通过鲜明的对比，用事实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认为，智伯之所以亡，关键是“才胜德也”，智氏在选接班人的时候，过于看重了才而忽略了德。司马光接着对才和德两个概念以及二者关系进行了定义，“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聪，是聪明睿智；察，是精明细致；强，是强大健壮；毅，是果敢坚毅。这些方面是由人的才所带来的品格，或者说是才的具体表现。而德所表现出来的，是一个人的正、直、中、和。这四个字在中国传统的人生哲学中有着特别丰富的内涵，也是司马光强调的用人标准的核心。正对应的是邪，强调的是纯正、正派、正大光明，它的反面是自私、贪求、歪门邪道；直对应的是曲，强调的是公道、合理、诚实不欺，它的反面是虚伪、狡猾、阴谋诡计；中对应的是偏，强调的是守常、折衷、不偏不倚，它的反面是多变、极端、厚此薄彼；和对应的是争，强调的是协调、均衡、和而不同，它的反面是狭隘、排他、你死我活。在司马光看来，才和德的高下轻重，昭然若揭。在二者关系中，只能以德统才，不可以才胜德。司马光接着按照才德之有无及其相胜关系，分人群为四等：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至于取人之术，则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
司马光出于现实感慨而发的这一番愤激之语，无疑将复杂的人性与才性做了过于简单化的处理。不过，德才兼备、以德统才，却一直是中国政治传统中选官用人原则的主流。
唐文宗太和八年，面对牛李党争的困局，唐文宗感叹“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在司马光看来，这是唐文宗在用人问题上的严重失误导致的，“朝廷有朋党，则人主当自咎，而不当以咎群臣也”。他批评唐文宗总想在臣僚之间搞平衡，发生争端的时候，不问对错，各打五十大板；或者明明知道对错，也不敢表明态度，支持正直公忠之士。
“先器识而后才艺”：推崇有担当意识和包容能力的人
在政治生活中，一个人的德还体现在器识上。一个具有担当意识和包容能力的人，才能真正称得上是“器识宏伟”。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特别强调器识。在记唐代儒将裴行俭去世时，司马光又追述其担任吏部侍郎时“有知人之鉴”，通过裴行俭对包括“初唐四杰”在内的几位年轻士子发展前途的判断并得到应验的事例，突出表达了“士之致远者，当先器识而后才艺”的观点。尽管裴行俭的所谓“知人之鉴”难免主观武断之嫌，甚至对“四杰”的这一段负面评价是否出自裴行俭也受到质疑，但司马光对裴行俭的称颂，以及对“先器识而后才艺”用人原则的推崇却是显而易见的。
司马光看重器识，还体现在他对唐玄宗朝被人们称为“伴食宰相”的卢怀慎的态度上。因为自己的同僚是被称为“救时之相”的姚崇，气场强大，才能突出，所以遇到事情，卢怀慎都推给姚崇去拿主意，只是每天和姚崇一起吃工作餐。司马光记此事为：“怀慎与崇同为相，自以才不及崇，每事推之，时人谓之伴食宰相”。接着就为卢怀慎辩解，“崇，唐之贤相，怀慎与之同心戮力，以济明皇太平之政，夫何罪哉！”司马光并不认为卢怀慎是吃饭不干事的宰相，而是有气度有容量的贤臣，是符合其“正直中和”标准的有德之人。他因此提出了同僚关系中的两种不良倾向，“夫不肖用事，为其僚者，爱身保禄而从之，不顾国家之安危，是诚罪人也。贤智用事，为其僚者，愚惑以乱其治，专固以分其权，媢嫉以毁其功，愎戾以窃其名，是亦罪人也”。
在司马光看来，实行集体宰相制的情况下，如果和心术不正、品行不端的同僚共事，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不顾国家安危、不讲原则地附和他，以维持一种表面的和谐，这种人是应该批判的罪人。如果和你同僚的是贤者智者，你非要与其一争高下，甚至不惜采取阴谋手段，对其进行扰乱、诋毁，以达到分其权、窃其名的目的，这同样也是历史的罪人。司马光为卢怀慎辩解，强调的是，谦退也是一种气量和器识，推功于贤智之人以维持一个团结协作的领导班子，而不是处处去出风头抢角色，因此而被人们不冷不热地讥讽一句“伴食宰相”，这也并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刘后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据《北京日报》3月18日
对年轻人少些吹毛求疵的皮相之论
新年刚过，各路媒体纷纷对过年期间出现的“不和谐现象”加以清算。大学生沉溺于手机和网络，疏离了亲情，甚至表现出某种社交不良的症候，成为媒体关注的一个焦点。许多专家也从各自所属学科出发，加以分析概括，对策如流，但坦率地说，其中不少皮相之论。
媒体和专家抓不住问题要害，是因为大家在评判今日大学生沉溺手机和网络现象时，多少犯了当年鲁迅笔下“九斤老太”的通病：每个时代几无例外，都会有前一辈埋汰后一辈，而且不满几乎都出自前一辈以自己的生活经验为标准，在后一辈身上看到“我们当年并非如此”。
在评判今天大学生“沉溺手机和网络”是否真的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病理现象之前，首先需要弄明白的是出问题的是“沉溺”本身，还是“沉溺于手机和网络”？不带偏见地说，“沉溺”在哪个时代或哪一代人身上都有。如果说大学生沉溺手机和网络，那今日为人父母者有很多沉溺在麻将上，疏忽了照看孩子的天职；工作不久的白领很多沉溺在包包之类的奢侈用品上，加班费都送给了品牌商家，省吃节用以致脸带菜色；更多的国人则沉溺在吃喝上，资源浪费巨大，污染环境严重，却还以“舌尖上的中国”自豪。这些“沉溺”同大学生沉溺手机和网络，在对个人或社会的不良影响上恐怕很难分出高下吧？
笔者如此阐述，并非为大学生沉溺手机和网络辩护，而只是想指出一点——沉溺本是人性的永恒，没必要拿手机和网络说事。
信息技术的爆炸性发展和应用是20世纪临近结束那段时间的现象，其受惠者首先是“80后”乃至“90后”，“沉溺”其中的当然也数这代人最多。而这一点恰恰构成前一辈埋汰后一辈的重要心理动因：既不是出生在信息技术发达的时段，没有形成对手机和网络的依赖，也缺乏学习和运用信息技术的动力和能力。带着那么点“酸葡萄”心理，随便对这一代技术幸运儿贴上个标签，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宣泄自己跟不上时代的“羡慕嫉妒恨”，这不正是鲁迅笔下的“九斤老太”情结吗？
因此，将“沉溺”归罪于手机和网络，是找错了对象。即便真像媒体所批评的，大学生不懂事，沉溺手机和网络之后对他人不那么在意，在亲友团聚时刻，也低头刷微博，弄得大家索然寡味，那也得细细分析。不是有媒体报道，今日年轻人连中国传统的亲属称谓体系都已搞不清楚，对长一辈的亲戚只知道称呼“叔叔、阿姨”了吗？亲属称谓的单一化不仅因为独生子女占多数之后，中国的亲属结构本身简单化了，而且说明亲属在个人生活中的重要性减弱了。以往，不同称谓背后是不同的权利义务配置。随着亲属重要性和亲密程度下降，过年团聚差不多就剩下象征性功能，大学生对此“不在意”即使不能算正常，至少也是可以理解的。
更有可能的是，在今日中国，对他人不在意几乎成了普遍现象。试想如果对他人在意，始终将他人置于主体地位来尊重，会有那么多不安全食品，那么多污水排放，那么多大排量私家车吗？今日要让人重新知道并实践“对他人在意”，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年轻人在其中成长和发展的社会环境，而绝非亲友团聚那一刻“不刷微博，不玩游戏”。
在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后一辈往往成为前一辈宣泄不良情绪的“出气口”，因为他们没有话语权，但也正因为如此，媒体“九斤老太”式的吹毛求疵，很难让年轻人就此改变自己。相反，继续刷微博、玩游戏，以故意表达“不在意”，可能成为他们的表态方式。年轻人固然存在种种不足，需要得到父辈帮助，但在如此对立之下，批评即便初衷良好，结果能良好吗？（顾骏）
——据《中国教育报》2月28日
美国“高考”给我们的启示
美国大学招生考试（Scholastic Assessment Test），俗称美国高考，简称SAT，我国翻译为“学术能力评估测试”。其自诞生后80余年来逐渐完善、声誉日隆。美国高考具体包括三科：数学、批判性阅读和写作。
与中国高考数学题目相比，美国高考侧重于五类题目：坐标几何题、数据理解题、排列组合题、数列数论题和级数集合题。这五类题型更多地要求学生具备准确地阅读理解题意，有强大周密的逻辑分析能力，迫切要求从数字计算能力提升到阅读理解和推演的逻辑思维能力。
同中国语文考试的“阅读理解”相比，批判性阅读多了一种重要题型即“比较和评价论点”（comparing and valuating）题型，这类题目要求学生剥离表象、探求文章的“前提假设”并且对比和判断不同作者的观点，强调从联系中作出批判性的独立评论。
与中国语文考试的“作文”相比，美国作文作为学术性文体，有别于偏重“客观再现”的记叙文、说明文、写景文，而更注重心灵深处思维能量的充分释放；Essay甚至也不同于应试型的论说文，更强调独立见解、缜密论证和逻辑论证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创新思辨力。
美国高考的理念和操作对我国教育及其考试评价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一是从教育评价观来看，高考应该考察孩子的创新意识。长期以来，人的机械记忆力、同质化思想力和公共表达力是教育评价的三大传统指标。而美国高考所预设的考试目标和科目体现出来的“学术教育”理念，是超越考试结构和题型的核心价值所在。所有科目均高扬思维领先、技巧次之、表达至上、杜绝复制的核心精神。因此，亟须撬转教育评价观的价值向度，由适应“过去时”转到挑战充满风险的“未来时”，从而赋予教育和高考深厚的创新性思想底蕴。
二是从人才标准观来看，高考应当考察孩子的个性特色。美国高考既不苛求学科知识体系的“全面”，也不奉既成结论为圭臬，但求思想锐意出新、推断突破常规、表达不拘一格。其本质就是：以自由思维为导向、以学术创新为精髓、以独立人格为根基。这样考试的结果不仅要使每位学生趋近传统意义上专业领域的人才，更应成为获得和谐完整内涵的个人。以此适应目光高远、思维深刻、追求创新和鼓励自由现代公民的人才培育目标。
三是从考试命题观来看，高考考察孩子的缜密思辨。美国高考不同于普通淘汰式选拔考试，而是依据美国大学的学术理念与要求来评价并推荐，旨在考量学生进入大学学习时所应具备的关键素养，如运用所掌握知识来发现、分析和化解问题的学术能力。其题型特征在于尊重基本规范而更引领卓越发展。无论是隶属“自然科学”范畴的数学，或者是归属“人文社会科学”的批判性阅读和Essay学术写作，都推崇逻辑推断、独立思考、自由评论和缜密表达。
美国高考引导考生学会主动质疑、学会独立评判、学会逻辑推断。这给予我们深刻启发。说得更长远一些，中国高考命题的战略取向应当是培植学生缜密、深刻和创新的能力，从而唤醒学生思想的自觉意识、养成思想的自主习惯、砥砺思想的卓越品质和炼就思想的创新能力。（任国征）
——据《学习时报》2月26日
观点·信息
管住报销就能管住“公款吃喝”
不久前，中央提出“八项规定”，发出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号召，让公款吃喝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遏制。不过，一些地方阳奉阴违，暗渡陈仓，把吃喝“阵地”转到隐蔽的私人会所和私家菜馆。公款吃喝不管躲到哪里，不管以怎样的名目，到最后都还是要拿出发票进行报销的。财务制度是堵住公款吃喝的一道最重要关口。在中国，治理公款吃喝，制度方面还有太多可以完善的空间，如财务报销的制度关卡设定和相关审计制度的完善与执行。治理“舌尖上腐败”也只有真正实现制度化，才能取得真正的成效。（单士兵/据《新京报》3月4日）
奶粉问题的要害是问责不够
在奶粉问题上，与其苛责那些从香港购买奶粉的“水客”，与其限制消费者在网上购买奶粉的权利，不如认真考虑考虑监管者的问责。恢复对国产奶粉的信心，最重要的不是恢复对国产奶企的信心，而是恢复对监管的信心。如果市场得到有效和有力的监管，能够保证诚实经营的好企业不必与坏企业同流合污也能生存下去并生活得更好，市场自身就能够进行优胜劣汰，良币驱逐劣币。有了这样的保障，并且我们对于这种保障充满信心，再多的坏企业也不怕，因为好的机制能够将其逼成好企业。如果相反，政府监管并不能做到这样的保障，市场就会形成逆淘汰，好企业得不到赏识，甚至被迫同流合污，坏企业受不到惩罚，隔三差五地出个问题也岿然不动。那么，消费者既然无法选择，也无法分辨，那就只好消极地用脚投票，对整个行业和企业说不。如果不能解决政府部门的问责，就是搞成大部制，也还是解决不了奶粉问题。（韩哲/据《北京商报》3月4日）
“农民工结临时夫妻”
不仅是道德问题
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新闻中心3月10日举行“一线工人农民代表谈履职”主题记者会，邀请6位全国人大代表答记者问。安徽代表团的刘丽代表直言，因长久分居，城市农民工中已大量出现“打工潮下结成临时夫妻”的情况。“农民工结临时夫妻”最主要的不在于道德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如果农民工有相应的居住场所，有一定的经济条件，孩子能有地方读书，或者他们有足够的假期探亲，他们中的大多数恐怕会选择跟自己的丈夫、妻子和孩子在一起，而不是选择与他人结成“临时夫妻”。刘丽说，“解决了住房问题就能解决夫妻分居问题”，她建议，一是降低城市保障性住房的申请标准，让农民工也能住进保障房；二是由政府租赁城里人的多余住房，然后再收取一定税收，以税后房租返租给农民工。我觉得值得我们各地的政府好好考虑，不仅从住房问题上考虑，还要从户籍、教育等多个方面考虑。任何一个地方出现大量的农民工“临时夫妻”，就是那个地方的耻辱。(杨涛/据《北京青年报》3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