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要目
我国金融改革绝不能按华尔街模式推进/钮文新
中国需要一个与实体经济需求相匹配的“慢金融”，而不是华尔街般的、无限讲效率的“快金融”。因为，中国是以实体经济为本的国家，我们强调的是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
官员“权力傲慢病”的本质及其危害/于建嵘
官员傲慢实际上暴露的是我国政治体制中的沉疴痼疾。这种言行虽然不会造成直接的物质性损害，但是对国家治理的消极影响却是十分严重的。
王林事件是个多大的“局”/魏英杰
王林的朋友圈就是一幅“浮世绘”，背后不知有多少暗中交易，又是如何藏污纳垢。这幅图景看似离普通人很远，实为这个社会某些阴暗面的折射。
年轻人不要把时间浪费在股市上/李晓鹏
炒股，损失的不仅是钱，最重要的是会耽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个人才干的提升。而后者才是我们可靠而长远的财富来源。
目录
财经广角
我国金融改革绝不能按华尔街模式推进/钮文新
国产动画抄袭政府补贴成诱因/箐城子
辞官回乡背后的农村空心化问题亟须解决/许云泽
社会脉搏
官员“权力傲慢病”的本质及其危害/于建嵘
王林事件是个多大的“局”/魏英杰
全面放开二孩：请兼顾当下性与前瞻性/朱昌俊
业委会：何以难产，何能兴盛？/陈鹏
文化教育
年轻人不要把时间浪费在股市上/李晓鹏
中国人耶鲁开荒上了一堂公共空间课/程振伟
与赴美深造的儿子谈“教养”/吴敏文
观点摘编
“鲜奶贱如水”不全是市场之祸/朱永华
中国经济有持续健康发展的巨大潜力/周天勇
邪教头目的弱智骗术为何有人信？/西坡
财经广角
我国金融改革绝不能按华尔街模式推进
中国需要怎样的金融？毫无疑问，中国需要一个与实体经济需求相匹配的“慢金融”，而不是华尔街般的、无限讲效率的“快金融”。因为，中国是以实体经济为本的国家，我们强调的是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
中国现在的金融快不快？快，而且越来越快。例如：中国金融杠杆率越来越高，中国金融短期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中国货币投机（短期金融投机）者队伍越来越庞大，中国金融越来越远离实体经济，中国金融越来越不利于实业资本的形成等。而这一切现象和问题汇总之后变成了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变成了“投融资期限错配”。“投融资期限错配”表现在股票市场就是：所谓融资买入就是“用有期限的债务资金投入无期限的股票市场”。表面看，因为股市流动性比较好，所以资金期限无所谓长短，但万一市场发生极端性情况，股市流动性立即消失，这些杠杆都会变成市场恶性循环的主要动力。
去杠杆，绝不仅仅是降低负债率这么简单，其中一个最大的作用就是“降低金融运行速度”。金融杠杆越低，金融运行速度越低。过高的金融运行速度对实体经济不仅毫无意义，而且存在巨大的破坏作用。美国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一问题，无论是托宾税、去杠杆，还是美联储的“扭曲操作”，合在一起就是为了降低金融运行速度。这也是当下全球金融市场的总体趋势。但遗憾的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几年间，中国的各色衍生工具层出不穷，金融短期化日趋成势，金融投机越发盛行，实体经济更难融资。与此同时，金融资本至高无上——金融资本主义的经济特征在中国迅速发育。特别是在互联网公司的主导之下，货币市场基金规模在中国爆炸式增长。这严重危害了实体经济的融资环境。中国的杠杆是高了还是低了？是更加普遍地使用杠杆，还是应用领域得到了控制？我认为是前者。比如，银行存贷款期限错配的问题日益严重，最不该使用杠杆的股票市场都开始普遍使用杠杆，诸如此类，都是明证。
中国的金融改革绝不能按照“华尔街模式”推进。中央一再强调“金融必须为实体经济服务”。因此，金融和资本市场的一些具体改革事项，必须按照这一原则进行重新梳理，至少要让金融市场的运行节奏符合实体经济的要求。尤其是减少金融杠杆，更多地为实体经济提供与之需求相匹配的长期资本、股权资本。无论如何，应让已经开始高速运转，而且运转越来越快的金融市场“慢下来”。
以前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冲击有限，不仅是因为中国资本账户未开放，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中国金融运行速度比较慢，没有大量的杠杆工具，这势必大幅提高投机者对中国实施金融攻击的成本。所以，中国需要“慢金融”——杠杆水平极低、运行速度适中的金融市场，而绝不可以无度向市场提供杠杆工具。这不仅仅是中国实体经济为本的经济特征决定的，同时也是一切发展中国家金融安全的客观要求。（钮文新/《中国经济周刊》特约评论员）
——据《中国经济周刊》7月13日
国产动画抄袭政府补贴成诱因
国产动画片抄袭成风，这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2007年《大嘴巴嘟嘟》被指剽窃《蜡笔小新》，2008年《金甲战士》和《奥特曼》有诸多相似之处。如果说这两个有争议成分，2011年《高铁侠》抄袭日本动画《铁胆火车侠》就是达到了赤裸裸地步，连日本食品“饭团”也复制进来未作改动。前些年还是抄日本动画，现在则抄到了迪斯尼。很多人觉得奇怪，为什么一些国产动画热衷于抄袭？与抄袭相伴的，则是显而易见的粗制滥造，最近10年大众熟知的国产动画片，除了《喜羊羊与灰太狼》，大概只有这两年的《熊出没》吧。
这种现象很早就引起了人们注意。业内人士爆料显示，动画公司抄袭多奔着政府补贴而去。中国动画产业起步晚，管制多，动画片水平和美国日本相比差距尚远。2004年起，包括财政部、广电总局、税务总局在内多个部门陆续颁布规定，以税收优惠和补贴大力扶持国产动画，并对进口动画限制播出，将黄金时档播出资源划给国产动画。一时之间，全国建立了大量动画产业基地，从国家到地级政府都设立了动漫基金，“动漫节”也如雨后春笋。
政府扶持国产动画产业的规则多是从产量、技术水平、播出平台、获得奖项这几个标准核定。比如很多省市对本地动画企业补贴标准都是：地市电视台播出2D动画奖励500元/分钟，3D动画奖励1000元/分钟，上限为100万元；在央视播出的翻倍，上限为200万元。再如，厦门市政府对本地动漫电影的补贴标准则是，全国院线和央视电影频道播出奖励3000元/分钟，地区院线播出奖励1500元/分钟，获广电总局优秀奖的一次性再奖20万元。
有了这样的激励，就不难理解企业接下来的行动。据业内人士估算，制作30分钟中上质量动画片，成本40万元左右。如果是粗制滥造的山寨动画，成本则低许多，甚至每集1万都能成片。长篇动画的单位成本远低于短篇作品，3D动画的制作成本也不比2D动画高太多，通过注水延时和转换制作，就能以极低成本套取补贴。很多动画企业为争取补贴，通过各种手段上央视、上省台、上院线，收视率高低并不在乎。
这就很好理解，为何现在的动画片动辄上百集，为何电视台会在午夜播出儿童动画片，有些动画片一播之后就销声匿迹。按照补贴政策，动画片只要一在电视台露脸，基本就能依靠补贴保本。若剧集足够长，播出平台高一些，不考虑市场因素也能大发其财。这个机制也诱使电视台成为和企业分食补贴“唐僧肉”的同谋。据媒体报道，很多动漫公司老板私底下抱怨，片子送到电视台免费播都无人要，反而要付费，甚至要给些私人好处。动漫产业也藏了不少腐败。
2004年中国动画年，产量不足4000分钟，短短几年时间，产量便跃居世界第一，2013年达26万分钟之多。2014年起由于各地政府减少补贴力度，动画片产量急剧下跌至不足20万分钟。这些数据会有出入，是因为大量动画片根本没有播出，绝大多数只在地方台或网络“露个脸”就匆匆入库，与观众无缘。留在屏幕的，不少则是剧本简单、故事无趣、画面劣质、大量注水拉时长的粗制滥造品。很多企业为节约成本，直接从国外动画片复制剧情和分镜头，用简单的3D技术转换制作。这就不难猜测，为什么汽车人总动员和赛车总动员看起来如此眼熟。
在过去很长时间，都默认接受补贴的是老迈迟暮的产业。谁也没有想到今天的市场上，动画、游戏、新能源之类新兴产业获取政府补贴也能大行其道。这种新问题，亟须解决。（箐城子/《逻辑思维》主编）
——据《新京报》7月13日
辞官回乡背后的农村空心化问题亟须解决
近期，湖南省常德市临澧县31岁的副县长刘涛辞官回家务农一事，成了社会热议话题。刘涛是北京大学优秀毕业生，22岁通过选调生考试成为张家界市永定区双溪桥乡办公室秘书，23岁进入共青团常德市委，24岁调入共青团湖南省委，31岁已经成为临澧县最年轻的副县长，仕途可谓一帆风顺。然而他于半年前毅然辞官回乡，带领乡亲种植猕猴桃，寻找致富路。
媒体和公众对刘涛的辞职缘由展开了各种想象：基层工作多么艰难无奈、官场斗争挤走年轻人、理想与现实如何冲突……在这种群情发酵当中，刘涛本人的话反而没有引起太多重视。作为一个经过深思熟虑和广泛调研的辞官回乡者，刘涛真正的担心在于：“你不能等到退休再去做，不要说30年，再过5年10年农村可能就没有人了”。此番话，真正警醒人们的是农村空心化问题亟须得到重视和解决。
数据表明，中国城市人口已超过农村人口，农村正面临巨大变革，农村社会内部各方面，无论是其生产生活与经济模式，还是文化教育与道德教化，无论是宗法礼制与村落治理，还是民族民俗与宗教信仰，都不可避免地发生着结构性变化。一方面，农村青年人口在城镇化发展中出现阶段性的必然流失，“空心化”加剧，作为社会基础单位的“家庭”逐渐变形，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现象日益严重；另一方面，城乡二元结构的打破迟迟难以实现，农村耕地荒、环境污染、公共设施落后等问题不容忽视。
国家正在致力于农村问题的解决，但我国农村范围广、差别大，情况复杂，很多问题积重难返，资源和市场的手要想伸入农村的腹地，同样有不小的障碍。在这种现状之下，像刘涛这样辞官回乡的年轻人，实际上代表了“破冰”农村问题的重要方向，即商人、公务员、知识分子乃至各行业普通工作者“反哺”家乡，将自己在城市的所学、所知、所得投入到农村建设，改变农村面貌。
这方面，部分地区的“试水”已经做出了成绩，特别是浙江一些地方的乡贤群体在这方面作出了榜样。浙江省诸暨市店口镇回乡教师和回乡医生为当地义务支教和无偿门诊；嵊州市乡贤、绿城房地产老总宋卫平回乡投资20多亿元，建设嵊州绿城现代农业综合体；新昌县乡贤丁利明辞职回乡种植中药材，编药典、撰茶文，欲把家乡打造成以胡庆余堂为依托的中医药养生文化旅游基地……辞官回乡的刘涛和他们相比，不同的仅仅是“官员”的身份，但其想法和情结却相似。
人们不必过多地猜测和附会刘涛辞官之举的动机，而是应该关注他回乡后在农村可能做出的成绩，因为那才是这位年轻人另一种践行的开始。（许云泽）
——据《光明日报》6月29日
社会脉搏
官员“权力傲慢病”的本质及其危害
近年来，中国少数官员雷语不断。媒体和大众对此类现象的解读，一般倾向于归咎为领导干部的个人素质问题，指出这些官员简直是智商欠缺，才会说出连基本常识和逻辑都不具备的言论。但实际上，这些官员当中的很多人接受过高等教育，有的供职于中央部委多年，他们不仅不缺乏基本的常识，而且对于得失利弊的算计格外精明，多年宦海沉浮的经验使得他们语言表达的技巧可谓是炉火纯青。他们之所以频频在公开场合敢于雷语，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长期以来养成的权力傲慢。
长期的舆论控制及对民意的回应太少，使官员的言行比较任性。在我国，由于政府对媒体的管控较为严格，官员不当言论的传播受到严格限制，养成了少数官员信口开河，任性妄为的“毛病”。只是随着自媒体时代到来，人人都成了记录者，才让许多官员的雷行雷语曝光，成为社会热议的话题，这让许多官员不适应。他们更多的是想办法引导舆论，很少认真检讨自己的失误。更何况，很多官员即便迫于舆论的压力，在风口浪尖上暂时被“免职”，但待遇依旧，过了一年半载，又重新“上岗”，有人甚至还能步步高升。造成这种现象的制度原因，还是我们的体制缺乏对各级干部制度化的民主监督渠道，民意无法直接对干部的利益施加影响，没有形成硬性的约束。
政治常识缺乏，是非不分，使官员将错误奉为经典。公共言行考虑不周造成的失误与官员肆无忌惮违背常理的言行是有本质性区别的。我国少数官员的“雷语”，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他们的政治理论水平。例如前不久，针对民众要求“公布两会开销”的呼声，有官员声称“要求公布两会开销，简直是胡说八道”。可事实上，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和人民代表大会的开销属于行政成本，理应向民众公布。长期以来，各级政府和干部不受民众监督已经习以为常。整个政府行为，尤其是财政行为长期缺乏民主监督，政府花多少钱，怎么花钱都从来不需要征求民众的意见，也无需对民众公开和负责。人的意识和行为都是长久以来的行为和习惯塑造的，各级官员已经将“政府花钱不需要向民众交待”看作是理所当然，自然在面对媒体和民众的监督要求时，难免感觉遭遇了“无理要求”，斥责这种说法简直是“胡说八道”。
也就是说，官员傲慢实际上暴露的是我国政治体制中的沉疴痼疾。这种言行虽然不会造成直接的物质性损害，但是对国家治理的消极影响却是十分严重的。由于我国特殊的政治体制，各级官员既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又是执政党的干部，官员的言行代表着政府的权威，也代表着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和威信。因此，如此不负责任、违背民心的言论，直接破坏了执政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
从更加具体的层面上讲，这种官员言论肆无忌惮的现象，在这样一个信息高度流通的时代，无疑会导致“一石激起千层浪”，对我国广大的干部队伍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俗话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近年来官员这些雷语借助互联网和电视等媒体传播的程度几乎是家喻户晓，干部的“傲慢病”也就由此而来，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干部队伍形象。而对干部队伍群体形象的破坏直接导致各级政府公信力的下降，政府在民众当中的威信不断下滑，政府言论的公信力越来越低。特别是当前我国社会的官民对立情绪严重，这种不负责任的官员言论更是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矛盾。民众针对干部群体的愤怒具有弥散性，几个不负责任的官员加剧了民众心中对整个干部队伍的负面看法。在一些民众眼里，已不再对干部群体作出区分。他们一说起官，眼中就露出愤怒的火来，甚至滋生出仇官情绪。这样的官民对立的情绪不仅加剧了国家治理的难度，而且是对社会和政治稳定的重大威胁。（于建嵘）
——据《人民论坛》7月14日
王林事件是个多大的“局”
因涉嫌卷入其弟子邹勇被绑架杀害一案，“大师”王林再度出现在公众视野。据报道，王林招供，他并未直接接触过凶手（嫌疑人），没想到他们把邹勇弄死了。
王林涉嫌雇凶杀人，已让人大吃一惊。媒体披露多份王林与他人的收条、承诺书与“合同”等，更令人震惊不已。这些字条金额动辄数百万、上千万元，事涉雇人调查邹勇，谋求免去邹勇人大代表身份、令其获罪入狱（乃至于判死刑），以及让中国媒体包括央视为王林“平反”，等等。看似异想天开，可联系邹勇已被人谋杀这一事实，不禁令人不寒而栗。
这些已公开的证据和材料，让人忍不住想问：王林究竟是何方神圣，竟然如此无法无天、肆无忌惮？
要知道，这些字条全部签署于2014年以后，最近一份落款是今年2月份。这意味着，王林请人“办事”，或者别人主动凑上来为其“出谋划策”，均是在2013年王林“大师”真面目被曝光后。也就是说，当江西有关部门宣布对王林进行调查之后，王林非但不知收敛，反倒暗中布局，大把大把地撒钱。
王林这样做，究竟是底气十足，还是“很傻很天真”？不排除有人试图坑骗王林，如有一李某某，就从王林处收取了160万元的“记者费用”。但也反映出王林眼里根本没有“法律”二字。或许在他看来，任何事情都可以用钱、用关系摆平。这正是王林走到今天的一个重要原因。
曾几何时，王林真可谓手眼通天、叱咤风云。位于江西萍乡芦溪县的“王府”门前车水马龙，谈笑有“权贵”，往来无白丁。王林与人合影，看上去总是那么“霸气侧漏”，而那些上门拜访的“达官贵人”，对他又摆出百般巴结、刻意结交的姿态。或许正是这样，才让王林陷入一种幻觉，以为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行事可不受任何约束。
王林的朋友圈就是一幅“浮世绘”，背后不知有多少暗中交易，又是如何藏污纳垢。这幅图景看似离普通人很远，实为这个社会某些阴暗面的折射。说到底，这一切总离不开权钱勾兑、买官卖官、贪污行贿，凡此种种。如有报道披露，他与弟子邹勇闹掰，部分原因就在于，他曾为邹某打通了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的关系，而邹某却“过河拆桥”，由此发生种种恩怨。
王林的医术或许就是一种魔术，但其政商关系实非虚构。因此，王林才能凭借“耍猴把戏”大小通吃，令几多权贵尽入彀中。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可说来这些事又是如此令人作呕。
如今，曾沉浸在自我幻觉中的王林，被“没有特权”一说的法律撞了腰，正在接受警方的调查。从目前有人主动公开的字条看，一场大戏刚刚上演，好戏还在后头。王林事件会是一个多大的“局”，比如可能牵涉哪些人，又有什么不为人知的内幕将被曝光，不妨拭目以待。（魏英杰）
——据《新民晚报》7月21日
全面放开二孩：请兼顾当下性与前瞻性
超低的出生率和年轻人越来越多地离去，使东北地区出现了日趋严重的老龄化现象。工厂周边的饭馆不断关闭，医院产科护士也愈发清闲。东北地区的人口危机或为全中国拉响警报。在此背景下，7月12日国家卫计委针对全面放开二孩的呼吁，首次透露目前正在抓紧制定相关规定。这也是卫计委首次就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作出正面回应。
去年10月，针对有媒体报道“中国可能在两年左右向所有夫妇放开二胎政策”，国家卫计委回应，目前暂无全面放开生育二胎的时间表。到了今年3月，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并未出现延续多年的“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不动摇”表述，被外界解读为政府在人口政策上的“谨慎和态度微妙改变”。时隔四个月后，国家卫计委明确表示，正在抓紧制定相关规定。高层和部门态度的频密转换，说明应对人口发展现状的政策调整步伐，正呈现加快趋势。
这与老龄化加剧、低生育率突出的人口现状，和社会各界对生育政策调整的呼吁，形成呼应。近年来，围绕何时全面放开二孩，媒体、公众、学界和相关部门之间，多有互动。媒体特别关注了“计生红旗县”江苏省如东县和东北的人口状况，并描述了由之产生的社会影响，为计生政策调整提供了来自一线的参考依据。与此同时，学界对全面放开二孩的呼吁，也出现加急之势。这些都为谋求人口政策调整的共识，打下了基础。在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制定上，理应把握好并促成更大层面的互动与讨论。
人口发展形势与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叠，进一步凸显了人口红利的重要性和人口的结构性矛盾。而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试探和过渡的作用。从效果反馈看，民众真实的生育意愿与政策目标已然存在出入，这说明此前的政策制定，对于民众生育意愿的判断有高估之嫌。在全面放开二孩的决策考量中，应尽量吸取这一教训，既要保持审慎，又要准确对接人口发展的现实，方能实现政策红利的最大化。
无论从国外经验，还是从本国人口现状出发，生育政策更开放，已是大势所趋。不同的是，在具体调整时间和尺度上仍存在分歧。如何拿捏好“尺度”，考验的是决策层对于人口发展形势的研判能力。需要注意的是，鉴于人口发展的滞后性，对于人口形势的预判，既要充分回应当下人口问题，也要具备足够的前瞻性，为长远的人口结构优化留足余地，才是对人口发展规律的最大尊重。
直面人口发展规律，才能确保政策制定的科学性。何时全面放开二孩，事关人口发展全局和社会整体运行，必须戮力回到纯粹的科学探讨上来，排除不必要的干扰。事实上，人口政策的及早调整，对于计生部门的转型、更好回归公共服务者角色，同样大有裨益。
目前对于人口政策的考量，无论是激进还是保守，不少都停留在人口因素对于经济的影响之上。事实上，对国民生育权利的尊重，同样应该作为生育政策调整加以权衡的项目。它能起到的正向作用，相较于单纯的经济利好，应有更大的溢出效应。这应成为政策调整的另一源动力。（朱昌俊）
——据《中国青年报》7月15日
业委会：何以难产，何能兴盛？
昨日，名为《业委会“难产”多地小区物业纠纷进入高发期》的报道引起诸多反响，中国物业管理协会会长沈建忠介绍，目前，我国业主委员会的成立率不到50%。
业委会之所以频频难产，有多方面原因。首先，成立业委会既是个繁重的“体力活”，也是个高难度的“技术活”。最为基本的一点，比如一个数千人的小区，仅仅发放和回收选票这一小环节就是个颇费心神的事情。同时，业委会成立的程序、步骤和环节，许多业主并不了解，这需要经过专门系统的学习才行。业委会成立难，在客观上也体现为一种“成立门槛高”的难。《物权法》对业委会成立门槛稍微有所降低，要求按“建筑物面积+人数”双过半通过才行，这对于一个动辄数千人的小区而言也并非易事。
其次，开发商和物业公司多方阻挠和破坏。对开发商和物业公司而言，业委会的存在是对其垄断利益最大化的严重威胁。特别是一些业委会成立后，试图炒掉前期物业公司，直接危及物业公司的生存，这使得它们不得不想尽各种办法来应对业委会。除对业委会筹备组积极分子进行收买外，很重要的一招就是在成立选举过程中，针对不同派系的业主群体进行挑拨离间、分而化之，进而使业委会选举无法完成、自动流产。当然，也有一些物业公司甚至不惜动用各种暴力手段，酿成“物业暴力事件”，引发社会高度愤慨和震惊。
在业委会成立的“诸难”之中，备案之难可谓最受业主所诟病。许多小区成立业委会，经过千辛万苦闯过了一关又一关，最后就在备案这一关胎死腹中。“备案”之难，就难在原本属于“告知性的备案”在执行过程中却被异化成“审批性备案”。由于完成不了备案，许多业委会无法获得合法身份，也不能刻制印章，就此长期处于非正式的运作状态。久而久之，业主的心气和热情也被磨没了，所谓的业委会也就慢慢消失了。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必须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作为一种新型的现代社会组织，要想更好地推动和促进业委会组织发展，需要把握好三点：转变理念是前提。对于政府官员而言，特别是街道、居委会干部，要从观念、思想和理念上正确认识和看待业委会组织，对业委会进行“社会脱敏”。绝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一个“闹事的麻烦制造者”。业委会本身只是一个经济财产型组织，主要在于监督物业公司，维护和保障业主共有权益。商品房小区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业委会的参与和治理；物业管理行业的健康发展，同样离不开业委会的有力监督和支持。
加大扶持是关键。政府主管部门要加大政策扶持力度，灵活运用多种政策手段促进业委会成立和发展。比如，北京住建委推动成立的两个民非组织：“首一业主大会辅导中心”和“幸福指针业主大会辅导中心”专门致力于服务各小区业委会成立等相关工作，取得较好成效，值得借鉴和推广。
加强立法是根本。从基本法层面，尽快赋予业主大会法人主体地位。或可从“社会组织法”或者“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法”等层面进行立法探索和设计。同时，针对业主大会和业委会的法人治理结构设计应给予法律制度上的充分探索空间。（陈鹏）
——据《广州日报》7月10日
文化教育
年轻人不要把时间浪费在股市上
在遭遇连续股市大跌之后，近日有媒体报道称，有此前进场甚至辞职炒股的90后股民表示想回去上班了。此前牛市红火时有媒体数据显示，2014年初至今，深市新开户投资者中30岁以下的占比37.7%，而2013年底深市投资者中30岁以下的占比仅11.66%。
股票市场不是年轻人应该去的地方。对年轻人来说，玩股票就跟爱上赌博一样，是在浪费生命。年轻人最大的资本是自己，一旦把自己有限的积蓄投入到股市中去，就会被行情的波动死死地抓住，然后在里面虚度光阴，沦为庸碌之辈。炒股，损失的不仅是钱，最重要的是会耽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个人才干的提升。而后者才是我们可靠而长远的财富来源。
我进入股市的时间是2006年7月，当时上证指数才1500点，我觉得中国股市的价值被严重低估，就找人借了10万块钱去炒股。想不到竟然遇到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轮牛市。买什么股票都在涨。那个时候就有了一种幻想，觉得股票赚钱很容易，以后就可以靠这个吃饭了。2007年股市到6000点的时候，我赚了有20多万。但当指数从6000点开始下跌的时候，过去一年多挣的钱就开始一点一点往回吐了。这时候我才发现，自己曾经非常得意的那种“炒股技术”，没有一个管用，买什么股票都跌。一直跌到3600点，亏得还剩不到十万块钱了，终于受不了，斩仓出局。这时候再算账，接近两年的时间，实际上只挣了大约10万块钱。然而这个时候再去找工作，就变得非常困难。我既不是应届，又没有足够的工作经验。没办法，只能重新回学校读书。这一段经历，让我刻骨铭心。让我知道了什么叫做“珍惜生命，远离股市”。
人的一生，从20岁到30岁之间这一段时光——如果你不是富二代或者官二代的话，是比较难熬的。包括像任正非、柳传志、马云、刘强东这些白手起家的大牛人，在这个年龄也是比较黯淡的。因为这一段时间，刚刚从学校走进社会，资历、经验、关系网络什么的都不够，付出和收获很不成比例。但是，如果不考虑家庭因素，同龄人之间在20岁到30岁这段时间不会拉开很大差距，农民工和硕士毕业的收入差距不是很大。但过了30岁以后，差距就会拉大。有的人进入中层领导的行业，积累起自己的人脉资源，从此进入一个比较好的发展时期。而没有进步的人可能会原地踏步，人和人的差距就越拉越大了。正因为如此，年轻人如果把时间放到炒股票上去，每天被行情的波动折腾得对本职工作心不在焉，最大的损失不是钱，而是耽误自己能力素质的积累。对于那些一无所有的年轻人来说，他们最值钱的东西是自己的学识和才干。
股票上挣的钱能够立竿见影地看到：行情最火爆的时候，一两个月就能翻倍。但是时间长了就会发现，这个东西根本不挣钱：挣到的还会赔回去，得不偿失。相反，在工作学习上所花的时间，短期内很难挣到什么钱，但长远来看，平时一点一滴的积累，最终会在关键时刻让你脱颖而出，并因此而受益终身。这种回报，比股票市场上能够挣到的钱，要多得多，也要可靠得多。更何况，我们难道真的就想当一个每天坐在电脑前面看股票行情的人吗？其实，任何年龄段的人，只要他还没有对自己的事业失去信心，还想着取得比现在更大的进步，那么就不应该去玩什么股票。股票，要么是专业人士玩，要么是退休了没事干的“中国大妈”去玩，除此以外的其他人参与都是危险的。
股票市场这种制度的设计，本来就不是给普通人赚钱的。任何稳定的收入，都要对应一种我们所能掌握的资源。要么掌握生产性要素，创造财富；要么掌握破坏性要素，掠夺别人的财富。比如，你精通计算机软件，那么就可以从编程中赚到工资；如果你精通企业管理和市场营销，你就可以成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这些都是你利用自己的能力——也就是你能掌握的生产性要素参与社会分工，创造财富，然后获得合理的报酬。还有一种相反的，就是你个人掌握了破坏性资源，能够从别人手里掠夺财富来获得收入，这叫“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总之，不管是生产性还是破坏性要素，你总得有一样。如果你一样都没有，就是去赌钱玩，最后一定是得到一个平局：一会儿输钱，一会儿赢钱，加起来不输不赢。但在真正的赌场里边，输钱的总是赌徒，赚钱的总是庄家。这是因为庄家掌握了“破坏性要素”，就是可以通过操纵规则和作弊来掠夺赌徒的钱。
那么到了股市里，我们掌握了什么资源可以参与它的财富分配呢？有生产性要素吗？没有。那些能够经营企业上市的企业家才有。有破坏性要素吗？还是没有，那些操作股市的庄家才有。那我们这些普通人，凭什么能赚到比把钱存在银行吃利息更多的钱呢？把这个道理想清楚，我们就不难发现，去股市赚钱，最好的结果，就是不亏本。有时候看起来一夜暴富，其实很快又会亏出去；但大部分结果是，被那些掌握了“破坏性要素”的人掠夺，浪费了时间还亏了本。
不管是哪一种结果，我们的时间都耽误不起。有人相信“价值投资”，认为学习巴菲特，放在那里不动，又能挣钱又不耽误本职工作。这种想法同样行不通：如果你只用很少的一点钱去炒股，比如收入的10%，这点长期“价值投资”的收益其实对你的收入影响不大，还不如放在银行吃利息省得操心。如果你投入大钱去炒股，股票的波动会影响你的生活，那么你虽然心里想着价值投资，但还是会变成一个赌博一样，每天除了关注股市行情以外什么事情也做不好。
在我们年轻的时候，能够掌握的那一点点资金，根本不值得浪费时间去“理财”。最需要“理”的“财”，是自己的知识和能力。如果你还是对股市恋恋不舍，还做着一夜暴富的美梦，那么，你生活的价值，无非就是花一些时间在电脑屏幕上观察K线做无规律的布朗运动罢了。（李晓鹏/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研究员）
——据《新京报》7月2日
中国人耶鲁开荒上了一堂公共空间课
近日，一则陪读家长在美国种菜新闻引起人们关注。在耶鲁大学，一片曾经的荒地现在成为了一块块菜园。种菜的人都是前来陪读的中国家长，闲暇之余开辟了这块荒地。耶鲁校方为家长们提供化肥。家长们遵守一些不成文的规定：可以施肥，但不能用杀虫剂；和邻居分享自己收获的蔬菜，哪怕对方不种地；外出时各家会互相帮忙照应菜地等。而若有人家要搬走了，他们还需负责找到下家，保证他们那块菜地还有人照料。
中国陪读家长在耶鲁开荒种地，美国人不但不反对，还提供化肥支持。这段话字数虽不多，却有很大的想象空间。这正是这件看似小事的新闻引起极大关注的原因。围观者驻足旁观的原因是，耶鲁校园内即便是荒地，那也是公共空间，若不是中国大妈大爷，荒地还将是荒地，公共空间将会一直毫无价值。
是中国人改变了公共空间的自然生态。你可以说是中国人还未退化完全的农耕意识在起作用。可农耕文化有什么错？中国人到哪里去喜欢开荒，喜欢占用公共空间，可占用公共空间并非全是坏事要一律禁止。至少美国人的做法就值得肯定。既然公共空间尚未给社区带来价值或受益，那就允许私权占用公共空间并适当引导，引导得当也能真正发挥公共空间的公益作用。
在中国可能会演变成居民和城管激烈冲突的案例，在耶鲁却因为引导得当变废为宝。请注意这件事始终贯串着的核心理念：规则意识。不用杀虫剂；与社区不种菜的居民分享蔬菜；互相帮忙照应菜地；菜农搬走时托付给下家。正是规则意识让私权对公共空间的占有变成公益事业，这正是公共空间的不二法则。令人拍案叫绝的还是，此处的规则意识和行为并非来自权力，而是自发形成，若换成中国，也能有这样公共空间里互惠互利的行为吗？
人类文明的高地在城市文明，城市文明的精髓在公共空间。因为有尚未发挥作用的公共空间，所以有开荒种菜，所以有小贩摆摊。因为有尚未充分发挥作用的公共空间，所以有大妈跳广场舞。中国人耶鲁种菜给我们的启示是，对城市里尚未发挥作用的公共空间，是否就一定不允许私权侵入？比如城市里铁道沿线的空地，如果有大妈种菜而且与社区居民分享并确保不影响铁道，不但能绿化环境，而且能解决私权侵入公共空间带来的个体利益冲突问题；而对城市里尚未充分发挥作用的公共空间，是否可以在各方都遵守规则的前提下让个体适当占用空间呢？
比如说广场那么大，光散步还是没有充分利用，如果大妈能把音响放的小一些跳舞注意分寸不扰民，如此既丰富了社区文化生活，又为社区和谐树立了规则意识榜样，何乐而不为？公共空间并非绝对的公共空间，私权在各方都接受的规则的框框里侵入公共空间，不但不会破坏公共空间属性，反而能让公共空间获得最大的公益价值。
胡适曾经说过，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谈高尚，天天没事儿就谈道德规范，人人大公无私，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在公共空间问题上，一味谈公共属性所谓的道德问题没什么意义。大家守好各方都默认或接受的规则，公共空间才能最大发挥它的公共价值。
中国陪读家长在耶鲁校园开荒，美方不反对反而鼓励，因为公共空间规则意识的引入，造就了一段佳话。守不住公共空间规则意识的底线，就会酿成中国人泰国机场打牌、卢佛宫洗脚、埃及神庙涂鸦一样的国际恶性事件。希望在国内，公共空间的规则意识一样有市场，如此中国人才能脱下土豪不文明的丑帽子。（程振伟）
——据红网7月10日
与赴美深造的儿子谈“教养”
亲爱的儿子，你从北大物理学院毕业，行将赴美深造并入读全美名列前茅的金融工程专业。首先，爸爸想肯定你的优秀，这既让爸爸自豪，又让爸爸望尘莫及——你7年前免中考直接进入重点中学的重点班，4年前以奥赛省级一等奖和保送生考试的优异成绩免高考保送入北大。在强手如林竞争惨烈的北大，你不仅保持各科成绩的优良和骄人的GPA综合分值，成功拿到从“光华奖学金”到“国家奖学金”等各类奖励，还利用暑假、寒假到相关企业实习以积累实践经历，这些都说明你已成功养成一种让自己保持优秀的习惯。你会在新的环境、新的竞争和新的人生征程中继续保持优秀，这一点爸爸深信不疑。
在你即将赴美之际，爸爸提出三点提醒：讲诚信、守规矩、有教养。你所受到的教育以及一直以来的优异表现，让爸爸相信“讲诚信”和“守规矩”这两点对你来说都不成问题。在此想重点和你谈一谈的，是教养问题。一是因为教养是一个人需要终身用功的人生功课；二是因为教养体现在一些工作、生活、待人接物的细小环节上，需时时省察、事事注意。
你告诉爸爸妈妈已在美国预租住房，这非常重要，因为你一下飞机就得直奔居住地。促使爸爸主动与你谈教养问题的，就有一篇关于一个中国留学生租房经历的文章。一对美国夫妇欢天喜地地以极低房租，将房子租给了这位中国留学生，使他在紧张的学习之后回到住所时，不仅有可口的饭菜，还能享受被房主整理得井井有条的房间。但过了一段时间，经过反复犹豫的男主人，还是严肃地开始了第一次与留学生的谈话：“你在自己家里时，不论回家多晚，都是重手重脚地走路、高声说话、重重关门吗？我夫人有失眠症，每次你回家都会把她吵醒而且再也睡不着了。尽管我夫人怕伤了你的自尊，不让我与你谈这些，但我想还是应该与你谈。”又过了一段时间，男主人几乎是愤怒地对留学生说：“你难道没有学会小便前把马桶圈扶起来吗？这是对他人特别是对女性的极大的不尊重，因为你小便的时候会把尿液洒在马桶圈上。”
你看，儿子，教养就是这样一些细小的问题。因为细小，所以常被忽视，但它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一不小心就会暴露出自己的缺陷，影响到他人。其实，教养问题的核心不过是心里有别人，能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时时处处遵守社会公德和坚守个人私德。
百度词条是这样定义的：教养，表现在行为方式中的道德修养状况，是社会影响、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个人修养的结果，尤指在家庭中从小培养的行为的道德水准。礼貌是指言语动作谦虚恭敬的表现；教养是指一般文化和品德的修养。
“尤指在家庭中从小培养的行为的道德水准”，这使得爸爸更觉得有与你谈谈教养问题的责任与必要。虽然你算是出生于书香门第，爸爸妈妈都受到过较高层次的教育，但你在家庭中得到的教养熏陶难称完美：首先，是爸爸妈妈自身在教养上存在缺陷。比如，爸爸虽尽量提醒自己保持口德，但难免有时爆出“粗口”；对待妈妈，也没有做到谦谦君子对女士的体贴、关爱，这些都可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你的言行举止和对待女性的态度。妈妈对你的爱和奉献无与伦比，但她也偶尔有情绪化的言行及常常丢三落四的不良习惯，这些也会对你的教养修为产生负面影响。
其次，我们往往因为急切而难以抑制地表达对你的爱，在有些地方表现出不理智甚至某种程度的溺爱。例如，对你的不当言行有时过度宽容甚至放任；在家庭生活中过度地以你为中心，甚至不当地培养了你以自我为中心的习惯。
第三，在学校教育和个人修养方面，也存在一些不能忽视的问题。例如，由于中考、高考免试和成绩优异，班主任甚至允许你不用完成家庭和假期作业，正面影响是鼓舞你的自信、激发你养成保持优秀的习惯，负面影响则可能导致你自以为是和某种优越感。在这些方面，如果你不能保持足够清醒的自我反省意识和一颗宝贵的平常心，对你的教养蕴涵与提升是会造成某些不利的。
限于知识水准和自身教养养成，爸爸所能认识到的教养问题和对你的提醒，一时也只能达到这样的水平。但正如上面所说，教养是一门需要终身努力的人生课程，我和你妈妈相信，在新的起点上，在更加宽广的世界里，通过你一如既往的不断学习、省察、改进、提高，在教养这门人生课程上，你也一定会超越你的父母，达到令我们更加欣喜、骄傲的水平。
是的，爸爸妈妈永远都毫无保留地爱你。（吴敏文）
——据《中国青年报》7月14日
观点摘编
“鲜奶贱如水”不全是市场之祸
2014年年底以来，国内奶牛养殖户杀牛弃养现象频频出现。在北京、山东、陕西等多地，由于原奶价格低迷，一些地区倾倒鲜奶、卖牛宰杀现象仍在持续，部分养殖户损失惨重。按说，作为提供原料奶的奶农，理应与乳企“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但事实上，由于奶农生产的原料奶完全受制于乳企，再加上进口奶粉原料价格的低廉，奶农实际上处在乳企与进口原料奶的夹缝中艰难生存，无论售价还是质量标准，全部受制于乳企，奶农几乎没有丝毫抵抗能力，在“奶价低于水价”，完全由乳企操控的单一市场面前，奶农除了看乳企眼色和分一点“残羹”，根本就没有第二项选择。因此，政府相关部门应当有所作为，在转变政府职能的过程中，应扮演好乳企与奶农之间权益平衡的角色，引导和帮助奶农与乳企构建一个法规制度上“第三方”，并及时向奶农发布原料奶相关权威信息，鼓励双方尤其是奶农要善于运用法律武器来捍卫合同的公平和严格履行，引导乳企在发展企业自身的同时，要充分兼顾奶农利益和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确保“乳企+奶农”这种模式在法规制度的监督保障下，也能得到健康发展。（朱永华/据光明网6月24日）
中国经济有持续健康
发展的巨大潜力
虽然中国经济未来面临问题和风险，然而，中国经济未来有着持续健康发展的巨大潜力：正在进行的创新、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是中国未来国民经济还会保持中高速增长的最关键因素；万众创业，投资企业，发展实体经济，是人民富裕和消费需求旺盛，中国未来经济良性循环以及持续增长的基础；出口转型升级和更高层次的“走出去”，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是中国对外开放中的新的增长动力；全面深入改革，会激发民间和社会活力，形成推动未来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的强劲动力。（周天勇/据《北京日报》7月17日）
邪教头目的弱智骗术
为何有人信？
又一个来头很大的“大师”现原形了。邪教“华藏宗门”教首吴泽衡，近日被珠海市检察院提起公诉。吴泽衡的事迹每一样说出来都能暴露他骗子的本质，但他偏偏靠这些漏洞百出的把戏，创立了一个组织严密、分工明确的邪教组织，发展了数千名海内外信徒。许多人看骗子的手段拙劣，就以为其“本事”不过如此，殊不知，这些低智商含量的手段恰恰能起到筛选潜在受众的作用。知识丰富、认知健全的人可以轻易被排除出去，“大师”本来也没准备费力发展你们。“大师”只为愿意相信他、可能相信他的人准备，所以不需要编造太高明的故事。否则，万一网罗进来能看穿把戏的人，反而给自己招来麻烦。也就说是，“大师”从来没打算随机发展信徒，他只是想办法从人群中找出最合适最可塑的人，然后“感化”他们。（西坡/据《新京报》7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