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要目

中央治港思维的最新阐释/强世功
　　就在香港因为行政长官普选陷入激烈争论之际，中央政府第一次就“一国两制”在香港落实发表了白皮书《“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
不要误读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关系/王长江
强调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绝不是叫停人民民主，恰恰相反，它强调的是加快发展党内民主的紧迫性。
“官不聊生”之说错在哪/《人民日报》评论部
    “为官不易”的形成，恰恰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常态；“为官不易”的感叹，则对应着以往“为官太易”的扭曲。
中国要有战略定力/张仕荣
    中国只要坚持“韬光养晦”，对美国在非原则问题上有退有让，以柔克刚，同时宣示坚决捍卫国家核心利益，强调对话，加强沟通，尽管中美之间会有波折，但是稳定化、非对抗化将成为常态。
 

目录

民主法治
中央治港思维的最新阐释/强世功
不要误读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关系/王长江
党纪严于国法，党纪不可“抵”国法/周常武
官德官范
“官不聊生”之说错在哪/《人民日报》评论部
官员挺身换人质，当赞亦当思/《南方都市报》社论
认清领导干部社交的特殊性/邹平茂
领导干部应该具备的基本道德素质/周银超
治理反思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难在哪？/钟笃粮
让老人相继自杀的殡葬改革是一种恶/洪巧俊
国际观察
中国要有战略定力/张仕荣
乌克兰乱局的几点启示/高飞

 
民主法治
中央治港思维的最新阐释

　　就在香港因为行政长官普选陷入激烈争论之际，中央政府第一次就“一国两制”在香港落实发表了白皮书《“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作为官方的正式文件，一方面系统总结中央治港的方针政策及其理论基础，另一方面系统总结“一国两制”在香港落实的经验及面临的问题。
　　中央在这个时候就香港问题发表白皮书，既有现实考虑，也有长远打算。就现实考虑而言，显然是目前争论最激烈的行政长官普选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白皮书明确提出，“行政长官和立法会普选制度必须符合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符合香港实际，兼顾社会各阶层利益，体现均衡参与的原则，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特别是要符合香港特别行政区作为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的地方行政区域的法律地位，符合香港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的规定，经普选产生的行政长官人选必须是爱国爱港人士。”为此，白皮书重申了“港人治港是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并明确表示“爱国者治港也是具有法律依据的”。
　　就长远考虑而言，白皮书进一步总结并强化了中央治港的理论基础。一方面白皮书特别强调中央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以往人们对主权的理解多集中于外交、国防，按照这种理解，香港不少人主张除了外交、国防，中央在香港行使主权就在干预香港事务，以至于基本法规定了人大释法，但香港却有人反对人大释法，认为释法是破坏香港法治。白皮书在强调中央在香港实行主权的同时，对主权权力进行细化，特别提出“全面管治权”这个概念，表明中央依照基本法对香港拥有更多的权力，包括对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的任命、行政长官对中央述职、指导特区政府施政等，都属于管治权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白皮书特别强调香港宪制的最终基础乃是中国宪法。香港社会普遍认为，基本法是香港的宪制性法律，是香港的最高法律，同时将基本法的依据诉诸中英联合声明，主张基本法是这个国际条约的法律化。针对这种流行的理解，白皮书特别强调指出，基本法的依据是中国宪法。为此，白皮书不仅指出联合声明签署之前新宪法第31条的规定，并详细列举中央公布的十二条对港方针，而且明确指出“中国宪法和香港基本法构成了香港的宪制基础”。这显然是指香港的宪制地位包括宪法，基本法必须放在中国宪法框架内，是中国宪法框架里确立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制度。这就把基本法和宪法的关系，把香港特区与国家整个宪政体制的关系讲清楚了。
　　“一国两制”乃是全新的事业，在实践中必然面临许多问题，需要在实践中加以总结。白皮书最后一部分将当前面临的问题总结为五个方面，但核心在于处理好“一国”和“两制”的关系。“一国”是“两制”的前提。中国是单一制国家，香港的高度自治源于中央授权。因此，“两制”的关系要始终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尊重国家实行的根本制度以及其他制度和原则。只要坚持这个根本原则，那么“一国两制”中面临的问题就可以在沟通和协商的基础上，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强世功/北京大学港澳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6月11日

不要误读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关系

党内民主是党的建设的重要课题。党的十六大报告首次将“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写入党代会报告，将党内民主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十七大和十八大报告中，这一表述不仅被继续沿用，而且只字未改，表明了我们党发展党内民主的坚定决心。
我们重视党内民主，不仅仅是因为党内民主对党自身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还因为，我们期待着党内民主在推进整个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大力发展党内民主，一直被看做是推进我国民主有序发展的一条可靠途径。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强调，党内民主对人民民主起示范性作用，要以党内民主带动和促进人民民主。就是说，我们要利用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互动，来推动整个民主的发展。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极好思路。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在语意上是明确的，对于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关系，目前却存在一些误读。一些学者认为，“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是为民主的发展规定了一个先后次序，即应该先发展党内民主，然后再发展人民民主。甚至有人认为，提出“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本身就是对前一阶段发展民主错误思路的修正。在他们看来，前一阶段，先发展人民民主，在人口素质最低的农村先搞“村民自治”，结果诸如贿选、家族统治和黑恶势力控制选举这样的负面现象层出不穷。现在应该改变这种状况，先发展党内民主。按照这种观点，似乎我们应该让人民民主停一停、缓一缓，人民民主应让位于党内民主，似乎党内民主不推进，人民民主就不应予以鼓励和支持。这是对党内民主的极大误解。
人民民主，或曰社会民主，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人们之所以会有民主诉求，归根结底是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本能。市场经济以明晰的产权保护为前提，承认人的独立利益，于是，人们就有了维护自身利益的正当性。这种正当诉求延伸到对公权力的要求，便是我们所说的民主诉求。所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管掌权者愿意不愿意，民主发展都是不可阻挡的大趋势。也正因为此，客观地说，对搞不搞民主，任何政党都没有决定权。
但是，在民主有序发展还是无序发展的问题上，我们是可以做出选择的。当民主大潮到来之时，如果有所准备，就可以引导民主的发展；如果缺乏对民主政治必然性的认识，没有任何准备，民主就可能进入一种无序发展乃至失控状态。发展执政党的党内民主，就是推进有序民主的最现实途径。显而易见，在党内民主得到长足发展的情况下，人民民主的发展等于有了一个可资效法的样板。社会上日益增长的民主诉求不会停下来等待党内民主。党内民主若落后于人民民主，人民民主就会对党内民主形成一种倒逼之势。可见，强调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绝不是叫停人民民主，而是恰恰相反，它强调的是加快发展党内民主的紧迫性。误读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关系，可能会使我们对发展党内民主缺乏紧迫感，对民众日益增长的民主诉求不敏感、不在意，甚至会自觉不自觉地阻碍人民民主的发展，这是很危险的。
我们应怀着强烈的责任意识看待执政党的党内民主问题，站在政治发展的高度来认识和思考党内民主的发展。党内民主绝不只是党自己的事情。党内民主的发展关系到整个政治体制的改革及其成败，关系到党能不能胜任引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重任。党内民主发展不足，会同时给民主政治的发展和党自身的发展带来消极影响。既然我们期望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是由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主导的、有序的民主政治，期望以党内民主带动和促进人民民主的发展，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那么，加快发展党内民主就是我们的不二选择。加紧对党内民主进行顶层设计，系统梳理党内民主发展的基本思路，打破制约党内民主发展的各种“瓶颈”，应当成为我们的当务之急。（王长江/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
——据《中国党政干部论坛》6月17日

党纪严于国法，党纪不可“抵”国法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原副总经理戴春宁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在违纪情况的通报中，出现戴春宁“与他人通奸”的说法。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就此刊文指出，我国刑法及相关法律没有对通奸作出定罪规定，但在党纪中有对通奸的惩戒规定，由此可见党纪与国法的关系——党纪严于国法，国法是每个公民必须遵守的，党员和党员干部不同于普通群众，不仅要遵守国法，更要遵守党纪。
党纪是约束党员和党员干部的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法规存在一定的区别。由于对党员和党员干部的要求应当高于普通群众，所以党纪的约束力应当强于国法，“党纪严于国法”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以通奸为例，通奸属于违反社会道德的行为，一般情况下没有达到违反法律和触犯刑法，如果是普通群众与人通奸，除受到社会舆论谴责外，不会被追究法律责任和刑事责任；如果是党员和党员干部与人通奸，虽然不会被追究法律责任和刑事责任，但却要受到党纪处分，处分级别从警告、严重警告到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不等。党员、党员干部和普通群众的社会角色不同，各自承担的约束和责任有所不同，因同样的违反道德行为，各自受到的惩处也不相同，这不是不公平，而是在更高层面上体现了更大的公平。
党纪严于国法，但党纪处分与国法惩处属于不同的性质，对两者的区别应有正确认识。党员和党员干部出了问题，按程序应当是先受党纪处分，再看是否要追究法律责任和刑事责任。值得注意的是，现实中，有人利用这种程序上的“便利”，对党员和党员干部予以党纪处分，造成已经对其“严肃处理”的印象，然后就此止步，不了了之。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近年来各地屡屡曝出官员利用职权让子女、亲戚“吃空饷”的丑闻，结果大都是官员受到党内警告、严重警告等党纪处分。其实“吃空饷”无异于骗取、侵吞国家资金，已不是一般的违法行为，而是涉嫌犯罪，涉事党员干部首先自当受到党纪处分，接下来还应当受到国法惩处，被追究法律责任和刑事责任，但他们往往只是受到党纪处分就了事，如此“以党纪抵国法”是十分错误的。
党纪严于国法，党纪处分不能代替国法惩处，这个原则正在成为一种广泛的社会共识。上个月，江西抚州市南城县常务副县长曹志刚、县纪委副书记席新国等5名官员参与赌博被查处。最初，抚州市纪委发布消息称，曹志刚等5名官员分别受到党内警告、严重警告和免职处分（免职属于行政处分，性质类似于党纪处分，不同于法律处罚），同时参赌的3名社会人员被移交公安机关处理。同是参与赌博，党员干部只是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社会人员则要受法律惩处，两者“待遇”如此不同，引来巨大的舆论质疑。两天之后，抚州市纪委再次发布消息，称“曹志刚等5名干部也已经被移送公安机关”。不难推知，正是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当地纪委才采取补救措施，纠正了以党纪处分“抵”国法惩处的错误做法。
党员和党员干部出了问题，该受党纪处分就要受党纪处分，该受国法惩处就要受国法惩处，该两者同时领受的就要同时领受，不能有丝毫含糊，不能有比价抵扣。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党纪严于国法的要求，体现党员和党员干部相对普通群众的先进性。（周常武）
——据《北京青年报》6月8日

官德官范
“官不聊生”之说错在哪

没了公款吃请，没了储值卡消费，吃粽子得自己买——对置身“体制内”的一些干部而言，刚刚过去的端午节，意味着又一次在“寡淡”中体会“清新”。
自八项规定以来，这种转变日渐成为“新常态”。许多干部也由此卸下了包袱，不用再为坚持原则苦恼，关系简单了、环境单纯了、心态轻松了。但也有一种不同声音，认为福利减少了、行动不自由了，当公务员“越来越没意思了”，甚至产生“官不聊生”的牢骚。
古人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不能坐好车了，不敢上酒店了，连办公室也要挤一挤了，这确实让一些干部不那么适应。用权的紧箍咒多了，违规的成本变高了，“摊上事儿”的风险加大了，也确实让一些人觉得“为官不易”。
然而，规范干部“吃、住、行、游”的桩桩件件，哪一项管得过分、管得过度了？用公款送年货节礼，应该吗？公款吃喝奢侈浪费，不该管吗？铺张挥霍、劳民伤财，能行吗？转作风的各种要求，不过是让领导干部守住底线、坚持原则、不要违法乱纪而已，还不到“为官不易”的程度，更没到“官不聊生”的地步。
有干部“吐槽”：干得挺多、挣得太少，没有点额外收入，不来点体外循环，拉不开栓。平心而论，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公务员工资也应该水涨船高。然而，“工资低”的抱怨，并不能成为灰色收入、隐性福利的借口。还要看到，取缔不合理收入，恰恰是增加合理收入的第一步。只有工资和收入统一了、规范了、透明了，给公务员涨工资才会得到社会的理解。
相比于“低收入”焦虑，一些人“官不聊生”的慨叹，还在于“高风险”用权。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雷日科夫引用过一句名言：“权力应当成为一种负担。当它是负担时就会稳如泰山，而当权力变成一种乐趣时，那么一切也就完了。”在任何时候，权力都是一把双刃剑，如何使用、用之何处，最能体现执政者的追求。
从这个角度，“为官不易”的形成，恰恰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常态；“为官不易”的感叹，则对应着以往“为官太易”的扭曲。说白了，正是因为在思想观念、行为习惯、工作作风上缺乏足够的束缚，让一些人对不正之风习以为常，误以为这就是“当官”的应有状态。
为官发财，应当两道。习近平同志多次告诫领导干部：“如果觉得当干部不合算，可以辞职去经商搞实业，但千万不要既想当官又想发财。”“心正心灵，则业勤业精”。公职人员之所以是特殊群体，就在于其是“公共人”，而不是“经济人”。斤斤计较于物质利益、苦心孤诣于一己之私，根本不适合进入公职人员队伍。不从思想上解决好入党为什么、当官做什么、身后留什么的问题，不具有当领导干部的起码素质。
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从古到今，为官者的价值都承载于奉公为民上，体现在民意口碑中。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襟，郑板桥“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的追求，焦裕禄“我们当干部是为人民服务的，不能讲究吃穿，应该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的情怀，至今令人感佩、给人启迪。找准了自身定位，明确了价值所在，学会在约束中工作，习惯在监督下干事，我们摆脱的是名缰利锁的束缚，赢得的是有理想有价值的人生。(《人民日报》评论部)
——据《人民日报》6月4日

官员挺身换人质，当赞亦当思

一桩非同寻常的劫持人质案，引来外界热切关注，6月10日，湖北潜江某乡村小学被当地一社会人士闯入，持刀及疑似爆炸物劫持一名教师及数十名学生，在此过程中出现了教师说服劫匪释放学生，以及当地乡镇干部王林华挺身而出替换人质的情节，公众为之动容。同日傍晚，中纪委监察部官网亦登载了这位基层纪检官员王林华的照片与事迹。
“最美基层干部”的赞誉，对于当事人而言，非其所能提前预知，突发危急事件中的本能抉择，越发让人感受到个人品质、职业素养、责任与担当的可贵，这也是公众对此细节倍加推崇、赞誉有加的原因所在。“这是干部该做的事”，事后接受媒体采访的这句话，确实朴素，在当时那样的危急关头，能有这样的果敢选择，配得上随之而来的诸种殊荣。
相较之下，同样在突发危险中保持镇静，从凶险中救出数十名学生的那位女老师，可能得到的关注要少一些，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舆论对老师事迹的冷遇。个中原因或许在于，公众对于官员和教师这两种社会角色的评价与期待，存在不同的预期。尽管，对于社会公共事件而言，不论什么样的社会身份，能在危急关头做勇敢、决绝的选择，护持公共安危与利益，都值得称道、致敬。
官员挺身而出替换人质所赢得的“额外掌声”，从一个侧面或许也能看出，长期以来，公职人员所收获的社会评价与期待并不高，也是事实。在此背景下，官员这一挺身护民的举动，所得到的赞誉，在为同一职业身份的人群树立正面榜样。该做什么，该怎么做，对官员职业伦理、职业精神的教育，不仅应当有贪腐大案的警示，同时也不应缺少这种正向的示范。要告诉公职人员，为官一地，即便在同样的制度环境之下，依然是有选择的。
一起官员挺身换人质的案例，精神与行为都配得上赞誉，与此同时，需要强调的是，对事件中凸显的正能量的褒扬，与对事件发生原因、矛盾产生根源的追问之间，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对事件调查与追责的讨论并不意味着在给暴力侵害他人的刑事犯罪行为找理由、做辩解，更不是什么杂音。此次事件以劫匪被击毙告终，媒体所梳理出的诸多案件细节、所做的事件溯源，同样有重要价值。据《新京报》报道，劫匪以身犯险，缘由或在于和当地村干部的矛盾，而此次挺身换人质的乡镇干部，此前便曾参与对其的接访，挺身而出的心理中也有“能说服他”的准备。曾当过兵的六旬老人，与村干部因琐事产生的矛盾，是如何激化至此的？或者说在此前的基层工作过程中，是否有缓解纠纷、化解矛盾的可能性与机会？嫌疑人张泽清曾多次扬言要报复社会，并且因此“被列入了潜江市防控名单”，在提醒各单位注意“防控”的同时，可曾有过更多调查了解问题所在、寻求矛盾和平解决的努力？
“因征地补偿款和宅基地划拨的问题，经常找村支书说理”，“后来可能因为村支书烦了，找人把他给打了一顿”，如此粗暴的基层治理范式，需要在严重刑事案件之外得到更多反思与追问的机会。基层民众的生计、诉求在一开始就应得到更好维护，纠纷在萌芽时尽可能被化解。谴责针对无辜平民的刑事犯罪活动，并运用国家暴力手段为这样的行为敲警钟，这与追问和反思问题的根源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矛盾。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是一种社会生活的理想状态，这并不意味着没有纠纷与矛盾产生，而是纠纷与矛盾能有更多和平化解的机会、平台与可能。（《南方都市报》社论）
——据《南方都市报》6月12日

认清领导干部社交的特殊性

荀子曰：“人生不能无群。”领导干部作为社会生活中的人，自然也不会例外。但是，由于领导干部身份等特殊，不可能与普通人一样进行社会交往。换言之，领导干部只有充分认识并把握自身的特殊性，才能排除因为社会交往给自己带来不应有的干扰、麻烦，乃至不良后果。
领导干部社会交往有哪些特殊性？首先是身份特殊。领导干部是权力的载体，是权力的支配者和运用者。领导干部在社会交往中，不免会有人企图利用其权力谋取私利。这就决定了领导干部在社会交往中一定要注意不能掺入权力因素。现实中有些人千方百计地接近领导干部、巴结讨好领导干部，请领导干部吃饭，给领导干部送钱送物，其实质都不过是借领导干部权力获利。而有的领导干部为利益所诱，“私交”“公交”不分，甚至借助特殊身份与各种人交往，结果在权力与利益互换中栽了跟头。因此，领导干部必须懂得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它只能用来为民办事，而不能成为营私的工具，要在社会交往中做到有所选择，交可交之人、应交之人、有益于己之人，避免交不走正道之人、对权力有所图之人。
其次是形象特殊。领导干部一定程度上也是公众人物，其一言一行在群众中起着道德示范作用，领导干部社会交往的选择和交往方式，常常为人们所关注。这就要求领导干部要把自身形象当成是党的形象的一部分，当成干部队伍形象的一部分，时刻想到为党和军队以及干部队伍形象添彩。也正因为有着这一特殊要求，领导干部社交活动应尽量远离三教九流，做到不该交的人不交，不该去的地方不去，不该做的事不做，努力在广大群众中获得好的评价。现实生活中有的领导干部形象比较差，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社会交往不当，比如有的交一帮酒肉朋友，彼此称兄道弟，说话信口雌黄，不该去的场合照去不误，不该要的钱物照拿不误。诸如此类显然有损一个领导干部的形象。
其三是时间精力特殊。领导干部不仅要对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工作进行调研、谋划和决策，还要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帮助群众解决困难。应该说一个称职的领导干部的时间是很紧张的，没有太多的闲暇进行社会交往。焦裕禄就是这样的领导干部，熟悉他的人都说，看不出他哪天是工作日、哪天是星期日,也分不出他每天是从几时开始工作,几时休息。可见，做一名称职的领导干部，必然把时间和精力都用在工作上。同时，在当今社会如此快速发展的环境下，领导干部还必须挤出时间学习科学理论和现代知识，不断提高领导工作能力。所有这些，都决定了领导干部不可能像普通人一样出入于酒肆之中，沉湎于茶楼之间。如果说，一个领导干部可以成天泡在和朋友的高谈阔论中，那么，他一定不会是称职的领导干部。
有人说，每个人的社会交往都应当是自由的。从普遍意义上讲应该这样，但对于领导干部特别是军队领导干部而言，并不可能和所有人一样，我们具有某种身份，掌握某种权力，获得某种待遇，就必须接受相应的约束。这既是规则，也是公理，不因为身份主体的改变而改变。因此，领导干部在社会交往中，既要以政治纪律、组织纪律来严格要求自己，又要以职业道德、职业规范来约束自己，充分考虑到自己的职务身份、手中权力和公众形象。可以说，领导干部把社会交往问题处理好了，不仅能更好体现党性要求，有利于开展工作，而且也会使自己不犯和少犯错误。（邹平茂）
——《解放军报》6月13日

领导干部应该具备的基本道德素质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党的领导干部要“加强道德修养”，要“讲党性、重品行、做表率”。道德素质要求已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加强党的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的基本要求。各行业各领域的领导干部，他们都有自己的七情六欲、喜怒哀乐、个性特征和思维特征。对他们道德上的要求，应循序渐进地进行道德提升，最后形成有益的个性与高尚的德行有机结合、相互助益的效果。为此，应避免领导干部道德素质要求绝对化的倾向，更多地向领导干部提一些既符合基本伦理规范，同时又不失人伦常理的道德要求，积极塑造领导干部的基本道德素质。
尊重。德国哲学家康德认为，尊重他人是我们的责任，这意味着把他人视为目的而不是实现目的的手段。一个尊重他人特别是尊重下属的领导人，就能承认他人存在的独立性，认可他人的创造性，珍惜他人的体力和脑力劳动成果，同时能够给他人的建议和意见以足够的重视。尊重表现了领导干部对群众的情感和态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各类困难群众，领导干部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时刻把他们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关心他们的疾苦，千方百计帮助他们排忧解难”。只有尊重下属和群众的领导，才有得到下属和群众足够的尊重。
服务。邓小平同志说，什么是领导，领导就是服务。服务体现了领导活动的本质。领导活动本来就体现的是对公共权力的承担，对实现公共利益的追求，而领导干部只不过是公共职位的短期占据者和实现公共利益的代表者。201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广东时指出：“领导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必须牢记宗旨、牢记责任，自觉把权力行使的过程作为为人民服务的过程，自觉接受人民监督，做到为民用权、公正用权、依法用权、廉洁用权。”对于一个领导而言，其自身价值的最好体现，不在于其才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展示，而在于其利用才能多大程度上唤起了下属的干事热情，实现了领导目标，服务了人民群众。
公正。公正是人类的基本价值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到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作为公共职位的占据者和公共利益的代表者，领导干部必须对公正有充分而深刻的认识。在资源稀缺的条件下，在一个充分竞争的环境中，任何不公正都有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在利益分配上的不公正，可能导致严重的利益冲突；在职位提拔上的不公正，可能导致严重的吏治败坏；在惩罚奖励上的不公正，可能导致严重的激励机制的扭曲。公平地对待人和事，实际上是要求别人公正地对待和评价自己的前提。领导干部讲公正，就是要让想干事者有机会，能干事者有舞台，不让老实人吃亏，不让投机钻营者得利。
合作。在现代社会条件下，任何领导者都不可能脱离合作而开展活动，从本质上说，离开他人的合作，离开下属的配合，领导活动根本就构不成领导活动。这是领导活动区别于其他活动的根本所在。强调合作作为领导干部的基本素养，就是说，领导人要以合作的态度开展领导。不是强调“你配合我做什么”，而是强调“我们一起来做什么”；不是从形式上强调合作的必要性，而是从实质上认清合作之内在精神。作为领导干部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领导活动不过是整体工作的某一项工作，领导活动与执行活动，就价值层面而言，只是分工的不同，不是重要性的不同。合作就要团结，与人民群众的团结就是最大的合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只要我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只要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就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
诚信。诚信是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优良的传统和作风。习近平多次强调，领导干部要“做到讲实话、干实事，敢作为、勇担当，言必信，行必果”。一个不讲诚信的政府，在老百姓眼中就是一个不值得打交道的政府；一个不讲诚信的领导者，在下属眼中就是一个靠不住的领导者。而如果领导者失去了下属的信任，那么对领导的尊重也就随之消失，领导者也就谈不上什么影响力了。同时，一个不讲诚信的领导，很难与下属建立切实可靠的关系，从而就难以获得真实的信息，也难免在决策中导致这样那样的失误，以至于难以取得领导实效。诚信是一种力量，它使领导者坚定、自信、沉着，使一切虚伪者、谄媚者不自觉地产生畏惧，使敢于直言、敢于表达真实想法的下属脱颖而出。
自律。自律是我们党的一条基本道德准则，并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原则达到自我约束、清正廉洁的目的。习近平多次指出，领导干部“要自觉遵守廉政准则，严于律己，廉洁自律，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自觉接受监督，乐于接受监督”。但这在我国当前执政体制和运行机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的情况下，在党内尚未完全建立起自我警醒、自我调适、自我纠错、自我教育、自我免疫、自我约束的体制机制的现实背景下，一些领导干部特别是地方领导干部的施政行为更多依靠当事人的自律。“凡是党章规定党员必须做到的，领导干部要首先做到；凡是党章规定党员不能做的，领导干部要带头不做”。这既是一种信任，更是一种责任。严于律己的地方领导干部，能够在自己岗位上奉公守法，一心为民；而律己不严的地方领导干部，难免尸位素餐，贪婪腐败。习近平指出：“干部廉洁自律的关键是守住底线”。因此，能否做到严于律己就成为检验领导干部好与坏的重要标准。（周银超）
——据《光明日报》6月4日

治理反思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难在哪？

　　杭州“5?10事件”已趋平息，但它引发的对“垃圾围城”难题的思考，却并未画上句点。近日广州提出要创建全国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城市，自然也是“垃圾围城”语境下的举措宣示。
　　应看到，时下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城市垃圾产生量快速增长。2012年全国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达到1.71亿吨，比2011年增长了700万吨，其增速堪称迅猛。它带来的，是许多城市垃圾处理厂超负荷运转，设施能力不足问题愈发凸显。
　　对这一难题，业界已不乏共识，即要实现垃圾的资源化、减量化和无害化处理，而首当其冲的，是做好垃圾分类。广州对垃圾分类倍加重视，正源于此。实质上，生活垃圾分类试点从2000年就已开始，遗憾的是，它至今收效甚微。
　　从试点进行的情况看，初期大部分居民的环保意识和垃圾分类热情都很高。但这种热情通常难持续很久，原因有三点：一是缺乏明确的生活垃圾分类标准及相应的垃圾回收装置，至今很多地方垃圾分类标准都不一样，有的分成可回收垃圾、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四类，有的地方分成干垃圾和湿垃圾，而马路上、公共场合随处可见的垃圾回收桶大部分分成可回收和不可回收，这直接导致居民不知如何投放；二是很多地方垃圾清运和中转环节，把本来已分好类的垃圾又混合在一起，这也挫伤了许多居民垃圾分类的积极性；三是垃圾终端处理上，很多城市仍采取填埋的方式，这对垃圾分类并没要求，也影响了源头分类。城市土地资源不断减少，垃圾填埋的土地瓶颈显现，垃圾焚烧是未来的趋势，而对焚烧来说，垃圾分类是大前提。
　　就此而言，回收、清运、中转、焚烧是一个完整统一的垃圾处理链条，以焚烧为最终目标，分类在任何环节都相当重要，只要一个环节出问题，其他几个环节的分类便意义寥寥。所以分类应在垃圾回收处理的各环节同步进行。
　　在终端的垃圾焚烧环节，技术已不是问题，焚烧的效果关键看垃圾分类的情况。很多城市出现对垃圾焚烧厂项目的抵制，根源还在于垃圾不分类焚烧产生的环境污染。
　　垃圾清运和中转也是个容易被忽视但相当重要的环节，现在的混运与中转，一方面打消了源头垃圾分类的努力，另一方面也使垃圾焚烧变得困难。因此，在运输环节，配备垃圾分类运输车，在中转环节，改造中转站，都是紧迫的工作。
　　处理好终端和中端环节，垃圾源头回收的努力将变得更有成效。首先要设立简单、易懂、易记、易操作的一般性生活垃圾分类标准，并配置以相应的分类回收垃圾桶；其次要开展大规模的垃圾分类宣传活动，举行各种生活垃圾分类的知识普及活动，把垃圾分类的理念和知识引进到小学课堂，举行针对环卫工人的垃圾分类培训，最后要加强监督，对不按要求投放垃圾的行为可采取一定的处罚措施。
　　要做好这三个环节，并不是件轻松事，在人力和资金上，都要不小的投入。地方政府要打破以往大包大揽处理城市垃圾的做法，制定好垃圾分类的标准和知识的普及，广泛进行垃圾分类的宣传和激励引导，同时做好监督，而在其他环节，则可广泛吸纳社会力量参与，尤其是垃圾焚烧设施的建设、运营和维护上，应吸引更多社会资本进入。说到底，垃圾处理是项系统工程，而解决垃圾围城，也需要政府下决心和系统性施策。（钟笃粮/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研究员）
——据《新京报》6月13日

让老人相继自杀的殡葬改革是一种恶

为了能赶在6月1日新政之前“睡着棺木死去”， 6位老人相继自杀，当地政府部门为撇清关系，说“老人自杀”一事与安庆殡葬改革没有直接因果关系。这是一种很不负责任的态度，也是在漠视生命。老人为何要在6月1日之前去死？因为6月1日不死，按照规定就要火化，就不能“睡着棺木死去”。88岁的老人潘秀英，为了能“睡棺木”土葬，竟然四次喝农药自杀，老人说，棺木是她目前活着的唯一指望。这种痛人心肺的悲剧为何没能使当地政府反思，而且继续强硬推行？如果有一点点悲悯之情，还会如此强硬推进这悲惨的殡葬改革吗？这样缺失人性的殡葬改革，让老人不得善终，其实就是一种恶。
桐城吕亭镇新店村村支书杨万生一再强调：“殡葬改革，99%的老百姓都支持。”他还说自己每说的一句话都是负责任的。这完全是一句不负责任的话，也是一句谎言，如果99%的老百姓都支持，还会出现这样的悲情局面？我在农村出生，农村长大，而且在农村生活了近30年，如果一件事有99%的老百姓支持，可以说，这样的改革就畅行无阻。一个村庄100家，你一家不同意，唾沫都会淹死你，这就是乡村社会。试问，如果这种殡葬改革，99%的老百姓都支持，那么，1994年和2006年安庆均试图推行殡葬改革，就显然不会流产。
至今记忆犹新，那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我在家乡县委部门工作，父亲打来电话问我是不是要搞殡葬改革，农村老人也要火化？你奶奶听说后如惊弓之鸟，天天哀声叹气。当我一踏进家门，奶奶对我说：“真的要火化，那我赶紧去死！要是以后火化了，就不能再生。”尽管我们知道再生是迷信的说法，但老人就是相信这个。我只有说，奶奶那只是宣传，什么时候实行还早着呢。如今奶奶去世10多年，家乡仍然是土葬。就是那些国家干部去世了，虽然是火化，但仍然是放进棺木里土葬。殡葬改革流产之因，就是通过调查研究后，认为强硬推行，必然会导致老人自杀的悲剧出现。殡葬改革应是渐进推行，激进往往适得其反。
84岁老人施学文认为，棺材是人最后的房子，“这里的人一生劳苦，死后想睡一个风雨不透的房子，就是这棺材。”施学文说，“睡棺材”是本地上了岁数的人的统一想望。报道说，5月8日，吕亭镇吕亭村里收棺木，村委会带的人当着83岁的郑世芳的面锯断了她的棺木，老太太晕了过去。因为锯断了她的棺木，也就锯断了她的希望，老人在服安眠药自杀未遂后，5月23日凌晨，却在家里杂物间上吊身亡。我不知道这些人还有没有父母，如果看到自己的父母因失去棺木而悲痛欲绝，绝望了，你们还忍心这么做吗？把棺木砸坏，扔在荒地上，不顾老人的苦苦哀求，当着他们的面毁坏棺木，不是恶又是什么？谁有权强收他们的棺木，棺木是他们的私有财产，强收显然违犯“物权法”，这难道不是违法行为？
“生，事之以礼；死，祭之以礼。”“入土为安”应是不可回避的，我们做什么事情都应该考虑老百姓的情感。殡葬改革本身没有错，倡导厚养薄葬、移风易俗，这是社会发展的一种趋势。但要合理地推进，应顾及千百年来延续的传统民俗，顾及社会的情绪。安庆的殡葬改革不仅忽略了乡土社会这种习俗的合理性成分，其做法简单粗暴，仅仅是依靠行政力量来取代千年的文化传统，以强硬手段推进，注定是要流产或失败的。河南“南阳平坟事件”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洪巧俊）
——据金羊网5月28日

国际观察
中国要有战略定力

当前，中国的国力迅速提升，同时面对一片“捧杀”中国的舆论氛围，中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2013年中国GDP总量8.3万亿美元,实际增长率为7.8%，新增9558亿美元，中美GDP差距缩小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预测到2016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将让美国黯然失色，而国内民众对于中国GDP总量即将世界第一而备受鼓舞，“中美共治世界”等提法经常见诸报端。但是，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按2011年中国政府提高后的贫困标准（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2300元人民币每年），中国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13.4%，占全国总人口近1/10。
中国必须具有战略定力，抓住用好中国的战略机遇期。回溯到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遇到了复杂的国内外环境，面临巨大的困难和严峻考验，邓小平提出了“善于守拙，决不当头，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方针。其中邓小平特别强调：“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中国也永远不当头。”“决不当头”的方针体现了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即使到今天，中国仍然不能也不必挑战美国所谓的全球领导地位，除了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之外，应以静心发展和苦练内功为上策，不与美国进行实质性对抗。中国在新时期仍然应该坚持韬光养晦，不当头，不争霸，这应作为一个长期性的基本国策。
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急剧上升，美国对华政策的摇摆幅度也随之增大，美国国内各种势力对华政策的争论与矛盾显露无遗，所以中美关系的波折在所难免。美国亨利?卢斯基金会副主席特瑞?罗兹指出：“当中国国力衰微、疆土分裂时，中国在美国的形象往往比较正面；但是当中国强大起来并开始具备外向发展的潜力时，美国的中国形象则趋于负面。”
在亚太地区，美国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特别是借助日本联手制衡中国的局面已经形成。正如克里斯托弗?恩莱指出的：“美国人应该不担心日本成为强国，而应该利用这一点。美国最理想的战略不是同时遏制中国和日本，而是使中国和日本互相遏制，美国在安全距离上作壁上观。”
同时，与冷战期间美苏两大集团之间“两个平行的市场体系”不同，中美两国在经济上唇亡齿寒，共存共依，尽管强调各自的利益诉求，但并非简单的“零和博弈”，只有互相补台，相互协作，协商处理彼此间的纠纷，才能保证自身的经济安全并创造更多的发展机遇。事实上，中美之间存在巨大的合作空间，美国政界只要保持相对理性，围绕国家利益而不是以单纯遏制中国为目的制定对华政策，中美关系就不会走向完全的恶化。
今后，中国对待美国，要继续坚持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达到分而化之的目的，避免中美两国间某一领域（如地区安全领域）的阶段性摩擦影响到其他领域。中国只要坚持“韬光养晦”，对美国在非原则问题上有退有让，以柔克刚，同时宣示坚决捍卫国家核心利益，强调对话，加强沟通，尽管中美之间会有波折，但是稳定化、非对抗化将成为常态。从“以静制动”“以逸待劳”的角度看，中国只要国内保持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则对外就能够顺畅发展中美关系，因为中国改革发展特别是经济实力提升的“溢出效应”必然在政治层面上巩固中国的国际地位，从而在中美关系的复杂博弈中取得更多的话语权。
今后美国视中国为其推行全球霸权战略的潜在“威胁”，不会完全放弃打压、遏制中国的政策，中国从国家根本利益出发会坚决反遏制、反演化、反孤立。尽管如此，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依然主导中美关系的走向，中美两国同为世界上有影响的大国，所面临的共同的发展机遇十分宝贵，具有广泛的合作基础，互补性强，所以中美关系会具有一定的韧性。新时期，我们要本着政治上放眼全局、经济上互惠互利、安全上“斗而不破”等思路和策略发展中美关系。（张仕荣）
——据《学习时报》6月9日

乌克兰乱局的几点启示

苏联解体后，乌克兰受西方民主的影响最深，后果也最令世人震惊。从乌克兰的乱局，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启示：
一是不顾本国国情盲目搞西方民主，容易引发政治内乱乃至国家分裂。乌克兰被西方誉为“民主的样板”，这个样板的标准就是亲西方，那些所谓“民主斗士”无一例外都是西方所欢迎的。然而，在像乌克兰这样民族矛盾复杂、东西地区差异巨大的国家，应该在经济外交政策方面特别注意东西方平衡，但是在竞争性选举条件下，乌克兰政府做不到平衡，常常顾此失彼。当分裂出现的时候，弱势的政府无力控制局面。
二是千万不要把国家命运寄托于别人身上。乌克兰激进反对派打着民主的旗号攻击俄罗斯，以为有西方在背后撑腰，俄罗斯不会把它怎么样。当克里米亚进行公投，宣布从乌克兰独立，西方虽然也高调宣示制裁俄罗斯并支持乌克兰维护领土主权，但乌克兰并没有等到实质性的支持。西方只是从各自利益出发，采取象征性的行动，这时乌克兰人心中的懊悔可能只有他们自己才最清楚。国家命运如果不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就会成为大国政治博弈的牺牲品。
三是打着什么样旗号搞民主都不能破坏民族团结的底线。乌克兰的政客们为了赢得选举，竞相迎合选民，甚至不惜提出限制俄语使用这样极端的口号，大搞去俄罗斯化运动，公然挑动地区矛盾，严重伤害俄罗斯族的感情，最终酿成克里米亚独立公投脱乌入俄以及东部三州要求分离的结果。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搞什么样的民主，都要遵循维护民族团结这个底线，民族矛盾一旦被挑起，轻则动荡持续经年，重则国家四分五裂，甚至战火连绵、国无宁日。（高飞/外交学院教授）
——据《求是》6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