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要目

现行车补标准并不低/叶青
    新年伊始,中央机关公车改革工作刚启动,嫌公车补贴过低的论调又沉渣泛起。但在我看来,在目前的财政经济状况之下,现行的车补标准已经不算低了。
延迟退休，不会在一片掌声中实现/王德华
    延迟退休显然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未雨绸缪的长久之策，一定要宣传到位，措施人性化，以取得民众的理解和支持。
让出租车个体化,天不会塌下来/舒圣祥
    出租车公司食利中介的存在,是出租车司机最为沉重的负担之一;而出租车公司堪称当下中国最少存在价值又最无本万利的暴利吸血中介。
习大大与众不同的选择/学习大军
    习近平当年带着与百姓在一起的“心”，带着“基层离群众最近，最能磨练人”的信念，做了与众不同的决定。这个决定是他人生一个新的起点，也为他后来的从政之路打下了基础。
 

目录

治理之思
现行车补标准并不低/叶青
延迟退休，不会在一片掌声中实现/王德华
我们的停车费去哪了/林丽鹂
人多的地方不要去？/李天扬
财经广角
让出租车个体化,天不会塌下来/舒圣祥
警惕房地产债务违约风险/易宪容
互联网金融将告别野蛮生长/项峥
让环保成为央企与地方的共识/《第一财经日报》社论
为人为官
习大大与众不同的选择/学习大军
与其瞎咋呼不如不妄为/宫希魁
官员要习惯生活在放大镜下/吴龙贵
观点•信息
“借山而居”何以走红/王学义
杨卫泽只是个极其“普通”的贪官/光明网评论员
贪官升职所怕正是民众反腐所期/光明网评论员

 
治理之思
现行车补标准并不低

    新年伊始,中央机关公车改革工作刚启动,嫌公车补贴过低的论调又沉渣泛起。但在我看来,在目前的财政经济状况之下,现行的车补标准已经不算低了。
    首先,现行车补标准符合相关政策规定。《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明确规定“适度发放公务交通补贴”,这其中的两个关键词是“适度”与“公务”——“适度”就是符合实际需要,不会发的很高；“公务”就是不涵盖私务交通。
    值得注意的是,2014年7月16日公布的车改方案,对“上下班”到底是算公务还是私务并未提及。这种淡化处理是很明智的,因为“上下班”确实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如果一位官员住在离办公地点较远的地方,可能给他发的车补还不够油钱；但是,如果另外一位官员住在办公地点附近,难道就不应该发车补?
    其次,现行车补标准与我国当前的财经状况相适应。一些官员的“车补不够论”遭到网友痛批,正是因为官员的车补已远远高于企业职工的交通补贴。车改方案中最低车补是科级500元,这已相当于我国多数地区的城市低保水平。在推进公车改革的过程中,可以探讨的问题是:老百姓可以挤公共交通,官员为何不能挤?
    其三,之所以认为现行车补标准没有问题,还因为车改方案已规定地方可适当上浮——按规定,地方官员的车补可以比中央机关上浮30%,边远与少数民族地区可以上浮50%。这种设计,已经将地方用车成本较高、公共交通不发达等因素考虑其中。
    第四个理由是,现行车补标准分为车改区与非车改区。我现在的“叶氏车改”,车补标准就是每月1200元——车改区就是武汉市区,离开武汉出差就实报实销。事实上,每一个县都可以这样画圈,以确定车改区与非车改区即报销区。
    在这方面,可以借鉴杭州的做法。交通专项经费是杭州车改的一大发明——车改单位与人员向公车中心或社会机构购买重要公务接待、统一集体活动、大型执法公务、突发应急处置、机要文件传递等用车服务时,超出车贴使用区域(60公里以外、500公里以内)产生的费用,以及繁忙补贴的支出,均可在专项经费中列支。交通专项经费由市财政安排预算,但不得超过本单位车改总额的10%,多不退少不补。所以,还是奉劝有些官员别闭着眼睛叫嚷“车补太少,再不出差”。
    第五个理由,拼车出行降低成本。如果官员要到车改区去办事,一个人去当然只能步行、骑车、坐公交或开私家车,但如果两个人以上就可以拼车。如果是去较远的非车改区出差,还可以公费租车,或者用私车公用,实报实销,一事一报。只要用心去做,没有什么做不好的事情。
    必须强调的是,车补是改革性补贴,而非官员的隐性收入。有的官员对车补的期望值很高,希望车补不仅可以满足公务出行需要,还可以覆盖私务出行,甚至还用于车的保养维修。事实上,车补是要用于公务出行的,尤其现在严格执行“八项规定”已成新常态,如果有谁还指望通过车补“赚一笔”,愿望恐怕会落空。
    新一轮车改,中央决心大、动作快,希望彻底铲除公车私用土壤,把“父母官们”往真正的“公仆”的行列上赶,把少数人的公车浪费,变成绝大多数人的公务出行的消费。在我看来,这种改革最大的好处在于节约与健康两大方面。据测算,车补制度将节约三分之一的公务用车经费,而且有助于让官员生活更健康。
    总而言之,我觉得现行的车补标准并不算低。而且我还想向各地的领导干部推荐“3510”模式——3公里左右走路,5公里左右骑车,10公里左右开车或者坐地铁。如果能以这个模式推进公车改革,领导干部们恐怕想不健康都不行了。（叶青）
——据《新华每日电讯》1月6日

延迟退休，不会在一片掌声中实现

延迟退休的话题，在舆论场上持续发酵并引发民众诸多思考，是因为延迟退休年龄涉及每一个劳动者的切身利益，涉及到亿万个家庭，涉及到国家和个人的利益调整。中国这一涉及全世界最多人口的社会保障改革，面临着“大考”。
    延迟退休意味着你的工作年限将被拉长，领取养老金的时间延后。假设人的寿命不变，新政策下你的一生将用更多的时间工作，更少的时间享受。
    推行延迟退休年龄肯定不可能在一片掌声中实现。对于延迟退休，网上舆论支持非常少。一专家称“从容迎接中国推迟退休的时代”，结果遭众多网民拍砖甚至人肉搜索。
    延迟退休是弥补养老金缺口的需要，还是解决我国老龄化问题的长久之策。它显然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未雨绸缪的长久之策。但是我们在实行改革时，一定要宣传到位，取得民众的理解和支持，让大家认识到个人牺牲一点是值得的，为的是国家的长远发展和子孙后代。具体措施上还要做到人性化，照顾不同阶层的诉求，否则改革的阻力一定很大。
    不难看到，这些年我国建立了在全世界覆盖面最大的养老保险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在社会保障方面的进步举世无双。尽管还不完善，尽管这是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应该做的，但足以说明了我们的党和我们的国家，从本质上是真心为了人民。
    中国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少网民称“现在的公务员的福利制度就是一个最大的不公”，“首先解决养老双轨制，真正实现人人平等”。社保改革再启动，养老金并轨方案将发布，这将为推动延迟退休，扫除民众心中最大的一道坎。
    延迟退休年龄，涉及到各类人员的利益，必须做细致的工作，分类考虑政策。比如，对重体力劳动者要坚持提前退休的政策，并有一定优惠。又如，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下岗工人，把青春无私地贡献给了这个社会，他们是否有能力续缴纳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我们也要调查研究。再如，解决“准老年人”、失业者和刚毕业大学生的就业难题等。操之过急地推行延迟退休政策，那么这项改革就是给这些人群吃苦果，强制推行将适得其反。
    由于资源的限制，中国不应继续追求所谓“人口红利”，继续做“世界的打工仔”，而应更多地追求“科技红利”、“创意红利”、“体制红利”、“环保红利”。延迟退休不能一刀切，应该实行弹性退休制度。对于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实行差别化。
    延迟退休，一定要做好顶层设计，分步实施，人性化管理，适时调整，让它既造福国家，又造福民众。（王德华）
——据新华网1月7日

我们的停车费去哪了

　　最近，多家媒体都在追问“停车费去哪了？”据测算，北京正规停车企业2013年向车主收费超过10亿元，应缴纳占道费超过3亿元，但这块财政收入只有2010年公布的2110万元，近两年还没有公布相关数据。
　　钱去哪了？说起国内一些城市的占道停车费乱象，这是第一问。占道停车位是城市公共资源，收取停车费可以充盈财政，用于建设停车场、改善城市交通等，还可以通过分级收费来缓解城区交通拥堵。但事实上，停车费大部分没进财政，与此同时，停车企业不正常缴费，收费也就颇为随意，到处可见议价收费，让停车费的调节功能难以有效发挥。
　　第二问，停车企业去哪了？一些停车公司往往采用层层加价转包的方式经营，大老板包给二老板，二老板包给段长，段长包给停车管理员。这样即使被查出违法违规，企业也好找替罪羊。比如议价收费，备案几个车位却收整条马路的停车费，甚至没有备案就私自经营，想治理这些乱象却连企业都找不到。
　　第三问，公平竞争去哪了？坐地收银的买卖，谁看着都眼馋，究竟怎么从政府那承包经营占道停车位往往成为一个谜。在一些地方，招标程序常常是走过场，入围企业多少有关联关系。
　　其实，对这些乱象，不少地方都有相关规定，但执行中却存在漏洞。以北京为例，关于占道费，《北京市机动车停车管理办法》规定，未按期足额缴纳占道费的，区、县停车管理部门可以终止协议。但执行中，却没有一个机制能确保北京100多家正式备案的停车企业按时足额上缴占道费，不缴少缴占道费的企业仍能多年正常经营。
　　再如，关于企业经营，《占道停车经营服务规范（试行）》规定，占道停车泊位不得转包、转租、挂靠经营；应安装收费公示牌，不得议价收费；备案经营路段和车位数量，不得超越车位范围收费。但执行中，北京占道停车位有5万个左右，没有部门有足够人力监控。
　　由此可见，要整治占道停车费乱象，除了要有打破既得利益的魄力，还要有制度设计的智慧，以提高执行中的控制力。
　　企业管理中有种闭环管理，强调控制、反馈，闭环也是当下很火的互联网思维。其实社会管理也可以借鉴闭环思维，通过控制来保证规定得到执行，通过反馈来不断完善管理。
　　对于企业，要控制住钱。企业经营乱往往是受利益驱动。香港大部分占道停车位都由一家公司管理，但这家公司只负责路边停车咪表的管理和维护，车主缴费一律用八达通卡（相当于北京的公交一卡通），以此确保停车费进入财政，企业连“过路财神”都当不了，更难从中分羹。“公交卡缴停车费”就是一个可以控制住钱的闭环设计，留给企业可持续经营的合理利润后，让企业和个人根本没机会谋取不正当利益。
　　对于政府，要控制住权。一些政府部门管理乱主要是权力不受监督。在占道停车位经营权审批过程中，招标、拍卖的过程能否网上直播？企业间能否互相举报违规操作？能否开通一个公共服务账号，网友随手拍照即可举报违规企业？收缴上来的税费和罚款等，能否公开数据及流向？等等。各个环节都有监督和反馈，形成闭环，寻租腐败者才能无处下手，管理也才能不断优化。(林丽鹂)
——据《人民日报》1月12日

人多的地方不要去？

    2015年第一个工作日如期而至，同事见面后几乎没有人说“新年快乐”，连道“新年好”的也不多。显然，大家都依然沉浸在新年夜外滩悲剧带来的伤痛之中——36条年青生命骤然而逝，何其痛哉！
    这场拥挤踩踏事件刚满一周，远未到“痛定”之时。不过，这几天，人们都在讨论：悲剧为什么会发生？如何避免悲剧再次发生？关于前一个问题，不妨静候权威调查结果；对后一个问题，大家众口一词：“人多的地方不要去。”
    这几天，作为一名父亲，看着那令人痛彻心扉的遇难者名单，想着“彼亦人子”，多少有些庆幸自己的孩子没有去外滩，在这样的复杂心情下，我一直在思量着“人多的地方不要去”这句话。
    我在各种场合都没有附和这句话，而是问了自己两个问题：其一，如果有朋友邀请我去外滩跨年，我会不会去？答案很肯定，不会！因为一怕天寒地冻，二怕人多拥挤。人到中年的我，是无论如何不会去凑这个热闹的。其二，如果我的孩子要去外滩跨年，我会不会阻拦？答案也很肯定，不会。原因很简单，我无法做到让他永远不去“人多的地方”。即使，他是我的孩子；即使，悲剧已经发生。
    如果我们的孩子，永远小心翼翼，见到人多的地方就躲，一天到晚宅在家里……那，还有什么生气？
    如果我们的社会，人人都怕去“人多的地方”，商场门可罗雀、景点乏人问津、看台不见球迷……那，还有什么活力？
    如果我们的政府，真的“吃一堑，长一智”，再不敢举办大型活动，甚至一纸令下，禁止所有集会……那，还有什么出息？
    “人多的地方不要去”——各种不安全因素，确实跟人多人少成正比。因此，不去人多的地方，无疑是规避风险的有效措施之一。但如前所述，于私，恐怕很难完全做到不去人多的车站、码头、地铁、商场、剧院、景区；于公，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也无法做到不再有大型活动、大股人流。
    那么，怎么办？
    同样，先说于私。我们当然要提升公共安全意识，每个人都要有公共空间的规则意识和秩序意识。对于坐飞机有时要脱鞋和解腰带安检、连一瓶水也不许带等“严苛”规矩，大家都很习惯。一是因为执行得很严格，二是谁都怕空难。但同样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如长途汽车、公交车、地铁等，那些带着易燃易爆物品“闯”关者，为什么就不为自己的安全考虑呢？外滩的跨年人群中，既有任意推搡、胡乱起哄的“作乱者”，也有挺身而出、大声疾呼的“后退哥”。悲剧过后，我们总要想一想，在“人多的地方”，我们如何保护好自己，如何维护好公共秩序。
    再说于公。维护公共安全的主要责任在政府，中国是人口大国，人口流动越来越快，确保“人多的地方”安全，是各级政府必须呈交的答卷，而且只能满分，不容出错。外滩新年悲剧，是一个极为惨痛的教训。类似踩踏事件，在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和我国香港都发生过，当事地都痛定思痛，探索出一整套控制人流、保障安全的有效措施。这几天，微信、微博上就此介绍了很多，相信上海也会吸取教训并举一反三，把安全措施做到位，让“东方明珠”重放光华。
    即使我们再热爱田园风光，再向往山林野趣，也不能否认，大都市的繁华兴旺、五光十色、人气炽热，自有其魅力。大都市这种“人多的地方”，是我们无可遁逃的。我们能做的，而且必须做的是，共同维护城市公共安全。至于“人多的地方不要去”这样的“人生经验”，应该像“老人倒地不要去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之类的“信条”一样，越快过时越好。(李天扬)
——据《中国青年报》1月6日

财经广角
让出租车个体化,天不会塌下来

2015年首个工作日,上班高峰期,沈阳千余台出租车集体不拉活了——这样的事情,最近几年在全国各地可谓时常发生。对此,《人民日报》发表评论说:随着矛盾的深化,应该是逐步打破出租车号段控制,取消出租车公司暴利模式的时候了,这才是让司机和市民都受益的治本之策。
动不动就集体停运,出租车司机这种绑架公共利益的做法,肯定是不对的。不过,出租车司机想的是:“份子钱”没有减少,减了附加费不就减了收入吗?无论油价涨跌风云变幻,出租车公司永远旱涝保收,这才是真问题。类似集体停运事件背后要思考的,一是如何增加出租车司机的话语权,二是如何遏制出租车公司的垄断权。
不得不说,出租车公司食利中介的存在,是出租车司机最为沉重的负担之一;而出租车公司堪称当下中国最少存在价值又最无本万利的暴利吸血中介。本质上,出租车公司更像是一个“倒卖”出租车特许经营权的车牌贩子,是完全的寄生型食利阶层;除了收钱,所谓“管理”大多有名无实——司机自行出资购车,承担全部运营费用,还要莫名其妙地给出租车公司交“份子钱”,只因为作为公共资源的车牌,被垄断在了出租车公司手里。
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在出租车领域至今是看不到的。为此,中国社科院的研究报告早就提出:出租车行业不需要高新技术投入和巨额资金,且政府收税比公司收入少得多,只要管理方法得当,出租车行业完全可以个体化。取消出租车公司,允许实质上早就是个体经营的出租车司机,在名分上也正式回归个体,到底难在何处呢?说白了,无非是既得利益,因为能开出租车公司的都不是“一般人”;此外,政府部门也担心出租车个体化,会增加管理的难度和成本。
据悉,伦敦2万多辆出租车中,三分之二的司机是个体经营户,纽约亦是如此。我们如果能够制定严格而完善的出租车行业准入标准和管理制度,鼓励成立行业协会实施自律监督,出租车行业不可能仅仅因为出租车公司的取消而陷入混乱。相反,随着食利中介的取消,出租车司机的收入能够更有保证,坐车乘客的乘车费用也有望降低,市场竞争因此更加充分,市民打车也不会那么难,最终呈现的将是一个多赢格局。
是时候取消出租车公司暴利模式,打破出租车领域的垄断格局了;让出租车个体化,天不会塌下来。全面深化改革,至今已经啃掉了那么多硬骨头,没理由啃不动出租车公司暴利模式。（舒圣祥）
——据《新快报》1月7日

警惕房地产债务违约风险

　　据报道，香港上市的佳兆业集团出现贷款违约，金额达5200万美元，集团更警告称还有其他难以偿还的债务。佳兆业贷款违约消息一出，立即引起了市场忧虑，加上楼盘被禁售及高层接连辞职等因素，使得该公司在香港市场的债券价格大挫。
　　为何近一年来国内房地产业会频繁出现债务危机而早些年则不会？这主要是与房地产业的性质、发展、融资环境等方面有关。可以说，房地产业是一个资金密集型、周期性成长的产业。在中国特有的制度环境下，中国的房地产业借助于两大金融杠杆（即住房需求借助于住房按揭贷款，住房供给借助于住房预售制度）并把这两大杠杆使用到极致，造就了中国房地产市场短期快速发展与繁荣，形成了中国房地产业的暴利。
　　中国房地产业的暴利必然会驱使各种资源涌入房地产市场，这自然会造成市场更为火热，房价飚升及房地产业的暴利扩展，房地产市场融资成本全面上升。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政府会担心房地产过热可能引发金融体系风险而调整政策遏制房地产市场过度扩张，正规的金融机构会担心房地产业风险上升而收缩对房地产业的融资；另一方面，房地产暴利的驱使使得房地产企业根本就不用担心融资成本上升而不进入这个市场或不加大企业的市场占有率。
　　当越来越多的房地产企业涌入市场时，住房的供给一定全面快速增加。同时，房价快速飚升，不仅会形成房地产泡沫，更会使得进入住房市场的购买者越来越少，购买住房者分化越加严重，即最后只剩下住房的投机投资者在市场，因为绝大多数住房消费者已经没有支付能力了。
　　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事件都可能引发国内住房市场的周期性调整。佳兆业集团贷款违约，就是当前国内房地产市场周期性调整中的一个小小案例，也给房地产市场敲响了警钟。当住房市场出现周期性调整时，市场预期会全面逆转，住房投资者不敢也不愿意再进入市场，他们担心自己是否会接到了击鼓传花的最后一棒。2015年，国内房地产市场的周期性调整还会从广度及深度进一步展开。可以说，房地产市场的周期性调整肯定会把房地产市场经济风险及金融风险逐渐地暴露出来。
　　国内房地产企业目前面临着几方面夹击：一是美元强势不仅会让已有的2万多亿美元的债务（多数为房地产企业持有）成本增加，也紧缩了国内房地产企业的再次出外融资渠道。二是房地产市场的周期性调整，不仅会让房地产企业销售全面下降，流动性风险增加，也会让国内正规的金融机构对房地产企业贷款更为谨慎甚至于收缩。三是由于早几年房地产的暴利，房地产企业不在乎进行高成本融资。当影子银行这些高成本的资金进入房地产业之后，在房价上涨时，房地产企业不用担心融资成本高低，但当房价在下跌时，房地产企业融资成本过高，也有可能成为压垮房地产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易宪容）
——据《经济参考报》1月7日

互联网金融将告别野蛮生长

新年假期后第一个工作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到深圳微众银行考察，见证了该行第一笔放款业务，并强调政府要为互联网金融提供便利的环境和温暖的春天。作为我国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互联网银行，微众银行的启航，标志着我国互联网金融正驶向春天的轨道。与此同时，央行正牵头制定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种种迹象表明，我国互联网金融告别野蛮生长的时间将不会太远。
互联网技术在我国的应用普及，以及近年来网络销售额的迅猛崛起，均证明互联网金融将是我国草根金融和普惠金融的最佳结合点。在传统金融服务体系内，我国广大草根阶层的小额、分散化金融服务与投资需求并不符合传统金融机构所必需的信息集中处理及集约化经营模式，因而在很大程度上难以得到有效满足。而互联网技术具备的大数据处理能力，以及信息互联互通所带来交易成本几近于零的巨大变革，恰好适应草根金融和普惠金融发展的需要。不仅如此，互联网金融几乎没有融资和投资门槛，只要接入互联网，都可以成为潜在客户。因此，尽管近年来P2P网络贷款平台接连发生问题，民间资金涌入仍然热情高涨。据网贷之家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年末，我国网贷运营平台1575家；全年累计成交2528亿元，是2013年的2.39倍；网贷行业贷款余额达1036亿元，是2013年的3.87倍。目前，余额宝规模近6000亿元左右。众筹理念在我国创新产业领域得到日益普及，全国范围内活跃的股权众筹平台超过20余家。微众银行依托于腾讯QQ和微信的坚实用户基础，将成为我国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互联网银行。
当然，互联网金融跟野蛮生长说一声道别，并不是那么容易，需要各方努力，为互联网金融发展营造一个适宜的生态环境。一是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信用是决定交易成本的重要因素。信用信息的采集、共享、处理及应用，以及失信惩戒机制，均离不开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真实、全面的信用信息，才可以为互联网金融上的大数据技术应用奠定坚实基础。二是适宜的社会舆论环境。互联网金融属于新生事物，各国都在摸索，相对容忍的社会舆论环境不可或缺，绝不能因为少数网络贷款平台非法经营而全面否定互联网金融巨大价值。三是适当的政府政策引导。以京东为代表网络销售平台的萌发到迅速崛起，资本支持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在互联网金融领域，政府应主动引导各类资本介入，提供技术、业务、管理、理念等层面的支持或支撑，推动传统金融机构与互联网金融的融合。四是严厉的非法经营活动整治。严厉打击借用互联网金融名义行非法经营之实，才能保证规范的经营秩序。这不仅是防范非正规金融领域风险，打击非法集资活动的需要，而且也能够震慑潜在的犯罪分子，确保参与互联网金融业务的各方均出于善良诚信之本意。
互联网金融承载着我国草根金融和普惠金融的巨大希望。在金融改革与创新的大浪潮中，我国社会经济金融环境在急遽整合变化，人们经营投资理念面临冲突与挑战，未来一段时间互联网金融发展可能还有起伏或挫折。但凭借着金融改革的春风，我国互联网金融将会真正迎来春天的脚步。（项峥）
——据《经济参考报》1月6日

让环保成为央企与地方的共识

1月8日，中石油兰州石化公司因设备故障导致火炬气燃烧，排放滚滚黑烟，使局部空气质量恶化，其之前也发生多起因生产安全问题导致的环境污染事件。1月9日兰州市环保部门对其展开了公开通报批评，指责中石油兰州石化作为央企，不履行社会责任，要求其向兰州市人民道歉。1月10日兰州石化回应称深刻反思，立查立改，强力推进环保升级升位管理，诚恳接受政府监管和社会监督批评。
地方就环境问题批评央企，兰州并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早在2013年，中石化安庆分公司也曾出现短时间黑烟排放，被安庆环保局开出一张9万元的罚单。尽管这钱不多，但这被认为是开启地方环保部门“挑战”央企的先河。
有意思的在于，央企在环保问题上存在疏漏之处并不是最近才发生的事情，为何地方政府最近两年才鼓起勇气批评？背后恐怕不外乎三个原因。
首先，从2013年开始，地方改革了官员的政绩考核方式，“不简单以GDP论英雄”。这就像是给地方官念了一道“松箍咒”，此前地方为了招徕央企项目落户，往往绞尽脑汁、百般讨好，深怕跑了一只下金蛋的老母鸡。因为地方GDP的增长需要央企出力，这些巨头哪怕洒出一点，都能让一个地方“秒杀”周边地区。所以，地方官往往不愿、不敢、不想在环境问题上批评央企。
其次，保护环境已经上升为国策，公众对环境污染的容忍度急剧下降。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说，“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生态文明也逐渐成为官员考核的内容，这就意味着在GDP方面赚不着的分数，还可能在环保方面丢掉。尤其是在这种老百姓忍不住说脏话的事情上，政府主动站出来批评，既是履行职责的体现，也是争取点赞的机会。
再次，央企与地方的利益共享机制出现裂痕。环境污染往往有滞后性，甚至拖延几年乃至十几年才会爆发，但这些后果通常都需要地方政府和老百姓买单。空气治理、污水处理等都需要大量的投入，相对于央企给地方上缴的财税收入，这个账也越来越不划算。尤其一些央企是上几届政府招商引资带来，而环保问题则是本届政府亟须面对的。所以，公众可能会看到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开始在环保问题上向央企叫板。
在环境保护问题上，我们无疑赞同地方环保部门为民请命的举动，哪怕老虎胡须也要拔一拔，也希望各大央企能够认真履行社会责任，尤其遵守环保法律法规。只有这样，美丽中国才不会只是一场梦。（《第一财经日报》社论）
——据《第一财经日报》1月12日

为人为官
习大大与众不同的选择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古往今来，人们都秉持着这样的观念和真理。然而，1982年，在中央军委办公厅工作了3年的习近平却做了一个外人认为违背这一观念和真理的选择，他决定离开中央军委办公厅，再到基层去锻炼。
　　“文革”时代，大多数知青都把自己所经历的“上山下乡”当作是“受苦”。在很多“知青”作家的作品里，他们甚至说这是一个悲剧，一场苦难。当他们回到城市后，就好像失去自由的小鸟得以重新振翅一样，他们欢呼雀跃，希望再也不需要回到那个“苦难”的地方去。可出人意料的是，习近平却做了一个与他们想法截然不同的决定。当别人都在想尽办法留在北京，守住北京户口的时候，习近平却说：“优闲的生活反而使我烦躁不安，我渴望到基层去，和老百姓在一起。”也许是父辈艰苦奋斗精神的耳濡目染，也许是家人、亲属从小的教导，但也许最重要的还是因为习近平自己渴望与百姓在一起，使得他再次投入到基层工作中，去走“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对于习近平的这个决定，当时很多人都无法理解，认为他不聪明，好不容易从七年知青生活“熬过来”，回到城市，居然还往那贫困、没有前途的地方钻。习近平却认为，“文革”时的“上山下乡”使他增进了对群众的感情，形成了脚踏实地、自强不息的品格。他说，现在一切都好了，我们更要去奋斗、努力，好好干一番事业。后来，习近平也确实做到了。
　　离开北京，到河北正定县，在这个习近平后来说是自己从政始发地的地方，他广招人才、大兴文化，开发旅游、发展经济，大胆的改革和突破，给正定带去了全新的面貌，为人民幸福作出了贡献，也确实干出了一番“大事业”。
　　“‘身入’基层，更要‘心到’基层”，习近平当年带着与百姓在一起的“心”，带着“基层离群众最近，最能磨练人”的信念，做了与众不同的决定。这个决定是他人生一个新的起点，也为他后来的从政之路打下了基础。（学习大军）
——据中国青年网1月9日

与其瞎咋呼不如不妄为

时下，“打老虎，拍苍蝇”，纠“四风”成效显著，深得民心。党风、政风、社会风气明显好转。某些官员的恣意妄为甚至胡作非为现象大为减少，正在一步步把滥用的权力关进笼子。在人们拍手称快的时候，也出现了另一种议论：这样搞下去，干部们都不敢干事了，一个个忧心忡忡，缩手缩脚，常此下去，何以为继？这如果是人们善意的担心，可以理解，也并无大碍。但如果是某些本身并不干净的官员故意为之而后发出的要挟之声，就必须警惕和反击了。
在我看来，过去一些咋咋呼呼，恣意妄为的官员，现在行为收敛，心气安静下来。据我观察，那些“四风”猖獗的地方和部门，其主导者越是心气高涨，干劲实足，就越有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为他们的所谓“有作为”，其实是恣意妄为。譬如：各地的造城运动如火如荼。究竟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城市和怎样建设城市，基本由地方当局主导和少数官员说了算，而且一届政府一个令，一届党委一面旗。多如牛毛的城市定位，让人看了眼花缭乱。有的地方领导干部，只要主政一方，就豪情万丈，在自己的辖区内指点江山，信手描绘新的城市蓝图。只因某个县级城市处在地图的某个节点上，就要求当地政府把它在不长的时间里建成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只要有片临海的沼泽地，就要建成东方威尼斯；只要有几家外地银行来落户，就要建成什么金融中心；城市稍大一点，就敢建国际大都市。在这里，长官意志发挥到了极致，而客观规律却不见了踪影。
有不少城市领导者好大喜功，对“大”字近乎于崇拜并充满了激情。据说如果不追求一个“大”字，城市就没有规模，就没有人气，市场容量和GDP都受到限制，在竞争中就要落伍，云云。于是，在这样的城市里，一时间掀起了一股强劲的“大”字风。盖个楼，修条路，引进个项目，办个学习班，等等，都要与这个“大”字联系在一起。如果一个干部，在公开场合不能一连气说上几个“大”字，似乎就有思想“保守”，不“与时俱进”之嫌。“大”成了城市最时髦的用语，“大广场”“大马路”“大学城”“大剧院”“栽大树”“大思路”“大手笔”等等，成了一些人的口头禅。
有些官员的功利思想特别强烈，不惜用劳民伤财的装饰性手段刻意保持所谓“全国领先水平”。有的干部出去考察了一圈，回来就坐不住龙霄殿了。某某商业街刚改造完没两年，就被宣布为“又落后”了，于是推倒重来，又掀起了新一轮“改造热潮”。某某型号的路灯，吾等看上去实在没什么毛病，硬是说成“早过时了”，于是拆掉换成新的，百姓戏谑此举为“装灯”，亦即装洋蒜之意。路边的马路牙子，原来本是花岗石的，长官心血来潮，一声令下，全都换成了混凝土的，后来觉得还是花岗石的好，现在又重新把花岗石请回了路边。对这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拿纳税人的钱打水漂的事，从来没有人对此作出反省性说明。
道路开挖已成家常便饭，动不动就开膛破肚，搞得尘土飞扬，行人不便，交通堵塞。对此，市民早有怨言，骂声不断。但某些官员则认为这种开挖很正常，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合理举措。如果此种逻辑能够成立，世界上那么多先进城市发展的历史都需要改写。但是，人们没听说过哪个地方是通过反反复复的道路挖掘“挖”出一个现代、发达、秀美的城市。
一些地方官员，以报纸上有字，电视上有影，广播里有声为荣，从早到晚，不停地发出各种声响和信号。上午开会，下午视察，晚上宴请；今天有个新思路，明天有个新战略，后天有个新举措；到了山沟让你种果树，到了平地让你建大棚，到了工厂让你搞技改；果多了卖不掉让你深加工，菜多了滞销让你联合起来闯市场，技改泡汤了让你搞体改。这样的人，总是高明，总是有理，总像个大忙人，而且忙得不可开交，简直是脚打后脑勺。这样的辛苦之状，这样的繁忙景象，就一定是勤政为民吗，就一定好吗？未必。如果搞的是政务嗓音和政务泡沫，整天虚张声势，不干实事，就不仅不是勤政为民，而是拙政扰民了。
政府及其官员的政务活动，是在喧嚣噪动中进行，还是在宁静有序中展开，这是两种不同的境界，时至今日，孰是孰非，孰优孰劣，在很多人的意识中还没有搞清楚，甚至是颠倒的。
干部不作为，该他干的事，他不去干，或不好好干，这固然不好。但去除顽疾，往往不可能一步到位。让那些瞎咋呼惯了的官员，一下子转变到扎扎实实干实事，干好事上来，是不切实际的幻想。第一步能使其安静下来，不恣意妄为，先除去此害，亦属大功一件。当然这只是一个中间的过渡性的结果，不是我们的最终目标。最终我们所要建立的是一个既廉洁自律，又高效有为的政务系统。（宫希魁/辽宁省大连市委党校）
——据《学习时报》1月5日

官员要习惯生活在放大镜下

据报道,哈尔滨“1•2”火灾事故发生后,哈尔滨市委秘书长石嘉兴身穿一件价值不菲羽绒服现身火灾现场,引发了网友围观,他被网友称为“棉服哥”。石嘉兴所穿羽绒服品牌为蒙克莱,国内售价在万元以上。石嘉兴回应称,其羽绒服为女儿由国外购买,不过人民币几千块钱。
石嘉兴的解释大体靠谱。从生活经验看,标价万元的羽绒服实在算不上奢侈品。一来,现在商品价格一般都虚高,实际价格往往只是标价的几折。二来,羽绒服属于耐用消费品,通常都会穿个几年,人们也倾向于购买价格较高质量较好的。
但尽管如此,我也不认为网友的质疑有什么错。从周久耕到杨达才,从“手表哥”到“皮带哥”,官员因穿衣戴帽甚至言行举止的反常与失当,而被网友“人肉”最终落马的案例并不在少数,并且成功率颇高,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已经成为一种非常有效的反腐路径。在这种现实之下,网友格外关注官员在公共场合的穿着,分析一件衣服的价格,进而对官员的清廉性提出质疑,其实是很正常的舆论监督。
如果说我们不必对官员穿一件价值万元的羽绒服而大惊小怪,那么我们同样可以说,官员不必对网友的质疑感到委屈。原因很简单,谁让你是官员呢?官员的隐私权范围小于普通民众,这大概算是最基本的政治常识了。对普通民众而言,穿多少钱的衣服属于隐私,外人管不着,但对官员来说,这就不是隐私,理应受到监督。当然这里有一个特殊的原因,就是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尚未在更大程度落实,官员的日常消费与其掌握的权力往往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就更有监督的必要了。
一句话,官员群体要逐渐习惯生活在放大镜下,心平气和地接受民众的评头论足。这既是身为官员必须付出的身份代价,也是权力监督的必然要求。换句话说,民众提出质疑,官员接受监督,本就是为官常态,甚至应该成为官员的一种生活方式。官员为何动辄得咎?官民之间为何有对立情绪?一件很多人都买得起的万元羽绒服为何会引发一起公共事件?不是因为其他,就是因为距离太远,监督太少,两个群体之间缺乏必要的信任与理解。多一些这样的质疑与解释,多一些这样的互动与沟通,才能打破官员的神秘感,拉近与民众的心理距离,相互才能以更正常的心态看待对方。
从这个意义上说,石嘉兴倒是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他不仅详细解释前因后果,而且表示,十分感谢监督。在火灾救援的紧张情况下,由于自己一时不慎,引发了不该有的舆情,客观上带来了不该有的负面影响,他内心深感惭愧。不管是不是内心真意的表达,这种面对舆论监督的谦卑态度,都是值得一赞的。（吴龙贵）
——据《新快报》1月8日

观点•信息

 
“借山而居”何以走红
　　这两天，一篇名为《2014借山而居》的微信帖子被朋友圈不断刷屏。青年画家、诗人冬子就这样进入大众的视野。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油画系的他，在终南山花4000元租下一处废弃老宅，且使用权是20年。2014年春，冬子又花几千元将这处老宅改造成一个让万千城市人都艳羡的民居，就此过起了“借山而居”的生活。很多人看后感叹：身不能至，心向往之。
　　“借山而居”这一话题的走红，正说明人们活得有点累。虽然对于冬子本人来说，其隐居与画家、诗人的身份相契合，也是一种积累和修炼，并非消极避世，但大多数人理解的却不是这样。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一种社会群体精神的体现。对于这一问题，最需要的还是个体来进行自我调节，根据理性来做出自己的正确选择。与此同时，相关政府部门和各企业单位也应该重视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努力在社会上营造一种更为积极的文化氛围。毕竟，在困了累了的时候，我们的心灵还需要多一点精神的雨露来滋养。（王学义/据《长沙晚报》1月6日）

杨卫泽只是个
极其“普通”的贪官
　　2013年、2014年两年间，公众阅读了至少数十位落马高官的“传记”。在这个阅读经验下看杨卫泽，其人几乎毫无特别之处，没有任何仕途履历和人格特征是其他同类官员不具备的。比如，基层干起、曾被誉为“能干事”的官员；比如曾想方设法攀附大老虎、并构建了自己的官场小团体；比如曾试图通过政绩工程向上表功；比如在落马风声最紧的时候，曾在同级媒体上发文表态、表白、表忠心，自证“无事”。凡此种种，都不再是“落马官员”的新鲜元素。当落马者身上看不到任何个人特色、独特肇因的时候，该反思的，就不是个人素质和思想教育了，而是权力运行方式和结构。（光明网评论员/据光明网1月8日）

贪官升职所怕
正是民众反腐所期
    有北戴河的亿元科官马超群垫底，人们对于广州科官黄华辉贪腐8900万元并未表现出太多的惊讶，倒是被这个去年提拔至副处位置的官员提出辞职的动机给听醉了——怕升职需公示财产。小官巨贪黄华辉辞职，再次证明了官员财产公示是纯洁领导干部队伍的有效机制，是阻止官员贪腐的强大利器，关键看制度设计中敢不敢亮剑、什么时候亮剑、怎么亮剑。对于黄华辉，哪怕在他的提拔过程中稍微动点真格让他亮亮家底，都不至于让他的财富积累到8900万。因此，黄华辉辞职动机之所以能够亮瞎了民众眼睛，只能说明相关部门对于领导干部的监管、提拔与任用，视力相当模糊。（光明网评论员/据《新京报》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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