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要目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领新常态/龚雯 许志峰 王珂
在“十三五”开局之年，如何认真学习、深刻领会、正确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如何围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做好全年经济工作？新年伊始，权威人士接受《人民日报》独家专访，全面解读、深入阐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互联网经济不能“野蛮生长”/杨朝清
“快播案”给当下方兴未艾的互联网经济补上了一堂法律课，需要公众更多的支持与社会认同。
我国互联网提前遭遇中等收入陷阱/方兴东
我们面临的最大的威胁就是美印形成合围，中国将受到美国高端市场和印度低端市场两边夹击，可能被困在最尴尬的不上不下的中端市场，中断中国互联网的全球崛起。
没有人能替你负责孩子的未来/南桥
一些父母只管挣钱，许孩子一个财务安全的明天，却忘了可以用心培养的今日。
目录
经济工作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领新常态/龚雯 许志峰 王珂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适应了当前经济形势的需要/刘元春
把握地方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着力点/杨丹辉
财经广角
互联网经济不能“野蛮生长”/杨朝清
我国互联网提前遭遇中等收入陷阱/方兴东
那些大佬们的“墓志铭”应被铭记/毕舸
“换美元潮”别成第二次“大妈抢金”/肖磊
百家杂谈
没有官员腐败就不会有黑势力存在/马涤明
找不到“强拆者”比强拆更危险/光明网评论员
没有人能替你负责孩子的未来/南桥
在华十五年的法国记者何以仍然“误读”中国？（下）/宋鲁郑
经济工作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领新常态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在“十三五”开局之年，如何认真学习、深刻领会、正确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如何围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做好全年经济工作？新年伊始，权威人士接受本报独家专访，全面解读、深入阐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含义是什么？权威人士认为，从国情出发，不妨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样一个公式来理解，即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要消除认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实行需求紧缩、就是搞新的“计划经济”这两种误解。
当前为什么要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权威人士指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综合分析世界经济长周期和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及其相互作用的基础上，集中全党和全国人民智慧，从理论到实践不断探索的结晶。这是大势所趋、形势使然，是正确认识经济形势后选择的经济治理药方，也是问题倒逼、必经关口，是解决中长期经济问题的根本之道。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各项工作重点应当怎么转变？权威人士表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要努力实现十个方面工作重点的转变。各地区各部门都要以“十个更加注重”为标尺，对不上的事不能再干，对得上的事要加把劲干，努力化大震为小震，积小胜为大胜。
在这次改革中，如何正确把握宏观经济政策的总体思路？权威人士说，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要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五大政策支柱”，即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五大政策支柱”整体融合、有机结合、相互配合，是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更好的环境和条件。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哪些重点任务？权威人士指出，战略上要着眼于打好持久战，坚持稳中求进，把握好节奏和力度；战术上要抓住关键点，致力于打好歼灭战，主要是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重点任务”，既要有绵绵用力、久久为功的韧劲，也要有立说力行、立竿见影的狠劲。
社会能否承受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带来的一些冲击？权威人士坦言，阵痛不可避免，但也是值得的。阵痛是可承受的，但切不可大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一个窗口期，但窗口期不是无休止的，问题不会等我们，机遇更不会等我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不得不迈过的坎、不得不闯过的关，必须加快步伐，加紧推进。
怎样确保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预期成效？权威人士强调，要深化认识、下定决心，硬碰硬地干下去。必须加强和改善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排除干扰，心无旁骛，牢牢把握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几个重大原则，即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形成合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龚雯 许志峰 王珂/记者）
——据《人民日报》1月4日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适应了当前经济形势的需要
2015年我国宏观经济总体疲软，各种结构指标出现深度调整，虽然局部经济有稳定的倾向，但回暖动力仍然薄弱，在这样的经济形势和结构性矛盾下，要实现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需要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世界经济不平衡的逆转和基本参数的变化决定了“取长补短”式的供给侧增量调整与存量调整将是本轮危机治理中的基本政策定位。在当前的情况下，我国存在一些大型国有企业，尤其是钢铁、煤炭、有色金属等亏损行业企业，以及地方政府出于维稳压力而给予特殊保护的“僵尸企业”，阻碍了要素向更有效率的供给流动。应该在供给侧让大量的“僵尸企业”进行市场出清、对高债务企业进行债务重组，对银行以及相关企业的资产负债表进行实质性的重构。对于这些问题，在存量调整基础上的“积极财政政策+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强监管”是我们走出困局的核心措施。能否有效解决这些存量问题是决定中国宏观经济能否真正企稳回升的关键性因素。在增量调整方面体现为供给短缺的非贸易品部门进行大幅度的增加投资和供给，表现为各类服务供给的提升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在这个调整中，特别是在存量退出的进程中将产生大量的外溢效应，可能引发总量性的需求不足和结构性的萧条，这些现象的出现就需要全面启动需求侧管理。
第二，全面启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需要配合需求管理政策。近期出现的进出口增速大幅度回落进程中贸易顺差大幅度反弹的现象——“衰退式顺差”，说明全面启动供给侧管理和改革的同时，还需要重新定位需求侧管理政策，进一步积极的需求管理政策具有必要性。此时，有一种内部体现为私人投资需求的不足、外部体现为衰退式的贸易顺差的“双萧条”困局需要解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法：一是消费的提升；二是结构性的投资提升政策；三是启动全面的减税政策和扩大支出政策，扩大财政赤字的规模，这是改变“衰退式顺差”的一个短期关键。
第三，鼓励技术进步和创新发展，提高要素供给效率。技术进步和创新是经济实现长期增长的条件，而我国这方面的发展仍然滞后，缺乏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能力薄弱，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我国需要进一步通过差别化政策推进新兴产业的发展，进一步从体制机制上促进创业、创新活动，通过大规模采取创业创新促进政策，强化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扶持，谨慎甄别创新中的风险，防止新兴产业泡沫的形成。还应当吸取以往我们在新兴产业、创新活动中失败的教训，谨防短期行为和寻租活动的发生。另外，要素供给效率的提高主要是通过推动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提升、知识增长等要素升级来实现，由技术进步和创新发展带来的要素供给效率的提高，将促进我国经济的中长期稳定增长。
第四，积极构建新的激励相容的改革动力机制。新阶段要充分发挥市场的自动调节作用，通过价格机制调整、简政放权、放松管制等方式激发各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构建出新一轮激励相容的动力机制，这是我国宏观经济能够实现触底反弹的关键。
总的来说，面临世界经济低迷和中国内部结构性矛盾的凸显，仅依靠需求侧管理的宏观调控政策已经难以满足经济持续增长的需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适应了当前经济形势的需要。（刘元春/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
——据《人民论坛》1月5日
把握地方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着力点
“一带一路”建设不仅引起强烈国际反响，而且得到国内各地的积极响应。在各级政府主导下，“一带一路”建设很快成为国内相关地区聚合各类资源、提升区位优势的现实推动力。
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热潮中，因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对于“一带一路”建设所蕴含的区域发展机遇，中西部地区和东部省市的判断与把握自然会有差别，但各地政府都对“一带一路”建设将释放的“发展红利”有较高期待。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一再强调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但一些地方政府将“一带一路”视为新的“政策洼地”，甚至把“一带一路”建设当作跑马圈地的新渠道和传统招商引资的新招牌。一些地方的“一带一路”规划未经科学论证就匆忙出台，甚至炒作概念，犯“规划折腾”之忌；少数地方热衷于在所谓“一带一路”的“起点站”“桥头堡”上造声势、做文章，缺乏实实在在的发展举措。
“一带一路”建设中出现的偏差，实际上是“增量改革”思维仍在延续的结果。过去30多年，我国市场取向改革采取的是渐进式增量改革模式。这种改革模式符合改革开放的初始条件，成本较低，对经济社会稳定的影响和冲击较小，但“增量改革”先易后难的路径也决定了旧体制中的沉疴痼疾长期存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正是要打响解决体制机制深层次矛盾的攻坚战。然而，由于存在路径依赖，一些地方政府尚未转变思维定式。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他们不愿涉改革深水、啃掉要素跨区域配置这类“硬骨头”，而是倾向于为经营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向中央要政策、要资金、要优惠，执着于避重就轻的“制度套利”。
应当看到，“一带一路”建设作为我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其支撑体系设计和政策工具选用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已经有了很大差别，传统的土地、税收、要素价格等方面的优惠措施以及各种形式的选择性补贴，其运用空间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如何统筹新阶段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与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任务，对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来说，既是重点，也是难点。实际上，从区域层面看，“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是如何“通”。规划通、信息通、资金通、物流通、人员通，惟这“五通”方可使“一带一路”建设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效应落到实处。为此，必须谨防“一带一路”建设中国家利益地方化倾向，对“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方式给出“负面清单”式的清晰导向，引导地方政府形成更为理性的政策预期。地方政府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应摆脱路径依赖，立足政府职能转变和制度创新，把对接“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放在营造环境、提供服务、培育需求上，加快突破阻碍“五通”的体制机制束缚，不断推进要素流动便利化。
需要强调的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绝不能忽视市场的作用。无论在国际还是国内层面，也无论基础设施建设还是产业梯度转移，只有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才能使陆海两条古老的丝绸之路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以新的形式把中国同亚欧国家的互利合作不断推向新的高度。因此，在自上而下落实顶层设计的同时，应下大力气培育自下而上的机制，充分激发民间投资主体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夯实新时代地缘战略合作的民间基础，从而使共商共建的“一带一路”更具弹性、更加开放，促使“一带一路”真正成为构建平衡、多元、协同区域发展新格局的战略载体。（杨丹辉/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资源与环境研究室主任）
——据《人民日报》1月13日
财经广角
互联网经济不能“野蛮生长”
北京海淀区人民法院近日审理了“快播案”，由于微博、门户网站对庭审进行直播，加上网友广泛参与及媒体多角度的报道，此案连日来成为舆论焦点。1月10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言人姜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坚决支持对“快播”涉黄案进行依法查处。
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缩减了彼此之间的连接距离，让当今世界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互联网不仅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也对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然而，互联网作为一个开放的公共空间，也会在某种意义上陷入“公地的悲剧”，遭遇涸泽而渔的开发与利用。真实与虚假共生，私利与公益并存，各类信息鱼目混珠，各类用户良莠不齐，互联网也会沦为是非地和名利场。一些缺乏规则意识和公共精神的商家，利用互联网平台，从事一些背离法律规范的生意；尽管这样的做法能够“生财有道”，却难免要接受法律的规训与惩罚。
正如姜军所言，所有利用网络技术开展服务的网站，都应对其传播的内容承担法律责任，“依法治网、依法办网、依法上网”已成为互联网业界和全社会的普遍共识。任何在网上传播淫秽色情信息的网站、提供淫秽色情信息服务者，都要为此承担法律责任。当事人即使能言善辩、巧舌如簧，却难以掩盖其背离法治精神的价值底色。
在物质生活渐次丰盈的当下，一些人的精神家园却荒芜甚至杂草丛生。面对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的冲击，有些人陷入了“口袋满当当，脑袋空荡荡”的价值迷失和精神失衡之中。为了博取眼球，将注意力转化为财富、关注度、名气等社会资本，一些商家不惜剑走偏锋、铤而走险，在道德、法律和人性的边缘地带不断堕落。
“发展的列车匆匆驶过精神的站台，现实的变化把心灵的地图抛在身外”，诗意的表达，道出令人痛心的“价值失落”。思想的迷茫和精神的空虚，让一些人在互联网上自说自话、自行其是；殊不知，这样的任性而为， 早已触碰了法律的红绳。“快播案”犹如一面镜子，给少数抱有投机、侥幸心理的商家敲响了警钟。
只有塑造一个健康的互联网环境，让网络运行进入法治化、规范化的轨道，才能让公众更好地享受互联网的便利与美好。这一切，不仅需要互联网管理部门延伸触角，健全实施操作系统，减少违规违法行为的生存空间，也离不开广大网民的参与。说到底，每个网民既是优良网络环境的受益者，也是其建设者，需要为此支付一定的成本。
在法治建设不断深化的当下，互联网不能成为法外之地。只有扎紧制度的篱笆，让“害群之马”得到有力的惩戒，提升违规成本，社会规范才会更有震慑力和约束力。从这个角度上说，“快播案”给当下方兴未艾的互联网经济补上了一堂法律课，需要公众更多的支持与社会认同。（杨朝清）
——据新华网1月10日
我国互联网提前遭遇中等收入陷阱
迄今为止，人们对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关注，主要聚焦在中国的现实领域。如今，担忧中的增长放缓、创新乏力和发展受阻，却在2015年开始突袭中国最具活力和优势的互联网领域，冲破了人们的常识和意料。在政府将互联网发展战略和政策支持提升到前所未有高度之际，在全国上下一涌而去、大干快上的背景下，在近乎全民性的风险投资和股市疯狂的浪潮中，在前所未有之多的资本涌入互联网之时，中国互联网的表现却让人大跌眼镜。
目前暴露出来的症状包括：首先，中国互联网的风向标BAT，2015年增长明显减速，第一次齐齐掉入30%以下区间。三个企业市场价值距离高点总共下滑2000亿美元，几乎是整个互联网产业市值的三成。相反，进入饱和期的美国互联网相对应的三巨头，市值总共新增3000亿美元，谷歌市值顺利突破5000亿美元，Facebook和亚马逊市值先后突破3000亿美元，使得最近5年差距不断缩小的中美互联网第一次拉大了差距。第二，在BAT垄断、主导下，互联网产业生态走向恶化。2015年，BAT幕后主导下的各种合并频繁出现，但是这些合并显现的是创新乏力、增长停滞，大多是通过合并放弃竞争、消除竞争。第三，刚刚崭露头角的中国互联网全球化明显受阻。中国虽然是网民数量第一大国，但也只是占全球1/5而已，美国互联网企业全球化的高歌猛进，必将进一步侵蚀和挤压中国本土互联网的发展空间。这一点，反映在全球网络中文内容的比例下降，从5年前的7%下滑到今天的2%左右。也就是说，如果从网上内容的角度看，中国市场只占全球市场的1/50而已，将越来越沦为边缘化的市场。第四，互联网+战略、“双创”政策的力度史无前例，政策资源无与伦比，但是从业者的第一感知却是创业创新开始进入寒冬。最后，也是最关键的是，下一个6亿网民发展进程受阻，农村互联网的发展进入冰冻期，中国互联网新增网民比例降至历史最低点，新兴动力趋于衰减。过去从来不会受制于国家宏观经济的中国互联网，在2015年没有如我们所愿，呈现不进则退的整体表现。
互联网发展危机的核心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创新危机。在中国，互联网不仅仅是创新的源头，更是整个经济和商业转型的创新引擎，是中国社会变革的催化剂，是助力中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驱动力量。如果互联网发展遇阻，那麻烦就大了。因此，如何借助国内移动互联网爆发的优势，继续赢得5-10年的发展机遇期，避免创新引擎熄火，应该被提升到极其重要而紧迫的战略高度。
中国互联网创新危机的根源是综合性的。第一，BAT本身创新弱化，除了腾讯微信继续保持良好态势之外，阿里和百度的新突破乏善可陈。第二，产业过度集中化，垄断下的PC互联网已经基本完成分割化，产业的创新活力严重受抑制。第三，由于国外企业掌控操作系统和应用商店，国内企业掌控终端、软件和分发渠道，移动互联网被层层分割，走向封闭，巨头忙于构筑护城河，打造精致的花园，新兴力量崛起越来越难。第四，在超级平台和超级应用主导下，用户和应用呈现集中化趋势，进一步固化封闭的格局。第五，中美互联网没有形成更紧密的优势互补，也没有形成相互竞争的良性局面，政治化冲突此起彼伏。第六，互联网治理战略和政策缺乏与时俱进的开放性和创新性，一定程度上也挤压了创新空间。第七，政府鼓励政策用力过猛，改变了原先主要由市场支配资源的局面，而且各地一拥而上，同质化现象明显加剧。第八，反垄断法在互联网领域需要发挥更大的法律威慑力。第九，长期形成的各个领域的许可证准入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固化了原有的先发优势和既得利益格局，提高后来者进入门槛，导致创新衰落。
只要战略得当，顺势而为，我们可以乐观预判，下一个20年，中国必将成为全球互联网的中心。尤其是下一个10年，堪称中国互联网全球崛起的最佳机遇期。无论是国家战略的重视程度，还是我们20年形成的产业发展良好势头，以及全球新增网民从发达国家为中心转向以发展中国家为中心的有利趋势，这一切都是中国互联网迈入新的黄金时代的有利条件。但是，中国互联网2015年的表现值得政府警惕、业界反思以及学界认真研究。
2015年的各种异常应该不会改变中国互联网的历史使命，但是却给我们一个非常严峻的警示。全球下一个30亿新增网民，将是中国崛起的最佳机会，我们对此绝对不能掉以轻心。我们的美好绝对不是板上钉钉的。2015年，印度新增网民1亿多，不但是全球第一，而且一举超过了中国历史上的最大增量。中国互联网爆发的时代，一年也就是新增八九千万网民。未来几年，印度网民每年都可能新增1亿，3-5年之后整体网民数量与中国基本持平，甚至可能超越中国。目前，印度不但年新增网民数高于中国，而且移动互联网流量的比例高于中国，农村网民的增速也超过中国。
全球互联网格局中，现在是中美两极，还没有可以相提并论的第三极。但是，5年之内，印度一定会爆发式崛起，形成美国、中国和印度三足鼎立的新格局。我们面临的最大的威胁就是美印形成合围，中国将受到美国高端市场和印度低端市场两边夹击，可能被困在最尴尬的不上不下的中端市场，中断中国互联网的全球崛起。这绝对不是耸人听闻，而是正在发生的事实。
总之，如果我们在互联网发展战略和中美网络合作方面出现战略性失误，中国互联网将一不留神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可能错失千载难逢的战略性机会。 (方兴东/互联网实验室创始人)
——据《21世纪经济报道》1月7日
那些大佬们的“墓志铭”应被铭记
2015年已成过去时。这一年，对于中国股市来说，只能用大起大落四个字来概括。曾经有过的5200点高峰昙花一现，接下来就是持续震荡。与过往的股市故事不同，2015年的股市反腐掀起阵阵高潮。以公安部进驻为标志，不少风光一时的股市资本大佬纷纷落马，那位穿着阿玛尼白大褂的徐翔，无疑是大佬江湖告急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样本。
纵观2015年倒下的股市大佬，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违背股市正常规律、被投机热潮冲昏了头脑，比如2015年7月，私募大佬刘强跳楼身亡。据媒体报道是因为刘高危满仓做多期指和配资买股票，导致在股市暴跌中最终破产，因此于绝望中选择不归路。
另一种则是触犯了“天条”。徐翔的故事已无需多说。2015年10月底，国信证券总裁陈鸿桥自杀。抛开他曾为已经落马的证监会主席助理张育军副手这一历史渊源，更传出国信证券涉嫌因股指期货放空单及为客户融券卖空提供便利而被通报，管理层也因此被约谈。陈鸿桥之前意欲出境，发现自己已被实施边控遭劝返。他到底是因为以上哪种原因而自杀，目前还不得而知。但就上述几大问题来看，无疑暗指背后所勾连的“人祸”。可能随时而至的法律惩戒风险，让这位投行高管做出了如此抉择。
滥用杠杆，是人性贪婪冲垮了理性防线；内幕交易，恶意做空，则是为了牟取私利而不择手段，最终被股市反腐风暴席卷而去。在本期的上市公司周刊中，我们看到的是，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20年来，股市经历过周而复始的涨跌循环，每一次上涨，获益的总是少数人，而每一次下跌，换来的却是绝大多数普通股民的血汗钱流失，不少人甚至倾家荡产。在此过程中，确实有资本大佬被揪出而获罪，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股市的结构性弊端一日不革除，价值投资理念总是让位于所谓做多做空的短期投机逐利心态，甚至于过度的行政干预与过松的司法监管并存，都会让股市无法从不健康的生态中摆脱出来，也就始终会有人希望成为下一个大佬。哪怕那些倒下的资本大佬，他们当然是股市投机的一时得利者，但从另一角度而言，难道不也是其泡沫破灭时的陪葬者？
2015年，这些资本大佬的墓志铭应被铭记。风控是基本的投资法则，而在中国股市中，风控则已超越一般性的经济学概念，理应上升为每位投资者的人生信条。投资者必须对自我有清醒的认知，不要试图去操纵市场甚至制度，否则只会被市场和制度所抛弃。投资者同时要学会敬畏股市内在规律——没有业绩基本面作为支撑的个股或大盘暴涨如同悬在云端，随时都会跌落。那些不断被热炒的概念、坐庄以及政策托市，随着中国股市改革的深入逐渐失去其生存基础，依旧把幻想寄托于此，只会遭至更严厉的惩罚。
这其实是我替倒下大佬代拟的墓志铭——用那句已经广为流传的话来说，你是怎样，你身后的股市就会怎样。投资者个体千万不要以为自己多么厉害，掌握多少资金和所谓内幕，就可以为所欲为。违背时代发展趋势，以为可以逍遥地游走于制度边缘，最终将承受应有的代价。2016年，希望股市不再有所谓的大佬，没有人再为了这一妄念而继续踏上不归路。这才是股市最大的利好。（毕舸）
——据《新京报》1月4日
“换美元潮”别成第二次“大妈抢金”
2015年，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贬值5.87%，全年外汇储备减少5127亿美元，是自1992年以来首次下滑。尽管外汇储备的减少基于多种原因，但超过5000亿美元的名义降幅确实令市场吃惊。进入2016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贬值更加明显，尤其刚刚公布的2015年12月经济数据显示，12月外汇储备减少1079亿美元，再创新高。
无论从人民币对美元贬值的实际数据，还是外汇储备大幅减少带来的预期影响，国内民众对人民币贬值的担忧开始加剧，正如当年大妈抄底黄金引发热潮一样，这一次的“换美元”潮似乎再一次激起羊群效应。
当然，跟2013年中国大妈大举买入黄金以期获得“增值”收益略有不同，当前民众对“美元”的需求基本上都是出于“保值”的目的。但这种“保值”实际上更多的是来自对人民币“贬值”的不了解。
外汇市场跟商品市场有很大的不同，人民币升值或贬值，不仅要靠对美元汇率走势，还需要看其实际购买力。如果人民币能够买到更多的欧元、英镑、日元等，对美元汇率的走低实际上并不会影响到人民币的币值。跟俄罗斯卢布、阿根廷比索、南非兰特、巴西雷亚尔等相比，人民币计价的国内物价目前依然十分稳定，并未因人民币对美元的贬值而出现上涨。就在人民币对美元出现贬值的最近两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2014年和2015年分别上升6%、2.79%，人民币相对全球一揽子货币来说，其购买力依然在上升而非下降。
关于换美元能否真的对冲掉人民币贬值风险的问题，首先要搞清楚人民币贬值的两个前提。第一，以人民币计价的物价处在上升区间；第二，去境外旅游、购物、投资、上学等成本显著升高。关于第一个，目前看，中国的物价指数并不高，上个月CPI为1.6%，按照各银行利率上浮数据，大部分银行一年期定存的利率最低的也超过1.8%，更不要说诸多稳健的理财品种了。关于第二个，如果你境外购物、旅游、投资和上学的目的地并不是在美国，而是在欧洲或其他国家，目前持有人民依然是占有优势的。
按照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规模，以及整体经济体量，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不存在大幅贬值的基础，人民币自去年12月中旬开始，“脱钩”美元，这才导致了近一个月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出现了非常明显的贬值。但我要告诉大家另一个数据，自去年三月份至今，美国不仅在加速收紧货币，还启动了加息措施，可是美元指数并没有出现持续走高的行情，而是保持在100以内波动。美元真正大幅升值是在2014年5月至2015年3月初，大约升值了25%。如果仅仅是冲着单纯的持有美元而去，投资者可能已经错过了最好的时机，面临踏错节奏的风险。
另一方面，如果是想要介入美元资产的投资，要知道在美元紧缩的背景之下，去年美国道琼斯指数全年下跌2.3%，为2008年以来最差年度表现，国债市场波动加大，高收益债券风险已接近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
也就是说，单纯的持有美元并不是无风险套利，就算有收益，也不会太大，而参与美国资本市场实际上风险更大。其实，换美元其实就是赌汇率。（肖磊）
——据《新京报》1月12日
百家杂谈
没有官员腐败 就不会有黑势力存在
身为黑恶势力首脑，竟披上人大代表“红衣”；身为矿企实际控制人，却是操纵基层政权的“土皇帝”……根据群众举报，在山西省公安厅的指挥下，吕梁市公安局从2014年12月18日开始，陆续抓捕了张志雄黑恶势力团伙的主要犯罪嫌疑人27人，彻底打掉了这个涉黑团伙。
报道说，张志雄黑恶团伙因群众举报而进入省公安厅视线，然而我们却不难想象，一伙横行了多年的黑社会，不可能如今才有群众举报。之前肯定是举报“不动”——保护伞太硬。而这个问题，比黑社会本身更值得关注。
有黑必有伞，早就是常识，没有保护伞，黑社会难以生存下去。起初，张志雄原本是方山县人民银行的普通职员，但“修炼”成黑社会老大之后，在银行里想打谁就打谁，并强占单位住房、车库；最夸张的是，在任行长居然被他赶走，之后上任的行长被他打走，导致任命决定“流产”；因为他的横行，一个县的央行竟在一年多时间里没能配备行长。再之后，一些村的选举、谁当支书和村长，都由他操控；他还打跑了一个矿主，霸占矿企，法院的判决，到他那里成废纸一张……张志雄简直成了大闹天宫的孙猴子！孙猴子最终还是逃不过如来手心，在方山县、在吕梁市，甚至在山西，却没人能管得了这个黑老大，显然，在那个地方，“如来”和闹事的妖怪是一伙的。
山西省公安厅方面表示，警方应联合纪检部门共同深挖幕后保护伞。这个问题说到点子上了，打黑就是反腐的一部分，没有官员腐败，就不会有黑社会的存在。而黑社会所以屡打不绝，打掉一伙，又出现一伙，实际上是没有撼动腐败势力。
如果法治是清明的，一个派出所就可以把黑社会给办了，派出所力量不足，可以请求支援。派出所办不了，可能是公安局不支持；公安局不支持，可能是黑势力在政府班子“有人”……偌大吕梁市居然没人来管一个闹翻了天的黑老大，直管机制的央行居然任命不了行长，我们不难想象，张志雄的保护伞绝不是“苍蝇”级别的。希望这次挖“保护伞”能动真的，保护伞若不能悉数到案，黑社会就不能说被“打掉”，充其量只是割去一些枝叶。（马涤明）
——据《羊城晚报》1月11日
找不到“强拆者”比强拆更危险
这是发生在新年第七天的强拆。这是电影《老炮儿》中说“这世界，不是你们这些小老百姓能想到的”的又一新例。1月7日上午，位于郑州市江山路的郑州大学第四附属医院放射科、太平间遭强拆。事发时，该医院处于工作状态，强拆造成太平间6具遗体被埋。截至1月8日，惠济区政府仍未确定强拆人员身份，被埋的6具遗体尚未转运。
光天化日之下，一座公立医院竟可以在工作状态，被身穿迷彩服的神秘队伍与“疯狂的铲车”予以强行拆除。而两天过去，那些被强拆太平间所留下的遗体仍旧掩埋在废墟之中。以往的恶性强拆事件让我们见者了太多的“无所顾忌”，但事实再次证明，千万不能高估“强拆者”的底线。原来他们连亡灵都可以不顾——还有什么不能拆，强拆利益下，又还有什么是不可以被亵渎的敬畏？
但比起在强拆行为上的“超脱”与“有啥不能拆”的气魄，在强拆责任的认领上，却是惊人的推诿与沉默。面对“拆迁者是谁”的公共质问，工程项目部推给街道办，街道办推给区政府，区政府则只称拆迁合法，但对于具体哪个部门负责，却无可奉告。就此，超魔幻现实主义的一幕再次出现了——一座公立医院被公然强拆，却找不到强拆者。要知道，但凡恐怖袭击事件都有恐怖组织出来认领责任，但这般 “恐怖强拆”，拆迁者是谁却居然可以光明正大的成为“天问”。
不过，没有被承认的责任，不代表真是外星人干的。据说在强拆发生的当天，在拆迁者是谁，强拆是否合法等诸多程序问题都未厘清前，当地区政府已经主动表示要“给予赔偿”。一边坚称医院属违建，强拆合法，不知道谁干的；一边却是主动站出来要求拿钱摆平。难道这就是他们所践行的“责任政府”？
一座公立医院被强拆了，媒体关注了，强拆者不知其谁，所以，涉事地方政府最好的办法是来一个客观公正的调查。当地区委宣传部人士表示，区里已由纪检、公安、司法等部门成立联合调查小组，在紧张地工作中。又是“成立联合调查小组”，又是“紧张地工作”，区政府对这事看来也真真是“高度重视”了。但在常识的角度，当地政府极力为强拆的合法性背书，第一时间主动出来为残局“买单”，却连强拆者到底是谁都还要煞有介事的成立调查小组，这事恐怕不是有意戏弄公众的智商，就是在揣着明白装糊涂，以“拖”为进。
谴责强拆者，似乎是容易的。然而，当强拆者和其背后的站台者，将强拆事件的处理变成一场“只干不认”的精密戏码，我们自以为的强烈谴责乃至愤慨，不过只是击中了一堵厚不可测的棉花墙。这堵棉花墙，甚至不只是直接由强拆参与者编就。早在2010年，国务院办公厅就下发文件指出，官员因工作不力引发恶性拆迁案将追责。但这么多年过去，强拆的烈度似乎依然未减，而“强拆者”的应对、责任闪躲“技艺”却有了显著提升。这样一种尴尬局面的出现，或许本身就宣告了另一种更大层面的超魔幻现实主义的幽灵般存在。
如果把强拆者的消失视为是责任承担的倒退，那么，这起事件或许提供了一个绝佳的隐喻——我们是否真的进入到了一个，依然必须承受“强拆”，却越来难以找到“强拆者”的时代？而“强拆者”的隐身，这比看得见的“强拆”显然更让人无所安。
《老炮儿》中还有一句台词，自己惹的事儿自己圆，自己圆不了的他爹给他圆。发生在新年里的医院强拆事件，到底会以怎样一种方式来圆，又由哪个“爹”来圆？它会是一个被继续复制的寓言吗？或许只有时间能够提供答案。（光明网评论员）
——据光明网1月9日
没有人能替你负责孩子的未来
上周，涉嫌绑架、殴打同学的中国留学生翟云瑶、杨雨涵、章鑫磊和检方达成认罪协议，分获13年、10年和6年刑期。刑满后他们将被驱逐出境。
三人遭到惩罚的事情传出，国内社交媒体一片叫好，很多人称这是美国法律代中国管教无法无天的小留学生。校园暴力事件在国内发生过很多起，但通常被视为学生打架，处理的责任方多半在学校。学校的责任是“教书育人”，往往会以“批评教育为主”，顶多处分一下，记过或记大过，或许家长之间私了。
而美国学校遇到校园暴力等犯罪行为，担负的主要是举报、公示责任。笔者所在的德州艾比林独立学区，近年曾发生几起老师和学生之间发生性关系（此为重罪）的事件，因为学区学监没有及时报告给警方，也没有配合调查，警察局局长震怒，不断追究他的责任，最终学监被迫辞职。在高校，学校都必须依据《柯列瑞法》的规定，发生谋杀、性侵、抢劫、袭击、偷盗、车辆偷窃、杀人、纵火、酗酒等案情，迅速报告给警方，必要时须公示。学生打架，可被判为严重袭击，属犯罪。处理的主要责任人是警方，而非学校。这一点值得中国教育界和法律界思索，必要时需重新界定教育者、校内保安和校警以及所在辖区警察的不同责任。
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地方，是家庭在教育问题上的责任。三个成年学生被判刑后，《洛杉矶时报》等媒体在报道中，称这些孩子为“降落伞少年”，亦即父母都在国内，而自己单独出来读书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部分由寄宿家庭代管，但他们毕竟不是父母，管得太宽也有所不妥。也有一些孩子自己在外住，就更无法无天。山中无虎妈，孩子称大王，基本上按丛林规则在解决问题，以众敌寡，恃强凌弱。美国人认为这种年龄属叛逆期，家长的支持、引导、管教必不可少。出现小的行为偏差，家长及时出手纠正，也不至于他们日后犯大错。
“降落伞少年”暴露的更大问题，一方面是一些中国家庭对于教育问题的理解存在严重的短视。家长对于孩子的成长和亲子关系关注太少。说到教育，想到的可能是和高考有关的语数英、数理化。为此，家长的办法是不惜代价择校、买学区房、请家教、送培训班等等，都是用钱来解决，重心放在学校的正规教育上。说到素质，想到的可能是钢琴、书法、体操、舞蹈。这一切，都可以外包出去让别人去负责。
另一方面，孩子由于生活、人际交往等技能无法得到培养，遇到问题不知道合理合法解决，家长则伸手代劳。家长成了孩子和世界之间的缓冲地带，孩子成了长不大的“巨婴”，日后放出去，会没头没脑。这是全世界家长共同面临的一个问题，可能中国更为严重：一些父母只管挣钱，许孩子一个财务安全的明天，却忘了可以用心培养的今日。孩子处理情感、冲突、压力的技能，家长不重视，也不去管，只会出事后亲手帮其“摆平”。加州的绑架和殴打案发生之后，有家长首先想到的是贿赂受害人。不料这么做违反了美国的游戏规则，反而被捕。
要想解决这些“降落伞少年”的社会问题，我们需要法制的持续健全，也需要家长和社会各界在教育观上来一场革命。(南桥)
——据《中国青年报》1月12日
在华十五年的法国记者何以仍然“误读”中国？（下）
2015年法国发生两次恐怖袭击时我都在巴黎，事件发生后，人们都是一边倒地谴责，认为是对法国价值观的攻击，没有一家媒体敢于反思事件的起因。比如，如果没有《查理周刊》极端的漫画——这样的漫画即使在美国、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也都是禁止的，怎么可能发生这样的事件？假如温和派穆斯林组织能通过法律手段解决成功的话（司法努力以他们败诉告终），怎么还会发生如此的惨剧？相反，任何为恐怖行动辩护的人三天就被判刑（一个醉汉周六对警察说支持恐怖分子，周一判刑如狱。根据反恐法，法国司法可以这样干。但发生在巴黎的一起杀死三人的重大恶性刑事案件，用了四年才判决。一句话与三条人命，两案对比是多么的惊人），甚至一位八岁的孩子因为说支持恐怖分子就被学校立即送到儿童法院，实际上这个孩子连什么是恐怖分子都不懂。
我还记得，美国发生9•11时，沙特一个政府代表团在访问时仅仅因为说了句要反思什么原因，就立即被美国赶走。
自己母国以及美国的做法，身为媒体人的郭玉想必不会不知道，可是何以中国发生恐怖袭击事件，她就要歪曲报道恐袭的所谓“原因”呢？她应该明白，特别是感同身受，针对平民无辜百姓的恐怖袭击，是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为之进行辩解的。因为恐怖分子都是非理性的极端主义者，是根本不可理喻的。这也是为什么有法国网友（Etienne Boyer）看到这篇文章后直接批评该社论用笔在煽动仇恨！
这起事件发生后，西方对反恐双重标准的问题再度引起中国社会的关注。事实上郭玉这篇文章就非常的典型。她的文章中没有出现任何中国提供的信息，相反主要是引用美国政府资助的自由亚洲电台早先的非正式消息。而所谓的亚洲自由电台是由美国国会拨款，效仿冷战时针对苏联和东欧国家成立的“自由欧洲电台”而专门针对中国建立的。向国会申请成立时使用“自由中国电台”的名称，但后来考虑到为避免太过刺激中国，才改名为自由亚洲电台。曾供职于克林顿政府的人权专家Catharin Dalpino说：“自由亚洲电台严重依赖流亡中的异议人士，内容极不平衡，它的节目不像是报道，而像是民主教材。即使在美国人听来，自由亚洲电台都是在宣传。”说实在的，不仅是亚洲自由电台，西方媒体在涉及中国问题时多是如此。
除了郭玉外，类似事件发生后，西方媒体总是引用境外的、对事实并不了解的一些组织提供的信息，比如七五事件。如果说以前西方还可以借口中国不开放，但七五事件境外媒体是完全自由到现场采访的，却仍然偏听偏信。西方之所以如此明显地违背新闻原则，其背后的根源就是东西方国家利益的博弈。当然如前所述，如果这种利益驱动，再叠加上意识形态动机，表现可能更加荒谬，像郭玉那样的连有些法国人都看不下去。
中国三十多年的迅速崛起确实威胁到了西方的利益和在全球的主导地位。中国在发展之初是和西方共赢：西方为自己的技术和资金寻找出路，同是又可以获得廉价的产品，还减少本国的污染。中国则一方面获得技术和资金，另一方面也有了海外市场。但当中国崛起到一定程度，开始不可避免地出现替代和挤出效应：中国打破了西方在资金和技术上的垄断，也动摇了西方在原材料上的定价权。尤其是中国的发展模式为世界各国提供了一种新的选项。今天的中国已经在政治、经济上对西方构成了强大的威胁。面对威胁，西方很自然的反应就是遏制、阻挠和干扰，而中国境内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自然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这也是为什么西方对同类事件总是持双重标准。
这并不是主观推测，而是言之有据。2015年8月，达赖喇嘛的二哥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坦言：“与中情局的合作是我一生都懊悔的事情。美国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挑起汉藏不和，并成功利用此事深化与印度的误解与混乱”。我相信，这是理解所谓西方热炒的西藏问题最好的注解，也是理解西藏1989年、2008年出现骚乱和近几年出现自焚现象的关键，也更是理解新疆暴恐事件最重要的海外因素。别说达赖喇嘛的二哥，就是达赖喇嘛本人对美国同样有着清醒的认识。2015年达赖喇嘛访问英国遇冷遇，在对英国表示强烈不满的同时，还不忘说出这样的话：“美国人还不如英国人”。
这也同样是理解郭玉这位在中国生活了十五年的法国记者，何以仍然总是“误读”中国的大背景。因为中国的进步反衬的自然是他们的退步，他们感受的不是喜悦而是压力和危机。我曾陪同很多法国代表团访问中国。如果是非洲裔的法国人，往往对中国的进步喜不自禁，发自内心地叹服。但如果是传统法国人，则往往不断地叹气。区别就在于，非洲裔法国人没有白人优越感，没有对西方优势丧失与否的压力感，但传统法国人则不同。
最后还要说的是，郭玉事件虽然令中国人愤怒和厌恶，但有一点必须指出，她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未必一定是针对中国的。因为这篇用法文写就的文章绝大部分中国人都看不懂，而且这份法文杂志在中国也没有市场，中国人也看不到。郭玉的用意还是要用虚假的内容去影响法国人。以我在法国长达十五年的观察，这种贬低和抹黑中国的好处是可以让法国百姓满足于日益恶化的现状，建立起一种虚幻的优越感，从而强化民众对自已制度的信心以达到社会稳定的目的，这种手法在历史上并不少见。只是在一个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其代价是极为高昂的。所以当我后来面对法国媒体对中国的歪曲报道时，往往都一笑置之：反正它们欺骗的是自己，到后来既不知彼也不知已，只要我们自己清醒，笑到最后的只能是中国。
文章的最后，我也要把这句话送给那位离开中国的郭玉女士。其实，送给她，她也看不懂。毕竟我是用中文写的，我可没有义务去唤醒沉睡中的法国人——更何况也唤不醒。（宋鲁郑）
——据人民论坛网1月5日转载观察者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