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要目

推行权力清单制度必须严格哪些工作环节/耿相魁
    对政府及其职能部门所掌握的公共权力进行全面统计，明晰权责，给权力划定边界，同时将其列表清单公之于众，让权力行使公开透明，主动接受社会监督，这就是权力清单制度。做好这项工作，必须防止搞形式走过场，把推行举措落到实处。
谁来做李春城们的守夜人/刘远举
    回顾李春城的轨迹，我们不难发现他作为“能吏”的光彩一面。但遗憾的是，李春城们的这些政绩，往往与骄横、自负、目无法纪联系在一起。
地表水含68种抗生素：喝水如吃药/光明网评论员
    环境问题已经到了即使以降低经济增速为代价，也必须即刻着手加以解决的时候了。
澄清阿里上市的误解和误读/符慕欣
　　阿里赴美上市的消息一经披露，国内舆论的反应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羡慕马云轻松摘取国内“超超级富豪”的头衔；二是政府为什么不支持阿里在国内上市，把阿里超常规发展成长所收获的巨额红利留给国内老百姓？

目录

工作思考
推行权力清单制度必须严格哪些工作环节/耿相魁
推行冰鲜鸡的考题不只是饮食习惯/洪绩
政府的“红包”应发给谁？/周潜之
社会脉搏
谁来做李春城们的守夜人/刘远举
地表水含68种抗生素：喝水如吃药/光明网评论员
“走廊医生”被解聘，谁该反思/姚倩
街头政治是一剂有毒的猛药/陈婧
财经广角
澄清阿里上市的误解和误读/符慕欣
淘宝假货泛滥，根源不在网店/何龙
令人目瞪口呆的房产税费清单/惠铭生
企业家腐败与“大企业病”/卢周来

 
工作思考
推行权力清单制度必须严格哪些工作环节

对政府及其职能部门所掌握的公共权力进行全面统计，明晰权责，给权力划定边界，同时将其列表清单公之于众，让权力行使公开透明，主动接受社会监督，这就是权力清单制度。该制度是实现权力公开运行的前提和基础，是打造限权政府、阳光政府、责任政府、便民政府，建设“有限、有为、有效”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需要，也是政府部门以“清权、减权、制权”为核心内容的权力革命，其实质就是给行政权力打造一个透明的制度笼子，把权力行使过程置于阳光之下，从根本上杜绝权力滥用、权力寻租、权力腐败等异化现象，解决政府职能履行不到位、行政效率低下、市场机制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等问题，有效规范权力的行使，防止出现权力不作为和越权行为，提高行政效能。做好这项工作，必须防止搞形式走过场，把推行举措落到实处。
梳理工作职责，依法设定职权。“有限政府”的权力要受到宪法和法律的严格限制，宪法和法律要给政府行权范围划定界限。职权设立依据严格限定为法律、法规、规章，具体包括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严格按照法律规定执行，默认规章以上的职权依据。清理职权的主要任务就是梳理政府部门职责、分析履职情况，研究职权清理意见，编制部门权力清单和权力运行流程图，建立健全事中事后监管制度，解决无限政府的弊端。为此，必须根据法律法规规章和“三定”规定，结合工作实际和审批制度改革情况，对政府职能部门的主要职责和内设机构职责进行认真梳理，编制行权清单。按照职权类别对权力清单逐条逐项进行分类登记，列明职权名称、实施主体、实施依据、承办机构等，力求使部门工作可考量、可评估。
分析履职状况，合理确定权限。分析履职的重点是规定职责是否全面正确高效履行，是否存在“越位”“缺位”和权责脱节，履职方式是否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是否存在政事不分、擅自揽权、私自授权等问题，应采取哪些措施进行完善等；对部门存在的交叉职能要逐项分析具体情况及原因，提出理顺意见和建议。确权要促进权力由无据到有序，不符合法律法规要求的权力坚决取缔，超越法律规范、违反操作程序的权力要切实加以规范，全面提升依法行政、用权水平；依法界定权力，坚持“法无授权即禁止”，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要求审核确权；依法厘定权限，对依法确认的权力要细化、量化权限，不能让“有权力的人把权力用到极限方可休止”，合理确定其边界，同时向社会公布权力清单。确权要摸清权力的总体情况和每项权力的具体情况，合法合规与合时合需、运行内容和运行程序、运行结果和运行效率、权力行使和责任承担都要注重。
开展职权清理，做好科学配权。按照职权法定、转变职能和简政放权要求和权力梳理、履职分析情况，对现有权力提出取消、转移、下放、整合、严管、加强等调整意见，凡部门自行发文设定和行使的职权一律取消，行政许可以外审批全部清理，确需保留的须经同级政府确认，按法定程序重新设定；原则上，行业规则、学术评价、纠纷调解等转移给行业，水平能力、资格资质类评价认定交由社会，量大面广的事项下放基层，不符合发展要求但有法可依、一时难以取消的严格控制；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等职权应当加强。强化分事行权，从权力分工上改变“个人说了算”的权力结构，确保领导干部位高不擅权、权重不谋私；将重点岗位权力科学分解到多个岗位，改变“政出一门”的体制缺陷，实现权力的有效分解和制约；坚持分级授权，从权力授予上改变“上级权大、下级无权”的机制弊端；按照规范运行和便民高效的原则编制保留权力的履职流程图，强化用权责任，严格按图行权，重点是通过标准化管理的“刚性效应”规范自由裁量权，防止制度在执行环节变形走样，促进权力结构由集中到分散，做到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有效防止“牛栏关猫、进出自由”。
优化权力流程，实施全程控权。按照权力规范运行和便民高效的要求，着力优化保留权力的内部运转环节和流程，明确和强化工作责任，规范自由裁量空间，编制并公开权力运行流程图。信息公开的内容应包括权力名称编号、授权依据、办事流程、责任单位、监督电话等，确保权力行使符合规定权限和程序。全方位、全领域、全过程控权，促进权力运行由无限到有度，一方面要强化内部控制，针对权力运行的关节点、内部管理的薄弱点、问题易发的风险点，完善相关防控措施和制度规范，加大制度执行力度，维护制度严肃性和权威性，健全用权责任追究制度，防止“破窗效应”，使制度笼子更具刚性；另一方面要强化外部监督，完善并实施行政投诉、信访举报、专项检查、案件查处等工作机制，对权力风险实施动态监控，建立并实施预警告知、风险提示、诫勉谈话、督促整改、责令纠错等处置措施，及时纠正工作中的失误和偏差，同时实施有利于群众参与的工作机制，以保障社会各界、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监督权力的行使。
加大放权力度，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对梳理出来的行政权力具体分析，彻底理顺权利关系，防止推诿扯皮，从根本上改变政府管得过多过泛、行政权力过于向上集中、呈倒金字塔配置的状况，保证权力减到位、放到位，把应该保留必须保留的权力、该管的事管住管好，把行政权力定位在创造良好环境、提供优质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等方面，最大限度地减少腐败问题滋生的体制障碍和制度漏洞，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把权力还原为责任，把管理转变为服务，促进权力定位由管理到服务。对于保留、取消、转移、下放的行政许可、非行政许可审批等权力事项，健全事中事后监管制度，完善监管措施，实现政府管理方式从注重事前审批向重视事中、事后监管转变。
健全相关制度，深化阳光示权。建立权力清单和运行流程动态调整机制，根据执法依据和机构职能调整等变化，定期修改完善，并按程序确认公布清单，确保职权管理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结合网上政务大厅建设，打造集行政审批、行政处罚、效能监察等为一体的公开平台，对权力运行进行全程、实时监控，提升政府治理效能；健全违法行政责任追究制度，强化对行政不作为、乱作为的问责；深入推进各领域办事公开，提高权力运行的透明度，把用权行为暴露在阳光下，让制度规范权力，让人民监督权力，让腐败无处藏身；借助互联网技术，公开晒权，打造集行政审批、行政处罚、民意征集、效能监察为一体的行政权力公开运行平台，促进权力操作由封闭到公开。（耿相魁）
——据《学习时报》5月5日

推行冰鲜鸡的考题不只是饮食习惯

广州推行活鸡“集中屠宰、冷链配送、生鲜上市”试点已经箭在弦上,首批集中屠宰企业,经营档口建设改造标准,储存、运输、销售要求以及财政补贴等已确定,最新确定日期从原定5月1日延期到5日正式启动。
说起推行冰鲜鸡,人们普遍认为最大的难关是广州人喜欢吃活鸡的饮食习惯以及对摊档主的利益影响。对于后者,相关部门已出台了具体的补贴政策,问题可以说已经解决了一半;对于前者,改变饮食习惯肯定需要一段时间,强迫不得,急也急不得。但在讨论任何公共政策所附带的影响及补救措施之前,首先要讨论的则是该政策本身是否有充分的依据,是否有其他可替代的方案。
广州推行冰鲜鸡上市的原因是为防控禽流感病毒,出发点没问题。官方通报也提到,截至3月26日,今年广州已确诊22例人感染H7N9病例中有20例是在休市前感染的,休市之后仅确诊2例。这或许说明了禁售活鸡的有效性,但除此之外,就没有其他影响更小且同样可以防控疾病风险的方式了吗?更有必要指出的是,即便推行冰鲜鸡有现实的急迫性,政策出台也应广泛征询民意,如此才能消除误解与不满。有媒体民调显示,认为取消活禽档能防止人感染禽流感的只有13%,面对这些现象,有关部门显然还有更多的论证与沟通工作需要做。
即便以上环节都不存在问题,推行冰鲜鸡依然面临诸多考验。首批确定3家集中屠宰企业就被指涉嫌扶持垄断或导致权力寻租,而与老百姓更切身相关的是,会不会因此而造成被迫吃“高价鸡”。广州推行生猪集中屠宰就已有教训。其所设计的“代宰制”衍生出配送环节的中间商,甚至形成垄断而监管失控,造成猪肉流通成本提升。鸡、鸭、鹅、鸽等家禽集中屠宰如何避免被屠宰企业和中间商“绑架”,在游戏规则内接纳市场良性竞争,亟需有效的应对之策。
除了垄断风险之外,如何杜绝私宰现象、防止病死禽肉混进冰鲜队伍更是严峻的考验。毕竟,私宰猪和病死猪流入市场久治不愈、瘦肉精事件时有发生是最现实的例证。媒体报道已有档主称不排除会像私宰猪肉与正规猪肉混卖一样卖相对便宜的“走鬼鸡”,且冰鲜鸡上市可能使死鸡入市更易“浑水摸鱼”,这是一个警示。
在“根深蒂固”的饮食习惯和对冰鲜鸡食品安全的隐忧面前,冰鲜鸡要获得市场的欢迎并不容易。同样,在缺乏充分的数据论证和广泛的民意征求的情况下,强推冰鲜鸡的政策,要获得公众的普遍认可,恐怕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公众可以为禽流感防患而改变饮食习惯,但前提是政策公开透明,公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能得到保障。（洪绩）
——据《新快报》4月29日

政府的“红包”应发给谁？

    海南三亚近日启动了2014年上半年物价补贴发放工作，向62万居民一次性派发逾2.2亿元红包，符合条件的居民每人将一次性获得360元补贴资金。对于三亚来说，发放物价补贴不是第一次。自2010年以来，三亚总共发了超过4.1亿元，受益城乡居民达到187万人次。此举在网上赢得无数公众的“点赞”。
    同样是发红包，在广西桂林市永福县，县委书记黄永跃却正为红包一事而郁闷不已。在今年春节期间，他因拍板决定给全县26位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发放100多万元补贴，而遭到纪委的调查。而举报这一违规行为的，正是对顶风发放补贴一事不满的“被发钱”者。
    同样是得到红包，三亚的公众可以为360元钱欢欣雀跃、幸福感陡增，让无数旁观者羡慕不已，以至于发出“不辞长作三亚人”的感叹；而广西永福县的“被发放”者却面对数万元钱仍义愤填膺，并举报之，让公众对发红包者之被调查拍手称快。两者差距何止万里之遥？
    两地差距如此之大，究其原因，正在于红包的性质不同。三亚财政给全民发红包，目的在于消弭物价上涨给民众带来的生活压力，体现的是对民生疾苦的关心。国家统计局三亚调查队曾有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三亚市居民消费价格总体水平（CPI）同比累计上涨3.8%，比全国同期高1.5个百分点。而三亚CPI指数如此之高，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一季度是三亚旅游旺季，全国各地游客前往三亚旅游，加剧了食品、住房等供需矛盾，推动这些价格的上涨，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不小的负面影响。
    类似三亚这样的情况，其实在很多旅游热门城市都有。发展旅游产业本是件好事情，政府可以增加财政收入，市场也因此得以繁荣。但旅游产业的红利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享受，旅游城市在给外地人打造光鲜外表的同时，也让本地人不得不承受物价上涨的压力，因此，三亚市从民生的角度，给公众发放物价补贴，确实是开了一个好头。这个好的榜样，不仅受外界影响物价波动比较大的旅游城市要学习，推而广之，也应该成为更多城市和地区学习的榜样，让更多的公众享受到改革发展的红利。
    如此一比较，广西永福县主张发大红包者皮包里的“小”就暴露无遗了，往小了说，是花钱买忠心，在小圈子营造所谓的团结氛围；往大了说，那就是损公肥私，是权力自肥之一种。这样的红包，发者是假大方，收者却不敢笑纳。如同烫山芋在手，难怪有人会举报。
    表面上看，发红包虽易，人人满意却难，需要领导“且发且珍惜”。但从三亚发红包人人叫好的结果来看，只要政府的红包发给了真正需要的公众，雪中送炭、公正无私，也就根本不必再劳神费心，就能赢得公众无数个“点赞”，何乐而不为呢？(周潜之)
——据《光明日报》5月7日

社会脉搏
谁来做李春城们的守夜人

    回顾李春城的轨迹，我们不难发现他作为“能吏”的光彩一面。
    2004年，李春城在成都开始“城乡统筹”改革。2007年6月，国务院在成都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地方试验上升为国家战略。借此东风，2008年，李春城在成都启动农村产权改革，率先在全国完成土地确权颁证，推动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借汶川地震之机，城乡土地统筹更是越过县域的门槛，可在整个成都市流动。
    “确权流转”是中国土地制度改革中“根本性的变化”。善用时机，积极推进改革，无疑是作为改革者、作为能吏的李春城的极具光彩的一笔。当然，李春城也深谙舆论的重要性，善于借助外脑、智囊。在他主政期间，具有丰富媒体经验的何华章成为主要推手，重塑了成都市的文宣系统，打造出成都的“城市营销”。
    过人的魄力，对舆论的重视，这本身是一个现代官员的应有素质，不过，李春城身处的“前现代”却意味着权力的不受控。
    根据媒体报道，围绕李春城，其妻女、弟弟、部分亲属，本地商人汪俊林、汪俊刚、邓鸿等人，以及紧随李春城到成都的“哈尔滨帮”，在征地拆迁、土地开发、政府工程、市政交通等多个方面，获得了巨大的不正当利益。
    激进改革的车轮之下，除了金钱的丁当作响，更有斑斑血迹。在“三个集中”改革中，“农民上楼”、“宅基地换楼房”引发了大量拆迁，也引起了民众的激烈对抗。2009年11月13日，成都市金牛区金华村村民唐福珍面对强拆者，用汽油在屋顶天台自焚，医治无效死亡。
    也许，正是身处高位却面临不确定的权力逻辑，强推改革却身惹斑斑血迹，追寻政绩却腐败堕落，使李春城也难免深夜惶恐，进而在鬼神之中寻求寄托。
    根据中纪委的通报，李春城不但花巨资将祖坟迁往成都都江堰，聘请风水先生做道场，对一名年仅36岁的算命先生言听计从，甚至还因其迷信，追求官运而改变成都的数个著名建筑设计。但最终，风水与算命先生都未能拯救他。
    李春城这样的官员并不少见。如今，每当坐在飞驰的高铁列车上，在人们盛赞高铁的快捷、先进的同时，往往会听到人们感慨于刘志军的能力，惋惜、痛恨于他的堕落。但遗憾的是，李春城们的这些政绩，往往与骄横、自负、目无法纪联系在一起。也许当权力的车轮肆无忌惮地碾轧过唐福珍，不受控制地前进时，冥冥之中，把李春城卷进车轮之下也是大概率事件。
    政府是经济发展的守夜人，职责在于维护市场秩序，保护公民权利。就在写下这篇文章的同时，我不禁在想，如果媒体关于唐福珍的深度报道，如果《新京报》关于李春城的报道，包括我写下的这篇文字，不是发表于现在，而是发表在5年前、10年前，李春城们的轨迹是不是会不一样，中国的轨迹是不是也会不一样？（刘远举）
——据《新京报》5月9日

地表水含68种抗生素：喝水如吃药

5月8日有媒体报道了近期发表在《科学通报》上的一篇文章的摘要。这篇文章由华东理工大学、同济大学和清华大学的研究机构共同完成，研究的对象是中国地表水中“药物和个人护理品”成分。通过研究，该报告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地表水中含有68种抗生素，另外还有90种非抗生素类的医药成分被检出。
上述文章称，在地表水检出的68种抗生素中，总体浓度水平与检出频率均较高，其中一些抗生素在珠江、黄浦江等地的检出频率高达100%，有些抗生素检出的浓度高达每升几百纳克，而一般工业发达国家则小于20纳克。
另据报道，水利部对中国700余条河流、约10万公里河长水资源进行调查的结果是：46.5%的河长受到污染，水质只达到四、五类；10.6%的河长严重污染，水质为超五类，水体已丧失使用价值；90%以上的城市水域污染严重……也可佐证该文章所述研究结果。
在中国，水污染问题的存在已有相当长的时间。但是，近些年，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水污染的严重性已经突破了可用与不可用的临界线，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公众的生存受到了威胁。并且，不仅仅是地表水，有的地方的地下水污染也早已超过了可用与不可用的临界线。前不久有媒体曾报道了河北省无极县深达地下500米井水已不可用，当地民众不得不背井离乡外出讨生活的调查。地表水与地下水污染的严重程度，不仅威胁到当代中国人的生存，也威胁到中华民族子孙后代的繁衍生息。
水污染、空气污染是整个生态环境恶化的一个表征。这个表征又是拼资源、拼环境的经济增长方式的必然结果。在拼资源、拼环境的经济增长方式下，只要有资源，并且有相应的利用技术，就可以把资源开掘出来，采光用尽，而全无代际公平、永续发展的较远期考虑。把应该在100年甚至更多年中逐渐消耗的资源放在20年、30年内使用，从当代技术条件看似无障碍，但这些资源消耗所产生废弃物的消纳，却早已超过了环境所能容纳的能力。
这样的经济增长方式，可以在短期内产出惊人的GDP数字，可以为各种各样的财富榜输送几十、百十个榜单人物。但是，问题在于，恰恰是在这样的经济增长方式下，人们承受如此增长所带来的环境代价，与其所享受的增长成果之间并无正相关的比例关系。甚至在多数情况下，这两者之间往往呈现反比例关系，那就是越是较少享受增长成果的人，就越是要更多地承受增长所带来的环境代价。因为一个人的经济实力越强，就越有能力在局部改善生存条件，甚或通过移居而逃避某种环境。而这就不仅仅是经济增长方式问题，同时也是社会正义问题。
因此，解决水污染、空气污染乃至整个环境恶化的问题，就不仅仅是治理水污染、空气污染和改善环境的问题，而是必须从政治、经济、社会等多个角度来考量和着手解决环境恶化的问题。在决定经济增长方式问题上，必须从制度上解决“人民同意不同意、满意不满意”的问题，必须以不能降低和恶化公众的实际生活质量和生存环境为底线。
最近两三年来，因为污染问题而导致的生存环境恶化问题越来越普遍。其中一些问题直接演化成了社会群体性骚乱事件。由此倒逼，环境问题已经到了即使以降低经济增速为代价，也必须即刻着手加以解决的时候了。（光明网评论员）
——据光明网5月8日

“走廊医生”被解聘，谁该反思

   6日下午，绵阳市人民医院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了院务会关于解除兰越峰医生聘用合同的决议，88名与会职工代表全部投了“赞成票”。此前，因举报医院存在医疗腐败、过度医疗，兰越峰坐在医院走廊达700余天，被称“走廊医生”。
    在医院走廊坐了700多天之后，备受关注的“走廊医生”最终被解聘了。然而事情到这里似乎并不能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一个被网友称为“业界良心”的医生，却被医院解聘，这个悲怆的结果，实在让人怀疑：解聘的“药方”真的能治“病”吗？
    在“走廊医生”这一事件中，似乎所有人都“病”了。兰越峰“疯”了，因为举报，她坐到了医院走廊，和同是医生的丈夫离了婚，被同事称为偏执的“疯子”，现在连工作也丢了；兰越峰所在的绵阳市人民医院也“头痛”不已，因为兰越峰的举报，医院受到众人谴责，没能从二甲升为三乙，原院长等人被调查；卫生主管部门也束手无策，它们对该事件多次调查，却拿不出有效的方案，最后只能用解聘的“药方”来解决此事。
    其实，早在今年2月，当该医院险些被摘牌时，100多名医护人员就走上街头，要求开除“疯子”兰越峰。而这一次，在医院通过解聘兰越峰决议时，职工代表全部投了赞成票。一个勇于站出来反对过度医疗的医生，被同事千夫所指，沦落得被解聘。应该说，不是被同事称为“疯子”的兰越峰病了，而是医疗行业“病”了，而且“病”得不轻。
    解聘并非是医院对兰越峰开出的第一个“药方”。在此之前，医院也曾加强对兰越峰的“人文关怀”，想让她尽快回到工作岗位。但最近一次医院对她的重新任命，因她拒绝在新闻发布会上承认过往对“医疗乱象”的表述“夸大其词”而告吹。医院对兰越峰“招安”的“药方”没起作用，于是，这次医院选择了解聘这一剂“猛药”。但这解聘的“药方”，非但不能堵住悠悠之口，反而引来更多的非议。
    被大多数网友力挺，却成为同事的眼中钉，被医院解聘，这一巨大的反差所折射出的，是我国现行医疗体制下医患关系的深刻矛盾。一方面，要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实际问题，另一方面，医疗腐败、过度医疗等问题却层出不穷。而当“走廊医生”这样一个利益集团的“反叛者”站出来指出这种矛盾和不合理时，医院和主管单位非但没有给她一条通畅的路径让她表达诉求，让制度在质疑中完善，而是直接以解聘来“封杀”，这样的现象不得不让人反思。
    解聘这剂“药”，治不了“走廊医生”的“病”，更治不了医疗行业和医疗体制的“病”。医院能解聘一个“走廊医生”，却消停不了广大百姓反对医疗腐败和过度医疗的呐喊。只有真正对一些医疗利益体系“刮骨疗伤”，破除如今医院以药养医的制度，规范医疗人员的行为，加快医疗改革的步伐，净化医患之间的生态环境，才真正是让“走廊医生”安心工作，百姓放心看病的“药方”。（姚倩）
——据《长沙晚报》5月8日

街头政治是一剂有毒的猛药

3月“反服贸”，4月“反核四”——两场声势浩大的“街头运动”搅动台湾社会。
虽然诉求不尽相同，但这两场“街头运动”有着相似之处：抗议民众皆高举“代表人民、捍卫民主”的旗帜，“不依不饶”地要求当局接受其诉求；而结果都是当局被迫作出让步，事件才暂告一段落。
“街头运动”中，“反服贸”的学生团体占领“立法院”24天之久，还一度冲击“行政院”；“反核四”时，台湾颇具悲情色彩及道德声望的前民进党主席林义雄，则以“无限期禁食”的方式以死相逼，要求“政府”停建“核四”。这些举动，让不少人心生疑问——民主就是这样玩的吗？
客观地说，不管是“反服贸”，还是“反核四”，都代表了一部分民意，也说明当局的政策可能没有照顾到一部分民众的利益。民众当然有权表达自己的诉求，并要求当局进行检讨和改进，但问题在于，通过什么方式才能更好地达到这一目的？如同人生病了固然要吃药，可吃什么药、怎么吃，却有讲究。如果“吃错药”和“乱吃药”，不仅不能治病，反而适得其反。
针对“服贸”和“核四”，一部分台湾民众选择了“街头政治”这剂猛药。可猛药未必是良药，并且暗藏“毒素”。民主政治的要义在于，各方和平理性地表达自己的诉求，并通过民主程序形成代表多数人的价值选择。而“街头政治”往往与真正的民主背道而驰。
首先，“街头政治”的“代表性”是存疑的。
尽管走上街头的民众号称“代表人民”、要求当局“倾听人民的声音”，但是，他们所谓的“代表人民”究竟是谁、通过何种程序授权的？在“反服贸”、“反核四”两个议题上，还有相当一部分台湾民众持不同看法，这部分民众包不包含在“人民”范畴之内呢？
其次，“街头政治”容易诉诸激情与暴力，不利于和平理性协商。
“街头政治”中，本该是严肃探讨的政治、经济、社会、科技议题，往往都被简化为一条条标语和口号，有时甚至被“升华”为“抒情”和“道德拷问”，这使得“理性”几乎没有立锥之地。此时，“对话”往往难以实现。“反服贸”中，不同政见的群体各说各话，完全听不进去对方的声音，甚至在社交网站上出现了互删意见不同好友的“风潮”，进而打压不同意见者。台湾社会一度出现所谓“寒蝉效应”，许多支持“服贸”的人士，因为害怕被围攻而不敢发声。
更为不妙的是，“街头政治”由于其大规模人群聚集，很容易“擦枪走火”、滋生暴力。“反服贸”的学生从最初的和平集会，演变为通过暴力打砸进入“立法院”，甚至冲击“行政院”，与警方发生流血冲突就是一个例子。
自从1987年“解严”以来，台湾在20多年时间里，逐渐建立起了一套议事规则。这些规则虽也有弊端，但相对理性平和，比如，组成游说团体、由少数党提出法律修正案、利用媒体发声、行使罢免权、启动弹劾机制等等。
当然，在有些人看来，这些方法与“街头政治”比起来见效慢，实施起来更需耐心。以“反服贸”为主题的“太阳花学运”，显然抛弃了这些民主议事规则。学生们占领“立法院”、冲击“行政院”，粗暴践踏了台湾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民主社会的法律底线，以致有的台湾学者扼腕叹息“辛辛苦苦二十年，一朝回到解严前”。
随后的“反核四”运动也传染上这些“恶习”。示威者占领没有申请“路权”的交通要道、瘫痪交通、久久不散；在诉求方面更是“不达目的不罢休”。当局一度作出退让，承诺在对“核四”完成安全检查以后，将启动“公投”程序决定其存废，但是抗议民众继续“以死相逼”，当局不得不同意“核四厂停工封存”。
熟悉台湾政治的人士担忧，如此风气一开，台湾的代议制度将失灵。正如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近日刊文所指出的那样：“台湾的政治或将越来越由街头运动决定”。这无疑是一个可怕的趋势。在这方面，前段时间“街头政治”热闹非凡、如今国家却陷入分裂和内战边缘的乌克兰，以及陷入街头运动“死循环”的泰国，就是显见的“前车之鉴”。可见，“街头政治”是一剂有毒的猛药，服用须谨慎。（陈婧）
——据《中国青年报》5月9日

财经广角
澄清阿里上市的误解和误读

　　“华人圈电商巨头”阿里本周二向美国证监会提交在美上市招股说明书。这是阿里“成名”后谋求在美上市的第二次尝试。数年前，阿里曾有过一次欲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努力，无奈因股权“私有化”风波导致上市失败。数年之后，经多轮代价不菲的股权结构“改造”，阿里的股权架构与美国的上市规矩已大体接轨，故而，对阿里再度赴美国上市能否如愿，不光美国股市包括全球资本市场均普遍予以看好。
　　在未来的几天里，阿里注定是被全球资本市场热议的电商明星。接下来，若阿里能走好走稳上市的后续步履而最终实现上市，阿里有望成为全球最大的互联网上市公司之一。保守估计，阿里在美上市至少能融得百亿美元的巨资；乐观估计，逼近两百亿美元也并非没有可能。结局究竟是“保守”还是“乐观”决取于阿里的运气，尤其要看美国投资者对投资阿里“钱景”所持的真实态度。
　　阿里赴美上市的消息一经披露，国内舆论的反应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羡慕马云轻松摘取国内“超超级富豪”的头衔；二是既然阿里这么优秀，这么能赚钱，政府为什么不支持阿里在国内上市，把阿里超常规发展成长所收获的巨额红利留给国内老百姓，而非得让阿里的“红利”肥了美国的“田”？于是国内证券法规的保守与落伍，上市制度的刻板与僵化，如同一股“无名火”，集中向证监会等国内机构“泼”去。其实，这类普遍质疑虽情有可原，但也存有很大的误解与误读。也即，尽管国内股市投资者人数乃世界之最，但若论对上市规则的了解与理解，中国股市的投资者还有大量常识要补。就此我们不妨从阿里的股权结构谈起：
　　在赴美上市前，人们只知晓阿里特能赚钱，是全球都叫得响的电商巨头，但对阿里的股权结构——作为商业秘密，只是偶尔在上市公司雅虎（阿里控股大股东之一）的年报中有所模糊的披露。随着阿里招股说明书的“硬性”披露，阿里的股权结构才最终浮出水面。原来，作为独立控股股东，日本的软银是阿里的第一大股东（控股34.4%），雅虎则是第二大股东（控股22.6%）。若将二者相加，总控股额度高达60%。
　　就此，我们可作两个形象比喻：第一，闹了半天，阿里的大老板并非马云和它的管理团队，软银与雅虎才是阿里真正的大老板；第二，若从控股权决定公司归属权的通行原则出发，说句令国人难免叹息的大实话，阿里尽管十分了得，却并非一家国内公司而是外国公司。而除了美国股市等极少数个例之外，包括中国在内，世界上开设有股市的绝大多数国家，目前都还不允许外国公司在本国股市上市。如此制度安排包括法律设计，与国家的保守与开放大体无关，与所在国家希望本国股市尽量确保有序运营，规避股市风险、尽可能保护本国投资者利益有关。
　　当然，就中国而言，未来某个时候允许外国公司在中国上市也是毫无疑问的，但受制于国内股市现状和监管能力，短期内要这么做的条件尚不具备。
　　选择上市，除了公司基本面尤其是财务状况良好之外，还得讲究天时、地利与人和。至少从天时作考量，目前并非阿里赴美上市卖出最高价钱的时机。阿里如今在美上市，笔者估计马云有三方面的显见考量：
　　其一，阿里摊子已铺得很大，发展模式是以旧项目赢利来维持新项目成长，央行为绸缪互联网金融风险，突然暂停二维码、虚拟信用卡等支付业务等令，措手不及的马云急需开辟新财源为新项目“供粮”；
　　其二，与京东、腾讯等同业竞争急需补充大把资金；
　　其三，尽管阿里的交易额已名列国际前茅，但要尽快实现由“华人圈电商巨头”到“国际电商巨头”的华丽转身更需要大把资金。如无特殊意外，阿里最终在美上市成功率较高。（符慕欣）
——据《北京青年报》5月9日

淘宝假货泛滥，根源不在网店

淘宝现在已经成为国内最大的网购平台。随着淘宝的“业主”阿里巴巴的上市，淘宝网正在面临与国际接轨的严峻考验。
新京报昨天的报道说，阿里巴巴上市，资本市场将要求它公开、透明、诚信，淘宝作为阿里巴巴主要的组成部分，假货将像一把悬在淘宝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今年4月，美国媒体报道称，淘宝网的售假问题亟待解决，跟踪假冒产品公司NetNames估计，淘宝商品中，有20%至80%为假货。
20%至80%，这个数据的中间跨度如此之大，说明在淘宝这个庞杂的集市里，假货已经多到难以精确统计的地步。
但淘宝网里也有相对可靠的东西，这就是天猫里的商品。淘宝与天猫虽然共处一网，其实有不小的差别：淘宝就像个庞大的集市，天猫则是这个集市里的商场。在天猫商场里卖出东西，有正规的发票和进货渠道，它需要上交佣金，而淘宝店则不需要，这使得淘宝的商品更为便宜。人们为了便宜，就冒着买假的风险购买淘宝商品。
淘宝里既有低端和仿制产品，也有假冒名牌的产品，还有公开吆喝叫卖的水货。低端和仿制品就像路边摊档的东西，吸引的是低端消费群体，算是买卖公平。水货依靠偷税赚钱，损害的是国家税收，买者没有直接损失。但假冒产品则是一种欺诈。尽管有些假冒产品不比被假冒的产品差，但在总体上，假冒产品，尤其是假冒国际名牌的产品，其品质与正品完全无法相比，可是其价格却只是比正品略为低廉。
在几种不正规的商品中，假冒商品最为恶劣，但这种“万恶”假冒商品在淘宝比比皆是，令买者防不胜防。对假货充斥淘宝，连马云也感到无奈，他曾说，淘宝不是假货的制造者，而是假货的最大受害者。淘宝为打假也付出了心血，早在2009年，淘宝打假338万件，2010年还签署了《网络打假杭州宣言》……
前不久，纽约华人只是因为店里被查出两个设计近似名牌产品的水杯隔热套，就遭到警察的拘捕。但在我们内地，不用说警察出动打假，就是专门的管理部门工商局，也往往只是有一阵没一阵地查一下。
制假售假欺骗的是消费者个体，但每个人在上当受骗之后，潜意识里都可能被植入假的木马，一有机会时也“回报”社会。当制假售假不受管制时，人们就会把造假当成日常生活接受，使社会变成自欺欺人被人欺的互欺社会，最终谁都没有诚信，谁都没有安全感。
在网店里售假，都会留下各种证据，既不像地摊那样能够跑路走人，也不像实体商店那样可以躲避藏掖，如果真要管住假货，难度反而比管实体商店小。管理部门不当大回事，是他们没有把造假售假视为诚信的毒药，社会的陷阱。
当然，制假造假不仅出现在商场，还出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场域。尤其是官场，那里的任何造假说假都会起示范作用，并且影响管理部门的打假意识。制假造假泛滥，其实有难以表述的深刻根源。（何龙）
——据《羊城晚报》5月9日

令人目瞪口呆的房产税费清单

　　统计显示，算上各类规费、杂费，房企税费支出大致是净利润的2倍左右。当然，高税费必然最终转移到房价上。许多人可能不了解的是，房企背负着沉重的高额税负的同时，也有过半企业享受着名目繁多的各类政府补贴，真可谓乱象丛生。
　　房产大佬任志强曾对媒体说，房价里70%是税费，各种费用多达180多种。至于到底涉及哪些税费，公众认知是混沌的。现在，笔者有幸在《中国地产报》一览房地产税负清单，真可谓是惊呆我等“小伙伴们”——
　　首先，税费收取的部门可谓五花八门。除了地税、财政部门外，还有国土局、建委、勘探、规划、拆迁办、人防、电力、热力、自来水、燃气、质检、煤气、环卫、环保、节水、市政、电信、文物、地产交易等等。还有很多杂费，可能很多非地产或非地产一线人员甚至没有听说过，比如白蚁防治费、新墙体材料发展基金、散装水泥专项基金、面积测绘费、渣土外运费、燃气管网分摊费、自来水新建管网费、防雷减灾费，防震检验费……房地产似乎就是一块肥硕的蛋糕，人人都想争分、多分。对此，有开发商戏言，只要不嫌麻烦想收费，几乎每个政府部门都能找到理由从房地产项目上“揩油”，甚至计生部门也能以检查农民工的名义收费，而且大都有“红头文件”。
　　其次，税费收取比例之高令人瞠目结舌。如规划服务费用为0.2%；供电设计费为工程造价的5%；排水、给水设计费分别是工程造价的4.5%；劳保统筹费为工程造价的3.55%；教育附加费为营业税的3%……再如日照分析费为1元/平方米，施工图审查费1.3元/平方米，电话穿线费10元/平方米（建筑面积）……这是我随便“抄袭”的几组数据，收费之高令人费解——区区几项设计费，动辄占工程造价的几成之高；分析一下日照、审查一下施工图，竟按平方米计价。如此离谱的收费，最终房价焉能不被“垒高”？
　　这么多这么高的税费，都去了谁的腰包？土地出让金、税归财政，这是常识。但这些收费，有的过高，有的重复，有的原本没有必要收取，而且这些费用未必都能进入财政，有些不过是利用政策之便、肥了个别单位而已。尤其是有些费，基本就是盖章收费，坐收渔利。最终，与法定税费一样，各类杂费最终也当然要转嫁到房价中。
　　真所谓是，不看不知道，一看真的吓一跳。当我们习惯剑指一些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财政”时，却不知，那些多如牛毛、原本不该收、抑或不该收那么高的杂费，也养肥着盖章收费的诸多所谓“事业单位”。
　　可见，要抑制房价，确保房地产健康发展，让百姓买得起房，除了楼市调控，更应该落实中央简政放权精神，依法清理房价里的那些重复收费、过高收费和不必要的收费。（惠铭生）
——据《中国青年报》4月30日

企业家腐败与“大企业病”

最近，在中央铁腕反腐行动中，一批大企业老总相继落马，引发社会关注。
因为中国特有的经济体制，大企业也多是国有企业。不过，从实证的角度看，大企业老总犯罪问题似乎是各国通病，不分国企还是私企。以美国为例。统计数据表明，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70%的企业老总犯罪，发生在42%的大型企业中。与之相比较，58%的中小型企业，其老总犯罪率仅占30%。
按一般经济学道理理解，如果企业给予老总的报酬较低，而企业效益很好，企业老总可能因心理失衡而从事贪腐活动。这一逻辑，也曾被中国经济学界在上世纪90年代广泛使用，以解释国企管理者犯罪现象。也因这一理论的流行，在后来的国企改革中，国企领导人的薪酬不断提高，不但与私企持平，甚至快与华尔街接轨。但事实证明，高薪并没有减少老总们的腐败行为。
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美国。经济学家研究表明，与那些守法的企业高管相比较，因贪腐而走向犯罪的，往往也是所得薪酬最高的那部分人。
发生在2002年前后的美国大型企业丑闻最能说明问题。包括安然公司、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世界通信公司、英克隆生物制药公司等在内的23家巨型公司，均因涉财务丑闻而轰然倒地。这23家企业的首席执行官（CEO）的平均年收益，高达6200万美元；而全美前300家大公司CEO的平均年收益为3600万美元。也恰是这23位企业高官，在公司丑闻被揭露出来的前3年，通过做假账等行为，从公司套利达14亿美元。而他们所在公司利润直线下降了5300亿美元，公司倒闭后导致16.2万员工失业！
为什么拿着最高薪酬的企业家，仍然会如此贪腐呢？社会经济学家亚历克斯•梯尔在其专门研究“越轨”行为的专著中，称这一现象为“特权偏差行为”。具体地说，这些手中握有企业生死大权的老总们，除了内心的贪婪致使对金钱的欲望永远无法满足之外，还有三个原因使他们铤而走险：
首先是权力的虚妄。按拉瓦拉等人的研究，在美国，大型企业高管不仅有经济权力，而且还有政治权力。他们的交往圈除了商界领袖，还有白宫官员和国会议员。每次总统与议会选举，他们更是候选人的游说对象，为候选人提供竞选经费资助。长此以往，使得这些企业高管们产生一种“幻觉”：实际掌控这个国家的是他们，没有用金钱玩不转的事，他们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
其次是因公司过于庞大带来的“代理”问题。巨型企业的管理实际上是层层委托关系：股东委托董事会，董事会委托董事长，董事长委托总经理，总经理委托中层管理者……最终导致高层管理者几乎与企业生产经营过程尤其是结果脱节。加之他们对于“大而不倒”的自信，因此，他们的行为逐渐变得纯粹利己，而不是对股东负责。以《黑天鹅》一书而闻名的行为经济学家塔勒布分析说，在古巴比伦，《汉谟拉比法典》规定，如果一个建筑师建造的房子倒了，导致房东死亡，那么，建筑师应被处死；导致房东儿子死亡，建筑师儿子将偿命。但在今天上市公司立法中，公司倒了，除非查出高管有贪腐等犯罪行为，否则公司高管不仅毫无责任，而且照拿高薪。
最后是政府监管缺陷。针对美国大企业高管犯罪，梯尔明确写道，“这些腐败的执行官是放松管制的产物，而这种商业管制在混乱中已经运营了20多年。”他举例说，在放松管制后，以下行为竟然是合法的：名义上把企业总部搬到海外以逃避税收，但高管们仍然在原地办公；一方面以压缩成本为由大量裁减员工，另一方面大量增加行政性支出；董事会内部随时可以决定提高薪酬，而无论企业经营状况如何。但是，平时纵容企业高管为所欲为的政府，关键时刻却来“秋后算总账”。正如许多经济学家批评的那样，如果平时就加强监管，那么，就不会有如此之多的大公司丑闻；而如果政府关键时刻控制一下事态，不是搞集中清算，就不会有因丑闻暴露导致的全局性金融危机。
以上三点，又被经济学家称为“大企业病”。
美国经济学家分析的种种现象及原因，当然是以美国为样本。但至少也对中国有启迪作用。在中国，特大型国企老总，不仅有经济权力，还享受行政级别，经济与行政权力集中于一身，也容易带来权力的虚妄；与西方股份制企业一样，国有企业实际上也是委托－代理管理模式，企业老总也存在“道德风险”问题；再就是，因为强调企业自主经营，强调放松管制，国企老总的权力如何受约束，同样是个待解决中的问题。
正因此，我们也必须在查找出症结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改革大型国企治理结构和治理方式，克服“大企业病”，最大限度减少高管腐败现象。（卢周来）
——据《北京青年报》5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