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要目
以创新对冲经济下行/周其仁
政府和服务单位包括高校和科研机构，都需要全面深化改革，把妨碍生产力、妨碍竞争力的问题一项一项有针对性地解决。
国企改革，为全民福祉而战/周人杰
国企改革总的方向何在？评判得失的标准何在？日前，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的“三个有利于”，为公有制经济的理论与实践绘制出“定盘星”。
用“公建民营”破解养老院困境/《新京报》社论
怎么能让更多养老院在城市里安下家？解决此一问题，今后需加快“公建民营”模式发展养老机构，即让政府找地建设，民营资本则负责运营。
如何客观评价国共抗战战果/国防大学《战事》剧组
在评价国共抗战战果上，国内知识界有人在故意使用“双重标准”：在评估共产党战绩时，用日军大本营资料，且用不完全材料；在评估国民党战绩时，用国民党当局资料。
目录
财经广角
以创新对冲经济下行/周其仁
国企改革，为全民福祉而战/周人杰
中国金融还是“土”点好/钮文新
中美股市的不同特点/叶檀
社会脉搏
用“公建民营”破解养老院困境/《新京报》社论
校服需要国标也需要破除垄断/戴先任
“毒豆芽案”无罪判决的法治价值/北青报社评
探索发现
如何客观评价国共抗战战果/国防大学《战事》剧组
探索宇宙,我们在探索什么?/ 陶短房
财经广角
以创新对冲经济下行
通过创新对冲经济下行，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理解：
在成本上升的情况下，需要通过创新提高生产率。今天我们的人均收入还是发达国家的十分之一左右，如果现在我们就丧失了出口优势，以后还怎么发展？解决的办法就是提高生产率。如果生产率上升的速度比工资慢，市场竞争力就处于劣势，反之就能处于优势。
创新也可以体现为组织形态的改变。海尔是一个大型的、传统的家电企业，以前层级很多，一线的想法经常到不了总部那里。近期，海尔实现了组织形态上的扁平化，成为一个创业平台。年轻员工如果有想法，不需要层层上报，而是可以自己出一部分钱，海尔配一部分钱，很快就把想法诉诸实施。这个改变是很有意义的。
营销渠道也可以创新。中国的市场很大，营销渠道需要很多投资，管理也很困难。但小米就不需要营销。小米在技术上跟苹果、华为还有差距，但是他们的长处是把那个价位的产品做到精益求精。他们把售价降到比成本高一点，让顾客觉得性价比高，通过口口相传形成粉丝经济，比广告的效果更好。新产品推出来后，很快就被抢光。这样小米就不需要铺底资金，不需要到处建营销渠道，创造了利润空间。
创新不单单是技术创新，也涉及到制度创新。我们上网费为什么这么贵、网速为什么这么慢，这是因为在全球范围内相比，我们的竞争不够激烈，没有力量推着提供商在性价比上进行改善。
我们很多税费偏高，服务质量偏低，也需要通过创新解决。台州一家民营小企业的举动引人深思。他们把纸杯的生产放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在逻辑上不容易理解。实际上他们算得很清楚。那里的土地比中国便宜，电价比中国便宜。美国招商引资的力度跟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一样，有很多优惠政策。工厂开业时，连副州长都去出席，让企业主很自豪。唯一比中国贵的是人工，但是他们劳动生产率高，而且纸杯生产成本中人工所占比重小。纸杯的主要市场是美国，在当地生产还可省下运费。受此启发，我最近在做一个研究，希望走出去的企业，不管去哪里，都把当地的参数报过来，比如土地价格、人工、税费、到政府办事容易不容易。政府和服务单位包括高校和科研机构，都需要全面深化改革，把妨碍生产力、妨碍竞争力的问题一项一项有针对性地解决。
好多制度上的变化不是自上而下推动的，而是自下而上拱出来的。IP电话就是一例。福州马尾区一个民营企业最早把IP电话作为促销手段，发现很受欢迎，就开始经营IP电话。当时国际长途电话每分钟28-35元，他们的IP电话一分钟4.8元。当地电信局告他们扰乱市场、牟取暴利。初级法院判他们败诉，福州中院最后判非法经营证据不足，发回重审，因为立法的时候还没有IP电话。电信部门的第一反应就是在电信条例中，写明IP电话国家专营，而第二个反应就是推出了国家电讯公司，提供IP电话，价格是一分钟4.8元。这就是一个技术进步和制度改革引发成本下降的案例。微信又是一例。一年前，电信公司想对微信收费，后来没有实行，这反映主管部门的观念有了可喜的变化。还有最近备受人们关注的滴滴打车。出租车生意不是流水线，而是有高峰和低峰。在传统的出租车模式下，总有一些时段供不应求。互联网租车解决了供给问题、信任问题、效率问题，用户体验很好。这种创新会在下一个阶段对冲经济下行的过程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金融制度的创新空间也很大。中国的金融仍然以间接融资为主。如果经济好，回报率高，贷款需求非常旺盛。等到经济不好了，原来觉得很低的贷款利息就变得很高。间接金融会放大经济波动。对冲的办法在20年前就写进了中央文件，就是要发展直接融资、股权融资。股权融资在经济好时回报高，在经济差时回报低，能够起到相当于稳定器的作用。现在说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需要通过资本市场把最有潜力的小微企业识别出来并进行支持。
科研人员需要有创新的空间。过去中国一直是后发国家，主要参照发达国家的经验进行创新，是跟随性、仿制性的创新，指哪打哪。在创新的过程中，有很多考核机制，要填很多表，在开始之前就要说明能够做出哪些创新。现在中国处于这样一个时点，面临创新模式上的改变，原有的做法在今后很长时间内还会占很大一部分，但还需要不一样的创新机制。有一个案例。当年聂荣臻搞两弹一星的经验有两条，其中一个就是没有政治学习，不搞政治运动，不干扰科学家的连续思维；另外一个就是给科研人员提供好一点的伙食，养好他们。当然前提是挑出视科研为生命的人。这值得我们学习。如何通过创新，如何把好的想法变成产业和竞争力，这些问题是比对冲经济下行更长远的考虑。（周其仁/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据《北京日报》7月27日
国企改革，为全民福祉而战
国有企业是国之重器，改革成败关乎经济全局、民众利益，一直以来受到各界的高度关注。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至今，从中央到地方各类改革举措不断深化。国企改革总的方向何在？评判得失的标准何在？日前，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的“三个有利于”，为公有制经济的理论与实践绘制出“定盘星”。
“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要有利于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有利于提高国有经济竞争力，有利于放大国有资本功能。”在国企改革从若干子方案全面深化至顶层总体设计的关键时刻，这“三个有利于”拨清了迷雾、校准了方位，更从战略高度回答了“为谁而改”——国有企业，是推进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应当说，这一重大判断内涵丰富，价值深远，是未来推进国企改革、做大做强做优国企的根本指导。
一段时间以来，关于国企改革的方向，社会上存在一些认识上的偏颇。比如，提到混合所有制改革，有人就觉得是“国企吃掉民企”，或者简单“一混了之”。央企限薪，本意是调整不合理的薪酬结构，结果个别单位搞成了“一刀切”，从上砍到下，基层一线员工也未幸免。此外，应适当提高集中度的企业，也担心有“垄断嫌疑”，缩手缩脚挪不动步。相反，该引入竞争来“提速降费”的行业，却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凡此种种，有歪嘴和尚念错经的落实难，更有对改革大方向的误读、错判。
国企究竟为何而存在？这是厘清改革是与非的基点。追根溯源，国有企业是为克服私人资本的逐利性、盲目性而诞生的，是社会主义公平正义、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国企代表全民的福祉，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能在更优程度、更高层次上配置资源，更利于宏观调控的权威性与控制力。国企所创造的价值，上缴的税收、红利，为全民共享。国有企业在锻造共和国工业体系、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经受住了严峻考验，显示出了历史担当。
当下，由于内外部因素综合影响，中国经济存在一定的下行压力。1—6月，国有企业利润总额同比下降0.1%，仍有较大的改善空间。经济新常态下，提振实体经济、丰满群众的钱袋子，国企责无旁贷；奔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阶段，国企更是中流砥柱。而国企要有新作为，必须在改革上下狠功夫，必须抓好创新、质量、管理，再杀出一条血路来，做到打得赢、靠得住，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始终掌握主动、立于不败。
肯定成绩，不等于撒手纵容。爱之深、责之切，改革正是要冲着问题去。国企的现实问题确实不少。近期宣判的个别原国企老总受贿案，鲸吞公帑居然数以千万元计；久为诟病的大吃大喝、公款送礼，在有的企业屡禁不绝、“按下葫芦浮起瓢”。至于一些企业总部的机关化、衙门气，同样严重拉低了生产经营的效率，拉远了与人民群众的距离。兴利除弊，要害就在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一手加强党的领导，一手完善公司治理，国企改革才能提质增效，把社会责任与经济效益统一于全球化的“商战”战场上。
说到底，我们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目的是要坚定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道路自信，为全体人民的福祉而战。这场战役，绝不能在一片改革声浪中把国有资产变成谋取暴利的机会，绝不能因循守旧、固步自封，把共和国的长子溺亡在温室之中。自信从何而来？中国高铁，中国航天，中国装备，那一张张亮丽的中国名片，正向世界展现着壮志雄心，也时时激励着改革者：百舸争流，奋楫者先，勿忘民本这一初心，恪守“两个毫不动摇”的原则，定有大国强企、基业长青。（周人杰）
——据《人民日报》7月22日
中国金融还是“土”点好
金融的本质就三句话：信用、杠杆、风险。这是黄奇帆在重庆金融工作会上提出的“观点”。北京有人听了这话说：黄奇帆好土。意思是说“没新意”。我不以为然，当即反击说：土得好！中国就是太缺少这样的“土”。全世界的金融界就是因为把“土”忘了，所以没“根”了。不是这样吗？实体经济就是金融植根之“土”，离开了这个“土”，金融何以生存？正如黄奇帆所说：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这个核心是怎么形成的？要为实体经济服务。如果不为实体经济服务，这个中心就变成以自我为中心，就会异化为一个卡拉OK、自拉自唱、虚无缥渺的东西。
讲金融不讲杠杆，金融就没意义；讲杠杆不讲信用，杠杆就没基础。但我们同时必须明白，杠杆必须有度，过度则风险爆炸。这的确是“金融ABC”，的确是“金融小儿科”，但它也是金融大道，大道至简。但多年来我们看到，金融发展过程中，往往越走越偏，最后，大道被彻底抛弃，而走向危机。所以我认为，中国金融还是“土”点为好，这也是我一直呼吁“中国需要‘慢金融’”关键所在。什么是“慢金融”？就是“杠杆适度的金融”。因为，金融杠杆越高，金融运行速度越快，金融市场越不利于资本形成，金融偏离实体经济越远，金融自我循环、空转越严重。但很不幸，中国这些年的金融发展恰恰如此。
请重视“金融ABC”，回归“金融小儿科”吧！我们看到的事实是：每次金融危机都让我们重新思考这些“金融小儿科”的问题。“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不是金融危机之后全世界都在反思的问题吗？“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不是当下各国政府的空前强调的方向吗？为什么？我认为，正是因为过去40年金融偏离实体经济太远了，金融空转太严重了。如果不是这样，各国政府为什么要如此强调？为什么要重新讨论“托宾税”的问题？
中国也一样。这几年，中国政府一再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问题。为什么？因为中国金融也在偏离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方向。为什么中国金融那么“土”，还会偏离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方向？在我看来，就是因为我们的金融业“过于求洋”。所谓金融创新，就是照抄照搬华尔街；所谓金融改革，就是不折不扣地学习“金融资本主义”。这不仅导致中国金融运行速度越来越快、杠杆率越来越高、信用越来越低、风险越来越大，而且也必定导致中国金融监管失准、失常。
为什么会导致监管失准、失常？因为，学习“金融资本主义”的一套，必然以放松金融监管为前提，这使得管理者“金融伦理评价”失去了标准，不知道什么该管、什么不该管了。比如余额宝之类的“互联网货币基金”，这明明是超高速的金融空转，明明是盗窃了银行信用而附着在银行身上的寄生虫，明明是大幅度提高实体经济成本而凭空吞噬实体经济利润经济蛀虫，可我们的监管者不敢管、不去管、也不想管。为什么？因为中国“金融伦理评价”失准、失常。结果是什么？在金融空转当中受益的老百姓对余额宝千恩万谢，而由于金融空转引发的物价上涨却使政府惨遭老百姓的痛骂。
面对此情此景，那些身居要职的金融官员情何以堪？我可以肯定地讲，你们玩金融玩得太高级了，高级到了你们自己已经不会玩、反而很容易被别人玩的程度了。这没什么新鲜的。华尔街玩“次贷衍生品”，玩到了格里斯潘都眼花缭乱、看不懂了，结果是格里斯潘无法判断是非、无从实施监管。这不是格里斯潘认账的事情吗？
那些自以为高明、自以为高级的金融官员们，请你们回头吧。黄奇帆那么“老土”不是也把重庆金融的那点事儿办得挺好吗？如果说，让金融回归本真就是“土”，那我们中国宁可要这样的“土”。我想，无论是习主席、李总理还是中国老百姓，我们都不会介意这样的“土”，反而希望这样的“土”可以发扬光大。因为，这个“土”是实体经济，是金融之根生长的地方，这个“土”越厚重，金融之根就越健硕，这个至简的大道我们懂。（钮文新）
——据经济网8月3日
中美股市的不同特点
我们经常把成熟资本市场的数据用到A股市场，最常用的是美国证券化率。因此常常听到“美国证券化率多高，所以中国应该如何”的论调。
我们可以进行比较，来学习成熟市场的经验。但学习要学到核心，而不是在表面上亦步亦趋。只有细分两个市场的不同，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学到成熟市场的精髓。有时候为了达到金融的信用控制效果，中国从技术上甚至有必要与美国背道而驰。
中国市场分化严重，体现在财富拥有、资产拥有、知识能力等各个层面。美国的贫富差距裂缝也在加大，但在股票、债券等市场上是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而不是散户直接入市。
根据2009年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本轮金融危机后对市场现状所作的调查统计显示，机构投资者是美国股市的中坚力量，养老基金、互惠基金、保险基金和各类捐赠式基金持有的股权总额占到美国全部股市的50.6%，其他是为数众多的对冲基金、资产管理类投资公司等。全美排名前50位的大公司中，机构持股占比为63.7%，排名在51—100位的50家公司中，机构持有70.3%的股权。
很少看到美国有不了解投资知识的普通公民进入市场，他们最多每隔几年看看401K计划（相当于中国的企业年金计划）中的收益情况。普通公民大多会把投资交给专业人士，如果专业人士欺诈，会有多如牛毛的律师站在身后。
为了建立公平的市场机制，美国通过举证倒置与民事赔偿机制，让内幕交易和造假者付出惨痛的经济代价。一些人在美国证券市场被提起诉讼，大多与内幕交易相关。即便如此，美国也有典型的庞氏骗局麦道夫案例，也有可怕的次贷危机。这说明没有任何一种控制风险的模式是可以迷信的。更别说中国的法律土壤与投资土壤与美国有很大不同。
美国资本市场较为成熟的关键是几乎六亲不认的举证倒置机制，以及高额的和解或者赔偿机制。如果没有公平的法律和在此基础上的执行力，哪来的成熟市场？
A股市场也有举证倒置机制，但效率不高。A股市场只能在举证倒置的基础上实行底线管理原则，将内幕交易额超过一定数量的纳入监管范围。即使如此，造假上市、无法退市等痼疾能否有根本性好转都是未知数。
A股市场散户人数众多，但掌握的资金不值一提，在信息、技术等方面是天然的弱势群体。正因为如此，有人提出要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减少散户，让市场回归理性。
根据中国结算的统计，截至2012年3月，A股自然人持仓账户数约为5613.4万个，流通市值在10万元以下的账户占比达85.8%；市值在50万元以下的账户占比高达97.72%。只有不到2.5%的自然人持仓账户市值在50万元以上。
直到今天，这个占比也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
让中小散户退出市场，机构投资者成为市场主导，这就需要改变目前以规模取胜的机构激励机制，把专业人士与散户的利益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否则，让机构打理投资未必是好事。不仅机构与散户利益没有必然联系，还会有老鼠仓风险，以及追涨杀跌、散户化风险。
在散户人数占优势的市场，机构投资者拥有T+0等工具，而散户没有，结果会让散户在更短的时间内被剪羊毛。若要解决只有两个办法，或者拒绝高频等交易，大家都实行T+1，让传统金融发挥更大的作用；或者大家都实行T+0，大家在公平的规则里使用同样效能的工具竞争。
我们可以全盘引入美国的证券法律，但仅仅这样是没有用的。法律是拿来用的，不是拿来看的。（叶檀）
——据《每日经济新闻》8月6日
社会脉搏
用“公建民营”破解养老院困境
至2014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已达到了2.12亿，到2050年我国老年人口将达到4.8亿。人口老龄化的加剧，给我国养老产业带来巨大的市场空间——这是理想中巨大的养老市场蛋糕；然而，现实却非常骨感——有统计显示，目前我国超过三成的养老机构，处于亏损状态；全国养老机构平均空置率，达到了48%；民办养老机构，生存尤为困难。
养老院为何亏损严重？民营养老机构不断攀升的房租、人力等各项成本压力是重要原因，目前在大中城市，由于地价高昂，建造养老院的成本往往是惊人的，所以，民营养老院大多数是以租赁为主，养老院本来是个微利行业，它是一个长期的产业，租期的话现在一般是三年一签，三年可能刚刚达到盈利点，如果这时候业主不租给他了，那他相当于白干了。
由于房租高，所以一些养老院选址在郊区，但郊区交通不便，离老年人居住的环境、医疗资源比较远，对老年人来说他不愿意离开自己熟悉的环境，这又造成很多的养老机构空床率比较高。
那么，怎么能让更多养老院在城市里安下家？解决此一问题，今后需加快“公建民营”模式发展养老机构，即让政府找地建设，民营资本则负责运营。
养老事业“公建民营”的改革思路，同时解决了两大难题。首先是养老事业的先期投入大，回报周期长，初期建设如果不采取政策扶持与财政补贴等形式，很难吸引到足够的社会资本进入。“公建民营”将民营养老机构最为头疼的购房租地成本一揽子兜底，解决其后顾之忧，也就能大大激发民营养老机构的市场参与积极性。
同时，如果回到养老事业由政府包干的计划经济模式，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效率低下、服务意识和水平差等一系列弊端，而政府可以通过定期“评分”的绩效考核模式，促使负责经营的民营养老机构加大竞争力度，提升自身的专业服务质量，从而达到优胜劣汰、为老者提供优质服务的目标，让公平与效率得以双赢。
还要指出的是，养老事业“公建民营”还带来了庞大的、全民所有的固定资产，随着城市化进程深入，这部分固定资产的经济价值也会不断提升，也就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可供多次利用的养老“硬件”设施，让社会长久受益。
所以，养老事业“公建民营”不妨大力推进。目前，“公建民营”多在一些中小城市进行试点，远未铺开，在一二线大城市，更是凤毛麟角。但实际上，因为高房价制约，大城市才是推动养老院“公建民营”的重中之重。
积极推动养老事业“公建民营”试点，逐步推广，最终形成广覆盖、较高水平的政府与社会合力“养老”的长远模式，方是数亿中国老人“老有所养”之幸，也将为世界“银发潮流”贡献具有独特价值的“中国经验”。（《新京报》社论）
——据《新京报》7月20日
校服需要国标也需要破除垄断
今后中国中小学生校服将有统一规范。6月30日，中国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国家标准《中小学生校服》，此为中国首个专门针对中小学生校服产品的国家标准，标准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以前国家没有中小学生校服的统一规范，致使校服市场缺乏规范，各地标准不一，执行更为乏力。导致中小学生校服市场混乱，甚至由此滋生校服腐败，问题校服事件频出，如两年前引爆舆论关注的上海问题校服事件等等。中小学生正处于身体生长发育阶段，身体自我调节能力与抵抗外来有害物质侵害的能力较差，而如果校服质量存在问题，对孩子的生长发育将造成不可逆的坏影响，如有的“毒校服”甲醛、PH值等项目超标，对学生的身体伤害极大。
而此次制订的中小学生校服的国家标准中，更是着重强调校服的质量问题，从校服的质量安全问题出发，从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角度，经过大量研究、总结，才制订了这一标准。其中并没对校服的样式等提出要求，只是对校服的质量提出了严标准、高要求。如在安全性方面校服中的甲醛、pH值、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料等含量应达到《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B类要求；燃烧性能、附件锐利性、服装绳带和残留金属针等应符合《婴幼儿及儿童纺织产品安全技术规范》。为保证校服穿着的舒适性，标准中特别增加了校服直接接触皮肤的部分棉纤维含量标称值不低于35％的规定，不允许在衣领处缝制任何标签等提升舒适度的细节要求。
在各地实施校服统一招标后，校服成了学校与教育部门的垄断产业，由此滋生了权力寻租，一些校服质量低劣，款式却单一或老旧。一则让学生不喜欢，不爱装，却又不得不穿；二则让学生的身体受到潜在的威胁，影响了学生的健康。此次国标的实施，也可以看作是对这一问题的纠正：不去规定校服的款式，只强调校服的质量，而且是从严要求，让中小学生校服质量有可以依照的标准。与此同时，中国教育部、国家工商总局、国家质检总局和国家标准委等四部委还将联合出台校服相关管理文件，要求各地、各学校要严格执行该标准。这也是为了确保该标准能得到切实执行。
制订了国家标准，更应有严格执行。要能严格执行，光有各部委的督促并不够，要能看到校服质量问题频发，不仅是缺乏一个严格而统一的国家标准，更在于校服被教育部门及学校所垄断。需要破除校服垄断，让校服市场进行自由竞争，优胜劣汰，如政府进行集中采购来代替教育部门采购，请家长及社会监督，只有真正有能力的生产商才能获得学生及家长的青睐，才能生存下来。这样才能杜绝校服腐败，而校服国家标准也才能被严格执行，而真正发挥效力。（戴先任）
——据中国青年网7月1日
“毒豆芽案”无罪判决的法治价值
据报道，辽宁省葫芦岛市连山区人民法院近日改判“无根豆芽”芽农郭林（化名）、鲁花（化名）无罪。去年12月11日，该院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分别判处二人五年零六个月和五年徒刑。案件上诉后，被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回重审，连山区人民法院遂作出上述改判。
“无根豆芽”涉案争议长达数年，被判刑的芽农多达近千人，作为首例无罪判决，不但从法律上给多年争议画了个休止符，也起到示范作用，让许多尚在彷徨等待中的芽农看到了准星，让一些被取保候审的“无根豆芽”案嫌犯看到了希望，也让“无根豆芽”安全性“尚无结论”的科学判断，得到了司法的尊重和认可。
长期以来，因为对豆芽生产经营监管脱节，“无根豆芽”被认为非法添加了有毒有害物质，检测出含有“6-苄基腺嘌呤”和“4-氯苯氧乙酸钠”被作为司法机关定罪量刑的依据。但迄今为止，并无科学证据表明这几种物质有毒有害，相反，农业部农产品质量风险评估实验室（杭州）及地方政府曾出具评估报告，为其安全性背书。
今年5月，国家食药监总局、农业部、国家卫计委联合发布公告，称豆芽生产过程中使用“无根水”（6-苄基腺嘌呤、4-氯苯氧乙酸钠、赤霉素等物质）的安全性“尚无结论”；同时也明确了监管红线，“禁止豆芽生产者使用以上物质，并禁止豆芽经营者经营含以上物质的豆芽。”按照这个公告，禁止使用、经营是一回事，是否不安全、有毒有害是另一回事，“无根豆芽”本身不是“有毒有害食品”的符号。
因此，是否符合《刑法》第144条、“两高”司法解释第9条、第20条的规定，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不能仅凭“无根豆芽”的外观，或其中检测出6-苄基腺嘌呤或4-氯苯氧乙酸钠等来判断，不能在“有关部门公告禁止使用的物质”和“有毒有害物质”之间简单画等号。葫芦岛市中院发回重审的刑事裁定认为，“该三种物质的安全性尚不清楚，对人体能造成何种危害不清，故将本案发回重审，请查清后依法判决”，以及连山区人民法院的重审判决认为，“三种物质的安全性尚不清楚，故二被告人行为应属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都体现出对司法裁判的应有严谨和对自然科学的敬畏，以及“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
“让不让用是管理问题，是否有毒是科学问题，违反行政规章与触犯刑法不能等同”，这是法律应有的科学态度和逻辑理性，也是刑法谦抑性的必然要求。不因循司法旧习，不受制于行政禁令，充分尊重科学，谨慎判断，把握食品安全的边界，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作出公正裁判，既致力维护“舌尖上的安全”，又切实维护菜农的合法权益，这是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检验”的诉讼制度改革的生动体现。
当然，“毒豆芽案”获无罪判决，并不意味着添加“无根水”合理合法，不意味着“无根豆芽”就是安全、放心的食品。按照《食品添加剂生产监督管理规定》，每一类食品添加剂都必须获得生产许可，“无根水”未获许可就运用于豆芽生产，显然属于违规违法。目前只是没有发现“无根水”对人体造成危害的确凿证据，但并不意味着它一定不会造成危害，因此食品生产中严禁添加“无根水”。法律不能作有罪推定，“无根豆芽”案被告被判无罪可以理解，但其使用“无根水”须受到行政处罚，这方面的法律责任不能免除。
依法加强食品安全治理，就是要做到李克强总理所说的“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无根豆芽”案获无罪判决，与依法严格监管食品添加剂、严厉打击食品安全犯罪和严肃问责失职渎职并不矛盾，体现了无罪推定、罪刑相当与有罪必判、有错必纠高度统一的法治精神。这样的法律判决越来越多，让我们更多地看到了司法进步和法律理性回归的希望。（北青报社评）
——据《北京青年报》7月29日
探索发现
如何客观评价国共抗战战果
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自年初开始，互联网微博上就有许多贬抑共产党敌战区战场的帖子。最耸人听闻的一则谣言出现在6月底新浪微博。有署名“小右派”的网友发了这样一则长微博：“日本公布了二战在华阵亡数据：死于国军之手：318883人。死于共军之手：851人。基本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数据吻合。共军百团大战毙敌302人；平型关大捷毙敌167人；38年晋察冀秋季反围攻毙敌39人；39年冀南春季反扫荡毙敌37人；39年冀中冬季反扫荡毙敌27人；40年春季反扫荡毙敌11人；115师陆房突围毙敌16人。共击毙日寇599人，加上小战斗，合计被共军杀死851人。死者都有姓名年龄、家乡，部队、死亡地点、被谁所杀详细记录。”这则微博一出台，诸多实名网络大V争相转载。目前，这则谣言在网上阅读量百万次以上，转载量超过数万次。如不说明真相以正视听，将来又会如同此前“日本人从没有轰炸过延安”一样，由“谣言”上升为“真相”。
由于工作需要，国防大学《战事》剧组，阅读了大量抗战文献，其中就有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写的六卷本《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两卷本《华北治安战》、单行本的《长沙作战》、《河南作战》、《湖北作战》、《广西作战》、《香港作战》、三卷本《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等等，此外，我们还阅读了日本侵略者在多方搜集东北抗联信息情报基础上于1936年撰写的两卷本《东北共匪之研究》，曾任日本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后又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的《冈村宁次回忆录》。现从中摘录部分资料，以正视听。
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尽管没有正面战场那样的大会战，但在正面战场几乎所有的会战都以失败告终的情况下，惟敌后抗战节节胜利，不仅陷日寇于“每日面对不可测的恐怖”这样的惶恐不安之中，而且“积小胜为大胜”，有效消灭了敌人有生力量。即使是从日本人的记载中，敌后战场战果与正面战场大会战相比也毫不逊色。
关于各方歼敌总数量方面，在拍摄《战事》过程中，我们特地找日方研究战史专家证实，所谓“共军总共毙敌851人”没有任何根据。相反，任何人仅仅只要根据日本防卫厅现有资料中零散的数字，也会清楚那则谣言是多么荒唐!
需要说明的是，日本防卫厅在编撰系列战史时，关于战果部分，是根据战时日军各部上报给大本营的记录整理出来的。但正如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在回忆录中所承认的那样，日军各部都在夸大己方战果，抑减中国方面战果。“大本营发表的统计数字相当可观，但其中70%是为了夸耀战果而增加的水分。”（转引自《华北治安战》译序第2页）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把国共歼敌数量进行一个简单对比。
先摘录《华北治安战》中日方报告的一些零散记载：
“第一一0师团报告，1938年8月—1939年10月间(即日方对我发起的所谓‘第三期肃正作战’期间)，师团阵亡者，为533人。” （上卷第156页）
“第二十七师团报告，从1939年1月至1940年11月肃正作战期间，我忠勇的官兵丧失了649人，负伤1378人，甚为遗憾。” （上卷第278）
“在此次作战（第二次冀中作战）中，虽未查明彼我全面的损失，但在第一军方面损失最大的是独立混成第四旅团，（根据旅团第二期晋中作战战斗详报）战死71名、负伤66名、失踪2名。另据旅团战死名簿记载，从8月20日至12月3日在旅团战死的276名。”（上卷第312页）
“关于此次作战（指1940年9月23日——10月12日间日方发起的所谓‘察南南境反击作战’）彼我的损失，根据军的统计，仅我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方面我战死133人、生死不明31人。”（上卷第315页）
1942年6月的冀中三号作战，“我方战死161名，其中军官9名，伤323名，其中军官14名”（下卷第161页）
1943年9月对中共抗日武装发起的所谓“冀东一号终期作战”，战事于11月中旬结束，日方报告说，“我方损失也较大，计战死221人，伤91人。”（下卷P214页）。
另据日本防卫厅《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记载（第三卷第二分册第179页），仅1941年这一年，华北方面军各部与中共交战次数为17198次!日方损失是战死2352人，负伤501人。
可能有读者仍然认为，战死2352人，与共产党宣称的毙敌数目仍然有较大差距，且无法与国民党正面战场相比。那我们就进行一个对比。
第一次长沙会战与第二次长沙会战，均由国民党战将薛岳指挥，国民党方面声称每次歼敌都在4万至5万余人。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在《长沙会战》一书中有如下记载：
“在第一次长沙会战中，没能给予重庆军以应有打击……我方损失竟达战死1591人，战伤4412人。”（第214页）
“第11军发表的第2次长沙作战的战果及我方损失如下……敌遗弃尸体28612具……我方损失战死1591人，（其中军官数108人）战伤4412人（其中军官数241人），死伤战马1766匹。”（第215页）
对比一下，两次长沙会战，毙敌数量均远少于同一部书中所记载的1941年中共抗日武装所击毙日军数量的2352人!
再作一个对比：1943年5月至8月间浙赣作战，日方作战部队为中国派遣军第十三军和第十一军，对手是国民党第九战区长官薛岳指挥的第五十八军、第七十九军和第四军。日方在《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中记载日第十三军报告战果如下（上卷第170-171页。）
“第一阶段（5月15日至5月29日），国军遗弃尸体48151，我方战死281人。
第二阶段（5月30日至6月15日），国民遗弃尸体12180，我方战死484人。
第三阶段（6月16日至8月14日），国军遗弃尸体6048，我方战死442人。
第四阶段（8月15日至9月30日），国军遗弃尸体1351，日方战死77人。”
“总计国军遗弃尸体共64430具，日方战死人数1284人，其中军官76人。”
所记载第十一军报告战果如下（上卷第188页）：
“国军共遗弃尸体15758具，我方战死336人，其中军官22人。”
日方结论说（上卷第189页）：“第九战区长官薛岳在赣江以东使用了三个军，但是，他将这三个军逐个投入，最后，被我军各个歼灭。同时，当他发现战场是在赣江以东之后，他仍然坚持在赣江西岸保存兵力，以致使兵力未能在战场上集中。”
对比一下可发现，浙赣会战各阶段，国民党军毙敌数量，与1942年以来共产党抗日武装在任何一次反扫荡作战中日方所记载的毙敌数量在同一个量级! 如：日方记载，“对中共的察南南境反击作战中，仅我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方面我战死133人、生死不明31人。”“冀中三号作战，我方战死161名，其中军官9名，伤323名”。
因此，在评价国共抗战战果上，国内知识界有人在故意使用“双重标准”：在评估共产党战绩时，用日军大本营资料，且用不完全材料；在评估国民党战绩时，用国民党当局资料。而他们最害怕的，就是用一把尺子量：因为如果都用日军大本营资料时，国共两党抗战战绩如何，就将大白于天下!
抗日战争是近现代以来中华民族团结一致抵抗外侮获得的一次伟大胜利。纪念抗战胜利70年，本是再次宣示捐弃历史前嫌、共同努力振兴中华的一次契机，但一些公知、大V出于消解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目的，大量制造和传播贬损中共敌后抗战谣言，其结果只能是重翻历史旧账，再次撕裂阶层鸿沟。对此，我们不能不予以高度重视和坚决反击! （国防大学《战事》剧组）
——据《红旗文稿》7月27日
探索宇宙,我们在探索什么?
最近太空领域可谓好戏连连:7月14日,美国NASA宇宙探测器“新视野”号在人类历史上首次飞近前“九大行星”中距离太阳和地球最远的冥王星,并传回第一批清晰的冥王星照片;7月23日,NASA开普勒太空望远镜项目负责人约翰•詹金斯正式宣布,开普勒太空望远镜发现了迄今最像地球的“地球2.0”,距离地球1400光年之遥的开普勒—452B类地行星。
许多人喜悦之余,一种质疑的声音也悄然响起:为什么要在渺茫的太空“烧”这么多的钱?
的确,太空事业是最花钱的科学研究项目:导致“地球2.0”被发现的开普勒太空望远镜项目迄今耗资6亿美元,且看来还会继续“烧”下去;为近距离“偷窥”一下几年前“不幸”失去“九大行星”名分的冥王星,NASA也花费7亿美元之巨,且“新视野”号还有寿命,随着它踏上漫漫新征程,“烧钱”也将继续。
无怪有人会质问——这么多钱花得有价值么?把扔上太空的这些钱花在地面,花在更“脚踏实地”的项目不好么?
许多人都熟悉著名的“尤肯达—施图林格对话”:1970年赞比亚修女玛丽•尤肯达致函NASA,质疑“地球上这么多人在挨饿,为什么要浪费那么多钱去探测太空”,NASA马绍尔太空航行中心科学副总监恩斯特•施图林格借用中世纪一位伯爵不顾附近居民反对,执意帮助一位长期潜心研究传染病疫苗、却一直拿不出成果的科学家,并用“资助瘟疫研究不会立即给疫区带来好处,但最终却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著名回答,深入浅出地解释了“为什么在太空烧钱”的问题。
如今“尤肯达—施图林格对话”已过去45年,随着科学的发展,如今已很少人对航天事业的意义作出全面质疑,因为在许多领域航天成果已变得“有用”,为军事、民用和商业领域创造了大量宝贵的、不可替代的价值,如曾经“只会转圈、唱歌”的人造地球卫星如今可以完成侦查、环境监测、导航、通讯、地质探测等许多实用性任务。
不仅如此,随着科技门槛的不断降低,曾经高高在上的航天成果如今也渐渐深入民间,让普罗大众切身感受到航天事业的“有用”,如十几年前的“铱星通讯”还曲高和寡,如今GPS导航仪已近乎“车手一台”。
必须认识到,航天事业是长线投资,可能在很长时间内看不到回报,但一旦进入“收获期”就会得到里程碑般的收获。即以卫星而言,人类第一颗卫星1957年10月4日升空,在军事上体现出实用价值要等到10多年后,而在民用领域的“大爆炸”则要等上20多年,GPS之类的亲民应用,则不过是近几年的事。
随着时代的推进,曾经被公认为得不偿失、劳民伤财的一些所谓航天“白象工程”,也会在许多年后体现出其独特的价值。如当初因耗资巨大而遭到质疑甚至连NASA自己都感到吃力的“阿波罗工程”,其许多配套系统工程成果、项目,如今却在太空甚至地面各领域结出了丰盛的成果,从系统论到重载火箭,这些今天被公认为有用、有大用的有形、无形宝藏,昔日不都是那头“白象”身上的器官和肢体?
“新视野”号从发射升空到“偷窥”冥王星成果,经过了10年的漫长等待;“地球2.0”的横空出世上距2009年3月7日开普勒太空望远镜发射升天,也已过了6年多时间。与之相比,一些更“长线”的项目则耗时更长,如肩负着探索各行星和太阳系外使命的“旅行者1号”、“旅行者2号”飞船自1977年发射升空迄今已服役38年之久,其所承担的最受瞩目使命——和地外智慧生命的相逢,至今尚不知有没有实现的一天。同样,“新视野”和开普勒等项目从“过眼瘾”到实用化的过程,恐怕也将是漫长且反复的。
宇宙是浩淼无边的,这注定了太空事业必然是长线工程,尽管科技在不断进步,但太空探测的边界也随之扩展得更快:几十年前人们曾苦于需花93年时间才可飞抵冥王星,如今只需10年,可这样的速度如果飞往“地球2.0”需要多久?冥王星距离地球仅1/1000光年不到,而“地球2.0”距离地球足有1400光年之遥。
太空事业的长线性质注定了这是一项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伟大事业,这样的事业需要耐心,需要前瞻性,需要长远规划和暂时的不计功利——或许“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古训未必适用于存在探索失败风险的太空事业,但“无耕耘即无收获”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陶短房)
——据《新快报》7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