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要目

终结西方话语霸权，开启民主话语多样化的新时代/陈曙光

   长期以来，西方在国际社会垄断了民主的话语权，什么是民主、怎么搞民主，都由西方说了算。西方的民主话语霸权给一些国家和地区带来深重灾难，也着实迷惑了一些人的思想。今天，我们有必要推进民主的话语创新，建构中国特色的民主观，以独特的理论创造终结西方的话语霸权，开启民主话语多样化的新时代。

从中西比较看中国传统优秀政治文化/张维为

   我们还要继续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和地区的好经验，但一定以我为主，博采众长，洋为中用，另辟蹊径，自成一家。

互联网开放促进了中国社会免疫力/《环球时报》社评

   今天中国人接触到的外部信息比早年多了不知多少倍，但辨别力和承受力的增加促进了中国的弹性稳定，实际上不是瓦解、而是夯实了中国的国家安全。

“双12”线下狂欢能否救赎实体店？/光明网评论员

   短短几年，万万没想到，O2O离线商务模式能被支付宝一夜激活，那么，有没有更多可能，在实体店+互联网的创新中，迎来线下消费的另一个春天？

目录

大国之道

终结西方话语霸权，开启民主话语多样化的新时代/陈曙光

从中西比较看中国传统优秀政治文化/张维为

世界“看中国”与中国走向世界/赵灵敏

社会脉搏

互联网开放促进了中国社会免疫力/《环球时报》社评

期待更多外援领到“中国绿卡”/蔡辉

为何“人人嫌”的大城市更适合养老？/西坡

互联网乌镇带来的启示/庹新岗

财经广角

“双12”线下狂欢能否救赎实体店？/光明网评论员

人民币为何此时与美元“脱钩”/樊大彧

万科事件烛照出A股市场机制缺陷 /周俊生

观点摘编

中国发展的参照系不是欧美日

公安局副局长妄议中央被处理

巴黎协定吹响中国能源革命新号角

大国之道

终结西方话语霸权，开启民主话语多样化的新时代

   长期以来，西方在国际社会垄断了民主的话语权，什么是民主、怎么搞民主，都由西方说了算。西方的民主话语霸权给一些国家和地区带来深重灾难，也着实迷惑了一些人的思想。今天，我们有必要推进民主的话语创新，建构中国特色的民主观，以独特的理论创造终结西方的话语霸权，开启民主话语多样化的新时代。

   从民主的产生来看，民主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不能想象突然搬来一座民主制度的“飞来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是独特的，都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都是在这个国家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一国在发展民主的过程中，借鉴国外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是必要的，但这种借鉴必须结合本国的历史文化和现实国情。每个国家的民主都会带有本民族的独特基因，都要与本民族的水土相服，只有扎根本土的民主制度才有生命力。

   从民主的功效来看，民主不是“装饰品”，管用才是硬道理。一种民主制度是好是坏，人民最有发言权。各国的政治实践反复证明，一种民主制度，只有真正有助于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保障多数人追求幸福的权利，才能获得人民衷心拥护。反之，徒具民主形式，而无助于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民主制度，早晚会被人民抛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只有投票的权利而没有广泛参与的权利，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这样的民主是形式主义的。”中国式民主有其自身的实现形式，更注重民主的内容和实质，本质上属于实质民主，是形式民主和实质民主的统一。

   从民主的形式来看，民主不等于选举，协商也是民主的重要形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通过依法选举、让人民的代表来参与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管理是十分重要的，通过选举以外的制度和方式让人民参与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管理也是十分重要的。”在中国，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这两种民主形式同时存在、共同成长，构成了中国式民主的特点和优势。“选举至上论”企图用形式民主掩盖实质民主，用一种民主形式否定其他民主形式，这是片面的。

   从民主的价值来看，民主既能凝聚正能量，也会带来负能量，绝不能把民主当作包医百病、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万能药方。发展民主，其目的是为了政局更稳定，社会更公正，生活更有序，人民更幸福。然而，一些移植了西方民主的非西方国家，往往陷于无法无天的极端民主化的无政府状态，不仅无助于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反而会造成无休止的社会动荡，这种“民主”不仅在中国行不通，在西方国家、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也都行不通。

   从民主的标准来看，民主没有普世的标准，而具有多样性的特征。“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各国基本国情、发展阶段、历史文化都不相同，民主模式“不可能千篇一律、归于一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主要看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全体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人民群众能否畅通表达利益要求，社会各方面能否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国家决策能否实现科学化、民主化，各方面人才能否通过公平竞争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执政党能否依照宪法法律规定实现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权力运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尊重民主标准的多样性，这应成为基本的国际共识。

   从民主的发展来看，民主无法速成，民主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邓小平同志指出，民主的建设“和现代化一样，也要一步一步地前进。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这是确定无疑的”。民主建设依赖经济、政治、文化、法律等诸多条件，是一项世纪工程。习近平总书记早就指出，民主发展如果“脱离了一定的阶段性，那么本来是非常合理的要求，就可能成为一种非常错误的东西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是个新事物，还需要发展和完善。但是，怎么发展，怎么完善，我们有主张、有定力，绝不能落入西方的话语陷阱中去。（陈曙光/武汉大学教授）

——据《求是》2015年第24期

从中西比较看中国传统优秀政治文化

一、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是中国人数千年治国理政的一个核心观念，是中国政治的最大共识。从“打土豪，分田地”，到“实现小康”“为人民服务”“体察民间疾苦”“密切联系群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本质上都是“民本”思想的体现。

今天，“民本”思想指的不仅是国家要致力于改善民生，而且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安排要着眼于在更高、更广的层次上提升人民生活的品质，落实到政府为百姓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落实到让人民过上更安全、更自由、更幸福、更有尊严的生活。中国之所以能够这么快地崛起，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国家重中之重的工作就是大力推动民生的改善。

西方政治文化中今天谈得最多的还是西方自己界定的“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他们甚至不惜动用武力在世界上推广这些价值，但他们的做法在非西方国家却频频遭遇失败，主要原因就是这一切与这些国家百姓所盼望的改善民生愿望严重脱节，导致了政治机器空转和无穷的政治纷争、动乱甚至战争。

其实，西方模式今天的最大困境也是改善民生乏力。金融危机、债务危机、经济危机等已经导致西方国家百姓生活水平长期停滞甚至下降。绝大多数西方民众关心的也是经济、就业、福利这些民生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人的“民本”思想不仅对于实现中国梦意义重大，而且对于解决许多世界性的难题也有重要的启迪。

二、和而不同、和谐中道

从政治文化比较来看，中西方历史的一个重要差别就是宗教战争的差别。欧洲历史上，不同宗教之间，不同教派之间的战争持续了上千年，今天也留下了很多阴影。而中国人“和而不同、和谐中道”的文化使中国避免了欧洲长期宗教战争的悲剧，也是中华文明持续不断绵延数千年的主因。

西方政治文化的一个特点就是强调社会不同利益之间的博弈，喜欢斗争哲学；而中国自己的政治文化传统更注重“和而不同、和谐中道”。这种文化传承在中国经历了百年动荡后重新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共识，这是弥足珍贵的。中国人强调“求大同、存小异”，强调“退一步，海阔天空”，强调社会不同利益的和谐共生。

可以预期，在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进程中，“和而不同、和谐中道”的理念将继续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在全球族裔矛盾、文明冲突日益严重的今天，这一理念对于解决全球治理的诸多困境亦有借鉴意义。

三、兼容并蓄、独辟蹊径

中国文化的另一特点是“兼容并蓄”及其超强的学习能力，从“寸有所长，尺有所短”到“三人行必有我师”，从“谦受益，满招损”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从“陈言务去”到“学如蝉蜕”等祖训都反映了这种传统。但这不是简单地模仿别人，而是从不同文明中汲取养分，从世界各国借鉴经验，最终在综合别人长处的基础上“推陈出新”，“独辟蹊径”。

比较之下，西方文化中更多是“三人行我必为师”的传统。进而形成唯我独尊，向别国强行地输出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模式，结果搞得整个世界不得安宁，自己的日子也不好过。今年出现的席卷欧洲的“百万难民潮”相当程度上就是西方极力推动“阿拉伯之春”给自己带来的恶果。

中国人“兼容并蓄”“从善如流”，大胆借鉴别人之长，丰富和发展了自己，但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没有失去自我，而是坚持了以我为主，兼容并蓄，另辟蹊径，综合创新。在政治领域内，我们把“选拔”和“选举”结合起来，这种做法明显好于西方光是依赖“选举”的制度。在社会领域内，我们拒绝了西方主张的那种社会与国家对抗的制度，而是推进社会综合治理，推动社会协商和对话，建立社会与国家高度良性互动的制度，所以我们的国家和社会都比西方更有凝聚力；在经济领域内，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这是一种“混合经济”，包含了“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的有机结合，市场与计划的有机结合，国企与民企力量的有机结合等，虽然这个制度还需要完善，但它已经展现了独特的竞争力，带来了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和百姓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我们还要继续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和地区的好经验，但一定以我为主，博采众长，洋为中用，另辟蹊径，自成一家。（张维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上海社科院中国学所所长）

——据《光明日报》12月15日

世界“看中国”与中国走向世界

　　岁末年终，又到了盘点整理、后顾前瞻的时候。在即将过去的这一年，中国国内全面深化改革进展如何，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展如何，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深入思考。近读马国川先生的新著《看中国》，读到基辛格、傅高义、福山、科尔奈等国外政治人物、知名学者对中国现状和未来的看法和建议，受益良多。英国前副首相曼德尔森将中国比作一艘巨型油轮，“然而它正在驶过的却是一条条狭窄的海峡，而我们，全都生活在这些狭窄海峡的岸边”。著名汉学家傅高义认为，中国如果处理不好“鹰派”的问题，就会产生很多矛盾，甚至和世界发生冲突。的确，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中国与世界特别是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不仅与中国自己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

　　鸦片战争前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国虽然相比西方已经落后，但并不自知，依然夜郎自大地生活在自设的“朝贡体系”小圈子里，自我感觉良好。1842年鸦片战争战败，中国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被动进入了一个完全陌生和充满敌意的国际关系体系中，不但原有的优越感不复存在，而且第一次发现自己原来是一个被动挨打的loser。这种痛苦的自我意识摧毁了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自己什么都不行、西方什么都好的观念几乎成了全民族的无意识，学习西方、师夷长技以制夷成了顺理成章的选择。

　　此后一百多年来，中国对西方的了解和学习并不系统和完整，其中包含不少迷思和误读。中国真正开始全方位和西方打交道，全面深入了解西方，是在改革开放之后，西方的政治体系如何运作，经济情况如何，社会是什么状况等等，这些资讯的普及不过是近30多年的事情。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出国门，旅游、留学或居住，中国社会关于西方国家的信息正在变得更加丰富、多元和真实。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人的实力和自信也在快速增长。特别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遭遇了自上世纪大萧条以来最大的经济冲击，而中国经济一枝独秀，成了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西方舆论普遍认为，中国经济总量超越美国只是时间问题。伴随着实力的增长，中国人看待西方的视角也在发生变化，由过去一百多年来习惯性的仰视逐渐转向平视。从历史的脉络来看，这肯定是一件好事。

　　但是，我们也要避免走到另一个极端，就是认为中国过去受了太多气，现在应该扬眉吐气，由别国来迁就中国。一些人希望恢复“朝贡体系”，重现“万邦来朝”之荣光，说明他们的国际观还停留在过去。实际上，中国今天的实力远没有强大到可以“随心所欲”的地步，而且无论中国的实力有多强大，也都不会谋求“随心所欲”式的霸权。反观美国，其制度中的纠错机制仍然存在，体制的稳定性依然很强，远非一些人想象的那样已经日薄西山走向衰败。中国GDP总量超过了日本，并不意味着中日经济实力对比的全面转变，在人均GDP等诸多领域，中国依然落后于日本。在未来较长时间里，西方国家对中国仍然具有明显的优势，中国对西方国家的学习、借鉴不应停止。

　　一百多年来，被中国人奉为圭臬的一句话是“落后就要挨打”，而“落后”又被片面解释为经济的不发达。这种发展主义哲学体现在外交上，经济发展被归结为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前提，认为外交上的一些“不便”乃经济发展不力所致。这种思维造成的后果是，一方面为了强大和崛起可以不计代价，造成了国内政治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失衡；另一方面，把中国在国际上提升话语权、承担大国责任的更多希望甚至全部希望，都寄托在经济发展这个单一指标上，这其实并不利于中国提升话语权和更好地承担大国责任。

　　看看基辛格、傅高义、福山等国外大师如何“看中国”，对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自己、更加稳健自如地走向世界大有裨益。（赵灵敏）

——据《北京青年报》12月22日

社会脉搏

互联网开放促进了中国社会免疫力

　　第二届互联网大会即将在浙江乌镇举行，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鲁炜9日在记者会上回答了多个敏感问题，包括删帖、屏蔽外国网站等等。有西方记者提出，中国互联网“越来越成为局域网”。在鲁炜的一系列回应中，被传播最广的一句话是：“我们不欢迎那些挣了中国钱、占了中国市场，还诬蔑中国的人。就像每一个家庭，都不欢迎不友好的人来做客一样。”

　　网络管理成为一段时间以来西方批评中国的焦点，而这些争议只涉及中国互联网庞大现实很小的一部分。它们被放大了，像是一个严重的僵局。

　　互联网不能是法外之地，它又是美国发明的，与美国的社会体系自然交融。中国引入互联网后一直面临发展互联网和使这种发展不对中国造成冲击的重要课题。

　　应当说中国做得蛮不错：中国互联网的发展之路在全球都属于很快的，我国出现了BAT等颇具竞争力的互联网巨头。同时这个巨大的舶来品没有对中国形成严重社会冲击，它增加了中国社会的活跃，一些负面影响受到抑制，未能坐大成有颠覆意义的破坏力。

　　当然这当中不是没有问题，比如互联网管理肯定会造成某些“误伤”，个别网站遭到屏蔽，一些人对它的正常使用会受到牵连，然而这是中国互联网的主要方面吗？我们做结论时需要慎重。

　　中国互联网给世人的最突出印象是高速发展，它的真实意义和影响要远大于中国网络管理带来的争议。感觉受影响的是一个比较小的圈子，他们是少数需要查阅国外一些特殊网站科研资料的学者，对绝大多数普通用户则几无影响。由于外国大网站在中国大都有“替代品”，中国互联网的活跃度是全球最高的之一。

　　其实意见最大的是意识形态活跃人士，他们希望外国社交网站都大举进入中国，他们能在那些平台上做到所谓“完全的言论自由”，也更方便在国内外开展政治联络。这看来并非互联网管理的问题，这是中西社会治理的一个基本争议。

　　大多数了解互联网的学者相信，中国现阶段不可能做到对西方毫不设防。互联网已是西方对华做思想和价值观输出、渗透的核心领域，中国互联网对外开放必须与确保国家安全的目标结合起来，而不能求此舍彼。中国的互联网管理必须抵制攻击四项基本原则的违宪宣传，阻止敌对势力利用网上渠道开展组织和勾连活动。中国政府应理直气壮地这样做，不用理会外界及内部少数人的指责、抱怨。

　　同时也需指出，对政治性有害信息的认定以及对需屏蔽网站的认定不应过于宽泛，应当为屏蔽网上内容范围的逐渐缩小而不是让它变得越来越大积极创造条件。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基本经验是，开放能够锻炼我们自己的竞争力和免疫力，能促进自我强大。今天中国人接触到的外部信息比早年多了不知多少倍，但辨别力和承受力的增加促进了中国的弹性稳定，实际上不是瓦解、而是夯实了中国的国家安全。

　　互联网该怎么管，这是全世界的课题。这个问题在中国显得敏感些，原因之一是中国互联网的应用程度已经相当高，“互联网+”已是中国的一项国家战略。

　　围绕互联网管理的争议大概会长期持续下去。其中一些问题会得到解决，还有一些问题会随着国家发展的深化而自然从突出位置走向边缘，或者被彻底淡化。中西之争总要有些爆发点，互联网如今受到聚焦，但这不太可能固化。中国只需加快发展，互联网管理也应配合这一总战略，其他都相对次要。（《环球时报》社评）

——据《环球时报》12月10日

期待更多外援领到“中国绿卡”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北京首钢篮球队灵魂球员马布里拿到了“中国绿卡”（即《外国人永久居留证》的俗称），成为CBA外援历史上的第一人。

　　马布里的申请获批理由是“对中国有重大、突出贡献以及国家特别需要”，这显然是中肯的，在马布里帮助下，北京首钢篮球队不仅3次夺取CBA总冠军，且点燃了北京人对篮球的热情。此外，马布里对中国、对北京的爱亦值得称道，他积极融入中国文化、热心公益，他的职业精神与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为青年人做出了良好榜样，可以说，老马早就已是咱们“自己人”。

　　既然是“自己人”，就应享受自己人的待遇，“中国绿卡”应视为一种承认。

　　但，马布里是球员，易被公众了解，若非从事体育、娱乐等行业的外国人，如他的工作很有价值，却不被国人所了解，那该怎么办？他申请“中国绿卡”是否同样方便？

　　一直以来，我们有一种心结，觉得只有生在这片土地、长在这片土地，黄皮肤、黑眼睛，才是“自己人”。外国人即使加入中国籍，帮咱们拿个世界冠军，咱们也不觉得长脸，如果他甘心辅佐中国人拿冠军，我们才特别开心。

　　近代中国屡遭外辱，产生这种心态，不足为奇，但公允地说，这确实有点狭隘，它会成为我们今后发展的阻力。

　　李斯在《谏逐客书》中说：“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则士勇。是以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在全球化竞争面前，谁能吸引到更多人才，谁就可能领先一步，在今天，仅靠中国人自己的聪明才智是不够的，还应依靠全世界的聪明才智。

　　经过30多年飞速发展，中国已形成了自己的优势，那就是我们充满活力，更有包容性，不像西方社会那样，不同收入人群间彼此悬隔，各有各的圈子，在中国，最高档的小区门口，也有最低档的小吃街、零售店，彼此生动地混杂在一起，这意味着更多的发展机会。

　　中国是有魅力的，我们不能只做人才输出国，我们也可以成为国际人才的目的地。而这，就要开放心胸、调整心态，能真正站在人的层面去接纳别人。

　　近代以来，外侮确实是一个严重问题，但不能忽略，许多外国人也曾深爱这片土地，也曾付出血汗。甲午战争时，便有西洋教官为中国作战而牺牲，抗日战争时，白求恩、柯棣华等长眠于中国，德国人拉贝曾拯救数十万南京人，福益华、苏慧廉、赛珍珠……谁能说这些“老外”，不是自己人呢？

　　我们能接纳马布里，就能接纳更多的外国优秀人才。既然这种接纳会让我们变得更丰富、更强大，那么，就应期待更多外援领到“中国绿卡”，而申领“中国绿卡”也能变得更加容易、方便。（蔡辉）

——据《北京晨报》12月16日

为何“人人嫌”的大城市更适合养老？

在人满为患的大城市挥洒青春，去有山有水的小城市安度晚年，这是许多都市年轻白领的人生规划。许多时候，正是靠着心中对那遥远“养老圣地”的畅想，他们才可以忍受早晚高峰地铁中周围人身上散发的异味。最近一个“有数据有真相”的报告却要让他们失望了，原来“养老圣地”不是天边，就在眼前。

近日，西南交通大学国际老龄科学研究院在北京发布了一个“退休版城市幸福指数”——2015中国大中城市退休生活质量指数。报告通过健康医疗、人居环境、交通出行、社会公平与社会参与、经济金融5大维度的考量，以及44个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二级指标的数据采集，给全国38个城市排了个名。珠海居首，接下来便是深圳、北京、广州、上海，而素有“来了就不想走”之誉的成都只排到了第19位。

北、上、广、深四座一线城市齐刷刷排在前五名，使“大城市适合奋斗不适合养老”的说法登时破灭。有些人又开始在动脑子之前乱骂“砖家”，其实这个排行虽然违反许多人的直觉，却是完全可以说得通的。

平时说起大城市，从官方到民间都是不满意的声音居多。官方爱说“大城市病”，民间爱抱怨堵车、雾霾、公交车里被挤成相片。一线城市在一年365天全天候遭受吐槽的过程中，许多优势反而被选择性忽视了。上述报告中便有分析：一线城市的经济实力毋庸置疑，优质医疗资源相对集中，社会公平与社会参与度也排名前列，为维护老龄人口权益提供了保障。

只有离开北上广深的人，才能后知后觉地体会到大城市的好。在大城市更容易找到同类人，幸福感会更高；在大城市晚上聚餐不会八九点钟便被服务员催打烊；大城市的人更守规则，潜规则相对来说比较少；大城市很多日用消费品更便宜，这是规模优势，当然房子另说。

有人可能会说这都是年轻人在乎的事，跟退休的老年人没关系。其实咱们不能太把老年人当老年人，把退休生活想象成买菜、广场舞、催婚催娃几项要素的机械结合。年轻人生活中需要的软硬件条件老年人也需要，只是有所调整罢了。

年轻人热衷于幻想在海边或山中养老，却忘了海风不宜长吹，山里难寻护工。年轻人可以偶尔去荒郊野岭体验几把，老年人则更需要外部社会作为依靠。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所有便利的生活条件都集中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

再次违反直觉的是，大城市更适合穷人和普通中产，而只有有钱人才有可能在小城或乡下过上美好的生活。

大城市比中小城市更适宜生活。换一个角度，这事就容易理解了。大城市是人们选择的结果，而不仅是人们重新选择的原因。每天都有人逃离北上广，但大部分人应该“认命”，这里就是你的归宿，适应它或者改变它。（西坡）

——据《南方都市报》12月21日

互联网乌镇带来的启示

　　据《长沙晚报》报道，这两天，因为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这个古韵悠长的水乡古镇再度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本届大会上，互联网乌镇的魅力得到进一步释放。会场内，大会专用APP，会务云系统，4G网络、无线WiFi全覆盖，会议服务全智能，互联网企业全时空……而会场外，一键报警的老年交互服务、可实时视频查看全过程信息显示的二维码养猪……在乌镇，“互联网＋”元素已经全方位地融进医疗、旅游、交通等各个领域。

　　在乌镇，旗袍店的老板可通过“魔镜”技术把旗袍卖到全国各地；一家小小包子店，通过二维码邀请全球的朋友来品尝江南灌汤包……小镇虽小却有大舞台，这大概就是互联网乌镇的魅力所在。而剖析它，不仅可以帮助民众窥见未来互联网生活的片段，也有助于其他地方理顺思路，赶上互联网+的浪潮。

　　首先，推动互联网+需要政府有主动拥抱互联网的意识。早在十多年前，乌镇便已开始布局互联网发展。2003年，乌镇西栅开发之初，就有先见之明埋下了宽带网线。当时，互联网业态远未成熟，既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又在短期内看不到成效。试想，如果当地没有先行先试的勇气，是很难贸然作此决策的。与之相比，如今仍有一些地方别说互联网+，连政府网站都懒得维护。这种意识无疑落后于时代，是一种短视的行为。

　　其次，互联网+需要开放的市场思维。报道中提到，在乌镇有一家制作旗袍的企业，今年出资300万元做互联网＋，开发出一套魔镜网络试衣系统，省去试衣的繁琐，打开了旗袍的销路。这告诉我们，很多时候传统业态走向衰落，并不是说这个行业没有市场，而是缺少与市场联通的渠道。同样的，一个地方风景再好，如果始终养在深闺人未识，那么其发展只能是小打小闹。互联网由于它的门槛低，可以给绝大多数的产业、地方提供接入口，关键是互联网+的另一头有没有大数据、大市场的意识，会不会运用网络将自己的产品推出去。

　　再次，对互联网功用的扬弃。互联网是把双刃剑，就旅游景区而言，它在招来客流的同时，也会对景区的保护产生冲击。乌镇的互联网+，不仅将传统的江南小镇文化元素基本保存完好，而且还结合当地特色，创办了国际戏剧节。以戏剧为入口，满足现代年轻人的文化需求，也增添了古镇的魅力。与此相对应的，如果不把保存独有的文化特征作为立身之本，对保护和开发进行合理规划，那么很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只顾满足游客需要而产生的千篇一律的商业开发。这样的例子，在当下并不鲜见。

　　从某种程度上说，乌镇的具体模式无法复制，但其中的敢闯敢试、开放创新、技术与文化融合等精神内核，却值得借鉴。环顾四周，我们不缺少类似的古镇资源，而如何在互联网时代，通过网络把这些资源盘活起来，推介出去，理应有所思考。（庹新岗）

——据《长沙晚报》12月17日

财经广角

“双12”线下狂欢能否救赎实体店？

双11”天猫912亿元的交易额，电商赚得盆满钵满，紧跟其后的“双12”则迎来了线下实体店的购物狂欢。今年，国内外30多万家线下商户参与了支付宝和口碑网举办的“1212支付宝口碑全球狂欢节”，覆盖餐饮、超市、便利店、外卖、商圈、机场、美容美发、电影院等八大线下场景，遍及全国200多个城市和澳洲、亚洲及港澳台等12个国家与地区。

　　支付宝撒钱，大妈们扫货。百货打折忙，超市最疯狂。只见人头攒动，队伍冗长。而在“门庭冷落鞍马稀”的实体零售店，除了“关门清仓大甩卖”，似乎已难见昔日繁荣的景象了。来看看下面这组数字吧：截至12日上午10时，全国消费者通过该活动，共买走了近86万份牛奶、61万份面包；截至14时，超市便利店最受欢迎的日用品是手纸和纸巾，总共卖出了20.75万份；截至14时30分，有40万份炸鸡、25万个汉堡被买走。有人戏称，“双12”告诉大家，数学学不好，便宜占得少。

　　这些商品，不是“爆款”，亦非耐用，在经济学上基本属于缺乏消费弹性的范畴。比如面包牛奶，基本落肚为安，却在“双12”线下营销策略的激励下，短期消费量激增。这可能比912亿元的“双11”更让人扎实感受到消费潜力被释放的魔力。一则，它说明中国民众没那么LOW，并不是只知道“疯抢积压的库存”；二则，线下服务业、尤其是零售业，缺的也许不只是“双创”等精神，而是更实在的价格优势，是实惠意义上的作为空间。

　　“双11”还是那个“双11”，“双12”已不再是那个“双12”。短短几年，万万没想到，O2O离线商务模式能被支付宝一夜激活，那么，有没有更多可能，在实体店+互联网的创新中，迎来线下消费的另一个春天？

　　这个问题也许见仁见智。但，2015年“双12”的线下狂欢，确实让人在沉郁的实体消费格局中，嗅到了一丝清冽的气息——通过消费范式的重构、借助改革红利的落地，解决实体店供需错配的体制性症结，并非没有出路。就像国内消费增速拾级而下、国民却在海外疯狂扫货，国内航空客运增速缓慢下行、国民跨境游却持续高增长一样，线上爆棚与线下清冷的反差，并不是“电商”二字可以原罪的吊诡之象。以提升全要素效率为旨归的供给侧改革，就是要解决类似供需错配的症结。对于实体店来说，也必须在这股潮流中稳妥地学会“找自己”。

　　客观地说，支付宝不是救世主，揩马云的油并不能发家致富。2015年“双12”启幕的线下盛宴，撬动的是仅仅一种可能性，而要救赎千千万万的实体店，也许只有两条路可以走：对于经营者而言，少抱怨、多创新，主动与互联网+对接，而不是等着别人来找你出主意。据称，大型连锁超市在接入支付宝后，平均收银速度从原来的一分钟左右，变成现在的15到20秒。“双12”线下交易中，很多中老年人已经能熟练操作网上支付。可见，变局正在发生，谁也不要低估任何可能。对于制度设计而言，在实体店成本飙升、利润空间摊薄的现实语境下，减免税费、减少环节，就是对实体经济最好的支持。支付宝当然带有私心，是为用户粘性而来，它所提供的优惠模式也许具有“独家性”，但它提供的成本支撑是可替代的。直白点说，如果一块面包从面粉到货架的“旅行成本”更便宜一些，实体店与电商博弈的筹码也许不会像眼下这般寥落无助。

　　11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APEC会上强调了中国经济的四个“没有变”。有业内认为，今年四季度GDP有望保持在7%左右。比黄金还重要的信心是有的，不过，中国实体经济面临的困局与险境也并不少。比如实体店，不能“被革命”之后再醍醐灌顶。这个时候，从线上线下的购物狂欢中，多为实体店的生存与发展而筹谋，也许比坐等靠更要紧、比怨天尤人更急迫。有时，经济向左还是往右，不缺“杠杆”，不缺“石头”，缺的只是找“支点”的智慧罢了。（光明网评论员）

——据光明网12月13日

人民币为何此时与美元“脱钩”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近日正式发布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央行官网的评论文章表示，定期公布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将有助于引导市场改变过去主要关注人民币对美元双边汇率的习惯，逐渐把参考一篮子货币计算的有效汇率作为人民币汇率水平的主要参照系，有利于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

　　此次，中国首次发布了官方编制的人民币汇率指数并公布权重，有媒体表示，这是人民币获准正式纳入SDR之后的又一件大事，人民币汇率市场化进程将大幅推进。汇率指数作为一种加权平均汇率，主要用来综合计算一国货币对一篮子外国货币加权平均汇率的变动，旨在全面地反映一国货币的价值变化。

　　官方的人民币汇率指数公布后，之所以引起市场广泛关注，其中的重要原因是，指数中美元和欧元的权重已接近平分秋色。这意味着，中国官方在公布一个新量化指标的同时，提醒市场今后观察人民币汇率不能再紧盯美元了。由此一些评论指出，中国此次发布有关汇率指数，是人民币“去美元化”的重要步骤，是一个与美元“脱钩”的宣言。如果说这种解读还是对有关举措合理的延伸分析，那么，一些机构做出的进一步猜测则令市场有些恐慌了。

　　人民币汇率指数发布后，引起了市场的广泛猜测，一些机构认为这意味着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将打开贬值空间。这种推断的逻辑依据是，人民币酝酿与美元“脱钩”，中国的汇率政策由盯住美元向盯住一篮子货币转变，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稳定将让位于对一篮子货币稳定。继而推论，未来人民币对美元会更富有弹性，汇率会更加市场化，目前人民币贬值预期抬头，此次人民币汇率指数的公布可能暗示中国官方将“允许”人民币对美元进一步走弱。

　　其实，一些机构关于人民币走弱的预测，并不符合发布汇率指数的政策意图，甚至是截然相反。此次中国官方发布人民币汇率指数，维稳意图明显。受美联储加息预期以及中国外汇占款变化不及预期等影响，上周，人民币对美元即期汇率5个交易日共贬值507点，跌破6.56，创下了4年新低。然而，刚刚公布的中国官方的人民币汇率指数则显示，截至2015年11月底，人民币相比一篮子货币较2014年底升值了近3%。如果只看人民币对美元的近期表现，一些人可能会感到惶惶不安，但再环顾欧元、日元、澳元等一篮子货币，则会发现，在国际主要货币中人民币仍属强势货币。

　　根据人民币汇率指数发布过程中透露的信息，可以发现，此时官方发布有关指数，就是要让市场看到平时被经常性忽略的事实，帮助市场改变悲观预期，进而促使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

　　自2005年汇改之初我国就引入了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但由于国际贸易和金融市场对美元的长时间依赖，人民币汇率“紧盯美元”的市场视角，长期以来难以扭转。人民币如果一直盯住美元，必然会削弱自身独立性，降低投资者持有人民币资产的意愿，不利于其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的形成。此次中国官方首度发布人民币汇率指数，对推动社会转变观察人民币汇率的视角有重要意义，也将有助于更为独立的人民币汇率市场新逻辑的建立。（樊大彧）

——据《北京青年报》12月15日

万科事件烛照出A股市场机制缺陷

深圳的知名企业万科在遭遇到宝能系来势凶猛的举牌收购后，万科管理层反应强烈，董事局主席王石公开发表谈话不欢迎宝能系的“入侵”，公司更以筹划增发新股等被称为“毒丸计划”的途径来化解宝能系的进击。

A股市场建立至今已有25年历史。在这不算短的时间里，因公司控股权易手而导致原管理层“扫地出门”的案例并不鲜见。但是，除了早期出现的几家公司是通过收购方在二级市场购股举牌达到控股要求以外，绝大多数的控股权变更多是通过场外协议转让来完成的。这种场外协议转让，反映在二级市场上是风平浪静，即使是公司的原有董事会，面对新晋大股东的要求非但没有反抗，反而热情欢迎，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企业交出去。这与万科的表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种情况的出现，与A股市场的上市公司多数为国有企业有关系。我国的国有企业虽然上市，但控股权都由政府指定的国资管理机构掌握，而国资部门行使的仅是国有股的管理，对上市公司的日常经营并不参与。负责公司经营的管理层通常是上级部门委派的干部，而不是公司的创业者，因此对公司股权的管理并无体认，在控股权易手后，他们也不会产生大权旁落的危机感，而是可以由国资部门另行安排职位。在这种结构之下，管理层感受不到资本市场上来自投资者的压力，对公司的日常经营也只是按部就班，完成上级要求的目标就可以，创新发展对他们来说反而并不太重要。

以万科为代表的民营上市公司，在这方面显示出了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不同之处。民营的上市公司，管理者就是创业者，他们对自己的公司有高度的认同，上市以后他们必须不断地提高业绩才能获得投资者的认同，创新发展也成为他们的自觉使命。万科这几年在国内房地产市场上发展迅猛，成为行业的领军企业，这与其作为民营上市公司时感受到的来自资本市场的压力直接相关。即使是股权变更，也是通过二级市场举牌，使公司价值在市场化机制之下得到清晰体现，相比之下，国企上市公司股权在场外协议转让，不仅有可能充斥内幕交易，而且其价格也不能反映市场意志。

万科事件的发生，烛照出A股市场存在的重大的机制缺陷。在国际市场上，很多企业对于上市以后导致公司“改换门庭”的危险有清醒认识，因此上市并不是企业热衷追求的目标。但在我国，众多企业争相进入A股市场，不少是以圈钱为目的，而对上市有可能导致公司被他人“摘桃子”的危机缺乏感性认识。由于A股市场上，国有上市公司占比过高，资本市场的这一机制被有所扭曲，以至市场的资源优化配置功能被简化为只是帮助企业融资。这种不正常的状况，不仅损害着A股市场的质量，也损害着投资者的利益。要让A股市场的机制与国际市场接轨，关键还是在于积极推进国资国企改革，A股市场的功能不应仅仅是帮助国有企业“圈钱”，它更应该是通过市场化的并购让国企接受优胜劣汰的考验。（周俊生）

——据《羊城晚报》12月21日

观点摘编

中国发展的参照系不是欧美日

如果比较国家治理与社会管理的历史与成就，只要放在千年以上的历史长河中，包括欧美日在内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望中国之项背。所以，只把历史界定在近一二百年间，以这一期间的国家实力之强弱论断道路、文化、制度之短长，如果不是崇洋媚外，妄自菲薄，就是数典忘祖，患上了近视病。（冯大力，李后强/据《光明日报》12月15日）

公安局副局长妄议中央被处理

吴某，东部某市公安局副局长，中共党员。一个周六的午后，在家休息的吴某闲来无事，便打开微信浏览朋友圈。其间，他看到一篇关于“一国两制”的文章，觉得“甚好”，便轻点手机屏幕进行分享，并罔顾“一国两制”政策出台的背景与实际，发表评论大肆抨击、公然否定。由于吴某社会关系广、朋友杂，其观点被广泛转发，造成恶劣影响。山东省纪委案件审理室干部王静告诉记者，吴某违反的是很重要的一条政治纪律——妄议中央大政方针。

公安副局长妄议中央，给党员领干部敲响了警钟：第一，加强学习是何等重要；第二，必须自觉在思想上、行动上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决不能“当面不说，背后乱说”、“会上不说，会后乱说”、“台上不说，台下乱说”，更不能心无敬畏，在网络世界里丧失政治立场，随心所欲、妄言妄语。否则，一不小心就可能触犯纪律底线，悔之莫及。(据东方网12月18日)

巴黎协定吹响中国

能源革命新号角

　　中国需要走出一条用较少碳排放同样能把十几亿人口带向现代化的成功之路。

　　中国未来的发电总量肯定至少要比现在多一倍，汽车拥有总量恐怕要比现在多几倍。这是全体中国人都能享受现代生活的基础。南方家庭使用暖气，空调全面普及，全体国人出行成倍增加，所有城市的夜晚更亮，这些大概都不可阻挡。减少碳排放不能与这些必将发生的趋势相对立。

　　怎么办？首先发电不能全靠烧煤烧油，无论我们喜欢不喜欢，核电必须大举进军，能开发的水电也要逐渐开发出来。此外风能、太阳能也须积少成多，在局部地区扮演“主力军”。由于中国未来新增发电的任务是世界最重的，我们还应当有“敢为天下先”做商业发电技术创新的勇气。

　　相关的社会运动也应适时兴起，比如要让更多中国人有机会开车，我们的社会就须倡导开小排量车或新能源车。绿色生活需要真正成为中国人的新时尚。（《环球时报》社评/据《环球时报》12月14日）

 

本期要目

终结西方话语霸权，开启民主话语多样化的新时代/陈曙光

   长期以来，西方在国际社会垄断了民主的话语权，什么是民主、怎么搞民主，都由西方说了算。西方的民主话语霸权给一些国家和地区带来深重灾难，也着实迷惑了一些人的思想。今天，我们有必要推进民主的话语创新，建构中国特色的民主观，以独特的理论创造终结西方的话语霸权，开启民主话语多样化的新时代。

从中西比较看中国传统优秀政治文化/张维为

   我们还要继续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和地区的好经验，但一定以我为主，博采众长，洋为中用，另辟蹊径，自成一家。

互联网开放促进了中国社会免疫力/《环球时报》社评

   今天中国人接触到的外部信息比早年多了不知多少倍，但辨别力和承受力的增加促进了中国的弹性稳定，实际上不是瓦解、而是夯实了中国的国家安全。

“双12”线下狂欢能否救赎实体店？/光明网评论员

   短短几年，万万没想到，O2O离线商务模式能被支付宝一夜激活，那么，有没有更多可能，在实体店+互联网的创新中，迎来线下消费的另一个春天？

目录

大国之道

终结西方话语霸权，开启民主话语多样化的新时代/陈曙光

从中西比较看中国传统优秀政治文化/张维为

世界“看中国”与中国走向世界/赵灵敏

社会脉搏

互联网开放促进了中国社会免疫力/《环球时报》社评

期待更多外援领到“中国绿卡”/蔡辉

为何“人人嫌”的大城市更适合养老？/西坡

互联网乌镇带来的启示/庹新岗

财经广角

“双12”线下狂欢能否救赎实体店？/光明网评论员

人民币为何此时与美元“脱钩”/樊大彧

万科事件烛照出A股市场机制缺陷 /周俊生

观点摘编

中国发展的参照系不是欧美日

公安局副局长妄议中央被处理

巴黎协定吹响中国能源革命新号角

大国之道

终结西方话语霸权，开启民主话语多样化的新时代

   长期以来，西方在国际社会垄断了民主的话语权，什么是民主、怎么搞民主，都由西方说了算。西方的民主话语霸权给一些国家和地区带来深重灾难，也着实迷惑了一些人的思想。今天，我们有必要推进民主的话语创新，建构中国特色的民主观，以独特的理论创造终结西方的话语霸权，开启民主话语多样化的新时代。

   从民主的产生来看，民主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不能想象突然搬来一座民主制度的“飞来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是独特的，都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都是在这个国家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一国在发展民主的过程中，借鉴国外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是必要的，但这种借鉴必须结合本国的历史文化和现实国情。每个国家的民主都会带有本民族的独特基因，都要与本民族的水土相服，只有扎根本土的民主制度才有生命力。

   从民主的功效来看，民主不是“装饰品”，管用才是硬道理。一种民主制度是好是坏，人民最有发言权。各国的政治实践反复证明，一种民主制度，只有真正有助于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保障多数人追求幸福的权利，才能获得人民衷心拥护。反之，徒具民主形式，而无助于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民主制度，早晚会被人民抛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只有投票的权利而没有广泛参与的权利，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这样的民主是形式主义的。”中国式民主有其自身的实现形式，更注重民主的内容和实质，本质上属于实质民主，是形式民主和实质民主的统一。

   从民主的形式来看，民主不等于选举，协商也是民主的重要形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通过依法选举、让人民的代表来参与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管理是十分重要的，通过选举以外的制度和方式让人民参与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管理也是十分重要的。”在中国，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这两种民主形式同时存在、共同成长，构成了中国式民主的特点和优势。“选举至上论”企图用形式民主掩盖实质民主，用一种民主形式否定其他民主形式，这是片面的。

   从民主的价值来看，民主既能凝聚正能量，也会带来负能量，绝不能把民主当作包医百病、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万能药方。发展民主，其目的是为了政局更稳定，社会更公正，生活更有序，人民更幸福。然而，一些移植了西方民主的非西方国家，往往陷于无法无天的极端民主化的无政府状态，不仅无助于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反而会造成无休止的社会动荡，这种“民主”不仅在中国行不通，在西方国家、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也都行不通。

   从民主的标准来看，民主没有普世的标准，而具有多样性的特征。“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各国基本国情、发展阶段、历史文化都不相同，民主模式“不可能千篇一律、归于一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主要看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全体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人民群众能否畅通表达利益要求，社会各方面能否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国家决策能否实现科学化、民主化，各方面人才能否通过公平竞争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执政党能否依照宪法法律规定实现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权力运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尊重民主标准的多样性，这应成为基本的国际共识。

   从民主的发展来看，民主无法速成，民主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邓小平同志指出，民主的建设“和现代化一样，也要一步一步地前进。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这是确定无疑的”。民主建设依赖经济、政治、文化、法律等诸多条件，是一项世纪工程。习近平总书记早就指出，民主发展如果“脱离了一定的阶段性，那么本来是非常合理的要求，就可能成为一种非常错误的东西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是个新事物，还需要发展和完善。但是，怎么发展，怎么完善，我们有主张、有定力，绝不能落入西方的话语陷阱中去。（陈曙光/武汉大学教授）

——据《求是》2015年第24期

从中西比较看中国传统优秀政治文化

一、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是中国人数千年治国理政的一个核心观念，是中国政治的最大共识。从“打土豪，分田地”，到“实现小康”“为人民服务”“体察民间疾苦”“密切联系群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本质上都是“民本”思想的体现。

今天，“民本”思想指的不仅是国家要致力于改善民生，而且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安排要着眼于在更高、更广的层次上提升人民生活的品质，落实到政府为百姓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落实到让人民过上更安全、更自由、更幸福、更有尊严的生活。中国之所以能够这么快地崛起，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国家重中之重的工作就是大力推动民生的改善。

西方政治文化中今天谈得最多的还是西方自己界定的“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他们甚至不惜动用武力在世界上推广这些价值，但他们的做法在非西方国家却频频遭遇失败，主要原因就是这一切与这些国家百姓所盼望的改善民生愿望严重脱节，导致了政治机器空转和无穷的政治纷争、动乱甚至战争。

其实，西方模式今天的最大困境也是改善民生乏力。金融危机、债务危机、经济危机等已经导致西方国家百姓生活水平长期停滞甚至下降。绝大多数西方民众关心的也是经济、就业、福利这些民生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人的“民本”思想不仅对于实现中国梦意义重大，而且对于解决许多世界性的难题也有重要的启迪。

二、和而不同、和谐中道

从政治文化比较来看，中西方历史的一个重要差别就是宗教战争的差别。欧洲历史上，不同宗教之间，不同教派之间的战争持续了上千年，今天也留下了很多阴影。而中国人“和而不同、和谐中道”的文化使中国避免了欧洲长期宗教战争的悲剧，也是中华文明持续不断绵延数千年的主因。

西方政治文化的一个特点就是强调社会不同利益之间的博弈，喜欢斗争哲学；而中国自己的政治文化传统更注重“和而不同、和谐中道”。这种文化传承在中国经历了百年动荡后重新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共识，这是弥足珍贵的。中国人强调“求大同、存小异”，强调“退一步，海阔天空”，强调社会不同利益的和谐共生。

可以预期，在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进程中，“和而不同、和谐中道”的理念将继续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在全球族裔矛盾、文明冲突日益严重的今天，这一理念对于解决全球治理的诸多困境亦有借鉴意义。

三、兼容并蓄、独辟蹊径

中国文化的另一特点是“兼容并蓄”及其超强的学习能力，从“寸有所长，尺有所短”到“三人行必有我师”，从“谦受益，满招损”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从“陈言务去”到“学如蝉蜕”等祖训都反映了这种传统。但这不是简单地模仿别人，而是从不同文明中汲取养分，从世界各国借鉴经验，最终在综合别人长处的基础上“推陈出新”，“独辟蹊径”。

比较之下，西方文化中更多是“三人行我必为师”的传统。进而形成唯我独尊，向别国强行地输出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模式，结果搞得整个世界不得安宁，自己的日子也不好过。今年出现的席卷欧洲的“百万难民潮”相当程度上就是西方极力推动“阿拉伯之春”给自己带来的恶果。

中国人“兼容并蓄”“从善如流”，大胆借鉴别人之长，丰富和发展了自己，但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没有失去自我，而是坚持了以我为主，兼容并蓄，另辟蹊径，综合创新。在政治领域内，我们把“选拔”和“选举”结合起来，这种做法明显好于西方光是依赖“选举”的制度。在社会领域内，我们拒绝了西方主张的那种社会与国家对抗的制度，而是推进社会综合治理，推动社会协商和对话，建立社会与国家高度良性互动的制度，所以我们的国家和社会都比西方更有凝聚力；在经济领域内，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这是一种“混合经济”，包含了“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的有机结合，市场与计划的有机结合，国企与民企力量的有机结合等，虽然这个制度还需要完善，但它已经展现了独特的竞争力，带来了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和百姓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我们还要继续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和地区的好经验，但一定以我为主，博采众长，洋为中用，另辟蹊径，自成一家。（张维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上海社科院中国学所所长）

——据《光明日报》12月15日

世界“看中国”与中国走向世界

　　岁末年终，又到了盘点整理、后顾前瞻的时候。在即将过去的这一年，中国国内全面深化改革进展如何，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展如何，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深入思考。近读马国川先生的新著《看中国》，读到基辛格、傅高义、福山、科尔奈等国外政治人物、知名学者对中国现状和未来的看法和建议，受益良多。英国前副首相曼德尔森将中国比作一艘巨型油轮，“然而它正在驶过的却是一条条狭窄的海峡，而我们，全都生活在这些狭窄海峡的岸边”。著名汉学家傅高义认为，中国如果处理不好“鹰派”的问题，就会产生很多矛盾，甚至和世界发生冲突。的确，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中国与世界特别是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不仅与中国自己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

　　鸦片战争前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国虽然相比西方已经落后，但并不自知，依然夜郎自大地生活在自设的“朝贡体系”小圈子里，自我感觉良好。1842年鸦片战争战败，中国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被动进入了一个完全陌生和充满敌意的国际关系体系中，不但原有的优越感不复存在，而且第一次发现自己原来是一个被动挨打的loser。这种痛苦的自我意识摧毁了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自己什么都不行、西方什么都好的观念几乎成了全民族的无意识，学习西方、师夷长技以制夷成了顺理成章的选择。

　　此后一百多年来，中国对西方的了解和学习并不系统和完整，其中包含不少迷思和误读。中国真正开始全方位和西方打交道，全面深入了解西方，是在改革开放之后，西方的政治体系如何运作，经济情况如何，社会是什么状况等等，这些资讯的普及不过是近30多年的事情。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出国门，旅游、留学或居住，中国社会关于西方国家的信息正在变得更加丰富、多元和真实。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人的实力和自信也在快速增长。特别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遭遇了自上世纪大萧条以来最大的经济冲击，而中国经济一枝独秀，成了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西方舆论普遍认为，中国经济总量超越美国只是时间问题。伴随着实力的增长，中国人看待西方的视角也在发生变化，由过去一百多年来习惯性的仰视逐渐转向平视。从历史的脉络来看，这肯定是一件好事。

　　但是，我们也要避免走到另一个极端，就是认为中国过去受了太多气，现在应该扬眉吐气，由别国来迁就中国。一些人希望恢复“朝贡体系”，重现“万邦来朝”之荣光，说明他们的国际观还停留在过去。实际上，中国今天的实力远没有强大到可以“随心所欲”的地步，而且无论中国的实力有多强大，也都不会谋求“随心所欲”式的霸权。反观美国，其制度中的纠错机制仍然存在，体制的稳定性依然很强，远非一些人想象的那样已经日薄西山走向衰败。中国GDP总量超过了日本，并不意味着中日经济实力对比的全面转变，在人均GDP等诸多领域，中国依然落后于日本。在未来较长时间里，西方国家对中国仍然具有明显的优势，中国对西方国家的学习、借鉴不应停止。

　　一百多年来，被中国人奉为圭臬的一句话是“落后就要挨打”，而“落后”又被片面解释为经济的不发达。这种发展主义哲学体现在外交上，经济发展被归结为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前提，认为外交上的一些“不便”乃经济发展不力所致。这种思维造成的后果是，一方面为了强大和崛起可以不计代价，造成了国内政治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失衡；另一方面，把中国在国际上提升话语权、承担大国责任的更多希望甚至全部希望，都寄托在经济发展这个单一指标上，这其实并不利于中国提升话语权和更好地承担大国责任。

　　看看基辛格、傅高义、福山等国外大师如何“看中国”，对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自己、更加稳健自如地走向世界大有裨益。（赵灵敏）

——据《北京青年报》12月22日

社会脉搏

互联网开放促进了中国社会免疫力

　　第二届互联网大会即将在浙江乌镇举行，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鲁炜9日在记者会上回答了多个敏感问题，包括删帖、屏蔽外国网站等等。有西方记者提出，中国互联网“越来越成为局域网”。在鲁炜的一系列回应中，被传播最广的一句话是：“我们不欢迎那些挣了中国钱、占了中国市场，还诬蔑中国的人。就像每一个家庭，都不欢迎不友好的人来做客一样。”

　　网络管理成为一段时间以来西方批评中国的焦点，而这些争议只涉及中国互联网庞大现实很小的一部分。它们被放大了，像是一个严重的僵局。

　　互联网不能是法外之地，它又是美国发明的，与美国的社会体系自然交融。中国引入互联网后一直面临发展互联网和使这种发展不对中国造成冲击的重要课题。

　　应当说中国做得蛮不错：中国互联网的发展之路在全球都属于很快的，我国出现了BAT等颇具竞争力的互联网巨头。同时这个巨大的舶来品没有对中国形成严重社会冲击，它增加了中国社会的活跃，一些负面影响受到抑制，未能坐大成有颠覆意义的破坏力。

　　当然这当中不是没有问题，比如互联网管理肯定会造成某些“误伤”，个别网站遭到屏蔽，一些人对它的正常使用会受到牵连，然而这是中国互联网的主要方面吗？我们做结论时需要慎重。

　　中国互联网给世人的最突出印象是高速发展，它的真实意义和影响要远大于中国网络管理带来的争议。感觉受影响的是一个比较小的圈子，他们是少数需要查阅国外一些特殊网站科研资料的学者，对绝大多数普通用户则几无影响。由于外国大网站在中国大都有“替代品”，中国互联网的活跃度是全球最高的之一。

　　其实意见最大的是意识形态活跃人士，他们希望外国社交网站都大举进入中国，他们能在那些平台上做到所谓“完全的言论自由”，也更方便在国内外开展政治联络。这看来并非互联网管理的问题，这是中西社会治理的一个基本争议。

　　大多数了解互联网的学者相信，中国现阶段不可能做到对西方毫不设防。互联网已是西方对华做思想和价值观输出、渗透的核心领域，中国互联网对外开放必须与确保国家安全的目标结合起来，而不能求此舍彼。中国的互联网管理必须抵制攻击四项基本原则的违宪宣传，阻止敌对势力利用网上渠道开展组织和勾连活动。中国政府应理直气壮地这样做，不用理会外界及内部少数人的指责、抱怨。

　　同时也需指出，对政治性有害信息的认定以及对需屏蔽网站的认定不应过于宽泛，应当为屏蔽网上内容范围的逐渐缩小而不是让它变得越来越大积极创造条件。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基本经验是，开放能够锻炼我们自己的竞争力和免疫力，能促进自我强大。今天中国人接触到的外部信息比早年多了不知多少倍，但辨别力和承受力的增加促进了中国的弹性稳定，实际上不是瓦解、而是夯实了中国的国家安全。

　　互联网该怎么管，这是全世界的课题。这个问题在中国显得敏感些，原因之一是中国互联网的应用程度已经相当高，“互联网+”已是中国的一项国家战略。

　　围绕互联网管理的争议大概会长期持续下去。其中一些问题会得到解决，还有一些问题会随着国家发展的深化而自然从突出位置走向边缘，或者被彻底淡化。中西之争总要有些爆发点，互联网如今受到聚焦，但这不太可能固化。中国只需加快发展，互联网管理也应配合这一总战略，其他都相对次要。（《环球时报》社评）

——据《环球时报》12月10日

期待更多外援领到“中国绿卡”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北京首钢篮球队灵魂球员马布里拿到了“中国绿卡”（即《外国人永久居留证》的俗称），成为CBA外援历史上的第一人。

　　马布里的申请获批理由是“对中国有重大、突出贡献以及国家特别需要”，这显然是中肯的，在马布里帮助下，北京首钢篮球队不仅3次夺取CBA总冠军，且点燃了北京人对篮球的热情。此外，马布里对中国、对北京的爱亦值得称道，他积极融入中国文化、热心公益，他的职业精神与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为青年人做出了良好榜样，可以说，老马早就已是咱们“自己人”。

　　既然是“自己人”，就应享受自己人的待遇，“中国绿卡”应视为一种承认。

　　但，马布里是球员，易被公众了解，若非从事体育、娱乐等行业的外国人，如他的工作很有价值，却不被国人所了解，那该怎么办？他申请“中国绿卡”是否同样方便？

　　一直以来，我们有一种心结，觉得只有生在这片土地、长在这片土地，黄皮肤、黑眼睛，才是“自己人”。外国人即使加入中国籍，帮咱们拿个世界冠军，咱们也不觉得长脸，如果他甘心辅佐中国人拿冠军，我们才特别开心。

　　近代中国屡遭外辱，产生这种心态，不足为奇，但公允地说，这确实有点狭隘，它会成为我们今后发展的阻力。

　　李斯在《谏逐客书》中说：“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则士勇。是以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在全球化竞争面前，谁能吸引到更多人才，谁就可能领先一步，在今天，仅靠中国人自己的聪明才智是不够的，还应依靠全世界的聪明才智。

　　经过30多年飞速发展，中国已形成了自己的优势，那就是我们充满活力，更有包容性，不像西方社会那样，不同收入人群间彼此悬隔，各有各的圈子，在中国，最高档的小区门口，也有最低档的小吃街、零售店，彼此生动地混杂在一起，这意味着更多的发展机会。

　　中国是有魅力的，我们不能只做人才输出国，我们也可以成为国际人才的目的地。而这，就要开放心胸、调整心态，能真正站在人的层面去接纳别人。

　　近代以来，外侮确实是一个严重问题，但不能忽略，许多外国人也曾深爱这片土地，也曾付出血汗。甲午战争时，便有西洋教官为中国作战而牺牲，抗日战争时，白求恩、柯棣华等长眠于中国，德国人拉贝曾拯救数十万南京人，福益华、苏慧廉、赛珍珠……谁能说这些“老外”，不是自己人呢？

　　我们能接纳马布里，就能接纳更多的外国优秀人才。既然这种接纳会让我们变得更丰富、更强大，那么，就应期待更多外援领到“中国绿卡”，而申领“中国绿卡”也能变得更加容易、方便。（蔡辉）

——据《北京晨报》12月16日

为何“人人嫌”的大城市更适合养老？

在人满为患的大城市挥洒青春，去有山有水的小城市安度晚年，这是许多都市年轻白领的人生规划。许多时候，正是靠着心中对那遥远“养老圣地”的畅想，他们才可以忍受早晚高峰地铁中周围人身上散发的异味。最近一个“有数据有真相”的报告却要让他们失望了，原来“养老圣地”不是天边，就在眼前。

近日，西南交通大学国际老龄科学研究院在北京发布了一个“退休版城市幸福指数”——2015中国大中城市退休生活质量指数。报告通过健康医疗、人居环境、交通出行、社会公平与社会参与、经济金融5大维度的考量，以及44个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二级指标的数据采集，给全国38个城市排了个名。珠海居首，接下来便是深圳、北京、广州、上海，而素有“来了就不想走”之誉的成都只排到了第19位。

北、上、广、深四座一线城市齐刷刷排在前五名，使“大城市适合奋斗不适合养老”的说法登时破灭。有些人又开始在动脑子之前乱骂“砖家”，其实这个排行虽然违反许多人的直觉，却是完全可以说得通的。

平时说起大城市，从官方到民间都是不满意的声音居多。官方爱说“大城市病”，民间爱抱怨堵车、雾霾、公交车里被挤成相片。一线城市在一年365天全天候遭受吐槽的过程中，许多优势反而被选择性忽视了。上述报告中便有分析：一线城市的经济实力毋庸置疑，优质医疗资源相对集中，社会公平与社会参与度也排名前列，为维护老龄人口权益提供了保障。

只有离开北上广深的人，才能后知后觉地体会到大城市的好。在大城市更容易找到同类人，幸福感会更高；在大城市晚上聚餐不会八九点钟便被服务员催打烊；大城市的人更守规则，潜规则相对来说比较少；大城市很多日用消费品更便宜，这是规模优势，当然房子另说。

有人可能会说这都是年轻人在乎的事，跟退休的老年人没关系。其实咱们不能太把老年人当老年人，把退休生活想象成买菜、广场舞、催婚催娃几项要素的机械结合。年轻人生活中需要的软硬件条件老年人也需要，只是有所调整罢了。

年轻人热衷于幻想在海边或山中养老，却忘了海风不宜长吹，山里难寻护工。年轻人可以偶尔去荒郊野岭体验几把，老年人则更需要外部社会作为依靠。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所有便利的生活条件都集中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

再次违反直觉的是，大城市更适合穷人和普通中产，而只有有钱人才有可能在小城或乡下过上美好的生活。

大城市比中小城市更适宜生活。换一个角度，这事就容易理解了。大城市是人们选择的结果，而不仅是人们重新选择的原因。每天都有人逃离北上广，但大部分人应该“认命”，这里就是你的归宿，适应它或者改变它。（西坡）

——据《南方都市报》12月21日

互联网乌镇带来的启示

　　据《长沙晚报》报道，这两天，因为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这个古韵悠长的水乡古镇再度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本届大会上，互联网乌镇的魅力得到进一步释放。会场内，大会专用APP，会务云系统，4G网络、无线WiFi全覆盖，会议服务全智能，互联网企业全时空……而会场外，一键报警的老年交互服务、可实时视频查看全过程信息显示的二维码养猪……在乌镇，“互联网＋”元素已经全方位地融进医疗、旅游、交通等各个领域。

　　在乌镇，旗袍店的老板可通过“魔镜”技术把旗袍卖到全国各地；一家小小包子店，通过二维码邀请全球的朋友来品尝江南灌汤包……小镇虽小却有大舞台，这大概就是互联网乌镇的魅力所在。而剖析它，不仅可以帮助民众窥见未来互联网生活的片段，也有助于其他地方理顺思路，赶上互联网+的浪潮。

　　首先，推动互联网+需要政府有主动拥抱互联网的意识。早在十多年前，乌镇便已开始布局互联网发展。2003年，乌镇西栅开发之初，就有先见之明埋下了宽带网线。当时，互联网业态远未成熟，既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又在短期内看不到成效。试想，如果当地没有先行先试的勇气，是很难贸然作此决策的。与之相比，如今仍有一些地方别说互联网+，连政府网站都懒得维护。这种意识无疑落后于时代，是一种短视的行为。

　　其次，互联网+需要开放的市场思维。报道中提到，在乌镇有一家制作旗袍的企业，今年出资300万元做互联网＋，开发出一套魔镜网络试衣系统，省去试衣的繁琐，打开了旗袍的销路。这告诉我们，很多时候传统业态走向衰落，并不是说这个行业没有市场，而是缺少与市场联通的渠道。同样的，一个地方风景再好，如果始终养在深闺人未识，那么其发展只能是小打小闹。互联网由于它的门槛低，可以给绝大多数的产业、地方提供接入口，关键是互联网+的另一头有没有大数据、大市场的意识，会不会运用网络将自己的产品推出去。

　　再次，对互联网功用的扬弃。互联网是把双刃剑，就旅游景区而言，它在招来客流的同时，也会对景区的保护产生冲击。乌镇的互联网+，不仅将传统的江南小镇文化元素基本保存完好，而且还结合当地特色，创办了国际戏剧节。以戏剧为入口，满足现代年轻人的文化需求，也增添了古镇的魅力。与此相对应的，如果不把保存独有的文化特征作为立身之本，对保护和开发进行合理规划，那么很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只顾满足游客需要而产生的千篇一律的商业开发。这样的例子，在当下并不鲜见。

　　从某种程度上说，乌镇的具体模式无法复制，但其中的敢闯敢试、开放创新、技术与文化融合等精神内核，却值得借鉴。环顾四周，我们不缺少类似的古镇资源，而如何在互联网时代，通过网络把这些资源盘活起来，推介出去，理应有所思考。（庹新岗）

——据《长沙晚报》12月17日

财经广角

“双12”线下狂欢能否救赎实体店？

双11”天猫912亿元的交易额，电商赚得盆满钵满，紧跟其后的“双12”则迎来了线下实体店的购物狂欢。今年，国内外30多万家线下商户参与了支付宝和口碑网举办的“1212支付宝口碑全球狂欢节”，覆盖餐饮、超市、便利店、外卖、商圈、机场、美容美发、电影院等八大线下场景，遍及全国200多个城市和澳洲、亚洲及港澳台等12个国家与地区。

　　支付宝撒钱，大妈们扫货。百货打折忙，超市最疯狂。只见人头攒动，队伍冗长。而在“门庭冷落鞍马稀”的实体零售店，除了“关门清仓大甩卖”，似乎已难见昔日繁荣的景象了。来看看下面这组数字吧：截至12日上午10时，全国消费者通过该活动，共买走了近86万份牛奶、61万份面包；截至14时，超市便利店最受欢迎的日用品是手纸和纸巾，总共卖出了20.75万份；截至14时30分，有40万份炸鸡、25万个汉堡被买走。有人戏称，“双12”告诉大家，数学学不好，便宜占得少。

　　这些商品，不是“爆款”，亦非耐用，在经济学上基本属于缺乏消费弹性的范畴。比如面包牛奶，基本落肚为安，却在“双12”线下营销策略的激励下，短期消费量激增。这可能比912亿元的“双11”更让人扎实感受到消费潜力被释放的魔力。一则，它说明中国民众没那么LOW，并不是只知道“疯抢积压的库存”；二则，线下服务业、尤其是零售业，缺的也许不只是“双创”等精神，而是更实在的价格优势，是实惠意义上的作为空间。

　　“双11”还是那个“双11”，“双12”已不再是那个“双12”。短短几年，万万没想到，O2O离线商务模式能被支付宝一夜激活，那么，有没有更多可能，在实体店+互联网的创新中，迎来线下消费的另一个春天？

　　这个问题也许见仁见智。但，2015年“双12”的线下狂欢，确实让人在沉郁的实体消费格局中，嗅到了一丝清冽的气息——通过消费范式的重构、借助改革红利的落地，解决实体店供需错配的体制性症结，并非没有出路。就像国内消费增速拾级而下、国民却在海外疯狂扫货，国内航空客运增速缓慢下行、国民跨境游却持续高增长一样，线上爆棚与线下清冷的反差，并不是“电商”二字可以原罪的吊诡之象。以提升全要素效率为旨归的供给侧改革，就是要解决类似供需错配的症结。对于实体店来说，也必须在这股潮流中稳妥地学会“找自己”。

　　客观地说，支付宝不是救世主，揩马云的油并不能发家致富。2015年“双12”启幕的线下盛宴，撬动的是仅仅一种可能性，而要救赎千千万万的实体店，也许只有两条路可以走：对于经营者而言，少抱怨、多创新，主动与互联网+对接，而不是等着别人来找你出主意。据称，大型连锁超市在接入支付宝后，平均收银速度从原来的一分钟左右，变成现在的15到20秒。“双12”线下交易中，很多中老年人已经能熟练操作网上支付。可见，变局正在发生，谁也不要低估任何可能。对于制度设计而言，在实体店成本飙升、利润空间摊薄的现实语境下，减免税费、减少环节，就是对实体经济最好的支持。支付宝当然带有私心，是为用户粘性而来，它所提供的优惠模式也许具有“独家性”，但它提供的成本支撑是可替代的。直白点说，如果一块面包从面粉到货架的“旅行成本”更便宜一些，实体店与电商博弈的筹码也许不会像眼下这般寥落无助。

　　11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APEC会上强调了中国经济的四个“没有变”。有业内认为，今年四季度GDP有望保持在7%左右。比黄金还重要的信心是有的，不过，中国实体经济面临的困局与险境也并不少。比如实体店，不能“被革命”之后再醍醐灌顶。这个时候，从线上线下的购物狂欢中，多为实体店的生存与发展而筹谋，也许比坐等靠更要紧、比怨天尤人更急迫。有时，经济向左还是往右，不缺“杠杆”，不缺“石头”，缺的只是找“支点”的智慧罢了。（光明网评论员）

——据光明网12月13日

人民币为何此时与美元“脱钩”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近日正式发布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央行官网的评论文章表示，定期公布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将有助于引导市场改变过去主要关注人民币对美元双边汇率的习惯，逐渐把参考一篮子货币计算的有效汇率作为人民币汇率水平的主要参照系，有利于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

　　此次，中国首次发布了官方编制的人民币汇率指数并公布权重，有媒体表示，这是人民币获准正式纳入SDR之后的又一件大事，人民币汇率市场化进程将大幅推进。汇率指数作为一种加权平均汇率，主要用来综合计算一国货币对一篮子外国货币加权平均汇率的变动，旨在全面地反映一国货币的价值变化。

　　官方的人民币汇率指数公布后，之所以引起市场广泛关注，其中的重要原因是，指数中美元和欧元的权重已接近平分秋色。这意味着，中国官方在公布一个新量化指标的同时，提醒市场今后观察人民币汇率不能再紧盯美元了。由此一些评论指出，中国此次发布有关汇率指数，是人民币“去美元化”的重要步骤，是一个与美元“脱钩”的宣言。如果说这种解读还是对有关举措合理的延伸分析，那么，一些机构做出的进一步猜测则令市场有些恐慌了。

　　人民币汇率指数发布后，引起了市场的广泛猜测，一些机构认为这意味着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将打开贬值空间。这种推断的逻辑依据是，人民币酝酿与美元“脱钩”，中国的汇率政策由盯住美元向盯住一篮子货币转变，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稳定将让位于对一篮子货币稳定。继而推论，未来人民币对美元会更富有弹性，汇率会更加市场化，目前人民币贬值预期抬头，此次人民币汇率指数的公布可能暗示中国官方将“允许”人民币对美元进一步走弱。

　　其实，一些机构关于人民币走弱的预测，并不符合发布汇率指数的政策意图，甚至是截然相反。此次中国官方发布人民币汇率指数，维稳意图明显。受美联储加息预期以及中国外汇占款变化不及预期等影响，上周，人民币对美元即期汇率5个交易日共贬值507点，跌破6.56，创下了4年新低。然而，刚刚公布的中国官方的人民币汇率指数则显示，截至2015年11月底，人民币相比一篮子货币较2014年底升值了近3%。如果只看人民币对美元的近期表现，一些人可能会感到惶惶不安，但再环顾欧元、日元、澳元等一篮子货币，则会发现，在国际主要货币中人民币仍属强势货币。

　　根据人民币汇率指数发布过程中透露的信息，可以发现，此时官方发布有关指数，就是要让市场看到平时被经常性忽略的事实，帮助市场改变悲观预期，进而促使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

　　自2005年汇改之初我国就引入了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但由于国际贸易和金融市场对美元的长时间依赖，人民币汇率“紧盯美元”的市场视角，长期以来难以扭转。人民币如果一直盯住美元，必然会削弱自身独立性，降低投资者持有人民币资产的意愿，不利于其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的形成。此次中国官方首度发布人民币汇率指数，对推动社会转变观察人民币汇率的视角有重要意义，也将有助于更为独立的人民币汇率市场新逻辑的建立。（樊大彧）

——据《北京青年报》12月15日

万科事件烛照出A股市场机制缺陷

深圳的知名企业万科在遭遇到宝能系来势凶猛的举牌收购后，万科管理层反应强烈，董事局主席王石公开发表谈话不欢迎宝能系的“入侵”，公司更以筹划增发新股等被称为“毒丸计划”的途径来化解宝能系的进击。

A股市场建立至今已有25年历史。在这不算短的时间里，因公司控股权易手而导致原管理层“扫地出门”的案例并不鲜见。但是，除了早期出现的几家公司是通过收购方在二级市场购股举牌达到控股要求以外，绝大多数的控股权变更多是通过场外协议转让来完成的。这种场外协议转让，反映在二级市场上是风平浪静，即使是公司的原有董事会，面对新晋大股东的要求非但没有反抗，反而热情欢迎，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企业交出去。这与万科的表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种情况的出现，与A股市场的上市公司多数为国有企业有关系。我国的国有企业虽然上市，但控股权都由政府指定的国资管理机构掌握，而国资部门行使的仅是国有股的管理，对上市公司的日常经营并不参与。负责公司经营的管理层通常是上级部门委派的干部，而不是公司的创业者，因此对公司股权的管理并无体认，在控股权易手后，他们也不会产生大权旁落的危机感，而是可以由国资部门另行安排职位。在这种结构之下，管理层感受不到资本市场上来自投资者的压力，对公司的日常经营也只是按部就班，完成上级要求的目标就可以，创新发展对他们来说反而并不太重要。

以万科为代表的民营上市公司，在这方面显示出了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不同之处。民营的上市公司，管理者就是创业者，他们对自己的公司有高度的认同，上市以后他们必须不断地提高业绩才能获得投资者的认同，创新发展也成为他们的自觉使命。万科这几年在国内房地产市场上发展迅猛，成为行业的领军企业，这与其作为民营上市公司时感受到的来自资本市场的压力直接相关。即使是股权变更，也是通过二级市场举牌，使公司价值在市场化机制之下得到清晰体现，相比之下，国企上市公司股权在场外协议转让，不仅有可能充斥内幕交易，而且其价格也不能反映市场意志。

万科事件的发生，烛照出A股市场存在的重大的机制缺陷。在国际市场上，很多企业对于上市以后导致公司“改换门庭”的危险有清醒认识，因此上市并不是企业热衷追求的目标。但在我国，众多企业争相进入A股市场，不少是以圈钱为目的，而对上市有可能导致公司被他人“摘桃子”的危机缺乏感性认识。由于A股市场上，国有上市公司占比过高，资本市场的这一机制被有所扭曲，以至市场的资源优化配置功能被简化为只是帮助企业融资。这种不正常的状况，不仅损害着A股市场的质量，也损害着投资者的利益。要让A股市场的机制与国际市场接轨，关键还是在于积极推进国资国企改革，A股市场的功能不应仅仅是帮助国有企业“圈钱”，它更应该是通过市场化的并购让国企接受优胜劣汰的考验。（周俊生）

——据《羊城晚报》12月21日

观点摘编

中国发展的参照系不是欧美日

如果比较国家治理与社会管理的历史与成就，只要放在千年以上的历史长河中，包括欧美日在内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望中国之项背。所以，只把历史界定在近一二百年间，以这一期间的国家实力之强弱论断道路、文化、制度之短长，如果不是崇洋媚外，妄自菲薄，就是数典忘祖，患上了近视病。（冯大力，李后强/据《光明日报》12月15日）

公安局副局长妄议中央被处理

吴某，东部某市公安局副局长，中共党员。一个周六的午后，在家休息的吴某闲来无事，便打开微信浏览朋友圈。其间，他看到一篇关于“一国两制”的文章，觉得“甚好”，便轻点手机屏幕进行分享，并罔顾“一国两制”政策出台的背景与实际，发表评论大肆抨击、公然否定。由于吴某社会关系广、朋友杂，其观点被广泛转发，造成恶劣影响。山东省纪委案件审理室干部王静告诉记者，吴某违反的是很重要的一条政治纪律——妄议中央大政方针。

公安副局长妄议中央，给党员领干部敲响了警钟：第一，加强学习是何等重要；第二，必须自觉在思想上、行动上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决不能“当面不说，背后乱说”、“会上不说，会后乱说”、“台上不说，台下乱说”，更不能心无敬畏，在网络世界里丧失政治立场，随心所欲、妄言妄语。否则，一不小心就可能触犯纪律底线，悔之莫及。(据东方网12月18日)

巴黎协定吹响中国

能源革命新号角

　　中国需要走出一条用较少碳排放同样能把十几亿人口带向现代化的成功之路。

　　中国未来的发电总量肯定至少要比现在多一倍，汽车拥有总量恐怕要比现在多几倍。这是全体中国人都能享受现代生活的基础。南方家庭使用暖气，空调全面普及，全体国人出行成倍增加，所有城市的夜晚更亮，这些大概都不可阻挡。减少碳排放不能与这些必将发生的趋势相对立。

　　怎么办？首先发电不能全靠烧煤烧油，无论我们喜欢不喜欢，核电必须大举进军，能开发的水电也要逐渐开发出来。此外风能、太阳能也须积少成多，在局部地区扮演“主力军”。由于中国未来新增发电的任务是世界最重的，我们还应当有“敢为天下先”做商业发电技术创新的勇气。

　　相关的社会运动也应适时兴起，比如要让更多中国人有机会开车，我们的社会就须倡导开小排量车或新能源车。绿色生活需要真正成为中国人的新时尚。（《环球时报》社评/据《环球时报》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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