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要目
进一步推进改革，破除特权利益/任军
面对改革进程中“体制机制上的顽瘴痼疾”，以及由此产生的复杂问题与矛盾，出路只有一个：就是进一步深入推进改革。
带头不当头，中国引领共赢时代/华益文
中国的行动之所以能够产生示范和引领作用、受到积极响应，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其追求合作共赢，不寻求排他性利益。
中国城镇化如何才能破题/魏杰
要想实现中国城镇化的突围，必须对相关争议和难题作出令人信服的解答，设计出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切合我国实际情况、使各方都能够接受和获益的城镇化实施方案。《城镇化：改革的突破口》一书在这方面进行了积极的尝试。
“方崔官司”给我们提了什么醒？/何龙
方舟子与崔永元的官司至少提醒我们，网络里的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只有一纸之隔，尤其是名人的网络空间，根本就不存在“私人卧室”，所谓的“私媒体”每时每刻都有被直播和转播的可能。
目录
改革开放
进一步推进改革，破除特权利益/任军
“民办公营”医院期待“鲶鱼效应”/连海平
审计结果应成为彩票改革契机/冯海宁
财经广角
带头不当头，中国引领共赢时代/华益文
资本市场的吸引力在哪儿/韩哲
中国城镇化如何才能破题/魏杰
法国出租与专车司机冲突的启示/
社会脉搏
“方崔官司”给我们提了什么醒？/何龙
让邻里之间互相熟络起来/张颐武
像关心股市一样关心国民身高体重/毛建国
老居民楼进入“质量报复期”值得警惕/王传涛
改革开放
进一步推进改革，破除特权利益
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曾经质问，“一些人就是利用新旧制度转换的落差和时差来牟取私利、中饱私囊的。价格双轨制，肥了多少人？国有企业改制又肥了多少人？”由此可以看出，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体制机制上的顽瘴痼疾”就是在我国长期新旧体制交替过程中所滋生出来的一个极为特殊的阶层——特权利益群体。
面对改革进程中“体制机制上的顽瘴痼疾”，以及由此产生的复杂问题与矛盾，出路只有一个：就是进一步深入推进改革。问题与矛盾暴露之时，也正是改革之机。这里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破除妨碍改革的思维定势，敢于用“渐进”与“突破”两种手段推进改革。多年来我国改革之所以迈不开步子，在关键领域改革少有突破，碰到问题刻意回避，遇到难题畏首畏脚，根源还在于思想不够解放，特别是在改革“渐进”与“突破”的认识上观念陈旧，不敢跳出传统思维的框框。改革就是破除旧体制并建立新体制的完整统一，破除旧体制需要突破手段。而建立新体制则需要渐进手段，所以，“渐进”与“突破”作为两种改革手段，密不可分，缺一不可。
敢于向特权利益决战，“破除利益固化的藩篱”。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多年积累的问题正在集中暴露出来，社会矛盾正在进入高发期，面对特殊问题和复杂矛盾，继续依赖常规的渐进方法肯定是无效的。破解转轨的症结，给阻挠改革的特权利益以致命一击，没有果敢的政治勇气和铁腕手段是不行的。正如习近平同志2014年8月18日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上所强调的“突破既得利益，让改革落地，需要有组织、有胆识、有担当。畏首畏尾，不敢出招，怕得罪人，是难以落实措施，推动工作的”。因此，“要真枪真刀推进改革，为今后几年改革开好头”。
加快推进垄断行业改革，打破国有企业垄断特权。垄断行业几乎全部是国有企业，其中主要是中央企业。对垄断行业的改革会触动垄断部门利益，受到特权利益群体的阻挠和反抗。因此，必须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冲破特权利益的束缚，否则，很难收到成效。这就需要垄断行业改革顶层设计，这个顶层设计不能由垄断行业或行业主管部门如国资委、发改委来做，而应该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指导下，由非利益相关方从改革目标出发，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为导向，吸收各方面的智慧，形成科学合理的改革方案。
健全政府财权监督机制，打破政府支出特权。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问题是预算民主。预算民主就是政府征税需要纳税人的授权，而花钱也要让纳税人知情，并通过人民代表监督制约政府的支出行为，使其做到依规行事、公开透明，确保支出的公共属性。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首先要建好笼子。笼子太松了，或者笼子很好但门没关住，进出自由，那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法治政府。防止公共权力特权化，确保政府权力的“民有、民享、民治”，避免沦为少数利益集团和腐败分子寻租的工具，除了加强政府内部监督和社会舆论监督以外，最根本的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挥全国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形成对政府权力运行的民主监督。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要适应扩大人民民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充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任军/内蒙古民族大学副校长）
——据《人民论坛》6月19日
“民办公营”医院期待“鲶鱼效应”
广东率先探索开办“民办公营”医院。14日，暨南大学附属穗华口腔医院正式挂牌营业。目前已有28名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口腔科专家在此注册行医，他们与原医院的关系则变成了“多点执业”。此举让群众在享受民营医院的环境、服务的同时，也享受到了公立医院专家的好技术。
穗华口腔医院作为“民办公营”第一个吃螃蟹者，在医院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中走出第一步。早在2009年国务院出台的“医改”意见中就明确提出，“积极引导社会资本以多种方式参与包括国有企业所办医院在内的部分公立医院改制重组……适度降低公立医疗机构比重，形成公立医院与非公立医院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格局”。
民间资本进入这个行业的年头也不短了，但形式一直比较单调，主要以“民办民营”——民间投资、自成一体、自办经营为主，“民办公营”形式受制于现行医疗体制而未见破冰。
“民办公营”所能达到的理想状态是：公立医院通过输出品牌、技术、管理与社会资本合作，实现社会资本向医疗领域纵向挺进、深度融合，让公立医院的品牌、技术、管理等无形、有形价值得到了拓展、延伸、溢价，双方获利的同时也催生正外部性——提升医疗服务质量，缓解大公立医院压力和群众看病难问题，也就是社会效益增进。据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长黄力介绍，在公立医院1名口腔医生很可能配不到1名助手，但在穗华口腔医院，口腔医生、助手和护理人员将共同服务一个病人，也就是由原来的两只手服务1名患者，变成6只手服务1名患者。
让“螃蟹”成为“鲶鱼”——引进更多社会资本，促进医疗行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更加深入，尚需且行且探索。“民办公营”对民营资本来说，可谓求之不得，从公立医院挖人，一解多年民营医院人才与技术之困，柳暗花明之后便是一马平川了。对“公”——公立医院、公众来说，问题显然要复杂一些。“民办公营”有利于盘活存量、激励增量，增加市场供给，这是正面效用。
但是，另一面，公立医院人才到民营医院“多点执业”（甚至于，医生直接在民营医院注册，与原医院倒成了“多点执业”），对公立医院来说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需要追问的第一个点是：人才与技术的流失，对公立医院“保基本”的未来定位有没有负面影响？万一公立医院出现“空壳化”现象（即使不是全面的，也可能在某些科室、某些医院出现），一些患者只得转到民办医院求诊，结果比以前更好吗？第二点是：如果“民办公营”医院的逐利行为直接导致公众医疗费用增加（就算与医保合作，也可能增加自付部分），这种改革的能否得到社会认可？公办与民营、私利与公益、效率与公平……这些都需要小心求证。
公立医院与民营医疗机构的角色定位是有区别的：公立医院承担托底功能，为公众提供基本医疗服务，而民营医疗机构更多面向特定人群、提供特色服务，医疗改革要坚守各自底线，防止错位与越位。（连海平）
——据《广州日报》6月16日
审计结果应成为彩票改革契机
6月25日，审计署发布了2014年对我国彩票资金进行审计结果的公告。被审计资金超四分之一存在问题。
由于这是我国首次对彩票资金进行“大审计”，因而，公众对审计结果高度期待。这一次，审计署不仅完整披露了彩票审计结果，而且有关负责人回答了记者提问，就审计结果进行了解读。从审计结果来看，虽然我国彩票发展迅速、贡献巨大，但问题十分严重。比如说，问题资金将近170亿元，占抽查资金总额的25.73%，让公众难以接受。如果对所有省份进行审计，问题资可能更多。
再比如说，审计发现的问题太多。虽然主要问题在四个方面，但每个方面都有很多具体问题。而且每个问题都涉及很多单位，例如，73个单位通过编造虚假项目、提供虚假资料等方式，套取彩票资金5.96亿元；584个单位挤占挪用彩票资金33.3亿元。这说明违法违规很普遍，彩票资金变成“唐僧肉”背离公益。
让人略感欣慰的是，由于边审计、边整改，截至5月31日，已通过追回资金、上缴财政、调整会计账目等方式整改问题金额145.1亿元。但能否一分不少地追回来，还有待观察。另外，此次审计发现并向有关部门移送重大违法违纪问题线索90起，相关人员能否受到从严从重惩罚，同样有待观察。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审计发现的大案、要案，要详细公开有关信息，以便公众知情和监督。譬如，“中彩在线”黑幕舆论高度关注，有关方面应该详细公开事情的来龙去脉，拉直每一个有关此事的问号，严厉追责每个与此事有关的责任人。只有如此，才能把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很显然，审计只是发现问题。这次“大审计”，除了发现违法违规问题资金外，还发现了彩票资金“沉睡”、互联网违规销售彩票等问题。发现了问题必然要整改，但整改却是分层次的，浅层次整改是纠正问题资金、追究责任人，深层次整改则是有关方面要从问题中充分吸取“养分”改革体制机制。
毫无疑问，彩票资金涉及公共利益，审计发现的问题如此严重，绝不能是浅层次整改。应该从每个问题中吸取“养分”，深刻反思监管体制和制度问题，唯有从体制机制上“动手术”，才能避免很多问题重现。
虽然此次审计结果表明，彩票管理法规和制度不断健全，彩票资金的预算和财务管理不断完善，但坦率地说，如果制度与管理是健全的完善的，不会出现这么多问题。舆论、人大代表早在十几年前就呼吁制定《彩票法》，但至今没有动静。我国彩票发行规模已累计达1.7万亿元，怎能没有法律笼子？
从体制来说，之所以出现这么多问题，与我国彩票管理权、发行权、监督权高度集中有很大关系，当“自己人监督自己人”、“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必然出现问题。为此，有政协委员建议组建独立的国家彩票监管委员会，对彩票管理、发行部门进行监督，同样没有变成现实。希望这次彩票审计结果成为改革契机。（冯海宁）
——据《西安晚报》6月26日
财经广角
带头不当头，中国引领共赢时代
近日，欧洲媒体报道称，中国已确认参与欧洲战略投资基金（EFSI）的意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此应询表示，中方正在研究有关问题。此事表明，中国可能将增加一条参与欧洲基础设施投资的重要渠道。如果这一消息变成现实，中国将成为EFSI内的第一个非欧盟国家。
EFSI是去年11月欧盟委员会提出的欧盟投资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该计划由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所力推，因而又称“容克计划”， 旨在通过设立新的基础设施投资基金，重振欧盟经济。
中方有意参与“容克计划”，这一消息并不突然。事实上，早在今年3月发布的首次中德高级别财金对话联合声明中，中方就明确表示欢迎并愿意参与《欧洲投资计划》和欧盟“地平线2020”计划，德方则欢迎中方有兴趣与欧投行和EFSI合作开展联合项目融资或支持建立投资平台。
中国有意参与EFSI， 这一消息更不令人意外。中国在本国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投入大、效率高，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技术，推动了本国经济发展，也使中国积累了大量资金，可以说走在了许多国家的前面。中国愿意与本地区和世界其他国家分享这份经验并带去中国的资金和技术。为此，中国倡议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既号准了亚洲经济的脉，为亚洲经济发展开出了一剂良方，又号准了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的脉，受到广大亚洲发展中国家的欢迎，同时也吸引了大批包括欧盟国家在内的非亚洲国家的参与。
中国倡议成立亚投行，除了引起国际舆论热烈反响外，也对一些国家的政策选择产生了影响和激励。日本安倍政府今年5月宣布，日本政府将和亚洲开发银行等一道，在未来5年为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总额约1100亿美元的资金。不少分析认为，日本这是在同亚投行叫板，是在与中国竞争在亚洲的影响力。纵然日本有这方面的算计，考虑到亚洲基础设施建设存在的巨大资金缺口，只要日本不去挖中国的墙脚、拆中国的台，中国对日本增加对亚洲基础设施的投资也是乐见其成的。毕竟良性竞争对亚洲发展有益。
中国带头、他国跟进，这在近年来的国际关系中并不鲜见。中国对非洲贸易和投资发展迅速，已连续多年成为非洲最大贸易伙伴，现在又把中非经贸关系新的增长点放在了基础设施上。面对这一局面，美欧和日本、印度等国纷纷扩大对非经贸合作。中国与东盟关系在本世纪度过了突飞猛进的“黄金十年”，现在又迈进“钻石十年”，这给了美国、日本、印度等域外国家以启发，它们都增加了对东南亚国家的投入。最近，中俄签订了高铁合作协议，这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最新进展。“一带一路”的响应者越来越多，落地的项目也会越来越多，将直接带动沿线数十个国家的互联互通和经济发展。
事实证明，中国倡议、中国方案、中国理念具有建设性，并正在产生引领效应，带动本地区和整个世界共同向好。中国的行动之所以能够产生示范和引领作用、受到积极响应，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其追求合作共赢，不寻求排他性利益。当然，由于国际政治的复杂性，其良好的初衷和善意的做法有时也难免遇到误解、质疑甚至敌意、排斥。美日对亚投行的冷淡态度，个别西方舆论对中国在非洲“新殖民主义”的诋毁，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暧昧立场，美国对接受“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概念的犹疑，这都说明中国“带头”面临的困难。
中国带头，并非当头。在国际关系中，中国已经带了一个又一个好头，今后仍应积极进取。不论遇到什么困难，知难而进、增信释疑、持之以恒，这是中国应有的态度。假以时日，中国倡导的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理念和实践必将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和支持。这是中国应有的信心和定力。（华益文）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6月22日
资本市场的吸引力在哪儿
工信部6月19日发布196号文，决定在上海自贸区开展试点的基础上，在全国范围内放开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业务（经营类电子商务）外资股比限制，外资持股比例可至100%。一句话，中概股回归A股的速度，以前可能是坐绿皮车，现在可能是坐高铁。
长期以来，TMT（电信、媒体和IT）对外资说不。囿于此种法律禁入的限制，很多互联网公司采用VIE结构规避风险。VIE结构是一种协议控制，区别于股权控制。股东们通过控制海外的壳公司，进而控制内地拥有ICP牌照的主体公司。壳公司和主体公司之间有一系列协议，保证前者对后者的控制权。不过，经过支付宝的风波，投资者都知道了VIE的风险，不仅来自于监管层的“变脸”，也可能来自管理层的“变通”。
年初，商务部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投资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引入“实际控制”的概念：受外国投资者控制的境内企业视同为外国投资者，而受中国投资者控制的境外企业，其在境内的投资可视做内资企业的投资。根据该意见稿，其实已为中概股回归A股埋下伏笔。但外资比例和外资身份的存在，造成回归A股就要让外资完全退出，这导致了旷日持久的谈判，既包括时间成本，也包括金钱成本。因为这些在海外上市的中概股如果想回归A股，必须拆掉VIE结构，变成100%内资企业。如今，工信部的196号文明确，VIE结构的海外上市公司回归A股，外资不必退出，360们恐怕要喜极而泣了。
虽然中概股急着“回家”，不免让人认为是冲着“财富效应”来的，段子手也极尽嘲讽之能事，“傻子太多，骗子不够用了”。但中国资本市场确实需要创新型企业支撑，否则也不至于出现暴风科技那一连串让人咋舌的涨停板了。没有一大波创新型企业，而只有多如牛毛的“新”企业，A股就不过是一个资本的泄洪区，而非带着鼓励创新的初心。
BAT齐刷刷地海外上市，这本身就是对A股的“打脸”。让这些当初不得已远赴他乡上市的中概股回家，对A股来说不仅是面子，也是实实在在的支撑。与此同时，更重要的是让资本市场为投资者和创业者挖掘出价值。
上周，国务院公布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国30条”，明确提出积极研究尚未盈利的互联网和高新技术企业到创业板发行上市制度，推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建立战略新兴产业板，研究解决特殊股权结构类创业企业在境内上市的制度性障碍。这些措施，既准备迎接“回归”的中概股，也准备让那些“小荷才露尖尖角”的创新型企业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在A股上市，而不是漂洋过海。
中国缺少的不是板，不是钱，不是炒作，而是鼓励创新的一整套制度。而这套制度的建设，正是过去这两三年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一套鼓励创新的制度，能够制造出更多BAT。而如果相反，则是制造出更多的VIE，在不置可否的灰色地带从事着“制度创新”。（韩哲）
——据《北京商报》6月23日
中国城镇化如何才能破题
过去人们对城镇化的理解比较肤浅，一些城镇政府甚至将其混同为征地拆迁、扩建新区、广造房子，后来人们意识到，人的城镇化才是城镇化的本质和核心。然而，城好造，人难进，虽然这是正确的方向，但要想真正实现却并不容易。
我国城镇化与国外具有不同的起点——严格的城乡二元社会体制，在农民工进来之前，已经有了一个相对成熟、稳定、封闭的城镇居民群体，农民工高达2.7亿，要让这么多人进来，原有的城镇居民干不干？现实情况是，随着我国一些东部大中城市交通拥堵、空气质量下降等问题的出现，城镇居民对城市扩张空间、环境承载力、公共服务能力等普遍担心，一些城镇居民对外来农民工的进入变得异常敏感甚至排斥。由于东部大中城市难以进入，很多人转而希望农民工返乡，在中西部的中小城镇实现市民化，然而，这些城镇普遍产业支撑力不足、难以产生足够的就业岗位，农民工在那里根本难以立足，遑论城镇化。2.7亿农民工的出路到底在哪里？由于找不到现实的出路，很多人对农民工市民化这个正确的方向开始动摇起来，甚至出现不少反对的声音。
还有一些问题解决起来似乎更难，如农民工在城镇的住房问题。农民工在家乡都有住房，而且相当宽敞，然而说这些都没有用，因为农民工没法把家乡的房子背到城里来。农民工城镇住房问题该如何解决？农民工群体又这么大，希望采用保障房的方式由政府全部包下来不现实。从长远来看，农民工在城镇购买商品住房是必然的方向，然而，从我国城镇住房市场的实际情况来看，现有的房价显著超出农民工的购买能力，农民工在城镇买房仍属天方夜谭。不考虑农民工城镇住房的城镇化只能是一句空话，而农民工的城镇住房在现实中又很难看到解决的希望，因此就形成了现有的僵局，很难破解。
要想实现中国城镇化的突围，必须对相关争议和难题作出令人信服的解答，设计出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切合我国实际情况、使各方都能够接受和获益的城镇化实施方案。《城镇化：改革的突破口》一书在这方面进行了积极的尝试。在该书作者赵俊超看来，半城镇化的模式在长期来看难以为继，应当通过政策的调整、制度的完善、资源的重新安排，逐步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由于赵俊超曾在沿海发达城镇挂职，此后又对这一问题进行过长期和大量的访谈、调查，具有全方位的视角和更深刻的体会，他的思考可谓具有独到的价值，也得出一些全新的结论。
比如对农民工进城行为的判断。中国农村户籍人口8.9亿，是世界上最大的人口蓄水池，大家总是担心，一旦打开封闭近60年的闸门，可能会有大量人口喷涌进入城镇，对城镇造成强烈的冲击。然而，赵俊超在大量访谈、调查的基础上，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对于城镇户籍，农民工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趋之若鹜，在放开城镇户籍之后，遇到的问题将不是农民工的蜂拥而入，而是进城动力的普遍不足。中国农民进城动机基于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之间，这和拉美农民基于生存理性是完全不同的，因此不存在人口无序涌入和形成贫民窟的可能。而且，由于长期的历史惯性、过度的自我保护意识等，农民工普遍不愿意在城镇落户，只有使他们的生活得到切实的改善，才有可能重新激发起他们的城镇梦想和奋斗精神。如果不给他们甜头或者给的力度不够，即便打开城镇大门，绝大多数农民工仍然不愿意进来。
比如城镇公共服务的成本。户籍只是一张纸，背后是城镇的公共服务，要想使农民工成为城里人，必须相应扩展城镇的公共服务资源。然而，需要扩展哪些公共服务，提供这些公共服务大体需要多少钱，又如何分担呢？赵俊超认为，并非所有的公共服务扩充都要花钱，需要花钱的公共服务也不一定是要花很多钱。农民工在城镇的很多公共服务实际上已经通过搭便车的方式享受到了，比如交通，他们实际已经在乘坐城镇的交通设施通勤往来，即便让他入了户籍，他也不会额外多坐几趟。赵俊超采取“解剖麻雀”的办法，认为最需要花钱的公共服务项目是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在农民工大量流入的地区，城镇财政无力单独承担，需要中央、省级和城镇进行合理分担。
再如打开城镇大门该从什么地方切入。赵俊超认为，农民工进入和融入城镇绝非易事，必须选择最有利的切入点，这个切入点不是特大城市，因为阻力太大，也不是中西部地区小城镇，因为不符合客观规律。这个切入点应当是哪里呢？他认为是东部沿海城市群中的工业城镇，包括地级市、县级市和部分经济强镇。他的理由有四个：第一，这些城镇产业基础良好，具有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迫切需要一支稳定的熟练工人队伍，沿海个别城镇已经在自发开展农民工落户的实践；第二，这些城镇的资源状况相对比较充裕，尚未遭遇资源、交通等瓶颈，仍处于规模经济正区间；第三，这些城镇脱胎于农村不久，还没有形成特大城市居民的优越感，市场意识和平等意识普遍较强，对外来人口的接纳能力较强；第四，这些城镇的农民工多从事制造业，就业长期稳定，平均年龄更轻，受教育程度更高，具有内在的定居需求。这和西部以建筑业为主的不稳定就业是不一样的。因此，赵俊超提出应当以东部沿海城镇作为切入点，并由此带动全局。经过这样的分析，其结论自然更易令人信服。
《城镇化：改革的突破口》一书将住房土地问题视作我国城镇化的关键和核心，给予大量篇幅进行浓墨重彩的论述。住房土地是我国长期社会发展和短期经济增长问题的交汇点，从长期来看，要想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他们在城镇的住房问题就必须获得有效解决；从短期来看，农民工购房可以释放长期压抑的存量需求，成为宏观经济的“启动器”。住房土地也是社会公平和经济规律的交汇点，一方面，让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城镇中低收入群体能拥有体面的居住条件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另一方面，解决住房土地问题可以使我国有限的土地资源获得更优配置，发挥更高的效率。同时，住房土地问题的解决是最难的，也是最易的。说它难，是因为它的财富价值大、利益纠葛复杂；说它易，是因为只要理顺了关系，它将具有最强的内生动力。书中围绕我国住房土地问题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和思考，得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结论，甚至还进行了一些非常具体的机制设计。
《城镇化：改革的突破口》一书为破解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国家治理完善提供了新的思路，值得每一个关心中国现实和前途的人认真倾听，并将引发人们更多的回味和思考。（魏杰/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据《光明日报》6月23日
法国出租与专车司机冲突的启示
法国巴黎的出租车司机与优步(Uber)专车司机16日发生冲突，出租车司机向专车投掷石块，最后防暴警察出动才得以制止事端。
这是世界范围内出租车与专车司机因利益发生纠纷的最新例子。优步公司2010年在美国旧金山成立，如今它的经营扩展到世界上百个城市。然而它每到一地，都会与当地出租车行业冲突，欧美大城市不断出现出租车司机的抗议活动。优步带来的“专车现象”合法吗？应当禁止还是放开，成了全球性难题。
优步技术已经不再是唯一的。中国近几年演化出各种打车软件，但引发最大争议的也是专车。整体看，专车是互联网技术对人们出行需求的“黑马”式介入，是互联网技术全面影响现代生活的新标志。它带来的方便和好处显然受到普通消费者欢迎，同时它自身的管理漏洞，以及它对传统出租车行业的冲击也是明显的。
专车与出租车之争让各国的管理机构头痛，一些国家和城市采取了禁止专车发展的断然措施，但也有很多国家和城市表现出犹豫，把防止出租司机和专车司机直接冲突作为管理重点，采取了模糊政策。
中国是互联网大国，智能手机拥有量全球第一。中国同时是出租车大国，由于打车相对便宜，普通人使用出租车的活跃度也属世界上比较高的。这样一来，中国肯定绕不过专车带来的这轮冲击。
首先要看到，这决非政治问题，而是互联网冲击传统行业的一部分。互联网冲击了传统媒体业、传统零售业、传统出版业，甚至传统银行业等等，几乎没有它不“搅和”的地方。现在它又来让“的哥”们烦恼了，互联网的发力走到了这一步。
互联网造成了利益的重新洗牌，这就是问题的实质。出租车司机及出租公司牌照拥有者利益受到冲击，采取了与其他受损行业相比较为激烈的反应，对此社会管理机构大概不需有“重大维稳”那样的紧张，而应在技术层面认真研究对策，慢慢加以解决。
现在全球都没有好的办法，默许专车和禁专车的西方城市遭遇到来自不同方向的压力，对这一现实我们一定要予以正视。当前情况下，中国各地管理者或许应首先致力于缓和两类车的矛盾，为最终的彻底解决积累经验，争取时间。
比如，专车的发展速度至少不应太快，避免出租车行业受到无法承受的冲击。此外要加快研究出租车司机们感到相对于专车“不公平”的那些问题，比如出租车承受的社会管理成本一直被认为“比较高”等等。
出租车行业在全世界都大多实行了准入制，这有它的道理。专车实际上打破了准入制，使得准入制下成本换来的利益贬值，因而专车与出租车的统筹管理恐怕不可回避。不能因为专车还没有最终定性，它们就成为管理的盲区，那只能是一种鸵鸟政策。
由于这是全球性管理难题，中国社会应以世界上正常的整体心态来对待它。政府和公众都不应对这一领域的摩擦大惊小怪，我们要认真化解它，也要有能力承受它。
互联网的优势就是技术先进，使用成本极低，它对所有行业的冲击从本质说都是社会前进中的问题。专车问题迄今为止主要是“发达社会病”，在欧美和亚洲现代化城市里比较突出。中国是最早受其所困的发展中国家之一。我们跑得快，烦恼就多。有什么办法，这就是生活的规律。（《环球时报》社评）
——据《环球时报》6月19日
社会脉搏
“方崔官司”给我们提了什么醒？
方是民（笔名方舟子）诉被告（反诉原告）崔永元名誉侵权案昨天在北京海淀法院开庭审理。海淀法院一审宣判认为，崔永元和方舟子部分微博均构成名誉侵权，各承担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责任。崔永元赔偿4.5万元，方舟子赔偿4.5万元。
这是两个名人之间的名誉权官司，加上涉及“转基因”的公共话题，因此官司从一开始就备受人们的关注。
被法院认定为侵权的言词，在方舟子一方，有称崔永元是“疯狗”、“主持人僵尸”、“张嘴就造谣，说谎的家教”、“一帮骗子搞慈善”、“一笔德艺双馨的好交易”等，法院认为这些话或者证据不足，或者明显超出了言论的合理限度和公众人物容忍义务的范围，贬低、侮辱了崔永元的人格尊严。在崔永元一方，有说方舟子“黑基金黑到家了”、“以肘子为头目的网络流氓暴力集团”、“流氓肘子”、“拽着它溜达”等，同样属无事实依据或依据明显不足，构成侵权。
而方舟子的“暗箱作业”、“脸皮厚”、“死不认错”、“忽悠”、“吓唬人”这些用词，法院认定或属调侃揶揄，或属质疑批评，虽有一定贬义，但并未达到恶意侮辱、诽谤的程度，未侵犯崔永元的名誉权。崔永元说“肘子一边300万美元在美国买豪宅一边在网上哭诉安保基金不够用了”，法院认为该语句均有一定事实依据或结合上下文分析，属于崔永元主观上“确信真实”的诚实意见，表述亦无明显不当、歪曲，不构成侵权。
尽管中国属大陆法系，以成文法为主要法源，不承认判例可以作为法的渊源，但这个一审判决还是有参考价值，至少能给公众、尤其是为网民提供诸多的警示。
在网络这个广场式媒体中，每个上网者都可以得到话筒。当这种话筒发出的声音无人理会时，那就像在自己家里独自说话，在笔记本上记述事情表达看法，这样的“话筒”才是所谓的“自媒体”。然而，一旦“网络话筒”发出的声音得到转播扩散，它就不是真正的“自媒体”，而是转化为“公媒体”了。
名人由于关注者多，影响力大，他们的“网络话筒”是带电的扩音器；知名度越大，其扩音效果也就越强。崔永元与方舟子的微博都是大功率的网络喇叭，从这种喇叭发出的声音，其音量经常会超过某些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的传统媒体。因而当崔永元方舟子在微博里发出粗鄙言语和不实消息时，它们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和人身攻击将超出我们的想象。
在高度分权化低度可控化的网络空间，一般用户的话筒也可能因为名人的转播而音量大增，也就是说，非大V的造谣或辱骂也可能造成广度影响和深度杀伤。
方舟子与崔永元的官司至少提醒我们，网络里的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只有一纸之隔，尤其是名人的网络空间，根本就不存在“私人卧室”，所谓的“私媒体”每时每刻都有被直播和转播的可能。在这样的空间里，用户的一言一词都可能被记录被截屏，如果涉及造谣诽谤贬损他人人格尊严，就可能成为呈堂证供。
而另一种提醒是，正当批评和合理质疑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否则将伤害舆论监督与言论自由。正像海淀法院的判词所说：“公众人物享受了较多的公众关注及相关便利，对来自他人的负面评价也应负有一定的容忍义务。”作为权力机关，它们比公众人物还要承担更多的“容忍义务”，因而不宜随意动用司法权力压制批评和质疑。（何龙/《羊城晚报》首席评论员）
——据《羊城晚报》6月26日
让邻里之间互相熟络起来
中华民族对于邻里文化的关注可能远超于其他不同社会和民族的人，常常挂在嘴边的老话“远亲不如近邻”就折射出了中华民族对于建设邻里关系的热衷。大家都憧憬着把邻里关系处得热情、亲切并充满信任。
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家庭已经进入了核心家庭时代，人们从过去那种“群居”生活过渡到私密性较强的个人生活，也导致了但凡有人“侵犯”了我的地盘，就会顿时火冒三丈。如今，邻里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越来越琐碎化、暴躁化。这种邻里之间的矛盾冲突在过去往往出现在我国农村，可目前在一些大城市中，甚至在一些高档小区中所出现的邻里矛盾却在越来越频繁的发生：一袋垃圾摆放位置的不当、一辆自行车没有按规定区域停放、深夜看球电视声音过大等一些小事，因为无法正常沟通，成为邻里之间“骂战”的导火索。“在如今的小区里，邻里如果打上了照面，那很可能是发生纠纷了”这句网上的玩笑话说得虽然片面，但是也从中反映出了邻里关系的一种无奈。而导致这种无奈的根本便是人们对于“让”缺少理解。自古至今，中华民族一直秉持着谦让的品质来对待他人，所以与其说邻里之间的互不相让是不懂礼让之道，不如说是这种冲突制造者道德的缺失。
那么如何避免邻里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呢？除了提升自身修养之外，最有效的方法还是让邻里之间熟络起来。中国人的社交哲学崇尚“熟人社交”。不仅是熟人好办事儿，而且人们也不愿意跟熟人发生冲突。而相反的是，我们无论从心理还是从肢体语言上，动怒大都是针对陌生人的。很多人对于陌生人身上的错误是零容忍的，而在一些更为文明的社会中，人们对待陌生人往往更加彬彬有礼，对待自己的朋友则可能会随意一点。若我们将本该热情、互助的邻里关系重拾起来，那袋摆在门口没有及时扔掉的垃圾可能就会被邻居捎带手地扔到楼下的垃圾箱中，而非因此心生怨气。基于这点，让邻里之间互相熟络起来不失为一个解决邻里之间矛盾，并最终将“礼”与“让”渗透到我们的邻里文化之中的最佳途径。
邻里关系中除了矛盾的频发，另一个极端便是“老死不相往来”。现如今，人人都渴望美好、和谐的邻里关系，但诸多现代的生活方式让“城中人”发展、维持这种美好的邻里关系心有余而力不足。“上下楼的人在一栋楼中住了快5年，面都没见过，更别提来个微笑、说句‘你好’了。”“小区很大，环境也好，住户很多，但几乎一个邻居也不认识。”这些对邻里关系的抱怨都不陌生。生活节奏快、压力大、业余时间少等种种原因导致了我们的邻里关系从“远亲不如近邻”到“老死不相往来”。这种状态我们正在经历，但是从骨子里，我们终究还是期望邻里之间的关系是热情的、友爱的、和谐的。
如何破除邻里关系淡漠的这层坚冰，我认为“礼”字当先。我在日本交流讲学时，刚刚住进出租房之后，一位朋友提醒我：“应该准备一些小礼物赠予邻居，首先这是日本人的习惯，入乡随俗则能展示我们是懂‘礼’之人。其次，作为他们的新邻居，应该向先住进来的人打个招呼，以示友好。”听闻之后，我立即准备了一些小点心，并装在精美的小盒子中，送给了各位邻居。没想到在这之后，陆续几天都有邻居给我送来亲手做的食物。这小小的礼物，迅速拉近了邻里之间的距离，让人心生暖意。而其中让我感悟最深的并不是这种礼物之间互赠，而是他们把这种互赠礼物的行动作为促进邻里关系的一种不成文的“规定”，并形成风俗，让“礼”先行于交友之前，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投桃报李，这其实是中国传统的礼仪。
“礼”与“让”的哲学应是我们急需掌握的必修课，也是一个自然人在社会中的立足之道，拥有“礼”与“让”支撑的邻里文化，才是真正有灵魂的邻里文化。（张颐武）
——据《光明日报》6月18日
像关心股市一样关心国民身高体重
你又拖后腿了吗？这次问的不是工资，而是身高、体重。6月30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介绍，全国18岁及以上成年男性和女性的平均身高分别为167.1cm和155.8cm，平均体重分别为66.2kg和57.3kg，与2002年相比，居民身高、体重均有所增长。
国民平均身高和体重折射的国民体质的重要性，一点也不逊色于股市对于一个国家经济的重要性。因此，我们很有必要像关心股市一样关心国民的平均身高、体重。
提到身高，很多人的第一印象认为这更多是先天基因决定的事。基因确实很重要，但科学研究早就表明，在早期营养和锻炼上做足文章，身高在青少年发育的早期还是很有希望“超计划”、“超先天”的。我国成年男性和女性的平均身高分别为167.1cm和155.8cm，这相对于过去毕竟有所增长，它已经提供了实证。而在体重问题上，更多可能还是营养和锻炼的问题，不能用“喝凉水也长肉”来自欺欺人。
从现实来看，体重问题可能更为迫切。现在肥胖化已经成了全球趋势，很多国家对此都高度重视，甚至一些国家已经推出了“全民减肥”计划。而在我们身边，对肥胖问题有所重视，但程度似乎还远远不够。现在虽然流行“请人吃饭不如请人流汗”，但这更多还是一种个人自觉，在国家层面还做得远远不够。
一段时间以来，微博微信上流传各种关于跑步的资讯和新闻。对身高，对体重，跑步都是“无敌神器”，可就现阶段而言，跑步还受到多种限制。比如说场地问题，在充满着高楼大厦和汽车的城市，想找一个跑步的地方还真不容易。当前的马路主要是为机动车服务的，跑步时不仅面临着安全的问题，还得面对尾气的威胁。一些城市也建起了一些体育休闲公园，但这些健身场所往往太少太偏，只能“周末游”，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不是很方便。身边也开起了很多健身会所，但费用往往不低，不是一般人能够问津的。
城市的主政者们应该大声喊出“让城市动起来”的口号，并为“动起来”创造更多的条件。如果地方政府做好各种宣传和组织工作，特别是拿出最好的地段、投入足够的资金来建设体育休闲公园，在城市规划设计之初有意打造几条“可以跑步的路”，都会极大推动全民健身热潮的到来。仅就国民体质上升红利、减少的医疗支出而言，就是一笔最划算的买卖。
网上有一句话，你可以矮但你不能又胖又矮。如果从小就注重锻炼，最起码不会像现在这么矮；即便现在身高定型了，但只要注重锻炼，最起码不会胖。国民平均身高、体重不是私事小事。站在国家和政府的角度，同样应该对国民体质问题高度重视。这也是我们希望的，各个城市喊出“动起来”的口号，为全民健身提供支持。想想看，如果出门几百米就有一条开满鲜花的道路，早晚都能在其中跑个几千米，该多么幸福！（毛建国）
——据《中国青年报》7月1日
老居民楼进入“质量报复期”值得警惕
14日凌晨6时左右，遵义市红花岗区一居民楼发生局部垮塌，目前已救出4人，具体伤亡情况正在核实中。记者从遵义市红花岗区委宣传部了解到，发生局部垮塌的楼房是位于该区延安路五金市场内的一栋9层老旧居民楼，目前已救出4人，其中两人轻伤送往医院救治。记者梳理发现，近一个月内，全国至少发生5起塌楼事故，造成至少22人死亡。
5天之前，遵义就曾发生过居民楼倒塌事故。若不是“中国好邻居”骆开素夫妇的挨家挨户奔走相告，恐怕5天前的遵义就会发生严重的安全事故。当时，更是有多家媒体发出了警醒的声音——“中国好邻居”可遇不可求，在居民楼倒塌这事上，不可能事事时时都寄希望于老百姓身边出现“中国好邻居”！没有想到，这样的警语刚刚发出便一语成谶，得到应验。只是，许多公众还没来得及反应，悲剧就在遵义发生了。
远远不止是遵义。近一个月全国发生5起居民楼倒塌事故造成22人死亡的事实，再一次印证了这样一个结论：上世纪80、90年代建造的房屋，多为砖混结构，而并非钢筋混凝土结构，现在这些老房子多半已经进入生命尾期，近几年随着天气变化而出现大量的倒塌事故是一种必然。这可以称为“质量报复期”——这对于居住在城市老居民楼的居民而言，已经构成了普遍的安全威胁。这个威胁，远远比“对70年产权构成讽刺”更加让人揪心。
据了解，我国1995年前交付的房屋，基本都为砖混结构，此外还有以下几个共性缺陷：住宅建设标准较低；施工工艺相对落后；后期使用管理不当；因周边道路改造和施工，这些老房子均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侵蚀。也正因为如此，每一个城市或城镇都应该对辖区内的老居民楼进行一次必要的大排查和检验，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破除或加固。否则，必将出现大量后果难以想象的居民楼倒塌事故。
对于危房的处理，我国并非没有规定。1989年开始实施的《城市危险房屋管理规定》中，对于危房的处理有一套近乎完善的处理规定措施。观察使用、处理使用、停止使用和整体拆除，都有明确而细化的规定。同时，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我们可以效仿香港推行强制验楼计划，清晰界定私人业主与政府的责任。此外，各地政府还可以引入商业保险机制，设立维保基金，为老旧房屋的保养、维修提供资金支持。
既然我国居民楼已进入“质量报复期”，“海恩法则”和“墨菲定律”所阐示的道理就必须要引起社会各方的高度重视。首先，“海恩法则”指出，每一起严重事故的背后，必然有29次轻微事故和300起未遂先兆以及1000起事故隐患。其次，“墨菲定律”强调，只要存在事故发生的原因，事故就一定会发生。而且不管其可能性有多小，但总会发生，并造成最大可能的经济损失。也就是说，所有的安全事故，都是从量变到质变的结果，都有原因可循；同时，在实际操作层面，规章制度无法取代人自身的素质和责任心。这些理念，在解决老居民楼进入“质量报复期”这一问题，都可谓有着很强的指导意义。
生命财产安全大于天。居民楼倒塌，对居民而言，往往意味着“灭顶之灾”，同时，这对当下我国社会秩序与政府相关部门的公信力也会造成严重的影响，对此，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广大业主，都应该时刻关注周边老居民楼的安全情况，为自己和身边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负起责任。（王传涛）
——据光明网6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