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要目
共产党人不能放弃对正义的坚守/金一南
我们今天讲话语权，当然需要语言技巧和传播技巧，但是最根本的影响力来自对社会正义的主持。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需要挺身而出，需要大义凛然，需要在原则面前的坚定性！
反腐要提防“大老虎”们联手反扑/郭文亮
不彻底根除已经存在的严重腐败现象，党的执政根基将可能被严重蛀空；但如果不处理好加大反腐力度与科学防范反腐所引发的各种风险的关系，也可能犯下“颠覆性错误”。
中华文化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郭齐勇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党的最高领导人在任期内去孔府的，习总书记是第一人，这里释放的信息颇值得琢磨。
甲午120周年：我们也应以日本为鉴/《新京报》社论
甲午之战，既是日本军国主义的肇基，也在不知不觉中，为埋葬日本军国主义的墓穴悄然掘下了第一铲土。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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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人不能放弃对正义的坚守/金一南
反腐要提防“大老虎”们联手反扑/郭文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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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怎样的人大会议直播/樊大彧
车改阻力来自“有车者”与“车改区”/叶青
镇政府起诉县政府是法治的进步/刘鹏
“庶民公文”故事折射制度缺陷的屈辱/唐螂
“两条腿”的中国比西方跑得快/胡鞍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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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推荐
共产党人不能放弃对正义的坚守
在去年一次与拉美班学员座谈时，哥伦比亚一名上校发言说，你们中国人过去支持的哥伦比亚游击队，现在都在贩毒，你们现在发展很快，有钱了，不应该对我们作一些补偿吗？
他讲完后，我方学员一片哑然。我想，我得说几句。我说，首先，中国的确支持过很多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国家要革命，民族要独立，人民要解放，这是20世纪的历史洪流。联合国成立时成员国只有40多个，21世纪初时成员已经达到190多个，也就是说整个20世纪有150多个国家获得独立解放，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巨大进步。我问那位上校，你说中国支持哥伦比亚游击队，你知道我们还支持过南非的曼德拉吗？后来的曼德拉成了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东方西方把他捧到了天上，但当年对这个非国大青年领袖、非国大军事组织负责人，有谁帮助他？他最艰难的时候，是中国给了他最大的支持和帮助。可当时的美国人、英国人在干什么呢？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终生厌恶曼德拉；美国支持当时的南非政权，就是因为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情报，曼德拉才被抓住，关了27年。美国当年支持的西班牙的佛朗哥、韩国的李承晚、伊朗的巴列维、智利的皮诺切特、南越的阮文绍和阮高祺，都是声名狼藉的独裁者。美国的这些记录今天就忘记了？美国当年实行种族隔离政策，被追捕的黑人领袖威廉·罗伯特跑来中国避难，他的儿子小罗伯特就在中国人民大学附中上的学，这不是中国的支持？可以说，中国主持了国际正义。至于说一些人后来跑去贩毒或干其他什么事了，那是他们自己的事，与我们支持的初衷和目的毫不相干。中国支持所有国家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这是我们的责任，中国在整个20世纪为世界的发展和进步提供了正能量，无须道歉或补偿什么。那位哥伦比亚上校听得很专注，频频点头。晚宴时他过来握手，说很感谢，没有想过我讲的这个角度。
共产党人主持了人类的正义、社会的正义，这是我们话语权。我们是正义的吗？我们主持过正义吗？我们还将为正义而奋斗吗？今天一些人对这些问题产生了动摇，还要“忏悔”。甚至有的人觉得“两头真”——参加革命前是真的，今天退休了是真的，中间跟着共产党干的这一段成了假的。就像黄永玉画的那幅讽刺漫画：“这个人的一生：正确的+错误的=零，白活了”。还有一些人热衷于以小博大、以偏概全，用小考证颠覆大历史，用局部之真颠覆历史之真，把民族解放、人民革命的大时代描绘为大灾难、大悲剧。这种扭曲心态，哪里还能感觉到一丝一毫的社会正义？
我觉得，共产党从建立之日起，从“打土豪、分田地”到为人民服务、实现共同富裕，都体现了对社会正义的追求。这是我们的资本，是共产党民心归一的力量源泉。我们今天讲话语权，当然需要语言技巧和传播技巧，但是最根本的影响力来自对社会正义的主持。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需要挺身而出，需要大义凛然，需要在原则面前的坚定性！
我正在写一部电视纪录片《血性军人》的脚本，其中一位典型人物是我们军事学院战略教研室主任王三欣。这位我军优秀的教育工作者，最后倒在了讲台上。最近看材料，知道他年轻时的理想是“向往当一个梁山好汉”，“当个打抱不平的英雄”。这是典型的那一代共产党人对正义的追求，哪像我们今天的一些人，路见不平掉头就走，哪有什么拔刀相助啊！这种顶天立地的正义感消失了。对除恶的担当、对平等的向往、对正义的力挺，是那一代共产党人最强大的力量，一旦失去这种英雄气概、担当精神，必然是绥靖的空气、委曲求全的空气、是非不清的空气、“活麻雀比死老鹰强”的空气。
同样的，一些人认为经济发展就是一切，用利益取代正义。我觉得，这是对党的工作重心的片面理解。就像恩格斯批评第二国际伯恩斯坦时所说的：“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只要增长，不在乎正义，最后导致原则模糊不清甚至丧失。“一切通过发展来解决”成为普遍的思路，“以空间换取时间”成为普遍的方式，用钱来摆平一切，行不行？我觉得不行。
共产党人不能放弃原则性、失去坚定性。一些人主张要加入富国俱乐部。去年底在一个学术讨论会上，某著名大学的一位学者公开讲，中国人要有富人心态，要加入富人行列、跟富人在一起，不要老跟穷人混在一起。这种心态和论调，居然可以登堂入室！这让我想起1997年参观美国西点军校时的情景。当时美国驻华陆军副官胡伯中校陪同我参观，他是西点军校1978年的毕业生。西点军校的纪念馆内陈列着上甘岭537.7高地和597.9高地两个模型。胡伯中校指着模型对我说，这两个高地你们只有两个连守卫，而我们七个营轮番进攻，就是攻不上去，这是为什么？
是的，我们当年守住高地，只有两个连，而在今天，还有没有这样的精神高地？还有没有这样坚强的队伍？还能不能在炮火硝烟中看到仍然高扬的旗帜？今天一些人在思想解放、社会多元的旗号下，主动地、全面地、大张旗鼓地弃守高地，“告别革命”，甚至还有人提出“你是站在政府一边，还是站在老百姓一边？”如果是到了这一步，那么毛泽东当年提出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个命题再次出现了，这是我们共产党人今天必须面对的历史性拷问。
一位军职干部跟我讲，前几年参加会议，一位领导推荐大家看一本书《忠诚与背叛》，讲当时的地下党一些骨干腐化叛变、出卖组织的故事。这位军职领导跟我说：“他讲这些话的时候，眼中泪花闪烁，我们当时都很感动，我回去要求给大家每人买一本。可是今天他也出了腐化问题，我该怎么给干部战士们解释？！”他问得很诚实、很尖锐。一位高级领导干部，如果失去信仰和人格的约束力，同样会陷入万劫不复的泥潭。苏军战将朱可夫在二战胜利后担任驻德苏军总司令期间，把德国的油画、貂皮大衣、水晶器皿搞了好多回来。克格勃向斯大林举报，说朱可夫贪污。斯大林就派他出差，克格勃乘机去家里搜查，把财物全部拉走上报。朱可夫回来一看事已至此，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沉痛不已。最后署名都不敢提苏联元帅的军衔、陆军总司令的职务，就写“布尔什维克朱可夫”，只要求保留他的党籍。你不能说朱可夫不能打仗，可是没有自律和监督制约机制，特别容易出问题。同样，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接近民族复兴的目标，但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面临精神危机。因此，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要坚定理想信念。
中国共产党的命运，掌握在中国共产党人手里；中华民族的命运，掌握在中华民族手里。我们今天讲话语权，我们是否还拥有强有力的思想武器？是否在精神上已经被人缴械了？能不能也向全世界提供精神产品？今天一些人在外面到处寻找“思想武器”。中科院一位领导同志说，里夫金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什么？信息技术与能源结合就是第三次工业革命了？明显是忽悠嘛。对这本并非严谨的书我们竟然如此重视，连里夫金本人都感到吃惊。这是什么问题呢？不接地气地“山寨”别人的思想，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没有自己的思想，我们何谈掌握话语权？（金一南）
——据《党建》7月29日
反腐要提防“大老虎”们联手反扑
反腐败斗争发展到今天，执政党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与考验：不进一步加大反腐力度，不彻底根除已经存在的严重腐败现象，党的形象将会受到极大损害，党的执政根基将可能被严重蛀空。腐败现象不解决，就如习总书记所说的，“我们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但如果不处理好加大反腐力度与科学防范反腐所引发的各种风险的关系，也可能犯下习总书记所警示的“颠覆性错误”，其后果将更加不堪设想，这个问题必须引起执政党的高度重视和警惕。
进一步加大反腐力度可能引发的风险评估
中国共产党历来十分重视党的自身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党不断加大反腐败斗争的力度，虽然也惩治了不少高官，但并未从根本上遏制住腐败频发、多发的势头。究其原因，主要是过去反腐力度的增长赶不上腐败现象发展的势头。反腐要取得让人民满意的效果，必须进一步加大斗争力度，既要大力 “捕蝇”，更要强力 “打虎”。特别是，要彻底铲除其背后的腐败网络。不如此，就很难真正遏制住腐败势头。
“老虎、苍蝇一起打”，老百姓固然欢迎，但要在短时期内，不惜一切代价把各种“苍蝇”、“老虎”扫除干净，尤其是要真正打掉“大老虎”，难度不小，稍有不慎，甚至可能造成严重后果。
一是“大老虎”们的联手反扑。相对于“小苍蝇”来说，“大老虎”的数量虽不多，但由于其所处的地位、所占有的资源，以及背后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能量和影响都不容小觑。“打虎”力度不断加大，腐败分子决不会坐以待毙。为保护既得利益，必然负隅顽抗，甚至联手反扑：要么寻找更高的“后台”保护自己，阻扰对自身腐败行为的查处；要么以影响党的形象、影响安定团结为由想方设法向查处活动施加压力；或者以自己所掌握的对手或更高层级官员的腐败线索相要挟，作垂死挣扎；或者联合党内相关利益者，以莫须有的罪名打击坚持反腐的同志，压制反腐败斗争的开展。“大老虎”们的猖狂反扑必然会激起党内大多数坚持党性原则、维护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同志的坚决反对。由此发展下去，如果没有对风险的有效预防和管控机制，任凭斗争愈演愈烈，则很可能引发相当的负面效应。
二是人民群众的心理承受能力。毫无疑问，人民群众对党中央不断加大反腐力度是发自内心的支持和拥护的，因为腐败不仅严重伤害党的形象，也严重损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从网络舆情可以看出，广大人民群众是高度评价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的反腐决心和反腐效果的。但如果对不断加大反腐败力度缺乏周密的顶层设计，在短时期内过密、过快地拉出一大批“小老虎”、“大老虎”、“老老虎”，虽然大快人心，但与此同时，这种大规模反腐引发的“老虎井喷”现象极有可能超出人民群众的心理承受能力，从而产生意料之外的反效果，即从拥护、支持反腐败走到另一个极端：由痛恨少数腐败分子发展到否定整个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进而否定党的执政合法性。
三是敌对势力借机大肆攻击煽动。由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根本对立，国内外敌对势力长期以来不惜一切代价，寻找各种机会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而一旦在短时期内集中地、大规模地拉出各种腐败案件，必然会给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大肆攻击提供更加充分的口实，甚至客观上为其利用民众对腐败现象的痛恨制造事端提供便利。
加大反腐斗争力度的风险防范对策
有腐必反，有贪必肃。坚决惩治腐败，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任务。充分估计反腐可能引发的风险，不是要降低反腐力度，相反正是为了制定科学周密的防范对策，以将反腐斗争进行到底。
首先，反腐斗争要有顶层设计。彻底根除腐败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也是执政党自身建设中的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随着反腐败斗争力度的进一步加大，所遇到的阻力会更大，困难也会更多，因而不能盲目地反到哪算哪，更不能逞一时之快。面对错综复杂的利益斗争与盘根错节的利益链条，必须充分论证，制定出一套目标明确、计划周延、程序科学、方法得当的顶层设计方案。
其次，公布腐败案件要循序渐进。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严重腐败现象非一朝一夕所能形成，惩治腐败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对腐败分子要始终保持严打、重打的高压势头，但也要注意有计划、按步骤地进行，避免因短时间内“疾风骤雨”式的反腐而引发的风险。
再次，反腐败斗争的重点要放在制度建设上。大力查办各种腐败案件，严厉惩戒腐败分子的违纪违法行为，固然是反腐斗争的重要任务，但却并不是最终目标。既要抓“老虎”，更要建“笼子”，只有把“老虎”关在制度的“笼子”里，才能从根本上杜绝“虎患”。反腐败斗争的最终目标应该是构建一套科学有效的反腐防腐制度体系，因此在反腐斗争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后，要逐步把工作重点从“打虎”转移到“建笼”上来。只有构建起全面系统的防范和惩戒腐败的制度体系，才能让各级官员“不想腐、不必腐、不能腐、不敢腐”，也才能从根本上遏制腐败蔓延的势头。
最后，权力腐败的“历史共业”问题应特殊处理。不可否认，权力腐败问题既有官员的主观因素——这也是主要方面，但同时也有客观因素。那些因历史环境、价值观念、制度机制等方面的缺陷而造成的一些在今天看来的不当行为，可以称之为“历史共业”问题。虽然这些问题都应在党纪政纪惩处的范围之内，但考虑到牵涉的面太广、人太多，一旦按律行事，有可能引发大范围行政运行瘫痪的风险，例如前几年发生的广东茂名腐败窝案，以及近来的石油系统腐败窝案等。为了妥善处理这种情况，可参照香港廉政公署以前的特殊处理方式，以现在的时间点为界，凡是在此之前且腐败情节相对较轻（情节、金额标准可再议）的，只要认错、退赔，一律既往不咎；而此后一律建章立制，按章惩戒，以此解脱一大批幡然悔悟的“小苍蝇”，集中力量打击“大老虎”。“历史共业”问题特殊处理，从法理上说也许有违公平正义，但两害相权取其轻，这种方式有利于减少阻力，也有利于反腐败斗争顺利进行。
至于像社会上一些人所担心的那样：大规模的反腐影响了经济发展、影响了广大干部的工作积极性，进一步加大反腐力度，可能会影响经济发展、影响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笔者认为这种担心虽有一定依据，短期内经济发展的某些领域，如高档烟酒消费、旅游餐饮业等也的确都受到了较大冲击，一些官员在招商引资等方面的积极性也有所下降，但从长远来看，进一步加大反腐力度，扫除了诸如“吃、拿、卡、要”等行为给经济发展造成的障碍，事实上有利于为市场经济营造一个公平、公开、自由发展的环境，也更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这恰恰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这方面的风险。（郭文亮/中山大学党史党建研究所所长）
——据人民网8月5日
政法经济
我们需要怎样的人大会议直播
近日，河南省人大常委会首次通过电视、广播、网络同步直播了一场专题询问会。直播令许多市民网友大呼“过瘾”，副省长在电视里面对面的回答，也被网友称赞“答出了实惠”。该省人大专题询问的主题，是依据社会关注热点确定的民生问题，此次主题是职业教育工作。
询问权是人大监督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专题询问这种新的人大监督方式，最早出现在2010年3月举行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上。专题询问就是人大代表围绕一个主题，有计划、有重点、有组织地进行专题询问。询问主题通常涉及保障房、食品安全、道路交通等热点问题，反映了公众的普遍关切。这种监督方式可以督促政府部门有针对性地改进工作，推动问题解决。
与以往常见的“关门询问”不同，此次河南省人大常委会通过多种媒体同步直播的方式，向公众展示了专题询问的内容。通过直播公众看到人大代表如何履职，也看到政府官员如何接受监督。河南省直播人大会议，并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此前，浙江、广州等地的人大常委会会议都进行过直播。2013年9月，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审议有关缓解交通拥堵的议案办理情况时，鉴于议题与民生高度相关，会议也进行了网络直播。
虽不是“第一”，河南省人大的直播也有领风气之先的方面。此前，一些地方人大会议直播的仅是官员“念报告”部分，对于会议的分组讨论等具有“交锋”性质的部分并没有直播，真正吸引观众的精彩章节缺位，令人遗憾。此次，河南省人大直播的是专题询问会，虽然职业教育议题的热度并不很高，但询问会上代表“追问”和网民“自由询问”的形式，让公众看到了代表和官员针锋相对地问答过程。公众对这样的交锋感到新鲜、过瘾。
直播人大会议的好处显而易见。直播这种形式大大提高了人大工作的公开度和透明度，公开、透明对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各级人大会议本身都属于代行人民权力之举。对各种人大会议进行直播，可以帮助公众了解权力的运行轨迹，打破权力的神秘感。
直播人大会议能带来的最大好处，是督促人大代表打起精神、拿出行动，积极履行对政府部门的监督责任。现实中经常可以看到，一些人大代表对职务性质的认识不到位，把自己的头衔当成一种待遇或荣誉，对人民群众的疾苦关心不足。一些代表履职意识不足、履职能力欠缺，平时没有有效地开展调研或走访征求民意，会议期间提不出有价值的意见建议，有效行使对政府部门的监督权也就无从谈起。政府职能部门的权力不受监督，就会偏离正确方向，同样，各级人大代表如果得不得有效的督促，其对政府的监督也可能流于形式。
对人大会议进行直播，其中的“第一主角”无疑是参会的人大代表。在镜头前，代表们的面貌焕然一新，专注度更胜平常。更重要的是，在镜头后他们付出的努力也非平时可比。据介绍，为了保证此次直播问政的有效性，河南省人大常委会邀请十几位省人大代表历时两个多月，采取听取汇报、明察暗访等方式实地考察了众多职业院校、企业等。直播“压力”带来的效果是明显的，它督促人大在行使监督权的过程中，问出症结、问出责任、问出百姓的心声。对人大会议的直播，既让公众参与了问政政府，也督促了人大代表的履职工作。
直播人大会议这种参政形式，有利于保障公众的知情权，也有利于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和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在许多国家或地区，直播相关权力机构的议事过程已是司空见惯。从公众权利的角度看，对人大会议进行更多的全程直播，也符合我国政治制度发展的内生性规律。各地在直播人大会议的实践中，应该不断总结经验，逐步将其制度化、经常化。（樊大彧）
——据《北京青年报》8月1日
车改阻力来自“有车者”与“车改区”
对于“5813”方案，没有公车可坐者皆大欢喜，不论其官有多大。而就算在“5813”车补的基础上再增加30%到50%，有公车坐的都嫌少，不论其官有多小。科长应该不算大官吧，但在有些县里照样有车坐。
同样，“5813”在一些“车改区”估计也会遭遇阻力。据我所知，在各地车改试验区中，处级干部的车补，最少的是2500元，最高为3100元。现在最多为1200元，一般是1040元，相差不小。
我担心的是，现在对此轮车改表示不满的声音中，最多的就是这个群体。他们说，车补这么少，以后可去可不去的地方，就尽量不去了。你想想，一个处级干部一个月的车补为1200元，一年即14400元，相比之下，原来相对固定使用一辆公车，有些地方、部门一年的正常开支就动辄超过10万，若再加上领导私用，费用更高。如今仅给十分之一左右，一些有公车者难免觉得“委屈”。于是乎，车改之后，在这样一批“实权派”中就可能出现一些问题。
一是一手拿车补，一手塞发票。作为一处（科）之长，处理起与自己私车有关的发票，总会是方便一些。而这也需要通过财务、审计、监察等关卡，加以杜绝。过去这样做可能不是什么大事，现在拿了车补再这样，就不仅仅是违纪问题了。
二是一手拿车补，一手开“私车”“私企车”，即不是自己购买的私车，而是有求于他的私人与私企借给他的车。对于这个问题，我的建议是各单位监察室要多做一件事——登记干部的私车情况，如果开了新车，干部必须更新登记，说明是自己新买的车。否则可以视为私人或者私企借的车。车改方案中提出，要鼓励干部群众举报官员借开私人、私企车的情况。其实只要一查车牌就知道真正的车主是谁。一旦查出是借来的私企车，就应视为受贿，以当地同样排量的车一天的租金来计算受贿金额。大家不要“因车失足”。（叶青/公车改革专家）
——据《新京报》7月23日
镇政府起诉县政府是法治的进步
“镇政府起诉县政府”，一件全国少见的案件引发广泛关注。近日，地处洞庭湖畔的湖南省南县三仙湖镇政府起诉县国土资源局、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诉讼案，在该县人民法院开庭。作为原告和被告的镇、县两级政府人士均表示，诉诸法律比行政调解更加规范公正，有利于基层问题和纠纷的解决。
建设法治社会是我们的目标，在经过多年的法制建设和法律普及之后，法治社会氛围已经初步形成。民众之间纠纷，诉诸法律解决的情况越来越普遍，甚至“民告官”案件也已经屡见不鲜。如今，下级政府把上级政府告上了法庭，无论具体事情为何，将来的判决结果又如何，这样的诉讼本身，无疑已经是法律的进步。
镇政府状告县政府，除去法律的标本意义之外，于解决具体事情显然也是有好处的。一方面，镇政府毕竟是下级单位，如果用双方进行行政协商等办法解决土地纠纷，难免不占优势，也不利于问题的解决。而通过法院第三方依据法律和证据，来进行调解或判决，无疑将更加有利于问题解决，更加公正与公平。
另一方面，镇政府争取的是相关土地权益，而土地权益又是集体所有。因此，从很大程度上来说，镇政府事实上也并不是原告，而原告应该是全镇的居民。镇政府是全镇居民的代理人。基层政府愿意为了民众利益、集体利益，与上级政府对簿公堂，是值得肯定的。而且镇政府站出来为民众代言，民众对镇政府有了信任，也就会放弃上访等行为，这不仅于问题的解决有利，于官民关系、社会稳定同样是有利的。
在一个法律体系完善的社会中，法律是用于解决问题、矛盾和冲突的规则。以原告和被告身份，到法庭去辩论，然后由法院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进行判决，这无疑是新社会、新时代解决无法协商解决的问题和矛盾的最好办法。
就此而言，镇政府起诉县政府，不是下级单位找上级单位麻烦，更不是下级政府给上级政府添乱，而是法治社会的进步。对此，值得我们为之叫好，也值得其他一些地方在具体解决问题工作中借鉴和效仿。(刘鹏)
——据《经济参考报》8月19日
“庶民公文”故事折射制度缺陷的屈辱
这几天，众多媒体报道了广州“一个庶民的胜利”故事：市民冯先生到一家公证处办理网页公证，公证处在复印费上“出猫腻”，多收了1400多元。冯先生将事情投诉到物价局，公证处被责令改正退款。公证处以公文形式要冯先生上门办理。冯先生认为公证处“傲慢”，便以个人的名义，模仿“红头文件”格式，要求公证处或预约上门退款或在规定时间把退款打入指定账户。结果公证处在指定时间内划了款。
故事的戏剧性在于冯先生用近乎“恶搞”的形式，将维权行为演绎成颇具观赏性。由于公证处的无理和愚蠢，不得不成为被公众羞辱的“公共机构”。最后，冯先生还“利益最大化”地把事情透露给了媒体，从而令故事有了“行为艺术”的社会效果。
冯先生的做法如何评价，仁者见仁。不过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广州对于公民利益受到侵害的处理氛围。从投诉到问题的解决，冯先生并没有花更多的成本，便把公证处一手打进了泥淖，公证处几乎是以“现世报”的屈辱状态，承受自己贪念酿就的苦果。至于冯先生喜剧式的大获全胜，自然与广州这个城市的公民意识觉醒，违规单位不敢造次，舆论氛围的宽松等现实元素息息相关。冯先生所以有信心任意挥洒、随意操办自己的“公共事件”，恰恰因为是在广州，才得以如鱼得水。事实上，在广州的舆论和坊间议论中，大家都只在意冯先生的广州公民身份，其他的职业背景和现状，几乎没人问津。广州舆情的成熟程度，可以说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这种现象是值得赞赏的。
至于陷入信任危机的公证处，是该在“有罪推定”当中经受更严厉的审计，还是该默默无闻地在自我整改中“自舔伤口”，那就是以观后效的事情了。但是公证处这次被强烈羞辱，也暴露了公共机构中，按照规范程序公开公正办事的制度，是多么的缺乏。公证处的复印价格，竟然可以任意叫价；处理退款结果的时候，居然也没有什么规范的程序，更不会考虑民众的感受等等，这些制度上的缺陷，恰恰就是被冯先生播弄于股掌之间的机制软肋。公证处脱胎于司法局，早就不是什么“官式衙门”了，但是，却还在那边固步自封，结果成为了同业笑柄。当然，期待其取得深刻教训，改弦更张的愿望，我们市民还是保留着的。
“冯先生挤兑公证处”的事情说明，公共机构要建立自己的待人处事程序，才具有令自身置于规则保护之中的前提。按照自己的随意性来处理公共事项，就有可能出现“辱人者人恒辱之”的沉重后果。我们社会中的所有公共服务，都应该是公民为大和公民优先的，违反这条准则，天地不容！（唐螂）
——据《羊城晚报》8月11日
“两条腿”的中国比西方跑得快
日前，财政部首次对外公布了我国国有企业“家底”。2013年全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为104.1万亿元，对全国13.6亿人而言，人均7.65万元。
若按当年现价比较，2013年全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相当于1952年的4327倍，全国人均国有资产额相当于1952年的1826倍；2013年全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也相当于1978年的113倍，全国人均国有资产额相当于1978年的80倍。当然，按不变价格计算实际情况要低于上述数据。
上述数据对中国、对所有中国人意味着什么？财政部提供的数据表明，2013年全国国企共上缴税费3.8万亿元，占全国税收总额（11.05万亿元）的34.4%，占全国财政收入（12.91万亿元）的29.4%；对全国13.6亿人而言，人均财政收入2794元。
这些钱或用于文教卫生等人力资本投资，或用于社会保障等支出。所有中国人都会从中分享，并直接受益，这就是中国15万户国有企业对13.6亿中国人民的最大贡献。通过分析财政部提供的信息，我们可以将国有企业“看不见的贡献”变成“看得见的贡献”，而且随着国有企业改革进程，这些贡献还会越来越大。
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2020年提高到30%，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设想，不仅有更多的国企上缴税费，而且作为公有制经济，还会上缴更多的国有资本收益，更加体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发展、共同分享、共同富裕”的制度优势。
中国是花了36年时间，通过渐进式的、持久战式的国有企业改革来医治国有企业这条“腿”，使其逐渐变得更加健康、更加强壮、再次复兴，兴而越强。进入世界500强企业的中国国有企业数，从1990年1家到2014年的83家。有此前提，中国才能够用1%的全国实有企业总数，创造了34.4%的全国税收收入、29.4%的全国财政收入，为13.6亿人民所分享。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市场，激活民间活力，迅速成长出“另一条腿”，即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到2013年底，私营企业已经达到1229万户，个体工商户达到4436万户，总计接近6000万户，大大超过了美国（500万户）和欧盟（2070万户）的中小企业总和，在城镇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创造了1.44亿人的就业岗位，相当于美国全国的就业总人数。
总之，中国经济技术不够发达、发展不平衡、各种差异大、多元化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实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也决定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基本路径，逐步形成了各具优势、优势互补、共生共荣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形象地讲，中国是东方巨人，是用两条腿走路，总是比一条腿走路要稳得多、快得多、好得多。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当今世界，中国作为现代市场经济的后来者，仅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就成为了世界企业数、创业者、就业人数成长最快最多的国家，也成为世界商标注册数、发明专利申请数增长最快最多的国家。这源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胡鞍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8月5日
文化教育
中华文化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党的最高领导人在任期内去孔府的，习总书记是第一人，这里释放的信息颇值得琢磨。孔子是世界文化的伟人、中国文化的代表。尊重孔子，就是尊重中国文化。两千多年来，凡乱世，孔子被打倒，凡治世，孔子就会被请出来。尽管传统文化复杂多样，主流文化有儒释道三教，然仍以儒学为主轴。这是因为儒学平易合理，朝野都能接受，足以“内裕民生，外服四夷”。汉代初年，高祖刘邦接受陆贾、贾谊的建议，不再以马上打天下的策略来治天下，专程到曲阜拜孔子。六、七十年后，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以儒家文化作为朝野的主要思想导向，建构文治政府与伦理型的社会，以礼治为主，凝聚人心，同时积极有为，创造了文治武功，奠定了中国之为中国的基础。
我们党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对儒学，有一个曲折的认识过程。文革时期，我们把祖宗文明糟蹋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改革开放以后，痛定思痛，反省、检讨我们的失误，包括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抛弃使得国民得不到安身立命的精神滋养。仔细研究一下十四大以来我们党的主要文献，包括主要领导人的讲话，不难发现，我们党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对儒学的亲和力越来越大。
习总书记指出：“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这些论断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这表明我们党领导的中国现代化事业，中国文化与人的未来发展，其根本、根基、精神命脉，必坐实在本土的文化资源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道德文明，是我们文化的本体与主体！
我们有的同志跟不上习总书记的看法，对传统文化充满疑虑。这是因为我们近三代人没有很好地接受传统文化的教育，长期被灌输的都是自我矮化与妖魔化了的似是而非的论断。有的同志习惯于“一方面”、“另一方面”的折衷主义，就是不敢全面肯定传统文化的创造转化在今天的紧迫性及其现实意义。有的同志总是说，那是过去农业文明的产物云云，意即是过时的东西。殊不知，农业文明曾经是人类灿烂辉煌的文明，其中有很多智慧，特别是人与天、地、人、物、我相接相处的智慧，以及一些精神价值，都有超越时空的意义，可以为工业与后工业社会的人提供滋养。（郭齐勇/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
——据人民网8月22日
甲午120周年：我们也应以日本为鉴
今年是农历甲午年，120年前的7月25日，日本联合舰队不宣而战，在丰岛海面偷袭了护送所雇英国运兵船赴朝的清北洋舰队军舰，打响了甲午战争的第一炮。
这场战争的结果，是曾经的东洋小国日本，战胜了“老大帝国”清朝，夺取了东亚霸权。
通过战争，日本赢得了欧美列强的重视、接纳，“脱亚入欧”，从他人觊觎之鱼肉，一变而为鱼肉他人之刀俎；通过战争，日本从清廷那里获得多达二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大量战利品，以及台湾、澎湖列岛等割地，充实了府库，赢得了下一步发展所需的宝贵财富、市场和劳动力；通过战争，日本的近代化进程大大加快，工业、教育、文化科技等的发展被刺激，国民对政府的支持率和信心也持续高涨。
正因如此，当年的日本在甲午战后高唱“自强”之歌，自豪之情溢于言表；也正因如此，为中国的日益衰微、落后而焦虑、愤懑的许多中国人，才不耻于向战胜自己的昔日对手学习，一度掀起了“以东洋为师”的热潮。
然而也正是这看似热闹非凡的“自强”，让日本走上了“自爆”之路。
在当时许多日本当权者看来，甲午战争的胜利不仅表明，凭借自身实力的增强，曾经闭塞、落后的国家也能后来居上，更表明只要努力到位，敢于冒险和打破规则，小可以吞大，弱可以胜强，蛇可以吞象，不可能可以变为可能。
甲午战后，日本将这种“蛇吞象”的“精神力”不断推向极致，且一次又一次获得冒险的成功：日俄战争中，不可一世的庞大沙俄被击退；一战中日本成了货真价实的战胜国，赢得了茫茫太平洋上梦寐以求的多处殖民地；此后，日本更接二连三地在中国东北、夏威夷和东南亚获得冒险的成功，“日不落帝国”英国，新兴的美国，都一度成了日本的手下败将。但也正是这种不讲规则、不择手段的做法，将日本引上了军国主义的危险道路，并最终盛极而衰，落得个凄惨的结局。
甲午战争中，日本军人的大胆和“犯上”，成为一系列战役胜利的关键。战争的胜利不仅让“胜利功臣”——日本海陆军在本国社会赢得崇高声誉，也让日本军方赢得了更大的权力，并令他们中的许多人野心、虚荣心膨胀，不愿受到文人政府的约束。这不仅为日本此后迅速迈向军国主义道路，埋下了危险的伏笔，更成为此后半个多世纪里，日本军国主义者一次又一次“先斩后奏”、“下克上”，使得军国主义之祸愈陷愈深、不能自拔的根源所在。
作为甲午之战的战败国，中国需要从这段屈辱历史中汲取的教训很多。但作为曾经的战胜国日本，也何尝不需要以史为鉴？可以说，日本军国主义滋生、繁衍，至今不能根绝的深厚土壤，正是从甲午的“自强”开始酝酿的。甲午之战，既是日本军国主义的肇基，也在不知不觉中，为埋葬日本军国主义的墓穴悄然掘下了第一铲土。（《新京报》社论）
——据《新京报》7月25日
新老媒体争夺“内容”之战
网络平台、门户网站、新媒体……依托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技术的一拨人在忙什么？今年以来，我跟随着一些采访团队到处走一走，听一听，看一看，发现这拨人都在做一件主要的事情：抢内容。
可以想见，如果没有读者，观众喜欢的内容，网络平台算啥？门户网站算啥？新媒体算啥？纯粹玩技术有多少用？无论几亿还是几十亿用户，让这些网络平台、门户网站、新媒体一个月时间不更换内容，试试还剩几个用户？有些所谓媒体人、大V喜欢自吹，我有几百万、上千万粉丝，其实99%以上是打酱油的，路过的，怀着好奇心进来看一眼的，并非忠诚读者用户。如何试验所谓粉丝是否忠诚呢？我想很简单：每月每人交1元钱，一年12元，比报刊订户花销少个几十倍或上百倍，如果还有几百万、上千万粉丝，那我就认为这是有价值的粉丝，真粉丝。网络粉丝最大特点是重合，既可以说是你有，也可以说是他有、她有，假如一只鸟也能在网上发声的话，也可以它有。一个商场，统计每天消费者，与统计每天客流量不是一个概念。
所谓网络平台，门户网站，新媒体，在争夺“内容”上，不仅仅是利用了传统媒体上一切可以利用的内容，采取了“拿来主义”，在“拿来”过程中加以改造、歪曲以吸引眼球，招揽看客，还用大量金钱吸引“内容提供人”，包括传统媒体记者、作者以及所有可以提供内容的人。与此同时，也在自己培养记者，培养自己的作者队伍，在做传统媒体做的或想做而不能做的内容。
传统媒体要生存与发展，不能丢了“内容”，丢了“话语权”，要在“内容”和“话语权”上下大力气提升，而不是免费把“内容”和“话语权”拱手送出去。“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传统媒体所有的“内容”和“话语权”都来自掏钱订阅报刊的读者订户。如果谁认为现在掏钱的订户不重要，网上那些免费的看客才是最重要的，总有一天没有地方领工资。我一点都不担心传统媒体记者、作者将来到什么地方去领工资，一切能够提供优质内容和能够为读者代言的记者、作者都会有地方领工资去，但有一大批人会换工种，从事其他工作。记得30年前，我和某单位司机开玩笑，我说你教我开车，我教你写稿，将来你不开领导专车可以写稿谋生。30年后，我早学会开车了，他却没学会写稿。新媒体也面临着“开车与写稿”的问题，新媒体的技术并不难学，难学的是提供“内容”（写稿）。30年后，谁能说当时的新媒体是什么样子？今天的新媒体还有几家活着？那时的新媒体可能更名为“新新……媒体”。我这不是胡说，因为前几天，从《中国青年报》上看到一个名词“新新人类”。大概是说“90后”的年轻人。既然人类都能“新新”，一个“新”都不算新，媒体一个“新”肯定也不够。不管人类如何新，我坚信用嘴吃饭、用腿走路大概是改变不了的。正如新媒体再新，离开了“内容”和“话语权”，也没啥新奇之处。二三十年不算遥远，我们可以和“新新……人类”一起看到“新新……媒体”什么样。（苏文洋）
——据《北京晚报》8月21日
张铁生是个怎样的故事
有一定年纪的人都会记得张铁生。这个曾经大红大紫、又坐过15年牢的“白卷英雄”，现在成为了亿万富翁。张铁生起起落落的人生历程，可以用坐过山车来形容。
1973年的“高考”，是十年动乱中的唯一一次在形式上像模像样的“高考”。当时正在辽宁省兴城县农村插队的张铁生被推荐参加大学考试。在理化考试时，他做了3道小题后无法继续，就把理化考试变成了“作文考试”——在试卷背面给“尊敬的领导”写了一封信。
张铁生在信中诉说了自己为了集体利益而没时间复习功课的苦衷，并对“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浪荡的书呆子们”表示不服气。《辽宁日报》和《人民日报》发表了这封信并加了编者按，“白卷英雄”的典型随之风靡全国。
张铁生接着被铁岭农学院畜牧兽医系录取，受到“四人帮”的称赞，并当上第四届人大代表和铁岭农学院的领导。“四人帮”倒台后，张铁生因为“反革命”被判15年徒刑，1991年才出狱。
出狱一年后，张铁生先在一家饲料公司当职员，后来和三个朋友在沈阳成立了禾丰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这家公司最近上市，作为第六大股东，张铁生的身家已高达1.89亿元。
张铁生这样的故事，究竟该算“丧志故事”还是“励志故事”？
这首先显然应算“丧志故事”。当年因为他的那张“白卷”，几乎所有学校都放弃或者弱化了数理化教学。从1973年到1976年，全国的学生进一步荒废了4年左右的时间。这张“白卷”所带来的时间白费和知识的“白板”，给这一代学生造成的损失是无法用数字来估算的。
但张铁生不过是“四人帮”的一个棋子。张铁生后来追随“四人帮”，一是因为他们是“英雄”的制造者，二是由于已成过河的卒子，没有退路。那个时候，人们的大脑都被清洗漂白，没有多少清醒者。因此张铁生只是这个“丧志故事”的男主角，他的背后有一帮导演。
从囚犯到富翁，张铁生又给人们演绎了一个“励志故事”。如果是一般的人，15年的牢狱生活将会构成锋利的锉刀，足以把人的意志锉成小圆球，滑到哪个坑就在那个坑里栖息。
但张铁生在监狱里就表现了他的“反锉”能力。有报道说，在辽宁省凌源监狱度过的15个春秋里，张铁生由兽医改为人医，曾在监狱卫生所担任医生兼护士，负责全监狱犯人的医护工作，从未出过差错。在他服刑期间，有不少受他牵连的朋友还伸出援手照顾其父母；他的女同学董礼平苦等他15年，并最终成为他的妻子。张铁生能有这样的朋友，据说既因为这些朋友不世态炎凉，也因为他是个有情有义、人缘不错的人。
尽管财富不是衡量成功的唯一标志，但张铁生的励志意义在于，他处逆境不自暴自弃，做事尽力尽责，做人有情有义。（何龙）
——据《羊城晚报》8月1日
本期要目
共产党人不能放弃对正义的坚守/金一南
我们今天讲话语权，当然需要语言技巧和传播技巧，但是最根本的影响力来自对社会正义的主持。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需要挺身而出，需要大义凛然，需要在原则面前的坚定性！
反腐要提防“大老虎”们联手反扑/郭文亮
不彻底根除已经存在的严重腐败现象，党的执政根基将可能被严重蛀空；但如果不处理好加大反腐力度与科学防范反腐所引发的各种风险的关系，也可能犯下“颠覆性错误”。
中华文化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郭齐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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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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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庶民公文”故事折射制度缺陷的屈辱/唐螂
“两条腿”的中国比西方跑得快/胡鞍钢
文化教育
中华文化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郭齐勇
甲午120周年：我们也应以日本为鉴/《新京报》社论
新老媒体争夺“内容”之战/苏文洋
张铁生是个怎样的故事/何龙
特别推荐
共产党人不能放弃对正义的坚守
在去年一次与拉美班学员座谈时，哥伦比亚一名上校发言说，你们中国人过去支持的哥伦比亚游击队，现在都在贩毒，你们现在发展很快，有钱了，不应该对我们作一些补偿吗？
他讲完后，我方学员一片哑然。我想，我得说几句。我说，首先，中国的确支持过很多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国家要革命，民族要独立，人民要解放，这是20世纪的历史洪流。联合国成立时成员国只有40多个，21世纪初时成员已经达到190多个，也就是说整个20世纪有150多个国家获得独立解放，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巨大进步。我问那位上校，你说中国支持哥伦比亚游击队，你知道我们还支持过南非的曼德拉吗？后来的曼德拉成了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东方西方把他捧到了天上，但当年对这个非国大青年领袖、非国大军事组织负责人，有谁帮助他？他最艰难的时候，是中国给了他最大的支持和帮助。可当时的美国人、英国人在干什么呢？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终生厌恶曼德拉；美国支持当时的南非政权，就是因为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情报，曼德拉才被抓住，关了27年。美国当年支持的西班牙的佛朗哥、韩国的李承晚、伊朗的巴列维、智利的皮诺切特、南越的阮文绍和阮高祺，都是声名狼藉的独裁者。美国的这些记录今天就忘记了？美国当年实行种族隔离政策，被追捕的黑人领袖威廉·罗伯特跑来中国避难，他的儿子小罗伯特就在中国人民大学附中上的学，这不是中国的支持？可以说，中国主持了国际正义。至于说一些人后来跑去贩毒或干其他什么事了，那是他们自己的事，与我们支持的初衷和目的毫不相干。中国支持所有国家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这是我们的责任，中国在整个20世纪为世界的发展和进步提供了正能量，无须道歉或补偿什么。那位哥伦比亚上校听得很专注，频频点头。晚宴时他过来握手，说很感谢，没有想过我讲的这个角度。
共产党人主持了人类的正义、社会的正义，这是我们话语权。我们是正义的吗？我们主持过正义吗？我们还将为正义而奋斗吗？今天一些人对这些问题产生了动摇，还要“忏悔”。甚至有的人觉得“两头真”——参加革命前是真的，今天退休了是真的，中间跟着共产党干的这一段成了假的。就像黄永玉画的那幅讽刺漫画：“这个人的一生：正确的+错误的=零，白活了”。还有一些人热衷于以小博大、以偏概全，用小考证颠覆大历史，用局部之真颠覆历史之真，把民族解放、人民革命的大时代描绘为大灾难、大悲剧。这种扭曲心态，哪里还能感觉到一丝一毫的社会正义？
我觉得，共产党从建立之日起，从“打土豪、分田地”到为人民服务、实现共同富裕，都体现了对社会正义的追求。这是我们的资本，是共产党民心归一的力量源泉。我们今天讲话语权，当然需要语言技巧和传播技巧，但是最根本的影响力来自对社会正义的主持。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需要挺身而出，需要大义凛然，需要在原则面前的坚定性！
我正在写一部电视纪录片《血性军人》的脚本，其中一位典型人物是我们军事学院战略教研室主任王三欣。这位我军优秀的教育工作者，最后倒在了讲台上。最近看材料，知道他年轻时的理想是“向往当一个梁山好汉”，“当个打抱不平的英雄”。这是典型的那一代共产党人对正义的追求，哪像我们今天的一些人，路见不平掉头就走，哪有什么拔刀相助啊！这种顶天立地的正义感消失了。对除恶的担当、对平等的向往、对正义的力挺，是那一代共产党人最强大的力量，一旦失去这种英雄气概、担当精神，必然是绥靖的空气、委曲求全的空气、是非不清的空气、“活麻雀比死老鹰强”的空气。
同样的，一些人认为经济发展就是一切，用利益取代正义。我觉得，这是对党的工作重心的片面理解。就像恩格斯批评第二国际伯恩斯坦时所说的：“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只要增长，不在乎正义，最后导致原则模糊不清甚至丧失。“一切通过发展来解决”成为普遍的思路，“以空间换取时间”成为普遍的方式，用钱来摆平一切，行不行？我觉得不行。
共产党人不能放弃原则性、失去坚定性。一些人主张要加入富国俱乐部。去年底在一个学术讨论会上，某著名大学的一位学者公开讲，中国人要有富人心态，要加入富人行列、跟富人在一起，不要老跟穷人混在一起。这种心态和论调，居然可以登堂入室！这让我想起1997年参观美国西点军校时的情景。当时美国驻华陆军副官胡伯中校陪同我参观，他是西点军校1978年的毕业生。西点军校的纪念馆内陈列着上甘岭537.7高地和597.9高地两个模型。胡伯中校指着模型对我说，这两个高地你们只有两个连守卫，而我们七个营轮番进攻，就是攻不上去，这是为什么？
是的，我们当年守住高地，只有两个连，而在今天，还有没有这样的精神高地？还有没有这样坚强的队伍？还能不能在炮火硝烟中看到仍然高扬的旗帜？今天一些人在思想解放、社会多元的旗号下，主动地、全面地、大张旗鼓地弃守高地，“告别革命”，甚至还有人提出“你是站在政府一边，还是站在老百姓一边？”如果是到了这一步，那么毛泽东当年提出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个命题再次出现了，这是我们共产党人今天必须面对的历史性拷问。
一位军职干部跟我讲，前几年参加会议，一位领导推荐大家看一本书《忠诚与背叛》，讲当时的地下党一些骨干腐化叛变、出卖组织的故事。这位军职领导跟我说：“他讲这些话的时候，眼中泪花闪烁，我们当时都很感动，我回去要求给大家每人买一本。可是今天他也出了腐化问题，我该怎么给干部战士们解释？！”他问得很诚实、很尖锐。一位高级领导干部，如果失去信仰和人格的约束力，同样会陷入万劫不复的泥潭。苏军战将朱可夫在二战胜利后担任驻德苏军总司令期间，把德国的油画、貂皮大衣、水晶器皿搞了好多回来。克格勃向斯大林举报，说朱可夫贪污。斯大林就派他出差，克格勃乘机去家里搜查，把财物全部拉走上报。朱可夫回来一看事已至此，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沉痛不已。最后署名都不敢提苏联元帅的军衔、陆军总司令的职务，就写“布尔什维克朱可夫”，只要求保留他的党籍。你不能说朱可夫不能打仗，可是没有自律和监督制约机制，特别容易出问题。同样，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接近民族复兴的目标，但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面临精神危机。因此，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要坚定理想信念。
中国共产党的命运，掌握在中国共产党人手里；中华民族的命运，掌握在中华民族手里。我们今天讲话语权，我们是否还拥有强有力的思想武器？是否在精神上已经被人缴械了？能不能也向全世界提供精神产品？今天一些人在外面到处寻找“思想武器”。中科院一位领导同志说，里夫金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什么？信息技术与能源结合就是第三次工业革命了？明显是忽悠嘛。对这本并非严谨的书我们竟然如此重视，连里夫金本人都感到吃惊。这是什么问题呢？不接地气地“山寨”别人的思想，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没有自己的思想，我们何谈掌握话语权？（金一南）
——据《党建》7月29日
反腐要提防“大老虎”们联手反扑
反腐败斗争发展到今天，执政党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与考验：不进一步加大反腐力度，不彻底根除已经存在的严重腐败现象，党的形象将会受到极大损害，党的执政根基将可能被严重蛀空。腐败现象不解决，就如习总书记所说的，“我们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但如果不处理好加大反腐力度与科学防范反腐所引发的各种风险的关系，也可能犯下习总书记所警示的“颠覆性错误”，其后果将更加不堪设想，这个问题必须引起执政党的高度重视和警惕。
进一步加大反腐力度可能引发的风险评估
中国共产党历来十分重视党的自身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党不断加大反腐败斗争的力度，虽然也惩治了不少高官，但并未从根本上遏制住腐败频发、多发的势头。究其原因，主要是过去反腐力度的增长赶不上腐败现象发展的势头。反腐要取得让人民满意的效果，必须进一步加大斗争力度，既要大力 “捕蝇”，更要强力 “打虎”。特别是，要彻底铲除其背后的腐败网络。不如此，就很难真正遏制住腐败势头。
“老虎、苍蝇一起打”，老百姓固然欢迎，但要在短时期内，不惜一切代价把各种“苍蝇”、“老虎”扫除干净，尤其是要真正打掉“大老虎”，难度不小，稍有不慎，甚至可能造成严重后果。
一是“大老虎”们的联手反扑。相对于“小苍蝇”来说，“大老虎”的数量虽不多，但由于其所处的地位、所占有的资源，以及背后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能量和影响都不容小觑。“打虎”力度不断加大，腐败分子决不会坐以待毙。为保护既得利益，必然负隅顽抗，甚至联手反扑：要么寻找更高的“后台”保护自己，阻扰对自身腐败行为的查处；要么以影响党的形象、影响安定团结为由想方设法向查处活动施加压力；或者以自己所掌握的对手或更高层级官员的腐败线索相要挟，作垂死挣扎；或者联合党内相关利益者，以莫须有的罪名打击坚持反腐的同志，压制反腐败斗争的开展。“大老虎”们的猖狂反扑必然会激起党内大多数坚持党性原则、维护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同志的坚决反对。由此发展下去，如果没有对风险的有效预防和管控机制，任凭斗争愈演愈烈，则很可能引发相当的负面效应。
二是人民群众的心理承受能力。毫无疑问，人民群众对党中央不断加大反腐力度是发自内心的支持和拥护的，因为腐败不仅严重伤害党的形象，也严重损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从网络舆情可以看出，广大人民群众是高度评价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的反腐决心和反腐效果的。但如果对不断加大反腐败力度缺乏周密的顶层设计，在短时期内过密、过快地拉出一大批“小老虎”、“大老虎”、“老老虎”，虽然大快人心，但与此同时，这种大规模反腐引发的“老虎井喷”现象极有可能超出人民群众的心理承受能力，从而产生意料之外的反效果，即从拥护、支持反腐败走到另一个极端：由痛恨少数腐败分子发展到否定整个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进而否定党的执政合法性。
三是敌对势力借机大肆攻击煽动。由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根本对立，国内外敌对势力长期以来不惜一切代价，寻找各种机会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而一旦在短时期内集中地、大规模地拉出各种腐败案件，必然会给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大肆攻击提供更加充分的口实，甚至客观上为其利用民众对腐败现象的痛恨制造事端提供便利。
加大反腐斗争力度的风险防范对策
有腐必反，有贪必肃。坚决惩治腐败，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任务。充分估计反腐可能引发的风险，不是要降低反腐力度，相反正是为了制定科学周密的防范对策，以将反腐斗争进行到底。
首先，反腐斗争要有顶层设计。彻底根除腐败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也是执政党自身建设中的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随着反腐败斗争力度的进一步加大，所遇到的阻力会更大，困难也会更多，因而不能盲目地反到哪算哪，更不能逞一时之快。面对错综复杂的利益斗争与盘根错节的利益链条，必须充分论证，制定出一套目标明确、计划周延、程序科学、方法得当的顶层设计方案。
其次，公布腐败案件要循序渐进。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严重腐败现象非一朝一夕所能形成，惩治腐败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对腐败分子要始终保持严打、重打的高压势头，但也要注意有计划、按步骤地进行，避免因短时间内“疾风骤雨”式的反腐而引发的风险。
再次，反腐败斗争的重点要放在制度建设上。大力查办各种腐败案件，严厉惩戒腐败分子的违纪违法行为，固然是反腐斗争的重要任务，但却并不是最终目标。既要抓“老虎”，更要建“笼子”，只有把“老虎”关在制度的“笼子”里，才能从根本上杜绝“虎患”。反腐败斗争的最终目标应该是构建一套科学有效的反腐防腐制度体系，因此在反腐斗争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后，要逐步把工作重点从“打虎”转移到“建笼”上来。只有构建起全面系统的防范和惩戒腐败的制度体系，才能让各级官员“不想腐、不必腐、不能腐、不敢腐”，也才能从根本上遏制腐败蔓延的势头。
最后，权力腐败的“历史共业”问题应特殊处理。不可否认，权力腐败问题既有官员的主观因素——这也是主要方面，但同时也有客观因素。那些因历史环境、价值观念、制度机制等方面的缺陷而造成的一些在今天看来的不当行为，可以称之为“历史共业”问题。虽然这些问题都应在党纪政纪惩处的范围之内，但考虑到牵涉的面太广、人太多，一旦按律行事，有可能引发大范围行政运行瘫痪的风险，例如前几年发生的广东茂名腐败窝案，以及近来的石油系统腐败窝案等。为了妥善处理这种情况，可参照香港廉政公署以前的特殊处理方式，以现在的时间点为界，凡是在此之前且腐败情节相对较轻（情节、金额标准可再议）的，只要认错、退赔，一律既往不咎；而此后一律建章立制，按章惩戒，以此解脱一大批幡然悔悟的“小苍蝇”，集中力量打击“大老虎”。“历史共业”问题特殊处理，从法理上说也许有违公平正义，但两害相权取其轻，这种方式有利于减少阻力，也有利于反腐败斗争顺利进行。
至于像社会上一些人所担心的那样：大规模的反腐影响了经济发展、影响了广大干部的工作积极性，进一步加大反腐力度，可能会影响经济发展、影响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笔者认为这种担心虽有一定依据，短期内经济发展的某些领域，如高档烟酒消费、旅游餐饮业等也的确都受到了较大冲击，一些官员在招商引资等方面的积极性也有所下降，但从长远来看，进一步加大反腐力度，扫除了诸如“吃、拿、卡、要”等行为给经济发展造成的障碍，事实上有利于为市场经济营造一个公平、公开、自由发展的环境，也更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这恰恰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这方面的风险。（郭文亮/中山大学党史党建研究所所长）
——据人民网8月5日
政法经济
我们需要怎样的人大会议直播
近日，河南省人大常委会首次通过电视、广播、网络同步直播了一场专题询问会。直播令许多市民网友大呼“过瘾”，副省长在电视里面对面的回答，也被网友称赞“答出了实惠”。该省人大专题询问的主题，是依据社会关注热点确定的民生问题，此次主题是职业教育工作。
询问权是人大监督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专题询问这种新的人大监督方式，最早出现在2010年3月举行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上。专题询问就是人大代表围绕一个主题，有计划、有重点、有组织地进行专题询问。询问主题通常涉及保障房、食品安全、道路交通等热点问题，反映了公众的普遍关切。这种监督方式可以督促政府部门有针对性地改进工作，推动问题解决。
与以往常见的“关门询问”不同，此次河南省人大常委会通过多种媒体同步直播的方式，向公众展示了专题询问的内容。通过直播公众看到人大代表如何履职，也看到政府官员如何接受监督。河南省直播人大会议，并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此前，浙江、广州等地的人大常委会会议都进行过直播。2013年9月，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审议有关缓解交通拥堵的议案办理情况时，鉴于议题与民生高度相关，会议也进行了网络直播。
虽不是“第一”，河南省人大的直播也有领风气之先的方面。此前，一些地方人大会议直播的仅是官员“念报告”部分，对于会议的分组讨论等具有“交锋”性质的部分并没有直播，真正吸引观众的精彩章节缺位，令人遗憾。此次，河南省人大直播的是专题询问会，虽然职业教育议题的热度并不很高，但询问会上代表“追问”和网民“自由询问”的形式，让公众看到了代表和官员针锋相对地问答过程。公众对这样的交锋感到新鲜、过瘾。
直播人大会议的好处显而易见。直播这种形式大大提高了人大工作的公开度和透明度，公开、透明对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各级人大会议本身都属于代行人民权力之举。对各种人大会议进行直播，可以帮助公众了解权力的运行轨迹，打破权力的神秘感。
直播人大会议能带来的最大好处，是督促人大代表打起精神、拿出行动，积极履行对政府部门的监督责任。现实中经常可以看到，一些人大代表对职务性质的认识不到位，把自己的头衔当成一种待遇或荣誉，对人民群众的疾苦关心不足。一些代表履职意识不足、履职能力欠缺，平时没有有效地开展调研或走访征求民意，会议期间提不出有价值的意见建议，有效行使对政府部门的监督权也就无从谈起。政府职能部门的权力不受监督，就会偏离正确方向，同样，各级人大代表如果得不得有效的督促，其对政府的监督也可能流于形式。
对人大会议进行直播，其中的“第一主角”无疑是参会的人大代表。在镜头前，代表们的面貌焕然一新，专注度更胜平常。更重要的是，在镜头后他们付出的努力也非平时可比。据介绍，为了保证此次直播问政的有效性，河南省人大常委会邀请十几位省人大代表历时两个多月，采取听取汇报、明察暗访等方式实地考察了众多职业院校、企业等。直播“压力”带来的效果是明显的，它督促人大在行使监督权的过程中，问出症结、问出责任、问出百姓的心声。对人大会议的直播，既让公众参与了问政政府，也督促了人大代表的履职工作。
直播人大会议这种参政形式，有利于保障公众的知情权，也有利于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和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在许多国家或地区，直播相关权力机构的议事过程已是司空见惯。从公众权利的角度看，对人大会议进行更多的全程直播，也符合我国政治制度发展的内生性规律。各地在直播人大会议的实践中，应该不断总结经验，逐步将其制度化、经常化。（樊大彧）
——据《北京青年报》8月1日
车改阻力来自“有车者”与“车改区”
对于“5813”方案，没有公车可坐者皆大欢喜，不论其官有多大。而就算在“5813”车补的基础上再增加30%到50%，有公车坐的都嫌少，不论其官有多小。科长应该不算大官吧，但在有些县里照样有车坐。
同样，“5813”在一些“车改区”估计也会遭遇阻力。据我所知，在各地车改试验区中，处级干部的车补，最少的是2500元，最高为3100元。现在最多为1200元，一般是1040元，相差不小。
我担心的是，现在对此轮车改表示不满的声音中，最多的就是这个群体。他们说，车补这么少，以后可去可不去的地方，就尽量不去了。你想想，一个处级干部一个月的车补为1200元，一年即14400元，相比之下，原来相对固定使用一辆公车，有些地方、部门一年的正常开支就动辄超过10万，若再加上领导私用，费用更高。如今仅给十分之一左右，一些有公车者难免觉得“委屈”。于是乎，车改之后，在这样一批“实权派”中就可能出现一些问题。
一是一手拿车补，一手塞发票。作为一处（科）之长，处理起与自己私车有关的发票，总会是方便一些。而这也需要通过财务、审计、监察等关卡，加以杜绝。过去这样做可能不是什么大事，现在拿了车补再这样，就不仅仅是违纪问题了。
二是一手拿车补，一手开“私车”“私企车”，即不是自己购买的私车，而是有求于他的私人与私企借给他的车。对于这个问题，我的建议是各单位监察室要多做一件事——登记干部的私车情况，如果开了新车，干部必须更新登记，说明是自己新买的车。否则可以视为私人或者私企借的车。车改方案中提出，要鼓励干部群众举报官员借开私人、私企车的情况。其实只要一查车牌就知道真正的车主是谁。一旦查出是借来的私企车，就应视为受贿，以当地同样排量的车一天的租金来计算受贿金额。大家不要“因车失足”。（叶青/公车改革专家）
——据《新京报》7月23日
镇政府起诉县政府是法治的进步
“镇政府起诉县政府”，一件全国少见的案件引发广泛关注。近日，地处洞庭湖畔的湖南省南县三仙湖镇政府起诉县国土资源局、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诉讼案，在该县人民法院开庭。作为原告和被告的镇、县两级政府人士均表示，诉诸法律比行政调解更加规范公正，有利于基层问题和纠纷的解决。
建设法治社会是我们的目标，在经过多年的法制建设和法律普及之后，法治社会氛围已经初步形成。民众之间纠纷，诉诸法律解决的情况越来越普遍，甚至“民告官”案件也已经屡见不鲜。如今，下级政府把上级政府告上了法庭，无论具体事情为何，将来的判决结果又如何，这样的诉讼本身，无疑已经是法律的进步。
镇政府状告县政府，除去法律的标本意义之外，于解决具体事情显然也是有好处的。一方面，镇政府毕竟是下级单位，如果用双方进行行政协商等办法解决土地纠纷，难免不占优势，也不利于问题的解决。而通过法院第三方依据法律和证据，来进行调解或判决，无疑将更加有利于问题解决，更加公正与公平。
另一方面，镇政府争取的是相关土地权益，而土地权益又是集体所有。因此，从很大程度上来说，镇政府事实上也并不是原告，而原告应该是全镇的居民。镇政府是全镇居民的代理人。基层政府愿意为了民众利益、集体利益，与上级政府对簿公堂，是值得肯定的。而且镇政府站出来为民众代言，民众对镇政府有了信任，也就会放弃上访等行为，这不仅于问题的解决有利，于官民关系、社会稳定同样是有利的。
在一个法律体系完善的社会中，法律是用于解决问题、矛盾和冲突的规则。以原告和被告身份，到法庭去辩论，然后由法院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进行判决，这无疑是新社会、新时代解决无法协商解决的问题和矛盾的最好办法。
就此而言，镇政府起诉县政府，不是下级单位找上级单位麻烦，更不是下级政府给上级政府添乱，而是法治社会的进步。对此，值得我们为之叫好，也值得其他一些地方在具体解决问题工作中借鉴和效仿。(刘鹏)
——据《经济参考报》8月19日
“庶民公文”故事折射制度缺陷的屈辱
这几天，众多媒体报道了广州“一个庶民的胜利”故事：市民冯先生到一家公证处办理网页公证，公证处在复印费上“出猫腻”，多收了1400多元。冯先生将事情投诉到物价局，公证处被责令改正退款。公证处以公文形式要冯先生上门办理。冯先生认为公证处“傲慢”，便以个人的名义，模仿“红头文件”格式，要求公证处或预约上门退款或在规定时间把退款打入指定账户。结果公证处在指定时间内划了款。
故事的戏剧性在于冯先生用近乎“恶搞”的形式，将维权行为演绎成颇具观赏性。由于公证处的无理和愚蠢，不得不成为被公众羞辱的“公共机构”。最后，冯先生还“利益最大化”地把事情透露给了媒体，从而令故事有了“行为艺术”的社会效果。
冯先生的做法如何评价，仁者见仁。不过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广州对于公民利益受到侵害的处理氛围。从投诉到问题的解决，冯先生并没有花更多的成本，便把公证处一手打进了泥淖，公证处几乎是以“现世报”的屈辱状态，承受自己贪念酿就的苦果。至于冯先生喜剧式的大获全胜，自然与广州这个城市的公民意识觉醒，违规单位不敢造次，舆论氛围的宽松等现实元素息息相关。冯先生所以有信心任意挥洒、随意操办自己的“公共事件”，恰恰因为是在广州，才得以如鱼得水。事实上，在广州的舆论和坊间议论中，大家都只在意冯先生的广州公民身份，其他的职业背景和现状，几乎没人问津。广州舆情的成熟程度，可以说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这种现象是值得赞赏的。
至于陷入信任危机的公证处，是该在“有罪推定”当中经受更严厉的审计，还是该默默无闻地在自我整改中“自舔伤口”，那就是以观后效的事情了。但是公证处这次被强烈羞辱，也暴露了公共机构中，按照规范程序公开公正办事的制度，是多么的缺乏。公证处的复印价格，竟然可以任意叫价；处理退款结果的时候，居然也没有什么规范的程序，更不会考虑民众的感受等等，这些制度上的缺陷，恰恰就是被冯先生播弄于股掌之间的机制软肋。公证处脱胎于司法局，早就不是什么“官式衙门”了，但是，却还在那边固步自封，结果成为了同业笑柄。当然，期待其取得深刻教训，改弦更张的愿望，我们市民还是保留着的。
“冯先生挤兑公证处”的事情说明，公共机构要建立自己的待人处事程序，才具有令自身置于规则保护之中的前提。按照自己的随意性来处理公共事项，就有可能出现“辱人者人恒辱之”的沉重后果。我们社会中的所有公共服务，都应该是公民为大和公民优先的，违反这条准则，天地不容！（唐螂）
——据《羊城晚报》8月11日
“两条腿”的中国比西方跑得快
日前，财政部首次对外公布了我国国有企业“家底”。2013年全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为104.1万亿元，对全国13.6亿人而言，人均7.65万元。
若按当年现价比较，2013年全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相当于1952年的4327倍，全国人均国有资产额相当于1952年的1826倍；2013年全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也相当于1978年的113倍，全国人均国有资产额相当于1978年的80倍。当然，按不变价格计算实际情况要低于上述数据。
上述数据对中国、对所有中国人意味着什么？财政部提供的数据表明，2013年全国国企共上缴税费3.8万亿元，占全国税收总额（11.05万亿元）的34.4%，占全国财政收入（12.91万亿元）的29.4%；对全国13.6亿人而言，人均财政收入2794元。
这些钱或用于文教卫生等人力资本投资，或用于社会保障等支出。所有中国人都会从中分享，并直接受益，这就是中国15万户国有企业对13.6亿中国人民的最大贡献。通过分析财政部提供的信息，我们可以将国有企业“看不见的贡献”变成“看得见的贡献”，而且随着国有企业改革进程，这些贡献还会越来越大。
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2020年提高到30%，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设想，不仅有更多的国企上缴税费，而且作为公有制经济，还会上缴更多的国有资本收益，更加体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发展、共同分享、共同富裕”的制度优势。
中国是花了36年时间，通过渐进式的、持久战式的国有企业改革来医治国有企业这条“腿”，使其逐渐变得更加健康、更加强壮、再次复兴，兴而越强。进入世界500强企业的中国国有企业数，从1990年1家到2014年的83家。有此前提，中国才能够用1%的全国实有企业总数，创造了34.4%的全国税收收入、29.4%的全国财政收入，为13.6亿人民所分享。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市场，激活民间活力，迅速成长出“另一条腿”，即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到2013年底，私营企业已经达到1229万户，个体工商户达到4436万户，总计接近6000万户，大大超过了美国（500万户）和欧盟（2070万户）的中小企业总和，在城镇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创造了1.44亿人的就业岗位，相当于美国全国的就业总人数。
总之，中国经济技术不够发达、发展不平衡、各种差异大、多元化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实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也决定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基本路径，逐步形成了各具优势、优势互补、共生共荣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形象地讲，中国是东方巨人，是用两条腿走路，总是比一条腿走路要稳得多、快得多、好得多。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当今世界，中国作为现代市场经济的后来者，仅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就成为了世界企业数、创业者、就业人数成长最快最多的国家，也成为世界商标注册数、发明专利申请数增长最快最多的国家。这源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胡鞍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8月5日
文化教育
中华文化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党的最高领导人在任期内去孔府的，习总书记是第一人，这里释放的信息颇值得琢磨。孔子是世界文化的伟人、中国文化的代表。尊重孔子，就是尊重中国文化。两千多年来，凡乱世，孔子被打倒，凡治世，孔子就会被请出来。尽管传统文化复杂多样，主流文化有儒释道三教，然仍以儒学为主轴。这是因为儒学平易合理，朝野都能接受，足以“内裕民生，外服四夷”。汉代初年，高祖刘邦接受陆贾、贾谊的建议，不再以马上打天下的策略来治天下，专程到曲阜拜孔子。六、七十年后，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以儒家文化作为朝野的主要思想导向，建构文治政府与伦理型的社会，以礼治为主，凝聚人心，同时积极有为，创造了文治武功，奠定了中国之为中国的基础。
我们党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对儒学，有一个曲折的认识过程。文革时期，我们把祖宗文明糟蹋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改革开放以后，痛定思痛，反省、检讨我们的失误，包括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抛弃使得国民得不到安身立命的精神滋养。仔细研究一下十四大以来我们党的主要文献，包括主要领导人的讲话，不难发现，我们党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对儒学的亲和力越来越大。
习总书记指出：“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这些论断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这表明我们党领导的中国现代化事业，中国文化与人的未来发展，其根本、根基、精神命脉，必坐实在本土的文化资源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道德文明，是我们文化的本体与主体！
我们有的同志跟不上习总书记的看法，对传统文化充满疑虑。这是因为我们近三代人没有很好地接受传统文化的教育，长期被灌输的都是自我矮化与妖魔化了的似是而非的论断。有的同志习惯于“一方面”、“另一方面”的折衷主义，就是不敢全面肯定传统文化的创造转化在今天的紧迫性及其现实意义。有的同志总是说，那是过去农业文明的产物云云，意即是过时的东西。殊不知，农业文明曾经是人类灿烂辉煌的文明，其中有很多智慧，特别是人与天、地、人、物、我相接相处的智慧，以及一些精神价值，都有超越时空的意义，可以为工业与后工业社会的人提供滋养。（郭齐勇/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
——据人民网8月22日
甲午120周年：我们也应以日本为鉴
今年是农历甲午年，120年前的7月25日，日本联合舰队不宣而战，在丰岛海面偷袭了护送所雇英国运兵船赴朝的清北洋舰队军舰，打响了甲午战争的第一炮。
这场战争的结果，是曾经的东洋小国日本，战胜了“老大帝国”清朝，夺取了东亚霸权。
通过战争，日本赢得了欧美列强的重视、接纳，“脱亚入欧”，从他人觊觎之鱼肉，一变而为鱼肉他人之刀俎；通过战争，日本从清廷那里获得多达二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大量战利品，以及台湾、澎湖列岛等割地，充实了府库，赢得了下一步发展所需的宝贵财富、市场和劳动力；通过战争，日本的近代化进程大大加快，工业、教育、文化科技等的发展被刺激，国民对政府的支持率和信心也持续高涨。
正因如此，当年的日本在甲午战后高唱“自强”之歌，自豪之情溢于言表；也正因如此，为中国的日益衰微、落后而焦虑、愤懑的许多中国人，才不耻于向战胜自己的昔日对手学习，一度掀起了“以东洋为师”的热潮。
然而也正是这看似热闹非凡的“自强”，让日本走上了“自爆”之路。
在当时许多日本当权者看来，甲午战争的胜利不仅表明，凭借自身实力的增强，曾经闭塞、落后的国家也能后来居上，更表明只要努力到位，敢于冒险和打破规则，小可以吞大，弱可以胜强，蛇可以吞象，不可能可以变为可能。
甲午战后，日本将这种“蛇吞象”的“精神力”不断推向极致，且一次又一次获得冒险的成功：日俄战争中，不可一世的庞大沙俄被击退；一战中日本成了货真价实的战胜国，赢得了茫茫太平洋上梦寐以求的多处殖民地；此后，日本更接二连三地在中国东北、夏威夷和东南亚获得冒险的成功，“日不落帝国”英国，新兴的美国，都一度成了日本的手下败将。但也正是这种不讲规则、不择手段的做法，将日本引上了军国主义的危险道路，并最终盛极而衰，落得个凄惨的结局。
甲午战争中，日本军人的大胆和“犯上”，成为一系列战役胜利的关键。战争的胜利不仅让“胜利功臣”——日本海陆军在本国社会赢得崇高声誉，也让日本军方赢得了更大的权力，并令他们中的许多人野心、虚荣心膨胀，不愿受到文人政府的约束。这不仅为日本此后迅速迈向军国主义道路，埋下了危险的伏笔，更成为此后半个多世纪里，日本军国主义者一次又一次“先斩后奏”、“下克上”，使得军国主义之祸愈陷愈深、不能自拔的根源所在。
作为甲午之战的战败国，中国需要从这段屈辱历史中汲取的教训很多。但作为曾经的战胜国日本，也何尝不需要以史为鉴？可以说，日本军国主义滋生、繁衍，至今不能根绝的深厚土壤，正是从甲午的“自强”开始酝酿的。甲午之战，既是日本军国主义的肇基，也在不知不觉中，为埋葬日本军国主义的墓穴悄然掘下了第一铲土。（《新京报》社论）
——据《新京报》7月25日
新老媒体争夺“内容”之战
网络平台、门户网站、新媒体……依托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技术的一拨人在忙什么？今年以来，我跟随着一些采访团队到处走一走，听一听，看一看，发现这拨人都在做一件主要的事情：抢内容。
可以想见，如果没有读者，观众喜欢的内容，网络平台算啥？门户网站算啥？新媒体算啥？纯粹玩技术有多少用？无论几亿还是几十亿用户，让这些网络平台、门户网站、新媒体一个月时间不更换内容，试试还剩几个用户？有些所谓媒体人、大V喜欢自吹，我有几百万、上千万粉丝，其实99%以上是打酱油的，路过的，怀着好奇心进来看一眼的，并非忠诚读者用户。如何试验所谓粉丝是否忠诚呢？我想很简单：每月每人交1元钱，一年12元，比报刊订户花销少个几十倍或上百倍，如果还有几百万、上千万粉丝，那我就认为这是有价值的粉丝，真粉丝。网络粉丝最大特点是重合，既可以说是你有，也可以说是他有、她有，假如一只鸟也能在网上发声的话，也可以它有。一个商场，统计每天消费者，与统计每天客流量不是一个概念。
所谓网络平台，门户网站，新媒体，在争夺“内容”上，不仅仅是利用了传统媒体上一切可以利用的内容，采取了“拿来主义”，在“拿来”过程中加以改造、歪曲以吸引眼球，招揽看客，还用大量金钱吸引“内容提供人”，包括传统媒体记者、作者以及所有可以提供内容的人。与此同时，也在自己培养记者，培养自己的作者队伍，在做传统媒体做的或想做而不能做的内容。
传统媒体要生存与发展，不能丢了“内容”，丢了“话语权”，要在“内容”和“话语权”上下大力气提升，而不是免费把“内容”和“话语权”拱手送出去。“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传统媒体所有的“内容”和“话语权”都来自掏钱订阅报刊的读者订户。如果谁认为现在掏钱的订户不重要，网上那些免费的看客才是最重要的，总有一天没有地方领工资。我一点都不担心传统媒体记者、作者将来到什么地方去领工资，一切能够提供优质内容和能够为读者代言的记者、作者都会有地方领工资去，但有一大批人会换工种，从事其他工作。记得30年前，我和某单位司机开玩笑，我说你教我开车，我教你写稿，将来你不开领导专车可以写稿谋生。30年后，我早学会开车了，他却没学会写稿。新媒体也面临着“开车与写稿”的问题，新媒体的技术并不难学，难学的是提供“内容”（写稿）。30年后，谁能说当时的新媒体是什么样子？今天的新媒体还有几家活着？那时的新媒体可能更名为“新新……媒体”。我这不是胡说，因为前几天，从《中国青年报》上看到一个名词“新新人类”。大概是说“90后”的年轻人。既然人类都能“新新”，一个“新”都不算新，媒体一个“新”肯定也不够。不管人类如何新，我坚信用嘴吃饭、用腿走路大概是改变不了的。正如新媒体再新，离开了“内容”和“话语权”，也没啥新奇之处。二三十年不算遥远，我们可以和“新新……人类”一起看到“新新……媒体”什么样。（苏文洋）
——据《北京晚报》8月21日
张铁生是个怎样的故事
有一定年纪的人都会记得张铁生。这个曾经大红大紫、又坐过15年牢的“白卷英雄”，现在成为了亿万富翁。张铁生起起落落的人生历程，可以用坐过山车来形容。
1973年的“高考”，是十年动乱中的唯一一次在形式上像模像样的“高考”。当时正在辽宁省兴城县农村插队的张铁生被推荐参加大学考试。在理化考试时，他做了3道小题后无法继续，就把理化考试变成了“作文考试”——在试卷背面给“尊敬的领导”写了一封信。
张铁生在信中诉说了自己为了集体利益而没时间复习功课的苦衷，并对“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浪荡的书呆子们”表示不服气。《辽宁日报》和《人民日报》发表了这封信并加了编者按，“白卷英雄”的典型随之风靡全国。
张铁生接着被铁岭农学院畜牧兽医系录取，受到“四人帮”的称赞，并当上第四届人大代表和铁岭农学院的领导。“四人帮”倒台后，张铁生因为“反革命”被判15年徒刑，1991年才出狱。
出狱一年后，张铁生先在一家饲料公司当职员，后来和三个朋友在沈阳成立了禾丰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这家公司最近上市，作为第六大股东，张铁生的身家已高达1.89亿元。
张铁生这样的故事，究竟该算“丧志故事”还是“励志故事”？
这首先显然应算“丧志故事”。当年因为他的那张“白卷”，几乎所有学校都放弃或者弱化了数理化教学。从1973年到1976年，全国的学生进一步荒废了4年左右的时间。这张“白卷”所带来的时间白费和知识的“白板”，给这一代学生造成的损失是无法用数字来估算的。
但张铁生不过是“四人帮”的一个棋子。张铁生后来追随“四人帮”，一是因为他们是“英雄”的制造者，二是由于已成过河的卒子，没有退路。那个时候，人们的大脑都被清洗漂白，没有多少清醒者。因此张铁生只是这个“丧志故事”的男主角，他的背后有一帮导演。
从囚犯到富翁，张铁生又给人们演绎了一个“励志故事”。如果是一般的人，15年的牢狱生活将会构成锋利的锉刀，足以把人的意志锉成小圆球，滑到哪个坑就在那个坑里栖息。
但张铁生在监狱里就表现了他的“反锉”能力。有报道说，在辽宁省凌源监狱度过的15个春秋里，张铁生由兽医改为人医，曾在监狱卫生所担任医生兼护士，负责全监狱犯人的医护工作，从未出过差错。在他服刑期间，有不少受他牵连的朋友还伸出援手照顾其父母；他的女同学董礼平苦等他15年，并最终成为他的妻子。张铁生能有这样的朋友，据说既因为这些朋友不世态炎凉，也因为他是个有情有义、人缘不错的人。
尽管财富不是衡量成功的唯一标志，但张铁生的励志意义在于，他处逆境不自暴自弃，做事尽力尽责，做人有情有义。（何龙）
——据《羊城晚报》8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