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要目

以中国智慧引领全球治理新模式/王东阳

　　中国举措和方案之所以能获得国际社会普遍认同，是因为双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大家一起发展才是真发展，可持续发展才是好发展”的新目标，呼应了时代的律动，道出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心声。

TPP的最终目的是将中国纳入美国所设定的规则体系/屠新泉

美国主导TPP谈判的一个目的就是甩开中国，制定美国所希望的贸易和投资规则。但这些规则的最终目标仍然是中国，即将中国纳入美国所设定的规则体系。

高铁全球竞争时代来临/孙兴杰

   对任何一个高铁出口国来说，印尼100多公里的项目值得一搏，因为这是一个市场的开端，更是战略布局。

李嘉诚的“走”或是中国经济之福/樊大彧

李嘉诚本质上是个地产商。李嘉诚近年在大陆抛售的资产，也几乎都与地产相关。由此可见，李嘉诚的不信任票主要是投给房地产业的。房地产不行了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就不行了。

目录

内政外交

以中国智慧引领全球治理新模式/王东阳

习惯性避让的痛点恰是改革的最佳落点/毛同辉

打伞乘凉的“救火书记”何以“引火烧身”/唐晓慧

演练出事故，恰证更需演练/张丽

财经广角

TPP的最终目的是将中国纳入美国所设定的规则体系/屠新泉

中国如何破解全球化困境/张燕生

如何避免我国产业空心化/张娜，邱奇

高铁全球竞争时代来临/孙兴杰

李嘉诚的“走”或是中国经济之福/樊大彧

波音公司为何要在中国建厂/谢永亮

观点摘编

中国经济增长到底达到了什么水平？/刘伟

供港食品内销，最严监管也要“内销” /张贵峰

狠罚占用“生命通道”应常态化/陈广江

内政外交

以中国智慧引领全球治理新模式

　　连日来，习近平主席接连出席了联合国发展峰会、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等国际会议，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舆论普遍认为，习主席的讲话表明中国不仅有应对人类共同挑战的宏观发展理念，也给世界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中国举措”和公共产品。

　　细品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可以读出中国在全球治理上的独特理念与智慧。和平发展，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最基本元素、最鲜明底色。尤其是今天，世界格局正处在一个加快演变的历史性进程之中，和平、发展、进步的阳光虽然明媚，战争、贫穷、落后的阴霾仍然挥之不散。中国清醒地认识到，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还在于谋求和平、实现发展，还在于扔掉我赢你输、赢者通吃的旧思维，大家平等相待、互商互谅，互帮互助、互惠互利，以合作共赢的理念应对困难和挑战。联合国官网评价说，作为联合国的坚定支持者，中国的全球领导力至关重要，中国为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的努力令人鼓舞。

　　中国举措和方案都不是硬塞给别人的，之所以能获得国际社会普遍认同，不是因为中国腰包鼓了、块头大了，而是因为双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大家一起发展才是真发展，可持续发展才是好发展”的新目标，呼应了时代的律动，道出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心声。当今天下并不太平，将一己之私凌驾于他国利益之上的霸道做法仍然存在，弱肉强食、穷兵黩武的强权政治、炮舰政策还在横行，虚伪自大、强行推销所谓普世价值的举动从未停歇，部分地区战火冲突不断，发展举步维艰，问题久拖不决。残酷的现实让世人深刻认识到，和平并非唾手可得，发展也非坦途大道。唯有“和”才能“合”，只有“合”才共“利”，在发展中凝聚互信，在互信中推动发展。

　　中国推崇“以和为贵”，这是典型的东方文化思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化干戈为玉帛”等古训流传数千年，和平基因深深融入中华民族骨髓血脉之中。可以说，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华民族一贯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所决定的。尤其是近代以来，中国人饱尝战乱动荡之苦，更懂得和平安宁的宝贵、发展进步的必要。今天，重享和平与稳定的中国人民，竭力营造人人免于匮乏、获得发展、享有尊严的光明前景，绝不会将自己曾经遭受过的悲惨经历强加给其他人。这是中国人的真诚心愿，也是中国对外交往的基本原则。

　　中国向世界传递的，不仅是合作共赢的理念，更有真金白银的行动。提出“一带一路”战略，牵头成立亚投行，6个100项目，免除贫困国家债务，设立南南合作基金……纵观一系列大动作，无不传递着中国人义利相兼、义重于利的义利观。中国珍惜机遇，渴望通过发展实现民族复兴和伟大的中国梦，同时坚信“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乐于同各国分享中国发展经验，让世界都来搭中国发展的顺风车。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对世界发展有着认真思考和执着行动，体现出一个大国的应有担当。

　　凡益之道，与时偕行。中国崛起的秘诀，不是靠掠夺和战争，完全是凭借克勤克俭、埋头苦干，广交朋友、谋求互利。我们相信，随着中国重回世界舞台的中央，“以和为贵”的东方智慧必将打破“国强必霸”的传统逻辑，为全球治理探索出一条行之有效的发展之路，共筑全球繁荣和谐的崭新大厦。（王东阳）

——据《北京日报》9月30日

习惯性避让的痛点恰是改革的最佳落点

   近日在杭州启动的出租车改革，让人眼前一亮。尽管改革的一些措施还在征求意见阶段，其效果也尚待实践的检验，但其改革举措中直指核心的勇气、其破行业多年之旧局的新意还是让人对出租车管理的未来局面寄以厚望。

   在杭州出租车改革的一系列措施中，让笔者感觉尤其惹眼的是停止收取经营权有偿使用金和放开出租车总量和价格管控。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上述举措之所以吸引笔者关注，倒不是因停止收取经营权有偿使用金，有关方面将一次性退还2600余辆出租汽车近1亿元的有偿使用金这样一个高额的真金白银的数字，笔者认为其不凡意义更应从“定性”而非“定量”上去考虑。因为相比于以往各地针对出租车管理乱象及群众“打车难”顽疾，解决的思路不约而同都回避了这一行业的供需矛盾和垄断经营特点，而基本都是在份子钱的高低、车辆的权属、出租车司机与出租车公司的关系界定、运营价格的调整等方面做文章，都是基于出租车总量控制这样一个前提。正是因为回避了这一核心矛盾，以致于多年来出租车管理领域尽管动不动就成为新闻热点，各地也屡有改革的尝试，但都是收效甚微，百姓打车难、司机份子钱仍是长期困扰行业的痛点。因此，相形之下，杭州这次停止收取经营权有偿使用金和放开出租车总量和价格管控的措施，才有了“拆除思维里的墙”、直指核心要害的突破性意义。

   其实不仅仅是出租车管理，在我们身边许多领域，都存在类似问题。或因为某些管理者受僵化思维的桎梏，或因为部分既得利益者的固守，尽管行业里积弊丛生，矛盾频发，但核心顽疾却长期难被触动，以致于每一次“病灶”发作，虽然管理部门也会“对症下药”，给出一些治理措施，但是每次都是在外围、表象上施策，每次都对要害之处加以避让，以致于在人们的思维中形成了惯性，甚至形成了“共识”——那一块地方是动不得的，动不了的。管理者逐渐自己给自己在头脑中划定了禁区，形成了潜意识，这样在下一次矛盾出现时，对那一块要害之地还是会主动避让，或根本不去考虑，以致于最大的痛点却成为改革的盲点，最核心的要害却成为管理者习惯性避让的“雷区”，其结果就是每次治理都停留在“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浅层化，难收治本之效；一些困扰行业的“病灶”尽管时时发作，却像鞋里的沙一样，因为不能被一次性彻底清除，而使我们长期承受着病痛的折磨而难得根治。

   当前各领域改革正在步入深水区，一些长期被避让、被绕道而行的矛盾、问题也到了必须正视、面对和彻底解决的时候。我们应该认识到，一些长期习惯性避让的痛点，恰恰应是改革手术刀举起时的最佳落点，只有落刀时稳、准、狠，不走偏，不犹疑，改革才会不贻后患，才能收治本之效。否则钝刀子割肉，诸如“打车难”“看病难”等民生之痛、行业顽疾就会仍将“年年治理年年痛，此恨绵绵无绝期”。

   这次杭州出租车管理改革无论未来效果如何，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改革就得“拆掉思维里的墙”，鸵鸟政策不可取，掩耳盗铃要不得，瞄准那些我们习惯性避让的痛点和核心要害动真格的，方可奏全功。（毛同辉）

——据新华网9月21日

打伞乘凉的“救火书记”何以“引火烧身”

　　陕西省神木县一镇纪委书记开路虎视察火灾现场，并有民警为其打伞10多分钟。此事一经曝光，便引起社会关注。当事书记张志忠回应称，路虎并非自己所有，遮阳伞是执勤民警的，因为没地儿固定，直到有人找来一个桶，在桶中放了沙土后才固定好伞。

　　路虎、官员、忙着给领导打伞的警察，画面一定格，再配以火灾现场的背景介绍，“舆论之火”呼地一声蹿出三尺高，将该官员烧了个“外焦里嫩”。究竟是不是官本位思想作祟尚缺乏证据支撑，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该官员举止失范，有碍观瞻。

　　工厂失火、职工生死不明、家属焦灼等待，这是一个何其紧张、何其痛苦的场景？该官员即便是为了赶时间而搭乘他人的高级轿车而来，也应该及时“原车奉还”；即便是有遮阳伞可供乘凉，也应该主动让给那些内心比皮肤更焦灼的职工家属，这才是领导干部的应有之义。豪车未走、遮阳伞没让，不管该官员是没顾上、是没去想、还是推辞不过，传递出来的形象都是无视百姓疾苦、只顾个人摆谱。

　　官员之过，如日蚀月蚀，人皆见之、人皆评说之。不良形象一经“定型”，任何辩解都显得苍白无力。因为此时的话语权，确切地说是解释权，已经不再掌握在当事官员自己手里。每个围观者都会通过自己的眼睛去观察、都会用自己的大脑去独立思考。此时的该官员，已成“臭鼬手里的胶状物——是屎也是屎，不是屎也是屎”。就连其所属部门亦成“池鱼”，受株连在所难免。一个情理之外的举动换来长期无法抹去的污点，如此教训何其深刻？

　　那么，领导干部应该如何预判后果、真正做到言行得体呢？在我看来，至少要做到将心比心、换位思考。试想，如果官员自己的亲人命悬一线，官员还淡定地坐豪车、喝矿泉水、打遮阳伞，这合适吗，这可能吗？“把群众当亲人”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不能光喊在嘴上，更要牢记在心里，还要体现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上。只有把党长期积累下来的好传统、好作风、好做法内化于心、外显于行，才能在实际工作中多得好评、少得中评、不得差评。（唐晓慧）

——据光明网9月25日

演练出事故，恰证更需演练

　　有时候，会忽然觉得灾难频仍。不久前看过天津港爆炸视频的人们，都会有一种“万一我赶上这事儿”的担忧。于是乎，应急灾难演练就成为一个不是被提起的话题，庆幸的是，有些机关学校确实也着手做了，但不幸的是，甘肃一个中学的应急演练出了事故。

　　据澎湃新闻报道，9月18日，甘肃省天水市人防办联合市内实验中学组织防空疏散演练，为增加现场情境真实性，使用了发烟道具，道具产生故障，释放的烟雾过多。部分学生为了好玩在浓烟集中的地方打闹，没有听从教师劝诫“拿湿巾捂住口鼻快速下楼”。150余名学生出现不同程度身体不适反应，后被送往医院救治，有两名学生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抢救。甘肃省委书记王三运作出批示，要求尽力救治，深入查明病因，确保学生早日康复，并提出要举一反三，严格管理，防止类似事件发生。

　　本来是要为逃脱灾害做准备，结果却在此过程中先受到了伤害，这是任何人都不愿意看到的。按理说，既然是人防办联合学校组织的演练，物料准备和人员组织都应该是最专业的。至少，用的是哪种烟雾、都有多少量、该怎么释放都应做到绝对心中有数。这次事故的发生，固然有学生们没有听从教师引导，嘻嘻哈哈不当回事的因素，却也恰恰暴露出人防办、学校这些单位在组织上和应急处理上的短板。

　　过往，每次天灾人祸发生之后，无论是官方媒体，还是个人自发传播的资讯，总会把其他国家的灾难预警教育拿来与我国做对比。尤其是在看到一些外国大人小孩于地震、火灾到来之际，应对进退有据的场景，每每痛心于我们自己的防灾减灾教育。即便是在一些较为发达的大城市，人们记忆中，也没有很多关于消防演习、地震逃脱的训练。更多的，是每逢119之类的纪念日，需要拿出一些“动静”来的时候，才会由安全保卫部门挑出一些人来，参加一些像是娱乐节目的演练。大家度过一个愉快的上午或者下午，然后领完纪念品回家。

　　成人尚且如此，我们真的没有理由去指斥那些没有按照要求携带湿巾，同时还在烟雾弥漫中仍旧嘻嘻哈哈的学生。虽然地震、火灾、塌楼、拥挤踩踏等事故每年都有不同数量的发生，但是人们没有切肤之痛，总觉得此事距离自己还很远。假如，防灾减灾也被办成了一件从娃娃抓起的事情，小朋友们在幼儿园时期就对此有清醒的认识，还会在中学时因为新鲜有趣而在演练时嘻嘻哈哈、漫不经心吗？每个人都从小被告知“注意安全”，但怎么注意却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总不能每个教训都要由鲜血或者健康换来。

　　但我们也不无担心，由于天水这起事件造成的后果，导致其他地方、其他单位更加不敢、不愿再进行防灾演练。就像过去，因为一些学校带着学生春游出了事故，结果不是反思错误、总结经验教训，反而是导致大面积取消春游。这种因噎废食的做法，如果延伸到防灾减灾演练中，那带来的结果或许就是若干生命的消失。（张丽）

——据《北京晚报》9月21日

财经广角

TPP的最终目的是将中国纳入美国所设定的规则体系

　　TPP原来是四个亚太小国筹划的一个区域协定，在美国小布什总统2008年9月宣布考虑加入之前，TPP（当时名为P4）几乎不为外人所知。这个时间点的选择非常重要，因为这之前一个多月，WTO多哈回合谈判的日内瓦部长会议刚刚宣告失败，总干事拉米召集的七巨头会议（美国、欧盟、日本、加拿大、中国、印度、巴西）没有能够达成一致，美国言辞激烈地高调指责印度和中国应对此负责。这次会议是美国在多哈回合发起七年来投入最大、决心最强的一次，其目的是在小布什总统卸任之前留下积极的遗产。然而，即便美国倾尽全力，仍然不足以打动或者迫使新兴国家接受美国的方案。这让美国深感WTO已经不再是一个自己能够驾驭的机构，已经不能通过WTO来推动其所主张的深度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正是在此背景下，美国才“愤而”转向TPP，寻求与一个小规模的、有相同理念的国家群，打造一个能够由美国引领和控制的朋友圈，制定美国所青睐的贸易和投资新规则。美国一贯宣称TPP谈判的目标是建立高标准的21世纪国际贸易规则，但WTO同样是美国主导创立的、具有全球性、也更具合法性的国际贸易机制，那为什么不在WTO内建立这样的规则呢？因此，从这一视角看，美国抛弃WTO而投身TPP非但不是美国的战略主动，恰恰是美国在实力和霸权相对衰落背景下的被动和次优选择。

　　国人更关心的是中国究竟在美国的TPP战略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Gary Hufbauer曾经说过：“奥巴马总统为什么对一个现有成员只占美国贸易额5%的协议付出如此努力？答案有三个：中国，中国，中国。”（当时日本尚未加入）或许这略有夸张，但无疑TPP的战略目标重心正是中国。但是，这并非如许多阴谋论者所说美国意在遏制或孤立中国，因为如此真是这样，美国就不会让中国加入WTO，也不会支持甚至催促中国改革开放。美国的TPP战略以中国为核心目标有其理性的经济和政治考量。首先，美国没有预期到中国加入WTO后的快速发展，对中国在亚太地区影响力的迅速增长心存疑虑，因此美国需要重返亚太或在亚太经济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以平衡中国的影响。其次，自2006年起，美国对中国在WTO中的表现日渐不满，围绕人民币汇率的争议也逐渐升温，美国认为入世并没有有效消除中国经济体制中的政府干预以及对外资企业的限制。第三，中国在多哈回合中的表现令美国认为中国不支持、不配合美国的意图，中国不是一个可以在国际贸易体制建设上合作的伙伴，但WTO的决策机制又注定美国无法抛开中国来掌控规则的方向。

　　因此，美国主导TPP谈判的一个目的就是甩开中国，制定美国所希望的贸易和投资规则。但这些规则的最终目标仍然是中国，即将中国纳入美国所设定的规则体系，一方面削弱中国特色体制所带来的竞争优势，另一方面促使中国进一步向美国靠拢。这也就注定了美国在TPP谈判阶段不会欢迎中国加入，尽管美国政府一贯宣称TPP是开放的，一些美国学者也多次呼吁中国加入。但美国深知，一旦中国加入谈判，必将以其强大的谈判能力和实力影响谈判进程和结果，使得TPP谈判脱离美国的掌控，正如WTO多哈回合一样。这也是奥巴马总统反复强调不能让中国制定规则的深意。但同时，在TPP谈判结束并生效之后，美国将积极欢迎中国的申请加入。因为正如众多经济学家所说，没有中国的TPP的经济意义是非常有限的。而以中国的庞大体量和在全球价值链和市场中的重要地位，以TPP来孤立或遏制中国也是不现实的。因此，对美国来说，在TPP生效后的最佳策略是尽快吸收中国加入，从而使那些为中国“量身定制”的规则如国有企业、劳工标准等才有真正的用武之地，才能有效促使中国的改变。（屠新泉）

——据光明网10月9日

中国如何破解全球化困境

我们能够看到的经济全球化所面临的问题是，一方面，《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双边投资协定》（BIT2012年范本）、《服务贸易协定》（TISA）、《信息技术协定》（ITA）等，都是打着推行高标准规则的名义，把世界经济划分成一个个排他性的小区域。区域内的经济体能够享受开放平等的贸易往来，而区域外的经济体则被排斥在外。比如说TPP，如果TPP今年能够达成协议，那么就意味着中国出口到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等12个TPP成员国的产品将会受到歧视性待遇，被征收高关税，而TPP成员国之间却享受零关税。这样就会导致企业为了追求零关税而离开中国，到TPP境内去完成TPP成员国之间的外贸。这就是贸易转移效应。另一方面，欧美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产业空心化，因此他们都在着手本国的再工业化，而这种再工业化的方式却更多地依靠贸易保护主义。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企业开始回到美国，欧洲的企业开始回到欧洲，日本的企业开始回到日本，等等。这样就出现了一个贸易本地化的回归趋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美国要力推TPP了。因为美国发现，在经济全球化时期，中国成了一个快速崛起的国家，而美国自己却深陷经济危机的泥潭而难以自拔。但美国并不认为这是自身经济的过度虚拟化而造成经济空心化所导致的必然结果，而是认为其原因在于经济全球化的失控，以及中国的不公平竞争。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全球的外贸需求增长前景不容乐观。

虽然2015年上半年中国外贸进出口的增长是-6.9%，但我们同“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的外贸比重是提高的。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与中国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这些经济体的外贸比重持续增长。这就让中国面临着一个战略上的选择，即把我们今后的商品输出，参与国际交换、国际合作以及国际竞争的主战场从过去的面向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延伸扩展到广大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市场。这就需要我们走好“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

如何在全球经济规则变局中继续使中国保持开放？中国提出了自己的自由贸易区战略。一是立足周边。我们有内地与港澳的《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有大陆和台湾的《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有升级版的中国和东盟“10+1”自贸区，还有涵盖本地区的东盟与中日韩澳新印（“10+6”）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但是，在亚太地区有两个竞争性的自贸区方案，一个是美国的TPP，有12个成员国；还有一个是中国参与主导的RCEP ,有16个成员国。这两个自贸区方案的领军者目前是互不兼容的，他们领导的自贸区方案并没有吸纳对方。如何破解这种局面？中国提出了包括中美及各自自贸区成员在内的亚太自贸区（FTAAP）。这表明，中国的战略实际上是立足周边、开放合作、避免对抗和恶性竞争，从而实现互利共赢的开放地区主义的发展战略。

二是把自贸区辐射到“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自由贸易协定包括货物贸易零关税，取消非关税措施，扩大服务贸易的市场准入，推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以及其他开放措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商签自由贸易区协定，将把开放机会和成果惠及沿线地区经济，进一步增进沿线地区民众的经济福利和消费者剩余。

三是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区网络。澳大利亚是TPP的成员国，如果TPP协议达成，将严重冲击中澳贸易。但在2015年6月，中国同澳大利亚签署了自由贸易区协定。两国签约之后，中澳85%的出口产品在协议生效后立即实现零关税；五至十年的过渡期结束后，澳洲100%的货物贸易产品、中国97%的货物贸易产品将实现零关税。同时，澳大利亚向中国服务业开放并实行负面清单管理措施，并给予中国很好的市场准入的投资条件。这样，TPP协议对中国对外贸易产生贸易转移效应的负面影响就被打破了。（张燕生）

——据《当代世界》10月8日

如何避免我国产业空心化

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引起第三产业比重上升，第一、第二产业比重下降是客观规律；对外投资导致制造业比重下降也是必然趋势。如果对本土制造业没有正确的态度，政策举措失当，就极有可能导致产业空心化。鉴于我国制造业质量还不高、人口红利又快速消失的事实，在对外投资提速的情况下，如何避免产业空心化是一个非常需要严肃认真对待的问题。当前，我国已经成为资本净输出国，在“一带一路”政策的支持下，对外投资很可能加速，这对大而不强的我国制造业而言，是严峻的挑战。为此，应从以下方面支持我国制造业做强。

1.下调制造业企业的增值税税率。从世界范围看，2011年166个国家和地区增值税标准税率的平均值约为15.72%。其中亚太周边国家和地区普遍较低，如新加坡为7%，日本和我国台湾为5%，韩国、澳大利亚为10%，新西兰为15%。而目前我国增值税税率以17%为主，还有其他一些比重并不大的档次，如13%、11%、6%、3%。由此可见，我国增值税税率远高于周边国家，比世界平均税率也高。考虑到我国增值税与国外增值税并非严格对等，计算口径并不一致。如果严格按照国外口径计算，则税率实际上远超17%。高税率导致产品高价格，也必然影响企业的销售和利润。以联想电脑为例，其在全球各地的售价相差10%到20%。如联想的平板电脑IdeaPad K1 Tablet（32GB），美国官网售价为499.99美元（约3149元人民币），而大陆官网售价为3499元人民币。我国生产的联想电脑，出口到美国反而比在国内销售还便宜350元。因此，执行了20多年的增值税税率，在直接税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应当适时下调，以增强制造业企业的竞争力。

2.控制劳动力成本上升过快的趋势。与周边发展中国家相比，近年来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速度很快，对于制造业企业特别是利润微薄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劳动力成本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生活服务成本上升，特别是住房价格十多年来的暴涨，大大提高了劳动力的生活成本。在特大城市，由于劳动者众多，房租不断上升，甚至达到了全部工资收入的六成，自然也给企业主提出了更高的工资要求。而住房和地租成本上升，对生活消费品有加价作用，导致商品销售价上升，进而推动生活消费品价格上涨。由此形成恶性循环，促使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因此，需要抑制房地产价格持续上升势头，从而控制劳动力成本上升。劳动力成本高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企业和劳动者缴纳的社会保险费水平偏高，而工资并不在增值税的扣除范围，对于劳动密集型企业来说是一个巨大负担。因此，政府应尽快通过国有资本划拨社保基金的政策，同时降低企业和个人的负担比重，以降低企业和劳动者的负担。此外，在降低个人社保缴费比例的基础上，政府还应尽快上调个人所得税的免征额，以增加劳动者的实际收入，间接降低劳动力成本。

3.大力培养产业技术工人。以德国为例，在培养技术工人的过程中，德国注重推行双轨制职业教育，即由学校和企业联合展开职业教育。学校负责传授理论知识，企业为学生安排到一线实习和培训。目前德国的培训职业多达350多种，约70%的青少年在中学毕业后会接受双轨制职业教育，每周有三至四天在企业中接受实践教育，一到两天在职业学校进行专业理论学习，培训时间一般为两年到三年半。德国技术工人的平均工资远高于英、法、美、日等国，与白领阶层接近。正是这些技术娴熟的工人帮助德国企业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始终保持强大竞争力。反观我国，尽管政府和企业近年来比较重视对产业工人的培训，但社会还普遍存在轻视技术工人的现象，技师和高级技工存在很大缺口，与我国制造大国的地位很不相称。较差的工作环境，较低的工资收入和社会地位，也使得多数年轻人不愿意进入技术学校，这对我国制造业的长远发展是极为有害的。因此，必须改变技术工人的待遇状况，使青年人愿意成为产业工人。

4.应围绕制造业发展服务业。这是防止产业空心化的重要一环。德国和日本的三次产业结构几乎完全相同，服务业占了69%的比重，但德国的服务业中存在大量的为制造业服务的生产性服务业。在德国，第三产业主要是依附第二产业出现的服务业，比如对德国所生产的机械设备而产生的整套技术解决方案，为企业提供的培训、设备的调试和售后服务等，这些服务业是不可能离开德国的制造业而单独存在的，客户在购买了德国的产品后，也就自然会选择德国的服务。而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水平不高、结构不合理等问题突出，亟待加快发展。所以，借鉴德国的经验，我国也应加快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主的服务业的发展，比如商务服务、研发、设计、软件、信息服务、中介、物流配送等。（张娜，邱奇）

——据《红旗文稿》9月24日

高铁全球竞争时代来临

日本在印尼高铁竞争中出局！《日本经济新闻》以“中国高铁出口夙愿将达成”为题报道了印尼总统佐科的特使通报印尼将放弃日本高铁方案的消息。在中国和印尼公布消息之前，日本就宣告自己出局的信息，足见日本朝野上下的失望之情。中日在印尼展开的高铁竞争只是全球高铁时代来临的征兆。高铁，不仅具有商品属性，还有金融和地缘政治的属性，正因如此，高铁竞争绝不仅仅是商业竞争，而是国家实力的竞争与合作，进而言之，高铁已经成为经济外交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印尼要修建的雅加达到万隆的高铁只有140多公里，就是这么一段高铁，中日之间进行了多轮反复竞争，而最获利的就是印尼。中日两国都有意在东南亚加强基础设施出口，高铁这种比较“稀缺”的技术和设施居然呈现出“买方市场”的特征，中国、日本、法国、德国等国都是高铁技术大国，但是这种技术和设施却没有在全球普及，不是供应太多，而是需求太少。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无力或者还没有准备好迎接高铁。对任何一个高铁出口国来说，印尼100多公里的项目值得一搏，因为这是一个市场的开端，更是战略布局。

印尼在高铁的问题上几经反复，日本媒体认为印尼在中日之间搞平衡，从中渔利，这种分析也不无道理。如果换个角度可能更贴近现实，9月初，印尼宣布放弃高铁方案，而是要修建“中速铁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印尼没有那么多预算。直到中国提出的高铁方案可以让印尼政府“免责”之后，印尼再次下了修建高铁的决心，因为印尼政府无需动用政府预算，也不用为融资提供担保，而是企业之间的合作。日本政府曾经计划向印尼提供巨额贷款，但是佐科政府上台之后，并没有将其纳入五年基础设施建设规划之中，日本的计划研究落空了。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在9月29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在无需对方政府的财政债务和债务担保的情况下推进项目是超出常识的。日本会不会为了抢占高铁市场而修订政府援助开发的“常识”呢？

高铁时代正在徐徐拉开，中国拥有的高铁里程占全球的一半以上，中国高铁的运营成果本身就是一张名片，如果它不可行或者不可靠，为什么中国会如此大力修建高铁呢？而日本也是将新干线几十年的运营成绩作为营销的筹码，中日之间的竞争焦点已经超越了技术层面，而是国家整体实力的竞争。中国高铁战略的成功来源于国家战略意志，而其他国家未必有中国政府的融资与财政能力。高铁出口需要与之相匹配的金融合作。中国企业拿到印尼的高铁项目，中国的资金也跟着走出去，最终还是中国政府的信用为这个项目背书，当然，亚投行的建成也为这些项目融资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如果没有政府信用的担保，仅仅依靠企业恐怕难以承担风险。高铁是一种基建出口，除了商业风险之外，还有政治和社会等多方面的风险。

高铁出口也是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一环，除了亚投行之外，中国还设立了丝路基金，新的金融架构也为高铁出口提供了资金保障。高铁不仅是技术密集产品，也是资金密集的产品，本身就内含着金融属性。基建走出去，也是中国高额外汇储备的多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高铁时代正在来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高铁正在进行招标，吸引了全球几十家企业参与其中。融资模式将成为这一轮高铁竞争的焦点，“买方市场”的特征将迫使各个高铁出口国承担更多的风险与成本。

高铁也具有网络外部性效应，只有建成高铁网络，才能凸显出高铁的速度优势。高铁带来的地缘政治效应不亚于马镫的出现，跨国高铁网络的出现将会形成更加绵密的贸易网络，成为财富与权力的新载体。高铁时代刚刚开启，而先入者当然可以确立标准，拥有先发优势。高铁的竞争不是产品的竞争，而是网络的竞争，远远超越贸易层面，而具有了地缘经济的含义，高铁网络的延伸是构建新丝绸之路的核心所在。高铁所具有的三重属性，让高铁竞争更加复杂和迷离，日本的出局在很大程度上是没有适应这种新的竞争时代的来临。(孙兴杰)

——据《南方都市报》10月2日

李嘉诚的“走”或是中国经济之福

　　亚洲首富李嘉诚近日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其去留也成为媒体讨论的热点。过去一年多，李嘉诚抛售资产累计套现超过800亿元人民币，其近三年套现国内资产金额达上千亿元。一边是接连抛售香港及大陆的资产，另一边却大手笔在欧洲置业，李嘉诚旗下资产“脱亚入欧”的意图明显。

　　李嘉诚的动向一贯备受媒体瞩目。近日内地一家智库发表了题为《别让李嘉诚跑了》的文章，更是在短时间内引爆舆论。这篇文章批评李嘉诚在中国经济的敏感时刻不停地抛售资产，并做出旗下公司全部外迁的举动，认为这是“过桥抽板”。网民的意见则是针锋现对且旗鼓相当。有人认为李嘉诚在大陆凭借优惠政策大赚其钱，确实不能想走就走。也有观点认为，在商言商，不能从公共层面对李嘉诚进行道德绑架，资本是逐利的，只要合法合规，李嘉诚及其资本理应来去自由。

　　一篇文章掀起一场风波，可见李嘉诚的“走”触碰了无数人的痛点。一部分人对文章敏感，是因为其见诸于具有官方色彩的智库，一句“别让他跑了”让许多富人不舒服甚至紧张。其实这篇文章并没有特别的背景，更不代表官方态度，文章发表后该智库很快撤稿。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也做出澄清，指出改革的目标就是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形成更加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官方表态让一些人的痛点得到了抚慰，但李嘉诚带来的困惑还远未消除。我们可以大喊这样的口号——“把国家建设得更好，让明天的李嘉诚们遗憾去吧”，但我们心里依然是惴惴的，毕竟亚洲首富李嘉诚“超人”的名头绝非浪得。香港商界流传着这样一句投资格言：“当李嘉诚抛售时不要购买”。回看李嘉诚的财富增长之路，他确实精于低买高卖，经常在行业接近高峰时套现，再转战下一个商机。李嘉诚的“走”，引人关注并令人惴惴的根本原因是，他是否用脚投出了对中国经济的不信任票。

　　看问题要看本质，看人也是如此。李嘉诚本质上是商人，而且是个地产商。尽管李嘉诚的商业帝国目前包罗万象，但他是通过房地产起家的，而李嘉诚近年在大陆抛售的资产，几乎都与地产相关，要么是大宗物业，要么是地产公司股权。由此可见，李嘉诚的不信任票主要是投给房地产业的。长期以来，中国经济依靠投资拉动，房地产成为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对房地产的长期依赖，已经让很多人产生了这样的错觉：房地产不行了，中国经济就不行了。

　　结合中国经济走势，以及内外环境，我们可以试着推演房地产业的未来走势。房地产是资金密集行业，资金供给及利率水平对其影响重大。过去不到一年时间里，央行连续降息，中国一年期存款利率已降至1.75%，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低利率水平。在此前提下，近期的房价水平略有回升。如此强刺激，只换来一些小反应，足以证明中国房地产长期景气欠佳。如果接着往下推演，几年后，中国进入下一个加息周期时，房价水平下降应是大概率事件。那么，中国在什么情况下会加息？自然是在转型初步完成、实体经济在消费拉动下回暖复苏的时候。由此可以得到结论，未来中国经济走势与房地产的景气，很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负相关。

　　李嘉诚的“走”，说白了是一个地产商的出走。这是个坏消息吗？当然不是，中国经济已经被房地产绑架很久了，李嘉诚的“走”应该是一次不大不小的松绑，对转型中的经济甚至可能是个福音。中国需要松绑，需要卸下房地产这个包袱，这样成本才能降低，社会才能更具活力和创造力，中国经济的再出发才能得以实现。（樊大彧）

——据《北京青年报》9月22日

波音公司为何要在中国建厂

据报道，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中美双方签署了“737完成及交付中心”迁往中国内地的协议。虽然知情者透露，在中国内地加工的半成品“绿飞机”不涉及客机核心技术，但一向对中国实施严格技术封锁的美国做出这一决定，还是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所谓“绿飞机”是指完成总装、可安全飞行，但未安装内设和喷漆的飞机“壳”，因喷上防腐绿漆而得名。而交付中心就是对“绿飞机”进行客舱安装、外部喷漆，然后交付客户。这是波音飞机制造链的最后一环，并未涉及核心技术，但美国让中国在更大范围内参与到日渐全球化的民航制造业中，表明在大飞机制造领域，美国对中国的严苛技术封锁，已经出现松动迹象。

美国允许在中国内地设立集各种高端技术于一身的民用大型客机交付中心，绝非一种偶然，而是出于对中国制造业水平快速提升的一种尊重。自2006年起，中国政府在科研创新上的投入绝对值达到世界第二，高端制造业形成了系统的人才输送体系、研发体系、生产制造体系，完成了从追赶状态向与国外同台竞技的蜕变，在诸多领域充满活力，甚至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具体到大飞机制造领域，中国启动了近20项关键技术科研攻关，已经在与大飞机研制相关的一些关键技术上，陆续有所突破。而且，中国也已经找到发动机和新材料等发展大飞机项目最大技术障碍的解决办法，经过测试，中国自主生产的发动机性能指标已经接近世界先进水平。

中国航空技术正在从单一技术领域的突破，转向诸多方面技术创新下的领先，在一些重要制造领域，中国已经与美军达到同步研究、同步试验和同步立项研制的程度，在个别技术领域，甚至已经实现全面技术跟踪，项目的研制进度仅仅落后美国几年。中国正在成为全球航空制造链上的重要一环，波音公司当然不愿意做出战略误判，错失中国这个巨大市场，此时决定在中国内地设立“绿飞机”交付中心，既是对中国市场的关注，更是对中国大飞机制造技术水平的高度认可。

实际上，在此之前，美国惠普就已决定增资1500万美元，将其控股合资公司成都艾特航空制造有限公司搬迁至成都高新区，并准备将其产能扩建一倍；全球领先的德国发动机生产商MTU航空发动机公司也宣布在上海正式设立代表处，与中航工业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签订谅解备忘录，在未来合作研发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发动机。在大飞机等高端制造领域，中国已经实现了从积极寻求与国际大牌公司合作，到国际大牌公司竞相与中国合作的转变。

目前在世界范围内，虽然，中国大飞机生产与世界知名航空企业相比，在人才队伍、科研能力、市场营销与客户服务体系等方面还存在一定差距，但中国大飞机制造业已经显示出足够潜力，成为国际大飞机市场上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只是时间问题。（谢永亮/军事科学院博士研究生）

——据《新京报》9月25日

观点摘编

中国经济增长到底

达到了什么水平？

中国GDP总量去年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是超过63万亿人民币，折算成美元，按照汇率法则算大概是9.8万亿美元，占全球GDP12%以上，排全球第二位，人均GDP是4.7万多元，折成美元是7500多，是上中等收入国家。但是货币基金组织按照购买力平价折算，中国GDP在2014年年末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货币购买力平价有很大局限性：但凡收入水平、物价水平比美国低的国家，按照这个方法折算，往往会高估这些国家的收入；但凡收入水平、物价水平比美国高的国家，用这个办法估算就有可能低估这些国家的收入。因此用这种办法换算，很可能高估中国的收入。我认为，从大的趋势上说，中国现在是上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这个判断还是符合中国实际的。（刘伟/据《北京日报》9月21日）

供港食品内销，

最严监管也要“内销”

我国供港食品长期保持99.999%合格率。不独供港食品，我国其他出口食品质量，同样也拥有接近完美的合格率，如据《中国的对外贸易》，“2010年中国出口美国的食品合格率为99.53％，出口欧盟的食品合格率为99.78％”。但与此相应的，内地销售的食品质量状况，即便是依据官方统计数字（更不用说消费者的实际感受了），却明显要逊色得多。如据国家食药总局数据，2014年内地食品抽检样品合格率94.7%。2015年上半年，合格率为96.3%。而据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君石介绍，内地食品总合格率仅为“90%以上”。同样是内地生产的食品，供港食品合格率之所以能接近完美、远超内地食品，并没有什么特殊的秘诀，无非还是因为：较之内地食品，针对供港食品的监管更加严格。此前中央一直反复强调，“要用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要想充分确保内地“舌尖上的安全”，治本之计只能是，真正按“四最”标准，让内地食品安全监管与供港食品的监管保持一致，统一长期“内外有别”的食品安全监管。（张贵峰/据《羊城晚报》9月25日）

狠罚占用“生命

通道”应常态化

　　这个黄金周，被称为“生命通道”的高速应急车道再次成了违法重灾区。短短几天，6万余起违法行为，而未被查处的数量远远高于这个数字。就在相关部门严惩狠罚占用应急车道的同时，悲剧已发生。

　　应急车道的重要性人尽皆知，交通法规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年年严查严惩，年年泛滥成灾，这就是目前的现状。尽管违法占用应急车道的理由五花八门，但说到底还是没把法律法规当成一回事，那么执法者最该反思。换言之，如果不建立严格执法的常态机制，不在平时下足功夫，黄金周出现违法占用“生命通道”泛滥现象几乎是必然的。（陈广江/据光明网10月8日）

本期要目

以中国智慧引领全球治理新模式/王东阳

　　中国举措和方案之所以能获得国际社会普遍认同，是因为双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大家一起发展才是真发展，可持续发展才是好发展”的新目标，呼应了时代的律动，道出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心声。

TPP的最终目的是将中国纳入美国所设定的规则体系/屠新泉

美国主导TPP谈判的一个目的就是甩开中国，制定美国所希望的贸易和投资规则。但这些规则的最终目标仍然是中国，即将中国纳入美国所设定的规则体系。

高铁全球竞争时代来临/孙兴杰

   对任何一个高铁出口国来说，印尼100多公里的项目值得一搏，因为这是一个市场的开端，更是战略布局。

李嘉诚的“走”或是中国经济之福/樊大彧

李嘉诚本质上是个地产商。李嘉诚近年在大陆抛售的资产，也几乎都与地产相关。由此可见，李嘉诚的不信任票主要是投给房地产业的。房地产不行了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就不行了。

目录

内政外交

以中国智慧引领全球治理新模式/王东阳

习惯性避让的痛点恰是改革的最佳落点/毛同辉

打伞乘凉的“救火书记”何以“引火烧身”/唐晓慧

演练出事故，恰证更需演练/张丽

财经广角

TPP的最终目的是将中国纳入美国所设定的规则体系/屠新泉

中国如何破解全球化困境/张燕生

如何避免我国产业空心化/张娜，邱奇

高铁全球竞争时代来临/孙兴杰

李嘉诚的“走”或是中国经济之福/樊大彧

波音公司为何要在中国建厂/谢永亮

观点摘编

中国经济增长到底达到了什么水平？/刘伟

供港食品内销，最严监管也要“内销” /张贵峰

狠罚占用“生命通道”应常态化/陈广江

内政外交

以中国智慧引领全球治理新模式

　　连日来，习近平主席接连出席了联合国发展峰会、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等国际会议，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舆论普遍认为，习主席的讲话表明中国不仅有应对人类共同挑战的宏观发展理念，也给世界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中国举措”和公共产品。

　　细品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可以读出中国在全球治理上的独特理念与智慧。和平发展，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最基本元素、最鲜明底色。尤其是今天，世界格局正处在一个加快演变的历史性进程之中，和平、发展、进步的阳光虽然明媚，战争、贫穷、落后的阴霾仍然挥之不散。中国清醒地认识到，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还在于谋求和平、实现发展，还在于扔掉我赢你输、赢者通吃的旧思维，大家平等相待、互商互谅，互帮互助、互惠互利，以合作共赢的理念应对困难和挑战。联合国官网评价说，作为联合国的坚定支持者，中国的全球领导力至关重要，中国为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的努力令人鼓舞。

　　中国举措和方案都不是硬塞给别人的，之所以能获得国际社会普遍认同，不是因为中国腰包鼓了、块头大了，而是因为双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大家一起发展才是真发展，可持续发展才是好发展”的新目标，呼应了时代的律动，道出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心声。当今天下并不太平，将一己之私凌驾于他国利益之上的霸道做法仍然存在，弱肉强食、穷兵黩武的强权政治、炮舰政策还在横行，虚伪自大、强行推销所谓普世价值的举动从未停歇，部分地区战火冲突不断，发展举步维艰，问题久拖不决。残酷的现实让世人深刻认识到，和平并非唾手可得，发展也非坦途大道。唯有“和”才能“合”，只有“合”才共“利”，在发展中凝聚互信，在互信中推动发展。

　　中国推崇“以和为贵”，这是典型的东方文化思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化干戈为玉帛”等古训流传数千年，和平基因深深融入中华民族骨髓血脉之中。可以说，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华民族一贯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所决定的。尤其是近代以来，中国人饱尝战乱动荡之苦，更懂得和平安宁的宝贵、发展进步的必要。今天，重享和平与稳定的中国人民，竭力营造人人免于匮乏、获得发展、享有尊严的光明前景，绝不会将自己曾经遭受过的悲惨经历强加给其他人。这是中国人的真诚心愿，也是中国对外交往的基本原则。

　　中国向世界传递的，不仅是合作共赢的理念，更有真金白银的行动。提出“一带一路”战略，牵头成立亚投行，6个100项目，免除贫困国家债务，设立南南合作基金……纵观一系列大动作，无不传递着中国人义利相兼、义重于利的义利观。中国珍惜机遇，渴望通过发展实现民族复兴和伟大的中国梦，同时坚信“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乐于同各国分享中国发展经验，让世界都来搭中国发展的顺风车。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对世界发展有着认真思考和执着行动，体现出一个大国的应有担当。

　　凡益之道，与时偕行。中国崛起的秘诀，不是靠掠夺和战争，完全是凭借克勤克俭、埋头苦干，广交朋友、谋求互利。我们相信，随着中国重回世界舞台的中央，“以和为贵”的东方智慧必将打破“国强必霸”的传统逻辑，为全球治理探索出一条行之有效的发展之路，共筑全球繁荣和谐的崭新大厦。（王东阳）

——据《北京日报》9月30日

习惯性避让的痛点恰是改革的最佳落点

   近日在杭州启动的出租车改革，让人眼前一亮。尽管改革的一些措施还在征求意见阶段，其效果也尚待实践的检验，但其改革举措中直指核心的勇气、其破行业多年之旧局的新意还是让人对出租车管理的未来局面寄以厚望。

   在杭州出租车改革的一系列措施中，让笔者感觉尤其惹眼的是停止收取经营权有偿使用金和放开出租车总量和价格管控。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上述举措之所以吸引笔者关注，倒不是因停止收取经营权有偿使用金，有关方面将一次性退还2600余辆出租汽车近1亿元的有偿使用金这样一个高额的真金白银的数字，笔者认为其不凡意义更应从“定性”而非“定量”上去考虑。因为相比于以往各地针对出租车管理乱象及群众“打车难”顽疾，解决的思路不约而同都回避了这一行业的供需矛盾和垄断经营特点，而基本都是在份子钱的高低、车辆的权属、出租车司机与出租车公司的关系界定、运营价格的调整等方面做文章，都是基于出租车总量控制这样一个前提。正是因为回避了这一核心矛盾，以致于多年来出租车管理领域尽管动不动就成为新闻热点，各地也屡有改革的尝试，但都是收效甚微，百姓打车难、司机份子钱仍是长期困扰行业的痛点。因此，相形之下，杭州这次停止收取经营权有偿使用金和放开出租车总量和价格管控的措施，才有了“拆除思维里的墙”、直指核心要害的突破性意义。

   其实不仅仅是出租车管理，在我们身边许多领域，都存在类似问题。或因为某些管理者受僵化思维的桎梏，或因为部分既得利益者的固守，尽管行业里积弊丛生，矛盾频发，但核心顽疾却长期难被触动，以致于每一次“病灶”发作，虽然管理部门也会“对症下药”，给出一些治理措施，但是每次都是在外围、表象上施策，每次都对要害之处加以避让，以致于在人们的思维中形成了惯性，甚至形成了“共识”——那一块地方是动不得的，动不了的。管理者逐渐自己给自己在头脑中划定了禁区，形成了潜意识，这样在下一次矛盾出现时，对那一块要害之地还是会主动避让，或根本不去考虑，以致于最大的痛点却成为改革的盲点，最核心的要害却成为管理者习惯性避让的“雷区”，其结果就是每次治理都停留在“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浅层化，难收治本之效；一些困扰行业的“病灶”尽管时时发作，却像鞋里的沙一样，因为不能被一次性彻底清除，而使我们长期承受着病痛的折磨而难得根治。

   当前各领域改革正在步入深水区，一些长期被避让、被绕道而行的矛盾、问题也到了必须正视、面对和彻底解决的时候。我们应该认识到，一些长期习惯性避让的痛点，恰恰应是改革手术刀举起时的最佳落点，只有落刀时稳、准、狠，不走偏，不犹疑，改革才会不贻后患，才能收治本之效。否则钝刀子割肉，诸如“打车难”“看病难”等民生之痛、行业顽疾就会仍将“年年治理年年痛，此恨绵绵无绝期”。

   这次杭州出租车管理改革无论未来效果如何，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改革就得“拆掉思维里的墙”，鸵鸟政策不可取，掩耳盗铃要不得，瞄准那些我们习惯性避让的痛点和核心要害动真格的，方可奏全功。（毛同辉）

——据新华网9月21日

打伞乘凉的“救火书记”何以“引火烧身”

　　陕西省神木县一镇纪委书记开路虎视察火灾现场，并有民警为其打伞10多分钟。此事一经曝光，便引起社会关注。当事书记张志忠回应称，路虎并非自己所有，遮阳伞是执勤民警的，因为没地儿固定，直到有人找来一个桶，在桶中放了沙土后才固定好伞。

　　路虎、官员、忙着给领导打伞的警察，画面一定格，再配以火灾现场的背景介绍，“舆论之火”呼地一声蹿出三尺高，将该官员烧了个“外焦里嫩”。究竟是不是官本位思想作祟尚缺乏证据支撑，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该官员举止失范，有碍观瞻。

　　工厂失火、职工生死不明、家属焦灼等待，这是一个何其紧张、何其痛苦的场景？该官员即便是为了赶时间而搭乘他人的高级轿车而来，也应该及时“原车奉还”；即便是有遮阳伞可供乘凉，也应该主动让给那些内心比皮肤更焦灼的职工家属，这才是领导干部的应有之义。豪车未走、遮阳伞没让，不管该官员是没顾上、是没去想、还是推辞不过，传递出来的形象都是无视百姓疾苦、只顾个人摆谱。

　　官员之过，如日蚀月蚀，人皆见之、人皆评说之。不良形象一经“定型”，任何辩解都显得苍白无力。因为此时的话语权，确切地说是解释权，已经不再掌握在当事官员自己手里。每个围观者都会通过自己的眼睛去观察、都会用自己的大脑去独立思考。此时的该官员，已成“臭鼬手里的胶状物——是屎也是屎，不是屎也是屎”。就连其所属部门亦成“池鱼”，受株连在所难免。一个情理之外的举动换来长期无法抹去的污点，如此教训何其深刻？

　　那么，领导干部应该如何预判后果、真正做到言行得体呢？在我看来，至少要做到将心比心、换位思考。试想，如果官员自己的亲人命悬一线，官员还淡定地坐豪车、喝矿泉水、打遮阳伞，这合适吗，这可能吗？“把群众当亲人”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不能光喊在嘴上，更要牢记在心里，还要体现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上。只有把党长期积累下来的好传统、好作风、好做法内化于心、外显于行，才能在实际工作中多得好评、少得中评、不得差评。（唐晓慧）

——据光明网9月25日

演练出事故，恰证更需演练

　　有时候，会忽然觉得灾难频仍。不久前看过天津港爆炸视频的人们，都会有一种“万一我赶上这事儿”的担忧。于是乎，应急灾难演练就成为一个不是被提起的话题，庆幸的是，有些机关学校确实也着手做了，但不幸的是，甘肃一个中学的应急演练出了事故。

　　据澎湃新闻报道，9月18日，甘肃省天水市人防办联合市内实验中学组织防空疏散演练，为增加现场情境真实性，使用了发烟道具，道具产生故障，释放的烟雾过多。部分学生为了好玩在浓烟集中的地方打闹，没有听从教师劝诫“拿湿巾捂住口鼻快速下楼”。150余名学生出现不同程度身体不适反应，后被送往医院救治，有两名学生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抢救。甘肃省委书记王三运作出批示，要求尽力救治，深入查明病因，确保学生早日康复，并提出要举一反三，严格管理，防止类似事件发生。

　　本来是要为逃脱灾害做准备，结果却在此过程中先受到了伤害，这是任何人都不愿意看到的。按理说，既然是人防办联合学校组织的演练，物料准备和人员组织都应该是最专业的。至少，用的是哪种烟雾、都有多少量、该怎么释放都应做到绝对心中有数。这次事故的发生，固然有学生们没有听从教师引导，嘻嘻哈哈不当回事的因素，却也恰恰暴露出人防办、学校这些单位在组织上和应急处理上的短板。

　　过往，每次天灾人祸发生之后，无论是官方媒体，还是个人自发传播的资讯，总会把其他国家的灾难预警教育拿来与我国做对比。尤其是在看到一些外国大人小孩于地震、火灾到来之际，应对进退有据的场景，每每痛心于我们自己的防灾减灾教育。即便是在一些较为发达的大城市，人们记忆中，也没有很多关于消防演习、地震逃脱的训练。更多的，是每逢119之类的纪念日，需要拿出一些“动静”来的时候，才会由安全保卫部门挑出一些人来，参加一些像是娱乐节目的演练。大家度过一个愉快的上午或者下午，然后领完纪念品回家。

　　成人尚且如此，我们真的没有理由去指斥那些没有按照要求携带湿巾，同时还在烟雾弥漫中仍旧嘻嘻哈哈的学生。虽然地震、火灾、塌楼、拥挤踩踏等事故每年都有不同数量的发生，但是人们没有切肤之痛，总觉得此事距离自己还很远。假如，防灾减灾也被办成了一件从娃娃抓起的事情，小朋友们在幼儿园时期就对此有清醒的认识，还会在中学时因为新鲜有趣而在演练时嘻嘻哈哈、漫不经心吗？每个人都从小被告知“注意安全”，但怎么注意却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总不能每个教训都要由鲜血或者健康换来。

　　但我们也不无担心，由于天水这起事件造成的后果，导致其他地方、其他单位更加不敢、不愿再进行防灾演练。就像过去，因为一些学校带着学生春游出了事故，结果不是反思错误、总结经验教训，反而是导致大面积取消春游。这种因噎废食的做法，如果延伸到防灾减灾演练中，那带来的结果或许就是若干生命的消失。（张丽）

——据《北京晚报》9月21日

财经广角

TPP的最终目的是将中国纳入美国所设定的规则体系

　　TPP原来是四个亚太小国筹划的一个区域协定，在美国小布什总统2008年9月宣布考虑加入之前，TPP（当时名为P4）几乎不为外人所知。这个时间点的选择非常重要，因为这之前一个多月，WTO多哈回合谈判的日内瓦部长会议刚刚宣告失败，总干事拉米召集的七巨头会议（美国、欧盟、日本、加拿大、中国、印度、巴西）没有能够达成一致，美国言辞激烈地高调指责印度和中国应对此负责。这次会议是美国在多哈回合发起七年来投入最大、决心最强的一次，其目的是在小布什总统卸任之前留下积极的遗产。然而，即便美国倾尽全力，仍然不足以打动或者迫使新兴国家接受美国的方案。这让美国深感WTO已经不再是一个自己能够驾驭的机构，已经不能通过WTO来推动其所主张的深度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正是在此背景下，美国才“愤而”转向TPP，寻求与一个小规模的、有相同理念的国家群，打造一个能够由美国引领和控制的朋友圈，制定美国所青睐的贸易和投资新规则。美国一贯宣称TPP谈判的目标是建立高标准的21世纪国际贸易规则，但WTO同样是美国主导创立的、具有全球性、也更具合法性的国际贸易机制，那为什么不在WTO内建立这样的规则呢？因此，从这一视角看，美国抛弃WTO而投身TPP非但不是美国的战略主动，恰恰是美国在实力和霸权相对衰落背景下的被动和次优选择。

　　国人更关心的是中国究竟在美国的TPP战略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Gary Hufbauer曾经说过：“奥巴马总统为什么对一个现有成员只占美国贸易额5%的协议付出如此努力？答案有三个：中国，中国，中国。”（当时日本尚未加入）或许这略有夸张，但无疑TPP的战略目标重心正是中国。但是，这并非如许多阴谋论者所说美国意在遏制或孤立中国，因为如此真是这样，美国就不会让中国加入WTO，也不会支持甚至催促中国改革开放。美国的TPP战略以中国为核心目标有其理性的经济和政治考量。首先，美国没有预期到中国加入WTO后的快速发展，对中国在亚太地区影响力的迅速增长心存疑虑，因此美国需要重返亚太或在亚太经济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以平衡中国的影响。其次，自2006年起，美国对中国在WTO中的表现日渐不满，围绕人民币汇率的争议也逐渐升温，美国认为入世并没有有效消除中国经济体制中的政府干预以及对外资企业的限制。第三，中国在多哈回合中的表现令美国认为中国不支持、不配合美国的意图，中国不是一个可以在国际贸易体制建设上合作的伙伴，但WTO的决策机制又注定美国无法抛开中国来掌控规则的方向。

　　因此，美国主导TPP谈判的一个目的就是甩开中国，制定美国所希望的贸易和投资规则。但这些规则的最终目标仍然是中国，即将中国纳入美国所设定的规则体系，一方面削弱中国特色体制所带来的竞争优势，另一方面促使中国进一步向美国靠拢。这也就注定了美国在TPP谈判阶段不会欢迎中国加入，尽管美国政府一贯宣称TPP是开放的，一些美国学者也多次呼吁中国加入。但美国深知，一旦中国加入谈判，必将以其强大的谈判能力和实力影响谈判进程和结果，使得TPP谈判脱离美国的掌控，正如WTO多哈回合一样。这也是奥巴马总统反复强调不能让中国制定规则的深意。但同时，在TPP谈判结束并生效之后，美国将积极欢迎中国的申请加入。因为正如众多经济学家所说，没有中国的TPP的经济意义是非常有限的。而以中国的庞大体量和在全球价值链和市场中的重要地位，以TPP来孤立或遏制中国也是不现实的。因此，对美国来说，在TPP生效后的最佳策略是尽快吸收中国加入，从而使那些为中国“量身定制”的规则如国有企业、劳工标准等才有真正的用武之地，才能有效促使中国的改变。（屠新泉）

——据光明网10月9日

中国如何破解全球化困境

我们能够看到的经济全球化所面临的问题是，一方面，《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双边投资协定》（BIT2012年范本）、《服务贸易协定》（TISA）、《信息技术协定》（ITA）等，都是打着推行高标准规则的名义，把世界经济划分成一个个排他性的小区域。区域内的经济体能够享受开放平等的贸易往来，而区域外的经济体则被排斥在外。比如说TPP，如果TPP今年能够达成协议，那么就意味着中国出口到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等12个TPP成员国的产品将会受到歧视性待遇，被征收高关税，而TPP成员国之间却享受零关税。这样就会导致企业为了追求零关税而离开中国，到TPP境内去完成TPP成员国之间的外贸。这就是贸易转移效应。另一方面，欧美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产业空心化，因此他们都在着手本国的再工业化，而这种再工业化的方式却更多地依靠贸易保护主义。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企业开始回到美国，欧洲的企业开始回到欧洲，日本的企业开始回到日本，等等。这样就出现了一个贸易本地化的回归趋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美国要力推TPP了。因为美国发现，在经济全球化时期，中国成了一个快速崛起的国家，而美国自己却深陷经济危机的泥潭而难以自拔。但美国并不认为这是自身经济的过度虚拟化而造成经济空心化所导致的必然结果，而是认为其原因在于经济全球化的失控，以及中国的不公平竞争。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全球的外贸需求增长前景不容乐观。

虽然2015年上半年中国外贸进出口的增长是-6.9%，但我们同“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的外贸比重是提高的。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与中国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这些经济体的外贸比重持续增长。这就让中国面临着一个战略上的选择，即把我们今后的商品输出，参与国际交换、国际合作以及国际竞争的主战场从过去的面向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延伸扩展到广大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市场。这就需要我们走好“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

如何在全球经济规则变局中继续使中国保持开放？中国提出了自己的自由贸易区战略。一是立足周边。我们有内地与港澳的《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有大陆和台湾的《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有升级版的中国和东盟“10+1”自贸区，还有涵盖本地区的东盟与中日韩澳新印（“10+6”）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但是，在亚太地区有两个竞争性的自贸区方案，一个是美国的TPP，有12个成员国；还有一个是中国参与主导的RCEP ,有16个成员国。这两个自贸区方案的领军者目前是互不兼容的，他们领导的自贸区方案并没有吸纳对方。如何破解这种局面？中国提出了包括中美及各自自贸区成员在内的亚太自贸区（FTAAP）。这表明，中国的战略实际上是立足周边、开放合作、避免对抗和恶性竞争，从而实现互利共赢的开放地区主义的发展战略。

二是把自贸区辐射到“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自由贸易协定包括货物贸易零关税，取消非关税措施，扩大服务贸易的市场准入，推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以及其他开放措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商签自由贸易区协定，将把开放机会和成果惠及沿线地区经济，进一步增进沿线地区民众的经济福利和消费者剩余。

三是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区网络。澳大利亚是TPP的成员国，如果TPP协议达成，将严重冲击中澳贸易。但在2015年6月，中国同澳大利亚签署了自由贸易区协定。两国签约之后，中澳85%的出口产品在协议生效后立即实现零关税；五至十年的过渡期结束后，澳洲100%的货物贸易产品、中国97%的货物贸易产品将实现零关税。同时，澳大利亚向中国服务业开放并实行负面清单管理措施，并给予中国很好的市场准入的投资条件。这样，TPP协议对中国对外贸易产生贸易转移效应的负面影响就被打破了。（张燕生）

——据《当代世界》10月8日

如何避免我国产业空心化

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引起第三产业比重上升，第一、第二产业比重下降是客观规律；对外投资导致制造业比重下降也是必然趋势。如果对本土制造业没有正确的态度，政策举措失当，就极有可能导致产业空心化。鉴于我国制造业质量还不高、人口红利又快速消失的事实，在对外投资提速的情况下，如何避免产业空心化是一个非常需要严肃认真对待的问题。当前，我国已经成为资本净输出国，在“一带一路”政策的支持下，对外投资很可能加速，这对大而不强的我国制造业而言，是严峻的挑战。为此，应从以下方面支持我国制造业做强。

1.下调制造业企业的增值税税率。从世界范围看，2011年166个国家和地区增值税标准税率的平均值约为15.72%。其中亚太周边国家和地区普遍较低，如新加坡为7%，日本和我国台湾为5%，韩国、澳大利亚为10%，新西兰为15%。而目前我国增值税税率以17%为主，还有其他一些比重并不大的档次，如13%、11%、6%、3%。由此可见，我国增值税税率远高于周边国家，比世界平均税率也高。考虑到我国增值税与国外增值税并非严格对等，计算口径并不一致。如果严格按照国外口径计算，则税率实际上远超17%。高税率导致产品高价格，也必然影响企业的销售和利润。以联想电脑为例，其在全球各地的售价相差10%到20%。如联想的平板电脑IdeaPad K1 Tablet（32GB），美国官网售价为499.99美元（约3149元人民币），而大陆官网售价为3499元人民币。我国生产的联想电脑，出口到美国反而比在国内销售还便宜350元。因此，执行了20多年的增值税税率，在直接税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应当适时下调，以增强制造业企业的竞争力。

2.控制劳动力成本上升过快的趋势。与周边发展中国家相比，近年来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速度很快，对于制造业企业特别是利润微薄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劳动力成本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生活服务成本上升，特别是住房价格十多年来的暴涨，大大提高了劳动力的生活成本。在特大城市，由于劳动者众多，房租不断上升，甚至达到了全部工资收入的六成，自然也给企业主提出了更高的工资要求。而住房和地租成本上升，对生活消费品有加价作用，导致商品销售价上升，进而推动生活消费品价格上涨。由此形成恶性循环，促使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因此，需要抑制房地产价格持续上升势头，从而控制劳动力成本上升。劳动力成本高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企业和劳动者缴纳的社会保险费水平偏高，而工资并不在增值税的扣除范围，对于劳动密集型企业来说是一个巨大负担。因此，政府应尽快通过国有资本划拨社保基金的政策，同时降低企业和个人的负担比重，以降低企业和劳动者的负担。此外，在降低个人社保缴费比例的基础上，政府还应尽快上调个人所得税的免征额，以增加劳动者的实际收入，间接降低劳动力成本。

3.大力培养产业技术工人。以德国为例，在培养技术工人的过程中，德国注重推行双轨制职业教育，即由学校和企业联合展开职业教育。学校负责传授理论知识，企业为学生安排到一线实习和培训。目前德国的培训职业多达350多种，约70%的青少年在中学毕业后会接受双轨制职业教育，每周有三至四天在企业中接受实践教育，一到两天在职业学校进行专业理论学习，培训时间一般为两年到三年半。德国技术工人的平均工资远高于英、法、美、日等国，与白领阶层接近。正是这些技术娴熟的工人帮助德国企业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始终保持强大竞争力。反观我国，尽管政府和企业近年来比较重视对产业工人的培训，但社会还普遍存在轻视技术工人的现象，技师和高级技工存在很大缺口，与我国制造大国的地位很不相称。较差的工作环境，较低的工资收入和社会地位，也使得多数年轻人不愿意进入技术学校，这对我国制造业的长远发展是极为有害的。因此，必须改变技术工人的待遇状况，使青年人愿意成为产业工人。

4.应围绕制造业发展服务业。这是防止产业空心化的重要一环。德国和日本的三次产业结构几乎完全相同，服务业占了69%的比重，但德国的服务业中存在大量的为制造业服务的生产性服务业。在德国，第三产业主要是依附第二产业出现的服务业，比如对德国所生产的机械设备而产生的整套技术解决方案，为企业提供的培训、设备的调试和售后服务等，这些服务业是不可能离开德国的制造业而单独存在的，客户在购买了德国的产品后，也就自然会选择德国的服务。而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水平不高、结构不合理等问题突出，亟待加快发展。所以，借鉴德国的经验，我国也应加快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主的服务业的发展，比如商务服务、研发、设计、软件、信息服务、中介、物流配送等。（张娜，邱奇）

——据《红旗文稿》9月24日

高铁全球竞争时代来临

日本在印尼高铁竞争中出局！《日本经济新闻》以“中国高铁出口夙愿将达成”为题报道了印尼总统佐科的特使通报印尼将放弃日本高铁方案的消息。在中国和印尼公布消息之前，日本就宣告自己出局的信息，足见日本朝野上下的失望之情。中日在印尼展开的高铁竞争只是全球高铁时代来临的征兆。高铁，不仅具有商品属性，还有金融和地缘政治的属性，正因如此，高铁竞争绝不仅仅是商业竞争，而是国家实力的竞争与合作，进而言之，高铁已经成为经济外交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印尼要修建的雅加达到万隆的高铁只有140多公里，就是这么一段高铁，中日之间进行了多轮反复竞争，而最获利的就是印尼。中日两国都有意在东南亚加强基础设施出口，高铁这种比较“稀缺”的技术和设施居然呈现出“买方市场”的特征，中国、日本、法国、德国等国都是高铁技术大国，但是这种技术和设施却没有在全球普及，不是供应太多，而是需求太少。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无力或者还没有准备好迎接高铁。对任何一个高铁出口国来说，印尼100多公里的项目值得一搏，因为这是一个市场的开端，更是战略布局。

印尼在高铁的问题上几经反复，日本媒体认为印尼在中日之间搞平衡，从中渔利，这种分析也不无道理。如果换个角度可能更贴近现实，9月初，印尼宣布放弃高铁方案，而是要修建“中速铁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印尼没有那么多预算。直到中国提出的高铁方案可以让印尼政府“免责”之后，印尼再次下了修建高铁的决心，因为印尼政府无需动用政府预算，也不用为融资提供担保，而是企业之间的合作。日本政府曾经计划向印尼提供巨额贷款，但是佐科政府上台之后，并没有将其纳入五年基础设施建设规划之中，日本的计划研究落空了。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在9月29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在无需对方政府的财政债务和债务担保的情况下推进项目是超出常识的。日本会不会为了抢占高铁市场而修订政府援助开发的“常识”呢？

高铁时代正在徐徐拉开，中国拥有的高铁里程占全球的一半以上，中国高铁的运营成果本身就是一张名片，如果它不可行或者不可靠，为什么中国会如此大力修建高铁呢？而日本也是将新干线几十年的运营成绩作为营销的筹码，中日之间的竞争焦点已经超越了技术层面，而是国家整体实力的竞争。中国高铁战略的成功来源于国家战略意志，而其他国家未必有中国政府的融资与财政能力。高铁出口需要与之相匹配的金融合作。中国企业拿到印尼的高铁项目，中国的资金也跟着走出去，最终还是中国政府的信用为这个项目背书，当然，亚投行的建成也为这些项目融资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如果没有政府信用的担保，仅仅依靠企业恐怕难以承担风险。高铁是一种基建出口，除了商业风险之外，还有政治和社会等多方面的风险。

高铁出口也是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一环，除了亚投行之外，中国还设立了丝路基金，新的金融架构也为高铁出口提供了资金保障。高铁不仅是技术密集产品，也是资金密集的产品，本身就内含着金融属性。基建走出去，也是中国高额外汇储备的多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高铁时代正在来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高铁正在进行招标，吸引了全球几十家企业参与其中。融资模式将成为这一轮高铁竞争的焦点，“买方市场”的特征将迫使各个高铁出口国承担更多的风险与成本。

高铁也具有网络外部性效应，只有建成高铁网络，才能凸显出高铁的速度优势。高铁带来的地缘政治效应不亚于马镫的出现，跨国高铁网络的出现将会形成更加绵密的贸易网络，成为财富与权力的新载体。高铁时代刚刚开启，而先入者当然可以确立标准，拥有先发优势。高铁的竞争不是产品的竞争，而是网络的竞争，远远超越贸易层面，而具有了地缘经济的含义，高铁网络的延伸是构建新丝绸之路的核心所在。高铁所具有的三重属性，让高铁竞争更加复杂和迷离，日本的出局在很大程度上是没有适应这种新的竞争时代的来临。(孙兴杰)

——据《南方都市报》10月2日

李嘉诚的“走”或是中国经济之福

　　亚洲首富李嘉诚近日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其去留也成为媒体讨论的热点。过去一年多，李嘉诚抛售资产累计套现超过800亿元人民币，其近三年套现国内资产金额达上千亿元。一边是接连抛售香港及大陆的资产，另一边却大手笔在欧洲置业，李嘉诚旗下资产“脱亚入欧”的意图明显。

　　李嘉诚的动向一贯备受媒体瞩目。近日内地一家智库发表了题为《别让李嘉诚跑了》的文章，更是在短时间内引爆舆论。这篇文章批评李嘉诚在中国经济的敏感时刻不停地抛售资产，并做出旗下公司全部外迁的举动，认为这是“过桥抽板”。网民的意见则是针锋现对且旗鼓相当。有人认为李嘉诚在大陆凭借优惠政策大赚其钱，确实不能想走就走。也有观点认为，在商言商，不能从公共层面对李嘉诚进行道德绑架，资本是逐利的，只要合法合规，李嘉诚及其资本理应来去自由。

　　一篇文章掀起一场风波，可见李嘉诚的“走”触碰了无数人的痛点。一部分人对文章敏感，是因为其见诸于具有官方色彩的智库，一句“别让他跑了”让许多富人不舒服甚至紧张。其实这篇文章并没有特别的背景，更不代表官方态度，文章发表后该智库很快撤稿。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也做出澄清，指出改革的目标就是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形成更加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官方表态让一些人的痛点得到了抚慰，但李嘉诚带来的困惑还远未消除。我们可以大喊这样的口号——“把国家建设得更好，让明天的李嘉诚们遗憾去吧”，但我们心里依然是惴惴的，毕竟亚洲首富李嘉诚“超人”的名头绝非浪得。香港商界流传着这样一句投资格言：“当李嘉诚抛售时不要购买”。回看李嘉诚的财富增长之路，他确实精于低买高卖，经常在行业接近高峰时套现，再转战下一个商机。李嘉诚的“走”，引人关注并令人惴惴的根本原因是，他是否用脚投出了对中国经济的不信任票。

　　看问题要看本质，看人也是如此。李嘉诚本质上是商人，而且是个地产商。尽管李嘉诚的商业帝国目前包罗万象，但他是通过房地产起家的，而李嘉诚近年在大陆抛售的资产，几乎都与地产相关，要么是大宗物业，要么是地产公司股权。由此可见，李嘉诚的不信任票主要是投给房地产业的。长期以来，中国经济依靠投资拉动，房地产成为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对房地产的长期依赖，已经让很多人产生了这样的错觉：房地产不行了，中国经济就不行了。

　　结合中国经济走势，以及内外环境，我们可以试着推演房地产业的未来走势。房地产是资金密集行业，资金供给及利率水平对其影响重大。过去不到一年时间里，央行连续降息，中国一年期存款利率已降至1.75%，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低利率水平。在此前提下，近期的房价水平略有回升。如此强刺激，只换来一些小反应，足以证明中国房地产长期景气欠佳。如果接着往下推演，几年后，中国进入下一个加息周期时，房价水平下降应是大概率事件。那么，中国在什么情况下会加息？自然是在转型初步完成、实体经济在消费拉动下回暖复苏的时候。由此可以得到结论，未来中国经济走势与房地产的景气，很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负相关。

　　李嘉诚的“走”，说白了是一个地产商的出走。这是个坏消息吗？当然不是，中国经济已经被房地产绑架很久了，李嘉诚的“走”应该是一次不大不小的松绑，对转型中的经济甚至可能是个福音。中国需要松绑，需要卸下房地产这个包袱，这样成本才能降低，社会才能更具活力和创造力，中国经济的再出发才能得以实现。（樊大彧）

——据《北京青年报》9月22日

波音公司为何要在中国建厂

据报道，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中美双方签署了“737完成及交付中心”迁往中国内地的协议。虽然知情者透露，在中国内地加工的半成品“绿飞机”不涉及客机核心技术，但一向对中国实施严格技术封锁的美国做出这一决定，还是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所谓“绿飞机”是指完成总装、可安全飞行，但未安装内设和喷漆的飞机“壳”，因喷上防腐绿漆而得名。而交付中心就是对“绿飞机”进行客舱安装、外部喷漆，然后交付客户。这是波音飞机制造链的最后一环，并未涉及核心技术，但美国让中国在更大范围内参与到日渐全球化的民航制造业中，表明在大飞机制造领域，美国对中国的严苛技术封锁，已经出现松动迹象。

美国允许在中国内地设立集各种高端技术于一身的民用大型客机交付中心，绝非一种偶然，而是出于对中国制造业水平快速提升的一种尊重。自2006年起，中国政府在科研创新上的投入绝对值达到世界第二，高端制造业形成了系统的人才输送体系、研发体系、生产制造体系，完成了从追赶状态向与国外同台竞技的蜕变，在诸多领域充满活力，甚至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具体到大飞机制造领域，中国启动了近20项关键技术科研攻关，已经在与大飞机研制相关的一些关键技术上，陆续有所突破。而且，中国也已经找到发动机和新材料等发展大飞机项目最大技术障碍的解决办法，经过测试，中国自主生产的发动机性能指标已经接近世界先进水平。

中国航空技术正在从单一技术领域的突破，转向诸多方面技术创新下的领先，在一些重要制造领域，中国已经与美军达到同步研究、同步试验和同步立项研制的程度，在个别技术领域，甚至已经实现全面技术跟踪，项目的研制进度仅仅落后美国几年。中国正在成为全球航空制造链上的重要一环，波音公司当然不愿意做出战略误判，错失中国这个巨大市场，此时决定在中国内地设立“绿飞机”交付中心，既是对中国市场的关注，更是对中国大飞机制造技术水平的高度认可。

实际上，在此之前，美国惠普就已决定增资1500万美元，将其控股合资公司成都艾特航空制造有限公司搬迁至成都高新区，并准备将其产能扩建一倍；全球领先的德国发动机生产商MTU航空发动机公司也宣布在上海正式设立代表处，与中航工业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签订谅解备忘录，在未来合作研发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发动机。在大飞机等高端制造领域，中国已经实现了从积极寻求与国际大牌公司合作，到国际大牌公司竞相与中国合作的转变。

目前在世界范围内，虽然，中国大飞机生产与世界知名航空企业相比，在人才队伍、科研能力、市场营销与客户服务体系等方面还存在一定差距，但中国大飞机制造业已经显示出足够潜力，成为国际大飞机市场上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只是时间问题。（谢永亮/军事科学院博士研究生）

——据《新京报》9月25日

观点摘编

中国经济增长到底

达到了什么水平？

中国GDP总量去年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是超过63万亿人民币，折算成美元，按照汇率法则算大概是9.8万亿美元，占全球GDP12%以上，排全球第二位，人均GDP是4.7万多元，折成美元是7500多，是上中等收入国家。但是货币基金组织按照购买力平价折算，中国GDP在2014年年末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货币购买力平价有很大局限性：但凡收入水平、物价水平比美国低的国家，按照这个方法折算，往往会高估这些国家的收入；但凡收入水平、物价水平比美国高的国家，用这个办法估算就有可能低估这些国家的收入。因此用这种办法换算，很可能高估中国的收入。我认为，从大的趋势上说，中国现在是上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这个判断还是符合中国实际的。（刘伟/据《北京日报》9月21日）

供港食品内销，

最严监管也要“内销”

我国供港食品长期保持99.999%合格率。不独供港食品，我国其他出口食品质量，同样也拥有接近完美的合格率，如据《中国的对外贸易》，“2010年中国出口美国的食品合格率为99.53％，出口欧盟的食品合格率为99.78％”。但与此相应的，内地销售的食品质量状况，即便是依据官方统计数字（更不用说消费者的实际感受了），却明显要逊色得多。如据国家食药总局数据，2014年内地食品抽检样品合格率94.7%。2015年上半年，合格率为96.3%。而据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君石介绍，内地食品总合格率仅为“90%以上”。同样是内地生产的食品，供港食品合格率之所以能接近完美、远超内地食品，并没有什么特殊的秘诀，无非还是因为：较之内地食品，针对供港食品的监管更加严格。此前中央一直反复强调，“要用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要想充分确保内地“舌尖上的安全”，治本之计只能是，真正按“四最”标准，让内地食品安全监管与供港食品的监管保持一致，统一长期“内外有别”的食品安全监管。（张贵峰/据《羊城晚报》9月25日）

狠罚占用“生命

通道”应常态化

　　这个黄金周，被称为“生命通道”的高速应急车道再次成了违法重灾区。短短几天，6万余起违法行为，而未被查处的数量远远高于这个数字。就在相关部门严惩狠罚占用应急车道的同时，悲剧已发生。

　　应急车道的重要性人尽皆知，交通法规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年年严查严惩，年年泛滥成灾，这就是目前的现状。尽管违法占用应急车道的理由五花八门，但说到底还是没把法律法规当成一回事，那么执法者最该反思。换言之，如果不建立严格执法的常态机制，不在平时下足功夫，黄金周出现违法占用“生命通道”泛滥现象几乎是必然的。（陈广江/据光明网10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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