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要目
改革促进派应有新形象/姜志勇
新型的改革促进派，相对于探索者来说，更需要改革的忠实执行者，相对于冒险者来说，更需要守规矩的善解问题高手。
牢牢把握国有企业改革的正确方向/《人民日报》评论员
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对新形势下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作出了全面部署，是指导和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为国企改革指明了方向。
离不开摄像头的社会是可怕的/李杏
那些隐蔽的、不为人所知的地方，也许没有摄像头，但不能没有明辨是非善恶的约束。
让西式民主的大旗歇歇/董航
西方的民主制度产生于独特环境中，对一个国家的传统文化、经济发展、法制建设等有着苛刻的适应条件，不顾及一国国情，强行推广，只会给当地国民带来灾难。
目录
改革论坛
改革促进派应有新形象/姜志勇
“万万没想到”其实应该“一一能想到” /何龙
让“为官不易”成为常态/姜洁
财经广角
牢牢把握国有企业改革的正确方向/《人民日报》评论员
中国需要有自己的经济学/钮文新
别用有色眼镜看电子竞技产业/褚彬
社会脉搏
离不开摄像头的社会是可怕的/李杏
“满城尽带摄像头”，我们受得了吗？/苑广阔
师范成“女神学院”，不必大惊小怪/陈小二
寰宇传真
让西式民主的大旗歇歇/董航
公务员“受贿5千被无条件解雇”可以借鉴/王传涛
欧洲人为何对新媒体普遍冷淡/常江
改革论坛
改革促进派应有新形象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深改组第十二次会议上，号召广大党员干部争当改革促进派，在基层引发了热议。不过，笔者在基层调研了解到，一些基层干部对改革促进派的形象还停留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即改革大都要打擦边球、闯红灯、突破法律规定，甚至要冒杀头风险，这样的认识不但误解了这一轮改革的内涵，也束缚了改革者的手脚。
这一轮改革和改革开放初期的改革有联系，也有区别，其中最大的区别在两个方面：一是改革和法治联系起来，和从严治党联系起来，改革要在法律框架内进行；二是此轮改革更重顶层设计，基层改革工作更多的是执行。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改革中，很多改革发轫于基层，基层做了很多中央还没有打算做或还不允许做的事情,所以风险很大，而这轮改革大体不存在这些问题，也少有这样的法律空间，对于基层改革者来说，在顶层设计下，改什么、怎么改都有明确要求。由于改革的时代和要求不一样，所以对于基层改革者来说，这轮改革应该有新型的改革者，也即新型的改革促进派，相对于探索者来说，更需要改革的忠实执行者，相对于冒险者来说，更需要守规矩的善解问题高手。
习近平总书记对改革促进派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要求，即对全局改革有利、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有利、对本系统本领域形成完善的体制机制有利，也对改革促进派的角色和任务提出了四点要求，即自觉服从改革大局、服务改革大局、勇于自我革命、敢于直面问题。现在媒体对“三个有利于”关注多，但对后面的四点要求关注少。
改革促进派的第一个要求是服从，即服从上级的改革决议，并坚决落实，改革促进派是中央改革决议的坚决服从者和执行者；第二个要求是要从大局上来考虑改革，尤其是在决议本地区、本部门改革次序、步骤的时候，有的改革可能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但从大局上来看并不着急，就应该先放一放，把那些和当前大局有关的改革排在前面；第三个要求是自我革命，即要破除个人的小算盘，不能从个人利益的角度来推动改革，要讲奉献；第四个要求是直面问题，即要啃硬骨头，要做实干家。通过“三个有利于”和四点要求，习近平总书记赋予了改革者新的内涵。
按照习总书记要求，新一轮改革者的形象和改革开放初期的改革者形象有很大不同，相应地，基层改革促进派也应有新的内涵和形象。国家应该对改革促进派的新内涵和新要求进行大力宣传，从而破除已有成见，树立新的形象，并以此引导基层干部正确认识改革、开展改革，在争当改革促进派上采取正确的方式。 (姜志勇)
——据《北京日报》9月14日
“万万没想到”其实应该“一一能想到”
“没想到”是对出乎意料之事的认知描述。如果在“想不到”前面加上“万万”而成“万万想不到”，那就表明离认知边界十分遥远了。昨天，有媒体刊登中央巡视组到央企巡视，他们的观感就用了“万万想不到”这种描述。“万万想不到”主要包括五个方面。
一是违规用人。中石油为提拔干部而造假档案，大唐集团利用临时筹建机构提拔干部。武钢的32家单位超配的管理层人员就多达4百多人，“领导干部用人上个人说了算”竟达31.97%。许多企业都存在着“团团伙伙”、“小圈子”、“任人唯亲”的现象。
二是公包私利。除企业负责人的薪酬超标外，还要让公家来包交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险等，中国核工业建设的违规薪酬福利金额高达6174.43万元。
三是谋利输利。中国电信存在供应商支付在职学习费用、资助子女留学的问题，已有61人通过资助完成了在职的博士和硕士学习。中国国电集团公司企业领导人员有71人直接或通过近亲属持有所属企业公司股份，涉及金额2903万元。
四是国资流失。主要表现在采购低出高进、国有资产无偿给人使用。武钢在销售给武宝联公司的矿石中，有2.41万吨在矿石价格大幅下跌后又原价回购，致使武钢损失1500余万元。
五是违规决策。有的先拍板再论证，有的先开工后招标，有的先决策再讨论甚至不讨论。武钢在2010年到2014年间有41个重大项目没有经过集体决策，占比例高达60%。
这五个“万万没想到”，其实都能够“一一能想到”的。在社会现实中，上述问题我们不但能想到，而且能看到；不但能从央企中看到，还能从其他机构中看到。那些落马的贪官污吏，哪一个不是独揽权力、任人唯亲、损公肥私、违规决策、大搞利益输送而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损失的？
从理论上看，人在本质上都趋于利己。人们都希望自己说了算，都希望别人围着自己转，都想得到更多的利益和财富。人们如果不这么做，一是有制度的束缚，二是对法规的畏惧，三是对道德的权衡，四是因群体的需求。这些都构成人们损公肥私、损人利己的障碍；如果移去这些困住自私的牢笼，那么它就可能四处撒野。
在限制自私的四种因素中，制度与法规是硬牢笼，道德与群体要求是软约束。在我们人性假定中，首先不承认人的自私天性，过度相信“人之初，性本善”，认为软约束就能够限制人性之私，这导致制度、法规和监督屏障的松散。
当然，对某些人而言，这不是对人性认识的问题，而是不愿放弃既得利益的问题。他们知道制度、法规和监督首先是自己获利的屏障，因而不愿意自我围困。
在规矩缺失的现实中，本来就“一切皆有可能”，更何况央企出现的问题多是“地球人都知道”的显性问题，因而“万万没想到”本身就是令人“万万没想到”的事。（何龙）
——据《羊城晚报》9月18日
让“为官不易”成为常态
近日，两则新闻在坊间颇受热议：一是河南新乡原市委书记李庆贵因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不力被中央纪委通报批评，并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免去领导职务；二是曾对媒体称自己“月薪7000元每天工作10个小时”的山东济宁市长梅永红辞官下海。有人惊呼：为官果然“不易”了！
的确，十八大以来，中央坚持从严治党、从严治吏，许多领导干部感觉到，当官没有以前那么“容易”了：肩上的责任多了，受到的约束和监督多了，不能随意穿名牌、坐豪车、讲排场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还真是“为官不易”了。
但仔细分析，人们不禁要问，难道为官本来就该“容易”吗？当官没有尽到责任就该受处分、遭责罚，感觉当官不适合自己就可以提请辞职，这些本来都是理所当然的。如果此前不常见领导干部因失职受罚、鲜有领导干部“舍得”辞职下海，恰恰折射出过去当官太“容易”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为官不易”时所强调的，现在的主要倾向不是严了，而是失之于宽、失之于软，不存在严过头的问题。
不容忽视的是，现实中，一些领导干部手中掌握的权力过大，且往往容易失去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导致了腐败的滋生蔓延。山东泰安市原市委书记胡建学在落马后坦承，“官做到我们这一级，也就没有人管了。”言下之意，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由于种种原因，许多关键岗位的领导干部并没有受到有效的监督。在这种情况下，当官是“容易”了，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可一旦利令智昏、堕入腐败深渊，也就无人敢去提醒、警告。从这个角度看，当官太“容易”，不但坑了治下的百姓，也害了领导干部自己。
十八大以来，纪检监察机关不但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坚决惩治腐败，还注意抓早抓小，从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做起，狠抓中秋、元旦、春节、端午等每一个节点，点名道姓通报曝光一批“四风”问题的典型以儆效尤，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今年以来，中央纪委不仅强调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让党员领导干部心存戒惧、避免小错积成大错，而且还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强调“问责”，强调“一案双查”。这些举措，均可视为“为官不易”将成为常态。
中央纪委通报对李庆贵的处分决定，就是落实“一案双查”的典型案例。此次通报批评，再次体现了中央强调“在党风廉政建设中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的坚定决心和执行力，无疑将触动一大批“一把手”，提醒他们不光要洁身自好，还得管好下属，切莫做好好先生，更不能与腐败分子相互勾结，否则“主体责任”担当不好也要追责。这充分体现了“权责对等”的原则，让他们真切意识到“为官不易”的深刻内涵。
一些人对领导干部辞官下海大惊小怪，这也说明他们的官本位思维依然强大，“当官”还是个有面子、待遇不错的“职业”。如果真正做到领导干部能上能下、体制内的干部与体制外的人才自由流动，则可从一个侧面映射出“为官不易”深入人心。不要忘了，当官与为民服务本来就是“一回事”。（姜洁）
——据《人民日报》9月15日
财经广角
牢牢把握国有企业改革的正确方向
方向明，改革兴。深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首要一条就是牢牢把握改革的正确方向。
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对新形势下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根本原则、目标任务作出了全面部署，是指导和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为国企改革指明了方向。
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根本要求。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必须巩固国有经济的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这种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既体现在国有经济要有一定的数量和规模，与其他所有制经济形成合理布局；也体现在国有经济要有质量和效率，在国内国际市场有较强的竞争力；还体现在国有经济在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具有控制力。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绝不是国企从竞争性领域大规模退出，更不能把国企改垮了、改没了，而是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通过改革更好地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推动各种所有制经济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遵循。
国企首先是企业。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改革必须坚持的原则。深化国企改革必须坚持增强活力与强化监管相结合，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和企业发展规律，实行分类改革、分类发展、分类监管、分类定责、分类考核，推动国企与市场经济深入融合，与其他所有制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真正成为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发展的独立市场主体。必须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切实解决国有资产监管工作存在的越位、缺位、错位等问题，实现以管企业为主向以管资本为主转变，形成更加符合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现代企业制度、市场化经营机制。
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目标和根本落脚点。
国有企业属全民所有，是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是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对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增强国家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也是检验国有企业改革成败的重要标志。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必须坚守底线，保证国有经济在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控制力、影响力不削弱，更不能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不能在一片改革声浪中把国企改革变成一部分人牟取暴利的机会。要通过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推动国有企业做到经营业绩优、公司治理优、布局结构优、企业形象优，最终发展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加强和改进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是深化国企改革的政治保证。
深化国企改革是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全国人民的热切期盼。必须把加强党的领导和完善公司治理统一起来，明确国有企业党组织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切实承担好、落实好从严管党治党责任。改革开放30多年来，国企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积累了大量宝贵的经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认准方向、激流勇进，我们相信，新时期国有企业改革一定会直挂云帆济沧海，开拓新境界、谱写新篇章。（《人民日报》评论员）
——据《人民日报》9月14日
中国需要有自己的经济学
对于那些基于发展中国家现实条件去考虑经济学问题的经济学家，我们都应当点赞。原因是，这样思考问题的经济学家太少太少了。中国经济学家更多的是“批评家”，他们永远是无视中国自身的前提条件，机械而教条地套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批评政府这也不对、那也不对。好像只有它们才对。而殊不知，今天中国经济的严重问题，恰恰是按照他们崇拜的理论行事的结果。
比如（这是林毅夫举的例子），1988年国内出现18%的高通胀，如果按照西方经济理论，遇到高通胀一定是提高利率。提高利率鼓励储蓄，投资需求减少，消费需求减少，通胀自然就下去了。但当时中国没有提高名义利率，而是采用治理整顿的方式，砍投资、砍项目，压低总需求。主流理论一定认为这种政策“绝对错误”。但事实证明，如果真实“绝对错误”，那中国怎能做到从79年到88年每年经济维持10%的增长？
林毅夫举得这个例子很好。它让我想到2010年，当时经济确有过热现象，物价也确实存在上涨压力。但不顾根本原因而无度加息、提准、紧缩货币对吗？当然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当时经济过热、物价上涨是金融危机之后，政府投资过度所致，这时候要治理必须从“财政端”入手，砍投资、砍项目，压低总需求，那必然导致货币供给的相应降低，很快经济就可以恢复正常，而且民间资本的活跃度将得到很好保护。但积极财政政策和紧缩货币政策的搭配，结果是什么？政府项目吸干金融资源，民间企业、小微企业被高利贷击垮，而国内需求被严重破坏，中国经济主动性增长彻底“折了”。中国经济今天不断加大的下行压力与之无关吗？
当然有关，而且关系密切。但第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作为“主流”，它们不敢、不愿、不能承认自己的错误；第二，搬出“结构主义理论”，东拉西扯把问题引向经济结构问题。
林毅夫形单影孤，对于中国经济问题看得很透，讲得很准，却势单力薄。此次，林毅夫再次提出一个尖锐问题：中国经济学家非得学习西方吗？文章中指出：“70年过去了，‘西天取经’结果怎样？世界银行一个研究结果显示，20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只有两个从低收入进入到中等收入，然后进入高收入，一个是韩国，一个是中国台湾。只有13个中等收入经济体进入高收入，而且这13个当中有8个是西欧周边的欧洲国家，除去这8个，只有5个经济体，分别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
事实证明：“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看到一个发展中经济体按照西方主流的发展理论来制定推行政策是成功的。少数几个发展绩效比较好，或者转型绩效比较好的经济体，他们推行的政策从主流的经济学理论来看都是错误的”。
我们一直认为，中国经济实践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所以我们一直呼吁，中国必须系统地检讨西方经济学理论，从而找到适合于自身发展的经济学理论。这不仅是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同时也是对全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巨大贡献。这一点特别重要，不只是中国发展的需要，同样也是中国外交的需要。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作为当今世界发展中国家的领头羊，如果没有深厚的理论功力，不能具体指导弱小的发展中国家走向经济成功，那我们是否“配做这个领头羊”？是否站得住脚而不被新自由主义的一套击败？
大国，之所以称其为大国，必须在理论上具有独到的建树。所以，我们希望中央高层能认真考虑，让林毅夫之类的一批经济学家牵头，系统梳理西方经济学理论，开创中国自己的经济学理论，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理论。这不只是大国实力之必须，同时也是中国经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更为中国外交奠定坚实的基础。（钮文新）
——据经济网9月21日
别用有色眼镜看电子竞技产业
日前，为期两周的DOTA（刀塔）2国际邀请赛在美国落幕。这场国际电子竞技大赛，因其精彩的对抗性和1837万美元的总奖金，吸引了全球亿万玩家的目光。引人注目的是，在本次赛事上，来自中国的5支队伍，分别包揽了二三四五六名，共赢得约778万美元的奖金。这群平均年龄不足30岁的中国选手令世界瞩目。
这本是令人骄傲的成绩，却依然没逃脱“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尴尬境地。由于电子竞技在国内少为人知，很多人甚至无法分清电子竞技和网络游戏的区别，以至于谈电子竞技色变。周末约上友人下盘围棋，是雅；叫上三五好友打DOTA，却被斥为不务正业。
实际上，早在2003年，电子竞技就已经被国家体育总局确立为体育项目。电子竞技是电子游戏比赛达到“竞技”层面的活动，“电子竞技”的参与者利用电子设备，进行人与人之间的智力对抗。通过此项运动，可以锻炼和提高参与者的思维能力、反应能力、四肢协调能力和意志力。同时，由于电子竞技多需要组队参与，也培养了团队精神和协作能力。
实际上，中国选手在该项赛事上展现出了不小的优势。由于电子竞技属于高科技竞赛项目，中国选手因智商高、综合素质过硬，频频在世界各大电子竞技赛事中取得优秀成绩，也获得了不菲的奖金。
过去十年间，我国电子竞技运动取得了长足发展，一系列重要赛事相继开展，如NEST全国电子竞技大赛（国家体育总局体育信息中心主办）、DOTA2亚洲邀请赛、英雄联盟职业联赛等专业赛事。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也曾多次表示“要扶持这项运动在中国的良性发展”“大力培养这样的运动人才”。电子竞技已经成为一项职业，并涌现出大量的优秀人才。目前，国内约有近3000万的电子竞技爱好者。
尽管与欧美国家相比，我国电子竞技产业仍处于初级阶段，暴露出如赛制不规范、转会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但不能否认，我国电子竞技产业正在步入快速发展的轨道。庞大的用户基础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支撑，职业体育所拥有的诸如联盟、俱乐部、经纪人等细分环节已经出现，并带动游戏直播平台、游戏视频解说等周边产业兴起，这些无一不证明，促进产业飞速发展的沃土已经具备。作为当代最具活力的大众文化活动之一，电子竞技的发展也将为我国文化产业增添新的活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应该进一步加强该项目的管理和引导，使其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行发展。而当下，我们要做的就是摘掉有色眼镜，破除刻板印象，正确地看待这项数字时代里冉冉升起的新兴产业。（褚彬）
——据《光明日报》9月18日
社会脉搏
离不开摄像头的社会是可怕的
近日，安徽淮南一名女大学生自称扶老太被讹，因现场处于监控死角，她在微博发帖寻找目击证人以证清白，不久有网友回复称愿意为其作证，但在此事的最新进展中，有3名目击证人称女大学生曾承认撞了老太太。
又见疑似扶老人“被讹”事件，在微博传播力的推动下，原本并不复杂的一起纠纷迅速成为热点话题，引发众多网友关注。不仅女大学生和老太太家属各执一词，给出了截然不同的事情经过描述，在监控无法提供有效证据的情况下，相继出现的证人做出的证言也互相矛盾，令事件真相愈发扑朔迷离。
目前，淮南警方尚未给出最终调查结果，究竟孰是孰非还“说不清”。但就现有的条件来看，由于线索断在了监控这个关键环节，对事实的调查似乎就此陷入了僵局。换言之，一旦最有希望留下“铁证”的摄像头没有捕捉到现场画面，即使找到更多目击者，似乎都很难改变此事陷入“罗生门”的困境。
到底老太太是怎样受的伤，女大学生有没有碰撞到她，当事者之中必然有人隐瞒了实情，这只是基于逻辑所能下的判断，网络上的各种讨论与推测也都只能止步于此。遗憾的是，随着摄像头这一公正的监视器的失效，事件真相的揭示就只能回归最基本的“证言”，而不再关乎技术。然而，让人说真话却好像变得越来越难，对信任危机的反复讨论一再触碰到当前社会道德良心的敏感议题，这本身就引人深思。
近年来，社会上时常发生一些影响较大又始终真相不明的事件。对此，很多人呼吁要动用技术手段取证，用拍视频和设监控等办法保障公正，日益遍布大街小巷的摄像头也的确能在很多时候派上大用场，对摄像头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仿佛没了摄像头就无所适从。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有些公共事件中，在一些关键时刻和关键环节，摄像头总是恰当地出现故障。
摄像头固然能派上大用场，但值得警惕的是，被摄像头“监视”习惯之后，一些人似乎掌握了一套行为模式：在被“观看”的情况下不敢轻易越矩，可一旦脱离了监控的视线，就变得毫无顾忌，甚至丧失底线。令人担心的是，离开了摄像头，有人就可能忘记了摸着良心讲话，为了逃脱责任而毫无愧色地说谎，甚至为自己得以颠倒黑白而沾沾自喜——一个社会少了摄像头就是非不分，真相难求，这种安全感和信任感的丧失令人不寒而栗。
摄像头不可能也没有必要监视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监控设备的使用只是维护治安和司法取证手段的一种补充，对于情况复杂的现实生活而言，摄像头无力充当全能之眼。那些隐蔽的、不为人所知的地方，也许没有摄像头，但不能没有明辨是非善恶的约束。摄像头所扮演的，其实相当于一个监督者的角色，而这种监督的更大意义，不在于简单的威慑，而是让道德规范更好地发挥作用。在这个意义上，人的道德良知就是维护社会运行的重要柔性力量，是法律和摄像头都无法取代的。（李杏）
——据《长江日报》9月17日
“满城尽带摄像头”，我们受得了吗？
生活中的一举一动,若在网络上遭到全球直播,会是怎样的感受?这样一种让人“望而生畏”的情况,如今在国内很多城市已经成为现实。刚过去的周末,一家名为“俺瞧瞧”的视频直播网站“火”了,在该网站上可以看到全球多地监控摄像头的免费直播,内容涉及街景、餐厅、商店、办公室,甚至市民家中情况也“不放过”。
某个人的一举一动，都在不知不觉中被另外的人或机构密切关注、尽收眼底，这样的事情以前只在影视剧中出现，而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这样的场景开始出现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普通人也开始得到影视剧演员的“待遇”。可是新奇之后，越来越多人开始担心和焦虑：当自己的日常生活、一举一动都被全球直播，谁想看就看，那么个人的隐私怎么办？尤其是当有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有一些涉及到个人隐私的行为、动作而遭到公开曝光，给当事人的现实生活带来麻烦和困扰，谁来为此负责？
这样的担忧绝非杞人忧天，实际上登陆这家名为“俺瞧瞧”的视频直播网站不难发现，情况也许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严重。不但我们在一些公共场所的活动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全球直播，甚至我们在自己的办公室、书房的活动，也会被无数人“偷窥”。想到这里，恐怕很多人要脊背发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了。
用“全城尽带摄像头”来形容当前的视频监控，并不算夸张之词。客观而言，这些被安装在城市大街小巷和居民家里的摄像头，不管是在事前震慑和预防犯罪，还是在事后为警方侦破案件，帮助居民挽回损失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它的副作用也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实际上像“俺瞧瞧”这样的视频直播网站，所提供的视频直播资源，绝大多数都来自于这些街头摄像头。
表面上看，这些视频直播只是满足了人类好奇的天性，甚至也有一些正面积极的作用，比如通过观看千里之外异国他乡的视频，可以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社会状况等等。但是和侵犯当事人的肖像权、隐私权等等相比，这种正面的作用完全可以忽略不计。或者说，我们不能以牺牲别人的肖像权和隐私权来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和“窥私欲”。尤其是当一些人因为肖像和隐私行为被曝光以后引发严重后果的，更是“全民被监控”不能承受之重，也是互联网技术失控的一种表现。
如果类似的视频直播网站未经个人同意就私自链接监控“直播”，就已经涉嫌侵犯公民隐私权和肖像权。而如果是一些公共场所，比如商店、超市等等摄像头的拥有者提供的视频，则同样要承担连带法律责任。所以，我们希望这些监控摄像头的拥有者提高法律意识，避免侵害他人权利。而作为普通公民，则需要提高自我保护意识，比如上网的时候，不要随意点击一些不明窗口；发现自己的肖像权、隐私权被侵犯之后，要拿起法律武器积极维权等等。（苑广阔）
——据光明网9月15日
师范成“女神学院”，不必大惊小怪
近日，江苏第二师范学院迎来2800余名新生，校园里川流不息的人群几乎被女生“全线占领”。据了解，该校今年男女生比例差距进一步拉大，几乎接近1：9，稳居江苏第一！
去年媒体就曾经报道过江苏第二师范男女比例失衡的情况，该校以80%的女生比例，位居江苏第一，全国第四，被誉为“女神集中营”。而今年则“变本加厉”，女生比例占到全体新生的87%！放眼全国，“女多男少”差不多成了师范类院校最显著的特色。
与师范大学女多男少形成对应的则是，基础教育阶段男教师数量的减少。去年，由华东师大牵头、我国首次科学化规范化的高等院校师范生培养状况调查显示：在27所师范院校近万人抽样中，男女教师比例差距明显加大——女教师达65.3%，男教师仅占34.7%；而2008年男女教师比例则大约平衡——女教师占54.6%，男教师占45.4%，6年来，这一“性别比”拉大了逾10个百分点。
事实上，在基础教育阶段男女教师比例失调在全世界都是一个普遍现象，我们也不必太过于大惊小怪。数据显示，在美国，幼儿园、小学和初中女教师的比例分别为94.7%、86.5%和60.2%；法国小学和初中的女教师分别占到77.7%和62.8%；捷克、匈牙利、意大利等，初中女教师的比例都高达70%以上。
看了这样的数据，不知道大家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在一个仍然是男权社会的当今世界，中小学教师恐怕不是一个男生最理想的职业。与同在一所城市的其他职业相比，教师的工资待遇有点“抬不起头来”。调查也显示，经济越发达的地区，教师职业对男性的吸引力就越弱。
这没有什么不正常。至于说，有些人担心，教师队伍的阴盛阳衰，是否会影响下一代的男子汉气质？这恐怕也是一个假命题。一是，男孩性格的养成不只是受教师的影响，还和家庭、社会紧密相关；二是，在那些教师同样阴盛阳衰的欧美各国，似乎也并没有出现太多的问题。
有些时候，我们真不能在所有的行业、领域都搞男女一律平等。真要有所改变，还是要从改造男权社会本身出发，这又是一个涉及几十亿人社会观念大改变的巨大工程。（陈小二）
——据新京报网9月14日
寰宇传真
让西式民主的大旗歇歇
年仅三岁的叙利亚难民小艾兰没能抵达欧洲，他长眠在了土耳其的沙滩上，一同命丧地中海的还有他的哥哥和母亲。9月，这个孩子的照片登上了无数欧洲媒体的头条，刺痛着每一个善良人们的内心。
小艾兰一家的不幸仅仅是叙利亚这个国家悲剧的冰山一角，我们看到的是阴阳相隔的一家四口，而叙利亚难民的数量还要再乘以100万……早在小艾兰出生的前一年，叙利亚就陷入了战乱，这个可怜的孩子，其短暂的生命历程始终与炮火、动荡相伴。
2011年3月，叙利亚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抗议活动，要求其总统巴沙尔－阿萨德进行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紧接着，美欧等西方国家将巴沙尔列入了制裁名单。尽管叙利亚当局呼吁对话解决危机，并承诺将在各领域实施改革，扩大符合本国国情而非纯西方的民主，但反对派似乎并不买帐，叙利亚内战爆发，并愈演愈烈。而“民主”国家们对叙利亚反对派支持的决心也是有增无减，美法两国甚至在2013年8月亲自上阵。
今天的叙利亚看起来似曾相识，她让人忆起四年前的利比亚，12年前的伊拉克，14年前的阿富汗。似乎不是多（两）党制，不举行“一人一票”的选举，这样的国家就不是西方国家眼中的“民主国家”，其政府就活该被国内异见分子、“民主”斗士们推翻，就活该被发达的“民主”国家的铁蹄荡平。但历史反复证明，西方的民主制度产生于独特环境中，对一个国家的传统文化、经济发展、法制建设等有着苛刻的适应条件，绝非西方中心论者口中的“普世价值”，不顾及一国国情，强行推广，只会给当地国民带来灾难。普京在事发后曾毫不客气地指出：“俄罗斯一再告诫，如果我们的西方伙伴在中东和北非等地继续实行错误的外交政策，将会引发大规模的问题。这是种什么样的政策？这种政策是强加自己的标准，不顾当地的历史、宗教、文化特征和国情。”
无论是被执行绞刑的萨达姆、死于非命的卡扎菲、还是锒铛入狱的穆巴拉克，舶来的“民主与自由”的确终结了“独裁统治”，却没能带来国家的和平与繁荣。法新社最近一则报道描述：“2011年卡扎菲的消失打开了非洲以及近东地区的移民进入南欧的‘闸门’。此后该国出现的内战以及‘伊斯兰国’武装的进入使得利比亚成了一个混乱的王国，成了非法移民组织者和毒贩者的天堂。这使得欧洲的南大门变得畅通无阻。”当然，我们无意为独裁与专政辩护，但代价如此高昂的民主和自由真的是当地民众想要的吗？西方发达国家屡屡将人权当做借口横加干涉他国内政，但那些“坏政权”被清除后，连生存权和发展权都无法保证的当地民众又将何去何从？如果西式的自由与民主只能带来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其被强行植入意欲何为？最终的受益者又是谁呢？
今日的叙利亚，战火依然纷飞。在当地，一条绷带大约要50到80元人民币，随便包扎治疗一下，大约要800到2000元人民币。然而讽刺的是，枪支几乎免费供给，子弹非常便宜，每发子弹甚至连一分钱人民币都不到……跨越地中海时，小艾兰一家连同其它11名偷渡客挤上了一艘只能限乘4人的小船，试问如果祖国能给他们留最后一条活路，哪家的父母会带孩子冒如此风险？
原本想去欧洲求得一线生机，现在却只能带着三名亲人的遗体返回祖国，面对悲痛欲绝的小艾兰父亲，西方的政客们还是让西式民主的大旗歇歇为好。（董航）
——据求是网9月14日
公务员“受贿5千被无条件解雇”可以借鉴
据韩国《朝鲜日报》9月14日报道，韩国人事革新处13日宣布，9月底将对公务员惩戒令施行规则修订案进行立法预告。利用职务之便收受1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5400元)以上财物或招待的公务员会被无条件罢免或解职。修订案还规定，若公务员首先要求提供财物等，金额即便未满100万韩元，也可以予以罢免或解职。
近邻韩国的此项立法预告，吸引了无数国内网友的目光。而条款中所规定的“受贿5400”（折合人民币）就要被处以“无条件罢免或解职”的条款，让无数网友急呼实现了“零容忍”。更有网友建议，我们的《刑法》以及相关配套法律中关于受贿罪的认定标准以及一些党纪政纪的处分标准可以借鉴韩国的做法，也应该做到如这样般的“零容忍”和“一票否决”。
需要明确的是，我国关于受贿罪的立案标准和韩国差不多，即为5000元起。可是，在苍蝇老虎一起打的当下，一个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我们身边好像没有发现贪污或受贿5000元的贪官。甚至于，因为见惯了连科级干部都能贪腐上亿的事实，许多网友甚至会认为贪污受贿5000元的公务员还是清官。这说明，在我国贪污5000元就可立案的标准已经被架空。剩下的，则只能交给趋向软处理的党纪政纪处分规定了。
本质的问题在于，公务员的贪污受贿行为，在我国的犯罪和犯错成本并不高。执行起来，一些列入刑法的罪名容易被党纪政纪处分所取代。具体来说，在我国，官员犯错，受到的党纪处分通常包括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5种，政纪处分有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6种。实际上，除了“开除公职”这一条能够产生真正的震慑作用，其他所有的党纪政纪处分都似乎更像是“罚酒三杯”或挠痒痒。
而要真正建立起“零容忍”的制度，则必须要明确和细化“开除”的具体标准。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公职人员的开除标准飘忽不定，甚至是必须判刑才可以开除。对比而言，我国相关法律对于普通百姓的偷窃罪名却早已率先实行了“零容忍”。比如，个人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500元以上的，就可以定性为“数额较大”。这说明，关于容忍的标准，于官于民，似乎存在不同的尺子，存在一些顾此失彼的缺憾。
说白了，纾解“受贿5000元入不入刑的问题”还有另外一个突破口，即我们的党纪政纪中也应该有对贪污受贿数额的一些具体标准。如果能够像其他国家一样规定“贪污受贿几千元就要无条件开除”，则相信即便不列入刑法，也可以对约束公权力起到给力的限制作用。
把公务员的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是一个全球性课题。对正处于“关老虎的过程中”尤其是建章立制过程中的我国党政机关而言，学习一些国际上清廉指数高的国家和地区的先进做法，或是虚心向他们取经，并促进权力在阳光下运转，永远是功在千秋的大事。（王传涛）
——据光明网9月15日
欧洲人为何对新媒体普遍冷淡
很难想象，在经济和科学十分发达的欧洲国家，人们对新媒体普遍持有冷淡的态度，这大约会让很多来自中国的造访者费解。
以我个人在日内瓦三点一线的生活来说：市中心Uni Mail校区的办公室，老城脚下的公共图书馆，以及我租住的青年公寓，全都没有wifi，这竟使得一个早已被大多数中国城市居民抛弃的东西——网线——重新派上了用场。另外，前些天iPhone6s终于面市，国内的社交网络几乎席卷起一场恋物和消费的狂欢，但在瑞士，人们几乎对此无动于衷。还有就是，无论是在电车、饭店还是咖啡馆里，几乎看不到有人低头玩儿手机，但揣着一本口袋书有空就捧起来读的人却很多。
“手机是个坏东西，它吞噬有意义的生活。”这是前两天我在偶然遇上的一个小型讲座上听到的一句话。演讲者是一位40出头的社会学学者，讲座的主题大约是技术给现代社会带来的种种后果。现场听众并不是每一个都聚精会神，但始终没什么人把手机摆在桌面上，没事儿就按亮了看两眼。讲座结束后，我走上前去，问了个白痴的问题：为什么欧洲人不喜欢最新款的手机？他大约见我是中国人的样子，狡黠一笑，回答：也许因为他们没有钱吧。
欧洲人是不是真没钱我不知道，但我的确在欧洲感受到了某种存在于10年前的生活状态。技术的存在是作为对生活的陪衬和辅助，绝不会越俎代庖地去规划生活。这在我和两个昔日学生的交谈中也得到了印证，他们都从人大毕业，一个在德国的斯图加特工作，一个在法国的斯特拉斯堡上学，两人几乎是不约而同地对我说，离开了“国际大都会”北京，来到了“落后”的欧洲，整个人都沉静了下来，重新开始阅读印在纸张上的文字，也渐渐地不再每隔几分钟就忍不住点开微信。
“这里可没有北京有意思，无聊得很！”我那位日内瓦土生土长、早年曾在中国求学的合作教授在我入职第一天就正色“警告”我。但她紧接着又补了一句：“你总算有时间认识你自己。”当我的手机终于因时差的缘故而不会在晚间不断鸣叫的时候，我居然能在蜗居的房间里清晰听见自己均匀而踏实的呼吸声，就如同在没有雾霾的小镇和乡村，抬起头来又能看见满天的星星一样。守旧也好，没钱也罢，不爱新媒体的欧洲人在新媒体主导的时代里创造了属于自己的逻辑——或者说，只是冥顽不灵地坚守了某些旧的逻辑。
位于市中心的苹果专卖店依然如故，既不热闹，又不冷清，与其他店铺没什么差别。这让我想起4年前的10月去苏黎世开会时的一桩记忆：伫立在以昂贵著称的班霍夫大街上的苹果专卖店内，冷冷清清；门口地上却横七竖八地堆满了鲜花和卡片，上面写着“怀念你，史蒂夫”——那是苹果公司创始人乔布斯的名字，而在那前一天，他刚刚离开这个世界。有些关于欧洲的费解，的确很令人着迷。（常江）
——据《新京报》9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