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要目
记者卧底权，值得多维思考/舒锐
媒体监督是社会监督重要组成部分，记者暗访、卧底显然有其重要社会意义，更有其合理性。如何让记者们在合法的范围内行使受制约的卧底权，值得各方多维度思考。
多反问自己“凭什么”/丁伟
经常听到有干部发牢骚：群众工作不好做、人际关系复杂、上升通道狭窄、个人幸福感低，等等。但是，抱怨搬不开任何矛盾，不妨多点反躬自省，少点强调外因。
我国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会坚持不贬值/易宪容
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在加快，保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是一项重要的任务。
为什么牛市赚钱的依然是少数人？/蔡恩泽
A股功能“螺丝倒拧”，颠倒了投资、融资功能的因果关系，过分强调股市的融资功能，忽略了股市投资功能的培育，使股市成了上市公司的提款机，成了庄股的铰肉机，投资者和广大股民成了冤大头。
目录
法治观察
记者卧底权，值得多维思考/舒锐
向违法“亮剑” 环保局为何“折剑” /殷国安
第三方遴选事业单位领导不宜误读 /潘洪其
最严控烟还需要最严落实/杨溪
社会文化
多反问自己“凭什么”/丁伟
别把高考状元说得那么差/王石川
为何受教育程度越高越缺乏诚信意识/李劭强
常回家不需要督促需要保障/张丽
财经广角
我国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会坚持不贬值/易宪容
深圳房价上涨的实与虚/李宇嘉
为什么牛市赚钱的依然是少数人？/蔡恩泽
观点摘编
A股重归“4”时代不是变盘序幕/徐立凡
傅莹一语击中美国心理要害/王德华
法治观察
记者卧底权，值得多维思考
这个周末，一则《记者卧底替考组织参加高考曝光跨省团伙》的新闻一石激起千层浪，引爆各方关注。从报道看来，一系列看似无懈可击的防作弊体系，在由金钱串在一起的家长、组织者、枪手、监考者面前形同虚设，让替考这个最原始、最没“技术含量”的作弊方式轻松上演。如此制度性失守让人触目惊心。教育部和公安部有必要及时介入，对相关各方严查到底、严惩到底，给公众一个交代。
须注意到，在舆论场中，除了怒斥替考黑幕与监管失范的声音，还有不少人对记者卧底替考是否违法进行了质疑。其中，记者最明显的违法行为就是，报考前，将自己照片提供给组织者协助伪造身份证、准考证等证件；后续又使用假证进入考场。在实证法上，相关行为同时违反了《身份证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须受到罚款或拘留的处罚。
然而，《行政处罚法》还规定着，“当事人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类似规定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上亦有体现。
可见，相关行为应被认定为违法，但无须接受处罚。对于记者替考等其他涉嫌违法行为也是如此。南都记者这次的确干得漂亮。一是遵循了比例原则，用轻微违法揭露了重大违法窝案。二是及时报案，获得了法律上的“自首”与“立功表现”。
事实上，人们纠结于记者是否违法，在背后正隐射出对两种正义价值冲突的担忧。守法是一种正义，甚至多数人会认为法律是最高的正义。而另一方面，新闻监督、记者卧底也是为了实现正义。若是记者不实施轻微违法的小恶，或许一个跨省替考集团窝案的大恶，就不能被揭发的如此彻底，何况这其间还隐藏着贪污、受贿、渎职等种种恶行。
我们需要提出疑问的是，记者们每次都能够卧底成功并实现剧情反转吗？卧底记者们每次都能够拿捏住底线之度吗？卧底的底线又在哪里？揭露大恶的结果能够涤除轻微违法的小恶吗？如何保护卧底记者？卧底过程中，眼睁睁放任违法行为进一步发展而不及时举报，这样违背伦理吗？新闻伦理与社会伦理、法律要求有何交集与不同？实际上，游走在法律边缘的卧底记者无异于在天险处走钢丝，他们值得钦佩，却随时可能粉身碎骨。
遗憾的是，不仅现行法律对记者是否有卧底权不置可否，学界和整个社会对此的关注与讨论也并不足够。媒体监督是社会监督重要组成部分，记者暗访、卧底显然有其重要社会意义，更有其合理性。既然记者卧底存在并合理，法律和制度就不能对之置之不理，需要及时厘清禁区与特区。如何让记者们在合法的范围内行使受制约的卧底权，值得各方多维度思考。（舒锐）
——据光明网6月8日
向违法“亮剑” 环保局为何“折剑”
报载，去年广州市黄埔区环保局对一名做废油生意的老板开出10万元的罚单，老板不服并将环保局告到了法院。不料，环保局逾期举证，而且没有提前提出延期申请，被法院视为没有提供罚款的相应证据，近日法院宣判环保局败诉。
环保局向违法企业开出罚单，这应该是依法履职，向违法“亮剑”。但是却在诉讼中输了官司，自己反而“折剑”了。是环保局的处罚没有法律依据吗？不是，据法院一审查明，周先生租用了黄埔区一块场地，用于贮存经营使用。而这些废油的收集、贮存、销售等项目，都未进行环评，并在环境保护设施未建成、未经环保验收的情况下投入生产，违反了有关法规。正因如此，黄埔区环保局给周先生开出了行政处罚书，应该是依法行政。
而环保局在此次官司中败诉，是因其没有在规定时间内提供罚款证据。2014年9月15日，周先生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判决撤销该区环保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黄埔区法院在同年9月24日向环保局送达了相关诉讼材料。根据规定，环保局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在收到起诉状10日内向法院提交有关材料。但环保局直到10月9日，才向法院提交行政处罚的证据材料及法律依据。随后，该局又提交报告，称因“国庆”假期及法定代表人因事不在单位等原因，导致逾期举证。
那么，环保局为什么不能在法律规定的时间内提供执法依据，而要拖延到超过5天期限？一种可能是，环保局的官员不懂法，不知道超过期限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我国民事诉讼法中已明确规定了相关日期“期间”是把休假日包括在内的，而不是只指工作日。即使真的不懂法，也应该问清楚时限的规定，并且宁可提前回复法院，这并没有什么难的，最多也就是一两天就能完成的事。而环保局的有关人员，似乎只知道国庆放长假了，连法律规定的10天期限也不管不顾，这既是对法律缺乏敬畏，也可能是机关衙门作风使然，工作责任心缺失。
除此之外，环保局辩解的另一个理由是“法定代表人因事不在单位”，这也正是一些机关单位对付老百姓的常用技巧：老百姓上门办事，只要当时办不了，往往就用“领导不在”作为推脱理由，这对于搪塞老百姓确实是有效的，因为领导不在而办不了事，老百姓尽管不满，又能有什么办法？现在看来，法律是不承认“领导不在”的借口的，领导不在家，照样判你败诉，让你付出成本。看来，这种因为“领导不在”，机关运行就“停摆”的现象真的需要纠正了。事实上，领导不在，机关的正常工作本不该受到影响；而且现在的通讯发达，领导就是出国了，也能照样答复家里的请示。
明明是有理有据执法，却因程序等原因输了官司，变成了“没理”，这说来似乎有点冤枉。但法律的无情也就体现于此。现在的问题是，有了败诉的教训，环保局的工作作风能否因此有所触动，有所改进？而作为主管部门，对环保局的败诉也不能不了了之，而须查清问题的根源并追责。（殷国安）
——据《羊城晚报》6月12日
第三方遴选事业单位领导不宜误读
昨日媒体报道：中央办公厅近日下发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暂行规定》（简称《管理规定》）提出，“选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根据行业特点和岗位要求，可以采取组织选拔、竞争（聘）上岗、公开选拔（聘）等方式进行，也可以探索委托相关机构遴选等方式进行”。有关专家认为，“委托相关机构遴选”意味着可以委托第三方代为选领导，第三方包括非官方的猎头公司，此举有助于推进事业单位市场化改革，有利于事业单位去行政化。
201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指导意见》发布，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也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化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意见》，连同这次中央办公室下发的《管理规定》，形成了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事业单位改革的基本框架。在此框架下分析可知，部分舆论对“探索委托相关机构遴选等方式”选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作了一些过度解读。
按照中央关于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指导意见，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逐步将行政职能划归行政机构或转为行政机构，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事业单位逐步转为企业，从事公益服务的事业单位继续保留在事业单位序列，强化其公益属性。从事公益服务并保留原有序列的事业单位又分为两类：承担义务教育、基础性科研、公共文化、公共卫生及基层的基本医疗服务等基本公益服务，不能或不宜由市场配置资源的，划入公益一类；承担高等教育、非营利医疗等公益服务，可部分由市场配置资源的，划入公益二类。
事业单位分类改革，主要是把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划归行政，把从事生产经营的事业单位转为企业，体现了“去（回归）行政化”和“市场化改革”的方向。这次中办《管理规定》涉及的事业单位，是指分类改革之后保留在原有序列中的事业单位，这些事业单位作为主要从事公益服务的机构，推进“市场化改革”和“去行政化”已经不是主要任务，因此，专家所称第三方遴选领导有助推进事业单位“市场化改革”和“去行政化”，其实是混淆了事业单位改革的“时间表”，是对事业单位改革部署的某种误读。
其次，按照中办的《管理规定》，选拔事业单位领导，除传统的组织任命、单位内部竞争上岗和面向社会公开选拔外，“也可以探索委托相关机构遴选等方式进行”，前面三种是比较规范、成熟的选拔方式，后一种只是准备“探索”，两者有主次轻重之分。众所知周，包括猎头公司在内的第三方机构为企业或公共部门遴选领导人员，第三方机构只是通过专业化、标准化的手段，从更大范围内为委托方推荐领导人员的候选人，而不是替委托方全权做主，直接决定领导人员的选任。也就是说，将来探索第三方遴选事业单位领导时，第三方只是负责为事业单位推荐候选人，事业单位再通过公开选拔的方式，从这些候选人（也可能不限于这些候选人）中选拔领导人员，整个过程中，第三方遴选所能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它不会成为事业单位选拔领导人员的主要方式，更不会取代组织选拔、竞争上岗和公开选拔，成为事业单位选拔领导人员的唯一方式。
中央组织部负责人就《管理规定》接受采访时指出，事业单位领导人员是党的执政骨干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事业单位领导人员也是国家公职人员，与党政领导干部适用同样的管理监督措施。这一本质特征决定了，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选拔制度的改革，比如委托第三方遴选事业单位领导人员，可以为党政领导干部选拔制度改革探路，但两者将保持大体相同的步伐。（潘洪其）
——据《羊城晚报》6月4日
最严控烟还需要最严落实
自6月1日起实施的《北京市控烟条例》规定，一切“带顶带盖儿”的地方或者排队等候的队伍中都不能吸烟，此外，幼儿园、中小学校、文物保护单位、儿童医院等地的室外区域也全面禁烟。同时，根据控烟令规定，如果在禁止吸烟场所和区域抽烟，将被处以最高200元的罚款。
无论是禁烟的范围还是处罚的金额，都让北京此次控烟的力度被称为“史上最严”。政府一声令下，单位、学校、医院以及商业场所立即积极响应，张贴警示标识、悬挂横幅，毫不怠慢。
民之所望，施政所向。但“最严控烟令”仍需“看疗效”。四天过去了，高调出台的控烟令究竟效果几何？
答案似乎并不尽如人意。据媒体报道，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门诊楼外近两个小时内，先后有30多人吸烟，其中一人更站在禁烟横幅前吸烟，该院一名清洁工称，前日六小时内共捡到上千个烟蒂，已比平时减少，而该院共有400多名禁烟监督员，只能对吸烟者劝阻。
近年来，各地“史上最严”的控烟法规层出不穷，却往往面临着有规难行的尴尬。而控烟之所以难见成效，一方面，逢人递烟依然被视做一种“礼数”，饭桌酒局屡见不鲜；另一方面，即使规定了惩罚措施，但法不责众，受到惩戒的毕竟是个例。去年3月1日，深圳版控烟条例就曾出台规定，对违者处以50元至10万元不等罚款，被舆论称之为“全国最严的控烟条例”，但至今也鲜见开出罚单。
相形之下，北京这区区200元的处罚金额，对于“不差钱”的烟民而言似乎远远起不到震慑作用。如果放到国际社会上，更是小巫见大巫。在新加坡，如果有人在公共场所吸烟，最高可以罚款2000新加坡元，相当于人民币9000元以上。
控烟令的出台，作用不可低估。但法律的生命力在于执行，从我国多年的控烟历程来看，执行难、屡禁不止是一大弊病。“最严控烟令”的落实需要法律的保障，需要立法、执法、守法三管齐下，需要确保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
然而，尽管控烟令赋予了公民举报的权力，但对公共场所的吸烟行为，大多数人仍旧是敢怒不敢言，最终还是选择了沉默，听之任之。在北京控烟令实施之前的一次调查中，超过六成的市民表示不会劝阻吸烟。
礼法合治，德主刑辅。持续有力的监管的确是最终取得控烟成功的一个方面，而公众有意识地参与也是其中不可或缺的因素。
如果控烟令只是看上去很美，但实施起来却难以奏效，那么最终只能沦为“纸老虎”。不仅政府推出控烟令的公信力会大打折扣，法律法规也会因此而失去应有的尊严。既然其他国家和地区能够通过长时间的努力实现控烟和禁烟的目的，北京没有理由做不到。（杨溪）
——据《北京商报》6月5日
社会文化
多反问自己“凭什么”
经常听到有干部发牢骚：群众工作不好做、人际关系复杂、上升通道狭窄、个人幸福感低，等等。但是，抱怨搬不开任何矛盾。孟子曰：“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今天的干部，不妨多点反躬自省，少点强调外因，遇到问题时多反问自己“凭什么”。
群众凭什么信任你。群众在办事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甚至横眉冷对；在群众反映问题的时候，是不是“踢皮球”，不作为、慢作为；是不是“调研一溜烟，矛盾不沾边”，平时不愿进农家门、不肯走田间路；是不是搞花架子、喊空口号，只做领导看得见的事，不干群众最期盼的事？为什么焦裕禄、谷文昌、孔繁森、沈浩、杨善洲等好干部，人民群众信任、爱戴他们，就是因为他们始终心怀百姓，把百姓利益放在首位。要取得群众信任，就要与群众同坐一条凳、同吃一锅灶，就要干净干事、踏实做人，真正为群众谋福祉、为百姓办实事。
同事凭什么支持你。与同事共事，是不是成天看这人不舒服、那人不痛快，有好处就争着要、有困难就绕道走；是不是喜欢张家长、李家短，打听这个、散布那个，唯恐天下不乱；是不是看到同事有困难，隔岸观火甚至幸灾乐祸？这种心态不免滋生相互倾轧的苗头。朋党之争加速唐朝衰落，党同伐异令“西安作风”败给了“延安作风”……古往今来，教训深刻。同在一条战壕，没有海纳百川的胸怀，怎容得下不同性格的人；没有从善如流的雅量，怎听得进不同意见的话？唯有做人将心比心，做事捧着良心，工作出于公心，才能与同事在政治上志同道合、思想上肝胆相照、工作上密切配合、生活上互相照顾。
组织凭什么认可你。扪心自问，是不是“三年不动就有失落感”，责怪领导、怨恨组织；是不是拉关系、找门路，做表面文章有一手，干事解难却无“两把刷子”；是不是帮小圈子领导干“私活”卖力起劲，组织安排的任务，却避重就轻？且不说，党的事业好比一棵大树，既要有树干，也需要枝桠和树叶；更不论，民生之福需要会干事、想干事、干成事、不出事的干部，如果连为己还是为民、谋私还是尽公都摆不正，做不到“三严三实”，缺乏“四有”境界，这样的干部叫组织如何放心？
幸福凭什么围绕你。把万贯家财当作最大的幸福，将“醒掌天下权”视为最大的满足，热衷于呼朋唤友、推杯换盏，流连于麻将牌九、灯红酒绿……幸福若仅如此，我们是不是走进了“误区”，闯入了“禁区”？李鸿章有一对联，大意是：享清福不在为官，只要囊有银，仓有粟，腹有诗书，便是山中宰相；祈大年无须服药，只要体无疾，心无忧，门无债主，可为地上神仙。封建官吏尚有此认识，共产党人理应更进一步。杨善洲说“能为人民做点事就是我的幸福”。师延林说“为老百姓做事，被他们信赖，是更大的幸福”……优秀共产党人的感悟告诉我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幸福才会时时来敲门。（丁伟）
——据《人民日报》6月10日
别把高考状元说得那么差
每年高考前后，嘲讽和贬抑“状元”就成了一种潮流。比如，日前网上流行两份名单，第一份名单：傅以渐、王式丹、毕沅、林召堂、王云锦、刘子壮、陈沆、刘福姚、刘春霖。第二份名单：李渔、洪昇、顾炎武、金圣叹、黄宗羲、吴敬梓、蒲松龄、洪秀全、袁世凯。设问：哪份名单上你认识的人多一些？答案是：第一份名单所列全是“状元”，一般人很少知道；第二份名单所列，都是历史名人，可谓家喻户晓，但他们全是当时落第秀才。
这种选择性对比，有失偏颇。从隋炀帝开考至1905年结束科举，1300年中，大约只有507名“状元”，而落第秀才恐怕难以计算吧？这么多落第秀才中出了一些名人，很正常。状元中赫赫有名的也不是没有，比如柳公权、王维、文天祥、杨慎、翁同龢、张謇，等等，故意挑选几个知名度不高的“状元”，与知名度颇高的落第秀才相比，显然不靠谱。再说，无论顾炎武还是黄宗羲、曹雪芹等人，他们青史留名固然与自身努力分不开，恐也得益于其强大的家学根基，其父辈或祖辈要么是进士，要么官居高位。
多年以来也有一种观点，认为改革开放恢复高考以来，没有一个“状元”成为某领域的精英人物，无一人成为行业领袖，也就是说，多数默默无闻，没有成为各行各业的佼佼者。这种论调把“状元”说得很不堪，仿佛“状元”们百无一是。
真的如此吗？根据《中国高考状元调查报告》可知，目前我国学术研究领域高考“状元”职业成就很高，共有数十位顶尖人才和领军人才，他们集中于文学、传媒、法律、证券、金融等专业领域。这就是很好的说明。应承认状元们在政界和商界没有过于亮眼的人物，但不等于他们在其他领域没有卓越表现。以偏概全，否定“状元”们的努力与成就，并不能让人服膺。
多年以来，之所以有人不遗余力地否认“状元”，原因有二：
一是通过贬抑状元以鼓励那些成绩不怎么好的学生，即便高考不如意，也能干出不错的成就来。比如有人就说，“人生无限，谨以这两份名单（上文提及的名单），宽解所有的考生以及他们的父母：真正的考场其实从来就不在学校。”
二是旨在瓦解“状元”情结，并直指当下的应试教育。言外之意，应试教育培养出的是庸才，那些在应试教育中考得好的学生，其实没什么出息。应该看到，千百年来，本国确实弥漫状元情结，至今不散，状元情结过于热烈，确有病态之嫌，不应推崇。当下的应试教育也有诟病之处。但是，不能因为不喜欢应试教育就否定“状元”，不喜欢“状元”就大肆贬低“状元”。
高考也许有偶然成分，但不是谁都能成为“状元”，他们自有过人之处。“状元”在高考中拔得头筹，不意味着他们永远能在各领域领先，这是事实。但是，他们中的不少人继续努力，在自己所属的领域内有所成就，也是事实，也应承认。（王石川）
——据《中国青年报》6月12日
为何受教育程度越高越缺乏诚信意识
6月3日，《2014年中国都市青少年发展报告》在上海师范大学正式发布。该报告选取了北京、上海、广州等10个都市的14-35周岁的青少年为抽样对象，有效样本为9569份。调研指出，都市青少年诚信观呈“逆发展”趋势——在校青少年中，受教育程度越高，诚信观水平越低，具体表现为：对诚信原则的认同强度、诚信的契约意识、对“因利失信”的反感强度均随受教育程度的上升而下降；在职青年的诚信观水平又低于在校青少年，呈现出逆向发展态势。
按照常理，接受教育程度越高，道德水准和诚信水平都应该越高才对。这才是教育价值的体现。可现在倒好，在上述调查中，接受教育程度越高者，对诚信越怀疑，对不诚信越不反感，甚至一些人也变得越来越不诚信。难道，教育在诚信的养成中真的起到了反作用？这实在值得反思。
学生是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中成长的，导致学生接受教育越多反而越不诚信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学生接受的其实是“两重教育”：在课堂上接受一种教育，它在传道授业解惑，在传播正面的价值观和正向的做人道理，以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与此同时，学生又在课下接受其它教育，它可能在以事实说明弄虚作假的“好处”，可能在传递潜规则的力量，它们因为来自生活，有的甚至就发生在学生们的身边，无疑会动摇学生的基本观念，造成学生内心的矛盾和人格的分裂。于是，一部分学生就可能对之前课堂上接受的教育产生怀疑，至少是不再那么坚信了。
严格地说，不是接受教育程度越高，对诚信越怀疑越动摇，而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接触社会越多，接受“第二种教育”越多，对诚信就越失去信心。“第二种教育”可以笼统地概括为社会层面的教育，即社会中不诚信现象和潜规则的影响。虽然人们口口声声地说，诚信多么重要、全社会多么需要诚信，并且语重心长地教育学生要懂得诚信、做到诚信，但现实生活中，不诚信的现象却很多，甚至某些天天把诚信挂在嘴边的人或最该讲诚信的群体，往往表现出不诚信，表现得过于世故和喜欢潜规则。结果，现实社会中常常出现“两张皮”现象：嘴上说的是一套，实际做的是另一套；表面上有一套明规则，背地里有一套潜规则。
这种不诚信的表现及潜规则的泛滥，在学校层面也有所体现。比如，发生在学生身边的自主招生问题。当学生们看到某些有关系、有背景的学生，可以轻易获得被推荐的机会，可以凭着虚假材料蒙混过关，或者其家长能直接拿钱找关系解决上大学的问题时，学生们如何保持内心的平静？如何坚定“诚信是做人根本”的信念？一些人会觉得不公平甚至愤怒，有些人则会失望——对自己没有关系和能力的失望，对社会公平公正欠缺的失望。再比如，迎接教学评估中的作假以及对教育评估机构的公关问题，这些做法必然让学生感受到潜规则的入侵及强大，也必然颠覆学校之前苦口婆心的教育。当学校和教师自身无法以身作则地诚信时，其教育出来的学生又如何能坚定地做一个诚信的人？
接受教育程度越高，学生越不诚信，这种“逆发展”对学校和社会来说，都是一种耻辱。一方面，当社会没有表现出对诚信的强烈追求以及对不诚信的坚决唾弃，反而以不诚信为聪明、以潜规则为规则时，现实情形就会给学生当头一棒，让他们在不甘心中接受另一种教育；另一方面，当学校不能成为诚信的守望者，反而也在社会的浑浊之中随波逐流时，学生在其表里不一的教育中必然丧失信心，甚至丧失对教育者基本的信任。所以，审视诚信观的“逆发展”时，要想想我们的教育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们的社会出了什么问题，何以我们的学生接受教育程度越高，反而会变得越不诚信？（李劭强）
——据《中国青年报》6月5日
常回家不需要督促需要保障
没有文章可做的时候，就在“常回家看看”上做文章，这是个屡试不爽且永远正确的法子。的确，敬老孝亲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怎么提倡都不会错。于是各地纷纷把“常回家看看”爹娘，写进法律法规的条文中，有些地方还有一些官司在打。
关心完了“上有老”，有些地方开始关心“下有小”。于是我们看到，去年，江苏盱眙在全国率先立法督促外出打工的父母回家看孩子。一年过去了，效果如何呢？据今日早报报道，一年来，在外打工的父母收到“督促令”后往往在家停留数日，便又重新外出打工。留守儿童仅仅享受短暂的亲情温暖，便再次陷入无人照看的境地。
其实这个尴尬并不令人惊讶，或许立法之人也早有心理准备，毕竟在规定子女回家看父母的阶段就已经遇到不少了。是为人父母同时也为人子女者不愿意回家吗？非也。看看每年的春运大军就知道“回家”二字有着多大的魔力。除了一些特殊情况，大部分人还都是要看看父母子女的，但之所以不回家到了需要地方司法机关下令督促的地步，还是有些“非不为也实不能也”的苦处。而且，回家看看是道德范畴的私领域，弃养才是需要法律干预的。这里面的界限，还应该厘清。法乃国之重器，轻易动用，然后又全然无用，最后伤害的是法律尊严。
所以，与其去约束、要求最末端的个体，倒不如真的用心想办法去为“回家”保驾护航。长远了说，是要发展本地经济，争取扩大就业，把人留在本乡本土，那么常回家这件事迎刃而解。短期来看，当外出打工人员无法请假，因为无法保证休假权而没有机会回家探亲的时候，本地政府要做的不是横加指责，而是为他们提供法律、政策的援助，以便其在捍卫自己的权利时能够更有力量。甚至，假如外出人员的打工地点比较集中，组织孩子们去看父母也不是不可能的。办法总比问题多，关键就看是不是真的想解决问题，还是只想出台一个正确但全无用处的法条，平白为难着别人，别扭着自己。（张丽）
——据《北京晚报》6月8日
财经广角
我国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会坚持不贬值
中国一再强调人民币不贬值，最为重要的是人民币的国际化问题。人民币国际化作为一项国家发展战略，逐步地向前推进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因此，如何保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是逐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前提。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4月，全球前四大支付货币依次为美元、欧元、英镑、日元，第五位则为人民币，市场占有率升至2.07%，略高于3月份的2.03%。在2012年4月至2015年4月的3年间，亚太地区与中国内地及中国香港之间使用人民币的支付量共增加了3.27倍，人民币在区内作为支付货币的排名由原本的第五位升至首位。可见，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在加快，保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是一项重要的任务。
一般来说，在当前以信用货币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下，要想找到一种货币对另一种货币的均衡价格是相当困难的，更何况人民币还不是可自由兑换的货币，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还有很长路要走。在这种情况下，要找到人民币的均衡价格很难。而以出口为依赖的经济增长方式正在调整与变化，通过人民币汇率贬值来刺激出口已经不是政府所关注的重点。政府更为关注的应该是人民币贬值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
人民币的国际化得靠强势的人民币来支撑。如果人民币快速贬值，即使是对非美元货币贬值，也会严重影响人民币的国际化，甚至可能导致人民币的国际化突然终止。因为没有一个国家或企业愿意接受将贬值的货币。如果人民币贬值阻碍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这是中国政府不愿意看到的。特别是当前中国政府要实现宏大的“一带一路”战略，更是需要强势的人民币来支撑。在中国对“一带一路”周边国家的贸易、信贷、投资合作中，会有一部分以人民币运作，沿线国家很有可能形成一个人民币货币区。而贬值的人民币很难达到此目标。
同时，人民币的贬值会严重影响中国在国际上的经济地位。我们应该可以看到，中国之所以能够短时间内成为经济强国大国，既与国内经济快速增长、出口旺盛、总体实力经济提升等方面的因素有关，更是与2005年人民币汇改以来快速升值有关。2005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或人民币的名义汇率升值达35%以上，而实际有效汇率则升值达50%以上。因此，为了保持中国经济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进一步展现中国经济在国际上的实力，政府也是不希望人民币贬值的。
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如果人民币的贬值特别是人民币大幅度贬值，就可能导致市场的恐慌而引发国内资金大量流出。从最近的情况来看，今年一季度中国不仅外汇储备减少1000多亿美元（这里可能是持有的非美元货币汇率变化贬值的因素，也可能是国内居民增加持有美元资产并用于海外投资），而且一季度的外汇占款同比少增1.04万亿元，这可能是国内资金流出中国或企业持有外币不结售汇的结果。如果大量的资金流出中国，不仅会影响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也会影响国内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及导致市场恐慌。
另外，人民币不贬值也与中国希望人民币纳入特別提款权（SDR）有关，而人民币纳入SDR同样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内容。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正在就纳入SDR货币篮子进行程序性的技术测算。2010年IMF评估人民币是否可纳入SDR时，按照IMF四个量化指标，即全球各国官方外汇储备所占的比重、全球国际贸易结算中所占的比重、全球国际债券市场所占的比重、全球外汇交易市场所占的比重。由于不满足后两项指标，人民币无法纳入SDR的货币篮子。如果人民币贬值，可能会更无法满足这四项指标。
还应该看到，人民币国际化过程增加了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责任，因为只有保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才能保证持有人民币国家的基本利益；同时，人民币的国际化过程也是中国风险向世界展露的过程。因此，这就要求人民币国际化首先就得把中国国内自己本身的经济问题处理好、平衡好，否则在人民币的国际化过程中，不仅容易把这些风险暴露于外，也会由于风险暴露而让国内经济受到外部因素的严重冲击。
总之，在当前的经济态势下，为了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国会坚持人民币不贬值。（易宪容/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据《中国经济周刊》6月8日
深圳房价上涨的实与虚
关于现在的深圳楼市，网上有一个帖子形容得比较贴切，这个帖子标题是《现在还有比股市涨得更疯狂的？有！深圳楼市！》。据报道，2014年以来深圳新房、二手房的房价涨幅领跑全国，连续8个月上涨，有的片区出现了20万/平方米的超高价，而热门区域的龙华，从去年到今年上演着“破3冲4望5”的激情大剧；而福田中心区的均价，即将告别“4时代”。
已经不能用政策激励、货币宽松等一般原因来分析深圳楼市的情况，因为同样受这些原因影响、且同为一线城市的邻居广州，房价现在还在下跌。我们也不能用供求关系来盖棺定论，因为供求关系和房价变动是“同义反复”，当然，房价上涨离不开供应和需求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的“深圳特质”值得我们深究。
需求旺盛的背后是资金大量积淀和推动，这需要“藏富民间”的支持。立城于外贸和“代工制造”的外向型模式，让深圳成为国内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千千万万个企业（甚至是“村村点火”的家庭作坊）在从事着模具、配件、元器件的生产。把深圳比喻为“山寨之都”，不像一般想象的那样是贬义词，事实更像是日本式的“拆开-学习-创新”的过程。更重要的是，多层次资本市场（创业板、中小板、私募和创投等）和草根金融在深圳发展非常迅速，加速推进了市场推广、技术研发和产业升级。
2008年以后，借助积淀的产业基础和互联网迅速发展的契机，深圳从山寨之都转向创业之都。狭小的空间内集聚了2000万的人口、1000多个产业园区、185.8万户商事主体（每10个人中就有一个老板）。市场化和产业升级的红利，兑现为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深圳在3个人均指标上（国内生产总值、可支配收入、存款）都居全国第一位，这是推动旺盛需求实现的主要原因。这和过去几年房价跌幅比较大的温州、杭州、金华和宁波等城市，近期房价反弹比较快，道理是一样的，都是因为民间资金沉淀很深厚。
再看哪些人在买房。过去一直认为，占常住人口70%的外来人群主要住在城中村，他们不需要、也买不起房子。现在不同了，“来了就是深圳人”的城市包容性，对创业人群无比吸引；产业转型和多年吸引人才的政策，让深圳的入户门槛比北京和上海宽松很多（每年入户30万）、城市比北上广更年轻（平均年龄在30岁左右），再加上比北上广宽松很多的限购政策（非户籍缴纳1年社保就可买房），近年来购房人群结构发生了变化，户籍人口购房火热的同时，非户籍人群购房异军突起，目前占比近50%。
再看供给，“供应跟不上”是深圳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深圳是最年轻的城市，却在全国最早走上土地利用的旧改之路。供应紧缺，不可忽视的是存量住房供应效率差。在房改以前，北上广就是拥有千万级人口的城市，有大量福利房，本地人已经解决了住房问题。房改后，这些房子均转变成商品房而投入市场，目前占据存量房近一半，并发挥着缓冲需求的“蓄水池”和“稳定器”的作用。但是，长期“代工制造”的外向型经济模式下，超过70%的人口是“候鸟型”的外来人口。于是，在房改前深圳超过一半的存量房是原农村私房（俗称“小产权房”），并没有像北上广一样，拥有大量存量商品房，来发挥缓冲需求的“蓄水池”和“稳定器”的作用。但是，近年来产业结构变化推动人口结构变化、收入水平不断增长，“候鸟”现在变成“家燕”了，他们需要房子。因此，深圳房价上涨有客观原因。
但是，也要看到，此轮房价上涨有货币宽松推动、政策刺激的冲击，特别是出现了此前从来没有过的20万/平方米的超高价，投资客回潮，整体价格水平也明显上涨，不能忽视“虚”的部分。近期深圳“两会”上，代表委员们纷纷指出，现在的房价就连人才也承受不了，这应该引起重视。（李宇嘉）
——据《证券时报》6月4日
为什么牛市赚钱的依然是少数人？
据媒体报道，今年5月至6月16日，短短一个半月中，上市公司重要股东共累计减持2172.2亿元。伴随着资本减持的潮水，是股市的逐步回调，从此前的5200点高位逐步跌落至昨日（6月18日）的4800点。但是近期的回调并没有改变中小投资者关于牛市将会继续的预期。与股市下跌相反的除了暴涨的调侃段子之外，来自中登的数据显示，整个5月新增个人A股开户数1186.7万户，新增个人基金开户数509.4万户。这意味着5月以来，仍有数千万规模的散户在高位跑步进场。
今年以来，中国A股市场渐入佳境，人们期待股票市场以更加健康的状态运行，这其中，产业资本通常作为资本动向的先驱指标，作为股市风向标的参考意义很大。有分析说，去年5-6月份行情未爆发前，产业资本就提前布局，而在去年底今年初在风格转换、大盘调整时，产业资本又率先一步撤退出来观望。眼下，产业资本大规模撤离股市，影响股市繁荣的持续性。
有网友说，“在股市里十个人中，八亏一赚一平，赚钱的永远是那些先知先觉的少数人。”自从十年前最后一个大庄主“德隆系”轰然倒塌，A股市场清静了一段时间，但庄股时代从来就没有结束过。与股权分置改革之前的市场操纵相比，如今坐庄操纵，在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只是当年可以明火执仗，现在更加隐秘，“潜伏”很深，操作技术和手段借助互联网平台更加狡猾奸诈。
由于我国股市是以散户为主的投资者结构，主要参与人是中小投资者，资金规模小，信息不对称，专业能力弱，为股市坐庄提供了猎杀对象。更由于浓烈的投机心态，中国散户总是跟着感觉走，随着大流走，追着概念走，无法识别庄家制造的虚假上涨而上钩入套。庄股正是抓住广大散户最易一哄而上的从众投资特点，瞄准猎物，扣动扳机。
法律边界不清也为庄股提供避风港。从法律角度讲，股市的投机性操作本无可厚非，客观上股市本身就是一个投机性泡沫堆积的资本平台，即便是西方最成熟的资本市场，投机性泡沫也大量存在。一般情况下，基于股价上涨预期而进行的能量较小的投机性炒作并不算市场操纵。过了一定的“度”才定性为市场操纵，但这个“度”很难把握。市场操纵就是钻“楚河汉界”的空子，游走于“合法”、“违法”之间，难以捕捉，即便是捕捉到了，取证又很困难。
因此，对于当下的股市来说，如果非要有什么确定的牛市逻辑，最为确定的就是最后的“接盘侠”仍然还是中小投资者。
股市的功能一是投资，二是融资。在股市功能正常发挥的情况下，投资者和广大股民把钱注入股市，能得到回报。而上市公司从股市上圈到钱、得到“血液”补充后，进行技术改造、产品开发，或扩大市场渠道，增强了发展后劲，产生了融资效益，进一步得到投资者和广大股民的信任，才能进行再融资，制造“滚雪球”效应。投资和融资达到双赢共荣。
但A股功能“螺丝倒拧”，颠倒了投资、融资功能的因果关系，过分强调股市的融资功能，忽略了股市投资功能的培育，使股市成了上市公司的提款机，成了庄股的铰肉机，投资者和广大股民成了冤大头。
中国股市只花了不到25年的时间，就占据全球市值规模“老二”的交椅，令人鼓舞，又令人困惑。这至少证明，中国股市的融资功能得到了超常发挥，但投资功能却有点异化。只有当股市回归功能，回归理性，散户才不是盲目接盘的冤大头。（蔡恩泽/晶苏传媒首席分析师）
——据《新京报》6月19日
观点摘编
A股重归“4”时代不是变盘序幕
这两天A股的调整，理由可以找出一大堆。或许最靠谱的解释，是A股涨得太猛太快了，让许多投资者越来越发虚。不过，A股还不到宣告牛市结束之时。伴随着A股的反复震荡，国企改革、中国制造升级、各行业“触网”、混合经营等将重塑中国经济基本面的战略还在持续推进。虽然市场对这些战略部署已经表现出了过高预期，但随着相关措施的渐次落地，市场的情绪仍有望再度点燃。当然，牛市仍在，不代表疯涨有理。随着管理层出手去杠杆，随着虚高股价的回落，大盘反复震荡、股票越来越难炒将成新常态。普通投资者如何适应这种新常态? 可以追涨但不一定杀跌，遏制贪婪随时锁定利润，减仓轻仓掌握主动权都是应当采取的策略。而最关键的是，跟着政策大势投资。A股的发展史无数次证明，政策面才是最重要的基本面。与政策面共舞，就是A股的价值投资。（徐立凡/据《京华时报》6月17日）
傅莹一语击中美国心理要害
“美国对中国深层的失望”，一个重要原因是，“美方所期待的，‘中国实现现代化必将带来政治制度变革’的情况没有发生，中国版的‘戈尔巴乔夫’没有出现，相反，中国取得的成功和增强的自信使中国道路更加不可逆转”…… 全国人大外委会主任委员傅莹对中美两国关系的现状和未来分析，如一石击起千层浪，引起网民强烈共鸣。
苏共垮台了，苏联解体了，但西方仍不愿接受俄罗斯作为一个平等的成员，而是把他继续当作威胁，总想越削弱越好。北约东扩和乌克兰危机，本质上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得寸进尺，压缩俄罗斯生存空间的结果。
美国梦想当世界老大一百年，对中国倡导的多极世界秩序耿耿于怀。连一个强大的欧州，他都不喜欢，何况价值观和文化完全不同的中国。在美国政客眼里，中国除了亲西方还远远不够，还要放弃台湾，西藏等等。就是放弃了，他还是不会接受你，因为你太强大。为了确保自己的利益，他时时提防中国的崛起。
几十年里，我们抵住了风险，坚持中国价值，坚持中国道路，终于越来越接近中国梦，也越来越自信。关于道路问题，美国终究要承认自己对中国的某种期待已然梦碎。惟愿他们能尽快走出失落，接受现实，勿作他想。（王德华/据中国青年网6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