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要目
地方反腐:再掉链子就要掉帽子/岳小乔
日前，中纪委官网连发五文谈巡视，质问反腐“只靠中央抓，那能抓得过来吗”？王岐山与地方纪委书记座谈，直言要切实解决执纪宽松软问题。信号已经非常明确：中纪委将督战地方反腐，再掉链子就要掉帽子！
出租车市场化改革有什么难的/《新京报》社论
近日，酝酿许久的《义乌市出租汽车行业改革工作方案》出台，因亮点纷呈，它引发广泛关注。
庆安枪案，我们该从中看到什么？/李拯
这次事件就像一面镜子，政府部门、社会公众和舆论，都能从这面镜子中看到存在的短板，看到更加理智、更加成熟、更加完善的必要性。
西方地方自治传统的两面性/梅新育
倘若当年西班牙政府迁往美洲，如今的西班牙可能还是一大强国；如果当年的葡萄牙王室永久留居巴西，今天的世人将看到一个强大的巴西—葡萄牙国家；如果英国王室和政府迁居北美大陆，那就不会有美国独立战争，我们会看到一个比今天的美国、英国加起来更为强大的国家。
目录
政治经济
地方反腐:再掉链子就要掉帽子/岳小乔
出租车市场化改革有什么难的/《新京报》社论
国际产能合作新模式夯实命运共同体/谢逸飞
地产市场正不断走向理性/《21世纪经济报道》社评
法治社会
庆安枪案，我们该从中看到什么？/李拯
公众号抄袭首案，能为版权保护带来多少参照？/然玉
“全面放开二孩”要避免误判重演/常武
“生男不如生女”戳中现实痛楚/王传涛
文化教育
西方地方自治传统的两面性/梅新育
中国别再做西方文化的“二道贩子”/王更化
观点•信息
从快递业大发展看专车/苏文洋
非法侵入民宅的拆迁员被判刑了！/晏扬
重用改革促进派，不要改革旁观派/韩哲
政治经济
地方反腐:再掉链子就要掉帽子
十八大以来，反腐中，中央一马当先，至今已擒虎过百，中纪委甚至创下“一天打三虎”的纪录。然而，与中央的重拳出击相比，有些地方反腐似乎总是慢半拍。
中纪委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日前，中纪委官网连发五文谈巡视，质问反腐“只靠中央抓，那能抓得过来吗”？王岐山与地方纪委书记座谈，直言要切实解决执纪宽松软问题。信号已经非常明确：中纪委将督战地方反腐，再掉链子就要掉帽子！
连发五文谈巡视：反腐不能只靠中央
“中央巡视工作方针如何落实到省一级，是关乎全局的大问题。” 中纪委官网的一篇文章直指问题要害。
文章痛批有的省半数以上被查处的领导干部属于带病提拔，称省区市党委不作为，不把腐败遏制在基层，问题全部推给中央，“只靠中央抓，那能抓得过来吗？”
文章直陈当前地方巡视面临不少问题：有的地方党委发现问题后竟当看客、说客；有的党委书记表态多，处置干部问题少；有的巡视组发现问题能力不强，不能摆脱人情干扰；有的地方巡视移交线索得不到及时有效查处。
事实上，这已不是中纪委第一次“敲打”地方反腐。今年2月，中纪委官网就曾刊文批评地方反腐“装腔作势”。今年4月，中纪委官网再度发文痛批“表面上九级风浪，下面却纹丝不动”，直言从严治党“既不能光说不干，也不能大轰大嗡”，要将管党治党的政治责任落实到党的各级组织。
如此重视地方反腐，当然大有深意。目前，中纪委办大案要案已是得心应手，查贪腐高官也是手到擒来。然而中纪委纵有再大的能耐和抱负，人手毕竟有限，要想揪出基层的“蝇营狗苟”、整肃一方政治风气，还是得靠地方给力。
如果地方反腐掉链子、慢半拍，被动应承、敷衍了事，那么为害一方的贪官就不可能全挖出来，祸害百姓的“苍蝇”也难被全拍掉，这势必将消解老百姓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因此，抓地方反腐，迫在眉睫、势在必行。
9将“空降”8省：地方反腐要加力
一些地方反腐不力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有些纪检干部久在地方一团和气，冲不破关系网，拉不下脸，手腕硬不起来。
这一点，中纪委看得很透彻，开出的方子也很直接：“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当地干部不好干、干不好，就从外地甚至中央派人来干。
4月24日，原湖南省副省长张硕辅调任云南省纪委书记。至此，据媒体盘点，十八大以来，已有11个省区市的纪委书记做出调整。在共计12人次的调整中，6人是中央“空降”，4人是异地调入。
今年4月底，媒体注意到，长期在中央纪委监察部工作、曾任中央纪委第七纪检监察室副主任的王舸，出现在陕西省纪委领导班子里，任职陕西省纪委副书记。
至此，十八大以来，已有包括王舸在内的9名中央纪委干将“空降”8个省级纪委，数量之多创下历史纪录。
中央纪律检查体制改革专项小组有关负责人曾表示，要“一潭水走活”，避免纪检干部长期在同一个岗位工作，出现设租寻租、有案不查等问题。
专家表示，无论是“空降”，还是横向调动，都将有助于打破一些地方官场长期以来形成的“关系网”和“权力网”，破除监督障碍。一方面，“空降”的干部大多是纪委资深干部，经验丰富；另一方面，空降干部和地方没有利益纠葛，能更放心查案，提高效率。
王岐山亲自督战：切实解决执纪宽松软
中纪委督战地方反腐事关重大。5月8日至10日，王岐山到浙江省调研，并主持召开了部分省区市纪委书记座谈会。
事实上，早在今年全国两会上，王岐山参加海南代表团审议时就明确提出，“从严治党不能无原则地一团和气”，要求“省区市党委要把责任担起来，转变方式方法，聚焦发现问题，层层传导压力”。
如今，在地方纪委书记座谈会上，王岐山又专门讲到地方党委、纪委如何落实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要密切联系本地区本部门实际，从点滴做起、积小成为大成”。
对于地方纪委，王岐山更是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找准职责定位”，纪委既不能啥也不干也不能啥都干，要盯住监督主业；“创新执纪监督方式”，纪委不能抱着老方法应对新问题，要敢创新多探索、揪出真问题；“强化监督执纪问责”，纪委不能摆架子、做样子，发现问题要真问责、严问责。
只有纪委发挥好“啄木鸟”精神，才能达到王岐山所希望看到的“治病树、拔烂树，保护森林”的效果。老王提要求，讲方法，谈希望，督战到这般地步，地方反腐再不发威，想想该怎么交代吧。（岳小乔）
——据《东方早报》5月12日转载人民日报客户端
出租车市场化改革有什么难的
营运权使用费今年将降低到每车5000元，明年开始全部取消；到2018年，义乌市政府将放开出租车准入市场，不再管控出租车数量；出租车运价逐步从政府定价向政府指导价、行业定价、协商定价过渡；鼓励“专车”……近日，酝酿许久的《义乌市出租汽车行业改革工作方案》出台，因亮点纷呈，它引发广泛关注。
尽管取消营运权使用费，离坊间误读的“彻底取消份子钱”尚有差异，但毋庸置疑，义乌版方案是全国范围内首个旨在彻底打破出租车市场垄断格局，将整个出租车行业交还市场的改革方案。在某些地方整治打压专车市场，如广州查处Uber推“如约”之际，义乌出租车改革方案让人耳目一新。
在出租车改革上，义乌做了先行者，姿态本就可嘉。而究其方案本身，无论是用明晰时间表对“逐步”的节奏框定，还是具体改革举措，都值得肯定。要看到，今年1月，辽宁省也传出拟立法逐步取消出租车“份子钱”，但它并无时间表；而南京也明确，4月1日起市域出租车份子钱每月下调200元到800元不等。相较之下，义乌的相关改革举措，更能体现出“质变”特征和尽快消除痼疾的决心。出租车改革利益盘根错节，义乌说改不也就改了嘛，真要改革，有什么难的。
时下我国出租车行业改革势在必行，但怎么改又聚讼纷纭。在价格、供需失衡、服务态度等表象问题下，最需要厘清的内核其实只有两个：一是该行业能不能完全市场化，二是完全市场化是否会抬升社会安全风险。这两者都不难找到答案。打不打车，打什么样的车，属于典型的自由意志，出租车行业具备完全市场化的一切要件。至于是否会引发安全风险，关键在于市场自发秩序与政府公共管理义务的嵌合。因而，出租车行业该向更加市场化的方向改革，本不该模棱两可，更不该出现倒退。
现在不少地方的问题，不是找不到改革方向，而是向市场化迈进时动弹不得。以特许经营为基石的市场搭建过程，为这个市场注入了行政干预惯性和垄断型市场特征，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出租车司机收入与市场需求不匹配，拉低了服务水平；出租车公司作为行业资格的卖方和权益收取方，缺乏向现代企业进化的动力；权商合谋式管理对于任何市场发育出来的异质，都欲加驱逐。以前是打车软件，现在是专车市场。
在此情境下，义乌的改革方案，无论是取消出租车准入限制、数量管制、价格管控等，还是鼓励“专车”，都是遵循着市场化逻辑，意在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主导作用，促使政府从中抽身。它也有助于在铁板一块的“垄断运营”局面中豁开一道口子。当然，虑及义乌作为发达县级市的特征，在目前这个阶段，没必要期待它提供全国通用的出租车改革路径。但义乌方案的价值就在，它显现出打破权商合谋格局的勇气，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尝试。
出租车改革，不能只是义乌等地踽踽独行，其他地方也应加快探索，在既有的改革认知公约数下迈步，如行政松绑、压减运营权使用费等，以地方主动求解，为整个社会的出租车行业破题聚合动力。（《新京报》社论）
——据《新京报》5月14日
国际产能合作新模式夯实命运共同体
李克强总理当地时间5月19日在巴西利亚与巴西总统罗塞夫共同出席中巴工商界峰会时强调：中方愿与拉方探讨中拉产能合作“3乘3”新模式，即契合拉美国家需求，共同建设物流、电力、信息三大通道，实现南美大陆互联互通；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实现企业、社会、政府三者良性互动的合作方式；围绕中拉合作项目，拓展基金、信贷、保险三条融资渠道。
李克强总理所谓的中拉双方产能合作“3乘3”新模式，就是国际产能合作新模式。评价这个产能合作“3乘3”新模式，可以用平等、互利、包容六个字来概括。
首先，平等奠定了国际产能合作的根本前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恪守这个古训，从来不把单方面的意愿强加到外国身上去。同时，对合作国家来说，鞋子合不合脚，只有自己知道。正是基于双方地位平等，国际产能合作才能得到合作方认可和支持。中国经过几十年发展，积累了资金、技术、管理等优势。拉美国家基础设施滞后，迫切需要加快发展。同时，资金、技术、管理等不足。中国推动国际产能合作，对拉美国家来说是一场“及时雨”。但是，中国没有盛气凌人，没有趁机要价，没有附带苛刻的政治条件，无论国家大小强弱，均坦诚平等相待。
其次，互利激发了国际产能合作的强大动力。既不是中国政府拿着资金、技术等一味地无偿支持和帮助，也不是合作方遭受到像某些国际金融大鳄式的围剿和盘剥，而是双方遵循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扬长避短、互利共赢。不必讳言，中国推进国际产能合作，投入了真金白银，那是要赚钱的；合作方提供了市场、机遇等要素，也是要得利的。互利共赢稳稳打牢了推进国际产能合作的基础。
再次，包容拓展了国际产能合作的广阔空间。国际产能合作的难点和重点是融资。怎么来融资？李克强总理提出：拓展基金、信贷、保险三条融资渠道。应该说，这三条渠道打开之后，融资基本上是有保证了。但是，在美元依然占据国际贸易霸主地位的背景下，中国政府以包容负责的精神又向前走了一大步，即愿意同拉美国家扩大货币互换及本币结算等合作。这一招是很厉害的，意味着各方的互利互信、共存共荣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和水平。
这种国际产能合作新模式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和巨大的发展潜力。其重大意义，不仅给双方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而且能够增加双方跨越海洋的政治互信，从而使双方形成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紧密相连的命运共同体。
“命运共同体”概念正式出现最早是在党的十八大报告：“这个世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外不同场合不遗余力倡导“命运共同体”概念，并且由“命运共同体”不断发展到“中非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中阿命运共同体”、“中拉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命运共同体”不仅成为中国外交的核心理念，而是漂洋过海在全世界获得了广泛认同和高度评价。
但是，“命运共同体”绝不是一句中看不中用的漂亮口号。它从来就是一包实打实的“干货”，需要持续不断赋予新的内容和激发新的动力，从而使“命运共同体”不断发展完善，永远保持生机和活力，成为全人类共同享有的价值财富。这样来看，李克强总理提出国际产能合作“3乘3”新模式，本质上是对“命运共同体”的系统深化和拓展。为什么这么讲？
当前，世界还处在金融危机的雾霾中，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发达国家没有独善其身、置身事外，发展中国家挑战和困难尤其突出。比较而言，中国虽然也面临国内经济下行的巨大压力，但是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发展和积累，应对的实力和能力具有优势。因此，中国通过国际产能合作“3乘3”新模式，资金、技术、设备等“走出去”，消化了国内富余产能，开拓了新兴市场，也树立了负责任、敢担当的大国形象。外方与中国进行产能合作，缓解资金紧张、技术缺乏等压力，不仅得到发展机遇和实际利益，而且能够增进对中国的好感，提高中国的美誉度。最终使“命运共同体”理念和措施在全世界生更落地、开花结果。（谢逸飞/中国青年网特约评论员）
——据中国青年网5月21日
地产市场正不断走向理性
5月18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15年4月份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数据显示，4月，新房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个数增加到18个，二手房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增加到28个。看起来，房地产市场形势正出现了明显分化。
深圳和北京领涨全国房价，它们的二手房价格环比涨幅都超过2%，折成年率超过20%，比2013年房价“疯涨”时还高。新房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基本上都在东部地区，东部一二线城市的房价基本上都环比上涨，而三四线城市基本上都环比下跌；中部地区6个省会城市涨跌互现，其余城市的新房价格全部环比下跌；西部地区的新房价格几乎是全部环比下跌。显然，房价走势呈现东部和中西部分化、一二线城市和三四线城市分化的特征。
为什么东部一二线城市的房价转跌为升？去年下半年以来，实施的一系列房地产政策是重要原因，但未必是主要原因。领涨的一线城市并没有取消限购。放松限贷及降低房贷首付比例，在一线城市的作用也不如三四线城市大，一线城市房价已经很高，首付降低会使月供压力大大增加。
在一些城市，房价走势在城市间分化的主要原因可能是贫富差距和地区分化。对于中等收入人群来说，一线城市的房价实在是太高了，即使去年以来房价有所下降，他们也买不起。但高收入人群的购买力非常强，他们主要考虑的不是能否承受，而是预期收益和资产配置。2013年房价涨幅太高，2014年不被看好，高收入群体将更多资产配置到了金融市场，这是股市从下半年开始大幅上涨的原因之一。而在金融市场大发展的过程中，高收入群体更有钱了，还有一部分人变成了“新贵”，这个群体的购买力进一步提高，在确认地方政府会不断刺激楼市之后，他们买房的热情又上来了，这可能也是近期股指徘徊不前的原因之一。中国高收入群体的购买力是比较强的。
这部分人群主要分布在一线城市，以及东部的一些二线城市，所以，东部一二线城市房价得到的支撑明显强于其他城市。而且，地区之间的分化在这两年也在扩大。在经济增速放缓中，受影响更大的是中西部地区，这使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差距难以缩小。四个自贸区都落在东部，更增强了高收入群体对东部得到发展的预期。比如，深圳房价率先反弹。
当然，一线城市的房价也难以就此开始大幅上涨，毕竟开发商库存压力和资金压力仍然较大，他们不能捂盘惜售，更可能选择优价促销的策略。因此，房价走势可能是在高位波动，暂时止跌回升，但也难以大幅上涨。对于这样的波动，中等收入群体目前只能观望。不过，比起以前，房价也正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不断走向理性和成熟。（《21世纪经济报道》社评）
——据《21世纪经济报道》5月19日
法治社会
庆安枪案，我们该从中看到什么？
5月14日，哈尔滨铁路公安局调查组公布庆安枪击案调查结果。调查认为，民警李乐斌开枪是正当履行职务行为，符合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及公安部相关规定。与此同时，现场视频也向全社会公开，一场引发广泛关注的舆论热潮终于尘埃落定。
事实应该是作出判断的唯一根据。从现场视频与调查组公布的详细内容来看，无论是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堵住安检口，还是暴力袭击执法人员；无论是将6岁女儿挡在身前、抛向地面，还是抢夺防暴棍、猛击民警要害部位，被击毙者的行为显然完全丧失理性，不仅严重扰乱公共秩序，而且严重危害执法人员生命安全，民警开枪属于正当执法。
枪声远去了，真相大白了，但思考仍在继续。一次正当的履行职务行为，为何却演变成一波三折的舆论风波？
回顾这次事件，“复杂性”可以说是其最大特点。长期上访的传闻，精神疾病的猜测，警察持枪的边界，弱者权利的保护……种种敏感因素相互叠加，加上“当场击毙”的不可逆后果，使得问题错综复杂。在此情况下，引起关注，引来议论，甚至基于对弱者一方的天然同情而产生负面猜想，似乎并不奇怪。
真相大白，正应该是舆论反思的起点。在事件进程中，理性的声音有，但也有不问是非的有罪推定，也有不讲证据的负面猜想，也有选边站队的极端对立，喧嚣的舆论有太多情绪化的道德义愤，却少了等待调查结果的耐心。处理此类事件，专业的调查是基础，而调查是需要时间的。调查的过程需要分析所有的视频资料，需要走访已经四散天涯的目击证人，需要进行严谨专业的司法判断，这些都需要时间，急躁、匆忙不可取。这在任何国家都是通例，别国类似案例实在很多，对比一下就清楚了。
可是，国人工作生活的快节奏已成习惯，对案件真相的追寻也急不可耐，舆论场上要求尽快公布真相的声音呈压倒性优势，满足不了就作负面推定，在各种各样的猜疑中损害政府公信力，这样的情形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舆论的呼吁对促进调查进展、真相公布也许起到了推动作用，但也正因如此，我们更应该反思，如何让舆论更加理性、成熟、健康，更好地承担起推动社会进步的使命。
事实有其复杂性，而情绪往往简单，惟有不让情绪遮蔽理智，不让感情影响判断，时时用理性冷却不明真相下的道德激愤，才有助于我们的成熟。这次事件的复杂性，正是转型社会的一面镜子。很多时候，真相并不是非黑即白，价值也不是非此即彼，认识真相需要我们抛开先入为主的价值判断，给专门机关进行专业调查足够的时间，也给我们自己多一些等待的耐心。比如说，讨论警察开枪是否合法，能否抑制道德义愤，从更加专业的角度进行审视？还原事件的逻辑链条，能否克制同情心的泛滥，从更加客观的立场进行分析？抑制“下判断”的快感，不让价值倾向走在事实前面，我们才能在遇到同类事件时变得冷静和理性。
诚然，在处理这一事件过程中，政府部门也有需要反思提高的地方。比如，是否可以多几次提请公众耐心、冷静地等待调查结果？
这次事件就像一面镜子，政府部门、社会公众和舆论，都能从这面镜子中看到存在的短板，看到更加理智、更加成熟、更加完善的必要性。在反思的基础上不断改进，在法治的轨道上处理问题，我们的社会才会更加文明进步。（李拯）
——据《人民日报》5月15日
公众号抄袭首案，能为版权保护带来多少参照？
近日，上海律师朱斌收到深圳市南山区法院口头通知，其提交的微信公众号抄袭的起诉状已被立案，书面受理通知已经发出。在起诉状中，本次起诉累计索赔金额约2.2万元……此前，曾有声音指出微信公众号文章“1人写作，99人抄袭”。为什么站出来维权的却少之又少？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得不偿失。有关专家认为，通过这一国内首起针对公众号抄袭的案例，或能探索出一条微信公号的维权之路。
在很多人看来，首起公众号抄袭案立案，无疑可被视作一个标志性事件。它象征着，微信平台普遍存在的抄袭现象，终究有望真正进入“司法化解决”的通道。由于各方的广泛关注，这起原本寻常的个体诉讼，也就有了超乎寻常的价值……公众期待着，此案的诉讼过程，能够为后来者维权，提供一种成熟的路径参照；更期待着，此案的最终判决，可以形成一个正义的、经典的判例，继而为今后审理类似案件确立典范。
相较于公众号由来已久的抄袭之风，这起“诉讼首案”实在来得稍晚了些。所以如此，自然是因为诉讼成本巨大：“为证明别人抄袭，你得去公证。律师费、差旅费，整个维权活动，没一两万元和一两个月搞不定。”在这样的背景下，也就难怪时常有人发声痛斥抄袭，却极少有人拿起法律武器了。事实上，所谓“公众号抄袭首案”能够成型，实则还是得益于一个版权公益维权项目的支持。
借助公益维权平台，来消化不菲的维权成本；通过“授权与委托”，来实现团队化、专业化的司法维权——凡此种种，也许就是这起“首案”的最大经验了吧。只是，其是否具备广泛复制的可能，却又充斥着极大的不确定性。这是因为，现阶段此类公益维权平台少之又少，远远不足以支撑“被抄袭者”的诉讼需要；此外，这类平台本身的运作模式、利益取向尚且模糊不清，后期很可能陷入信任危机的泥潭。
的确必须承认，以民间诉讼对抗公众号的版权乱象，是一种可敬的尝试。在此过程中，一些公益项目的积极助力，同样难能可贵。然而问题在于，在大面积、普遍性的抄袭大潮面前，上述种种努力难免显得势单力孤。明乎此，我们更应呼吁，相关的版权管理部门，能够更为主动地履行职责，充分运用法定的行政权力，改造显而易见的侵权土壤；于此同时也期待着，公众号的平台运营商，能从技术优化、权责约定、内容筛选等角度出发，建构起保护版权的环境基础。
公众号的版权之战，不应总要演变成，抄袭者与被抄袭者的对簿公堂。零星的个体诉讼，终究难以对抗波浪式的抄袭大潮。就此而言，首起“公众号抄袭案”固然意义非凡，但它所带来的经验与成果，永远不能取代那些保护版权的前置性、系统性的机制设计。（然玉）
——据光明网5月8日
“全面放开二孩”要避免误判重演
国家卫计委新闻发言人宋树立日前作出澄清，有关“5月份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传言不属实。宋树立表示，我国人口众多，人口对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压力将长期存在，但“单独二孩”不是句号，政策要往下走，要加强政策的实施评估，加强人口形势的研判，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社会上传出“5月份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说法，大约是因为前段时间，有关部门专家提出“二孩政策不仅应全面放开，且已相当紧迫”，专家的这番言论，被认为是在为即将出台的新政策吹风。虽然卫计委新闻发言人及时表态，确认社会上“全面放开二孩”为不实传言，但是，从专家言论被善意误读为新政策的“铺垫”，到“全面放开二孩”传言让很多人信以为真，说明“全面放开二孩”已成为一种广泛的社会期待，应当引起职能部门和中央决策层的高度重视。
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推行以独生子女为核心内容的计划生育政策，该政策与环境保护、耕地保护、科教兴国和对外开放一起，并列为我国五大基本国策。30多年来，各地执行独生子女政策十分严格，很多地方政府将其列为政绩考核“一票否决”的内容，由党政一把手亲自负责，政策实施效果也十分明显，“一个孩子、两个父母、四个祖父母”的“四二一”家庭模式不断增加，社会生育率持续走低，家庭养老负担重、失独家庭老无所依、劳动人口短缺、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等社会问题逐渐凸显。近年来，给生育政策松绑的呼声日益高涨，从一些地方陆续放开“双独二孩”，部分省份农村地区实行“一孩半”政策(第一个孩子为女孩，可生育第二个孩子)，到2013年底全国范围内放开“单独二孩”，政策虽然有小步微调，仍未能使上述问题有明显缓解。这种背景下，社会上要求生育政策进一步松绑，“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呼声不绝于耳。
赞成“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人列出了许多理由，认为现在未到“全面放开”成熟时机的人，也有支持己方观点的诸多依据。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计划生育政策该如何调整完善，应该纳入公共政策讨论和重大事项决策的法定程序，通过对现有政策实施的全面评估和对人口形势的科学研判，最终作出理性、正确的决策。具体到“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应于何时实施，不但要看到赞成方列出的那些理由，还要重视反对方提出的诸多依据，特别要对后者作出客观、理性的判断。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避免此前放开“单独二孩”政策时的误判。舆论呼吁放开“单独二孩”政策已有多年，但职能部门和决策层担心，放开后会在短时间内出现生育高峰，甚至造成局面失控，由是“单独二孩”迟迟未能松绑。2013年底“单独二孩”终于放开，政策实施一年多来，申请生育二孩的单独家庭远低于预估的数字，官方担心的“生育高峰”并未出现。通过比照国际经验和考察二十年来中国人口变化状况，权威专家认为，“单独二孩”政策至少应该提前十年实施，2013年底才放开“单独二孩”，实际上已经错过了政策的最佳机遇期。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职能部门和决策层对人口变化状况缺乏足够的敏感，对“单独二孩”政策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估计得过于严重。
“单独二孩”不是句号，政策往下走的结果必然是“全面放开二孩”，后者究竟应于何时正式启动，需要职能部门、决策层和社会公众依法参与、共同研判，真正实现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每一项公共政策都有自己的最佳机遇期，政策实施不能早于最佳机遇期，那样会操之过急做成“夹生饭”，也不能犹豫不决错过最佳机遇期，使姗姗来迟的新政策成为被动的“亡羊补牢”，令政策效用大打折扣。大量既往事例表明，我国公共政策实施早于最佳机遇期的较少，更多的是由于行政惯性和决策惰性，导致政策实施痛失最佳机遇期。“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一定要引以为戒，力争不失时机顺势推出，成为推动我国人口良性均衡发展的点睛之笔。（常武）
——据《北京青年报》5月8日
“生男不如生女”戳中现实痛楚
在传统观念里，更多的中国家庭想生儿子。不过，5月16日，在南京财经大学举办的2015第二届香樟经济学论坛上，有专家介绍，在过去几年内，通过对国内10个地级市的4309个家庭采样调查后发现：生儿子的父母，在儿子长到17岁至30岁期间，幸福感明显比生女儿的父母要低。（《现代快报》5月17日）
中国社会“男尊女卑”了千百年之后，传统观念正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能佐证这一点的不仅仅是学术调查，更有某门户网站的调查：在“生男好还是生女好”这一问题上，63.2%的受调查网友认同“生女孩幸福感更高”的结论，26%的人“说不清”，只有10%的人认为“生男孩更幸福”；只有25.7%的网友还能选择“愿意生男孩”，有49.7%的网友选择“是因为房价高不敢生男孩”。
经济的飞速发展，带来了生活观念、消费观念以及家庭伦理观念的巨大变化。拿生男生女这件事来讲，前些年农村的墙上写满“生男生女都一样”之类的标语，这早已变得缺少说服力。如果有选择的可能，恐怕更多家庭将选择一个幸福指数高、生活压力小的选项——生女娃。
就给子女买房这一话题来说，坊间有这样一个通俗比喻：生男是“建设银行”，生女是“招商银行”，意即生了男孩，将来要为他买房子、结婚准备钱；如果本地房价高，则意味着生了男孩很可能要让家庭背负上更大的经济压力。生了女孩，则可能会有所不同，父母一般不用为女孩买房；陪嫁时一般会选择送车，顶多送个装修费，而车和装修的成本则相对较低，甚至还有弹性。
除了买房、结婚的成本高之外，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不可回避——结婚之后，女性在家庭中的话语权一般高于男性。因此，这也基本导致了这种现象：就孝顺度而言，女婿的表现往往比媳妇好；如果同处一个屋檐下，则与岳父岳母居住时往往比与公公婆婆居住时更加和谐。
从传统的“男尊女卑”，到现在的“生女幸福指数高”，“男女平等”这个宏大命题遭遇了某种程度的“矫枉过正”。表面上看，这是很多家庭对于生活痛楚的反思所致，但根本原因还在于，我国三十多年的城镇化建设实施以来，有两项指标或两项任务完全超出了各方预期与控制范围：一是，我国的房价尤其一些大城市或一线城市的房价，已远远超出民众心理承受范围；二是，在计划生育实施过程中，在传统的“重男轻女”思想左右下，我国男女性别比开始失调，导致女性的“身价”越来越高。
世世代代追求的“男女平等”，在绝对意义上可能很难实现。然而，也不该出现“生女比生男更幸福”的命题。在房价高企的语境下，在“剩男”将比“剩女”多出数千万的语境下，“生男生女一个样”的口号恐怕显得有些过时了。（王传涛）
——据《中国青年报》5月19日
文化教育
西方地方自治传统的两面性
在一定程度上，欧洲的某些政治传统对英国制造业丧失可持续的竞争优势也难辞其咎，地方自治传统就是其中之一。一个有保障的庞大国内市场对于一国制造业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越是规模效益突出的产业，国内市场规模的重要性就越是突出。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之际，国内市场规模不够大对英国本身还不是什么致命缺陷，因为第一次工业革命局限于欧洲国家，英国人口和市场规模则在当时的欧洲国家中领先，且第一次工业革命以规模效益不甚突出的棉纺工业为代表，当时英国还能够用武力将“自由贸易”强加于后起和潜在竞争者；然而，到后发国家纷纷实施产业政策力图赶超英国之时，在以电气、化工等为代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对规模效益要求日益提高的环境下，而且第二次工业革命扩展到了欧洲之外的大国，国内市场规模不够大就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英国新兴产业诞生、发展的一大障碍。与美国、德国相比，当时英国制造业丧失了规模经济优势，面对美国竞争对手时，这一缺陷尤为突出。
作为拥有最广大殖民地的帝国，英国之所以会陷入国内市场规模不够大的困境，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源于希腊—罗马的欧洲殖民主义自私狭隘传统，而这种传统在相当程度上与地方自治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中华民族、中国历史上的统治集团富有“天下为家”的胸怀眼界，即使起源于一地，在开拓了更大国土之后，也会将整个统治地域、所有人民视为一体，重新布局自己的统治中心。秦人在兴起过程中多次远距离迁都；秦朝被推翻后，身为楚人的刘邦选择以关中为大本营，在有利时期没有听从谏言定都关中而是决定东返楚地的项羽则被正史讥为“沐猴而冠”；……正因为如此，尽管历经波折，中国国家的总体发展趋势仍然是不断壮大，也为今日中国制造业发展留下了无与伦比的规模效益优势。
欧洲则不然，从希腊—罗马开始，一个城邦、一个部族、一个王国的对外开拓就被视为老城邦、老部族、老王国获得新的压榨对象，那种“天下为家”的胸怀，那种在开拓之后将整个统治地域、所有人民视为一体重新布局的做法完全是不可想象的，这也使得新开拓地区的人民对其缺乏向心力，即使是来自母国的移民及其后裔也是如此。西班牙和葡萄牙征服了比本土辽阔数十倍的美洲，但他们的王室并没有迁都美洲，葡萄牙王室虽然一度为躲避欧洲大陆战乱而迁居巴西，但在战争平息之后立即返回伊比利亚半岛，结果王室刚刚返回欧洲，留镇巴西的太子就自立称帝；英国王室、英国政府也没有迁居北美大陆。倘若当年西班牙政府迁往美洲，如今的西班牙可能还是一大强国；如果当年的葡萄牙王室永久留居巴西，今天的世人将看到一个强大的巴西—葡萄牙国家；如果英国王室和政府迁居北美大陆，那就不会有美国独立战争，我们会看到一个比今天的美国、英国加起来更为强大的国家。同样是这种传统，使得即使是苏格兰这样的地区，并不是被英格兰压榨的对象，相反充分分享了帝国利益，所得甚至超过贡献，经历了数百年联合也未能与英格兰彻底一体化，埋下英国解体的隐患。
无需否认，在中世纪末期，地方自治体制和众国林立造成的竞争曾经激励了创新的涌现与推广，对西方崛起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任何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都是具有两面性的，昔日的成功做法不等于今天的成功，更不等于明天的成功。相反，昔日成功的做法成为后来受挫的根源，这样的现象在经济、科技、军事、社会发展等各个方面比比皆是。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起源和发展中，“通过实干来学习”的英式教育模式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但从18世纪末起，随着科学开始引领技术进步，系统正规的教育表现出学徒自修模式所不可比拟的优势，结果欧洲大陆在电力、化工等当时先驱产业领域跃居领先地位，英国则因深陷习惯罗网而滞后。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英国的地方自治体制就曾经成为电力事业发展的拦路虎，有些地方的市立煤气管网成功地抵制了电气化，有的地方则建起了多层重复的电力网，每个网都有自己的电压设计和硬件设备。直至20世纪90年代，英国电器购买者还必须应付多种多样的插头和插座，而且顾客必须向店家点明自己要哪一种可用设备。现在，这种地方自治传统极端化所带来的偏狭，又将把整个英国经济和英国国家乃至欧洲带向何方？（梅新育）
——据《人民论坛•学术前沿》5月19日
中国别再做西方文化的“二道贩子”
“新文化运动”肇始于100年前。当时一些学人思哲，面对西方强势物质文明，觉得中国“事事不如人”。他们从思想文化上找原因，认为要实现“救国救民”，就要用西方的“科学和民主”等学术话语和价值观念，改造中国的旧思想旧观念，推动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
“新文化运动”并非那个时期唯一的文化思潮。事实上，以吴宓为代表的“学衡派”，以章太炎为代表的“国故派”，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以梁漱溟、熊十力等人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等诸思想文化流派，都对中国文化采取了“了解之同情”或“温情与敬意”的态度和做法，进而形成了一股强劲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他们试图用西方学术话语和价值观念重新阐释中国文化，亦即试图采用“汉话西说”或“以西解中”的方式，重新赋予中国文化新的生命力。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两种思潮都为推动中国人正视西方现代文明，反思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新的视角。但是“新文化运动”断定“中国/西方”非此即彼、截然对立的思维方式，以及两种思潮皆预设“中劣西优”“中坏西好”的价值性判断，以现在的眼光看，是存在一定局限性的。
“自由”“民主”等概念，发端于西方文明历史源流，其内涵、外延与西方近现代化进程同步发展，经过反复思辨和扬弃，内容已变得非常复杂多面。而当代一些中国学人将这些复杂多面的概念，简单照搬以套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而对源自中国自身历史传统的一些话语，如“仁政”“大同”却不加深入思索、阐释和发展，无疑是一种精神懒惰。
中国不少学人仍抱持“启蒙”心态，拜倒在西方学术话语和价值观念之下，继续沿用“汉话西说”或“以西解中”的老思路，鹦鹉学舌，成为西方文化的“留声机”或“二道贩子”。无论是“启蒙”心态还是“汉话西说”或“以西解中”，都无法化解西方文明挑战，也无法实现中华文明复兴。相反，只有坚定立足并深入挖掘中国传统学术话语和价值观念，真正做到“以中解中”，才能以自主、平等心态参与世界多元文明对话。
历史上，中华文明成功化解外来佛教挑战的案例，给“汉话汉说”或“以中解中”提供了宝贵经验。自东汉至宋代近千年时间里，无论是佛教高僧还是儒学大家，多以“格义”方式，即用中国传统学术话语和价值观念重新阐释佛教，最终一方面促使佛教逐步本土化，另一方面催生了融会佛教思想的理学，学界称之为“新儒学运动”。
当然，历史上佛教对中华文明的挑战仅体现在义理和价值层面，而近百年来西方文明的挑战则除义理和价值层面外，还有政治和制度层面的，特别是其背后还有强势的西方世界作为“后援”。也正因如此，中国学人才更要有使命感和担当意识，才更要正本清源，做足做好“汉话汉说”和“以中解中”的工作，进而在此基础上实现“以中国解释西方”甚至是“以中国解释世界”，最终使中华文明既不失传统特质，同时亦具有普适性内涵和世界性影响。
毫无疑问，“汉话汉说”以及“以中国解释世界”，是一个长期而又艰巨的历史过程。但很清楚的是，所谓中华文明伟大复兴，以及中国为人类发展和世界文明作出更大贡献云云，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中国乃至全球都能理解和认同“仁义”“中庸”“仁政”“王道”“天下”“大同”等中国的学术话语或价值观念。（王更化/首都师范大学儒教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据《环球时报》5月11日
观点•信息
从快递业大发展看专车
中国快递业大发展有很多经验值得学习，有很多典型值得推介。国有、民营、外企在市场上公平竞争的经验值得学习吧？打破邮政快递业垄断的做法值得效法吧？国家邮政局没有扩编增人，也没有什么大的投资、大的项目，快递业怎么也能大发展？快递业有很多创新，也有很多创业，可以成为当今万众创新、全民创业的成功典范向全世界广而告之，我看全世界各国都没有中国快递业发展得如此之快。专车、快车要发展，可能需要交通主管部门向国家邮政局取经，首先学习如何站在创新、创业的国家战略层面考虑问题，站在满足最广大群众的生活需求立场上顺势而为。出租行业与快递行业有很多相似之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或许快递业之“石”能够让出租业也有大发展。（苏文洋/据京报网5月6日）
非法侵入民宅的
拆迁员被判刑了！
拆迁公司的5名男子强行闯入徐先生夫妇家中，强迫二人就拆迁事宜进行谈判，导致徐先生颈部和四肢多处受伤，经鉴定为轻微伤，两名拆迁员则在冲突中被徐先生扎伤。近日，北京市朝阳人民法院一审以“非法侵入住宅罪”判处张某等3名拆迁员有期徒刑一年，受伤的两名拆迁员被另案处理，5人共同赔偿徐先生经济损失560元。暴力拆迁常见，而拆迁员因此被判刑的，则相当罕见。更让人感到新鲜的是，朝阳法院不是以故意伤害罪，而是以“非法侵入住宅罪”给3名拆迁员判刑。徐先生只是受了轻微伤，拆迁员可能不足以构成故意伤害罪，但这并不妨碍法院以“非法侵入住宅罪”给他们判刑。（晏扬/据《中国青年报》5月14日）
重用改革促进派，
不要改革旁观派
5月5日召开的中央深改组第十二次会议，除按惯例审议通过了一些改革方案外，还特别强调要“引导大家争当改革促进派”，“把想改革、谋改革、善改革的干部用起来”。
过去两三年，改革与反腐并进，在取得巨大成果之余，官员不作为的现象开始引发关注。在反腐高压面前，在削权改革面前，部分官员采取消极抵抗的政策，既然没有了寻租机会，则要么束手，要么拱手，甘当庸官懒官，做一个太平官。这不是我们想要的新常态。我们理想的新常态，干部选拔要德才兼备，德是“老实人”，才是“改革派”。
改革促进派，在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和充分领会改革精神的情况下，最鲜明的特色就是敢闯敢担当，在当前这一轮改革面前不做袖手旁观状，而是积极投身于这场改革之中，将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的顶层设计细化为具体的执行方案，而不是说风凉话，等着看笑话。（韩哲/据《北京商报》5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