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要目

中国道路：一种新的可能性/白钢

  无论其追随者如何留恋不舍或矢口否认，美国霸权主导的时代即将过去。在旧的世界体系已然失效而新的世界体系尚未生成的胶着状态中，中国道路的未来，将倍受关注。

命运共同体——中国的理念与理想/钟飞腾

  中国提出互利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绝不只是为了避免与旧有的大国碰撞，也含有一种历史使命感。

“新型市场失灵”与国家经济职能/史正富

　　真实世界中的“市场失灵”远非主流经济学所承认的那些。

7%的增长速度是合理的/林毅夫

  从我国和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来看，还处于具有8%增长潜力的大有作为机遇期，靠内部需求的启动，包括投资跟消费，实现7%左右的增长是完全有可能的。

目录

大国战略

中国道路：一种新的可能性/白钢

命运共同体——中国的理念与理想/钟飞腾

习近平的经济战略/刘瑞

发展模式

“新型市场失灵”与国家经济职能/史正富

实现中的中国梦/张维为

斯人已盖棺，“新加坡模式”未定论/光明网评论员

财经广角

7%的增长速度是合理的/林毅夫

基础制度改革跟进才能让投资者骑稳牛背/叶檀

PX如何突围/齐岳

观点•信息

关于腐败与腐败分子的界定/邵景均

街头设祭祀箱亦体现为政之道/鹰远

毕姥爷的火爆证明了主流价值在回归/李晓梅

大国战略

中国道路：一种新的可能性

自16世纪以来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始终以霸权的兴起、扩展、竞争、交替为主线。在此体系内继承霸权，不必改变体系的基本结构与核心价值，而只需做与具体历史境遇相应的内部调整。而要超越这一霸权体系，必须从根本上超越与之同构的既有世界体系。这无疑是真正的巨大挑战。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并且承诺永不称霸。中国要做霸权的超越者，彻底摆脱既有世界体系对于自身行进轨道的拘束，并将这条新的轨道拓展为一个可与其他国家共同发展的多维空间。

这个新的空间必须能够容纳旧的世界体系之一切成员，并为之提供更为丰富广阔而公平的发展可能。政治上，原本依托于有形之国家疆域，依照资本、暴力的原则确立特定利益范围，以征服、压迫为核心诉求的“帝国”，被建立在文明认同基础上，以推己及人、和而不同为原则，以和平发展、互利共赢为旨的“天下”所取代。经济上，确立政治原则相对经济原则的优先地位与主导作用，将资本逻辑纳入政治逻辑的统摄之下，在承认利益对于人类社会驱动作用的同时，高扬超越私利的道义和理想。以具有极丰富内涵的社会实践主体的“人民”，超越单纯追求自利的所谓“理性人”或“经济人”，确立“以义制利而致民大利”的义利统一关系。思想意识上，以在生产、生活的实践中彼此关联、构成共同体的人民，取代孤立的、被赋予恒常不变属性的抽象人。把超越个人的共同体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以集体主义扬弃个人主义，通过建立在集体认同与共同实践基础上的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之和谐共荣。从而，构建一种以“人民为本”、“以义制利”、“集体主义”、“平等和谐”、“天下关怀”为核心特征的新型人类文明。与霸权迭代意义上的世界体系重建相比，超越霸权无疑是一个更为艰巨、复杂的历史性任务。

对于当下中国而言，未来的道路怎么走，取决于是将西方式的霸权兴替路径视作唯一值得追随的或唯一现实的人类发展之路，还是作为一种特殊的历史境遇中生成、也将伴随其变迁而被超越扬弃的环节。无论其追随者如何留恋不舍或矢口否认，美国霸权主导的时代即将过去。在旧的世界体系已然失效而新的世界体系尚未生成的胶着状态中，中国道路的未来，将倍受关注。它的命运，不但关联于中国的实践，也关联于类似“占领华尔街”这样不满于资本主导的世界现状的群众运动。中国道路的伟大长征，才刚刚开始。（白钢/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秘书长）

——据《红旗文稿》3月23日

命运共同体——中国的理念与理想

  从未来的某个时点回望，2015年3月底召开的博鳌亚洲论坛将被视作国际秩序变革的一个转折点。其主要标志有两项，一是中国推动的亚投行迅速扩容，除了硬挺着的美日两国，几乎囊括世界主要国家；二是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引发了一轮洲际开发热潮，点燃了欧亚非大陆共同发展的星星之火。

  从历史来看，中国发出的倡议还是首次得到这么多不同类型国家的响应。就此而言，历史正在掀开新的一页，二战后的70年秩序将升级换代，迈向构建命运共同体的新历史阶段。经验已经证明，发达国家主导的世界秩序难以解决全球绝大多数人口面临的困境，即如何实现共同发展和共享的安全。

  在博鳌亚洲论坛的主旨演讲中，习近平主席强调作为大国要承担更大的责任，以“共商、共建、共享、共赢”为原则，秉持正确义利观，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建立以互利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这反映了中国作为新型大国的务实主义和理想主义。

  中国的务实主义建立在对世情和国情的历史认识上。自1800年以来，全球人口从10亿增长至目前的72亿，但进入发达工业化水平和享受富裕生活的人口占比始终维持在六分之一左右，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没能跟上发达国家的步伐。同样，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经历的战火、动荡和曲折也是世界罕见的。为什么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长期摆脱不了贫穷落后的困境呢？很重要的一项原因，是发达国家开创的发展道路多数时候以主导权、而非“共商、共建、共享、共赢”原则推进全世界的共同发展。在很多发达国家看来，推动发展中世界的发展不是根本目的，维持发达国家的主导地位才是终极目标。这样的一种国际关系，没有互利共赢的共同价值追求。

  过去二百年来，发展中国家采取过多种手段试图扭转落后贫困的局面，但多数时候行不通。即便是19世纪中叶以来发展程度最高的拉丁美洲国家，其人均GDP也始终无法超越占美国水平的1/3。20世纪70年代以来，东亚地区的发展中经济体首先突破这一比例，迈过“中等收入陷阱”，跨入富裕国家行列。目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聚集的动能很强。

  但是作为一个人口规模十亿级的国家，在人类历史上长期占据着重要地位，中国还有崇高的理想主义。中国不仅要谋求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还试图和世界分享这种发展经验，共同维护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推进共同发展。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宣布，中国“将继续给包括亚洲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多市场、增长、投资、合作机遇”。

  中国提出互利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绝不只是为了避免与旧有的大国碰撞，也含有一种历史使命感。就解决全球剩余三分之二人口的贫困和发展问题而言，中国将具有比发达国家更强的规模优势和时代优势。“命运共同体”由中国首倡并驱动，也是大势使然。（钟飞腾/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大国关系研究室主任）

——据新华网4月7日

习近平的经济战略

习近平经济战略分成了两个部分。国内经济战略陆续推出的先是新型城镇化战略，然后是长江流域经济带战略，最后是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推出，在很大程度上是补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只有工业化而无城镇化的课，同时也是启动中国经济新一轮增长，防止中国经济陷入自2008年以来的世界经济持续衰退之中。新型城镇化提出了全面和全新的中国式城市化道路理念和路径，涉及范围十分广阔，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存，主要体现在土地资源、城市住房建设与供给、户籍制度改革、城市环境保护与污染治理等方面。因而，国家虽然在2014年6月就公布了总体规划，但是半年多过去并没有全面实施的迹象，反而是选定了64个城镇作为试点样板。显然，规划先行，谨慎推进，综合配套，是这个战略的特点。未来，如果按照每年至少提升1%的城镇人口比率推进城镇化战略计算，从目前53%的城镇化水平提升到目前发达国家75%的水平，30年中新型城镇化战略无疑将长期扮演国内经济持续增长带动引擎的角色。

长江经济带战略与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战略同属两个区域性经济发展战略。在此之前，中国沿海经济开放打造了珠三角和长三角两个发达经济区。这之后，西部大开发战略、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和中部崛起战略分别促进了三个区域经济的发展。但是，本属沿海开放区域的京津冀区域由于行政体制的分割没有形成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优势，明显与珠三角和长三角有差距。在习近平2014年2月26日讲话的直接推动下，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战略迅速形成共识，总体规划编制工作步骤加快。这个战略的实施结果或许将打造出世界最大体量的首都经济圈，成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一个新的亮点。长江经济带战略是对长三角经济区域发展的一个深度开发构想，以上海经济圈（苏锡杭）为引擎，沿世界最长河流之一逆流而上，向中国经济腹地辐射，将流域内十一个省市区域经济联动起来，将东、中、西部三个经济地带打通，形成一个产业链和价值链上下游贯通的区域经济发展新格局。这个战略的综合效益十分突出，体现了可持续协调发展的理念和绿色环保的原则。

习近平的国外经济战略具有更加创新、更加大胆的特色。这就是所谓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简称“一带一路”战略。概括起来，这个战略的基本含义是通过加强沿中国古代交往线路上的国家之间的经贸和友谊关系来实现中国梦。遵循的基本原则是优势互补，共建共赢；内外联动，互联互通；政府引导，市场为主；集中资源，重点突破。已经采取的重大步骤有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丝路基金，建立与沿线各国的自贸区，推行人民币清算业务等。

“一带一路”的战略意义大大超出了前三个国内经济战略，而且不能把这个战略仅仅理解为是外向型战略。在不久的时间里人们将会看到，“一带一路”战略将会产生巨大的世界性影响。原因在于，这个战略体现了如下的基本战略意图：首先，该战略意图将国内外的经济发展统筹纳入进来；其次，该战略意图把与中国存在过传统历史利益关系的国家和地区重新连接在一起；再次，该战略意图是适应中国重新崛起的客观现实而首次作出的主动外向性选择。（刘瑞/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副书记）

——据《人民论坛》3月30日

发展模式

“新型市场失灵”与国家经济职能

　　众所周知，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上的市场失灵有三个主要表现，即公共物品、外部性和垄断。所谓公共物品，是指那些不能排他性消费的产品，如洁净的空气和路灯。由于私人无法获得收益，因此不能由市场有效地投资和生产。所谓外部性，是指一方行动对他人的影响，如污染是对别人负的外部性，而知识则是对他人正的外部性。由于外部性影响的不是自己，故施加外部性的一方就不会主动增加（正的）或控制（负的）外部性。所谓垄断，较易理解。这三种“市场失灵”的形式曾被主流经济学认可，成为政府干预经济的学理基础。

　　真实世界中的“市场失灵”远非主流经济学所承认的那些。结合当代现实，我在这里对真实世界的市场失灵做出以下几个方面的概括：

　　第一，货币的变性。货币本来是作为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成为世界货币，以美国持有的黄金储备为基础；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可自主兑换黄金，由此形成黄金支撑美元、美元作为基础的世界货币体系。但在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后，美元不再是“美金”，而是美国印发的“美钞”。本来这种没有黄金价值支撑的“美钞”是难以大规模发行的，但美国用了三招成功地将“美钞”变成“美金”，从而保住了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这三招之一，是凭政治军事威慑力锁定中东石油用美元定价的垄断权；之二是发展金融衍生品交易市场，创造天文量级的美元交易需求与投资/投机；之三则是基于全球金融交易市场的内在震荡，创造出各国央行对美元的储值需求。其结果，把美元由美国货币转化为世界的问题，造成全球流动性泛滥，但也使美国成为全球最大债务国。由此，一般均衡理论要求的“货币中性”完全不复存在，由美国国内政治博弈所决定的美元发行与全球流动性，成为驱动世界经济运行和国别发展状态的极其重要而又难以预测的内生力量。

　　第二，金融产业的异化。由于美元变性所要求的金融衍生品市场跨越式膨胀，使当代金融产业分成了功能相异的两大部类：第一部类是面向实体经济的生产服务性金融，它作为实体经济中资金供求双方的中介，由商业银行主导；第二部类是面向投机交易的自我循环型金融，它远离实体经济，纯粹由金融衍生品的交易驱动，在交易过程中追求牟利；前者即生产服务性金融在商业银行进行，后者即自我循环型金融，在影子银行和资本市场运作。

　　重要的是，当代金融衍生品的交易市场具有无法想象的深度与广度，其产品链错综复杂，花样繁多。就载体说，它从股权、信贷到外汇，从大宗商品到利率、汇率，各种资产和其价格都被交易；就合约品形式上说，从正规交易所到场外交易，从期货、期权到资产证券化、互换、远期、权证等，它把基于资产的衍生品和纯粹基于信用的衍生品一网打尽。其结果是超出实体经济规模无数倍的虚拟金融交易场，在其中，天量的流动性不分昼夜、不分国界地狼奔豕突，所到之处，泡沫翻滚；虚拟游戏火爆，实体经济呻吟；而当庄家离场、泡沫散尽之时，哀鸿满地，民怨接天。长此以往，人心不古。贪婪成为时尚，奢靡作为奖赏。金融繁盛，不但与实体经济无关，反而为其雪上加霜。

　　第三，权力介入基本生产要素的价格决定。一般均衡理论中把所有商品置于同一市场。但实际上，基本生产要素与一般商品有着重大差异。例如石油、土地、大宗原料等等，从来都是有资本权力与国家参与其中的。尤其是商品期货交易所的出现，把大多数基本生产要素均变成了投资品，更进一步凸显了基本要素与一般商品的区别。这里的关键是：对一般商品，如空调、冰箱、自行车，买家关注的是其使用价值，故价格高就买者少，价格低就买者多，是谓避涨就跌；经济学上，这就是需求曲线向右下方倾斜。正因为如此，才会有价格机制自发调节达到资源有效配置。但是，生产要素成为投资品后，因为买进不再是为了使用价值，而是为了卖出，反而产生了追涨杀跌而不是避涨追跌，导致需求曲线不再向右下方倾斜，价格决定机制由此变形。尤其是金融寡头的资本权力相互博弈，嵌入要素交易格局与价格形成过程。

　　第四，第二次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按照主流经济理论，工业化时代早期由于劳动力过剩，收入分配差距自然扩大，但随着经济发展和剩余劳动力的减少，劳动工资普遍增长，会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这种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先上升后下降的现象，就是库兹涅茨“倒U曲线”。这一收入分配改善的情形在二战之后几十年确实出现过，美国也因此形成了中产阶级为主的“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但里根政府推行自由化以来的几十年，情况发生逆转。过去20多年，美国人均GDP从1980年的26530.1美元增长到2010年的42175.1美元，但是中产阶级家庭的真实收入则基本没有增长；而处于顶尖5%的家庭，其收入占比则从1968年的16.3%上升到2011年的22.3%；1968年基尼系数在0.39左右，2011年为0.48。西方发达国家中以中产阶级为主的“橄榄形社会”正在瓦解，中产阶级向两极分化，少部分成为富人，更大部分滑入穷人行列，形成围绕富有与贫穷各自分布的情况，被称为“M型社会”。与100年前相比，富豪占社会的比重增加，而且从平民成为富豪的时间缩短。这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由现代技术革命所引发的、不容忽视的趋势性现象。其中，虚拟经济越发达，娱乐经济越发达，创造中产阶级能力较强的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越是显著萎缩，滑向M型社会的危险就越大。

　　第五，宏观震荡、全球失衡与周期性危机。教科书经济学认为市场自发调节会使“供给自动为自己创造需求”。而1930年代的大危机中产生的凯恩斯革命，实质上把普遍过剩的危机（有效需求不足）带入了主流经济学框架，并影响了各国政府的政策。然而，由于凯恩斯式宏观政策所存在的“治标不治本”的局限，引出了芝加哥学派（从货币主义到理性预期）的对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又把危机归因于自然状态或政府不当行为。但2007年以来的金融危机再次表明：全球化时代的宏观震荡更加剧烈，危机一旦发生，就会更加深刻而持久。究其原因，可能是上述诸种“市场失灵”的综合。货币—金融体系异化，基本要素市场格局与价格形成的过程中权力介入，加上无限制供给纸币，才使得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由来已久的周期性危机极度变形，宏观震荡才有史无前例的深度、广度与破坏性。

　　基于对系统性市场失灵的解释，我们对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就有了新的认识。国家在当代市场经济中的角色与功能不同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布道。除了提供国防、外交、法治等公共物品以及通过反垄断法和产业规制来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等基础性政府职能之外，当代市场经济中的国家至少还应该承担如下新的职能：

　　1、国家长期发展战略的选择与调试。在产业体系中，主要企业都必须有自己企业的发展战略；同理，在美元霸权为基础的全球财经体系中，大国也不能没有自己的国家发展战略。否则，只能处处被动，难于避免落败的下场。

　　2、选择与发展战略相适应的经济体制与模式。有的学者喜欢讲“该市场做的还给市场，该政府做的政府就要做好”。这话不错，但太空洞。关键是认清不同的市场要求不同的治理模式。在普通商品市场中（如大多数制造业），价值规律的运行比较正常，应该让市场竞争起到决定性作用，以做到优化资源配置，减少交易成本，激励创新创业的活力等功效。但是，在战略性、基础性生产要素市场（如能源、土地、房产、大宗商品、货币、外汇等）中，由于其具有投资品性质，受全球金融体系影响至巨至深；在上述美元霸权与全球资本权力强势主导全球金融的条件下，上述重大生产要素的供求与价格已不再由价值规律主导，而是由国家政治力量、资本市场权势和市场自发力量三者互动来决定的，导致资产泡沫反复出现。因此，一国要实现自己的持续稳定发展，就要求国家协调本国政府与企业界有效参与重大要素市场的国际博弈，为本国产业营造公平合理有利的要素供给环境和要素价格水平。若国家无此能力，则该国一般工业部门就已经先输了一半。

　　3、打造市场相容型的收入分配改良机制。我国不能仅仅是在再分配层面做文章，而要深入到财产制度与初次分配领域开创新路。一个可行方法，就是通过长期基金方式，由财政资金引导，借助国家信用，多元化募集设立低成本的民生投资基金，系统地投资和持有那些随国民经济发展会自动增长的稳健收入流背后的资产，然后用这些公共资产性收入作为对低收入群体的扶助资金。只要思路打开，更多可持续的收入分配改良机制就会创造出来。

　　4、创新政府体制，打造有为政府。若承担上述种种新型经济职能，政府自身的效能与效率就变得重要了。为此，既要从严治党，加强廉政建设，也要创新体制，通过政府体系的组织变革与优化，实施透明高效的政府事务流程再造，建设具有国家战略领导能力的廉洁、高能、高效的，有作为的人民政府。（史正富/　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同华投资集团董事长）

——据《解放日报》4月4日

实现中的中国梦

　　我们现在都在讨论实现中国梦，中国道路保证中国梦的实现，这里我想讲几个方面对美国的超越。一是经济总量的超越，这个现在看来疑虑比较少了，如果是根据官方汇率计算的话，我们的GDP总量，十年之内应该超过美国了。如果按购买力平价比较的话，去年已经超过了。二是百姓财富的超越，中美双方的中位收入水平家庭净资产的差距，已经不是很大了，而发达板块已经超过了美国。三是社会保障的超越。美国现在还有五分之一到六分之一的人口没有任何医疗保险，美国医疗保险太贵了，起码500美金一个月，而且医疗保险是私营的，不是国家的，不能亏本而是要赚钱的。2013年美国平均的养老金是每月1200美金左右，在中国这个数字不算低，但1200美金在美国是难以生存的。如果你有房产，房产税一般要占到房子价值的2%，美国老人普遍退休后还工作是常见现象。与中国比较，不说我们做的十全十美，但是我们已经实现了医疗保险几乎13亿人的全覆盖，退休金方面也进步巨大。虽然中国各地差异巨大，社保水平也有高有低，可是这么快就做到了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几乎全覆盖，这是走中国道路的结果，是我们制度优势的体现。

　　还有就是政治制度的超越。这里讲一下三种力量的平衡和“三合一”的制度安排。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它的好坏怎么样来衡量，我觉得是三种力量的平衡。现代社会、现代化国家的良性运作，不仅是政治领域内的事情，也是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的事情。所以我说这背后是三种力量，即政治力量、社会力量、资本力量之间的平衡。美国现在最大的困境就是资本力量主导了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如果是跟中国比较的话，也可以这么说，最富的100个中国人不可能左右中共中央政治局，而最富的20～30个美国人可以左右白宫。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力量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大大加强了。同时，我们的资本力量也在每时每刻地影响中国共产党。但至少到现在为止，共产党还是能够代表中国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的，这是最关键的。在资本力量、社会力量面前，它保持着自己相对的中立性和独立性。这很重要。我当年给邓小平做翻译，后来也研究邓小平的思想，他当时讲过很多次我们还在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但有两点他从未放弃过，一是党的领导，二是公有制占主体，但公有制的形式可以多样化。现在回头看，这两条就是邓小平的底线思维，只要这两条在，不管探索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出现什么样的问题，我们都可以解决。共产党把握人民的整体利益，公有制使我们有财力来进行纠偏。

　　所谓“三合一”的制度安排，就是说，我们现在成功的制度安排中，都包含了中国自己文明传统的基因、红色基因和西方的有益元素。比方说选贤任能，选贤任能在历史上的体现，如科举制度，通过考试来选拔官员，这个传统一直到现在。同时，也有社会主义因素，包括组织部门的安排，不同岗位的考验、锻炼等。另外，西方的有益元素，如民调和选举。我把这种制度安排概括为“选拔+选举”，这种制度安排，虽然还要完善，但已经超越了西方光是靠“选举”的制度。

　　最后，我的结论是，说到底，实际上是两种历史逻辑在起作用。一种是“历史终结论”的逻辑：历史发展是单线的，从极权主义，到威权主义，到民主化。另一种是文明型国家的逻辑，即历史上中国长期领先西方，有其深刻的原因，我把它叫作原因一。十八世纪开始落后于西方，有着沉痛的教训，现在又在赶超西方，而且总体上做得比较好，当然还可以做得更好。这种成功的赶超也有其深刻的原因，我称之为原因二。原因二和原因一是一种继承关系，这就是中国崛起的逻辑。从哲学角度来讲，中国人认为，这个世界历来都有不同制度在衍生，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当然也有剧烈冲突的，最后是相对比较好的胜出。（张维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

——据《光明日报》4月2日

斯人已盖棺，“新加坡模式”未定论

被誉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家之一”的李光耀曾动情地说过，“新加坡是我的亲骨肉，如果有人做出了什么对新加坡不利的事情，我在棺材里看到都会跳出来。”

　　现在，是为这位“新加坡国父”盖棺的时候了。

　　作为独立后的新加坡首任总理，李光耀从1959年开始统治这个东南亚岛国长达30年。在他的领导下，新加坡从日薄西山的大英帝国治下的一小块贫穷落后的殖民地发展成为世界上最成功的经济体之一。纵观人类历史，我们都很难找到第二个像新加坡这样仅用了一代人时间就从最不发达世界跃升为最发达世界的奇迹。

　　正是因为这样的神奇故事，李光耀在当今世界上赢得了无数崇拜者。不仅自邓小平以来的历任中国领导人都视他为益友，就连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家中亦不乏他的忠实粉丝。但李光耀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他的许多言论和行为令许多生活在20世纪、受过现代启蒙的人们感到不快，甚至恐惧。

　　一方面，李光耀是一个正派、睿智、适应能力强且与时俱进的人。他在2013年出版的《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一书中写道：“我们要想给后世留下积极的影响，不是通过抓住权力不放，而是通过权力交接方式……如果当权者把人民赋予的权力视为个人特权，他们必然会中饱私囊、提拔家人、偏袒朋友，这样就侵蚀了现代国家的基本结构，就像支撑一座房屋的大梁遭到了白蚁的侵蚀一样。”这使得他对法治深信不疑，这不仅表现在新加坡的严刑峻法上，事实上，李光耀坚决支持司法独立，反对政府随意解释法律，利用法律为自己服务。

　　但在另一方，他从来不会把西方的民主制度放在眼里。这让新加坡的治国效率和廉洁执政备受赞誉的同时，也经常遭到人权组织乃至西方国家政府的指责。它们批评李光耀侵害公民权利、限制言论自由——的确，在过去几十年里，多位新加坡政治反对派领袖因诽谤罪或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锒铛入狱，倾家荡产；当今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媒体，如英国《经济学人》、美国《新闻周刊》都在新加坡遭到起诉并吃过亏。

　　作为一个从小被当作“小英国人”培养的华人精英，李光耀不遗余力地倡导“亚洲价值观”，以抵御那些他认为腐朽、堕落的西方生活方式。他被外界视为能够代表亚洲的一位重要发言人，他自己也很乐意充当这个角色。

　　毫无疑问，李光耀作为现代新加坡的缔造者和带领这个岛国实现经济腾飞的领导者而名垂史册。但随着他的离世，笼罩在新加坡人和世界上许多人心头的一个问题是：在没有了李光耀之后，他所创造的“新加坡模式”将会迎来怎样的命运？

　　对于任何一种“模式”而言，鉴于它们的创立者一般都有一种特殊的“克里斯玛”型人格魅力，所以只有等到创立者不在以后，我们才能看得清楚它究竟是否成功。许多人并不乐观，他们认为，如果真有什么“新加坡模式”的话，那只是因为有一个叫做李光耀的人。新加坡的成功，几乎完全源于李光耀个人身上英国绅士加中国士大夫的结合人格，它使得他既有一种为了公共事务献身的崇高理想，又时刻保持着克制的自律精神。

　　在李光耀逝世之际，新加坡这个由其一手打造了经济和政治模式的城市国家走到了十字路口。如今新加坡面临这样的局面：劳动力人口日益减少，越来越依赖外国移民，年轻一代民众也前所未有地要求政府扩大民主。

　　在几年前接受《纽约时报》专访时，李光耀引用了“盖棺定论”这个成语来拒绝对自己做出评论：“等到棺材盖盖下时，再判断，再去做评估。在双眼闭上之前，我说不定还会做些荒唐事。”

　　现在终于到了盖棺的时候，但定论的时刻依然尚未到来。（光明网评论员）

——据光明网3月24日

财经广角

7%的增长速度是合理的

　　2014年，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达到7.4%，虽然比年初所讲的7.5%左右的增长目标少了0.1个百分点，但放在整个国际经济环境中来看，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成绩。2015年，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还会有很多不确定性，还会相对严峻。因为发达国家还没有真正从2008年的危机中复苏，尤其是关键的、结构性的改革，在发达国家普遍还没有真正落实。在这种情况下，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经济增长的总基调未变，仍然坚持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认为我国为了化解各类矛盾和风险，实现现代化，必须保持一个合理的增长速度，2015年的目标设定为7%左右。我认为，7%左右的增速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

　　从拉动经济增长的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马车来看，由于外部环境不好，出口拉动的作用是有限的，但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从我国和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来看，还处于具有8%增长潜力的大有作为机遇期，靠内部需求的启动，包括投资跟消费，实现7%左右的增长是完全有可能的。

　　首先，产业升级的投资空间很大。现在很多人认为我们的产业过剩产能很多，很难再依靠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了。实际上，我国尚处于中等发展阶段，即使现有的产业有产能过剩，或者有些产业比较优势不在了会被淘汰，但中长期来看我们还有很多产业升级的空间。也就是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面所讲的，现在大部分是中低端的产业，可以向中高端的产业升级。要升级就要投资，这里面会有很多的机会。

　　其次是基础设施的投资需求还很多。这么多年我国固然做了很多基础设施建设，但城市内部的基础设施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要改善或者弥补这些不足，就需要投资，这方面可投资的地方还很多。

　　再次是改善环境还需要大量的投资。环境要改善大家都同意，但要把所有的工厂都关掉，回到1979年的生活，则是不能接受的。我们只能选择在发展和生产当中解决环境问题，投资新的节能减排设备、采用新的生产方式等等。

　　最后是城镇化的发展也需要投资。农民要进城，居民要改善住的地方。

　　上述都是很好的投资机会，具有高的经济和社会回报。

　　在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的情况下，国内尚有大量的投资机会，这是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最大的不同之处。从2008年到现在，因为很难找到好的投资机会，发达国家至今走不出经济下行与衰退。首先，发达国家的产业已经是世界前沿的了，下一个增长点是什么很难知道，有的话也只有一两个；其次，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普遍完善，顶多是把老旧的基础设施稍微改善一下；此外，发达国家的环境也相对较好，城市化也已经完成。所以，在判断中国的发展前景时，不能简单拿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方法作为参考。我们有自己的优势，应该发挥出来。

　　除了上述经济回报率和社会回报率高的投资机会，跟其他发展中国家比起来，我们还有很多相对较好的投资条件。

　　一是我国政府负债占GDP的比重不到50%，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政府负债都超过100%，所以我们财政政策可实施的空间比其他国家高得多。现在的问题主要是地方政府通过投资平台借银行或影子银行的短期债务来进行长期基础设施投资的期限不配套的问题。最近财政部宣布，今年要用一万亿的地方政府债券来置换其在银行系统的欠账，这是一个很好的措施。

　　二是我国的民间储蓄接近GDP的50%，在全世界是最高的，三是我国有将近四万亿的外汇储备。

　　以上三点是中国跟其他发展中国家最大的不同：其他发展中国家面临国际经济周期性下行的时候，应该也有很多好的投资机会，但他们经常受限于政府的财政情况不好或民间储蓄不足，或者因外汇储备不足而难以进口一些机器设备、原材料。我们在这些方面都是相对具备优势的。

　　把我国这些有利条件利用起来，进行有效的投资，就会创造就业，有了就业收入增长就能得到保障，消费随之也会增长。投资和消费都在增长的情况下，即使外部条件相对不好，也还是有可能达到7%左右的经济增长的。（林毅夫/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

——据《光明日报》3月25日

基础制度改革跟进才能让投资者骑稳牛背

A股市场震荡会加剧，在上涨过程中，很多冒险者会成为炮灰。

4月7日，沪综指一口气站上3900点，并一路向上。股市大涨因为所有的概念都在其中，股市成为惟一的救命稻草。实体企业债务去杠杆要靠股市，中国经济结构转型要靠股市。投资者不再增持房地产后，主要的投资标的便是股票。

资金源源不断进入股市，券商忙着开户，做融资配资的已经笑不动。

据Wind资讯数据显示，4月1日收盘A股两融余额为15183.91亿元，环比增加244.75亿元。沪深两市当天融资买入额达到1786.70亿元，占全部A股成交额的近15%，当天融资偿还额为1545.96亿元，融券卖出量为217304.22万股。截至4月5日的一周，上证指数当周涨幅达4.68%，沪市单周融资买入的规模就超6000亿元，创历史最高水平。

各种融资资金入市，证监会对违规两融券商的处理可见一斑，大户做原始股和港股，中户融资炒股，小户跟风买进。

实际情况可能更严重。4月5日，据媒体披露，今年以来通过某家银行渠道流入资本市场的资金量占到了资产投放的一半。在失去房地产和制造业这两个强劲的赚钱机器后，股市成了资金流向的一个洼地。企业融资通过证券市场，或者挂板或者定向增发，市场的融资渠道发生了根本变化，银行已开始转型。

一些分析师已经瞄准利率市场化、存款保险制度设立后的40万亿元以上的存款，15万亿元以上的理财产品，以及人民币国际化开闸、养老金入市后的数万亿资金。

股市如火烹油之际，制度改进必须跟上。目前，市场化的注册制、退市制度、集体诉讼制度还没有显示出威力。

监管层感受到市场的热度，开始调节节奏。4月7日，《人民日报》报道IPO发行速度加快。今年以来，证监会共为98家企业发放了新股发行批文，超过去年全年的94家，而且放行数量呈逐月增长趋势。

但这似乎降低不了市场的热度。4月份获得批文的30家企业预计融资规模大都在10亿元以下，30家合计远远不到200亿元。此前3月份发行的24家新股，实际募资215亿元；2月份发行的24家新股，实际募资146亿元；1月20家新股，实际募资96亿元。

不仅如此，由于让利于打新者的政策，目前新股上市价格被人为抑制，使得上市发行之后溢价抬升。

中国经济网报道，东方财富网记录自2014年6月打新重启至今年3月27日，新股上市20日后平均涨幅高达126%，而2014年打新基金平均收益率超8%。对部分投资者来言，打新可谓是造富良机。

另一方面，虽然市场化退市制度如箭在弦，但拉了半天的弓射出却很慢，对市场风险警示作用不够。

自2001年2月下旬实行的《亏损公司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实施办法》以来，年均退市家数不足10家。2014年11月16日，《关于改革完善并严格实施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的若干意见》正式生效，新退市制度出台后，目前也只有＊ST博元等上市公司面临切实退市风险，＊ST二重主动退市失败。

至于保护投资者利益，看看其艰难的维权之路就可知一二，佛山照明等维权投资者受到的待遇一言难尽。

从货币、投资方向、市场心态方面看，A股具备走牛条件，但基础制度、诚信机制方面却不具备走牛基础，因此这只是头剧烈震荡牛，只有训练有素的牛仔才能驾驭。如果基础制度改革不抓紧落实，将来，就很难说将来了。（叶檀/每经评论员）

——据《每日经济新闻》4月8日

PX如何突围

福建漳州古雷港的一声巨响，再度引燃了公众对PX项目的关注。这个对外行来说不知所云的化工名词打从进入公众视野起就背负着一层灰色。如今，古雷半岛上的事故成为公众不满的最新佐料。从现场伤亡人数来看，这只能算是“较大事故”。但敏感项目动辄得咎的地位，使得这样的火焰也能引起滔天不满。

从2007年厦门“散步”起，国内至少有宁波、大连、昆明、九江等七八个城市先后出现过反对PX项目上马的风波。这么多年过去了，对于PX的认知，如果不论别有用心之辈的干扰，还是能发现一些沉淀下来的干货。汇总起来看，足以成为我们解决很多争论的基础。

首先，PX极为重要，现阶段没法替代。我们不用搞懂“二甲苯”这种晦涩的化工名词，但需要知道这种东西是沟通原油和众多生活用品的必经之路。衣物中的化纤、做盆子的塑料、汽车轮胎、刷墙涂料添加剂等等，都来源于此。由于消耗量极大，不可能全部进口。

其次，PX生产工艺经历了长期发展，已经非常成熟，不属于本身技术风险很高的创新工艺。我国大型PX项目核心由外企掌控，但实际操作的各项环节多由我们自己的产业工人完成。

最后，PX本身低毒，但是生产过程中需要同步处理大量高毒性物质。参照新加坡、韩国等地PX项目运作的经验，日常污染物排放能够得到良好控制，恶性事故更是可以避免，只需要大量的环保设施配套到位，更重要的是流程化操作的每一步都必须规范。

简单的三点事实，就能指出我们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既然离不开，就没法不生产，所以PX项目怎么都要上。既然技术成熟，同时也有国家管理得好，那就不能挑工艺的毛病。大家需要向谁发力，其实一目了然。

PX需要突围。从生产工艺上来说，PX需要接近河湖水体，这样才能方便供水和排放。向中西部排到长江、黄河的上游则会污染一路，迁到地方水系丰富的湖南等省份也不过就是以邻为壑。至于继续向西在沙漠排污的想法，大可以看一看前几日甘肃荣华排污的照片和报道，体会一下这是否是良方妙策。如果不能想办法让东部沿海省份的居民接受PX项目，我们就需要忍受国内PX供给不足带来的价格上涨。涨价经过传导，最终会体现在所有人衣食住行的花销上。

这也许也是一种均衡。从水污染治理的角度看，只要肯花钱，就都能有办法处理干净。北京市居民每一方水费用当中有差不多三分之一用于污水处理，为治理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支持。大城市普遍用这种办法解决水源干净的问题，经过检测的确效果不错。我们肯花钱买口罩、买空气净化器、买滤水壶，似乎也能通过多花点钱来少上些PX项目。

继续戴着有色眼镜看PX项目的种种问题，继续抱怨环保和石化的无能，继续一脑袋热地听信简单的煽动——这些都是每个人的自由，但并不能解决问题。政府也许未来能够解决好所有问题，但在那之前，我们需要靠自己。我们肯自己花钱为自己买健康，也可以在危险面前一起站出来。把理性精神更多地引入到这种力量中，形成监督PX管理水平的决定性力量，才是突围的关键。（齐岳）

——据《北京青年报》4月8日

观点•信息

关于腐败与腐败分子的界定

　　我们党和政府认定的腐败、腐败分子要具备三个基本要件：其一，主体必须是国家公职人员，或者是受委托行使公共权力的人；其二，行使方式的特点是以公共权力谋取私利，就是说，动用了公共权力；其三，以公共权力谋取私利，达到了严重程度，被移送司法机关，受到法律制裁，要判刑。那些以权谋私，没有达到严重程度，不进监狱的，我们称为不廉洁行为。这两个概念的区分意义特别重大。对干部不廉洁行为，我们要立足于教育。只有对那些屡教不改、触犯刑律的人，我们才将其作为腐败分子，予以打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界限。（邵景均/据《北京日报》3月30日）

街头设祭祀箱亦体现为政之道

　　从节约和保护环境等方面，笔者也和一些政府部门的愿望一样，希望更多的人在清明节加入到网络祭扫、鲜花祭扫、家庭追思会等文明时尚的新祭扫方式中去。然而，蕴涵着哀思情感的祭祀习俗，是社会风俗中最难改变的部分。正因如此，不能简单地将焚烧祭祀视为丧葬陋习予以禁止。其实，很多民众都知道焚烧祭祀污染环境，但政府的引导不能只是在口头上，更需要为百姓做些实事，像酒泉、邢台、哈尔滨等地为满足民众街头祭祀的需求，最大化地保护环境，在街头摆放“文明祭祀箱”，引导民众在祭祀箱内焚烧纸钱，保持环境清洁，这种务实态度无疑是管理智慧的彰显，亦是为政之道。（鹰远/据《北京晨报》4月3日）

毕姥爷的火爆证明了

主流价值在回归

　　这两天毕福剑成为网络焦点。有斥其大逆不道的，有号召砸其饭碗的，也有为其抱屈的。不可否认，在过去一个时期，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成为时尚，如果谁由衷表达对挖井人之感谢，可能就会讥为“缺乏独立思想”。在这种氛围下，个别人以在一些场合嘲讽英雄人物和红色经典为能事，插科打诨。毕姥爷的唱段被上传网络，也许本意是逗人一乐，孰料引发轩然大波，陷毕姥爷于水深火热。

　　实际上，毕姥爷火爆一事最终如何结束并不重要，他因自己的言行被口诛笔伐才重要。一个以丑化污辱自己的英雄为能事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一个丧失是非标准、对英雄人物缺乏敬畏的“腕儿”同样也是没有前途的。毕姥爷的火爆让我们看到，主流价值在不可阻挡地澎湃回归，这个社会正在严厉地对挖墙者说“不”，这才是毕姥爷事件的最终价值！（李晓梅/据中国青年网4月8日）

 

本期要目

中国道路：一种新的可能性/白钢

  无论其追随者如何留恋不舍或矢口否认，美国霸权主导的时代即将过去。在旧的世界体系已然失效而新的世界体系尚未生成的胶着状态中，中国道路的未来，将倍受关注。

命运共同体——中国的理念与理想/钟飞腾

  中国提出互利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绝不只是为了避免与旧有的大国碰撞，也含有一种历史使命感。

“新型市场失灵”与国家经济职能/史正富

　　真实世界中的“市场失灵”远非主流经济学所承认的那些。

7%的增长速度是合理的/林毅夫

  从我国和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来看，还处于具有8%增长潜力的大有作为机遇期，靠内部需求的启动，包括投资跟消费，实现7%左右的增长是完全有可能的。

目录

大国战略

中国道路：一种新的可能性/白钢

命运共同体——中国的理念与理想/钟飞腾

习近平的经济战略/刘瑞

发展模式

“新型市场失灵”与国家经济职能/史正富

实现中的中国梦/张维为

斯人已盖棺，“新加坡模式”未定论/光明网评论员

财经广角

7%的增长速度是合理的/林毅夫

基础制度改革跟进才能让投资者骑稳牛背/叶檀

PX如何突围/齐岳

观点•信息

关于腐败与腐败分子的界定/邵景均

街头设祭祀箱亦体现为政之道/鹰远

毕姥爷的火爆证明了主流价值在回归/李晓梅

大国战略

中国道路：一种新的可能性

自16世纪以来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始终以霸权的兴起、扩展、竞争、交替为主线。在此体系内继承霸权，不必改变体系的基本结构与核心价值，而只需做与具体历史境遇相应的内部调整。而要超越这一霸权体系，必须从根本上超越与之同构的既有世界体系。这无疑是真正的巨大挑战。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并且承诺永不称霸。中国要做霸权的超越者，彻底摆脱既有世界体系对于自身行进轨道的拘束，并将这条新的轨道拓展为一个可与其他国家共同发展的多维空间。

这个新的空间必须能够容纳旧的世界体系之一切成员，并为之提供更为丰富广阔而公平的发展可能。政治上，原本依托于有形之国家疆域，依照资本、暴力的原则确立特定利益范围，以征服、压迫为核心诉求的“帝国”，被建立在文明认同基础上，以推己及人、和而不同为原则，以和平发展、互利共赢为旨的“天下”所取代。经济上，确立政治原则相对经济原则的优先地位与主导作用，将资本逻辑纳入政治逻辑的统摄之下，在承认利益对于人类社会驱动作用的同时，高扬超越私利的道义和理想。以具有极丰富内涵的社会实践主体的“人民”，超越单纯追求自利的所谓“理性人”或“经济人”，确立“以义制利而致民大利”的义利统一关系。思想意识上，以在生产、生活的实践中彼此关联、构成共同体的人民，取代孤立的、被赋予恒常不变属性的抽象人。把超越个人的共同体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以集体主义扬弃个人主义，通过建立在集体认同与共同实践基础上的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之和谐共荣。从而，构建一种以“人民为本”、“以义制利”、“集体主义”、“平等和谐”、“天下关怀”为核心特征的新型人类文明。与霸权迭代意义上的世界体系重建相比，超越霸权无疑是一个更为艰巨、复杂的历史性任务。

对于当下中国而言，未来的道路怎么走，取决于是将西方式的霸权兴替路径视作唯一值得追随的或唯一现实的人类发展之路，还是作为一种特殊的历史境遇中生成、也将伴随其变迁而被超越扬弃的环节。无论其追随者如何留恋不舍或矢口否认，美国霸权主导的时代即将过去。在旧的世界体系已然失效而新的世界体系尚未生成的胶着状态中，中国道路的未来，将倍受关注。它的命运，不但关联于中国的实践，也关联于类似“占领华尔街”这样不满于资本主导的世界现状的群众运动。中国道路的伟大长征，才刚刚开始。（白钢/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秘书长）

——据《红旗文稿》3月23日

命运共同体——中国的理念与理想

  从未来的某个时点回望，2015年3月底召开的博鳌亚洲论坛将被视作国际秩序变革的一个转折点。其主要标志有两项，一是中国推动的亚投行迅速扩容，除了硬挺着的美日两国，几乎囊括世界主要国家；二是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引发了一轮洲际开发热潮，点燃了欧亚非大陆共同发展的星星之火。

  从历史来看，中国发出的倡议还是首次得到这么多不同类型国家的响应。就此而言，历史正在掀开新的一页，二战后的70年秩序将升级换代，迈向构建命运共同体的新历史阶段。经验已经证明，发达国家主导的世界秩序难以解决全球绝大多数人口面临的困境，即如何实现共同发展和共享的安全。

  在博鳌亚洲论坛的主旨演讲中，习近平主席强调作为大国要承担更大的责任，以“共商、共建、共享、共赢”为原则，秉持正确义利观，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建立以互利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这反映了中国作为新型大国的务实主义和理想主义。

  中国的务实主义建立在对世情和国情的历史认识上。自1800年以来，全球人口从10亿增长至目前的72亿，但进入发达工业化水平和享受富裕生活的人口占比始终维持在六分之一左右，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没能跟上发达国家的步伐。同样，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经历的战火、动荡和曲折也是世界罕见的。为什么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长期摆脱不了贫穷落后的困境呢？很重要的一项原因，是发达国家开创的发展道路多数时候以主导权、而非“共商、共建、共享、共赢”原则推进全世界的共同发展。在很多发达国家看来，推动发展中世界的发展不是根本目的，维持发达国家的主导地位才是终极目标。这样的一种国际关系，没有互利共赢的共同价值追求。

  过去二百年来，发展中国家采取过多种手段试图扭转落后贫困的局面，但多数时候行不通。即便是19世纪中叶以来发展程度最高的拉丁美洲国家，其人均GDP也始终无法超越占美国水平的1/3。20世纪70年代以来，东亚地区的发展中经济体首先突破这一比例，迈过“中等收入陷阱”，跨入富裕国家行列。目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聚集的动能很强。

  但是作为一个人口规模十亿级的国家，在人类历史上长期占据着重要地位，中国还有崇高的理想主义。中国不仅要谋求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还试图和世界分享这种发展经验，共同维护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推进共同发展。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宣布，中国“将继续给包括亚洲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多市场、增长、投资、合作机遇”。

  中国提出互利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绝不只是为了避免与旧有的大国碰撞，也含有一种历史使命感。就解决全球剩余三分之二人口的贫困和发展问题而言，中国将具有比发达国家更强的规模优势和时代优势。“命运共同体”由中国首倡并驱动，也是大势使然。（钟飞腾/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大国关系研究室主任）

——据新华网4月7日

习近平的经济战略

习近平经济战略分成了两个部分。国内经济战略陆续推出的先是新型城镇化战略，然后是长江流域经济带战略，最后是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推出，在很大程度上是补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只有工业化而无城镇化的课，同时也是启动中国经济新一轮增长，防止中国经济陷入自2008年以来的世界经济持续衰退之中。新型城镇化提出了全面和全新的中国式城市化道路理念和路径，涉及范围十分广阔，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存，主要体现在土地资源、城市住房建设与供给、户籍制度改革、城市环境保护与污染治理等方面。因而，国家虽然在2014年6月就公布了总体规划，但是半年多过去并没有全面实施的迹象，反而是选定了64个城镇作为试点样板。显然，规划先行，谨慎推进，综合配套，是这个战略的特点。未来，如果按照每年至少提升1%的城镇人口比率推进城镇化战略计算，从目前53%的城镇化水平提升到目前发达国家75%的水平，30年中新型城镇化战略无疑将长期扮演国内经济持续增长带动引擎的角色。

长江经济带战略与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战略同属两个区域性经济发展战略。在此之前，中国沿海经济开放打造了珠三角和长三角两个发达经济区。这之后，西部大开发战略、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和中部崛起战略分别促进了三个区域经济的发展。但是，本属沿海开放区域的京津冀区域由于行政体制的分割没有形成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优势，明显与珠三角和长三角有差距。在习近平2014年2月26日讲话的直接推动下，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战略迅速形成共识，总体规划编制工作步骤加快。这个战略的实施结果或许将打造出世界最大体量的首都经济圈，成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一个新的亮点。长江经济带战略是对长三角经济区域发展的一个深度开发构想，以上海经济圈（苏锡杭）为引擎，沿世界最长河流之一逆流而上，向中国经济腹地辐射，将流域内十一个省市区域经济联动起来，将东、中、西部三个经济地带打通，形成一个产业链和价值链上下游贯通的区域经济发展新格局。这个战略的综合效益十分突出，体现了可持续协调发展的理念和绿色环保的原则。

习近平的国外经济战略具有更加创新、更加大胆的特色。这就是所谓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简称“一带一路”战略。概括起来，这个战略的基本含义是通过加强沿中国古代交往线路上的国家之间的经贸和友谊关系来实现中国梦。遵循的基本原则是优势互补，共建共赢；内外联动，互联互通；政府引导，市场为主；集中资源，重点突破。已经采取的重大步骤有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丝路基金，建立与沿线各国的自贸区，推行人民币清算业务等。

“一带一路”的战略意义大大超出了前三个国内经济战略，而且不能把这个战略仅仅理解为是外向型战略。在不久的时间里人们将会看到，“一带一路”战略将会产生巨大的世界性影响。原因在于，这个战略体现了如下的基本战略意图：首先，该战略意图将国内外的经济发展统筹纳入进来；其次，该战略意图把与中国存在过传统历史利益关系的国家和地区重新连接在一起；再次，该战略意图是适应中国重新崛起的客观现实而首次作出的主动外向性选择。（刘瑞/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副书记）

——据《人民论坛》3月30日

发展模式

“新型市场失灵”与国家经济职能

　　众所周知，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上的市场失灵有三个主要表现，即公共物品、外部性和垄断。所谓公共物品，是指那些不能排他性消费的产品，如洁净的空气和路灯。由于私人无法获得收益，因此不能由市场有效地投资和生产。所谓外部性，是指一方行动对他人的影响，如污染是对别人负的外部性，而知识则是对他人正的外部性。由于外部性影响的不是自己，故施加外部性的一方就不会主动增加（正的）或控制（负的）外部性。所谓垄断，较易理解。这三种“市场失灵”的形式曾被主流经济学认可，成为政府干预经济的学理基础。

　　真实世界中的“市场失灵”远非主流经济学所承认的那些。结合当代现实，我在这里对真实世界的市场失灵做出以下几个方面的概括：

　　第一，货币的变性。货币本来是作为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成为世界货币，以美国持有的黄金储备为基础；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可自主兑换黄金，由此形成黄金支撑美元、美元作为基础的世界货币体系。但在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后，美元不再是“美金”，而是美国印发的“美钞”。本来这种没有黄金价值支撑的“美钞”是难以大规模发行的，但美国用了三招成功地将“美钞”变成“美金”，从而保住了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这三招之一，是凭政治军事威慑力锁定中东石油用美元定价的垄断权；之二是发展金融衍生品交易市场，创造天文量级的美元交易需求与投资/投机；之三则是基于全球金融交易市场的内在震荡，创造出各国央行对美元的储值需求。其结果，把美元由美国货币转化为世界的问题，造成全球流动性泛滥，但也使美国成为全球最大债务国。由此，一般均衡理论要求的“货币中性”完全不复存在，由美国国内政治博弈所决定的美元发行与全球流动性，成为驱动世界经济运行和国别发展状态的极其重要而又难以预测的内生力量。

　　第二，金融产业的异化。由于美元变性所要求的金融衍生品市场跨越式膨胀，使当代金融产业分成了功能相异的两大部类：第一部类是面向实体经济的生产服务性金融，它作为实体经济中资金供求双方的中介，由商业银行主导；第二部类是面向投机交易的自我循环型金融，它远离实体经济，纯粹由金融衍生品的交易驱动，在交易过程中追求牟利；前者即生产服务性金融在商业银行进行，后者即自我循环型金融，在影子银行和资本市场运作。

　　重要的是，当代金融衍生品的交易市场具有无法想象的深度与广度，其产品链错综复杂，花样繁多。就载体说，它从股权、信贷到外汇，从大宗商品到利率、汇率，各种资产和其价格都被交易；就合约品形式上说，从正规交易所到场外交易，从期货、期权到资产证券化、互换、远期、权证等，它把基于资产的衍生品和纯粹基于信用的衍生品一网打尽。其结果是超出实体经济规模无数倍的虚拟金融交易场，在其中，天量的流动性不分昼夜、不分国界地狼奔豕突，所到之处，泡沫翻滚；虚拟游戏火爆，实体经济呻吟；而当庄家离场、泡沫散尽之时，哀鸿满地，民怨接天。长此以往，人心不古。贪婪成为时尚，奢靡作为奖赏。金融繁盛，不但与实体经济无关，反而为其雪上加霜。

　　第三，权力介入基本生产要素的价格决定。一般均衡理论中把所有商品置于同一市场。但实际上，基本生产要素与一般商品有着重大差异。例如石油、土地、大宗原料等等，从来都是有资本权力与国家参与其中的。尤其是商品期货交易所的出现，把大多数基本生产要素均变成了投资品，更进一步凸显了基本要素与一般商品的区别。这里的关键是：对一般商品，如空调、冰箱、自行车，买家关注的是其使用价值，故价格高就买者少，价格低就买者多，是谓避涨就跌；经济学上，这就是需求曲线向右下方倾斜。正因为如此，才会有价格机制自发调节达到资源有效配置。但是，生产要素成为投资品后，因为买进不再是为了使用价值，而是为了卖出，反而产生了追涨杀跌而不是避涨追跌，导致需求曲线不再向右下方倾斜，价格决定机制由此变形。尤其是金融寡头的资本权力相互博弈，嵌入要素交易格局与价格形成过程。

　　第四，第二次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按照主流经济理论，工业化时代早期由于劳动力过剩，收入分配差距自然扩大，但随着经济发展和剩余劳动力的减少，劳动工资普遍增长，会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这种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先上升后下降的现象，就是库兹涅茨“倒U曲线”。这一收入分配改善的情形在二战之后几十年确实出现过，美国也因此形成了中产阶级为主的“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但里根政府推行自由化以来的几十年，情况发生逆转。过去20多年，美国人均GDP从1980年的26530.1美元增长到2010年的42175.1美元，但是中产阶级家庭的真实收入则基本没有增长；而处于顶尖5%的家庭，其收入占比则从1968年的16.3%上升到2011年的22.3%；1968年基尼系数在0.39左右，2011年为0.48。西方发达国家中以中产阶级为主的“橄榄形社会”正在瓦解，中产阶级向两极分化，少部分成为富人，更大部分滑入穷人行列，形成围绕富有与贫穷各自分布的情况，被称为“M型社会”。与100年前相比，富豪占社会的比重增加，而且从平民成为富豪的时间缩短。这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由现代技术革命所引发的、不容忽视的趋势性现象。其中，虚拟经济越发达，娱乐经济越发达，创造中产阶级能力较强的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越是显著萎缩，滑向M型社会的危险就越大。

　　第五，宏观震荡、全球失衡与周期性危机。教科书经济学认为市场自发调节会使“供给自动为自己创造需求”。而1930年代的大危机中产生的凯恩斯革命，实质上把普遍过剩的危机（有效需求不足）带入了主流经济学框架，并影响了各国政府的政策。然而，由于凯恩斯式宏观政策所存在的“治标不治本”的局限，引出了芝加哥学派（从货币主义到理性预期）的对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又把危机归因于自然状态或政府不当行为。但2007年以来的金融危机再次表明：全球化时代的宏观震荡更加剧烈，危机一旦发生，就会更加深刻而持久。究其原因，可能是上述诸种“市场失灵”的综合。货币—金融体系异化，基本要素市场格局与价格形成的过程中权力介入，加上无限制供给纸币，才使得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由来已久的周期性危机极度变形，宏观震荡才有史无前例的深度、广度与破坏性。

　　基于对系统性市场失灵的解释，我们对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就有了新的认识。国家在当代市场经济中的角色与功能不同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布道。除了提供国防、外交、法治等公共物品以及通过反垄断法和产业规制来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等基础性政府职能之外，当代市场经济中的国家至少还应该承担如下新的职能：

　　1、国家长期发展战略的选择与调试。在产业体系中，主要企业都必须有自己企业的发展战略；同理，在美元霸权为基础的全球财经体系中，大国也不能没有自己的国家发展战略。否则，只能处处被动，难于避免落败的下场。

　　2、选择与发展战略相适应的经济体制与模式。有的学者喜欢讲“该市场做的还给市场，该政府做的政府就要做好”。这话不错，但太空洞。关键是认清不同的市场要求不同的治理模式。在普通商品市场中（如大多数制造业），价值规律的运行比较正常，应该让市场竞争起到决定性作用，以做到优化资源配置，减少交易成本，激励创新创业的活力等功效。但是，在战略性、基础性生产要素市场（如能源、土地、房产、大宗商品、货币、外汇等）中，由于其具有投资品性质，受全球金融体系影响至巨至深；在上述美元霸权与全球资本权力强势主导全球金融的条件下，上述重大生产要素的供求与价格已不再由价值规律主导，而是由国家政治力量、资本市场权势和市场自发力量三者互动来决定的，导致资产泡沫反复出现。因此，一国要实现自己的持续稳定发展，就要求国家协调本国政府与企业界有效参与重大要素市场的国际博弈，为本国产业营造公平合理有利的要素供给环境和要素价格水平。若国家无此能力，则该国一般工业部门就已经先输了一半。

　　3、打造市场相容型的收入分配改良机制。我国不能仅仅是在再分配层面做文章，而要深入到财产制度与初次分配领域开创新路。一个可行方法，就是通过长期基金方式，由财政资金引导，借助国家信用，多元化募集设立低成本的民生投资基金，系统地投资和持有那些随国民经济发展会自动增长的稳健收入流背后的资产，然后用这些公共资产性收入作为对低收入群体的扶助资金。只要思路打开，更多可持续的收入分配改良机制就会创造出来。

　　4、创新政府体制，打造有为政府。若承担上述种种新型经济职能，政府自身的效能与效率就变得重要了。为此，既要从严治党，加强廉政建设，也要创新体制，通过政府体系的组织变革与优化，实施透明高效的政府事务流程再造，建设具有国家战略领导能力的廉洁、高能、高效的，有作为的人民政府。（史正富/　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同华投资集团董事长）

——据《解放日报》4月4日

实现中的中国梦

　　我们现在都在讨论实现中国梦，中国道路保证中国梦的实现，这里我想讲几个方面对美国的超越。一是经济总量的超越，这个现在看来疑虑比较少了，如果是根据官方汇率计算的话，我们的GDP总量，十年之内应该超过美国了。如果按购买力平价比较的话，去年已经超过了。二是百姓财富的超越，中美双方的中位收入水平家庭净资产的差距，已经不是很大了，而发达板块已经超过了美国。三是社会保障的超越。美国现在还有五分之一到六分之一的人口没有任何医疗保险，美国医疗保险太贵了，起码500美金一个月，而且医疗保险是私营的，不是国家的，不能亏本而是要赚钱的。2013年美国平均的养老金是每月1200美金左右，在中国这个数字不算低，但1200美金在美国是难以生存的。如果你有房产，房产税一般要占到房子价值的2%，美国老人普遍退休后还工作是常见现象。与中国比较，不说我们做的十全十美，但是我们已经实现了医疗保险几乎13亿人的全覆盖，退休金方面也进步巨大。虽然中国各地差异巨大，社保水平也有高有低，可是这么快就做到了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几乎全覆盖，这是走中国道路的结果，是我们制度优势的体现。

　　还有就是政治制度的超越。这里讲一下三种力量的平衡和“三合一”的制度安排。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它的好坏怎么样来衡量，我觉得是三种力量的平衡。现代社会、现代化国家的良性运作，不仅是政治领域内的事情，也是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的事情。所以我说这背后是三种力量，即政治力量、社会力量、资本力量之间的平衡。美国现在最大的困境就是资本力量主导了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如果是跟中国比较的话，也可以这么说，最富的100个中国人不可能左右中共中央政治局，而最富的20～30个美国人可以左右白宫。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力量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大大加强了。同时，我们的资本力量也在每时每刻地影响中国共产党。但至少到现在为止，共产党还是能够代表中国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的，这是最关键的。在资本力量、社会力量面前，它保持着自己相对的中立性和独立性。这很重要。我当年给邓小平做翻译，后来也研究邓小平的思想，他当时讲过很多次我们还在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但有两点他从未放弃过，一是党的领导，二是公有制占主体，但公有制的形式可以多样化。现在回头看，这两条就是邓小平的底线思维，只要这两条在，不管探索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出现什么样的问题，我们都可以解决。共产党把握人民的整体利益，公有制使我们有财力来进行纠偏。

　　所谓“三合一”的制度安排，就是说，我们现在成功的制度安排中，都包含了中国自己文明传统的基因、红色基因和西方的有益元素。比方说选贤任能，选贤任能在历史上的体现，如科举制度，通过考试来选拔官员，这个传统一直到现在。同时，也有社会主义因素，包括组织部门的安排，不同岗位的考验、锻炼等。另外，西方的有益元素，如民调和选举。我把这种制度安排概括为“选拔+选举”，这种制度安排，虽然还要完善，但已经超越了西方光是靠“选举”的制度。

　　最后，我的结论是，说到底，实际上是两种历史逻辑在起作用。一种是“历史终结论”的逻辑：历史发展是单线的，从极权主义，到威权主义，到民主化。另一种是文明型国家的逻辑，即历史上中国长期领先西方，有其深刻的原因，我把它叫作原因一。十八世纪开始落后于西方，有着沉痛的教训，现在又在赶超西方，而且总体上做得比较好，当然还可以做得更好。这种成功的赶超也有其深刻的原因，我称之为原因二。原因二和原因一是一种继承关系，这就是中国崛起的逻辑。从哲学角度来讲，中国人认为，这个世界历来都有不同制度在衍生，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当然也有剧烈冲突的，最后是相对比较好的胜出。（张维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

——据《光明日报》4月2日

斯人已盖棺，“新加坡模式”未定论

被誉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家之一”的李光耀曾动情地说过，“新加坡是我的亲骨肉，如果有人做出了什么对新加坡不利的事情，我在棺材里看到都会跳出来。”

　　现在，是为这位“新加坡国父”盖棺的时候了。

　　作为独立后的新加坡首任总理，李光耀从1959年开始统治这个东南亚岛国长达30年。在他的领导下，新加坡从日薄西山的大英帝国治下的一小块贫穷落后的殖民地发展成为世界上最成功的经济体之一。纵观人类历史，我们都很难找到第二个像新加坡这样仅用了一代人时间就从最不发达世界跃升为最发达世界的奇迹。

　　正是因为这样的神奇故事，李光耀在当今世界上赢得了无数崇拜者。不仅自邓小平以来的历任中国领导人都视他为益友，就连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家中亦不乏他的忠实粉丝。但李光耀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他的许多言论和行为令许多生活在20世纪、受过现代启蒙的人们感到不快，甚至恐惧。

　　一方面，李光耀是一个正派、睿智、适应能力强且与时俱进的人。他在2013年出版的《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一书中写道：“我们要想给后世留下积极的影响，不是通过抓住权力不放，而是通过权力交接方式……如果当权者把人民赋予的权力视为个人特权，他们必然会中饱私囊、提拔家人、偏袒朋友，这样就侵蚀了现代国家的基本结构，就像支撑一座房屋的大梁遭到了白蚁的侵蚀一样。”这使得他对法治深信不疑，这不仅表现在新加坡的严刑峻法上，事实上，李光耀坚决支持司法独立，反对政府随意解释法律，利用法律为自己服务。

　　但在另一方，他从来不会把西方的民主制度放在眼里。这让新加坡的治国效率和廉洁执政备受赞誉的同时，也经常遭到人权组织乃至西方国家政府的指责。它们批评李光耀侵害公民权利、限制言论自由——的确，在过去几十年里，多位新加坡政治反对派领袖因诽谤罪或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锒铛入狱，倾家荡产；当今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媒体，如英国《经济学人》、美国《新闻周刊》都在新加坡遭到起诉并吃过亏。

　　作为一个从小被当作“小英国人”培养的华人精英，李光耀不遗余力地倡导“亚洲价值观”，以抵御那些他认为腐朽、堕落的西方生活方式。他被外界视为能够代表亚洲的一位重要发言人，他自己也很乐意充当这个角色。

　　毫无疑问，李光耀作为现代新加坡的缔造者和带领这个岛国实现经济腾飞的领导者而名垂史册。但随着他的离世，笼罩在新加坡人和世界上许多人心头的一个问题是：在没有了李光耀之后，他所创造的“新加坡模式”将会迎来怎样的命运？

　　对于任何一种“模式”而言，鉴于它们的创立者一般都有一种特殊的“克里斯玛”型人格魅力，所以只有等到创立者不在以后，我们才能看得清楚它究竟是否成功。许多人并不乐观，他们认为，如果真有什么“新加坡模式”的话，那只是因为有一个叫做李光耀的人。新加坡的成功，几乎完全源于李光耀个人身上英国绅士加中国士大夫的结合人格，它使得他既有一种为了公共事务献身的崇高理想，又时刻保持着克制的自律精神。

　　在李光耀逝世之际，新加坡这个由其一手打造了经济和政治模式的城市国家走到了十字路口。如今新加坡面临这样的局面：劳动力人口日益减少，越来越依赖外国移民，年轻一代民众也前所未有地要求政府扩大民主。

　　在几年前接受《纽约时报》专访时，李光耀引用了“盖棺定论”这个成语来拒绝对自己做出评论：“等到棺材盖盖下时，再判断，再去做评估。在双眼闭上之前，我说不定还会做些荒唐事。”

　　现在终于到了盖棺的时候，但定论的时刻依然尚未到来。（光明网评论员）

——据光明网3月24日

财经广角

7%的增长速度是合理的

　　2014年，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达到7.4%，虽然比年初所讲的7.5%左右的增长目标少了0.1个百分点，但放在整个国际经济环境中来看，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成绩。2015年，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还会有很多不确定性，还会相对严峻。因为发达国家还没有真正从2008年的危机中复苏，尤其是关键的、结构性的改革，在发达国家普遍还没有真正落实。在这种情况下，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经济增长的总基调未变，仍然坚持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认为我国为了化解各类矛盾和风险，实现现代化，必须保持一个合理的增长速度，2015年的目标设定为7%左右。我认为，7%左右的增速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

　　从拉动经济增长的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马车来看，由于外部环境不好，出口拉动的作用是有限的，但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从我国和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来看，还处于具有8%增长潜力的大有作为机遇期，靠内部需求的启动，包括投资跟消费，实现7%左右的增长是完全有可能的。

　　首先，产业升级的投资空间很大。现在很多人认为我们的产业过剩产能很多，很难再依靠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了。实际上，我国尚处于中等发展阶段，即使现有的产业有产能过剩，或者有些产业比较优势不在了会被淘汰，但中长期来看我们还有很多产业升级的空间。也就是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面所讲的，现在大部分是中低端的产业，可以向中高端的产业升级。要升级就要投资，这里面会有很多的机会。

　　其次是基础设施的投资需求还很多。这么多年我国固然做了很多基础设施建设，但城市内部的基础设施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要改善或者弥补这些不足，就需要投资，这方面可投资的地方还很多。

　　再次是改善环境还需要大量的投资。环境要改善大家都同意，但要把所有的工厂都关掉，回到1979年的生活，则是不能接受的。我们只能选择在发展和生产当中解决环境问题，投资新的节能减排设备、采用新的生产方式等等。

　　最后是城镇化的发展也需要投资。农民要进城，居民要改善住的地方。

　　上述都是很好的投资机会，具有高的经济和社会回报。

　　在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的情况下，国内尚有大量的投资机会，这是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最大的不同之处。从2008年到现在，因为很难找到好的投资机会，发达国家至今走不出经济下行与衰退。首先，发达国家的产业已经是世界前沿的了，下一个增长点是什么很难知道，有的话也只有一两个；其次，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普遍完善，顶多是把老旧的基础设施稍微改善一下；此外，发达国家的环境也相对较好，城市化也已经完成。所以，在判断中国的发展前景时，不能简单拿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方法作为参考。我们有自己的优势，应该发挥出来。

　　除了上述经济回报率和社会回报率高的投资机会，跟其他发展中国家比起来，我们还有很多相对较好的投资条件。

　　一是我国政府负债占GDP的比重不到50%，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政府负债都超过100%，所以我们财政政策可实施的空间比其他国家高得多。现在的问题主要是地方政府通过投资平台借银行或影子银行的短期债务来进行长期基础设施投资的期限不配套的问题。最近财政部宣布，今年要用一万亿的地方政府债券来置换其在银行系统的欠账，这是一个很好的措施。

　　二是我国的民间储蓄接近GDP的50%，在全世界是最高的，三是我国有将近四万亿的外汇储备。

　　以上三点是中国跟其他发展中国家最大的不同：其他发展中国家面临国际经济周期性下行的时候，应该也有很多好的投资机会，但他们经常受限于政府的财政情况不好或民间储蓄不足，或者因外汇储备不足而难以进口一些机器设备、原材料。我们在这些方面都是相对具备优势的。

　　把我国这些有利条件利用起来，进行有效的投资，就会创造就业，有了就业收入增长就能得到保障，消费随之也会增长。投资和消费都在增长的情况下，即使外部条件相对不好，也还是有可能达到7%左右的经济增长的。（林毅夫/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

——据《光明日报》3月25日

基础制度改革跟进才能让投资者骑稳牛背

A股市场震荡会加剧，在上涨过程中，很多冒险者会成为炮灰。

4月7日，沪综指一口气站上3900点，并一路向上。股市大涨因为所有的概念都在其中，股市成为惟一的救命稻草。实体企业债务去杠杆要靠股市，中国经济结构转型要靠股市。投资者不再增持房地产后，主要的投资标的便是股票。

资金源源不断进入股市，券商忙着开户，做融资配资的已经笑不动。

据Wind资讯数据显示，4月1日收盘A股两融余额为15183.91亿元，环比增加244.75亿元。沪深两市当天融资买入额达到1786.70亿元，占全部A股成交额的近15%，当天融资偿还额为1545.96亿元，融券卖出量为217304.22万股。截至4月5日的一周，上证指数当周涨幅达4.68%，沪市单周融资买入的规模就超6000亿元，创历史最高水平。

各种融资资金入市，证监会对违规两融券商的处理可见一斑，大户做原始股和港股，中户融资炒股，小户跟风买进。

实际情况可能更严重。4月5日，据媒体披露，今年以来通过某家银行渠道流入资本市场的资金量占到了资产投放的一半。在失去房地产和制造业这两个强劲的赚钱机器后，股市成了资金流向的一个洼地。企业融资通过证券市场，或者挂板或者定向增发，市场的融资渠道发生了根本变化，银行已开始转型。

一些分析师已经瞄准利率市场化、存款保险制度设立后的40万亿元以上的存款，15万亿元以上的理财产品，以及人民币国际化开闸、养老金入市后的数万亿资金。

股市如火烹油之际，制度改进必须跟上。目前，市场化的注册制、退市制度、集体诉讼制度还没有显示出威力。

监管层感受到市场的热度，开始调节节奏。4月7日，《人民日报》报道IPO发行速度加快。今年以来，证监会共为98家企业发放了新股发行批文，超过去年全年的94家，而且放行数量呈逐月增长趋势。

但这似乎降低不了市场的热度。4月份获得批文的30家企业预计融资规模大都在10亿元以下，30家合计远远不到200亿元。此前3月份发行的24家新股，实际募资215亿元；2月份发行的24家新股，实际募资146亿元；1月20家新股，实际募资96亿元。

不仅如此，由于让利于打新者的政策，目前新股上市价格被人为抑制，使得上市发行之后溢价抬升。

中国经济网报道，东方财富网记录自2014年6月打新重启至今年3月27日，新股上市20日后平均涨幅高达126%，而2014年打新基金平均收益率超8%。对部分投资者来言，打新可谓是造富良机。

另一方面，虽然市场化退市制度如箭在弦，但拉了半天的弓射出却很慢，对市场风险警示作用不够。

自2001年2月下旬实行的《亏损公司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实施办法》以来，年均退市家数不足10家。2014年11月16日，《关于改革完善并严格实施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的若干意见》正式生效，新退市制度出台后，目前也只有＊ST博元等上市公司面临切实退市风险，＊ST二重主动退市失败。

至于保护投资者利益，看看其艰难的维权之路就可知一二，佛山照明等维权投资者受到的待遇一言难尽。

从货币、投资方向、市场心态方面看，A股具备走牛条件，但基础制度、诚信机制方面却不具备走牛基础，因此这只是头剧烈震荡牛，只有训练有素的牛仔才能驾驭。如果基础制度改革不抓紧落实，将来，就很难说将来了。（叶檀/每经评论员）

——据《每日经济新闻》4月8日

PX如何突围

福建漳州古雷港的一声巨响，再度引燃了公众对PX项目的关注。这个对外行来说不知所云的化工名词打从进入公众视野起就背负着一层灰色。如今，古雷半岛上的事故成为公众不满的最新佐料。从现场伤亡人数来看，这只能算是“较大事故”。但敏感项目动辄得咎的地位，使得这样的火焰也能引起滔天不满。

从2007年厦门“散步”起，国内至少有宁波、大连、昆明、九江等七八个城市先后出现过反对PX项目上马的风波。这么多年过去了，对于PX的认知，如果不论别有用心之辈的干扰，还是能发现一些沉淀下来的干货。汇总起来看，足以成为我们解决很多争论的基础。

首先，PX极为重要，现阶段没法替代。我们不用搞懂“二甲苯”这种晦涩的化工名词，但需要知道这种东西是沟通原油和众多生活用品的必经之路。衣物中的化纤、做盆子的塑料、汽车轮胎、刷墙涂料添加剂等等，都来源于此。由于消耗量极大，不可能全部进口。

其次，PX生产工艺经历了长期发展，已经非常成熟，不属于本身技术风险很高的创新工艺。我国大型PX项目核心由外企掌控，但实际操作的各项环节多由我们自己的产业工人完成。

最后，PX本身低毒，但是生产过程中需要同步处理大量高毒性物质。参照新加坡、韩国等地PX项目运作的经验，日常污染物排放能够得到良好控制，恶性事故更是可以避免，只需要大量的环保设施配套到位，更重要的是流程化操作的每一步都必须规范。

简单的三点事实，就能指出我们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既然离不开，就没法不生产，所以PX项目怎么都要上。既然技术成熟，同时也有国家管理得好，那就不能挑工艺的毛病。大家需要向谁发力，其实一目了然。

PX需要突围。从生产工艺上来说，PX需要接近河湖水体，这样才能方便供水和排放。向中西部排到长江、黄河的上游则会污染一路，迁到地方水系丰富的湖南等省份也不过就是以邻为壑。至于继续向西在沙漠排污的想法，大可以看一看前几日甘肃荣华排污的照片和报道，体会一下这是否是良方妙策。如果不能想办法让东部沿海省份的居民接受PX项目，我们就需要忍受国内PX供给不足带来的价格上涨。涨价经过传导，最终会体现在所有人衣食住行的花销上。

这也许也是一种均衡。从水污染治理的角度看，只要肯花钱，就都能有办法处理干净。北京市居民每一方水费用当中有差不多三分之一用于污水处理，为治理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支持。大城市普遍用这种办法解决水源干净的问题，经过检测的确效果不错。我们肯花钱买口罩、买空气净化器、买滤水壶，似乎也能通过多花点钱来少上些PX项目。

继续戴着有色眼镜看PX项目的种种问题，继续抱怨环保和石化的无能，继续一脑袋热地听信简单的煽动——这些都是每个人的自由，但并不能解决问题。政府也许未来能够解决好所有问题，但在那之前，我们需要靠自己。我们肯自己花钱为自己买健康，也可以在危险面前一起站出来。把理性精神更多地引入到这种力量中，形成监督PX管理水平的决定性力量，才是突围的关键。（齐岳）

——据《北京青年报》4月8日

观点•信息

关于腐败与腐败分子的界定

　　我们党和政府认定的腐败、腐败分子要具备三个基本要件：其一，主体必须是国家公职人员，或者是受委托行使公共权力的人；其二，行使方式的特点是以公共权力谋取私利，就是说，动用了公共权力；其三，以公共权力谋取私利，达到了严重程度，被移送司法机关，受到法律制裁，要判刑。那些以权谋私，没有达到严重程度，不进监狱的，我们称为不廉洁行为。这两个概念的区分意义特别重大。对干部不廉洁行为，我们要立足于教育。只有对那些屡教不改、触犯刑律的人，我们才将其作为腐败分子，予以打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界限。（邵景均/据《北京日报》3月30日）

街头设祭祀箱亦体现为政之道

　　从节约和保护环境等方面，笔者也和一些政府部门的愿望一样，希望更多的人在清明节加入到网络祭扫、鲜花祭扫、家庭追思会等文明时尚的新祭扫方式中去。然而，蕴涵着哀思情感的祭祀习俗，是社会风俗中最难改变的部分。正因如此，不能简单地将焚烧祭祀视为丧葬陋习予以禁止。其实，很多民众都知道焚烧祭祀污染环境，但政府的引导不能只是在口头上，更需要为百姓做些实事，像酒泉、邢台、哈尔滨等地为满足民众街头祭祀的需求，最大化地保护环境，在街头摆放“文明祭祀箱”，引导民众在祭祀箱内焚烧纸钱，保持环境清洁，这种务实态度无疑是管理智慧的彰显，亦是为政之道。（鹰远/据《北京晨报》4月3日）

毕姥爷的火爆证明了

主流价值在回归

　　这两天毕福剑成为网络焦点。有斥其大逆不道的，有号召砸其饭碗的，也有为其抱屈的。不可否认，在过去一个时期，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成为时尚，如果谁由衷表达对挖井人之感谢，可能就会讥为“缺乏独立思想”。在这种氛围下，个别人以在一些场合嘲讽英雄人物和红色经典为能事，插科打诨。毕姥爷的唱段被上传网络，也许本意是逗人一乐，孰料引发轩然大波，陷毕姥爷于水深火热。

　　实际上，毕姥爷火爆一事最终如何结束并不重要，他因自己的言行被口诛笔伐才重要。一个以丑化污辱自己的英雄为能事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一个丧失是非标准、对英雄人物缺乏敬畏的“腕儿”同样也是没有前途的。毕姥爷的火爆让我们看到，主流价值在不可阻挡地澎湃回归，这个社会正在严厉地对挖墙者说“不”，这才是毕姥爷事件的最终价值！（李晓梅/据中国青年网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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