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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信息参考07期
文章出处:发布时间:2015-05-29


本期要目


领导干部要带头注重家教家风/蒋金锵

   每一位领导干部都应认识到自己的家风不是小事,不是家庭私事,而是干部作风的重要体现,带头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教家风。

反腐节奏:从迂回到“秒杀”/樊大彧

   从迂回到“秒杀”,中央打“老虎”节奏的加快,既缘于工作效率的提高,也反映了客观环境的变化。

中国制造不能再陷“价廉物美”误区/叶檀

   不要再唱什么价廉物美了,不要再唱什么合理利润了,目前市场需要的是剔除酸柠檬,恢复整体的信心。

中国外交理论引领世界潮流/苏长和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为国际秩序提供的解决方案,主线大致是私、分、争、离、暴,而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主体精神则是公、合、让、共、和。




目录


干部作风

领导干部要带头注重家教家风/蒋金锵

“儒行”的现代启示/丁德科

政治观察

反腐节奏:从迂回到“秒杀”/樊大彧

治霾须问责,问责勿儿戏 /短评

财经广角

国企改革贵在守住本性/张宇

给12306封杀黄牛支大招 /柴辣

中国制造不能再陷“价廉物美”误区/叶檀

王海放弃的打假正义谁来“补缺”?/范子军

外交战略

中国外交理论引领世界潮流/苏长和

“一带一路”根本不同于马歇尔计划/张鑫

高铁“出海”需要大战略/刘波

观点•信息

徐才厚把思想搞乱、风气搞坏、规矩搞没 /孙密宏

从半小时山寨看“中国创造”的紧迫性/朱永华

呵护“创客”,就是呵护创新 /李克济



干部作风

领导干部要带头注重家教家风


  “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在今年党中央、国务院举行的春节团拜会上,习近平同志对家庭建设问题的生动论述,既亲切温暖又发人深省。每一位领导干部都应认识到自己的家风不是小事,不是家庭私事,而是干部作风的重要体现,带头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教家风,带动“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

  “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家和万事兴。作为社会的基本细胞、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庭对养育出人格健全的社会个体至关重要,对国家、民族、社会的繁荣发展不可或缺。尤其是在社会生活中具有引领作用的领导干部的家庭,更是这样。

  从大量揭露出来的违纪违法案件看,很多腐败之祸的起因,“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几千年封建的“官本位”、“封妻荫子”的陈腐观念,“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丑陋规则,使腐败在一些领导干部的家庭中打开了缺口。“枕边风”、“膝下风”,“贪内助”、“纨绔子”,一人当官“全家腐”。有的主政一方,老婆孩子经商办企业,包揽工程、批发项目,套取巨额利益;有的搞“一家两制”,“前门当官,后门开店”,家人跟着一起发大财。这种以腐败官员为轴心,夫妻联手,父子上阵,兄弟串通,七大姑八大姨共同发财的家族式腐败,带坏了官场风气,败坏了社会风气,破坏了党和政府形象,最终也毁坏了整个家庭、家族。

  “人遗子孙以财,我遗之以清白。”“遗子黄金满筐,不如一经。”注重礼义、诗书传家是中国古代治家的好传统。美好的家庭固然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但“家之兴替,在于礼义,不在于富贵贫贱”。诸葛亮教诲儿子修身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祖孙三代被后人誉为“三世忠贞”。包拯严厉要求后代不犯脏滥,不违其志,否则就不是包家子孙,死了也不得葬在包家祖坟。岳母姚氏在岳飞背上刺下“精忠报国”四个大字,岳飞又严格教育参战的儿子,一心报国。“积德之家,必无灾殃。”对子女的真正关爱是树德育人,留下家人受用不尽、社会皆得共享的宝贵精神财富。

  更重要的是,家教家风连着党风政风。周恩来同志进城后亲自制定包括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的十条家规,几十年如一日,坚守不舍。焦裕禄同志不准孩子“看白戏”,把票款如数送给戏院,又建议县委做出“十不准”的规定,至今传为佳话。良好的家教家风,正是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本质的体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最能从家教家风这个侧面反映出来。领导干部也有自己的家庭,也要关爱家人,这是人之常情。但以什么理念、态度、方式关爱,却大有学问。共产党人的家庭亲情,一定要摆在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之下;领导干部对家庭利益的追求,一定要在遵纪守法、先公后私、大公无私的底线与境界中获取。

  古人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正心修身是最基本的前提。今天领导干部家庭建设,也应当从“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入手,把搞好家教家风作为“三严三实”的一个“修炼所”、“检验场”, 让“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成为处理公与私、小家与大家、个人与群众关系的基本准则,成为治家的根本遵循。(蒋金锵)

——据《求是》3月16日


“儒行”的现代启示


  “儒”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是人们德行修养的一个重要标志:以儒为官,称为儒吏;以儒治兵,称为儒将;以儒经商,称为儒商;以儒行医,称为儒医……人们之所以喜欢在职业名称前面加上一个儒字,是因为它不仅仅是知识渊博的代名词,更是德行高尚的同义语。儒家经典之一《礼记》中的《儒行》篇,集中记载儒者的德行,被称为儒者的立身准则和处世圭臬,在今天看来也不无启示。

  《儒行》在《孔子家语》和《礼记》中皆有记载,只有个别字句的差异。那么,在我国古人看来,儒者在社会生活中有着怎样的精神风貌呢?鲁哀公曾经就此问于孔子。孔子从自立、容貌、备预、近人、特立、刚毅、仕、忧思、宽裕、举贤援能、任举、特立独行、规为、交友、尊让等方面予以说明。其中,自立提到两次,特立和特立独行分别提到一次,刚毅和忧思分别提到一次。仅仅从这几项,就可以初步领略儒者“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情怀,“和而不流”、刚毅卓绝、自强担当的风骨品格。孔子的这些观点与《大学》《孟子》等儒家经典中的相关内容可谓一脉贯通,可以参照理解。《儒行》所昭示的儒者之行,对于我们今天弘扬民族美德、砥砺民族精神仍然具有积极意义。

  儒者不以黄金美玉为宝,而以忠信为宝;不企求广占土地,而以合乎义理为精神追求;不企求积蓄丰厚,而以博学多闻为富有。儒者认为,身外之物可以从外界得到,也可能失之于外界,因而没有长远的价值,不值得花大力气企求。这就是孟子所说的“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财富有聚有散,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只有忠信仁义等德行才是真正的“不动产”,是任何人都无法剥夺的。《大学》就此强调,“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在儒者看来,真正认清了本末、领略了德行的高贵,就不会过分追求物质享受,而会自觉修身行道。传统社会如此,现代社会也是如此。

  儒者秉持中正而不偏倚的立场,可以亲密而不可以劫持,可以亲近而不可以胁迫,可以杀害而不可以侮辱,生活居处朴素而不淫逸骄奢,饮食只求果腹而不铺张浪费。君上采纳其建议,不居功自傲;君上不采纳其建议,也不谄媚求进。因为他们有崇高的信念与坚定的操守,念兹在兹的是天下苍生的福祉。儒者出任官职的目的是为国家效力、为民众造福,他们对自己的生活恬然自适、毫不介意,对自己的仕途也进退自如,只是始终做好该做的事。这种“宠辱不惊,去留无意”“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为人为官之道,今天仍然值得人们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传承与弘扬。

  儒者不因财物赠赐与乐舞包围而见利忘义,即使面临威胁与恐吓也不贪生怕死、改变操守;恪守善道而一以贯之,以忠信为护身的盔甲,以礼义为抵御诱惑和侵蚀的盾牌,行动居处都以合乎仁义为准则,即使遭遇暴政也不改所坚守的原则。儒者的这些德行启示我们:不能因外在的诱惑而丧失气节、因外在的压力而改变主见;能够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才是真正的自立、真正的自由。当今时代,社会物质财富较之古代社会已极大丰富。与此同时,人们所面临的种种诱惑也大大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正确处理义与利的关系就显得非常重要和迫切。为此,有必要以儒者的品行为镜鉴。

  儒者能够理性看待形势,见贤思齐,与时偕行,始终以心中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即使时运不济、屡遭困顿,他们也不改志向,而是坚忍不拔,努力实现抱负,因为他们念念不忘的是天下百姓的疾苦。这实际上体现了一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责任意识与担当精神。正因为有着强烈的责任意识与担当精神,他们才会苦读圣贤之书、深究经世济民之道,积极为百姓谋利解难、为国家和民族分忧尽责,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儒者的这种责任意识与担当精神,今天仍然可以结合时代要求大力传承与弘扬。(丁德科)

——据《人民日报》3月23日


政治观察

反腐节奏:从迂回到“秒杀”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昨天发布消息,福建省副省长徐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徐钢是今年以来第11个被查处的省部级官员,也是十八大后福建首个被查处的省部级官员。至此,十八大以来全国已有99名副部级以上官员和军级以上军官落马。

  刚刚出事的福建省副省长徐钢,和以往的落马官员相似,在任时也说过不少反腐倡廉的豪言壮语,如“要慎交朋友,不断净化自己的社会圈,不交酒肉朋友,更不丧失原则去‘傍大款’”。中纪委昨天宣布其接受调查,而前一日徐钢还被兼职任命为福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主任。徐钢本人及当地政府对有关调查工作进展应该并不知情,头一天还正常办公,次日就被中纪委带走,这样的落马算得上“秒杀”。类似的“秒杀”最近并不少见,“明星官员”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3月15日被宣布接受组织调查,当天的《云南日报》头版还报道了他参加全国人大会议的消息,他的落马也称得上“秒杀”。

  然而,在本轮反腐风暴初始,干净利索的“秒杀”却是难以做到的。以前,一些高官落马之前,有关部门对他们往往会采取“调虎离山”这种迂回的、循序渐进的策略。原国务院国资委主任蒋洁敏涉嫌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近日,最高检宣布案件侦查终结,提起公诉。蒋洁敏是十八大后第一个落马的中央委员,2013年9月被宣布接受组织调查,而此前几个月他刚从中石油“上调”至国资委。蒋洁敏是“石油帮”的重要成员,他在中石油系统浸淫二十余年,如果不采取调虎离山的迂回策略,有关调查难免节外生枝。

  从迂回到“秒杀”,中央打“老虎”节奏的加快,既缘于工作效率的提高,也反映了客观环境的变化。十八大以来,中央反腐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决遏制腐败蔓延势头,在打掉99只“老虎”的同时,拍落“苍蝇”无数。不断深入的反腐正风,让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变得松散了,让贪腐的冰山开始融化了,这样的客观环境,让依然逍遥法外的贪腐官员,变得耳不聪目不明了。面对这些逐渐失去依靠的“瞎老虎”,中纪委自然不必再多费周章地迂回包抄了,只要掌握了相关线索和证据,就可直接“秒杀”拿下。

  从迂回到“秒杀”,反腐的节奏加快、效率提高,也是各种反腐“禁忌”不断被突破的必然结果。“刑不上常委”、“反腐亡党”、“腐败反扑”、“盛会期间不反腐”等所谓“禁忌”,曾经让一些腐败分子产生侥幸心理,让他们误以为只要自己地位足够高、背景足够深、权力足够大,再怎么贪腐也绝不会出事。如今,一只只“大老虎”落马了,腐败“一坨一坨”被曝光了,社会并没有因为反腐破了所谓“禁忌”而大乱,老百姓的气儿反而越来越顺,社会共识也越来越多了。近年来的强力反腐,把“禁忌”一个个打破,有关部门在反腐打虎中没有了顾虑,出手自然稳准狠,“秒杀”也就成了新常态。

  今年年初,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表示,要踩着不变的步伐,把握节奏和力度,把党风廉政建设一步步引向深入。两会结束后,几天时间里就有仇和、徐钢,以及一汽集团公司董事长徐建一、中石油总经理廖永远等四人落马,“秒杀”四虎,成为王岐山所说的“节奏”的最生动注脚。反腐的“秒杀”节奏,体现了中国建设风清气正政治生态的决心和信心,有了这种决心和信心,什么样的“老虎”也敢打,“凡腐必反,除恶务尽”的目标也一定会实现。(樊大彧)

——据《北京青年报》3月21日


治霾须问责,问责勿儿戏


新华社报道,至少15个省份在2014年初签订了治理雾霾、力保蓝天的“军令状”,一年之后,根据国家统计局不久前发布的《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4年在按照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监测的161个城市中,城市空气质量达标的仅占9.9%,未达标的城市占90.1%。新华社记者调查了解到,除个别省市对目标没完成的情况作了解释说明外,绝大多数地区对此避而不谈,甚至沉默失语。

“壮士断腕”、“铁腕治污”……治理大气污染的过程中,在地方政府的口头或书面报告中,类似词汇可谓屡见不鲜。从理论上讲,豪言壮语常常具有鼓舞人心的作用,如果说在过去的一年里,雾霾让人苦恼,但因为政府对驱散雾霾有着坚定的承诺,在公众那里,终究没有失去对蓝天的期待。

一年过去,知否知否,应是雾霾依旧,而那些鼓舞人心的豪言壮语何在?

力保蓝天的承诺没有如期兑现,平心而论,其中当然不无客观因素。尽管近年来中央和各地都为治霾拿出了巨额资金,也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但这并不代表可以迅即见到显著的成效。大气污染由于其特殊性,其危害不限于一城一池,而治理也注定不是一朝一夕。面对雾霾,人们的确需要做好艰苦准备,指望治霾能够毕其功于一役原本就是幻想。

试问谁会不知道治霾的艰难?无论如何,作为政府部门和公职人员,一旦立了军令状,无法兑现就必须不折不扣地履行承诺。

新华社的报道披露以后,人们都在质疑,大气污染的治理过程中究竟有没有真实的问责?这一质疑颇能言之成理,如果是面对公众作出的承诺,又经过媒体的广为传播,到头来犹能付之一笑,还有什么样的责任可以承担起来?

治霾须问责,问责勿儿戏,这当然是今后治霾中的要务。(短评)

——据《南方都市报》3月17日


财经广角

国企改革贵在守住本性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正在全面展开。国企改革事关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事关国家安全和党的执政基础,必须搞好。而正确认识和充分体现国有企业的性质,乃是改革能否获得成功的关键。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国有企业的根本性质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全民所有、为民服务。我国宪法指出:“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明确这一根本性质,才能明白为什么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理直气壮地发展壮大国有企业,而绝不能走私有化的道路,才能准确把握改革的正确方向而不犯颠覆性错误。从根本上说,深化国企改革的目的,就是要形成更加完善的体制机制,充分体现国企根本属性和内在要求,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使其更好地为全体人民谋利益、增福祉。

  作为一种企业,国企也具有其它类型企业的一般属性,如产权独立、自主经营、保值增值等。因此,必须使其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在市场竞争中发展壮大。经过30多年改革,国企总体上已经同市场经济相融合,活力和竞争力大大增强,效益明显提高。进一步的深化改革必须继续坚持市场化的方向,健全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规范经营决策、公平参与竞争、提高企业效率、增强企业活力。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对国有企业来说,仅仅体现企业的一般属性和市场化的一般要求,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如果国企只满足于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不顾社会的利益,甚至出现了违法乱纪、贪污腐化、损公肥私、劳资对立、破坏环境等严重的弊病,那么,改革就背离了性质和宗旨,就失去了存在和发展的依据和意义。深化改革的正确方向只能是:既充分尊重市场经济的规律,又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把社会主义优越性与市场经济的长处有机结合起来。这样才能超越和扬弃私有制的逻辑,发挥出国有经济的制度优势。

  如果说,过去30多年国企改革的重点在实现政企分离,使其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那么,今后的改革则要在坚持市场化方向的同时,把充分体现国企的根本属性,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力争取得扎扎实实的效果。

  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如何才能更好体现全民所有、为民服务的性质和要求呢?

  第一,国有资本的收益属于全体人民,由社会共享,现阶段要提高收益上缴公共财政的比例,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第二,国有资本投资运营要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为发展重要前瞻性战略性产业、保护生态环境、支持科技进步、保障国家安全重点提供公共服务。第三,发挥经济民主,完善各级人大、国资监管机构和社会各界对国有资本管理过程的监督机制,完善劳动者参与企业民主管理的机制。第四,国企收入分配要体现按劳分配和共同富裕的原则,保障公平正义,不搞两极分化。第五,有效履行社会责任,自觉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兼顾国家、集体、个人和各方面的利益关系。

  做好以上几个方面的工作,国有企业才能够充分发挥其制度优势,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得到真正的“出资人”——全体人民的衷心拥护。(张宇/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据《人民日报》3月20日


给12306封杀黄牛支大招


有些事物一出生就风华正茂,有些则是另类。作为一个神奇的网站,12306一出生就体弱多病,非但没解决买火车票难的老问题,反而变着花样给大家添堵。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们在它身上的最大发现,可能就在于那满身的槽点,就像一碗醇香的心灵鸡汤,反复警醒大家:人这一生,有些事就跟你上网刷票一样,你再满怀希望,网速再快,也会扑空,既然你想得也得不到,该放下的时候就要放下。

更要命的是,也许你原本已放下,12306的工程师们却还不断提示你,他没有!不得不说,这实在是这个世界的无情之处,反复撩拨你,挑起你的欲望,待你转变期待之后再羞辱你。最新例证是3月16日,12306宣布推出验证码的新识别方式,用户在登录和提交订单时,需要通过识别图片来登录。

我看了部分图片识别码之后有两大感受,一就是12306工程师的学识真的太渊博了,好多农作物我都不认识,像我这样的智商,基本也就告别网络购票了;二是图片植入广告有点多,客户在这样一个常年让人窝火的网站上投广告,确定不是脑子烧坏了吗?而根据12306的说法,此举的意图有两点,防止抢票以及让用户登录更简单。褒奖也随之而来,有业内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这将让抢票软件退出江湖……

了解12306与黄牛“交战简史”的朋友都知道,如此乐观是不值得信任的,必将很快被无情的事实所粉碎。但万万没想到的是,我还是大大低估了“IT狗”的应对能力。原本我以为今年春运刚完,明年春运还早,抢票软件的工程师有十个多月攻克期,想必绰绰有余,岂料他们的职业态度令人敬佩,简直一刻也不放松。仅仅一天后,有抢票软件即吹嘘改成机器识图后,抢票的成功率比过去提升了200%。

效率高低,高下立现。对于这么尴尬的局面,我认为12306破解黄牛的唯一办法只剩一途,即与抢票软件化敌为友展开合作,用破解者的眼光来思考问题。当然,对于连造价都是谜的12306来说,这也是最不可能的选择。中国中铁副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梦恕去年一席话就是明证,他在回答有关12306服务能否外包给第三方的问题时,明确表示不能,因为“一搞就怕乱”。

搞了怕乱,不搞更乱,这就是12306眼下的处境。不过,12306还是有最后一个大招,只要一出手,什么黄牛都要低头走。那就是系统崩溃,404 Not Found,谁也登录不了。也只有这样的时刻,12306才像个颜面尚存的胜利者,也才能让万千买不到票的朋友,内心邪恶地感受到那么一丝公平。(柴辣)

——据《南方都市报》3月18日


中国制造不能再陷“价廉物美”误区


价廉物美对消费者来说自然是大大的福音,但该理论很大程度上把中国制造引入价格战。

之所以说中国制造陷入了错误的定价系统,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最常见到的定价理论解释说,成本加上合理的利润决定了产品的价格。且不说厘清成本是很困难的事,特大型企业的费用等难以清算,合理利润更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到底5%的利润率是合理的,还是15%才是合理的?

消费品根据市场供需的状况,决定了其价格基本上不太可能涨到离谱的地步——市场需求多了,供应量就会增加;供应量一增加,价格自然就会下降。

我们在市场上经常看到“挥泪大甩卖”,一块厚羊毛围巾有可能商贩的成本需要200元,但只能以80元出手,残酷的市场才不管你成本不成本,利润不利润。你的围巾没有通畅而合适的物流渠道,没有叫得响的品牌,没有较高的附加价值,甚至仅仅因为围巾下面多出的那一排穗是上一季的流行款,都能够让围巾折价再折价。

在不同的信息系统里,普通消费品的定价也是不一样的。但即使是理想的定价系统,也有可能出现信息的不对称,市场常见的猪周期就是如此。由于信息不对称,养殖户反应总是慢半拍,等到发觉市场上猪肉价格开始上涨,再手忙脚乱去买猪崽,一个周期很可能就错过了。对于普通小型养殖户而言,如果经常错过猪周期,说明他们是信息弱势群体。

另一种可怕的信息不对称就是产品质量的信息不对称,没有权威的部门给出权威的答案,此时市场定价系统也会失灵。

酸柠檬效应就是对上述现象的注解:一个市场中假如无法筛出质量低下的造假产品,最终一定会劣币驱逐良币,并造成整体的市场定价混乱。

我们以真丝围巾为例,为了降低成本,假如有厂商以真丝与化纤混纺的产品充当真丝围巾,价格一定比你的正品围巾低得多,此时再假设相关检测部门也没能发现造假行为,那么你的商铺要想活下去,唯一的办法就是也出售“酸柠檬”——别人卖80元,你也卖80元。一些商家为了继续扩大成本优势,索性以化纤围巾替代混纺品,价格跌到50元,好吧,此时市场一片混乱,谁都在卖低价,谁都在欺骗消费者。

1970年,经济学家阿克罗夫发表论文《柠檬市场:质量不确定和市场机制》,成为研究信息不对称理论的经典文献,开创逆向选择理论,并因此摘取200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柠檬市场的结果是什么?消费者虽然处于信息弱势,但不信任感加深导致交易成本上升,一旦出现整体的产品质量揭丑运动并被证实,市场就会出现整体信用折价,以质次及低价取胜的定价系统必须推倒重来。

中国制造的消费品市场一定要避免陷入上述境地。目前,有能力的消费者到境外购买食品和贴身日用品,如药品、奶粉、化妆品、尿不湿等,而后境外消费再蔓延到日用品如电饭锅等,境内消费的境外化相当于对境内市场提出了严重警告,说明已经有一些柠檬市场折价效应的特征,此时如果制造商不思悔改,继续以糊弄人的产品大打价格战,最终可能导致围绕市场的实体经济不可救药。

产业链上如果大家都没钱赚,大家为了最后一口饭只能陷入价格的恶性竞争,最终比的是谁活得久。但在市场国际化的今天,有可能是一个池塘里的大小鳄鱼全部饿死,由强势的外来鳄鱼独霸市场。

在特定时候会有价廉物美的东西,比如两大品牌厂商联盟为了争夺重要市场,常常会用价格战术,相同质量的产品售价比他人低得多,这在中国的家电领域屡见不鲜。但如果不出意外,一旦分出胜负,产品价格就会回归正常,如果是获得垄断地位的一方获胜,还可能出现产品价格报复性反弹,以弥补此前价格战的损失。

只要有垄断地位就会追求垄断溢价,站在一旁给垄断企业唱圣歌都没有用,唯一的办法是打破垄断。

具有市场优势的制造品就会定出高价,价格是企业定价与市场心理之间的博弈,看市场的接受度。如果品牌、性能、外观等被市场接受,甚至还能让拥有者获得心理上的极大满足,即使30元的成本能卖出300元的高价,也有其合理性。

不要再唱什么价廉物美了,不要再唱什么合理利润了,目前市场需要的是剔除酸柠檬,恢复整体的信心。(叶檀/每经评论员)

——据《每日经济新闻》3月25日


王海放弃的打假正义谁来“补缺”?


  王海承认会向所打假企业索要赔偿,他说,打假与正义没什么关系,其实是一场商业交易,并且是公平交易。“这个才是正常的社会,别去标榜你多崇高和正义,那是骗人的。”每天都在想着维权的王海,给公司定了30万元的“打假起步价”。(3月23日新京报)

  “打假第一人”王海打假二十年,如今开了4家打假分公司,团队有30多名成员,“去年的打假成本在400万左右,总索赔额理论上应该有1000万。”《新消法》出台后,消费者获赔偿数额增多,王海打算加大投资,“今年打算再买1000万的假货。”由此看来王海真把打假当成纯粹的生意,而且还大有不断发展壮大的势头。

  面对王海此番表白,想必曾经或者仍然追捧、点赞“打假英雄”者会感到有些失望或不堪,不过,一方面,法无禁止即可为,王海打假赚钱不违法;另一方面,作为公民一员,从道德层面可以挺身而出,做一个“打假斗士”,法律层面却没有天然的打假义务,因而无论他是“以赚钱为手段,以打假为目的”,还是“以打假为手段,以赚钱为目的”,显然都无可厚非。

  指望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王海式打假”遏制假货泛滥,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或者说捍卫市场正义,现实可能性无疑要打个很大的问号。低于30万元“起步价”不屑打,岂非让很多“苍蝇”吃下定心丸?按照法律规定,遇到假冒伪劣消费者可获三倍赔偿,王海通过商业化运作可索赔万倍,私下达成“和解”而“放虎归山”,相反可能令其变本加厉以赚回“被打假”的损失。

  被王海放弃的打假正义谁来“补缺”?无疑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严肃课题,之所以给补缺二字加上引号,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王海及其他民间打假力量才是补缺,履行打假责任、维护商业正义的“主渠道”理当是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恰恰是官方履职缺位或乏力,才催生了“王海式打假”和“王海们”的成就感,不但让“王海们”做大生意有机可乘,而且令消费者维权面临尴尬。

  进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新时期,治理假冒伪劣固然需要“王海们”的拾遗补缺,但更需要相关监管执法部门有所为、能动作为,拿出王海打假的那份用心和睿智、执着和坚持,“以法治为手段,以打假为目的”,做法治的坚守者和称职的履职者。(范子军)

——据中国经济网3月24日


外交战略

中国外交理论引领世界潮流


  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建设,习近平同志在外交和国际关系领域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倡议,发展和创新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为处于十字路口的国际关系提供了来自中国的理论和实践选择,对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具有导向意义。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为国际秩序提供的解决方案,主线大致是私、分、争、离、暴,而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主体精神则是公、合、让、共、和。对比中西外交和国际关系理论会发现,前者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充满强权政治、分而治之、结盟对抗、武力干涉、黩武主义等,这是西方内部关系及西方与世界关系的主线和写照。西方不少学者对此也有反思,但似乎很难求解。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与中国自古以来天下为公、协和万邦的道义情怀一脉相承,也与中国近代以来在国际体系中的经历和地位感受不可分割。透过习近平同志在外交和国际关系领域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我们可以深刻体会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公、合、让、共、和的特色和品质。例如,在文明观上倡导文明的包容互鉴、多元共生,在发展道路上强调各国应并育不害、并行不悖,在安全观上主张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理念,在国家间关系处理上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发展与不同规模国家关系上践行主权平等、国际关系民主化理念,在经济外交上反对动辄实行经济制裁、奉行义利并举、互利共赢理念,在周边外交和对非外交中贯彻亲诚惠容和真实亲诚理念,在国际秩序建设上主张建设主权、平等、民主、法治的国际秩序,等等。

  西方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理论重“分”,在对外关系上擅长用各种学说将对象国和地区分裂开来。中国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理论重“合”,在对外关系上将有利于对象国和地区的团结与整合摆在首要位置。比如,在对非政策上,西方擅长将非洲分而治之,而中国倾向于将非洲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同样,以斗争为基础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怎么也解释不了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而好以分而治之对待第三世界国家的西方外交理论,也很难理解为什么中国支持发展中地区的联合自强和互联互通。按照西方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国不应支持周边地区形成类似东盟这样的政治实体,因为大国应阻止身边出现一个对自身利益不利的大国或集团,但中国恰恰支持东盟的一体化进程,并支持东盟在东南亚外交中发挥领导作用。这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风范、气度和自信。

  结盟对抗政治的盛行,是过去国际关系和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悲剧所在。要走出大国关系的一条新路,就要摒弃结盟对抗政治的老路,以结伴而行的思路引领新型大国关系。习近平同志在2014年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在坚持不结盟原则的前提下广交朋友,形成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目前,我国已与67个国家、5个国际组织结成72对伙伴关系。结伴是“交朋友”的思维,结盟是“找敌人”的思维。按照“找敌人”的思维,国际关系很容易退回到冲突对抗的老路上。“结伴不结盟”,是中国为国际关系理论提供的一个新概念、新出路。

  大国外交只有将自己的命运、责任和利益与更多国家及其人民的命运、责任和利益结合起来,才能产生感召力和吸引力。习近平同志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举措,将中国与沿线地区国家经济和民生结合起来,很快获得沿线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积极回应。“一带一路”战略的抓手是互联互通。互联互通强调合作共赢,是一个与欧洲一体化不同而更切合发展中地区地缘经济发展趋势的概念。“一体化”由于涉及主导权问题而难为人接受,“互联互通”不在乎谁控制谁,而重在人、财、物、智流动的便利和畅通,在求同中存异,符合多样文明、多样制度、多样道路的国际关系现实。因此,互联互通会成为非洲、中东欧、中亚西亚、拉美等地区发展的关键词,也会逐步取代过去一些西方大国针对这些地区奉行的分而治之战略。中国的经济外交已经积极参与到东南亚、非洲的互联互通进程中,这有助于后者的统一而不是一分再分。(苏长和/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据《人民日报》3月20日


“一带一路”根本不同于马歇尔计划


  “一带一路”与历史上的马歇尔计划存在本质区别,把“一带一路”类比于马歇尔计划,称之为“中国版马歇尔计划”或“新马歇尔计划”,不仅不科学、有违事实,而且会对“一带一路”的价值认同及实施效果带来消极影响。

  首先,设计构想不同。二战结束后,欧洲经济凋敝、百废待兴,迫切需要外界援助。美国提出并实施“欧洲复兴计划”,也称为“马歇尔计划”,帮助西欧国家恢复重建、发展经济,并确立自己的全球经济霸主地位。美国实施马歇尔计划的本意是,通过援助欧洲恢复经济,使欧洲成为抗衡苏联的重要力量。这一计划对冷战的激化和两极格局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习近平主席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即“一带一路”,是推动和平发展的大国方略,是一条合作共赢之路。亚洲是当今世界最具发展活力和潜力的地区,也是国际战略竞争和博弈的一个焦点。面对周边领土主权争端、大国地缘政治博弈、民族宗教矛盾等问题交织叠加的安全态势,中国坚持“亲、诚、惠、容”的理念,积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一带一路”有助于亚洲及其他地区相关国家通过合作促进共同安全,有效管控分歧和争端,走上和平发展之路。

  其次,根本目的不同。美国实施马歇尔计划不仅有经济目的,而且有政治目的。美国为向全球扩张、与社会主义阵营抗衡,迫切需要稳定和复兴的西欧盟友,并借拯救欧洲来发展自己。通过附加条件的援助,马歇尔计划也在事实上造成了美国控制西欧和西欧依赖美国的结果。

  古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亚、非、欧国家开展经贸往来、文化交流的通道,对东西方文明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中国提出并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就是要弘扬古丝绸之路和平友好、开放包容的精神,探索新形势下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的新模式。特别是推动实现互联互通,为沿线国家加强经贸往来创造物质基础和便利条件,在平等、包容、合作、共赢的基础上续写共同发展的新篇章,最终形成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共同发展繁荣的命运共同体。正如习近平主席所强调的,这种互联互通是基础设施、制度规章、人员交流三位一体,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大领域齐头并进,是全方位、立体化、网络状的大联通。这与以帮助西欧重建为名、行巩固自身全球霸主地位之实的马歇尔计划有着本质区别。

  第三,参与方式及参与国所处地位不同。马歇尔计划是以美国为主导、通过《1948年对外援助法》单方面向欧洲国家投资和输出产能的经济援助计划。这种援助建立在不对等的关系上,附加诸多条件,受援国处于被动接受与附属地位,不能自主决定经济政策。这一计划还将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排除在外,所谓“欧洲复兴计划”实际上是“西欧复兴计划”。

  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战略建立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基于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共建发展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谋求互利共赢。“一带一路”涵盖东亚、中亚、南亚、西亚、东南亚和中东欧等国家和地区,总人口约44亿,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分别约占全球的63%和29%。“一带一路”提供的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发展平台,坚持合作共赢,追求共同发展,倡导平等对话,尊重道路选择;既欢迎沿线国家自愿平等参与,也欢迎域外国家为本地区发展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张鑫/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

——据《人民日报》3月18日


高铁“出海”需要大战略


在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指出,中国高速铁路运营里程已达1.6万公里,占世界的60%以上。而高铁的海外市场也蓬勃发展。3月16日,中国北车副总裁余卫平透露了这方面的一些新情况:中国目前正与28个国家洽谈高铁合作;近期英国和美国都对中国高铁表示兴趣;中国与俄罗斯、泰国、马来西亚、土耳其等国的高铁合作进展较快;中俄高铁项目洽谈进展快速,有望在2015年最先拿下。据报道,目前中国与海外合作的高铁里程数合计达1万公里,投资额约3万亿元。

中国高铁“走出去”具有非同凡响的意义,其特点和优势是设备、技术、服务等方面的全面“走出去”,是对外贸易的升级换代,也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重要载体之一,具有多方面的战略意义。

近年来,中国不断通过外交拓展了中国高铁的商业机会。与此同时,海外高铁项目的发展也对外交产生反馈作用。比如,对于重要的外交战略“一带一路”来说,高铁就是把沿途各国市场融合起来、实现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纽带。可以说,高铁的海外发展已经与整个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这也呼唤中国高铁整体性的大战略。

高铁的海外成功基于雄厚的自身实力。中国铁路总公司对高铁技术具有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并已获得900多项国际专利。未来中国高铁要形成自身独特的竞争优势,比如优良的技术、较为低廉的建设成本、合理的运营模式、雄厚的融资能力、以国家实力为后盾并以国家战略为依托等等,在海外竞争中拓展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逐渐追赶作为高铁技术先行者和主导者的发达国家。

大战略也要求政府和企业谨慎对待风险。去年11月发生的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领头的一个企业联合体在墨西哥高铁项目招标中中标后对方又突然撤销招标结果的波折,以及2013年中国与泰国筹划“高铁换大米”因泰国政府更迭而导致的搁浅,都提醒在海外经营的中国高铁,必须高度重视海外环境的探察与风险的防范。实事求是地说,中国高铁事业仍处于起步阶段。

当前,努力发展自身经济的发展中国家有巨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发达国家在金融危机后,也普遍计划以基础设施投资提振经济,这都意味着巨大的机会。等待中国南车和北车合并完成,成为国际轨道交通装备行业的巨型战舰之后,中企应不再内耗,而是不断降低成本、扩展市场,巩固和提升中国高铁的国际实力,同时,提高中国高铁的技术体系、标准体系在国际上的认可度,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标准”。只要坚持不懈,高铁“出海”事业必将迎来全面的春天。(刘波/《21世纪经济报道》评论员)

——据《21世纪经济报道》3月18日


观点•信息



徐才厚把思想搞乱、

风气搞坏、规矩搞没

徐才厚曾长期分管军队政治工作和党的建设,对军队建设的损害绝不是一般的局部的,而是带有全局性的源头污染。可以说,徐才厚在我军最高层的10来年,把部队思想搞乱了、风气搞坏了、规矩搞没了,对党和军队形象、对官兵“三观”造成极大毁伤。“善除害者察其本,善理疾者绝其源”。整顿思想,不仅要全面彻底清除涉徐才厚信息,更重要的是把徐才厚思想流毒从党员干部头脑中连根拔起,引导大家刀口向己,叩问灵魂,从信仰信念上反省,从思想观念上检讨,从知行合一上整改,既要清除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特权思想和“人格分裂”伪忠诚,又要清理工作指导上的形式主义、假大虚空,真正在思想政治领域来一次彻底的拨乱反正,激浊扬清,正本清源,切实把大家思想搞得很清爽、很纯净、很过硬。(孙密宏/据《解放军报》3月18日)


从半小时山寨

看“中国创造”的紧迫性

  我们某些本土企业,有技术、有能力,能在世界知名品牌新品诞生的第一时间予以“山寨”,世界很多著名品牌产品包括苹果系列手机,甚至完全就是“中国制造”,但扮演的却是“保姆”甚至“奶妈”角色,必须随这些世界著名品牌的“姓”,才能够进入高端市场,这不能不让人感到非常尴尬和悲哀。影响“中国创造”最大的障碍,既非能力也非技术,更不是我们缺少平台,而是急功近利驱动下的浮躁心理作祟。摘下“山寨”帽子,将“山寨”的速度和智慧投入到创新中去,“中国创造”才能无处不在。(朱永华/据光明网3月13日)


呵护“创客”,就是呵护创新

对待“创客”,政府应该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所谓“有所不为”,就是要管住权力乱伸的手,继续简政放权,为创新活力的野蛮生长提供稳定的市场环境;所谓“有所为”,就是要加大对“创客”的政策支持,在创意商业化、产业化的过程中,政府应该搭桥引线、玉成其事,为中小微企业“输血”,让创意想法成功“孵化”。通过“有所不为”固本培元,通过“有所为”输血补气,才能释放出“创客”蕴含的巨大能量。(李克济/据人民网3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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