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要目
地方反腐要跟上中央的节奏/《新京报》社论
在中央铁腕打虎的背景下，地方反腐不能掉链子。若反腐力度在自上而下层级传递中出现衰减，一些地方不是反腐慢了几拍，就是敷衍了事，那只会蚀化反腐震慑力。
特赦贪官更像是无稽之谈/韩哲
反腐风头正劲，赢得了民意无数。这个时候，万万不可沽名学霸王，而必须是宜将剩勇追穷寇。
中国有没有能力主导亚投行？/许一力
如何让一个由我国主导的多边性组织融入世界经济大格局，是对中国智慧的又一次巨大考验。
借立案登记制让司法救济大门常开/王刚桥
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公布了《关于人民法院推行立案登记制改革的意见》，并将自5月1日起施行。“立案登记制”要求法院对依法应该受理的案件，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保障当事人诉权。
目录
政治观察
地方反腐要跟上中央的节奏/《新京报》社论
特赦贪官更像是无稽之谈/韩哲
光“纠风”不足以根治“舌尖上的腐败”/杨于泽
我们的事业需要有千万个谷文昌/李克济
财经广角
中国有没有能力主导亚投行？/许一力
国人财富配置迎来根本变化/叶檀
和谐社会
借立案登记制让司法救济大门常开/王刚桥
谁来告诉公众“超级稻争议”真相/《新京报》社论
驾照自学直考从梦想到现实有多远？/龙敏飞
鼓励“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李洪磊
学习思考
廓清“自由主义”价值观的迷雾/韩毓海
中国的品格/楼宇烈
政治观察
地方反腐要跟上中央的节奏
据昨日新京报报道，北京市纪委4月7日对外通报今年1至3月北京市纪检监察机关查办案件情况，根据通报，今年前三月共计查处小官贪腐62人，此外已有242人被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其中郊区县查处人数普遍较多。而广东省纪委7日通报，对深圳市原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蒋尊玉等3名厅官处以开除党籍、公职处分。
随着一季度反腐成绩单的公开，各地反腐动态与斩获，也到了被舆论打量的节点。而北京、广东等地晒出的“反腐清单”，无疑契合当下反腐深化的节拍。
应看到，十八大以来，中央反腐保持着高压态势。坊间对“第100虎”充斥着各种揣测，与此同时，地方反腐情况亦不该被忽略。事实上，在中央铁腕打虎的背景下，地方反腐的力度与广度，也很难不被置于“传感效应”下打量。因中央巡视组每到一处，当地就会暴露出腐败问题，此前曾有媒体舆论认为，某些地方有时只是把反腐当作一项被动完成的政治任务，缺乏内在的反腐驱动。
如今看，有些地方内生的反腐在提速。以山西省为例，自被通报官场存在塌方式腐败后，山西就开启了“自主反腐模式”，当地纪委系统也从“主抓配合”转变为加大查办案件幅度，一度“11天7名高官落马”。
但也得警惕，反腐力度在自上而下层级传递中的边际衰减。这并非杞人忧天：中纪委官网就曾刊文批评地方反腐中的“装腔作势”：有的地方仍是“吼吼嗓子”、“摆摆架子”、“做做样子”；有的地方问责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有的地方“柿子拣软的捏”；有的地方在问责上有“凑数”嫌疑。现实中，一些地方就被曝出玩“搞灭火式追责和临时通报”“通报违纪避重就轻”等把戏，像陕西宝鸡某地之前就被质疑，只通报上班玩游戏、办公桌上有零食之类的小事，却对反腐败等要害问题蜻蜓点水。更别说，在“基层意味”极浓的县镇两级，有些地方甚至罕有反腐动静，这跟公众“无死角”的反腐预期形成巨大落差。
尽管说，在拍蝇打虎中，中央和地方没有明确的查办案件的权力界限，但从现实实践可看到，大多时候中纪委主抓大案要案，针对的是省部级干部、央企高管等，而地方反腐则主要针对本地干部。一些地方尤其是基层被动应承式的反腐——不是反腐反应慢了几拍，就是敷衍了事，那危害自然不容小觑：要看到，“苍蝇”虽小但身处基层，对普通民众影响更为直接，若姑息纵容，无异于蚀化反腐震慑力。
基于此，有必要确立从上向下贯穿到底的责任体系，在权力运行机制、权力组织体系上廓清脉络，让中央与地方形成更强的反腐联动关系；通过一级抓一级的压力传导机制，推动各级纪委监察部门强化履责自觉性，将反腐板子打下去，真正跟上中央铁腕治腐的节奏。也唯有地方反腐“硬起来”，才能更好地对接民众对反腐“零盲区”的厚期。（《新京报》社论）
——据《新京报》4月9日
特赦贪官更像是无稽之谈
据香港文汇报披露，中国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高波在一次反腐主题的演讲中表示，近期有官员问王岐山，是否有可能对主动自首的腐败官员酌情特赦，王岐山长叹了一口气说，“还不到时候”。
这一声长叹，好不突兀，还透露着些疲态。这样的描述，与“宁遇阎王”的老王和气势如虹的中纪委都有些对不上。前些天，中纪委还在官网发文，对腐败分子喊话，谁都别想着“捞了就跑，跑了就了”。
既然文章写得有鼻子有眼，暂时也没有相关部门辟谣，就先按下虚实不表，单说说特赦贪官这个事，有没有可能。
特赦之说，在过去两三年疾风暴雨的反腐过程中时有泛起。持此论者倒也不是痴言妄语。特赦贪官，在理论上是有逻辑支撑的。用特赦换取贪官合作，着眼于腐败增量的零容忍。说白了，就是一个交易，用来赎买贪官对改革的效忠。这里有一个成本的权衡，与贪官对改革的消极抵抗相比，看特赦贪官的成本几何。
不过，历史从来不是根据成本收益理性计算的线性叙事。
特赦贪官这个事，在我们的意识形态和革命史观下，万难有实操的空间。江湖之远，可以争辩；庙堂之高，提都不要提。特赦必然要承认贪官多如牛毛，而贪官多如牛毛这个结论谁敢下？再者，在反腐一事上，民意高度拥护党中央，民意还没有“理性”和“宽容”到接受特赦说的程度，未来这个可能性也可能是零。别的不说，对贪官不再适用死刑的讨论，都不为多数民意所认可，遑论其他。
当然，反腐需要硬碰硬，需要示之以刚，需要打虎者对“个人生死，个人毁誉，无所谓”；但反腐也需要有策略，比如对十八大后仍不收敛、仍不收手的重点查处，就是不言而喻的策略。有些事，做就行了，不用说得太明白。
而且，眼下的反腐，也根本容不得特赦说置喙。在2015年，虽然反腐一如既往地强势，但腐败与反腐败胜负未分，这从广东省纪委书记的表态可见一斑。他直言广东的腐败与反腐败呈胶着状，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在实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还没有取得压倒性胜利。
既然没有分出胜负，特赦就是城下之盟。反腐风头正劲，赢得了民意无数。这个时候，万万不可沽名学霸王，而必须是宜将剩勇追穷寇。反腐高压下，官场正在发生改变，只要压力足够大足够久，不求全功，不求完胜，但新的政治生态会出现，辅之以制度建设和权力制衡，假以时日，用不着“长叹一口气”。
因此，若及早收兵，腐败惯性尚未刹车，制度笼子尚未造好，腐败存量得以保存，腐败增量无从保证零容忍。如果急于跟过去一刀两断，迎接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反而让特赦成为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并声名狼藉。（韩哲）
——据《北京商报》4月15日
光“纠风”不足以根治“舌尖上的腐败”
据新华社报道，随着“公款吃喝向私人会所、培训中心等场所转移”被频频曝光，“舌尖上的腐败”又纷纷瞄上了机关单位食堂。在一些机关单位食堂里，包厢尽显“低调的奢华”，装修标准堪比星级酒店，包厢里配有红木沙发、卡拉OK设备，有的甚至还设有专门的奇石房、电影院，蔬菜肉蛋都是自种自用“内部特供”。
在反“四风”的高压下，还存在各种“低调的奢华”与“舌尖上的腐败”，无非是说明了公款吃喝风的顽固性。报道称，“舌尖上的腐败”呈现几轮“变种”，先向私人会所转移，再向“培训中心”进军，眼下则转向更为隐蔽的机关单位食堂。其实公款吃喝的形式没这么规律，它一直就处于花样翻新中。今年4月初中纪委刊文说，近期违规公款吃喝有所反弹，2月较1月上升了29.89%。
要遏止歪风重来，更要防止歪风越刮越猛。方法可以是“常规”的，可以要求各级党政机关、各部门自查自纠，也可以进行专项治理，平时可以实施突击暗访行动。
要提高“常规”查处的效率，可以抓“关键的少数”，实行纠“四风”一把手负责制。有没有在机关单位食堂里搞“舌尖上的腐败”，单位一把手不可能不清楚。将纠“四风”的责任明确到一把手了，将来不管谁在单位食堂大吃大喝，只需拿一把手是问。
但常规纠风只是一种治标之法，所耗人力、物力和注意力的成本高，效率低。公款吃喝风之所以长期存在，且治理陷入拉锯战，根子是公共资源责任主体缺位，社会公众监督严重缺位。由于预算粗放化，加上财务制度不严，政府审计漏洞大，公款吃喝相当“可行”。
顺着这个思路，要想管住“舌尖上的腐败”，就要从严格预算着手，进一步细化预算编制，加强人大对预算的审议与人大常委会对预算执行的监督。同时加强对机关单位的财务审计，防止打着其他支出旗号的公款吃喝。
但管住预算固然是治本之策，但要一下子达到完全遏止“三公”消费的效能，短期内并不现实。关键在于，在反腐与追求“三清”政治的时代背景下，我们需要对公款大吃大喝作出更明确和恰如其分的定性。
在世界上部分国家，的确以法律形式明确挥霍公款属于犯罪行为。现在少数领导干部一顿饭动辄上千元、上万元，甚至数万元，完全达到贪污罪的门槛，如果仅仅视之为“不正之风”，其实是对腐败的放纵。也许可以考虑将其入罪，给公款吃喝泼一盆冷水，使之警醒。（杨于泽）
——据《新京报》4月17日
我们的事业需要有千万个谷文昌
有一种价值，越是穿越时空，就越是让人肃然起敬。“见到木麻黄，想起谷文昌”，虽然已经逝世34年，但是他仍然活在人民心中，正如那首为他而写的歌：“又见袅袅炊烟/又见群群飞雁/你播洒一路春风/只为百姓梦圆/又见如虹长堤/又见如黛青山/你抛却一生名利/只为百姓梦圆”……
直到今天，在福建东山，仍然流传着“先祭谷公，后祭祖宗”的习俗。一位共产党的干部，在死后竟被称为“公”，而且在崇尚慎终追远的文化传统里，竟然排在“祖宗”前面，可见谷文昌在群众心中的分量之重。作家梁晓声这样形容，“是从照片上的他的眼中，看到了与照片上的甘地的眼中同样质量的忧患和殉道者般的无怨无悔。”那么，是什么精神，令谷文昌为世敬仰？他的事迹、他的精神、他的情怀，对今天有什么启发意义？
那是他“心中有党”的信念。其实，谷文昌的一生充满跌宕起伏。患难见真情，磨难见本色，哪怕是在农村下放期间，他也没有忘记共产党员的身份，带领村民攻克粮食难题，成为有口皆碑的“谷满仓”。在逆境中，他总是告诉自己，“我是经过沟沟坎坎的人，但我始终坚定，任何时候都要相信党，相信党组织”。
那是他“心中有民”的情怀。看到民生疾苦，他内心如焚：“不把人民拯救出苦难，共产党来干什么！”解放初期，他冒着政治风险，把“敌伪家属”改为“兵灾家属”的建议，一项德政，赢得十万民心。无论是在省城当官，还是在农村下放，他都以此自励：“共产党人要敢于面对实际，对人民负责。”
那是他“心中有责”的担当。当刚刚种下的2万多株木麻黄仅仅存活了9株，他没有灰心丧气，而是满怀信心地对群众说：“你们看不是还活了9株吗？有这9株，就有90株，就有900株、9000株。”他拿出“不制服东山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的担当，用14年的坚守，让风沙弥漫的荒岛遍地葱茏。
那是他“心中有戒”的自律。他当林业厅副厅长，家里也只是添置了几把藤椅、一张石桌，面对“怎么不买木制的”的疑问，他的回答发人深省，“我当林业厅副厅长，家里一下多了好几件木家具，我怕别人说是揩公家油，以后别人还不都得跟着学？”哪怕是调到省城，他随身只带两个旧木箱和两瓮咸菜。
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县委书记的基本要求，更是各级干部安身立命的基本维度。今天，我们纪念谷文昌，不仅是为了缅怀和纪念，更是为了传承与唤醒。落实“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消除改革路上的艰难险阻，在经济新常态下实现转型升级，在资源环境约束中扮靓“美丽中国”……我们时代需要更多谷文昌这样的好干部，才能凝聚起攻坚克难的磅礴力量，才能汇聚起排云而上的无尽能量。
这正如一位网友给谷文昌的留言，“愿千千万万的良将涌现出来，带领人民群众在新征程上接连奏响凯歌”……（李克济）
——据人民网4月8日
财经广角
中国有没有能力主导亚投行？
对于亚投行，有些人可能会有个小小的误解，就是亚投行是由中国发起设立的，主导权就应该顺理成章地在咱们自己手里，我们想怎么玩儿就怎么玩儿，谁也管不了。
但事实并非这么简单。
创始国申请完成后，接下来就是制度框架的搭建和运营，这一步才是对中国主导亚投行的重大考验。试想，50多个国家，如何分这块大蛋糕才刚刚摆上台面。
那么，中国到底有没有能力去主导亚投行呢？
中国有句老话叫作：“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其实从2013年我国对外提出成立亚投行的想法，到2014年10月24日首批21个亚洲国家在筹建备忘录上签字，到2015年3月12日英国正式申请加入亚投行引发西方阵营全面倒戈，再到3月31日截止接收新意向创始成员国申请，而今已达到56个国家，这一切都不是偶然或顺理成章发生的，而是我国了解各国所想所需，然后精心布局，辅以高明的智慧换来的重大成果。所谓：“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这几年我国领导人令人瞠目的出访频率背后，是中央高层为“一带一路”的重大战略和亚投行创立所做的重要政治铺垫，同时也由此增加了对“小伙伴们”的深入了解和彼此间的信任。当然，仅下这点功夫还不够，要想全面打造一条切实可行的“亚洲投融资链条”，我们还得拿出实际的好处来，同时还要平衡亚投行自身的切实需求。
在46个亚投行创始成员国的行列中，亚洲30个，欧洲12个，大洋洲2个，南美洲1个，非洲1个。其中，包括印尼在内的东南亚13个国家、包括印度在内的南亚国家以及中亚三国是最早提出要加入亚投行的亚洲国家，而这批成员国是亚投行成立的重要基石。因为无论是4700亿美元投资计划的印尼，有着500多亿资金需求的巴基斯坦，还是渴望上千亿美元资金打造“钻石四边形”高铁网的印度，都对亚投行有着切实需求，而中国对此也早已心知肚明，因此在与这些亚洲国家的商讨中双方基本都是一拍即合。
有了亚洲众多国家的热捧，亚投行也渐渐有了人气，这是第一步。加上给出的诱人条件，那些远在海洋彼岸的国家也开始坐不住了。
在非亚洲的国家中，新西兰是第一个申请加入亚投行的，其实早在2014年11月习近平主席与新西兰总理会谈时双方就基本将此事落实了。而此前中国与英国双方领导人展开了多次交流，也让英国看到了中国的诚意和亚投行能够给英国带来的切实利益，因此英国毅然决然在美国巨大的压力下选择加入亚投行。这也引发了多米诺效应，瑞士、挪威、法国、德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纷纷效仿。
与此同时，在亚投行长期而稳定的基建收益“愿景”的激励下，包括沙特、卡塔尔、科威特等中东的“土豪们”也来了，他们带来的也正是亚投行所需要的巨大资金支持。而在申请即将结束的最后几天，澳大利亚、俄罗斯也都赶上了“末班车”。
显然，正是由于我国在之前几年的时间里深入了解了这些国家的具体需求，再充分衡量亚投行的需求，然后有针对性地通过亚投行给予各国丰富的想象空间，才有了亚投行的今天。
而接下来的挑战在于：中国如何在主导亚投行话语权的前提下平衡创始成员国之间的需求，让亚投行切实有效地运作起来。
在大家最为关注的我国对于亚投行话语权的主导方面，官方其实已经给出了答案：亚投行的股权分配将会以 GDP 为基础，其中亚洲成员的股权占比在70%-80%，亚洲以外国家占20%-30%，其实这也意味着中国成为亚投行第一大股东基本已成定局。
解决了话语权的问题之后，中国主导的亚投行还面临着一个巨大考验：亚投行自身的定位是一家多边商业银行，也就是说亚投行一定要能够实现投资回报，毕竟中东那些土豪们是不会无缘无故来这里看热闹的。但亚投行侧重的基础设施建设大都周期长、融资难度大，而且受地缘政治影响很大，不过只要开始盈利，其回报便会非常稳定。
所以，如何平衡建设需求与盈利需求，的确是个考验。
据统计，未来10年的时间里，整个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总需求高达10万亿美元，这对亚投行的创始国们来说绝对是一块巨大的蛋糕，因为如此巨大的建设需求之下，催生的同样是巨大的原材料和工程建设需求：不仅包括水泥、钢铁、沥青等大宗商品，还包括施工机械和建筑员工以及所带来的生活需求。这对目前产能过剩的中国来说绝对是一笔诱人的买卖，但同时要考虑到的是澳大利亚、巴西、俄罗斯等国及非洲国家同样是资源大国，如何合理地分配各国之间的资源优势、平衡个中利害关系同样重要。
另一方面，由于基础设施建设盈利周期长，所以对贷款国有着比较高的要求。社会、经济稳定是一个大前提。简单说，就是中国要想尽一切办法，在任何一个基础设施开工建设之初就让大家看到这个项目所具备的盈利能力，因为盈利能力的展现也是保证亚投行进行持续资本和过剩产能输出的根本所在。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当前我国的综合国力似乎并不支持如此高要求的现实需要，必须要通过多边合作来完成这个伟大的愿景。当然，使这46个创始成员国成为一个巨大的利益共同体，不是一朝一夕之事。
不妨看看如今的世界经济格局。由中国主导的国际合作平台包括亚投行在内一共有14个。据统计，在世界格局内存在的国际机构中，有10%已经走向消亡，将近40%影响力已渐逝，而剩下的50%多的国际机构中大部分是由政治、军事和经济强国美国在把控。所以中国要想通过亚投行完成自身的过剩产能输出，就必须以自身的足够强大为基石。
亚洲之地，大国林立，小国众多，任何区域性组织都难免被轻易地打上政治的烙印。如何让一个由我国主导的多边性组织融入世界经济大格局，是对中国智慧的又一次巨大考验。（许一力）
——据中国经济网4月13日
国人财富配置迎来根本变化
中国迎来存款搬家时代，从银行搬到证券市场，这个过程是被动的，也是漫长的。存款保险制度、利率市场化、资产配置重点变化、财富效应等都在让资金转移方向。
股票市场上涨只是资产配置变化的一个前奏，接下来是债券、资产证券化，取决于向市场投资者开放的速度。
沪深两市流通市值已经接近居民储蓄余额。央行数据显示，2014年人民币存款增加9.48万亿元，余额为113.86万亿元，同比少增3.08万亿元。2014年底，中国居民储蓄余额达49.9万亿元，是全球储蓄金额和人均储蓄最多的国家，居民储蓄率已超过50%，远超世界平均水平。
股市目前已经成为吸金市。2015年一季度是A股历史上保证金新增规模最大的一个季度：银证转账保证金净流入6143亿元，2014年第四季度排第二（5920亿元）。与之相比，2012年保证金是净流出的。
融资量之大、之疯狂、基金发行之火爆不必多说，“一人多户”等政策也在推波助澜：从4月13日起，每位投资者将拥有一个总账户和若干子账户，最多可在20家证券公司开设20个账户。
截至4月3日的一周，沪深股市流通市值突破40万亿元大关，较前一周增长5.72%。这种持续增长的态势再往下演进，沪深股市流通市值可望坚定地超过居民储蓄余额，也说明用印股票的方式，资金被成功地吸纳到了企业中。从已披露的11份上市银行2014年年报来看，存款总额已经连续两个季度出现负增长。
不仅存款下降，由于收益率相对较低，理财产品余额也在下降。融360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银行共发行12176款理财产品，发行量比2014年四季度大幅减少了39.55%，比2014年一季度也减少20.2%。一季度非保本浮动类理财产品的平均收益率在5.3%以上，但保证收益类及保本浮动收益类理财产品收益率都在5%以下。融360理财分析师刘银平认为，股票及基金市场火爆，资金从银行理财市场出逃到收益更高的股市及基市，是理财产品发行规模减弱的原因之一。
与主流市场争锋并且从银行等虎口夺食的理财产品如今锋芒尽敛。
曾经一度被市场热捧的互联网宝宝类产品，由于货币基金弱势与诸多限制而饱受冷落。银行不缺资金，债市阴阳怪气，使得各类宝宝类产品难以与分级基金等抗衡。
4月13日的数据，基金系宝宝中，挂钩南方现金增利的南方现金宝7日年化收益为4.57%，每万份收益1.06元。挂钩嘉实货币A的嘉实活期乐7日年化收益率为4.47%，每万份收益为1.14元。银行系宝宝境况与此相似。P2P则因为风险过大，目前有逐渐被众筹取代的倾向。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现在打开股票市场，只是在村口放了一张赌桌，未来数十万亿的资产证券化产品，以及随着债市而来的衍生品市场，又是两张体量相当的大桌子。
交银国际在关于信贷资产证券化注册制的研究报告中指出，按起息日计算，去年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发行量3119亿元，估计2015年的发行量可能达到去年的2倍以上。4月3日，央行发布公告称，简化信贷资产支持证券发行管理流程，对信贷资产支持证券正式实行注册制，一次申请注册，自主分期发行。
中国债券发行量连续3年处在历史高位。据彭博社报道，中国财政部预计，地方政府今年至少会发行1.6万亿元的债券，是2014年的4倍。目前债券发行过多导致收益率上升，景顺资管称，有关部门可以通过进一步开放债券市场来应对。
中国债务现状的逼迫也好，市场化发展也好，资产的重要配置也好，股权、债权等将成为未来的主导融资市场与理财市场。（叶檀/每经评论员）
——据《每日经济新闻》4月14日
和谐社会
借立案登记制让司法救济大门常开
最高人民法院于昨日正式公布了《关于人民法院推行立案登记制改革的意见》。此前，该“意见”已经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将自5月1日起施行。“立案登记制”要求法院对依法应该受理的案件，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保障当事人诉权。
作为改革目标的“有案必立、有诉必理”实则对应着司法实践中的“有案难立、有诉难理”。本来，三大诉讼法对于法院的受案范围都有明确的规定，依法应当立案的，法院予以受理并立案就是。但立案怎么也会成其为问题，并演变成民怨所指、中央关注、全会聚焦的司法沉疴呢？
有的读者或许还记得“三聚氰胺事件”之后，受害人家长向法院提起诉讼的艰辛。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立案条件无非是“原告适格、有明确的被告、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以及属于受诉法院管辖”，这些受害宝宝的家长状告问题奶粉企业，完全合乎法律规定，但其时石家庄所有法院均将此类诉讼拒之门外。决定法院是否应受理某类案件甚至某个案件的，在法律之外还另有“后手”。既然求助司法救济无门，法定维权渠道不通，出现种种法外维权的乱象也就不难理解了。
基于对一些所谓“敏感案件”的担忧，还有的法院主动弃守“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防线。某地方高级法院曾以院内文件的形式将集资纠纷、拆迁纠纷等13类案件列为法院不受理案件。这13类案件的共同点就是，“案件的上诉方均为群体，动不动就是上百人”。按照该法院的解释，“这些案件受理后，有的因种种原因长期不能审结；有的审结后因债务人无财产可供执行致使矛盾激化，引发群体事件，影响了社会稳定和人民法院公正执法形象。”以维稳之名在法律之外无端剥夺当事人的诉权，最终的结果难免是将大批原本相信司法的当事人，逼成了信访或信“网”的维权者。
昨日，《人民法院报》还援引北京市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发布的调研报告：近三年北京市行政案件立案率连续下降，平均立案率仅为30%左右。另据统计，2013年行政诉讼案件立案数，在近几年连续下降的情况下又比2012年下降5%。立案数的持续下降，并不是因为天下太平、纠纷锐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明滋暗长的立案审查制事实扮演了立案“隔离墙”的角色。
有人或会担心撤掉这堵立案“隔离墙”，将会导致法院的“诉讼爆炸”，事实上大可不必。立案登记制并不是要纠偏立案审查制，因为从根本上说，其实并不存在所谓的立案审查制。对个案的审查，往往是各地法院在法外自行其是。立案登记制只是正本清源。当然，所谓“登记”也不是一拿到当事人的状纸，就予以立案，基本的形式审查仍然需要。以民事诉讼为例，立案部门仍应从形式上审查原告的起诉有无明确的被告、有无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以及是否属受案法院管辖。如果连被告都没有确定，或连诉讼请求也提不出来，法院想要立案也没法去“立”。
鉴于走进法院的“告状人”未必都拥有法律专业知识，也未必委托了律师等法律专业人士代为告诉，在立案登记制下，法院立案部门工作人员的释明义务较之以前更显必要和紧迫。扩大法律援助范围和法院工作人员在立案环节为当事人提供补全诉讼材料等相应帮助，或应成为立案登记制的配套制度。
诉权是请求法院以司法救济手段来解决纠纷的一种宪法权利。立案登记制为保障民众诉权所亟须，这既关乎公平与正义在个案中的实现，也关乎民众对法治和司法的认同与信仰。法院大门常打开，长年跋涉在法外维权道路上的人们才会回归司法，纠纷解决才会回归法治国家的常态。（王刚桥）
——据《羊城晚报》4月16日
谁来告诉公众“超级稻争议”真相
近日媒体报道，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平高科)的超级稻“两优0293”因受稻瘟病影响，在安徽出现大面积绝收，受灾农民质疑种子生产企业隆平高科涉嫌虚假宣传，隐瞒品种缺陷。隆平高科执行总裁彭光剑回应，此次“两优0293”在安徽减产绝收，主要是自然灾害导致，“安徽的品种普遍都出现了稻瘟病的状况，不仅是我们这个品种。”
显然，针对“超级稻争议”，各方说法迥异，此前安徽省种子管理站的调查报告指出，为什么在同样天气条件下，只有“两优0293”出现大面积稻瘟病？（据《南方周末》）但到了隆平高科负责人那里，则变成了“安徽的品种普遍都出现了稻瘟病”。
“超级稻争议”迷雾重重，受害农民、部分专家以及一些媒体提出种种疑问，包括“两优0293”稻瘟发病率高、涉嫌虚假宣传等。而隆平高科方面则对质疑一概否认，并启动危机公关，4月9日，袁隆平院士带领农业部及国内17个省份200多名专家，参观了海南多处高产杂交水稻试种基地，似有为超级稻正名之意。
万亩超级稻的减产绝收，真相到底如何？显然，这不能靠媒体的报道来定性，更不能只听隆平高科一家之言。对此，主管部门的权威声音不能缺位。“超级稻争议”绝非小事，它首先涉及农民利益的保护。由于缺乏对超级稻减产绝收问题的官方定性，目前受灾农民的补偿问题困难重重，隆平高科方面只是表示，出于人道主义，会酌情给予适当的补偿，这显然不足以弥补受灾农民的损失。
此外，袁隆平作为水稻育种的专家，在国内享有很高的威望，以其名字命名，并且是他自己参与发起设立的企业陷入负面事件，却真相不明。如果确实只是因为天气原因导致的减产绝收，却被社会误解，那对袁隆平院士和当事企业也不公平。
更为重要的是，经历了这次减产绝收事件，公众最大的疑问是，安徽省到底适不适合“两优0293”的种植。如果一个地方明明不适合某种超级稻的种植，但国家的审定却是适合，那么今后类似的减产绝收会不会重演？另外，专家表示，国审制度存在诸多弊端，缺点多于优点的品种通过了国审，并不是个案，那么对于稻种的国家审定机制是否需要改革？这些问题攸关粮食安全，主管部门应当进行公开的澄清和回应。
农业主管部门不能再让“超级稻争议”继续发酵，而应给出个公开说法。毕竟，包括安徽去年的气候数据，安徽全省去年的稻瘟病发病情况，“两优0293”对于稻瘟病具有怎样的田间抗性等等，农业主管部门那里都有第一手的数据。把这些公布出来，谁是谁非，一目了然。（《新京报》社论）
——据《新京报》4月11日
驾照自学直考从梦想到现实有多远？
在4月15日举行的全国公安机关改革办公主任座谈会上，相关官员透露，今年内，小型汽车驾驶人自学直考、自主预约考试、异地考试将展开改革试点，学车人只要到驾校把基础学好，其他方面就可以不再到驾校学习。
年内，小型汽车驾驶人自学直考、自主预约考试、异地考试将展开改革试点，这意味着：驾照自学直考，在理论上有望照进现实。这般改革试点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打击驾考腐败，让公众少花冤枉钱；另一方面，这也符合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现实要求。可以说，这般改革符合公众期待。只是，驾照自学直考从梦想到现实还有多远呢？如今因为没有细则出台，公众并不知道具体的规范。但若想自学直考真正从梦想照进现实，一些现实问题就不得不思考。
一是教练车的问题。《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规定：在道路上学习机动车驾驶技能应当使用教练车。而教练车与普通机动车完全不同，有两套控制系统，目前也几乎只有驾校才有。如果你想改装，似乎也没那么容易，因为、我国《机动车管理办法》明确规定，机动车不得擅自改装，否则可能涉嫌违法。如果教练车的问题无法解决，公众拿什么学车？
二是教练员的问题。我国的《道路运输条例》、《道路运输条例》等多项法律规定，机动车驾驶教练员需要一定的资质。这意味着，你的家人亲戚甚至七大姑八大姨哪怕技术再好，教你学车都是“不合法”的。这样的制度设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只是为了更好地确保道路安全，设置并无问题，但如果“自学直考”要照进现实，这招如何破？值得思考。
三是练习场地的问题。在很多人的眼中，“自学驾驶”很简单，无非就是找一条稍微空旷一点的道路自己练习，但事实上，没有驾照的人上路行驶就意味着无证驾驶。如果马路上经常有新手练习开车，想想都很恐怖，因为这是潜在的安全威胁。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相关部门没有提供必要的练习场地，自学直考似乎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四是考试专用车的问题。前几年在深圳，一市民打赢了与深圳公安交警支队车管所的官司，成为“直考”第一人，可在考试时却没有考试车辆。因为按照公安部规定，考试车必须是经过改装的专用车，而这辆车由驾校提供。而很多地方，考试专用车与教练车甚至都不一样，从这个角度来说，如何解决考试专用车，似乎也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不可否认，驾照自学直考是很好的改进，但若想更好地落地，这些现实的问题仍然是必须改进的。可以说，无论是教练车、考试专用车还是教练员、练习场地等问题，在推行自学直考的制度规定中，都应有明确的配套措施。唯有如此，驾照自学直考才能更好地落地，不然，即便不断试点、不断松绑，自学直考也未必能成为一种现实。（龙敏飞）
——据光明网4月17日
鼓励“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
乡村治理千头万绪、纷繁复杂,需要有一个能切实发挥有效作用的精干主体。承担起乡村治理的任务的,除了乡镇政府、基层党组织和村组干部外,农民也是不可或缺甚至是最重要的主体。而随着市场经济和城镇化的发展,近年来很多乡村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流动出去的,多是以青壮年劳动力、大学生和优秀干部为代表的乡村精英。基于此,有研究者认为,乡村正逐渐蜕变成为“无主体”的社会,进而导致乡村治理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主体”缺位的困局。
纾解这种困局,不能寄希望于把乡村精英强留在村中——这不仅违背了人才流动的固有规律,更无益于中国整体经济的发展。弥补“主体”缺位,有一支力量不容忽视——“告老还乡者”向亮华在湖南张家界象鼻嘴村卓有成效地推行传统文化“教化”试验,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大力发掘并鼓励“新乡贤”反哺乡村、参与乡村治理和精神文明建设大有可为。
乡贤文化,积淀了我国千百年来乡村基层治理智慧,传承思想源远流长。有学者指出,“乡贤”一词,系指在民间本土本乡有德行、有才能、有声望而深为当地民众所尊重的人。特别是,在我国传统社会,乡贤在维系地方社会的文化、风俗、教化方面发挥了有效作用。过去有官员“告老还乡”一说,这些人也是乡贤的组成部分。然而揆诸现实,虽然当前我国有大量精英是从农村走出来的,但这些“新乡贤”极少有退休后回乡的——从乡村基层成长起来的优秀干部,职位升迁后举家迁到城里,退休后也多在城里养老。两相对比,向亮华从央企退休后“告老还乡”回到阔别近40年的象鼻嘴村,并进行“教化试验”,更显示出难能可贵的精神和标杆意义。
乐于反哺的“新乡贤”,在乡村治理中具有独特的价值——他们既熟悉本地乡情民意,又了解外面的发展趋势,可以有针对性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比如,原本想回老家练练字、钻研钻研《群书治要》的向亮华,在村里转悠转悠就发现了各种“精神荒芜”问题:问个路,人家爱理不理；借支笔,满村跑；一个村,一年到头开不了一个会,文化活动几乎为零；偶尔搞个文化下乡活动,无非就是放个电影,而屏幕下却空无一人。向亮华的“教化”试验也因此而来,并取得了良好效果——接受传统文化熏陶的象鼻嘴村变了,以前学生碰到外人会粗口骂人,但现在都变得懂礼貌,老百姓都习惯了见面鞠躬问好,以往没叫一声爸爸的儿媳妇叫爸爸了,总挑婆婆错的李女士给婆婆磕头认错……
我们期待像向亮华这样的“新乡贤”反哺乡村成为潮流,期待他们能有效弥补乡村治理“主体”缺位,成为促进乡村进步、革除“精神荒芜”的重要实践者和引领者。
一方面,“新乡贤”要意识到乡村建设是自己退休后大有作为的一个新战场,可通过各种方式,主动参与到新时期乡村治理的伟大实践中,为“留得住乡愁”贡献自己的学识力量；另一方面,有必要进行相应的顶层设计,出台相关的政策措施,为“新乡贤”反哺故里提供良好的体制机制、基础条件支撑。比如有组织的动员引导,一定的资金配套扶持,一定的精神荣誉鼓励等等。
还有,不少从乡村走出来的“精英们”退休后不愿回乡,与乡村医卫文化基础建设仍然滞后不无关系。人到退休年龄以后,身体多少都有些毛病,本来或许也有回乡贡献余热的打算,但一想到万一生个病闹个灾啥的,简陋的乡村医疗条件恐怕难以招架,多半会打退堂鼓。这也提醒我们,诸如进一步提高乡镇医疗水平、减少他们后顾之忧之举,也是吸引“新乡贤”回乡贡献余热的基础工作。（李洪磊）
——据《新华每日电讯》4月14日
学习思考
廓清“自由主义”价值观的迷雾
应该清醒地看到，一个时期以来，比较流行的观察中国与世界的方法是所谓“自由主义”的方法。这个方法的核心是：把国家与社会对立起来、把政治与经济对立起来、把个人与集体对立起来；同时，它又把国家、政治和集体理解为负面的、保守的和压制的因素，而把社会、经济和个人理解为正面的、积极的、解放的和自由的因素。以这种机械的、割裂的方法来观察中国和中国的改革，就会得出如下结论：中国的改革进程，就是释放个人、社会和经济领域里的“自由”，并以此来反抗国家的、政治的和集体的“专制”与“压迫”的过程。非常明显，这种方法所依据的正是“自由主义”的价值观。
“自由主义”价值观的一个明显缺陷，就在于对“国家”的简单化的、非历史的理解。这种理解是建立在西方近代所发生的“债务国家”这种特殊的政治形式基础上的，即国家以税收为抵押，把财政和金融权力让渡给一个垄断金融资产阶级。这种“债务国家”的实质是垄断金融集团支配国家并掠夺世界人民，国家沦为金融资本的工具。而中国这样一个地域广大、区域发展差异非常大的国家，如果不能把各种不同的阶层、地方和民族的利益通过国家的力量整合起来，不但国家发展不好，而且会导致四分五裂、军阀混战，这是中国长期历史发展中的一个深刻教训。所以，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是中国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取得的最了不起的成就。无论是从历史还是现实的经验教训来看，国家建设、增强国家能力、提高治理效率，都是中国政治的强项，也是中国发展的基本保证，而不是阻碍。
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首先取决于这样一种社会共识的形成，这种社会共识不能建立在满足个人主义眼前利益的基础上，也不能建立在自我中心论的基础上，而必须建立在对他人的包容、关怀，以及从“他人”的立场和视野来思考问题，乃至为他人服务的基础上。无论从个人主义的经验论还是自我中心论的角度是根本认识不到这种自由的，因为马克思的自由观是从人类整体和人类历史的角度出发的。这种观念认为，促使人类不屈不挠、乐观奋斗、顽强拼搏的真正理由，是每个人其实都是在不自觉地为他人、为后人而工作和创造着。
西方世界确实存在着一个强大的社会领域，但是，马克思却把它看作商品社会异化的产物，他认为这个强大的社会领域是由一系列“中间人”、代理人构成的。因为商品社会的基本特征是：在这个社会里，每个人都是孤立的，他们作为私人劳动者，彼此之间也是孤立的；在孤立的个人之间，只有通过互相交换自己的劳动产品才能建立起联系。因此，在商品社会里，最重要的并不是商品生产者，而是交换法则的制定者和中介者。这个“社会”日益成为一个占统治地位的力量，这绝不是民主，而恰恰是西方民主的重大缺陷和陷阱。在现代西方社会里，真正支配着经济的并不是商品生产者，而是投资和交换法则的制订者；真正支配着政治的不是选民，而是代表和议员；真正支配着舆论的不是民意，而是媒体老板；真正支配着宗教的不是上帝，而是牧师和教会。而要重建社会，就需要人民民主，其核心是将简单的代议制、代表制，变成普通劳动者的参与制。(韩毓海/北京大学教授)
——据《红旗文摘》第3期
中国的品格
所谓品格，可以说是一种德行、一种格调。品，本身有品位、品类的意思，指的是分类的问题，是低层次的，还是高层次的？中国古代的官衔讲位居几品，可见品就是类，看你在哪一个等级上。格，就是格调，也是层次的问题。每种东西都有它的品格，做人有做人的品格，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品格。何谓“中国的品格”？我想是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是中华文明所打造出的一种特有的品质。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文化所特有的品格就是人文精神。所谓人文精神，有两个突出的特点。首先，人文是相对于神文和物文来讲的，中国人更注重的是精神生活，而不是受神、物的支配，因此中国文化“上薄拜神教，下防拜物教”，使人的自我价值得到充分的体现。其次，人文精神更多的是强调礼乐教化。中国人讲究人文教育，而不是武力和权力的压制。
中国文化的核心，强调人在天地万物中的核心地位，突出了人本主义精神，这一特征又是通过人文教育形成的。中国文化虽然突出人的地位，但也非常尊重人生存的环境，尊重万物。因此，中国文化讲究“重天道”和“法自然”，又崇尚“人道”。
中国文化提倡认识自我，主要是认识人的本性。它强调人在天地万物中，既和万物一样，又和万物不同。人具有主动性和能动性，在万物中拥有最大的自由。这种主动性应当正确使用，任意妄为就会损害本性。因此在实践原则中，中国文化坚持“中”与“和”，“中”就是恰如其分，“和”就是平衡，不做过分的事。
人生活在群体社会中，群体要发挥作用就必须有“礼”来规范每个人。人人按其身份、地位履行各自的职责，社会才能正常运转。因此，做人就要尽伦尽职，按自己的身份地位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礼”是社会所必须的，也是公民素质的体现。从这一角度上讲，中国的品格也就是建立“礼仪之邦”，反之，“礼仪之邦”凸显的就是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 (楼宇烈/北京大学教授)
——据《红旗文摘》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