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要目
资本主义的空想和现实/陈平
对比16—19世纪西方出现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用“空想资本主义”来描写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学理论更为确切。空想资本主义在当代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是亚当·斯密、哈耶克和科斯。
“抗美援朝”完全是正义之战/李慎明
如果站在《联合国宪章》的立场，站在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场，站在亿万中国人民的立场，对发生在60多年前的抗美援朝战争，都会毫不犹豫地说，这完全是一场正义之战，不仅师出有名，而且正气干云，十分必要。
谁考察了他们，谁又提拔重用了他们/光明网评论员
由现行的官员升迁程序可以推知，在每一个贪腐官员的背后，如果没有一个更高级别的贪腐官员的话，至少也有一个或一众不负责的庸碌无能的官员。
不想扛事就干脆别做官/吴梅花
最高人民检察院6月23日通报，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童名谦涉嫌玩忽职守罪，已被公诉。童名谦被指控在任职期间“严重不负责任”，致使衡阳市选举湖南省人大代表时发生严重贿选。
目录
思想理论
资本主义的空想和现实/陈平
“抗美援朝”完全是正义之战/李慎明
零敲碎打的司法改革时代已然结束/王琳
学点哲学，洞察大势/《人民日报》评论部
社会脉搏
谁考察了他们，谁又提拔重用了他们/光明网评论员
不想扛事就干脆别做官/吴梅花
腐败化的生存如何突出重围/《南方都市报》社论
累瘫的医生不仅需要点赞/熊建
财经广角
国企利润惠及全民何时不再是嗟来之食/盛翔
不应用经济学来跳大神/蔡辉
思想理论
资本主义的空想和现实
法国非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写了一本新书《21世纪资本论》，震撼了陷于大衰退中六年至今难以自拔的西方世界。皮凯蒂批评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正是中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鼓吹经济自由化，反对中国独立自主的产业政策，主张放弃中国道路转向美英模式的主要理论依据。所以，皮凯蒂对西方经济学的反思，间接涉及中国国内关于坚持中国道路还是仿效美英模式的争论，以及中国深化改革的方向，值得人们认真思考。
对比16—19世纪西方出现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例如托马斯·莫尔、圣西门和傅里叶等按劳取酬和公有制的理想，笔者认为，用“空想资本主义”来描写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学理论更为确切。空想资本主义在当代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是亚当·斯密、哈耶克和科斯。我们就用皮凯蒂的数据来分析空想资本主义如何误导大众，理解现实资本主义的本质和出路。
空想资本主义的第一个代表人物必然是亚当·斯密。亚当·斯密是个真诚的空想资本主义者。他在《国富论》第一卷第一章观察到分工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又在第一卷第三章的标题上强调“分工受市场规模限制”。斯密显然意识到领土和人口对市场规模的制约，他也清楚殖民扩张和掠夺战争能够扩大市场规模。但这显然不符合他内心中“人的天赋中的本性”。于是，斯密在第四卷第二章的细节里，悄悄加上了“看不见的手”的寓言，想象从自利出发的自由贸易可以协调区域间的劳动分工，无需战争和政治的干预。此外，尽管斯密把《国富论》作为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标题，却没有给出国富的定义。他在第一卷第五章内引用霍布斯的话，承认“财富就是权势”，却又争辩说：光拥有财富不等于立即取得政治权力。善良的伦理学教授斯密，一面多次批评地主和资本家为富不仁，认为英国的殖民扩张得不偿失，一面企图用道德情操来缓和市场经济的社会矛盾。但是，皮凯蒂的历史分析清楚表明，斯密的空想资本主义在历史上并未实现，市场机制不能保证分工和谐和社会公平。到了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供求平衡的微观理论完全否定马克思从宏观历史角度提出的市场经济生产社会化与私有制的无政府倾向的内在矛盾，必然造成资本对劳动的统治，不可能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新古典经济学的数理模型，连斯密注意到的非线性约束（即市场规模的限制）也排除在外，因此就完全失去了理解内生经济周期和金融危机的能力。
皮凯蒂的研究清楚指明了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空想资本主义理论的破灭：分工加贸易不见得能导致国富，因为发达国家控制的资本积累主导了财富的分配。工业化和殖民主义导致富国和穷国的贫富分化，并引发一系列的战争和革命。决定市场份额的不仅是贸易的比较优势，而且是武力的比较优势。民主和道德都不足以制约资本的贪得无厌。革命和战争导致西方富国的兴衰和产业中心的转移，没有一个富国能长久保持国际分工格局的霸权，私有产权界定的资本收入也周期性地蒸发和毁灭。所以资本也无法积累到无穷。
空想资本主义的第二个代表人物，当属奥地利学派的哈耶克。凯恩斯是英国的战争理财高手。在大萧条期间诞生的凯恩斯经济学，实质是西方战时经济（也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计划经济）的产物。哈耶克早期研究经济周期受到马克思的影响，注意到迂回生产和内生货币的运动，发现央行的信用扩张是经济周期的重要来源。但是，哈耶克后期的空想资本主义达到荒唐的程度。他在大萧条时期主张政府无所作为，强调市场经济有自身恢复能力，犹如建议重病患者无需求医问药，只需听天由命。战后，哈耶克反对通胀政策的药方是废除中央银行，这等于放弃国家为战争筹款的铸币权。这让同样鼓吹自由经济、但主张央行独裁货币政策的弗里德曼，完全不能容忍哈耶克的内生货币论。哈耶克被赶出芝加哥大学的经济系，边缘化为经济哲学家。哈耶克的名著《通往奴役之路》，预言凯恩斯的经济政策和福利社会必然失去资本主义制度的个人“自由”（皮凯蒂看到的只是少数富人的选择自由）。历史现实却是欧美的福利社会走向骄奢和破产之路，而非计划与奴役之路。虽然哈耶克是一个有见地的货币经济学家，却是失败的政治经济学家。即使他最终获得诺奖的桂冠，也无法实践奥地利学派的经济政策。撒切尔夫人对哈耶克的口头赞美，只是把哈耶克作为打击工会、关闭亏损国企、推行私有化的理论武器，但是从来不理会哈耶克的废除央行方案，因为这将使英国老牌的金融业成为美国资本的附庸。英国国有铁路的私有化完全失败，经济自由化加速了产业的空心化。要不是马岛战争挽救了撒切尔夫人的政治生命，撒切尔夫人改革劳工市场的政策也难以推行。
国内某些奥地利学派的推崇者，把哈耶克的经济哲学作为反对凯恩斯政策和中国国企的理论武器。他们全然不明白哈耶克不懂国际政治的历史教训，也无视跨国公司是全球主要的垄断因素，也对金融寡头搞垮美国实体经济的现实熟视无睹。美国后凯恩斯派经济学杂志的主编告诉我，奥地利学派是无法执政的，因为自称保守主义的小布什总统，实质是军事凯恩斯主义者。这使我意识到，结束美国大萧条的不是罗斯福新政，而是美国加入二战。撒切尔夫人也是挂哈耶克的羊头，卖军事凯恩斯主义的狗肉。皮凯蒂对一战到二战后资本收入比例下降的分析，说明70后的皮凯蒂比国内的空想资本主义者更懂当代的政治经济学。国内的空想资本主义者最不愿意承认的历史事实，是新中国成立前30年建成的独立自主的工业和科技体系突破了西方强权对国际分工体系的控制。东西方的空想资本主义经济学，都不愿意承认古典经济学的起点是政治经济学，而不是供求均衡的微观经济学。
空想资本主义的第三位大师，当属刚去世的芝加哥大学的诺奖经济学家科斯。宣称观察真实世界的科斯对大萧条、二战、冷战和中东战争熟视无睹。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否认新古典经济学承认的市场失败，反对克服污染等外部性需要政府干预。他认为利害双方的自愿交易可以化解社会冲突，在交易成本低的条件下，社会利益冲突的化解只需界定产权、两方交易，无需法庭、社会仲裁等第三方干预。新制度经济学成为最彻底的无政府经济学理论，把空想资本主义推进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虽然科斯强调界定产权的重要，他本人却小心翼翼地避开收入分配问题。但是，科斯在中国的弟子们，并不满足于科斯的谨慎小心。例如，有的人用科斯理论批判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认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只对交易成本为零的社会成立（他似乎不明白原始社会的交易成本几乎为零，但是没有剩余价值），当代社会中的交易成本远大于零，所以无法界定企业家的剩余价值。可惜，无情的数据胜过逻辑的雄辩。皮凯蒂的定量分析，清晰地表明资本主义社会财富不平等的趋势，也就是资本剥夺劳工的趋势。我们期待不用数据观察真实世界的科斯弟子们能够认真回应皮凯蒂的挑战。（陈平/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退休教授）
——据《红旗文稿》6月27日
“抗美援朝”完全是正义之战
对60多年前的抗美援朝战争看法不同，不是因为有截然不同的事物，而是因为有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立场，就会对同一事物有着不同的记忆、描述并得出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结论。一些人常常说起甚至全力营销所谓的“普世价值”，笔者在这里想要问的是，平心而论，在如何看待和评价抗美援朝战争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上，有着所谓的“普世价值”吗？
如果站在《联合国宪章》的立场，站在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场，站在亿万中国人民的立场，对发生在60多年前的抗美援朝战争，都会毫不犹豫地说，这完全是一场正义之战，不仅师出有名，而且正气干云，十分必要。1945年在美国本土旧金山诞生的《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四项明确规定：“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不使用武力侵害一个主权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这是《联合国宪章》原则的最核心部分，是人类深刻反思惨绝人寰的两次世界大战并试图避免类似悲剧再度发生的共同心声，也是防止大国强国寻找借口对小国弱国滥用武力、维护世界和平及安全的保障。朝鲜战争本来是一场内战，但朝鲜内战一爆发，美国就从其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出发，迫不及待地进行武装干涉。1950年6月26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其驻远东的空、海军参战；次日，杜鲁门又发表声明，公开宣布武装入侵朝鲜，并以“台湾海峡中立化”、“台湾地位未定”为由，命令其海军第7舰队侵入台湾海峡，这是对《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四项的肆意践踏。《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七项又明文规定：“本宪章不得认为授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1950年6月27日下午，在苏联等常任理事国缺席的情况下，美国肆意歪曲朝鲜内战的性质，以“紧急援助”李承晚集团为名，操纵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非法决议，为美国拼凑侵朝军队。7月7日，美国又操纵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非法决议，给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朝军队披上所谓“联合国军”的“合法”外衣。不干涉任何主权国家（包括已经爆发内战的主权国家）的内政，既是《联合国宪章》的最基本的宗旨及原则，又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美国政府无论怎么盗用联合国的名义，都无法从根本上掩饰其践踏《联合国宪章》、野蛮干涉别国内政的本质。国际有关公约明确规定，战争中严禁使用细菌、化学等武器。而灭绝人性的美国侵略军却在朝鲜北部和我国东北地区，悍然使用细菌武器，妄图通过各种毒性病菌，从根本上摧毁朝中人民的抵抗能力。中朝军民粉碎了美国的图谋。
有的学者在研究后得出这样的“新论”：“由于中国出兵朝鲜，所以美国才封锁台湾海峡。抗美援朝错在中国”。还有学者据此得出这样的结论：“毛泽东的最大罪恶不是‘文革’，而是抗美援朝。”建议对60多年前伟大的抗美援朝有误解的同志或学者，一定要先弄清这样的基本事实：美国在1950年6月27日出兵侵占我台湾海峡，而我在其出兵三个多月，准确说是114天之后的1950年10月19日才“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美国侵略者违背人性、破坏国际公约的罪行，理所当然地激起爱好和平的世界人民的极大义愤。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后，我国立即开始分批从朝鲜撤军。截止1958年10月26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已全部撤离与我国山水相连、唇齿相依的朝鲜。而直至今天，美国在距其本土万里之遥的朝鲜半岛却仍有数万名驻军。那么，究竟谁在捍卫、又是谁在践踏《联合国宪章》？这本来就是是非分明的事。另外，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也是正式得到朝鲜政府和朝鲜人民恳切请求的。片子（指电视系列片《伟大的抗美援朝》——编者）中展示了金日成亲笔疾书的这一“求援信”。一字一句对照《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无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美军无论侵入我国台湾海峡，还是入侵朝鲜，都是严重违背《联合国宪章》和相关国际法的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的非正义的侵略行径。毫无疑问，中国人民志愿军和中国人民所进行的抗美援朝战争同时又是一场抗击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的正义壮举。以上结论，已经并将继续向全世界有力地昭示维护还是践踏《联合国宪章》及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的是非分野。
抗美援朝是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和干涉、保家卫国的正义壮举。这正如毛泽东同志在抗美援朝开始后所指出的那样：“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了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但是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义的，全国人民都已明白这种必要性和正义性。”（《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4页）
现在有一种倾向，即讲联合国及相关国际机构的多，而对《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的具体内容却很少提及。从一定意义上讲，《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内容，联合国及相关国际机构是形式。内容决定形式，形式为内容服务。只讲联合国及相关国际机构这一形式，鲜提《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的主要内容，这就是邓小平所说的“形式主义”，而形式主义往往害死人。只讲形式，鲜讲内容，个别霸权主义国家就往往操纵联合国及相关国际机构，干出完全违背《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基本原则、基本准则的事。（李慎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
——据《红旗文稿》7月10日
零敲碎打的司法改革时代已然结束
司法改革并不是一个新话题，远可上溯至清末变法，近可追溯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在执政党最重要的党代会报告中，司法改革最早出现在十五大，其时的报告表述是“推进司法改革”。到十六大报告，表述变成了“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十七大报告的表述再次刷新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十八大报告中的用语则是“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从字义上考察，表述的变化体现了层层递进的“渐进式”改革思维。而从改革的具体实践来反思，缺失亦是明显的。过去的十余年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实质性改革举措，只有司法考试一项。被誉为“中国第一（难）考”的司法考试，对推进中国司法官员的精英化和职业化，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但司法体制改革并未到位，在“先易后难”原则的指导下，能做的基本都有尝试，难点却累积至今。可以说，今日之司改，已无易事。不直面难点，攻坚克难，司改就无法推进。这就是十八大报告中提出要“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现实背景，也是此次“中央框架意见”和“上海司改试点方案”的由来。
作为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司法体制改革已被写入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另一标志性事件是，2014年初，全国政法工作会议易名为“中央政法工作会议”。这意味着原来一直被视为“部门工作”的政法工作被纳入了“中央工作”的大盘子。
据媒体的不完全统计，十八大之后，习近平已在重要场合七谈司法改革。6月6日的中央深改组第三次会议上，习近平再次强调，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完善司法责任制、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都是司法体制改革的基础性、制度性措施。
司改的这些指向，无一不涉及司法权与立法权、司法权与行政权、中央事权与地方事权之间的调整与博弈，显然超越了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的权力范围。没有更高权力机构的统一协调，单凭司法机关一厢情愿地单兵突进，注定步履维艰。理顺领导体制，统一设计改革方案，无疑将为司法改革破解不同权力部门之间的利益牵扯提供坚实的基础。
司改牵一发而动全身。零敲碎打的司改之所以收效甚微，是因为改了的某项制度仍为没改的旧有制度所掣肘，因而无法达到改革目的。比如争论日久的“高薪养廉”或更温和的“提高司法人员待遇”。如果没有司法精英化和法官、检察官员额制，“高薪”从何而来？中国内地现有法官、检察官40多万，这么庞大的司法官职业群体，素质良莠不齐且不说，其中还有相当部分是空有法律从业资格却并不办案的“名义司法官”，若给这些非业务部门的“法官”、“检察官”以高薪，恐怕会备受质疑。
再看此次公布的七项司改政策导向，找不到一项是可以孤立存在的。司改内在逻辑断裂，实为过往司改的深刻教训。除了司法官精英化和司法官较高待遇之间的紧密关联之外，司法官独立行使司法权与司法官接受有效监督与制约，同样是一体两面。多年来，司改一直在“放权”和“收权”中来回拉锯。一方面，削权院长、检察长，放权法官、检察官是趋势；另一方面，贪赃枉法、以案谋私的司法腐败现象又时有发生，使得“收权”又成了现实。表现在一些基层司改实践中，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又放”的循环。如何在“放权”与“收权”之间找到理想的平衡点，同样是司改亟需解决的难点。这次公布的政策导向中，除了多处指向司法“去行政化”、增强司法官员的独立性之外，亦有“完善办案责任制，加大司法公开力度，强化监督制约机制”的强调。这看似矛盾，实则有内在统一的逻辑关联。增强司法官员的独立性，同样要严格的监督机制和责任机制来保障。这两项改革只能同时推进，而绝不能单点突进、零敲碎打。
此次明确的改革导向“完善法官、检察官选任条件和程序”与另一项“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也直接相关。地方司法权来源于地方人大的转授，省以下统一管理使用人权上移，等于架空了地方人大。作为一种制度规避，“意见”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方案，即在省一级人大成立“司法官遴选委员会”，由资深法官、检察官、律师和法学专家等各方代表组成。这个“委员会”将负责向地方人大提名法官、检察官的任免名单。而如何让地方人大的任免权不流于形式，在增强司法独立性的同时，各级人大其实也有一个增强独立性的问题。司法改革又与人大改革紧密关联在一起。
所以说，进入“深水区”的司法体制改革，与以往单纯的“庭审改革”、“检察改革”完全不同。它涉及的是司法机关与立法机关的关系，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的关系，中央事权与地方事权的关系，各级法院、检察院的相互关系以及司法官与司法机关的关系，任何一项改革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而在未来，司法体制改革的走向，还取决于国家权力之间的复杂博弈。不管怎么说，零敲碎打的司改时代已然结束，全面开花的司改新时代已经拉开帷幕。（王琳）
——据《中国青年报》6月25日
学点哲学，洞察大势
今日中国，各种思潮竞逐，你方唱罢我登场；各种观点纷纭，乱花渐欲迷人眼。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认识是前进的指南，作为领导干部，要花繁柳茂处拨得开、雨骤风狂时立得定，正需要学一点哲学。
“往何处？为什么？怎么走？这就是哲学的一切。”一位古罗马哲学家曾如此定义。哲学不仅回答人生的命题，也在不断发现决定历史与社会走向的河床。既有本体论的思考，也有认识论的探讨，更有方法论的总结，至大无外的哲学，一言以蔽之，正是认识与改造世界的思维武器。思考人生价值、把握社会脉动、寻求永恒真理，学哲学、用哲学，是领导干部的基本功。正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才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原原本本学习和研读经典著作，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
处身当前，学点哲学的意义更为昭彰。很少有哪个时代像我们这个时代一样，主流与支流如此纠结，现象和本质如此复杂，特殊与普遍又如此微妙，领导干部可说时时事事都面临哲学的考题。比如，“邻避效应”看似普通，却有个别利益和公共利益的碰撞；“钉子户”诉求表面简单，也需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辨析。改革发展过程中，不管是群众的教育、医疗、养老，还是国企改革、简政放权，无不有主有次、有源有流、有点有面，如果没有哲学的系统论、过程论、矛盾论思维，怎么胸怀全局、洞察大势，主持好一个领域的工作，领导好一个地方的发展？
领导力首先体现在思想力，正如西谚所说，“在亚历山大胜利的根源里，人们总能找到亚里士多德”。一个问题怎么看、一件事如何处理，用哲学的眼光去分析，就能全面把握、准确判断、抓住本质，避免片面性和盲目性。所以，有的人不为表面现象所惑、次要矛盾所扰，切中要害、久久为功——如山西右玉十八任县委书记一张蓝图、一个目标，让不毛之地变成塞上绿洲；而有的人则模糊了人生价值、迷失了工作方向，急功近利者有之、胡乱作为者有之、得过且过者有之。可以说，哲学的素养决定了你的认识，而你的认识决定了你的方向、你的行动，决定了你能达到什么样的境界。
遗憾的是，现在一些领导干部说起哲学，要么认为是虚无缥缈的“纸上谈兵”，解决不了实际问题，更遑论带来什么好处，因而轻视了哲学；要么认为哲学就是模棱两可的“心灵鸡汤”，找点浅显的人生道理，求点暧昧的心理安慰，因而误读了哲学；甚至看重的是脸厚心黑的“官场秘笈”，热衷于总结诡辩之术、成功权谋，因而扭曲了哲学。这样的认识，不仅让个人言语乏味、观点陈旧，更可能患得患失、目光短浅，最终碌碌无为甚至误入歧途。
“提高战略思维能力、综合决策能力、驾驭全局能力”，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领导干部学哲学的要求。学点哲学，因视野宏大而观照全局，因反思自省而清醒深刻，为领导干部的政治素质提供认识论的基础；学点哲学，因逻辑分析而条理清晰，因辩证思考而头脑灵活，为领导干部的能力素质提供方法论的基础；学点哲学，因坚守初心而果断坚毅，因憧憬理想而满怀信仰，为领导干部的人格素质提供人生观的基础。王国维曾撰文：“以功用论哲学，则哲学之价值失。知识之最高之满足，必求诸哲学。”如果说哲学有一种“无用之用”，那么这正是让你不会偏离航向、陷入偏执、囿于狭隘的力量。
关于哲学，黑格尔有一个诗化的比喻：“哲学就像密涅瓦的猫头鹰一样，它总是在黄昏时起飞。”的确，哲学是经验的升华、是实践的结晶。学点哲学，领受这“时代精神的精华”“文明的活的灵魂”，领导干部会有更高的站位、更开阔的视野、更精彩的人生。（《人民日报》评论部）
——据《人民日报》6月30日
社会脉搏
谁考察了他们，谁又提拔重用了他们
今天（6月30日）有媒体“据不完全统计”报道说，“十八大之后至少有23个地市以上的一把手或者曾长期担任地市以上一把手的高官‘落马’”。这个“不完全统计”，加之没有统计在内的在十八大以后落马的央企部级高管和在中央党政部门担任重要职务的官员，其人数之多，已经完全可以展露当前吏治的严峻局面。
在此，说吏治的局面严峻，还不止在于查处了多少贪腐官员，有多少什么级别以上的官员落马；也不止在于查出了多少问题，有多少巨额损失被挽回。问题更在于，这些数量不菲的落马官员不是被随机挑选出来的，而是按照一系列堪称严格而繁复的组织程序产生出来的。由是，如此多官员贪腐、如此多高官落马，这显然已经不是一人、一时、一地的问题，而是产生官员的组织程序与过程出了问题。
如果说查处贪腐官员是治标的话，那么，解决官员产生的组织程序及其过程中的问题，无疑就是治本之途。前述落马的贪腐官员，可以说每一个人都经过了严格的官员升迁考察程序，都经过了组织部门重重道道审查。但是，这些程序，这些审查，都没有起到相应的作用。已有的证据表明，许多落马的高级官员，他们步步高升的过程，就是在层层考察和重重审查中带病被提拔、小病成大病的过程。
在已成“破鼓”的中共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身上加上一捶，在已戴上枷锁的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令政策身上添口唾沫，这自然是相对容易且抒臆的事情。而反思万、令产生的背景与环境，细究他们产生的组织程序，尤其是追查他们被考察、被提拔的过程，并由此问责相关上级官员、尤其是高级官员的过失，则可能不是难易的问题，而是基本上不可能的事情。
而当下反腐从治标到治本转换的标志之一，就是要把上述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的事情，且最终变成必须做的事情。如果一个官员的品行不端和贪腐行为没有被组织考察程序发现进而被提拔重用，那么，负责考察的相关官员必须对此负连带责任，为自己“失聪”的耳目负责；如果一个官员在考察程序中已被诊断出“病症”，但不仅没被撤换甚而还被提拔，那么，拍板提拔的上级官员也必须为此负连带责任。无此约束，则与上述落马官员品行一致的人，还会源源不断地出现在官场之上。
已披露出的材料证实，早前被判死刑（执行）的江西省前副省长胡长清的升迁腾挪，有接受了巨额贿赂的更高层级的组织官员为其操持；被组织部门考察定性“不宜担任高级领导干部”的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刘铁男，也有“贵人”为其力排组织部门的定论……这些事例说明，上述贪腐官员的上位，其实都仰仗着在其之上的更高级别的贪腐官员为其撑腰。当然，这些现象也说明，现行考察官员、任用官员的组织程序，至少在考察和任用上述贪腐官员的过程中，成了对劣迹斑斑的贪腐官员无甚约束力的过场和摆设，甚至成了劣胜优汰的过程，成了贪腐之风蔓延的助推器。
由现行的官员升迁程序可以推知，在每一个贪腐官员的背后，如果没有一个更高级别的贪腐官员的话，至少也有一个或一众不负责的庸碌无能的官员。而匡清吏治，就是要在清除贪腐官员的同时，让那些负责考察、提拔贪腐官员的官员负起连带责任。也许，如此这般，才会少有一些遗臭后人的贪腐官员。（光明网评论员）
——据光明网6月30日
不想扛事就干脆别做官
最高人民检察院6月23日通报，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童名谦涉嫌玩忽职守罪，已被公诉。童名谦被指控在任职期间“严重不负责任”，致使衡阳市选举湖南省人大代表时发生严重贿选。面对无论是湘西泛滥成灾的民间集资，还是邵阳官场乱象，主政者童名谦都选择了回避甚至放纵。他在官场以清流自诩，明哲保身，绝不多事，谁跟他汇报工作都是“好好好”三个字，守住了“为人之德”，却丧失了“为官之德”，落马后被当地官场评价为“是个好人，但不是个好官”。
这是近来少有的通报干部落马时，没看到“贪污受贿、生活腐化”之类字眼的情形——“不作为”是童名谦的罪名，“庸官”是他的标签，“好人”是他的特色——其罪过好像只在于能力不济，魄力不足，并看不出有多少贪欲。但是，即便最终没有查出童名谦把公家的钱往自家里搬，他恐怕也仍难逃一个“贪”字——“贪图声名”，希望无论好人坏人提到自己时都能说一句“好”字，从而有个好名声、好人缘。
一个22岁就以“勤奋、好学、有口才”而被发掘进官场的人，纵横江湖修炼34年，先后主政过湘西、邵阳、衡阳这三个湖南最复杂的地方，你说他草包一个，也太小看我们的干部考察系统了。除了魄力不足，难道背后就没有一些更深层次的缘由吗？
细究官场生态，不难发现一条诡秘的晋升之道：当一个人大刀阔斧地干工作时，固然能创出业绩，从而赢得一部分人甚至大多数人的认可。但也同样可能因为锋芒毕露而引人妒忌，或正派处事而得罪人，继而招来诋毁之辞。一旦工作出现失误，更是给政敌送去“小辫子”，让人揪住不放，官运可能因此而完结。所以，官场有言，要想升官，可以不用人人都说你好，但绝对不能有人说你坏——而不希望有人说你坏，就难免有人要投机取巧去迎合所有人——包括做了错事坏事的人。
另一方面，越是在利益盘根错节、政治斗争复杂的情况下，一个多方面都不得罪的人反而更容易被大家推选出来，成为各方利益都能接受的官员人选。这些已成为某些官员津津乐道的官场潜规则。
宦海沉浮几十年的童名谦必然深谙此道。所以，他不贪污腐化，授人以柄；也绝不认真做事，得罪他人。而凭借这样的做法，他的确在长时间内实现了自己的所求。从小小的团系统干部做到一方大员，不可谓不成功！所以，不能武断地说童名谦不贪，他或许并不贪钱，但贪的是名，“贪名”的表面是求个安稳，而潜在的终极目的则是另一种技巧的“求官”——“庸官”多年稳扎稳打步步高升，恐怕也是成功侧证。
对于官员“贪名”，雍正皇帝有过高度警惕与论述，“洁己而不奉公之清官巧宦，其害事较操守平常之人为更甚”，“此等清官，无所取于民而善良者感之，不能禁民之为非而豪强者颂之……及至事务废弛，朝廷访闻，加以谴责罢斥，而地方官民人等群然叹息，以为去一清廉上司，为之称屈”。今天，我们似乎也遇到了类似的官员范本，也应深入分析其危害。
“如果脑子不装事、心里不想事、手里不干事，不犯事但也不顶事，这样的干部有什么价值？”这是《人民日报》近期一篇文章里的话。对于一个手中无权的人来说，守住私德、不起贪念，做个好人就殊为不易了；但对于一个掌握公权的地方官来说，如果只想做好人、不想得罪人，以为只要不参与做坏事就能保有名节，做个太平官，最后把事情搞坏了，“廉洁”还真就不是能救他的挡箭牌——为人之德，与为官之德，终究还是有不同的。
童名谦主政过的邵阳的政界人士认为，往前推10年，童名谦或许可以安稳地干下去，全身退休，但现在，“整个社会进入矛盾高发阶段，作为主政一方的官员，社会矛盾已不得不直面；回避矛盾、不解决矛盾，他的倒台是必然的”——做官就要扛事，不想扛事就干脆别做官；妄想以“好好先生”方式一路飙升或全身而退的为官之道，在今天已经行不通了。（吴梅花）
——据《中国青年报》7月2日
腐败化的生存如何突出重围
总投资达87亿元、地方与部委2008年共同确定的重点建设项目——太兴(太原到兴县)铁路工程，计划年底建成投入运营，但其潜藏的质量问题令人揪心。据报道，直接承受轨道和机车车辆及其载荷压力的涵洞台背，本应采用优良材料填筑，却被大量就地取材的黄土所替代，连施工者都直言“常被噩梦惊醒”。
回填材料是涵洞台背工程质量的关键，“直接关系到轨下基础的整体稳定性，回填质量不过关会造成铁路路基沉降，危及铁路运行安全”，这恐怕并不全都是媒体与专家的危言耸听。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对于举报人的实名举报、大众媒体的介入报道，涉事公司中铁十二局却似乎见惯不怪，并没有太多郑重其事的应对。技术部的负责人直言“很少去现场”，却依然可以信誓旦旦地为工程质量做背书，坚称“绝对禁止就地取用水稳性差的材料回填”。
在事发地村民看来，就地取材用黄土回填，这是尽人皆知的事情，甚至举报者手中还握有施工现场的视频证据，同样无法得到涉事方的回应，政府监管部门对此亦是不置可否。对于媒体介入的采访，中铁十二局的相关人员，要么婉拒回应，要么暴力相向。对于如此严重的工程建设问题，涉事施工单位之所以可以有如此淡定、肆无忌惮的表现，事实上并非无迹象可循。
稍加检索可知，2012年8月，彼时尚未撤销的铁道部曾专门发文，对铁路建设工程质量问题的查处进行通报，内文提到多个中铁集团旗下建筑工程单位，在铁路建设工程中存在严重的建筑质量问题，而对应的处罚措施，却只是象征性地在几个月内“暂停接受”涉事施工、监理单位的招投标资质。没有严苛的惩处，对责任的追究与隐患的排除并没有认真的态度。“今天的工程质量就是明天的运营安全”，口号喊得很响，但真的把口号中的要求内化为工程建设中的标准，却非易事。
铁路建设出现严重质量问题，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是小事，但似乎又越来越有一种见惯不怪的倾向，公众对于此类新闻的态度，被迫变得习以为常。当然，在公众冷漠围观的表象之下，其实是对这类腐败现象无能为力的挫败感。与此同时，还有对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各类交易、潜规则的无力抗拒。每个人在属于自己职责范畴的一亩三分地中，职业底线与伦理尽失，做工程的以偷工减料为牟利手段，做监理的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换取额外好处，正是这样一种见惯不怪的腐败化生存，让整个社会对腐败行为、腐败现象缺乏抵御力。
如果说对于腐败化的生存方式而言，底层职员尚有生活上的某种需要，那么现在几乎每天都会被曝出遭遇有关部门查处的诸多高级别官员，其贪腐的目的与动机恐怕是最难捉摸的问题。“莫伸手，伸手必被捉”，更多像是一种报应论的告诫，但对于缺乏制度约束与外部监督的权力者来说，权力不论大小，都难逃滥用的诱惑。如何构筑起对权力的真约束，把权力关进笼子，需要的是权力与权力所形成的制衡，小到一处建设工程的施工方与监理方，大到对一个行政区划内“一把手”的监督难题，都是同一个道理。
对于国民的生命、财产、自由以及尊严而言，哪怕任何一个细微处的腐败都可能酿成大灾难，比如一个涵洞的塌方，或者一个行政区划内民众的疾苦，从这个角度来说，每一只苍蝇，都是大老虎。对于国家与国民的伤害，权力腐败的大小差异，更多是伤害程度的区别。腐败化的生存需要突出重围，这是每个社会成员都需要肩负起的使命，底线沦丧之后的洪水滔天，必须有决绝的抵抗，每一天，每一处，每一人。（《南方都市报》社论）
——据《南方都市报》7月1日
累瘫的医生不仅需要点赞
福州医生连续做了32小时的手术后，累得瘫倒在地。记录这一幕的照片一上网，热度便居高不下。网友纷纷点赞，称之为“用生命拯救生命”；还有人搜出大量类似的图片，疲倦已极的医护人员斜躺在地上，见缝插针地谋片刻休息。疲惫的脸和横七竖八的身形，都谈不上好看，却极为动人。从这些脸庞上，人们可以看到光、看到温暖、看到天使。
然而，在日常的就医体验中，医生们似乎还有另外一副面孔。排队仨钟头，看病3分钟；简单一问，寥寥几句，提笔就开方。想详细咨询一下，人家爱答不理。说话时不怎么看你，面孔冷冰冰，瞧不出是喜是怒。这时候，医生的脸倒有点像机器人。
两副面孔，哪个是真，哪个为假？
现实世界喜欢复杂，两张面孔都是真实存在。呕心沥血的天使，有时和面无表情的机器人很可能就是同一个人。两张面孔之间，还有隐蔽的因果链条相互勾连。
有时候，医生为何温情不显？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太累。由于医疗资源的不均衡，分流效应还不明显，大病小病往大医院跑的就医现状还没有明显改观。上大医院数数某个门诊医生门前排着的患者队伍去，说“前不见头、后不见尾”夸张了，但队头嚷嚷，队伍中段未必听得见。医生每天从一睁眼到下班，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就这样，也满足不了需求。他要多跟你说两句，后头还有一大堆人焦急等着；他想多提供些抚慰患者心灵的“话疗”，奈何口干舌燥，怎么温情脉脉得起来？
所以，面对躺地而眠的医生，我们并不想简单呼吁关爱，那样显得廉价；面对态度生硬的服务，也不想简单提出批评，那样不能解决深层问题。
要想告别过度的疲惫，恢复应有的温情，还必须依靠深化医改。比如，提高医生待遇，建立适合行业特点的薪酬机制，势在必行。甚至，还要靠体面的收入增加行业的吸引力，从而增加医疗人力资源的供给。再比如，病患的分流应该继续推进。基层医疗的基础要夯实，小病一定要留在基层医院。甚至有专家提出，大医院可以试点逐步取消门诊，让好钢真正用到刀刃上。
在此基础上，再对医生的服务态度提出严格约束和管理，温情服务甚至个性服务才会成为医家常事。（熊建）
——据《人民日报》6月25日
财经广角
国企利润惠及全民何时不再是嗟来之食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上表示,2013年,中央国有资本经营收入1058.43亿元,加上2012年结转收入71.95亿元,2013年收入总量为1130.38亿元。2013年中央国有资本经营支出978.19亿元,其中调入公共财政预算用于社会保障等民生支出65亿元,增长30%。
国有资本经营收入,主要内容就是大家常说的国企上缴红利。根据财政部的规定,纳入2013年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制范围的,共计一级企业813户。813户一级央企,上缴财政的红利不过千亿,平均到每家企业也就一亿多点。而根据国资委公布的数据,2013年度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利润总额1.3万亿元。简单换算一下就知道,央企利润上缴红利的比例总体不到7.7%。国企利润上缴红利的比例何其之低,由此可见一斑。
按照现行政策,除中国储备粮总公司、中国储备棉总公司两家政策性公司,免交国有资本收益之外,一般竞争类央企的红利上缴比例是10%,资源类央企上缴比例是15%,军工科研类央企的上缴比例在5%,中国烟草总公司上缴比例则是20%。因此很令人困惑,为何综合起来的央企上缴红利比例竟然不到7.7%,是否存在未能足够收取的情况?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国企利润上缴比例,2020年要提高到30%—7.7%距离这一目标,显然还很遥远。
国企上缴红利的比例奇低也便罢了,最后调入公共预算用于社保等民生支出的,竟然又只有千亿中的65亿,也就是其中的6.6%。换言之,国企所谓上缴红利,绝大部分其实还是“取之于国企,用之于国企”,只不过换了一只筐来装而已。对于“全民股东”而言,最后能够惠及全民的国企实际上缴红利,只相当于国企利润7.7%中的6.6%,也就是0.5%——如此微乎其微的红利上缴比例,无疑仅仅具有象征意义,不具有任何实质价值。
审计署刚刚公布审计报告,去年抽查11户央企,结果7户央企违规超提或超发工资、住房公积金和福利费等,就有11.61亿元;若是抽查全部央企呢? 超发工资福利会不会远远超过给全民分红的那区区65亿元? 谁都知道,“谁投资,谁受益”是基本的原则,可现在的结果却是“全民投资,亲近者受益”。国企合法的工资待遇本就令人羡慕,违规超发的工资福利,竟也要远多于给全民股东分红的,这还未计那些被挥霍掉没装进个人腰包的部分!
这些年,我们一直在说,要让国企吐出更多的利润,要提高国企上缴红利的比例,要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结果却是,国企分红惠及全民,到现在还是只具象征意义。国企分红何时才能真正惠及全民,而不再是象征性地“嗟来食”? 公众有权获得答案。（盛翔）
——据《新快报》6月26日
不应用经济学来跳大神
“未来12年，中国房价只会继续上涨。”近日，广州某论坛上，郎咸平、任志强等“经济学家”再发预言，据说，这是“参照世界多国经验”得出的结论。所谓“多国经验”，就是“抛开其他政策因素，城市化率达到70%以上……房价才会真正趋稳或下跌”。
不知专家们的“多国经验”从何而来，据世界银行数据，日本2010年城市化率为66.8%，可日本房价近20年却没有显著增长。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2014年世界房价下跌最快的两个国家分别是印度（-9.10%）和希腊（-7.02%），而两国城市化率分别为30.1%和61%，相反，俄罗斯城市化率为72.8%，房价却并未“趋稳或下跌”。
可见，所谓“多国经验”，不过是大忽悠。
事实上，左右价格的因素是多元的，并非从A到B那么简单直接，人类可以把卫星送上月球，却无法成功预测股市波动。因为，每个市场参与者都有经济理性，但个体的经济理性叠加起来，常常会转化为集体的不理性，造成市场震荡。
人类能预知地球运转轨迹，因为它是客体，背后存在决定性的支配力量，可市场不一样，买卖双方具有主体性，人类还没能找到其中决定性的因素。这意味着，到目前为止，经济学预测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试想，如果经济学家炒股能发大财，谁还埋头去做学问？经济危机岂不是从此绝迹？而没有市场波动，则普通人的创业空间何在？
正是因为对象的高度复杂，决定了经济学的生命力在实证研究，最忌讳搬弄经典公式，用简单原因来概括复杂现象。因为城市化，房价就会上涨；因为有全球粮食市场，就可以放弃18亿亩红线；因为是经济适用房，所以不能设卫生间……凡此种种，都是典型的闭门造车的昏话，是僭越经济学本分的狂妄。
然而，“经济学家”们真的不明白这一点吗？其实他们可能最明白，正如算命的知道没有命运，跳大神的明白没有神灵，可这不妨碍他们以此来骗人、赚钱、卖房，他们不调查、不研究、不分析个案，而是跨界不断，放弃应有的审慎，沉浸于庙堂上侃侃而谈，当这样的“专家”也能上头条、抓眼球、成名人，那么，我们是否应对未来感到几分忧虑？（蔡辉）
——据《北京晨报》6月27日
本期要目
资本主义的空想和现实/陈平
对比16—19世纪西方出现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用“空想资本主义”来描写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学理论更为确切。空想资本主义在当代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是亚当·斯密、哈耶克和科斯。
“抗美援朝”完全是正义之战/李慎明
如果站在《联合国宪章》的立场，站在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场，站在亿万中国人民的立场，对发生在60多年前的抗美援朝战争，都会毫不犹豫地说，这完全是一场正义之战，不仅师出有名，而且正气干云，十分必要。
谁考察了他们，谁又提拔重用了他们/光明网评论员
由现行的官员升迁程序可以推知，在每一个贪腐官员的背后，如果没有一个更高级别的贪腐官员的话，至少也有一个或一众不负责的庸碌无能的官员。
不想扛事就干脆别做官/吴梅花
最高人民检察院6月23日通报，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童名谦涉嫌玩忽职守罪，已被公诉。童名谦被指控在任职期间“严重不负责任”，致使衡阳市选举湖南省人大代表时发生严重贿选。
目录
思想理论
资本主义的空想和现实/陈平
“抗美援朝”完全是正义之战/李慎明
零敲碎打的司法改革时代已然结束/王琳
学点哲学，洞察大势/《人民日报》评论部
社会脉搏
谁考察了他们，谁又提拔重用了他们/光明网评论员
不想扛事就干脆别做官/吴梅花
腐败化的生存如何突出重围/《南方都市报》社论
累瘫的医生不仅需要点赞/熊建
财经广角
国企利润惠及全民何时不再是嗟来之食/盛翔
不应用经济学来跳大神/蔡辉
思想理论
资本主义的空想和现实
法国非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写了一本新书《21世纪资本论》，震撼了陷于大衰退中六年至今难以自拔的西方世界。皮凯蒂批评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正是中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鼓吹经济自由化，反对中国独立自主的产业政策，主张放弃中国道路转向美英模式的主要理论依据。所以，皮凯蒂对西方经济学的反思，间接涉及中国国内关于坚持中国道路还是仿效美英模式的争论，以及中国深化改革的方向，值得人们认真思考。
对比16—19世纪西方出现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例如托马斯·莫尔、圣西门和傅里叶等按劳取酬和公有制的理想，笔者认为，用“空想资本主义”来描写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学理论更为确切。空想资本主义在当代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是亚当·斯密、哈耶克和科斯。我们就用皮凯蒂的数据来分析空想资本主义如何误导大众，理解现实资本主义的本质和出路。
空想资本主义的第一个代表人物必然是亚当·斯密。亚当·斯密是个真诚的空想资本主义者。他在《国富论》第一卷第一章观察到分工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又在第一卷第三章的标题上强调“分工受市场规模限制”。斯密显然意识到领土和人口对市场规模的制约，他也清楚殖民扩张和掠夺战争能够扩大市场规模。但这显然不符合他内心中“人的天赋中的本性”。于是，斯密在第四卷第二章的细节里，悄悄加上了“看不见的手”的寓言，想象从自利出发的自由贸易可以协调区域间的劳动分工，无需战争和政治的干预。此外，尽管斯密把《国富论》作为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标题，却没有给出国富的定义。他在第一卷第五章内引用霍布斯的话，承认“财富就是权势”，却又争辩说：光拥有财富不等于立即取得政治权力。善良的伦理学教授斯密，一面多次批评地主和资本家为富不仁，认为英国的殖民扩张得不偿失，一面企图用道德情操来缓和市场经济的社会矛盾。但是，皮凯蒂的历史分析清楚表明，斯密的空想资本主义在历史上并未实现，市场机制不能保证分工和谐和社会公平。到了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供求平衡的微观理论完全否定马克思从宏观历史角度提出的市场经济生产社会化与私有制的无政府倾向的内在矛盾，必然造成资本对劳动的统治，不可能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新古典经济学的数理模型，连斯密注意到的非线性约束（即市场规模的限制）也排除在外，因此就完全失去了理解内生经济周期和金融危机的能力。
皮凯蒂的研究清楚指明了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空想资本主义理论的破灭：分工加贸易不见得能导致国富，因为发达国家控制的资本积累主导了财富的分配。工业化和殖民主义导致富国和穷国的贫富分化，并引发一系列的战争和革命。决定市场份额的不仅是贸易的比较优势，而且是武力的比较优势。民主和道德都不足以制约资本的贪得无厌。革命和战争导致西方富国的兴衰和产业中心的转移，没有一个富国能长久保持国际分工格局的霸权，私有产权界定的资本收入也周期性地蒸发和毁灭。所以资本也无法积累到无穷。
空想资本主义的第二个代表人物，当属奥地利学派的哈耶克。凯恩斯是英国的战争理财高手。在大萧条期间诞生的凯恩斯经济学，实质是西方战时经济（也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计划经济）的产物。哈耶克早期研究经济周期受到马克思的影响，注意到迂回生产和内生货币的运动，发现央行的信用扩张是经济周期的重要来源。但是，哈耶克后期的空想资本主义达到荒唐的程度。他在大萧条时期主张政府无所作为，强调市场经济有自身恢复能力，犹如建议重病患者无需求医问药，只需听天由命。战后，哈耶克反对通胀政策的药方是废除中央银行，这等于放弃国家为战争筹款的铸币权。这让同样鼓吹自由经济、但主张央行独裁货币政策的弗里德曼，完全不能容忍哈耶克的内生货币论。哈耶克被赶出芝加哥大学的经济系，边缘化为经济哲学家。哈耶克的名著《通往奴役之路》，预言凯恩斯的经济政策和福利社会必然失去资本主义制度的个人“自由”（皮凯蒂看到的只是少数富人的选择自由）。历史现实却是欧美的福利社会走向骄奢和破产之路，而非计划与奴役之路。虽然哈耶克是一个有见地的货币经济学家，却是失败的政治经济学家。即使他最终获得诺奖的桂冠，也无法实践奥地利学派的经济政策。撒切尔夫人对哈耶克的口头赞美，只是把哈耶克作为打击工会、关闭亏损国企、推行私有化的理论武器，但是从来不理会哈耶克的废除央行方案，因为这将使英国老牌的金融业成为美国资本的附庸。英国国有铁路的私有化完全失败，经济自由化加速了产业的空心化。要不是马岛战争挽救了撒切尔夫人的政治生命，撒切尔夫人改革劳工市场的政策也难以推行。
国内某些奥地利学派的推崇者，把哈耶克的经济哲学作为反对凯恩斯政策和中国国企的理论武器。他们全然不明白哈耶克不懂国际政治的历史教训，也无视跨国公司是全球主要的垄断因素，也对金融寡头搞垮美国实体经济的现实熟视无睹。美国后凯恩斯派经济学杂志的主编告诉我，奥地利学派是无法执政的，因为自称保守主义的小布什总统，实质是军事凯恩斯主义者。这使我意识到，结束美国大萧条的不是罗斯福新政，而是美国加入二战。撒切尔夫人也是挂哈耶克的羊头，卖军事凯恩斯主义的狗肉。皮凯蒂对一战到二战后资本收入比例下降的分析，说明70后的皮凯蒂比国内的空想资本主义者更懂当代的政治经济学。国内的空想资本主义者最不愿意承认的历史事实，是新中国成立前30年建成的独立自主的工业和科技体系突破了西方强权对国际分工体系的控制。东西方的空想资本主义经济学，都不愿意承认古典经济学的起点是政治经济学，而不是供求均衡的微观经济学。
空想资本主义的第三位大师，当属刚去世的芝加哥大学的诺奖经济学家科斯。宣称观察真实世界的科斯对大萧条、二战、冷战和中东战争熟视无睹。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否认新古典经济学承认的市场失败，反对克服污染等外部性需要政府干预。他认为利害双方的自愿交易可以化解社会冲突，在交易成本低的条件下，社会利益冲突的化解只需界定产权、两方交易，无需法庭、社会仲裁等第三方干预。新制度经济学成为最彻底的无政府经济学理论，把空想资本主义推进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虽然科斯强调界定产权的重要，他本人却小心翼翼地避开收入分配问题。但是，科斯在中国的弟子们，并不满足于科斯的谨慎小心。例如，有的人用科斯理论批判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认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只对交易成本为零的社会成立（他似乎不明白原始社会的交易成本几乎为零，但是没有剩余价值），当代社会中的交易成本远大于零，所以无法界定企业家的剩余价值。可惜，无情的数据胜过逻辑的雄辩。皮凯蒂的定量分析，清晰地表明资本主义社会财富不平等的趋势，也就是资本剥夺劳工的趋势。我们期待不用数据观察真实世界的科斯弟子们能够认真回应皮凯蒂的挑战。（陈平/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退休教授）
——据《红旗文稿》6月27日
“抗美援朝”完全是正义之战
对60多年前的抗美援朝战争看法不同，不是因为有截然不同的事物，而是因为有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立场，就会对同一事物有着不同的记忆、描述并得出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结论。一些人常常说起甚至全力营销所谓的“普世价值”，笔者在这里想要问的是，平心而论，在如何看待和评价抗美援朝战争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上，有着所谓的“普世价值”吗？
如果站在《联合国宪章》的立场，站在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场，站在亿万中国人民的立场，对发生在60多年前的抗美援朝战争，都会毫不犹豫地说，这完全是一场正义之战，不仅师出有名，而且正气干云，十分必要。1945年在美国本土旧金山诞生的《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四项明确规定：“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不使用武力侵害一个主权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这是《联合国宪章》原则的最核心部分，是人类深刻反思惨绝人寰的两次世界大战并试图避免类似悲剧再度发生的共同心声，也是防止大国强国寻找借口对小国弱国滥用武力、维护世界和平及安全的保障。朝鲜战争本来是一场内战，但朝鲜内战一爆发，美国就从其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出发，迫不及待地进行武装干涉。1950年6月26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其驻远东的空、海军参战；次日，杜鲁门又发表声明，公开宣布武装入侵朝鲜，并以“台湾海峡中立化”、“台湾地位未定”为由，命令其海军第7舰队侵入台湾海峡，这是对《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四项的肆意践踏。《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七项又明文规定：“本宪章不得认为授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1950年6月27日下午，在苏联等常任理事国缺席的情况下，美国肆意歪曲朝鲜内战的性质，以“紧急援助”李承晚集团为名，操纵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非法决议，为美国拼凑侵朝军队。7月7日，美国又操纵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非法决议，给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朝军队披上所谓“联合国军”的“合法”外衣。不干涉任何主权国家（包括已经爆发内战的主权国家）的内政，既是《联合国宪章》的最基本的宗旨及原则，又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美国政府无论怎么盗用联合国的名义，都无法从根本上掩饰其践踏《联合国宪章》、野蛮干涉别国内政的本质。国际有关公约明确规定，战争中严禁使用细菌、化学等武器。而灭绝人性的美国侵略军却在朝鲜北部和我国东北地区，悍然使用细菌武器，妄图通过各种毒性病菌，从根本上摧毁朝中人民的抵抗能力。中朝军民粉碎了美国的图谋。
有的学者在研究后得出这样的“新论”：“由于中国出兵朝鲜，所以美国才封锁台湾海峡。抗美援朝错在中国”。还有学者据此得出这样的结论：“毛泽东的最大罪恶不是‘文革’，而是抗美援朝。”建议对60多年前伟大的抗美援朝有误解的同志或学者，一定要先弄清这样的基本事实：美国在1950年6月27日出兵侵占我台湾海峡，而我在其出兵三个多月，准确说是114天之后的1950年10月19日才“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美国侵略者违背人性、破坏国际公约的罪行，理所当然地激起爱好和平的世界人民的极大义愤。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后，我国立即开始分批从朝鲜撤军。截止1958年10月26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已全部撤离与我国山水相连、唇齿相依的朝鲜。而直至今天，美国在距其本土万里之遥的朝鲜半岛却仍有数万名驻军。那么，究竟谁在捍卫、又是谁在践踏《联合国宪章》？这本来就是是非分明的事。另外，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也是正式得到朝鲜政府和朝鲜人民恳切请求的。片子（指电视系列片《伟大的抗美援朝》——编者）中展示了金日成亲笔疾书的这一“求援信”。一字一句对照《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无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美军无论侵入我国台湾海峡，还是入侵朝鲜，都是严重违背《联合国宪章》和相关国际法的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的非正义的侵略行径。毫无疑问，中国人民志愿军和中国人民所进行的抗美援朝战争同时又是一场抗击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的正义壮举。以上结论，已经并将继续向全世界有力地昭示维护还是践踏《联合国宪章》及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的是非分野。
抗美援朝是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和干涉、保家卫国的正义壮举。这正如毛泽东同志在抗美援朝开始后所指出的那样：“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了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但是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义的，全国人民都已明白这种必要性和正义性。”（《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4页）
现在有一种倾向，即讲联合国及相关国际机构的多，而对《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的具体内容却很少提及。从一定意义上讲，《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内容，联合国及相关国际机构是形式。内容决定形式，形式为内容服务。只讲联合国及相关国际机构这一形式，鲜提《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的主要内容，这就是邓小平所说的“形式主义”，而形式主义往往害死人。只讲形式，鲜讲内容，个别霸权主义国家就往往操纵联合国及相关国际机构，干出完全违背《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基本原则、基本准则的事。（李慎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
——据《红旗文稿》7月10日
零敲碎打的司法改革时代已然结束
司法改革并不是一个新话题，远可上溯至清末变法，近可追溯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在执政党最重要的党代会报告中，司法改革最早出现在十五大，其时的报告表述是“推进司法改革”。到十六大报告，表述变成了“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十七大报告的表述再次刷新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十八大报告中的用语则是“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从字义上考察，表述的变化体现了层层递进的“渐进式”改革思维。而从改革的具体实践来反思，缺失亦是明显的。过去的十余年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实质性改革举措，只有司法考试一项。被誉为“中国第一（难）考”的司法考试，对推进中国司法官员的精英化和职业化，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但司法体制改革并未到位，在“先易后难”原则的指导下，能做的基本都有尝试，难点却累积至今。可以说，今日之司改，已无易事。不直面难点，攻坚克难，司改就无法推进。这就是十八大报告中提出要“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现实背景，也是此次“中央框架意见”和“上海司改试点方案”的由来。
作为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司法体制改革已被写入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另一标志性事件是，2014年初，全国政法工作会议易名为“中央政法工作会议”。这意味着原来一直被视为“部门工作”的政法工作被纳入了“中央工作”的大盘子。
据媒体的不完全统计，十八大之后，习近平已在重要场合七谈司法改革。6月6日的中央深改组第三次会议上，习近平再次强调，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完善司法责任制、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都是司法体制改革的基础性、制度性措施。
司改的这些指向，无一不涉及司法权与立法权、司法权与行政权、中央事权与地方事权之间的调整与博弈，显然超越了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的权力范围。没有更高权力机构的统一协调，单凭司法机关一厢情愿地单兵突进，注定步履维艰。理顺领导体制，统一设计改革方案，无疑将为司法改革破解不同权力部门之间的利益牵扯提供坚实的基础。
司改牵一发而动全身。零敲碎打的司改之所以收效甚微，是因为改了的某项制度仍为没改的旧有制度所掣肘，因而无法达到改革目的。比如争论日久的“高薪养廉”或更温和的“提高司法人员待遇”。如果没有司法精英化和法官、检察官员额制，“高薪”从何而来？中国内地现有法官、检察官40多万，这么庞大的司法官职业群体，素质良莠不齐且不说，其中还有相当部分是空有法律从业资格却并不办案的“名义司法官”，若给这些非业务部门的“法官”、“检察官”以高薪，恐怕会备受质疑。
再看此次公布的七项司改政策导向，找不到一项是可以孤立存在的。司改内在逻辑断裂，实为过往司改的深刻教训。除了司法官精英化和司法官较高待遇之间的紧密关联之外，司法官独立行使司法权与司法官接受有效监督与制约，同样是一体两面。多年来，司改一直在“放权”和“收权”中来回拉锯。一方面，削权院长、检察长，放权法官、检察官是趋势；另一方面，贪赃枉法、以案谋私的司法腐败现象又时有发生，使得“收权”又成了现实。表现在一些基层司改实践中，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又放”的循环。如何在“放权”与“收权”之间找到理想的平衡点，同样是司改亟需解决的难点。这次公布的政策导向中，除了多处指向司法“去行政化”、增强司法官员的独立性之外，亦有“完善办案责任制，加大司法公开力度，强化监督制约机制”的强调。这看似矛盾，实则有内在统一的逻辑关联。增强司法官员的独立性，同样要严格的监督机制和责任机制来保障。这两项改革只能同时推进，而绝不能单点突进、零敲碎打。
此次明确的改革导向“完善法官、检察官选任条件和程序”与另一项“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也直接相关。地方司法权来源于地方人大的转授，省以下统一管理使用人权上移，等于架空了地方人大。作为一种制度规避，“意见”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方案，即在省一级人大成立“司法官遴选委员会”，由资深法官、检察官、律师和法学专家等各方代表组成。这个“委员会”将负责向地方人大提名法官、检察官的任免名单。而如何让地方人大的任免权不流于形式，在增强司法独立性的同时，各级人大其实也有一个增强独立性的问题。司法改革又与人大改革紧密关联在一起。
所以说，进入“深水区”的司法体制改革，与以往单纯的“庭审改革”、“检察改革”完全不同。它涉及的是司法机关与立法机关的关系，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的关系，中央事权与地方事权的关系，各级法院、检察院的相互关系以及司法官与司法机关的关系，任何一项改革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而在未来，司法体制改革的走向，还取决于国家权力之间的复杂博弈。不管怎么说，零敲碎打的司改时代已然结束，全面开花的司改新时代已经拉开帷幕。（王琳）
——据《中国青年报》6月25日
学点哲学，洞察大势
今日中国，各种思潮竞逐，你方唱罢我登场；各种观点纷纭，乱花渐欲迷人眼。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认识是前进的指南，作为领导干部，要花繁柳茂处拨得开、雨骤风狂时立得定，正需要学一点哲学。
“往何处？为什么？怎么走？这就是哲学的一切。”一位古罗马哲学家曾如此定义。哲学不仅回答人生的命题，也在不断发现决定历史与社会走向的河床。既有本体论的思考，也有认识论的探讨，更有方法论的总结，至大无外的哲学，一言以蔽之，正是认识与改造世界的思维武器。思考人生价值、把握社会脉动、寻求永恒真理，学哲学、用哲学，是领导干部的基本功。正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才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原原本本学习和研读经典著作，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
处身当前，学点哲学的意义更为昭彰。很少有哪个时代像我们这个时代一样，主流与支流如此纠结，现象和本质如此复杂，特殊与普遍又如此微妙，领导干部可说时时事事都面临哲学的考题。比如，“邻避效应”看似普通，却有个别利益和公共利益的碰撞；“钉子户”诉求表面简单，也需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辨析。改革发展过程中，不管是群众的教育、医疗、养老，还是国企改革、简政放权，无不有主有次、有源有流、有点有面，如果没有哲学的系统论、过程论、矛盾论思维，怎么胸怀全局、洞察大势，主持好一个领域的工作，领导好一个地方的发展？
领导力首先体现在思想力，正如西谚所说，“在亚历山大胜利的根源里，人们总能找到亚里士多德”。一个问题怎么看、一件事如何处理，用哲学的眼光去分析，就能全面把握、准确判断、抓住本质，避免片面性和盲目性。所以，有的人不为表面现象所惑、次要矛盾所扰，切中要害、久久为功——如山西右玉十八任县委书记一张蓝图、一个目标，让不毛之地变成塞上绿洲；而有的人则模糊了人生价值、迷失了工作方向，急功近利者有之、胡乱作为者有之、得过且过者有之。可以说，哲学的素养决定了你的认识，而你的认识决定了你的方向、你的行动，决定了你能达到什么样的境界。
遗憾的是，现在一些领导干部说起哲学，要么认为是虚无缥缈的“纸上谈兵”，解决不了实际问题，更遑论带来什么好处，因而轻视了哲学；要么认为哲学就是模棱两可的“心灵鸡汤”，找点浅显的人生道理，求点暧昧的心理安慰，因而误读了哲学；甚至看重的是脸厚心黑的“官场秘笈”，热衷于总结诡辩之术、成功权谋，因而扭曲了哲学。这样的认识，不仅让个人言语乏味、观点陈旧，更可能患得患失、目光短浅，最终碌碌无为甚至误入歧途。
“提高战略思维能力、综合决策能力、驾驭全局能力”，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领导干部学哲学的要求。学点哲学，因视野宏大而观照全局，因反思自省而清醒深刻，为领导干部的政治素质提供认识论的基础；学点哲学，因逻辑分析而条理清晰，因辩证思考而头脑灵活，为领导干部的能力素质提供方法论的基础；学点哲学，因坚守初心而果断坚毅，因憧憬理想而满怀信仰，为领导干部的人格素质提供人生观的基础。王国维曾撰文：“以功用论哲学，则哲学之价值失。知识之最高之满足，必求诸哲学。”如果说哲学有一种“无用之用”，那么这正是让你不会偏离航向、陷入偏执、囿于狭隘的力量。
关于哲学，黑格尔有一个诗化的比喻：“哲学就像密涅瓦的猫头鹰一样，它总是在黄昏时起飞。”的确，哲学是经验的升华、是实践的结晶。学点哲学，领受这“时代精神的精华”“文明的活的灵魂”，领导干部会有更高的站位、更开阔的视野、更精彩的人生。（《人民日报》评论部）
——据《人民日报》6月30日
社会脉搏
谁考察了他们，谁又提拔重用了他们
今天（6月30日）有媒体“据不完全统计”报道说，“十八大之后至少有23个地市以上的一把手或者曾长期担任地市以上一把手的高官‘落马’”。这个“不完全统计”，加之没有统计在内的在十八大以后落马的央企部级高管和在中央党政部门担任重要职务的官员，其人数之多，已经完全可以展露当前吏治的严峻局面。
在此，说吏治的局面严峻，还不止在于查处了多少贪腐官员，有多少什么级别以上的官员落马；也不止在于查出了多少问题，有多少巨额损失被挽回。问题更在于，这些数量不菲的落马官员不是被随机挑选出来的，而是按照一系列堪称严格而繁复的组织程序产生出来的。由是，如此多官员贪腐、如此多高官落马，这显然已经不是一人、一时、一地的问题，而是产生官员的组织程序与过程出了问题。
如果说查处贪腐官员是治标的话，那么，解决官员产生的组织程序及其过程中的问题，无疑就是治本之途。前述落马的贪腐官员，可以说每一个人都经过了严格的官员升迁考察程序，都经过了组织部门重重道道审查。但是，这些程序，这些审查，都没有起到相应的作用。已有的证据表明，许多落马的高级官员，他们步步高升的过程，就是在层层考察和重重审查中带病被提拔、小病成大病的过程。
在已成“破鼓”的中共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身上加上一捶，在已戴上枷锁的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令政策身上添口唾沫，这自然是相对容易且抒臆的事情。而反思万、令产生的背景与环境，细究他们产生的组织程序，尤其是追查他们被考察、被提拔的过程，并由此问责相关上级官员、尤其是高级官员的过失，则可能不是难易的问题，而是基本上不可能的事情。
而当下反腐从治标到治本转换的标志之一，就是要把上述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的事情，且最终变成必须做的事情。如果一个官员的品行不端和贪腐行为没有被组织考察程序发现进而被提拔重用，那么，负责考察的相关官员必须对此负连带责任，为自己“失聪”的耳目负责；如果一个官员在考察程序中已被诊断出“病症”，但不仅没被撤换甚而还被提拔，那么，拍板提拔的上级官员也必须为此负连带责任。无此约束，则与上述落马官员品行一致的人，还会源源不断地出现在官场之上。
已披露出的材料证实，早前被判死刑（执行）的江西省前副省长胡长清的升迁腾挪，有接受了巨额贿赂的更高层级的组织官员为其操持；被组织部门考察定性“不宜担任高级领导干部”的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刘铁男，也有“贵人”为其力排组织部门的定论……这些事例说明，上述贪腐官员的上位，其实都仰仗着在其之上的更高级别的贪腐官员为其撑腰。当然，这些现象也说明，现行考察官员、任用官员的组织程序，至少在考察和任用上述贪腐官员的过程中，成了对劣迹斑斑的贪腐官员无甚约束力的过场和摆设，甚至成了劣胜优汰的过程，成了贪腐之风蔓延的助推器。
由现行的官员升迁程序可以推知，在每一个贪腐官员的背后，如果没有一个更高级别的贪腐官员的话，至少也有一个或一众不负责的庸碌无能的官员。而匡清吏治，就是要在清除贪腐官员的同时，让那些负责考察、提拔贪腐官员的官员负起连带责任。也许，如此这般，才会少有一些遗臭后人的贪腐官员。（光明网评论员）
——据光明网6月30日
不想扛事就干脆别做官
最高人民检察院6月23日通报，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童名谦涉嫌玩忽职守罪，已被公诉。童名谦被指控在任职期间“严重不负责任”，致使衡阳市选举湖南省人大代表时发生严重贿选。面对无论是湘西泛滥成灾的民间集资，还是邵阳官场乱象，主政者童名谦都选择了回避甚至放纵。他在官场以清流自诩，明哲保身，绝不多事，谁跟他汇报工作都是“好好好”三个字，守住了“为人之德”，却丧失了“为官之德”，落马后被当地官场评价为“是个好人，但不是个好官”。
这是近来少有的通报干部落马时，没看到“贪污受贿、生活腐化”之类字眼的情形——“不作为”是童名谦的罪名，“庸官”是他的标签，“好人”是他的特色——其罪过好像只在于能力不济，魄力不足，并看不出有多少贪欲。但是，即便最终没有查出童名谦把公家的钱往自家里搬，他恐怕也仍难逃一个“贪”字——“贪图声名”，希望无论好人坏人提到自己时都能说一句“好”字，从而有个好名声、好人缘。
一个22岁就以“勤奋、好学、有口才”而被发掘进官场的人，纵横江湖修炼34年，先后主政过湘西、邵阳、衡阳这三个湖南最复杂的地方，你说他草包一个，也太小看我们的干部考察系统了。除了魄力不足，难道背后就没有一些更深层次的缘由吗？
细究官场生态，不难发现一条诡秘的晋升之道：当一个人大刀阔斧地干工作时，固然能创出业绩，从而赢得一部分人甚至大多数人的认可。但也同样可能因为锋芒毕露而引人妒忌，或正派处事而得罪人，继而招来诋毁之辞。一旦工作出现失误，更是给政敌送去“小辫子”，让人揪住不放，官运可能因此而完结。所以，官场有言，要想升官，可以不用人人都说你好，但绝对不能有人说你坏——而不希望有人说你坏，就难免有人要投机取巧去迎合所有人——包括做了错事坏事的人。
另一方面，越是在利益盘根错节、政治斗争复杂的情况下，一个多方面都不得罪的人反而更容易被大家推选出来，成为各方利益都能接受的官员人选。这些已成为某些官员津津乐道的官场潜规则。
宦海沉浮几十年的童名谦必然深谙此道。所以，他不贪污腐化，授人以柄；也绝不认真做事，得罪他人。而凭借这样的做法，他的确在长时间内实现了自己的所求。从小小的团系统干部做到一方大员，不可谓不成功！所以，不能武断地说童名谦不贪，他或许并不贪钱，但贪的是名，“贪名”的表面是求个安稳，而潜在的终极目的则是另一种技巧的“求官”——“庸官”多年稳扎稳打步步高升，恐怕也是成功侧证。
对于官员“贪名”，雍正皇帝有过高度警惕与论述，“洁己而不奉公之清官巧宦，其害事较操守平常之人为更甚”，“此等清官，无所取于民而善良者感之，不能禁民之为非而豪强者颂之……及至事务废弛，朝廷访闻，加以谴责罢斥，而地方官民人等群然叹息，以为去一清廉上司，为之称屈”。今天，我们似乎也遇到了类似的官员范本，也应深入分析其危害。
“如果脑子不装事、心里不想事、手里不干事，不犯事但也不顶事，这样的干部有什么价值？”这是《人民日报》近期一篇文章里的话。对于一个手中无权的人来说，守住私德、不起贪念，做个好人就殊为不易了；但对于一个掌握公权的地方官来说，如果只想做好人、不想得罪人，以为只要不参与做坏事就能保有名节，做个太平官，最后把事情搞坏了，“廉洁”还真就不是能救他的挡箭牌——为人之德，与为官之德，终究还是有不同的。
童名谦主政过的邵阳的政界人士认为，往前推10年，童名谦或许可以安稳地干下去，全身退休，但现在，“整个社会进入矛盾高发阶段，作为主政一方的官员，社会矛盾已不得不直面；回避矛盾、不解决矛盾，他的倒台是必然的”——做官就要扛事，不想扛事就干脆别做官；妄想以“好好先生”方式一路飙升或全身而退的为官之道，在今天已经行不通了。（吴梅花）
——据《中国青年报》7月2日
腐败化的生存如何突出重围
总投资达87亿元、地方与部委2008年共同确定的重点建设项目——太兴(太原到兴县)铁路工程，计划年底建成投入运营，但其潜藏的质量问题令人揪心。据报道，直接承受轨道和机车车辆及其载荷压力的涵洞台背，本应采用优良材料填筑，却被大量就地取材的黄土所替代，连施工者都直言“常被噩梦惊醒”。
回填材料是涵洞台背工程质量的关键，“直接关系到轨下基础的整体稳定性，回填质量不过关会造成铁路路基沉降，危及铁路运行安全”，这恐怕并不全都是媒体与专家的危言耸听。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对于举报人的实名举报、大众媒体的介入报道，涉事公司中铁十二局却似乎见惯不怪，并没有太多郑重其事的应对。技术部的负责人直言“很少去现场”，却依然可以信誓旦旦地为工程质量做背书，坚称“绝对禁止就地取用水稳性差的材料回填”。
在事发地村民看来，就地取材用黄土回填，这是尽人皆知的事情，甚至举报者手中还握有施工现场的视频证据，同样无法得到涉事方的回应，政府监管部门对此亦是不置可否。对于媒体介入的采访，中铁十二局的相关人员，要么婉拒回应，要么暴力相向。对于如此严重的工程建设问题，涉事施工单位之所以可以有如此淡定、肆无忌惮的表现，事实上并非无迹象可循。
稍加检索可知，2012年8月，彼时尚未撤销的铁道部曾专门发文，对铁路建设工程质量问题的查处进行通报，内文提到多个中铁集团旗下建筑工程单位，在铁路建设工程中存在严重的建筑质量问题，而对应的处罚措施，却只是象征性地在几个月内“暂停接受”涉事施工、监理单位的招投标资质。没有严苛的惩处，对责任的追究与隐患的排除并没有认真的态度。“今天的工程质量就是明天的运营安全”，口号喊得很响，但真的把口号中的要求内化为工程建设中的标准，却非易事。
铁路建设出现严重质量问题，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是小事，但似乎又越来越有一种见惯不怪的倾向，公众对于此类新闻的态度，被迫变得习以为常。当然，在公众冷漠围观的表象之下，其实是对这类腐败现象无能为力的挫败感。与此同时，还有对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各类交易、潜规则的无力抗拒。每个人在属于自己职责范畴的一亩三分地中，职业底线与伦理尽失，做工程的以偷工减料为牟利手段，做监理的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换取额外好处，正是这样一种见惯不怪的腐败化生存，让整个社会对腐败行为、腐败现象缺乏抵御力。
如果说对于腐败化的生存方式而言，底层职员尚有生活上的某种需要，那么现在几乎每天都会被曝出遭遇有关部门查处的诸多高级别官员，其贪腐的目的与动机恐怕是最难捉摸的问题。“莫伸手，伸手必被捉”，更多像是一种报应论的告诫，但对于缺乏制度约束与外部监督的权力者来说，权力不论大小，都难逃滥用的诱惑。如何构筑起对权力的真约束，把权力关进笼子，需要的是权力与权力所形成的制衡，小到一处建设工程的施工方与监理方，大到对一个行政区划内“一把手”的监督难题，都是同一个道理。
对于国民的生命、财产、自由以及尊严而言，哪怕任何一个细微处的腐败都可能酿成大灾难，比如一个涵洞的塌方，或者一个行政区划内民众的疾苦，从这个角度来说，每一只苍蝇，都是大老虎。对于国家与国民的伤害，权力腐败的大小差异，更多是伤害程度的区别。腐败化的生存需要突出重围，这是每个社会成员都需要肩负起的使命，底线沦丧之后的洪水滔天，必须有决绝的抵抗，每一天，每一处，每一人。（《南方都市报》社论）
——据《南方都市报》7月1日
累瘫的医生不仅需要点赞
福州医生连续做了32小时的手术后，累得瘫倒在地。记录这一幕的照片一上网，热度便居高不下。网友纷纷点赞，称之为“用生命拯救生命”；还有人搜出大量类似的图片，疲倦已极的医护人员斜躺在地上，见缝插针地谋片刻休息。疲惫的脸和横七竖八的身形，都谈不上好看，却极为动人。从这些脸庞上，人们可以看到光、看到温暖、看到天使。
然而，在日常的就医体验中，医生们似乎还有另外一副面孔。排队仨钟头，看病3分钟；简单一问，寥寥几句，提笔就开方。想详细咨询一下，人家爱答不理。说话时不怎么看你，面孔冷冰冰，瞧不出是喜是怒。这时候，医生的脸倒有点像机器人。
两副面孔，哪个是真，哪个为假？
现实世界喜欢复杂，两张面孔都是真实存在。呕心沥血的天使，有时和面无表情的机器人很可能就是同一个人。两张面孔之间，还有隐蔽的因果链条相互勾连。
有时候，医生为何温情不显？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太累。由于医疗资源的不均衡，分流效应还不明显，大病小病往大医院跑的就医现状还没有明显改观。上大医院数数某个门诊医生门前排着的患者队伍去，说“前不见头、后不见尾”夸张了，但队头嚷嚷，队伍中段未必听得见。医生每天从一睁眼到下班，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就这样，也满足不了需求。他要多跟你说两句，后头还有一大堆人焦急等着；他想多提供些抚慰患者心灵的“话疗”，奈何口干舌燥，怎么温情脉脉得起来？
所以，面对躺地而眠的医生，我们并不想简单呼吁关爱，那样显得廉价；面对态度生硬的服务，也不想简单提出批评，那样不能解决深层问题。
要想告别过度的疲惫，恢复应有的温情，还必须依靠深化医改。比如，提高医生待遇，建立适合行业特点的薪酬机制，势在必行。甚至，还要靠体面的收入增加行业的吸引力，从而增加医疗人力资源的供给。再比如，病患的分流应该继续推进。基层医疗的基础要夯实，小病一定要留在基层医院。甚至有专家提出，大医院可以试点逐步取消门诊，让好钢真正用到刀刃上。
在此基础上，再对医生的服务态度提出严格约束和管理，温情服务甚至个性服务才会成为医家常事。（熊建）
——据《人民日报》6月25日
财经广角
国企利润惠及全民何时不再是嗟来之食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上表示,2013年,中央国有资本经营收入1058.43亿元,加上2012年结转收入71.95亿元,2013年收入总量为1130.38亿元。2013年中央国有资本经营支出978.19亿元,其中调入公共财政预算用于社会保障等民生支出65亿元,增长30%。
国有资本经营收入,主要内容就是大家常说的国企上缴红利。根据财政部的规定,纳入2013年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制范围的,共计一级企业813户。813户一级央企,上缴财政的红利不过千亿,平均到每家企业也就一亿多点。而根据国资委公布的数据,2013年度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利润总额1.3万亿元。简单换算一下就知道,央企利润上缴红利的比例总体不到7.7%。国企利润上缴红利的比例何其之低,由此可见一斑。
按照现行政策,除中国储备粮总公司、中国储备棉总公司两家政策性公司,免交国有资本收益之外,一般竞争类央企的红利上缴比例是10%,资源类央企上缴比例是15%,军工科研类央企的上缴比例在5%,中国烟草总公司上缴比例则是20%。因此很令人困惑,为何综合起来的央企上缴红利比例竟然不到7.7%,是否存在未能足够收取的情况?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国企利润上缴比例,2020年要提高到30%—7.7%距离这一目标,显然还很遥远。
国企上缴红利的比例奇低也便罢了,最后调入公共预算用于社保等民生支出的,竟然又只有千亿中的65亿,也就是其中的6.6%。换言之,国企所谓上缴红利,绝大部分其实还是“取之于国企,用之于国企”,只不过换了一只筐来装而已。对于“全民股东”而言,最后能够惠及全民的国企实际上缴红利,只相当于国企利润7.7%中的6.6%,也就是0.5%——如此微乎其微的红利上缴比例,无疑仅仅具有象征意义,不具有任何实质价值。
审计署刚刚公布审计报告,去年抽查11户央企,结果7户央企违规超提或超发工资、住房公积金和福利费等,就有11.61亿元;若是抽查全部央企呢? 超发工资福利会不会远远超过给全民分红的那区区65亿元? 谁都知道,“谁投资,谁受益”是基本的原则,可现在的结果却是“全民投资,亲近者受益”。国企合法的工资待遇本就令人羡慕,违规超发的工资福利,竟也要远多于给全民股东分红的,这还未计那些被挥霍掉没装进个人腰包的部分!
这些年,我们一直在说,要让国企吐出更多的利润,要提高国企上缴红利的比例,要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结果却是,国企分红惠及全民,到现在还是只具象征意义。国企分红何时才能真正惠及全民,而不再是象征性地“嗟来食”? 公众有权获得答案。（盛翔）
——据《新快报》6月26日
不应用经济学来跳大神
“未来12年，中国房价只会继续上涨。”近日，广州某论坛上，郎咸平、任志强等“经济学家”再发预言，据说，这是“参照世界多国经验”得出的结论。所谓“多国经验”，就是“抛开其他政策因素，城市化率达到70%以上……房价才会真正趋稳或下跌”。
不知专家们的“多国经验”从何而来，据世界银行数据，日本2010年城市化率为66.8%，可日本房价近20年却没有显著增长。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2014年世界房价下跌最快的两个国家分别是印度（-9.10%）和希腊（-7.02%），而两国城市化率分别为30.1%和61%，相反，俄罗斯城市化率为72.8%，房价却并未“趋稳或下跌”。
可见，所谓“多国经验”，不过是大忽悠。
事实上，左右价格的因素是多元的，并非从A到B那么简单直接，人类可以把卫星送上月球，却无法成功预测股市波动。因为，每个市场参与者都有经济理性，但个体的经济理性叠加起来，常常会转化为集体的不理性，造成市场震荡。
人类能预知地球运转轨迹，因为它是客体，背后存在决定性的支配力量，可市场不一样，买卖双方具有主体性，人类还没能找到其中决定性的因素。这意味着，到目前为止，经济学预测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试想，如果经济学家炒股能发大财，谁还埋头去做学问？经济危机岂不是从此绝迹？而没有市场波动，则普通人的创业空间何在？
正是因为对象的高度复杂，决定了经济学的生命力在实证研究，最忌讳搬弄经典公式，用简单原因来概括复杂现象。因为城市化，房价就会上涨；因为有全球粮食市场，就可以放弃18亿亩红线；因为是经济适用房，所以不能设卫生间……凡此种种，都是典型的闭门造车的昏话，是僭越经济学本分的狂妄。
然而，“经济学家”们真的不明白这一点吗？其实他们可能最明白，正如算命的知道没有命运，跳大神的明白没有神灵，可这不妨碍他们以此来骗人、赚钱、卖房，他们不调查、不研究、不分析个案，而是跨界不断，放弃应有的审慎，沉浸于庙堂上侃侃而谈，当这样的“专家”也能上头条、抓眼球、成名人，那么，我们是否应对未来感到几分忧虑？（蔡辉）
——据《北京晨报》6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