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要目

西方民主制度的三个“基因缺陷”/张维为

　　西方政治模式深层次的“基因缺陷”主要是今天西方民主制度运作中存在的三个预设：（1）人是理性的；（2）权利是绝对的；（3）程序是万能的。

对苏格兰公投的几点辨析/王英津

苏格兰公投是“分离公投”而非“独立公投”，是“民主性公投”而非“自决性公投”，是“协议式公投”而非“单方面公投”。辨别清楚这些公投的不同含义至关重要。

反腐，一场必须赢的价值观较量/詹勇

    惟有建构起“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社会文化，廉洁政治、清正风气才会成为社会常态。这是我们输不起的价值观较量，更是我们必须赢得的未来。

我们不能失去更多的“阿里巴巴”/葛丰

大量代表产业发展方向的初创型企业因A股现行规则的不能灵活变通而挣扎在扭曲的金融生态中。我们也许可以“失去”一个阿里巴巴，但我们无论如何，无法承受失去一批成长中的“阿里巴巴”之痛。

目录

政治研究

西方民主制度的三个“基因缺陷”/张维为

对苏格兰公投的几点辨析/王英津

西方式多党制的弊端/李满长

社会脉搏

反腐，一场必须赢的价值观较量/詹勇

该如何看女市委书记的穿戴风波/洪巧俊

别让官员头顶的伞遮住了真问题/苑广阔

财经广角

我们不能失去更多的“阿里巴巴”/葛丰

邯郸向何处去/叶檀

推出中国版“两房”是种选择/许一力

观点·信息

请给下跪城管站着执法的勇气/谢伟锋

官员要做好聚光灯下被监督的准备/杨涛

进入新常态需要解决过度信贷问题/杨凯生

政治研究

西方民主制度的三个“基因缺陷”

　　现行的西方民主制度暴露出来一些深层次的缺陷，这些缺陷也许可以被称为“基因缺陷”。如果这些基因缺陷迟迟无法得到修补的话，最终历史可能会证明，今天仍然在国际话语中暂时占有优势的西方民主制度很可能只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一段插曲。

　　西方政治模式深层次的“基因缺陷”是什么？笔者看主要是今天西方民主制度运作中存在的三个预设：（1）人是理性的；（2）权利是绝对的；（3）程序是万能的。所谓“人是理性的”，也就是我们一些学者津津乐道的：人可以通过自己理性的思考，做出理性的选择，投下自己庄严的一票。迄今为止的社会经验和实践都证明：人可以是理性的，也可以是非理性的，甚至是极端非理性的。随着新媒体的崛起，人非理性的一面甚至更为强化了。不少政客就是充分利用人非理性的一面大打民粹牌，从而获得更多的选票和利益。

　　美国学者布莱恩·卡普兰不久前出版了一本专著，书名就是《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点出了理性人假设的要害。他指出，正是由于“理性选民”的“偏见”，他们的选票才会被各种利益集团所利用，进而对经济造成损害。比方说，“理性选民”有喜欢高福利的“偏见”，政客就打“高福利”牌，结果西方国家一个接一个地陷入了高福利引发的债务危机。他认为民主频频失误的主要原因是选民“理性的胡闹”：多数美国的投票者对政治问题是无知的，他们固有的观点也是有问题的，因为自己的无知，就把选举搞砸了；因为自己的“偏见”，自己投出的票也带有“偏见”，自己国家的政策最终也带有“偏见”而走上歧途。他认为美国现在要做的是提高民主的“质”，而不是增加民主的“量”，并建议需要“有水准的选民”投票才能解决美国民主制度所面临的质量问题。当然，在大众民主几乎成为宗教的美国，卡普兰的建议只能是一种假设，基本没有操作性可言。

　　“绝对权利”的预设带来的问题也很多，特别是个人权利的过度膨胀和个人责任的严重退化。此外，各种绝对权利之间的矛盾无法解决。这么多的权利都是绝对的，不容妥协的，不能让度的。这样一来，权利之间互相排斥，小至家庭大至社会的凝聚力都大幅衰退。今天的美国社会就充斥着各种权利互相打架的严重问题：同性恋者的权利与反同性恋者的权利、支持堕胎者的权利与反对堕胎者的权利、信教者的权利与不信教者的权利、隐私权捍卫者与知情权捍卫者的权利都互不相让，互相冲突。“绝对权利”登峰造极带来的危机是美国今天最大的社会危机之一。随着权利的绝对化，传统的家庭结构已经基本解体，每个人都强调自己的权利和自由，而不是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包括对亲人、对家人、对家庭的责任和义务。美国已经从“传统家庭”（一对夫妇加孩子）为主的社会转变成了今天的所谓“多元家庭”社会，即包括单亲、同性婚姻等等“家庭”状况构成的社会。1970年“传统家庭”还占美国家庭总数的40％，但到了2012年，“传统家庭”的比例已经跌到了19％。1965年，全美只有7％的孩子由未婚母亲生育，但在之后的几十年里，这一类情况飙升。如今，41％的母亲在孩子出生时属于未婚或离异状态，30岁以下的母亲中，这个比例甚至高达53％，而单身妈妈家庭中贫困的比例高达40％。

　　在政治层面，权利绝对化表现为党派政治“极化”趋势不断强化。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美国两党及其支持者都把自己的权利放在整个国家的利益之上，所以美国今天的政治版图是一张分裂的版图。2000年“9·11”的时候，美国两党曾出现过一次难得的共识，之后，党派又纷争不断，无法形成新的政治共识。哈佛学者玛丽·安·格伦顿在其《权利话语：穷途末路的政治言辞》一书中哀叹：美国是全世界权利种类最为繁多、权利信仰最为坚定的国家，但“美国式权利话语的生硬与直白、赐予权利时的挥霍无度、言过其实和绝对化、个人主义至上乃至褊狭，以及对个体、公民与集体责任的缄默”等等，导致了“权利的封闭性、权利拥有者的孤立性，以及社会责任感的匮乏”。

　　至于“程序是万能的”这种预设，这首先导致了西方政治制度的日益游戏化：西方民主演变成了以“游戏民主”为核心的程序民主，只要程序正确，谁上台都无所谓。在这个竞争日益激烈的世界上，这种“游戏民主”看来将越来越玩不转。

　　牛津学者斯泰恩·林根在其《魔鬼组成的民族》一书中探讨了美国政治制度面临的程序困境，比方说，美国的“立法失控”的问题：各种利益集团的游说，使他们所代表的各种既得利益得到照顾，这导致美国国会通过的法案似乎越来越长。美国税法的长度，“已经从2001年的140万个单词增加到现在的380万个单词”。但如果美国想要改变这种现状，就需要修宪，而修宪就首先要通过一些程序，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换言之，改革方案由于程序原因而无法得到“民主的批准”，林根只能感叹：“你怎么能指望病人给病人看病呢？”一个法治社会反被自己僵化的法治程序所害，结果法治社会和程序正义变成了拒绝改革和保护落后的武器，而不是鼓励改革和推动创新的工具。一旦程序正义被当作正义的最高要求，一旦程序正义被绝对化，后果往往是程序非正义和结果非正义。

　　在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其他层面，程序困境也同样存在。经济学家陈平研究了在美国一项发明变成一个产业所要花费的时间，得出了如下的结论：虽然美国在创新和研发方面目前还走在世界前列，但是美国研发的新技术，从试验、投资、游说议会、修改有关的法律规章到生产和营销，平均周期为10年左右，相比之下，中国一般只需要20个月左右，也就是大约美国1/5的时间。所以现在不仅是美国的制造业流向了中国，而且美国的研发和试产也越来越多地转移到了中国，在中国试验和生产成功后，产品再返销到美国。

　　当然，对于中国来说，建设法治社会和程序正义仍然是十分重要的工作，因为中国的法治传统和程序正义的传统都相当薄弱，但我们要走一步、看三步，我们的理想目标一定要超越美国模式。美国是一个治理成本异常昂贵和既得利益严重固化的国家。法治和程序正义非常重要，但法治和程序正义本身也要与时俱进。如果它们不能与时俱进，那么一个国家就会越来越缺乏活力。当西方模式横扫世界没有竞争对手的时候，这种活力缺乏似乎不是什么大问题，但当“中国模式”变成另外一种选择的时候，西方程序万能的模式就成了一个大问题。

　　总之，总体上看，在现有西方制度安排下，人非理性的一面似乎被强化了，各种民粹主义思潮得到鼓励，使得西方社会越来越难于“实事求是”地讨论问题。权利绝对化表现为各种权利的相互排斥和对抗。程序万能使西方民主制度越来越“游戏化”，“唯才是举”和“深谋远虑”越来越罕见。在这种情况下，“空谈误国”成为许多国家的常态。在像美国这样的国家，资本力量也利用了民主制度的“基因缺陷”，达到了扩大自己影响力，甚至实现了影响力独大的目的。这三个“基因缺陷”是西方制度改革迟早要正视的大问题，否则的话，西方社会整体走衰的颓势将无法逆转。（张维为/复旦大学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

——据《光明日报》9月19日

对苏格兰公投的几点辨析

苏格兰公投虽已过去，但覆盖于此次公投外表的许多“迷障”并未消失，尚需“拨云见日”，更深刻地看待此次公投。

　　是“分离公投”而非“独立公投”

　　正确认识苏格兰公投的性质，需要区分“分离”（secession）与“独立”（independence）的不同。从表面上看，分离和独立均是一个国家的一部分从整体中脱离出去而实现独立建国。但通过分离而脱离母国的部分领土在分离前是原母国的组成部分。国际法虽不支持分离主义，但也不完全禁止分离主义。分离是国家主权范围内的管辖事项，受国内法调整。而独立则指殖民地（包括非自治领土、托管地领土及其附属领土）脱离原来的宗主国而独立建国，与分离不同的是，要求独立的实体原本就不是宗主国的一部分，只是后来因殖民统治而将其纳入了被脱离的国家；“独立”通常受国际法的调整，是受国际法保护的权利或行为，是正义的、合法的。由于这两个概念具有某些相似性，故人们很容易将它们混淆。

　　所谓“苏格兰公投”，其实是分离公投，而非独立公投。因为苏格兰是英国领土的一部分，其意欲从英国脱离出去的行为应为分离，是英国的内部事务（即内政）。人们所说的苏格兰“闹独立”，实际上是“闹分离”。从法理上说，“苏格兰独立公投”的说法并不准确。这一区分的意义有二：一则有助于认清苏格兰公投的合法性并非基于国际法上的“独立”理论；二则要求我们在分析和评价苏格兰公投时应采用的理论工具应是“分离”理论。

　　是“民主性公投”而非“自决性公投”

　　公民投票划分为自决性公投（plebiscite）和民主性公投（referendums）两种类型。前者是国际法意义上作为领土变更方式的公投，后者是国内法意义上作为直接民主手段的公投。自决性公投通常是指殖民地摆脱殖民统治以实现独立建国或决定领土归属以合并到他国的公投；民主性公投通常是指在一个主权国家的既定疆域内，人民对全国性或地方性重大事务进行集体表决的公投。

　　苏格兰不是英国的殖民地，而是英国的组成部分，因此不存在“自决”问题，其所进行的公投是经过英国中央政府批准的地区民主性公投。从国际实践看，一个主权国家内部的某个地区欲通过公投的形式来获取分离，中央政府最终有权力决定是否允许其脱离出去。一般说来，一个地区要完成分离、实现独立建国往往要经历两次“同意”，第一次是全体人民的同意（其通常采用全国民主性公民投票的形式），或者至少是代表全体人民的中央政府的同意；第二次是地区居民的同意（其通常采用地区民主性公民投票的形式）。此次苏格兰之所以进行公投，是因为其获得了英国中央政府的“同意”，这也可以视为苏格兰领土主权的另一部分共有者的“同意”。倘若未经英国中央政府的批准或另一部分领土主权共有者“同意”，苏格兰单方面宣布“公投”或者宣布“独立”，是非法的、无效的。

　　是“协议式公投”而非“单方面公投”

　　对于一个地区或族群来说，“分离”不是简单的单方面的基本权利，而应该是一种共识权利，即分离只有在有关各方达成共识的情况下才具有合法性。苏格兰公投即是如此，它是在取得了英国中央政府同意，且双方（即苏格兰地方政府和英国中央政府）于2012年10月签署“爱丁堡公投协议”的情况下举办的。

　　实践表明，单方面分离通常不被主权国家所允许，成功的概率非常小。即便成功，一般也不为当事国中央政府所接受。因此，分离主义都面临着一个难以逾越的阻碍：当事国中央政府的坚决反对。即便是在少数族群或地区通过地区性民主公投的方式表达出了集体分离的愿望，当事国中央政府也没有法律上的义务承认或接受分离主义的诉求，因为当事国中央政府代表和考虑的是国家的整体利益。事实上，国际上没有一个族群或地区在未能获得中央政府“批准”的情况下轻易地从主权国家中分离出去。所有主权国家对自己内部的任何“单方面分离”行为都绝对不能容忍。国家的整体利益高于局部地区的利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绝不容许“民族分离”或“地区分离”，否则，主权国家有权采取一切方式对“分离”行为进行必要的制止。（王英津/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据中国社会科学网9月24日

西方式多党制的弊端

1. 建立无数个党派，客观上的事实是把一个完整的、团结的、和谐的社会分割成无数个政治利益团体或者民族团体。这些新成立的政治利益团体或者以区域划分，或者以民族划分，其最终结果是让这个社会形不成合力，让各个团体在政治主张上、经济发展模式上、在解决社会问题上相互掣肘，相互攻击，相互反对，相互斗争。这样，整个社会不可避免地将出现政党林立、三心二意、争权夺利、互不服气、矛盾重重的局面。

全世界都知道泰国的黄衫军和红衫军事件，为了执政，他们组织各自的支持者公开对抗，街头斗争异常激烈，你来我往，互不相让，社会的正常秩序被打乱，政党斗争变成了民众对立。最终的结局是国家的经济发展受到很大影响，人民生活水平提升缓慢。

通过大量的事实我们不难看出，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里，如果出现以民族为特点的政党，则不利于各个民族间的团结。如果形成以区域为特点的政党，则不利于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

2.多党制很容易使一些非法的政治组织合法化，让那些极端民族主义分子、极端宗教主义分子、极端分裂主义分子摇身变为政治家，甚至成为一方领袖。多党制也为极端组织生存提供了保护和发展的空间。国外的势力则为这些“政治家们”出谋划策，包括提供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支持，成为他们可靠的后台。分裂分子达赖和热比娅等，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3.多党制易使个别人、极端组织的非法要求和非法主张合法化。他们以政党的形式在社会上出现，通过媒体广泛地宣传他们的主张。鼓动、蛊惑人心和欺骗不明真相者，并在社会中寻找支持者。

4.在多党制的国家里，政府更迭频繁，政府工作不可能有延续性。由于各个政党政见不同，在国家战略制定、长远经济规划等重大问题上，各个政党之间很难达成共识，会出现朝令夕改的局面，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发展路线图。这种局面对正在崛起的中华民族而言，肯定是个灾难。

5.所谓政党竞争，实际上是为了争权夺利，相互揭老底，拼个你死我活。他们执政的目的不是为了国家为了人民，而是为了政党利益，为了小团体的利益，他们往往是为了执政而执政。为了能够上台执政，他们不惜借用国外的势力，寻求外部支持和干涉。而外国政府和国际组织随时可以利用多党制介入一国内政。多党制是西方国家干涉他国内政最好的工具。中亚北非国家的动乱过程及其实质，以及独联体国家的“颜色革命”，无不如此。

参照前南斯拉夫分裂时的具体数字比例，如果我们国家放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强行搞西方式的多党制，在一年内将会出现数万个政党，两年内可能发生武装冲突，冲突也许会持续10年之久，冲突中我国将会有1.3亿多的难民，1300多万平民百姓丧生。经济至少倒退20多年，有5000年文明史的中国将被分裂为30多个小国。一个统一的、完整的、蒸蒸日上和日益强大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将不复存在。一旦中华民族内讧了、分裂了，社会主义中国乱了，受苦的是谁?高兴的又是谁?对此，绝大多数中国人心知肚明!（李满长/中国驻塞尔维亚共和国大使）

——据《红旗文稿》9月23日

社会脉搏

反腐，一场必须赢的价值观较量

前不久，作家冯骥才在访谈中，说起自己的一次经历：到某地，有关方面接待，桌上放了几个家常菜，主人连说“特殊时期，特殊时期”，一副很难为情的样子，也好像有点没面子。类似现象并不少。由此想到，不管是改作风，还是反腐败，越是深入，越需要观念上的“化学反应”。

几年前，当世界纷纷关注中国奇迹的时候，新加坡《联合早报》提醒：在经济增长的故事以外，中国还有一个也许较不抢眼的故事——一个文明重建的故事。借用这样的视角，观察十八大以来的两年间，在正风肃纪与铁腕反腐的强劲激荡之下，价值观层面的深刻变化，另有乾坤。

还记得，当年一位小学生“想做贪官”的理想，让多少人痛心疾首。“因为贪官有很多东西”，看似童言无忌，实则是腐败现象对价值观的扭曲。天下事，从来在作为。这两年，正是在“全党必须警醒起来”的铿锵之声中，从八项规定到禁令纷出，从痛打“老虎”“苍蝇”，到在全党深入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党风政风为之一新。

当大吃大喝成了官场禁忌，公款送礼成了过街老鼠，贪官落马成了大概率事件，必然在观念世界投下巨石。“升官发财”的迷梦幻灭了，“想发财别做官”的告诫振聋发聩；“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谬论破产了，“公款姓公、公权为民”的逻辑日益深入人心。滋生于腐败的各种思想病毒正在被清除，为民、务实、清廉的价值追求，已成为今天政治生活中势不可挡的主潮流。

党风正则民风淳。干部戒奢以俭，民间也兴起了“光盘行动”，高端餐饮纷纷转型平民化；公款节礼被禁，带动节日消费回归理性、社会交往回归情感。总体上看，我们的社会迎来了正气上扬、浊气下降的转机，那些被腐败现象、不良风气颠倒的是非观、价值观，开始得到纠正。十八大以来的新气象，往深里看，就是社会价值观的重塑。

这是令人振奋的节点，也必然经历艰难的过程。近日，有央企职工向纪委和媒体举报单位“送礼清单”，却被同事骂为“叛徒”。现实中，有的干部反感不正之风，管得严了又抱怨“为官不易”；有人上一秒还在发帖痛骂贪腐，下一秒已在微信群里商量给孩子老师送礼的事。这一方面看出，腐败也好，潜规则也罢，已经在利益的渗透中，让一些人的心灵和环境遭到了污染、出现了异化；另一方面也表明，如果不能构建一个全社会的清廉文化，反腐这场艰巨的战役很难打赢。

所谓“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最可怕的腐败，正是社会价值观的腐蚀堕落。正风反腐进行到今天的地步，不仅事关政治生态净化，更是一场社会价值观的较量。正如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指出的，当前“不敢腐”初见成效，接下来还要向“不能腐”和“不想腐”迈进。要实现这样的跨越，既靠制度建设，也靠思想改造。二者相互融合、相互为用，才能激发出最强劲的正能量。

只有思想上扶正祛邪、补足钙质，才能把简朴公务餐吃得心甘情愿，才能变压力为动力越干越有劲，才能对不良风气敢于说不。这是净化政治生态最深厚的土壤。日前，在全国政协十二届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上，有政协委员就提出，将廉政文化建设与完善国家治理结合起来，努力培育崇尚廉洁、痛恨腐败的社会风气。驱逐劣币，必须让良币通行。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为什么在中央反腐动作迅雷风烈、气势如虹的同时，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力度也在不断加大，为的就是破立结合，唱响我们时代的正气歌。

“文化会使局面几乎完全不一样”，纵览兴衰治乱，学者们常常有此感喟。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价值观念。国有四维，礼义廉耻，“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反“四风”、反腐败的时代洪流，是荡涤更是唤醒，是除弊更是拯救，惟有建构起“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社会文化，廉洁政治、清正风气才会成为社会常态。这是我们输不起的价值观较量，更是我们必须赢得的未来。（詹勇）

——据《人民日报》9月23日

该如何看女市委书记的穿戴风波

昨天，一则题为《吉安市委书记王萍到底是书记还是富婆》的微博在网上热传，网友发帖称，江西省吉安市委书记王萍在不同场合穿戴的手表、手镯、手链、项链、戒指和胸花等，数量和种类众多，并配有多张图片证据。对此，吉安市表示，网帖系吉安市峡江县落马县长家属所为，属恶意诽谤中伤。

发帖人说：“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说实在的，看了吉安市委书记王萍在不同场合穿戴的手表、手镯、手链、项链、戒指和胸花等图片，我没有惊呆！而是仔细地看看王萍的这些穿戴，再把图片发给销售珠宝的朋友看，看看王萍的这些穿戴是不是很贵重？因为王萍回应“穿戴奢华问题”时说，“有能力购买、经得起查”。我这位朋友说，从图片来看，王萍这些珠宝大多并不很昂贵。所以，我也相信王萍书记有购买能力，毕竟是一位正厅级的领导，工资待遇高。再说女人衣服多、手饰多，这些都是正常现象。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不要说一个市委书记，就是一个普通的女人，一年添几套衣服、几件手饰，这也是很正常的事，几年积累下来肯定不少。女人爱打扮，女市委书记也是女人，也爱打扮，这很正常。正如网友所说，“我作为普通女性，感觉就这点首饰也要被查，也真是醉了。” 还有网友说，从提供的资料图片信息看，吉安市委书记王萍作为女性领导注重形象，佩戴的首饰并不能说明全是奢侈品，“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关键是要警惕个别官员热衷于“穿金戴银”，最终滑入腐败的泥潭。这个说到了点子上。

但是，无论是当地政府，还是王萍本人，在“穿戴风波”上的应对，在我看来并不成熟，有的还是败笔，从而激起了网友的不满。迅速回应并没有错，但如何应对才是关键。报道说，吉安市回应称，网帖选取剪切王萍十多年来各种公开活动的图片进行恶意诽谤中伤。经公安部门查实，发帖系峡江县涉嫌受贿、正在被检察机关查处的原县长涂建忠的家属所为。昨天下午当事人王萍曾回应称，今年8月已有类似情况，此事为峡江县落马县长的家人对其污名化，组织上已完全掌握情况。“他们把我在地方工作十年以来，从赣州、九江到吉安三个地市，所有网上公开的图片找出来，说是没有一件重样的衣服、佩戴首饰名表。”王萍称，现在的女干部，难道只能一件衣服出镜吗？她表示，所有的手表、配饰，没有哪个是超标准的，都经得起组织检查。

这些回应，我认为都是蹩脚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公民有监督的权利，即使是腐败分子的家属，只要是公民就有监督的权利，这权利包括举办官员腐败的问题。回应称“网帖选取剪切王萍十多年来各种公开活动的图片进行恶意诽谤中伤。”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我倒要问问照片是不是真的？如果是真的，能说是恶意诽谤中伤吗？倒是这种“欲加之罪”让人反感。回应还称，“大量寄发与事实不符的诬告信件混淆视听”？寄发了那些与事实不符的，能不能晒一晒，看看是不是事实？再说王萍的回应也是败笔，“所有的手表、配饰，没有哪个是超标准的，都经得起组织检查。”超不超标准不是你说了算，官员“自证”的效果毕竟有限，缺乏公正、客观的第三方证明。既然你说，经得起组织检查，那么上级纪检监察部门就应该去调查，给公众一个交待，看看王萍是不是经得起组织检查？ 

如果是我回应穿戴风波，我显然不会说发帖人是恶意诽谤，也不会说“所有的手表、配饰，没有哪个是超标准的，都经得起组织检查。”我会说：“每个公民都有监督的权利，欢迎随时监督我们。”（洪巧俊）

——据金羊网9月24日

别让官员头顶的伞遮住了真问题

　　9月17日，有多家媒体官微发消息称，近日河南省新乡市获嘉县群众抗议污染企业，民众上街维权，警察为保护与民众对话领导，一手执枪，一手为领导撑伞。17日上午，记者从获嘉县警方获悉，警察手中持有的是对讲机。与此同时，照片中“被打伞”的获嘉县副县长吴振福也通过政府网站发表道歉信，公开道歉。

　　一张照片，把当地这名官员和背后的政府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之上。客观地说，当地政府有关部门的回应还算迅速，比如公安部门在第一时间表示照片中的警察手里拿的不是枪，而是一部对讲机。而照片中的副县长，也很快通过政府网站就此事进行了道歉，表示自己在和群众对话的时候，因为现场声音嘈杂，没有注意到身边的公安干警帮自己打了伞，言外之意，他是“被打伞”了。

　　不管当地有关部门和这位副县长的解释是否服众，在我看来，我们都不应该过于纠结副县长头顶的这把伞或者是一边警察手中的那把“枪”，而应该更多的关注被伞遮住的真问题，也就是引发当地市民群众聚集的原因。事件的起因在于当地一家化工厂在试产过程中产生了刺鼻的气味，引起了当地群众的担忧，进而发生了聚集事件。

　　据报道，9月3日，这家化工未经审批擅自试生产。当地环保局执法人员4日发现空气出现臭鸡蛋气味。结果直到9月9日，当地才要求这家化工厂停工停产，实际上是又过了三天，也就是到了9月11日，化工厂才真正的全面停产。试问，从9月3日就发现了气体异味，为什么过去了将近10天，该化工厂才正式停产？实际上正是当地群众发现了气体污染，但是却迟迟不见政府采取任何行动，才于9日这天上街聚集抗议的。也就是同一天，当地政府才要求化工厂停电停产，这也就意味着，如果不是群众聚集抗议，这家化工厂可能还不会被要求停工停产。

　　这才是副县长头顶的那把伞所遮住的真问题。而联系到媒体此前的报道可以发现，这家肇事的化工厂已经不是第一次惹祸了。近年来，这家化工厂因为污染问题在当地备受民众指责，而2013年9月10日，该厂低温甲醇洗装置发生爆炸，共造成5名职工受伤。新华社当时报道指出该厂，“存在化工污染和拆迁后遗症等问题。”“政府承诺成空文、企业和村民缺乏沟通、双方积怨渐深”。正是政府对化工厂的污染问题不重视，对企业与居民之间的积怨置之不理，才最终导致了今天的群众聚集，也让当地政府陷入如今的舆论漩涡之中。

　　如果化工产污染问题得不到彻底的解决，如果百姓因为生存环境危机导致的怨言不被纾解，那么现在的冲突，就只能是一次预演，“爆炸性新闻”还在后面，到时候，恐怕就不是政府一纸声明，副县长一封道歉信所能解决的了。（苑广阔）

——据光明网9月18日

财经广角

我们不能失去更多的“阿里巴巴”

中国本土电商巨头阿里巴巴登陆美股，按照招股计划估算，这宗IPO最高融资规模可达243亿美元，创造美股最高融资额纪录。

阿里巴巴路演期间即获追捧。今年上半年，通过阿里巴巴平台完成的交易额占到中国零售总额的8%，而且更重要的是，这样一家巨无霸式的企业目前仍处于快速增长中，其交易量与收入均以年均50%左右速度上升，利润上升则还要更快。

阿里巴巴堪称改写了中国内地零售业态（其实还包括相关产业，譬如物流、IT、通信、支付、商业地产，等等，甚至还影响到居民生活、社交方式），也是深度契合中国经济转型趋向的“国宝级”企业。其登陆美股固然可看作中国经济不断融入且逐渐反哺全球经济体系又一例证，但另一方面，只要稍稍回头看看中国A股优质上市资源如此之少，中国内地投资者长期投资回报率如此之低，我们就不能不对阿里巴巴舍近求远深以为憾。

阿里巴巴的“外资企业”身份（境外注册）以及二元制股权结构，是其与A股市场现行规则间最直接的抵牾处，而由此所牵扯出的，实则还是中国内地迄今仍在纠结的金融与经济何者为先，以及稳定与发展如何实现辩证统一等更具普遍性与长远性的大课题、大挑战。

相比于经济，金融是第二性的，也就是说，一个运转良好的金融体系，终究是要以服务、服从于实体经济为目的的，但是反观中国的情况却是，基于种种政策考量，中国的金融体系与经济单位被人为安排为国有/非国有二元分立，这其中，对于国有金融机构（垄断把持正规金融体系）与国有企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已经退至50%以下）而言，金融供给的规模与价格都是“超经济”的，而对于非国有金融机构与非国有企业而言，其在现有制度框架内总是处处处于被抑制的状态。

如今的阿里巴巴当然已无需受制于融资瓶颈，然而，大量代表产业发展方向的初创型企业却因A股现行规则的不能灵活变通而挣扎在扭曲的金融生态中。譬如有资料显示，目前中国的中小企业数量已经占到企业总数的99%，产值、利税、吸纳就业人数分别占到全部企业的60%、40%以及70%以上，但是目前80%的中小企业主要依靠自有资金来开办和扩张，90%以上的初始资本来源于其主要的所有者、合伙发起人和家庭。中小企业在创业前5年中得到的贷款，只占银行贷款总额的1%，而银行贷款，又是中国所有资金供给渠道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

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根深蒂固的所有制偏好，另有对市场“欲说还羞”的不信任以及对进展过快可能导致系统性风险的过度忧惧。但问题是，静态的稳定终究是一种低水平的稳定，缺乏生机勃勃的实体经济坚实支撑的金融体系终究又有多少稳定与安全可言？

我们也许可以“失去”一个阿里巴巴，但我们无论如何，无法承受失去一批成长中的“阿里巴巴”之痛。（葛丰/《中国经济周刊》特约评论员）

——据《中国经济周刊》9月22日

邯郸向何处去

目前，不幸的城市是相似的：房价下行、实体经济不振、债务危机曝光。

邯郸就是这样的不幸城市。媒体报道，邯郸高利贷市场崩盘。民间集资大潮盛行10年，今年危机暴露。当地龙头开发商金世纪地产董事长史虞豹两个月前跑路后，至今下落不明。这一事件推倒了邯郸当地多个开发商集体违约的多米诺骨牌。邯郸当地多个开发商以年息20%甚至30%的高额利息为诱饵，短短数年间集资数十亿，将这些资金支付土地出让金或作其他用途。当不断加速的圈地、融资戏码遭遇楼市下行的困境时，这些开发商无法继续这场豪赌。

这是房地产叠加民间高利贷崩盘的典型案例。房地产崩盘就是如此，谁购买相关的金融产品谁倒霉。美国次贷危机，购买相关金融衍生品的人倒霉，正是这些钱最终支撑了居高不下的房地产市场；在鄂尔多斯、邯郸等地，出借房地产高利贷的人倒霉，他们贪图20%到30%的利率，以为房地产一定会维持每年20%以上的增速，一旦房地产价格涨势趋缓，这些高利贷资金就成为有去无回的沉没成本。

邯郸的房地产貌似还未崩盘，就是盘整也足以让某些房地产公司倒台，可见资金紧绷到什么程度。根据搜房网的数据，今年2月，邯郸住宅市场月成交均价达到5088元/平方米，处于历史最高位，2011年1月为4296元/平方米，上涨18.4％，在全国范围内不算高；今年7月回落到4983元/平方米，相比最高位下降了2.1％，降得不算多，但当地市场已经嘎嘎作响。

邯郸当地房地产研究机构人士分析，邯郸在售和预售的商品房项目共约3480万平方米。而2013年，邯郸商品房年售总面积为355.8万平方米，以此测算，当地商品房存量需要消化近10年。明眼人清楚，这样的市场无法支撑高价，高利贷出现在某个市场，就是某个市场开始恶化的典型标志。

资产泡沫与实体经济下行、资源未流入本区相关。笔者试图检索邯郸财政收入与土地收入，邯郸官网让人失望，数据滞后，只能根据政府工作报告加国家统计局邯郸调查队的数据分析，该市增长遭遇瓶颈，高污染重工业需要转型却代价高昂，勉强靠固定资产投资维持增长，经济发展引擎难以在短期内改变。

2013年的情况是全市生产总值完成3061.5亿元，仅增长7.3%；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2758.9亿元，增长15.7%。此时，政府收入下降，全部财政收入301.2亿元，环比上年下降8.5%；其中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完成172.7亿元，下降6.5%，占全部财政收入的57.3%，税收收入为244.5亿元，占全部财政收入比重为81.2%。估计其中40%左右为房地产收入，加上房地产税收，房地产作的贡献超过40%以上。

在惨淡的景况中，房地产仍起支柱作用。2013年，房地产完成开发投资305亿元，比上年增长18.3%，商品房竣工面积增长22.4%，而销售面积下降17.6%。库存量增加，房地产形势更加严峻。2014年上半年，固定资产1322.2亿元，房地产仍完成投资180.8亿元。固定资产投资成为灵丹妙药，政府决定“实施‘1155’工程。全市抓好100个在建项目，推进100个前期项目，核准备案亿元以上项目500个，市级直抓投资50亿元以上的大项目”。

很多债权人直指造成目前开发商融资违约的根源在于政府监管的疏松纵容。一位思特利债权人指出，“这些参与集资的开发商在拿地、开发、预售等多个环节都存在证件不全的情况，验资过程也不透明。以思特利为例，在今年8月23日停止如约付息后，该公司居然还能竞拍获得土地。”政府在左支右绌的情况下，对这些开发商眼开眼闭，也就在情理之中。有能力的政府往往引进的是国内大型开发商，邯郸看来并无优势。考虑到邯郸的房价，以及高利贷的规模，不至于陷入鄂尔多斯境地。

一个历史古城陷入困境，环境污染，民间高利贷危机局部曝光，未来向何处去？（叶檀）

——据《每日经济新闻》9月23日

推出中国版“两房”是种选择

　　继苏州、无锡、徐州限购松绑之后，坚挺了3年零7个月的南京房产限购终成历史。9月21日，南京市发布《市政府关于保持我市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通知》，宣布即日起购房不再需要提供新购住房证明。 

　　放开限购成为了政府在重要时期保证房地产不至于全面失速的关键手段。但楼市放开限购已经一段时间，市场反应并不理想。因为在房价逐渐接近高位的时候，这些措施都遇到了阻碍。差别化房贷政策也不行，商业银行都不敢给购房者贷款。 

　　那么如何在未来的三到五年之内，使房地产不至崩盘，进而让楼市平稳过渡？对比美国的楼市起落，我们可以看出，直接为公众提供住房支持的金融机构从来不是商业银行而是鼎鼎大名的“两房”——美国两大房贷机构“房利美”和“房地美”。 

　　有人会说“两房”是美国次贷危机的元凶，让他们做这个，不是让购房者玩命吗？ 

　　不是的。“两房”的次级贷款确实“玩脱了”美国经济，但不可否认的是，住房保障体系通过住房政策性金融机构为居民解决住房问题已经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普遍做法。而中国在这个环节却还是空白，如果能够建设中国的“两房”，同时严格控制证券打包过程中的风险评级，完全可以成为中国楼市的一根定海神针。不仅能够有效拯救地方楼市于危亡，更关键的在于能够为工薪阶层提供廉价的住房贷款。 

　　“两房”究竟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原理很简单，它们不是房产公司，也不是银行，更不是直接为购房者提供贷款的机构。“两房”是把银行的按揭贷款购买过来，然后打包成债券，出售给金融机构投资人，得到的钱再去购买按揭贷款。 

　　这一定位起源于上世纪7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之前，美国银行业50%左右的资产是住房抵押贷款，该资产的收益率高低直接影响到银行的经营状况——这个情况和目前的中国非常像，去年很多商业银行80%的贷款仍然是房贷。 

　　回到美国的问题上，高比例住房抵押贷款有一个问题，就是回转周期过长。为了抵消这一周期中的利率风险，美国政府在当时出台了一个Q条款，来限制存款利率。然而，银行业很快又面临了一个新问题——大萧条前的股市暴涨，证券类资产的收益高于存款，于是大量的存款涌出银行，最终导致银行没款可贷，这是非常要命的。于是如何提升相关房地产抵押贷款的流动性就是一个问题。 

　　于是进入了“两房”的全盛时代。“两房”运作模式是：当市场衰退、信贷紧张时，他们提供债务融资，在二级市场购入按揭资产，向金融机构注入流动性；当市场好转时，他们再将手中的按揭资产出售给金融机构，并获得差价收益。尽管不直接参与放贷，实际上却成为了美国银行房贷的重要支持者。客观说来，尽管自大萧条后，美国楼市曾经出现过局部的震荡和回落，甚至在08年之后，出现过崩盘之势。但是因为“两房”的存在，在大趋势上，美国房地产维持着良性的上涨趋势，这种趋势成为两房进一步提供低息贷款的主要支持，同时也成为美国公众固定资产的重要保障。 

　　只要中国能够有效地控制好贷款的审核程序，我们完全有能力平抑次贷危机的风险，并且极大地发挥“两房”对于房地产业和购房者的双重支持作用。对中国来说，特别是在房地产市场波动下行的当下，中国版“两房”的推出可能是一种很好的选择。（许一力）

——据中国经济网9月23日

观点·信息

请给下跪城管站着执法的勇气

最近一则城管与小贩互跪的图片引发热议，照片中的小贩是一位七十多岁的大妈。当天，大妈正在沿街售卖蔬菜，遇到城管前来执法。就在城管动员大妈离开时，老人家突然朝着城管跪下，随后一名城管队员也跪了下来，最后在城管的劝说下，老太太被扶了起来。

当这名城管面对卖菜大妈沿街售卖蔬菜，其执法者的属性，就已经代表了国家公器的权威性。这种权威性，不能定义为想当然的优越感，但也绝不能随便沦落成下跪的条件反射。否则，这都能成为种惯性的话，那以后交警对违章司机下跪、文化稽查队对上网吧的未成年人下跪，这社会秩序的管理，是否就要面临着一地鸡毛的尴尬呢？（谢伟锋/据《光明网》9月15日）

官员要做好聚光灯下
被监督的准备

近日，有网友跟拍洛阳市政法委副书记高茂曾，并将他打牌、开公车吃饭等情景剪辑后发上网。

高茂曾不知是在担任法院执行局局长时得罪了当事人，还是在担任政法委副书记时得罪了人，也不知他是正当执法时得罪了人还是滥用权力得罪人，抑或完全是遇到了“见义勇为的群众”。但是，他不必怨恨拍摄者，而且，今后所有的官员都应当做好生活在聚光灯下的准备。因为，既然当上了官员，又遇到了互联网和公民权利意识苏醒的时代，那么，就必须行得正、坐得端，接受在聚光灯下的考验，否则，要想随性地生活，就不如下海，自己经商或者从事其他职业，就像一些“裸官”一样主动辞职以避免他人说闲话。（杨涛/据《北京青年报》9月18日）

进入新常态需要解决
过度信贷问题

现在经常听到的说法是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我认为对这个问题需要深入剖析、全面看待。要正确看待银行信贷的功能和作用，办银行有明确的资本充足率约束，办企业也应该降本求利，不能总是希望通过做无本生意，完全靠借钱企业就能发展、就能获利。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抑或外资企业，如果其“老板”（股东、出资者）认为一个企业市场前景不错，希望能够经营下去并且进一步发展的话，那就应该以不同方式不断地向其注入资本（增加所有者权益），而不能仅仅寄希望于靠银行贷款就可以“做大做强”。如果股东对某个企业前景并不看好，或是虽想增加资本金但感到力不从心，那就应该设法退出市场，或者只是进行“简单再生产”，不去追求“扩大再生产”，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不应该一味地去要求银行不断对其累加贷款。否则不仅无助于调整经济结构，而且也会造成金融风险的不断积聚，最终导致经济运行的系统性麻烦。现在有不少人对银行应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理解不够全面，总以为这句话的含义就是银行要进一步给企业发放更多的贷款。这是一个认识上的误区。（杨凯生/据《第一财经日报》9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