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要目
珍视中国社会结构弹性/贺雪峰
我们一定要认识到，当前的城乡二元结构不再是剥削农民的结构，而是对农民的保护。这一保护性结构是中国社会结构至今仍然可以保持巨大弹性的关键。
对农民买房去库存的“眉山经验”不可期望过高/于德清
对于鼓励农民买房去库存，有当然胜于无，不过，要真正消化楼市库存，根本还是要从振兴当地的实体经济入手。
捷克对华态度为什么大转向/《环球时报》社评
中国在欧洲突破意识形态的铁幕，靠的不是讲理，而是仰仗中国经济发展所创造的吸引力。对欧洲国家来说，同中国合作的好处要远远大于强化同中国意识形态对立的政治受益，这引导了很多国家对华战略思维的转向。
世界无法承受失去一代青年/陈季冰
当代恐怖主义与宗教冲突和国际政治高度相关，但它也是世界范围内“青年不满”和“青年造反”的一个后果。
目录
社会脉搏
珍视中国社会结构弹性/贺雪峰
“禁电禁摩”可否等一等民生脚步/朱永华
山寨“罗斯柴尔德” 为何走红名利场？/阅尽
像了解感冒一样认识抑郁症/张继明
财经广角
对农民买房去库存的“眉山经验”不可期望过高/于德清
香港楼市怎么了？/刘晓忠
人工智能未来会演变成新物种吗？/唐涛
扎克伯格的“大杀器”来了/夏文辉
国际风云
捷克对华态度为什么大转向/《环球时报》社评
世界无法承受失去一代青年/陈季冰
社会脉搏
珍视中国社会结构弹性
在农村调查，与老年人聊天，一些老年人对国家表现出无比的感激。原因是，现在种田不交税了，日子过得好，而且国家推进新农合、新农保，看病能报销，年满60岁的老年人每人每月还能领取70元基础养老金，这真是比儿子给的养老费还多。
区区70元基础养老金，竟然让农村老年人觉得国家政策所提供的保障比养个儿子还好，这与很多人认为国家给农民保障太少，网络上一些人散发不满情绪，可谓泾渭分明。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反差？这个反差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值得深入讨论。
每月70元的基础养老金，让农村老年人无比感激，其中一个原因是，长期以来，农村老年人从来没有获得国家提供的养老保障，而是靠家庭养老。子女不孝，老年人就绝对无助，甚至只能一死了之。他们过去没有既得利益，没有形成利益刚性，现在国家每月发钱，就是天上掉馅饼，当然会真诚感激。这就说明，中国社会结构还有很大弹性。正是弹性的社会结构，使中国具有巨大的利益调整空间，使中国可以应对各种危机和困难，可以将主要资源用于发展战略产业，完成产业升级，从而走出中等收入陷阱。
当前正在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养老保障，意思是养老保障不再分城乡，而是城乡一样。而实际上，城乡可能还真的有些差异。在领取基础养老金的同时，农村老年人仍然可以种地，而不需要子女赡养。就算到了不能种地的年龄，还可以种菜，养猪养鸡，从事力所能及的富业。城市老年人没有可以劳动以自给自足的土地，每月几十元养老钱，根本无法生存。因此，在推进城乡居民养老保障时需要考虑城乡差别。
中国社会结构的这种弹性还可以用来分析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进城农民工，年轻时进城，希望通过努力和运气可以在城市体面安居。但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决定了绝大多数进城农民都无法获得体面安居的就业与收入条件。好在农民工进城时，他们的父母仍然在农村务工，务农收入不多，却足以解决温饱问题。年轻人进城，赚了钱最好，赚不到钱无所谓，可以养活自己就行。等到生儿育女，有了压力，他们变得节俭，考虑长远。运气好则逐步成为城市的一分子，甚至将年老父母接到城市里来。运气不够好，就将子女送到农村父母那里养，夫妻一心一意在城市挣钱，将人生希望寄托在子女身上，他们并无沉重的赡养父母的经济压力。到了中年仍不能在城市体面安居，他们就开始考虑返乡了。虽然能在城市体面安居最好，但若不能在城市获得起码的体面生活，他们就宁愿选择返乡。
换句话说，正是农村的存在，正是土地在农民手上，农民通过“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结构”，获得了在城乡之间进退往返的自由空间。若失业农民工无乡可返，国家就必须为他们提供失业保险，若国家不能提供如此庞大数量人群失业保险，这些人就无法生存，就会社会失序甚至政治动荡。显然，可以容纳无法进城农民且可以让进城失败农民返乡的制度的存在，使中国社会结构具有极大的弹性，可以应对各种危机冲击。农村成为了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中国城乡之间存在着对农民的保护性结构，这样的结构使中国社会结构保持了弹性，使国家有能力相对自主地分配经济增长剩余，从而使中国可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
当前的城乡二元结构并不限制农民进城，农民能否进城和在城市安居主要不再是制度问题，而是他们能否在市场经济寻找到机会的问题。或者说，当前农民能否进城的唯一障碍是他们有无可以在城市体面安居的就业与收入条件。但城乡二元结构却仍然限制城市人下乡，限制资本下乡，比如城市人不能到农村买农民的房子。
有人说，不让城市人下乡限制了资源的有效配置，不是市场经济行为，会降低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是，当前农民的住房、宅基地和土地承包经营权究竟是市场经济的生产要素，还是兼有农民的基本保障和社会保险？若是农民的基本保障与社会保险，则基本保障能否自由交易？显然，基本保障是不能自由交易的，因为这是底线生存。城市人到农村买房子，是因为要为过剩资本找到储值手段，或要在农村多一个休闲去处，而对农民来讲，一旦他们失去农村住房，他们进城失败就不再能返乡，他们就失去了安身立命的根基。不是一个农民，而是在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绝大多数农民都不可能在城市体面安居，农民失去返乡退路，中国当前的弹性社会结构也就不存在了。在城市这块狭窄局促空间中，激烈的不同人群、不同阶层、阶级之间的冲突也就会习以为常。那个时候，因为失去了农村这个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再谈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就没有可能。
我们一定要认识到，当前的城乡二元结构不再是剥削农民的结构，而是对农民的保护。这一保护性结构是中国社会结构至今仍然可以保持巨大弹性的关键。一旦不再有保障性的城乡二元结构，一旦作为农村基本保障和社会保险的农村宅基地、住房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被当作了财产，可以拿到市场上交易，则进城失败的农民就失却了退路，中国在发展进程中再出现任何一次危机，都会有一个巨大的缺少弹性的结构性力量来加强其烈度，其结果就是，中国社会将陷入不同群体不同阶层发生冲突的中等收入陷阱中。（贺雪峰）
——据《学习时报》4月7日
“禁电禁摩”可否等一等民生脚步
昨天，记者从北京交管局获悉，自4月11日起，长安街、府右街、正义路等十条道路除自行车外，禁止其他非机动车通行。深圳“禁摩禁电”引发的热议尚未平息，北京“禁电禁摩”的动作又出，很显然，两地实施禁电禁摩的理由均无二致，皆是因绝大部分电动车超出“国标”和造成的交通伤亡事故频发所致，实施的目的显然是为维护道路交通秩序和保障市民群众的出行安全。但此举的善意显然并没有被大部分市民群众所理解和接受，当群众民生需求与官方的职能管理呈现某种矛盾，以“剥夺”民众某项法定权利为代价，以维护社会某种秩序或减少职能部门的负担乃至“麻烦”，显然也已经不是第一次，用时下网络上的流行语来表述就是“部门有病、百姓吃药”。
平心而论，电动车的迅猛发展和普及，着实让交通管理部门有些措手不及，尤其是某些骑手视交通法规于不见所造成的种种乱象，不但给正常交通管理带来极大挑战，更引发伤亡事故频频，甚至成为交通肇事的第一“元凶”。在穷尽一切举措难以有效治理之后，“禁止上路”无疑是最有效也是最彻底的解决办法。
但是，就目前城市经济发展和家庭收入状况而言，电动车依然是很多普通家庭日常出行和上下班非常理想的代步工具，不仅价格低廉、出行成本低，且没有任何污染。即使像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发达城市，在出行“最后一公里”尚未完全解决的情况下，电动车也是很多家庭的不可或缺的代步工具，是实实在在“民生刚需”。尽管电动车上路违法行为较多肇事频频，但完全禁止电动车上路，非但有失公平，也是行政权力对普通大众出行权利的一种歧视。
从深圳全面禁电禁摩到北京下周十条路禁行，最有说服力的莫过于认为上路电动车绝大部分存在“超标”，不符合电动自行车注册登记规定。但这一理由更说明政府相关部门履职的不到位。电动车究竟属于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各地认定不一，国家也没有明确答案，即便是2010年1月1日实施的《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通用技术条件》新国标规定“40公斤以上、时速20公里以上的电动自行车，将称为轻便电动摩托车或电动摩托车，划入机动车范畴”。但这一“国标”只是“推荐”而非“强制”，交通执法部门据此为依据，认定上路的绝大多数为不符合电动自行车注册登记规定的“超标车辆”显然有些“欲加之罪”。也正因为其是推荐标准缺乏约束力，才使得“超标”电动车遍地，无论生产企业还是市场销售也从未受到任何阻拦。用推荐国标作为强制处罚依据，既缺少法治规范，更有损执法道德。
缺乏强制规范标准的电动车上路，确实给相关部门带来管理上的尴尬，但这个责任显然不在广大民众。由电动车引发的各种交通乱象既有民众素质问题，更有相关部门的责任存在。而且从现在的民生发展水平来看，无论是绝大多数家庭还是如快递等行业，至少在目前情况下还没有更理想的代步工具可以取代电动车，城市发展的脚步可以加快和提速，但还是应等一等相对滞后的大众民生，如果以消减民生权益的代价换取城市的光鲜和“秩序井然”，这样的城市居民还有多少幸福感可言呢？（朱永华）
——据光明网4月6日
山寨“罗斯柴尔德” 为何走红名利场？
这几日，一篇曝光山寨“罗斯柴尔德”的报道让有些人坐不住了。其中不乏国内顶尖大学校长，亦有政府官员，更有呼风唤雨的企业领袖。他们都曾因邀得“罗斯柴尔德家族后人”为座上宾而倍感荣幸，如今却暗自忍受着骗局戳穿被人打脸的煎熬。
报载，一位名叫奥利弗•罗斯柴尔德的英国人近年来频现中国社交场合。此人号称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第九代继承人，头顶金融投资家、企业战略家、国际慈善家等显赫桂冠，并打着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英国红十字会等诸多基金和慈善组织的旗号亮相政商活动。邀请他的既有清华、浙大等名牌大学，也有一些地方的政府部门。
因为顶着“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神秘光环，每到一地他都受到众星捧月般的尊崇。据称，他的演讲焕发着“特有的热情与激昂”，其实，这已无关紧要，许多人为的就是一睹“罗氏后裔”的风采。但当真相揭开，人们傻眼啦！国内媒体向罗氏家族及国际组织逐一求证其身份，最终表明，此人与传说中的罗氏家族无任何关系，更非什么国际组织负责人。其真实身份更近乎“皮包公司”的老板。
其实，罗斯柴尔德作为曾显赫一时的欧洲犹太银行家族，其国际影响力早已衰落，近年来之所以在中国平地蹿红，盖因《货币战争》一书的渲染。此书称罗氏家族富可敌国，并以“阴谋论”的危言耸听将其描写成可左右整个欧洲乃至世界走势的神秘家族。尽管该书的发行量甚大，但一面市便有专业人士斥其缺乏常识甚至胡编乱造。
恰在此时，一个恰巧姓罗斯柴尔德的洋人佩着罗氏家族的徽号盛装来到中国。这究竟是中介公司的刻意包装，还是奥利弗本人的骗术？人们暂无从得知，但其荒唐可笑实令人拍案称奇。一个虚幻的“金融帝国后人”为什么能在异国的名利场吃香喝辣？他凭什么轻易穿透国人对陌生人百般设防的心理隔膜？到底是我们对洋人太过轻信还是本身需要虚妄的偶像来抚慰不自信的灵魂？
而今，闹剧退幕，露出的尽是人性的丑陋与不堪。喧嚷声中有人后悔有人不平，“无辜受害者”的苦情戏或又要重演。但有没有人想过，在荒唐闹剧中，我们自己为何争相扮演不光彩的角色？可以说，整个骗局的演绎进程，我们自己既是踊跃的观众也是剧情的“主创”。
假洋鬼子的把戏鲁迅时代即上演过，而今，假洋鬼子的戏份似已让位于真洋鬼子。无论真假洋鬼子，其精髓都一脉相承，那就是“忽悠”。尤其是在近年来汹涌于各地的“国际化招商”大潮中，临时客串洋老板、跨国智囊角色的老外不计其数，以至有些在国外就业困难的外国人纷纷到中国寻找“商机”。当假招商、假开放、假GDP数据竞相出笼时，弄几个老外撑场子便成为一些政商掮客极其重要的“生意经”。
显然，在各地不时上演的“洋忽悠”闹剧背后，作祟的已非简单的“崇洋媚外”，而是深入骨髓的浮夸、攀比，以及欺上瞒下的虚假作风。不要说这些“洋忽悠”让多少高校、企业乃至政府官员中招，更应该审视一下自己，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是否本身便潜藏着傍名人、傍洋人的病灶？只要病根不除，假罗氏去了，明天或又有假索氏、假尼氏又来兴风作浪，混吃混喝。（阅尽/《羊城晚报》首席评论员）
——据《羊城晚报》3月25日
像了解感冒一样认识抑郁症
近年来，抑郁症等精神疾病日益引起公众的关注。今年2月份连续两起自杀事件引起了舆论的热议，先是华东师大的江绪林老师自杀，随后是“史学天才少年”林嘉文坠楼。在这两起自杀案例背后，我们都看到同样的“阴影”——抑郁症。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指出，预计到2020年，抑郁症将成为全球范围内第二大致残疾病。目前全球有3.5亿抑郁症患者，我国抑郁症人群约9000万，每年有20万人因抑郁症自杀。因此，认识和了解抑郁症，提高对抑郁症的敏感性，及时发现、及时治疗，是从社会层面上防止抑郁症的重要措施。
作为一种精神疾病，现代社会对抑郁症的认识也日益充分，但依然存在一些不足和误区。抑郁是一种正常的情绪体验（抑郁情绪不是悲伤，而是缺乏愉悦体验），并不是有抑郁体验就是得了抑郁症。当我们面对挫折、失败等负性事件时，产生抑郁情绪是一种正常反应，一段时间后，我们经过调整是可以走出来的。只有长时间（持续两周）、无原因处于抑郁状态中，才可能是抑郁症。所以，有抑郁情绪不要紧张，但较长时间的抑郁体验是需要警惕的，应该向专业人员求助。
抑郁症对患病者的影响绝不仅限于情绪，还可以体现在思维活动、意志行为和生理等方面。典型抑郁表现可以为“三低”：情绪低落、思维活动抑制、行为活动减少。抑郁症可以伴有生理不适体验，常见的有无原因的头部不适，胸闷等，但一般来说这些不适都无法找到生理疾病的客观依据。
关于抑郁症的诊治，目前抑郁症的误诊率还是较高的，因此，需要对抑郁症引起重视的不仅是普通民众，医生队伍尤其是非精神科室的医生同样如此。当前对抑郁症的治疗措施相比20年前已经有非常大的进步，总体而言，抑郁症是一种可以治疗且总体疗效还是很不错的疾病。通过系统的抗抑郁药物治疗、心理治疗等方式，大多数患者可以治愈或者明显好转，但及时诊断、系统治疗是取得疗效的关键。
另外，在生活中还有一些不太典型的抑郁症表现同样值得引起重视。比如微笑型抑郁，这种“微笑”不是发自内心深处的真实感受，而是出于应对社会交往、应付工作、应付家人、碍于面子而违心地强颜欢笑。“微笑”过后或当独处的时候可能体验着更深刻的孤独和寂寞。还有隐匿性抑郁，这类抑郁的症状往往不以情绪低落为主要表现，患者往往抱怨的是各种身体不适，常见的是反复持续出现的各种躯体不适和植物神经症状，而抑郁情绪却往往被躯体症状所掩盖，展现得不充分。在寻求解决生理问题时，病人多不找精神科医生，而多往其他科室就诊，往往无法定位病因，导致误诊。
作为非专业人士，如何面对抑郁症、抑郁症患者呢。首先，不要歧视，不应该从道德角度评价抑郁症状，如指责患者懒散、不思进取、不孝顺等，将疾病与思想问题、道德问题混为一谈；其次，表达真诚的关心、理解和支持，但不应该是简单的安慰“没事的，坚持一下就好”“有人比你更不幸”等；做好陪伴和支持，陪伴中应该给予充分的关注，充分沟通，家人、亲友的情感支持和帮助对于患者恢复自信、改善症状都是有积极意义的；重视运动的作用，抑郁症患者往往因症状影响不愿参与运动，家人亲友的陪伴、鼓励在此时就是非常重要的支持。
现代社会节奏越来越快，对于日益普遍的抑郁症，需要我们更加重视，像对待感冒一样，加以认识、了解和理解，唯其如此才能更好地“知郁、治郁”，避免抑郁症带来更多的恶果。（张继明/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心理咨询与服务中心咨询师）
——据《光明日报》3月29日
财经广角
对农民买房去库存的“眉山经验”不可期望过高
现在，各地鼓励农民买房政策，不少是来自四川的“眉山经验”。眉山自去年5月1日至7月31日，符合条件的进城购房农村居民可享受政府补贴300元／平方米，房企再给予200元／平方米补贴；去年8月1日至12月31日，政府补贴200元／平方米，房企补贴不变。同时，在此期间购房的农村居民，还可以获得相应的水电气安装优惠等。
报道显示，在政策支持下，农民购房成为市场主力。住建部门数据显示，去年5－12月，眉山市商品房成交41662套，同比增长56.9%；成交金额151.3亿元，同比增长59%。其中，农民进城购房占比68.3%。去年4月底，眉山市商品房存量640万平方米，可售周期为21个月；到12月底化解动态存量20%，动态存量下降到510万平方米，可售周期缩短为14.6个月。
眉山的数据非常漂亮，引起各方关注。2月1日，住建部副部长带队前往眉山调研，在调研期间，还召开由地方相关部门参加的专题座谈会。住建部对此评价，在积极鼓励农村居民进城入镇，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工作上，眉山认识高、做法好，作出了眉山成绩、创造了眉山经验，值得充分肯定。
但是，问题在于，眉山经验能被各地成功复制吗？眉山去库存的数据非常漂亮，难道仅仅是因为出台了鼓励农民买房的政策？
去年，眉山去库存的数据，换算下来，相当于一个月卖了18.88亿元的房子，其中，农民买了12.8亿元的房子。而今年通过农行系统，山东农民22天才买了6.36亿元的房子。这样的效果，恐怕还是难以令人乐观的。
因而，更值得研究的是，眉山农民的房产消费能力为何这么强。考察眉山的经济可以发现，其经济规模虽不是四川最大，去年刚刚跨进GDP千亿俱乐部，但是眉山GDP连续13年保持两位数增长，连续8年招商引资到位资金位居四川全省第二，世界500强企业落户仅次于成都。这说明，眉山现在是四川经济最有活力的地级市。当地农民或许正是受益于此，在刺激政策出台之前，就已经积蓄了相当强的购买能力。
眉山经验的基础离不开实体经济的繁荣与振兴。鼓励农民购房政策，只是起到了催化剂的效果。不否认，有的地方条件和眉山差不多，鼓励农民买房，会有很好的去库存效果，但是，我们也要有预期，并非所有的地方都能和眉山一样。
因此，对于鼓励农民买房去库存，有当然胜于无，不过，各地也不宜期望过高。要真正消化楼市库存，根本还是要从振兴当地的实体经济入手。只要实体经济好了，就没有消化不掉的库存。（于德清）
——据《新京报》3月25日
香港楼市怎么了？
香港特区政府差饷物业估价署的最新数据，显示了楼市不断增加的下行风险：2月份香港私人住宅的售价指数报272.8点，与2014年10月水平相当，环比下跌2.19%，同比下降6.42%。且自2015年10月以来，香港私人住宅的售价指数已连跌5个月，累计下跌10.88%，同时住宅成交量在去年下半年下跌了26%。今年复活节长假期间，香港楼市新盘成交量更是大减80%。羸弱的楼市已直接传导至香港的土地市场，今年2月12日，香港地政总署公告显示，春节后首次拍卖的一幅位于新界大埔区地段的住宅用地，与去年9月出让的同一地段的地块相比，价格大跌了66%。
去年下半年以来的香港楼市，与内地一线城市的走势，尤其是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房价的疯涨，可谓冰火两重天。同样面临经济增速下行压力、金融市场波动等影响，为何有着不一样的境遇？相信人们会找到一千个理由论证这种差别。不过，当前寒意迭起的香港楼市，确实可作为内地之镜，而非急着寻找各种理据，撇清两者的关系。
首先，香港楼市的下行风险，除受经济社会活力不足，全要素生产率持续走弱等因素影响外，还与香港运行的货币发行局制度直接相关。香港采取的是严格的联系汇率制，与美元是直接挂钩，自身无法行使独立的货币政策，其货币政策周期跟美联储是同步的。因此，面对经济减速、内生增长动力不足等，香港无法通过汇率手段来调整支出政策和支出转换政策。也正因此，风险最终将转移到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目前，伴随着美联储步入加息周期，这也预示着香港楼市的下行风险或才刚刚开始，其市场冲击有多大，要看美联储加息政策的频率。
其次，香港楼市的下行风险，甚至香港经济内生动力不足，香港的楼市制度都是最大的羁绊。香港土地实行的是严格的拍卖制度，这可看作是一种典型的不动产“做市商制度”。严格的土地供给管控，让香港的不动产市场具有明显的单向市特征，即香港楼市存在很强的正反馈势能，负反馈功能却明显不完善，是香港房价既受到美联储货币政策周期的影响，又受到特殊的挂牌卖制度影响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是香港房价相对超越香港当地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之一。
当然，香港房价超越香港全要素生产率的长期趋势，也是压制香港经济转型和导致香港实体经济空心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即相对高企的房价，抬高了香港经济的运行成本，持续压缩着香港实体经济，以及香港经济内部的创新发展空间（从香港创业板的“鸡肋”可见一斑），导致香港经济如今更类似于一种金融掮客式躯壳。
参照香港拍卖土地制度构筑而起的内地土地市场和楼市，在楼市的表现上，实际与香港有着内生的相近性。近年来，上海、深圳等一些城市房价的高温，已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劳动力和企业的“逃离”现象，这实际上也是由于房价抬高当地经济运行成本的一种挤出效应。
由此可见，我们在议论香港楼市的下行风险之时，有理由以香港楼市为镜，警惕内地空中楼阁化的房价行情的风险，反思引导家庭部门加杠杆的思路，能否在整体经济去杠杆、去库存上，哪怕起到扬汤止沸的效果。因此，当前不仅需要评价楼市调控政策的得失，更应该从土地市场制度，乃至整个不动产制度体系，进行一场伐毛洗髓的供给侧改革。（刘晓忠）
——据《新京报》4月6日
人工智能未来会演变成新物种吗？
2016年的博鳌亚洲论坛上，“人工智能”成为最让人脑洞大开的话题，直接原因是在前不久AlphaGo与李世石的围棋人机大战中，机器4：1战胜人。这些年来，人类不仅创造出了会下棋的机器，还创造出了扫地机器人、聊天机器人、无人驾驶飞机、工业机器人等等，并冠以“智能机器人”的商业化名称。
然而，商业的归商业，科学的应该归科学。但就目前的这些人造物而言，笔者更愿意用“具有一定人类智能的机器”这个名称来称呼现在的这些人造物。智能是感觉、记忆、思维、沟通、行为的整体，是智力和能力的共同表现。人工智能是对人类各种智力和能力的模拟，构造具有一定智能的人工系统，并完成以往需要人的智能才能胜任的事情。人工智能不完全是人的智能，当前，有些智能水平可能不如人类，如模糊识别，但有些已经早就超过人类，如精确计算和记忆。而实际上，绝大多数的这些人造物的综合智能水平还远低于人，只是比扳手、打印机、流水线更“聪明”的机器，目前仅此而已，不用过分夸张。
但目前如此，并不意味着以后也同样——这些人造物正在不断地变得越来越“智能”。让我们反观人类的进化史，当前的科学告诉我们，现代人类这个物种是从森林古猿、猿人、原始人、智人、现代人历经3000万年一路进化而来。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智力和能力不断提升，逐渐取得质的飞越，成为不同于猿的一个新物种，而且还在不断繁衍生息进化中，并创造出前人无法想象的文明。人类能进化成不同于其他物种的地球主宰者，根本的原因是什么？马克思的观点是“劳动”。在劳动中，人类“学习”出比其他物种更强大的智力和能力，从简单到复杂，从少量到丰富无比。
再来看这些人造机器的进化。如果现在的具有一定人类智能的机器能够不断学习各种智力和能力，从少到多，由浅至深，那么可以推断，其智能程度也会不断提高。设想有一天，当这些“机器”们能够在没有人的情况下相互通信协作，利用太阳能为自己充电，修理自己坏掉的部件，甚至照着自己的模样制造出一台新的机器，然后老机器教会新机器对话、充电、修理、再造新机器的智能，那么机器们的这些智能不就是我们人类经过漫长的进化而学会的沟通、吃饭、医疗、繁衍，以及教育下一代吗？如果真有这一天，那么机器的智能进化就完全摆脱了“人工”的干预，成为一种“自主”行为。机器将成为一个可以自主劳动、自主学习、自主协作、自主繁衍的一个全新的物种——“智能机器”，就如同人类从古猿脱胎换骨，成为一个新的物种一样。
一个全新的时代将拉开帷幕，也许不需要等到3000万年后，也许快的多！如果这个时代真的来临，那对于已经主宰地球数万年的“人类”和新物种“智能机器”这两个物种，将分别意味着什么？我们无法预测。
回到当下，我们需要思考，人类是否真的需要帮助这些“具有一定智能的机器”不断向“具有更高智能的机器”进化，最终让它们进化为“具有极高智能的机器”，而摆脱人类成为一个独立的新物种？人工智能的未来到底是以人的幸福为终极目标，创造出能帮助人的附属物，还是以技术前进为终极目标，进而可能创造出一个可以摆脱人的独立自主的新物种？现在，我们是时候认真思考人工智能的伦理了。这个答案决定了人工智能的未来，也决定了人类的未来。（唐涛/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
——据中国青年网3月26日
扎克伯格的“大杀器”来了
听说Oculus已经在网上开卖，一位同仁过去几天反复尝试刷屏，但根本打不开官网预售页面，他不由感慨这比当年苹果手机初上市的抢购还要火爆。
Oculus是什么？如果你和我一样是游戏盲，解释起来就更费力一点：它是一款VR产品。VR（Virtual Reality)中文译为“虚拟现实”，简言之，就是经由计算机产生的对真实环境或体验的模拟。我们就再举个例子：当你戴上“虚拟现实”的头盔观看美国流行电视剧《权力的游戏》，你就恍若成为其中一个角色，你在虚构的王国乘坐时空电梯登上黑堡城墙，经历种种惊险，最终你被利箭射中心脏，尽管你没有受伤，但你的身心体验就像真的中箭一样，而且那种身临其境远远超过看3D电影，你近乎完全融入场景，几乎分不清虚拟与现实的世界。
业内分析师说，即便不能被称作“元年”，2016年也将是“虚拟现实”进入消费主流的标志性年份，下面几个月几大知名公司几款主打的“虚拟现实”产品会陆续投放市场，据说可以让用户体验旅游、游戏、资讯和购物等一切乐趣，一场关于VR的激烈厮杀已经登场。据专业公司估算，过去两年全球风投公司已向225个VR/AR（“加强现实”）项目投入35亿美元；到2018年，“虚拟现实”设备的销量将从2015年的220万件迅猛增至2000万件，“虚拟现实”设备正从“幻觉破灭谷底”进入“启蒙上升螺旋”，有望在未来5至10年大规模普及。
如此巨大的市场无法让人淡定。2014年3月，在访问斯坦福实验室几周后，Facebook创始人扎克伯格就决定斥资20亿美元收购VR技术领先的Oculus Rift，扎克伯格甚至开出豪赌：未来10年，VR将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主流产品，任何人都可以在上面体验、分享他们想要的任何事物”。
我们可以试着这样理解扎克伯格的设想：因为“虚拟现实”设备，即便存在物理距离，我们却可以和亲朋们围坐在虚拟篝火或餐桌旁边聚会，在私人影院观看电影，或利用“虚拟现实”技术举行小组会议，而在此之前我们已经可以体验“虚拟现实”的电子游戏，玩家可以与好友亲朋一同分享打游戏的乐趣，这种乐趣的版本升级在于玩家进入一种立体的近乎现实的场景，以至于浑然忘我。
将“虚拟现实”拓展到游戏之外是更大的雄心，比如影视公司“Jaunt VR”正在帮助开发某些内容产品，该公司已经获得迪士尼公司和麦迪逊广场花园公司的数千万美元投资，此前该公司与美国广播公司新闻部合作创作了“虚拟现实”的影视内容，包括对战乱频仍的叙利亚的历史遗迹探访，观众可以通过“虚拟现实”前往阿勒颇的古堡，在大马士革的博物馆里徜徉。一些开发者还将新闻信息作为“虚拟现实”的优势领域，读者可以借由计算机等智能设备进入新闻“现场”，设身处地感受事件动态但不会担心安全风险。《纽约时报》在2014年已经尝试通过“虚拟现实”技术让读者同战争中流离失所的儿童一道“生活”，体味甘苦。
“虚拟现实”技术正在带来令人惊叹的体验，人们也才刚刚窥见VR的全部潜能。但是，围绕VR前景存在很多争议。VR将成为连接众人的下一代伟大的计算机平台吗？或者，VR将像九十年代那样再度昙花一现，成为又一种流行一时、但不会真正成功的短命技术？
2012年在父母的车库中创立Oculus的帕尔默•勒基表示，这项技术还需经历多年的进一步发展，才能“取代智能手机”成为主流用户的选择。
“虚拟现实”真正普及需要一些条件的成熟，比如真正的高端计算能力以及VR可穿戴设备外形的轻便化，前者促使设备价格平民化，后者让VR设备便利化，人人都用得起、都喜欢用，这是一种技术及其设备得以普及的先决因素。
由此而言，当前的VR设备更像一种“半成品”，就像现在很多人腕上佩戴的苹果手表，不能说它一无是处，但它绝对不是必备。
但是有意思的是，仍然有很多人宁愿戴着智能手表，他们的用意各不相同，有的人单纯就是为了时髦，还有很多人乐于体验这款堪称领先的腕上产品的科技“爽点”，与此同时期待着下一款优化产品的诞生，并情愿再次花钱去感受可能不是必需却能带来新奇的智能移动进展。
这也是Oculus们当前的“任务”，作为初级的VR设备，消费者是否真的需要这个设备，它的应用是否实用，都还是疑问，但这是一个必须经过的“消费教育”的过程，有些产品因此失败，归于消失，有些迅速被认可，实现了起步，也指明了VR产品的续航方向。（夏文辉）
——据《北京青年报》3月27日
国际风云
捷克对华态度为什么大转向
习近平主席28日至30日访问捷克共和国，标志着捷克已成为中国在中东欧地区最好的伙伴之一。当年东欧剧变后，捷克一度成为活跃、突出的中国批评者，对在达赖及人权问题上与中国对立毫不在乎。现在的中捷关系与那时相比几乎就像梦一样。
中东欧出现对华关系明显回摆的不止捷克一个国家，波兰是另一个蛮抢眼的例子。在卡钦斯基总统之后，中波关系摆脱了意识形态的强烈干扰，渐成友好合作之势。
很难断言中捷基于国家利益的务实合作是否已经不可逆转。捷克远离中国，对中国的战略依赖小，某个临时性因素突然膨胀的可能性大概无法做历史性排除。捷克是欧盟及北约成员国，中捷友好并无机制性保障。
国际关系中的确定性或许本来就是相对的。哈珀总理当年上台把加拿大同中国的关系一下子拉向低谷，个人及政党的因素不时给一些国家的对华关系留下印记。
然而远处几个曾经对中国不友好、意识形态偏好一度主导了对华政策的国家都经历了一轮的态度反转，从痴迷意识形态改为从国家利益角度设计同中国关系。尽管不能说钟摆效应从此就到头了，但举目全球，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对国家关系的主导总体呈上升趋势，意识形态在国家关系中的作用不断没落。
中国同整个欧洲的关系因此进入了历史上的最好时期，捷克同中国关系的翻牌式好转是标志性的缩影之一。欧洲舆论仍有对中国不依不饶的一面，但这些争吵越来越少实际影响，欧洲的政治家们可以只是应付那些严厉的对华舆论，同时放手同中国加强合作。
如今中国外交的主要挑战来自亚太方向，那里的核心问题是地缘政治，意识形态处于从属地位。
中国在欧洲突破意识形态的铁幕，靠的不是讲理，而是仰仗中国经济发展所创造的吸引力。对欧洲国家来说，同中国合作的好处要远远大于强化同中国意识形态对立的政治受益，这引导了很多国家对华战略思维的转向。
如果今天的中国像几十年前那样经济上不成气候，欧洲国家对华延续政治僵持毫无损失，捷克就仍有可能停留在哈维尔的对华态度中，英法德就会不断续演它们领导人对达赖的轮番接待。
总之按照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偏好行事，这对欧洲国家来说最简单，政治风险通常也最小。国家利益因为深刻，往往需要舆论兜几圈之后才能抓牢。中国作为与欧洲存在政治分歧的国家，现阶段我们彼此最可靠的纽带就是经济利益，因此需要让这个纽带足够强大、坚实。
中国能否保持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是中国理顺国内外一切问题的根。如果我们自我相比注定要放慢发展速度的话，保持对外部世界的发展优势则是我们必须坚守的底线。有这条底线在，中国的对外吸引力就将持续上扬，中国道路的合理性也会受到越来越认真的研究。国内社会也会在一定程度的失望之余，总体上保持肯定国家发展成果的理性。
捷克曾是国际舞台对华问题上最典型的“公知腔”，现在它如此友善，这样的转变幅度发人深省。近日布拉格虽然出现针对中国国旗的恶作剧，但它相比于捷克的整体态度转变是如此边缘。时代在变，中国对这种变化提供了最大的动力，我们最需要做到的就是保持这一动力不会枯竭。（《环球时报》社评）
——据《环球时报》3月29日
世界无法承受失去一代青年
布鲁塞尔连环爆炸案是过去不到15个月里，发生在欧洲的第三次严重恐怖袭击。布鲁塞尔不仅是比利时首都，还是欧盟和北约总部所在地。恐怖分子选择在这里发动袭击，目的很明确：让整个西方感到颤栗。
“内生型”恐怖主义
大量事实证明，三次恐怖袭击案都与IS有关，其策划和实施者大多去过叙利亚。从袭击行动组织的严密程度来看，没有受到过专门的军事化训练是做不到的。许多人试图从伊斯兰激进主义、中东政治局势等各个角度找原因，毫无疑问都有道理。然而，绝大多数对西方国家恐怖袭击者的分析，都忽略了两个非常重要的特征：
第一，他们几乎无一例外是出生在西方国家的二代穆斯林，比如2005年伦敦地铁爆炸案的策划和领导者、30岁的穆罕默德•西迪克高声叫嚣：“为我的穆斯林兄弟姐妹们报仇！”他的英语没有一丝巴基斯坦腔，而是带着明显的约克郡口音。今天的恐怖袭击已演变为一种“内生型”恐怖主义。这与“9•11”的外部攻击非常不同。
第二，他们都是年轻人，大部分甚至30岁都不到。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另外一个重要启示：当代恐怖主义与宗教冲突和国际政治高度相关，但它也是世界范围内“青年不满”和“青年造反”的一个后果。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可以说是自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场经济危机。它在很短的时间里迅速席卷全球，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后果。
经济危机刺激“青年暴力”
在这场复苏乏力的漫长危机中，年轻人是主要受害者。发达国家创纪录的青年失业率，正使得绝望无助的情绪在年轻一代中扩散。在某些受影响较为严重的国家，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情况，已持续数十年，当前的危机使青年失业情况雪上加霜。对西方世界而言，长达两个世纪的“进步时代”或许正在走向终结。
还记得2011年8月发生在英国的严重暴乱吗？24岁的牙买加裔青年马克•达根在伦敦一次警方盘查行动中被射杀，引爆30年来伦敦最严重的群体暴力活动。许多年轻人打砸抢劫商店、纵火焚烧警车。暴乱还迅速蔓延至伯明翰、利物浦、曼彻斯特、诺丁汉和布里斯托尔等城市，最终在500多人被捕后平息。
类似的“青年暴动”，2005年秋天在巴黎发生过，2013年5月在斯德哥尔摩也发生过，只是各国政府和舆论在应对和反思时，都视之为单纯和孤立的暴力犯罪事件，未能将它们与全球性的青年不满情绪联系起来。骚乱过去整整一周年后，伦敦还举办了一届光彩照人的夏季奥运会，严峻的现实再一次被掩盖。
早在1985年，伦敦北郊的托特纳姆就发生过类似严重骚乱。这里不仅是英国最出名的多族裔混居区，也是这个国家失业率最高的社区之一。
眼下在欧元区，25岁以下的青年失业率高达24%，而南欧几个深陷危机国家更加无望：希腊和西班牙的年轻人失业率接近60%，意大利和葡萄牙的青年中则是每三人有一人失业……
更让人不安的是，年轻一代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处在既没有工作又不上学，还不积极找工作的“三无”状态，即所谓“尼特族”（“Not in Education，Employment or Training”，简称NEET）。未来前景也并不光明，国际劳工组织警告称：今后5年，全球年轻人失业率将继续攀升，发达国家失业青年成为“失落的一代”，一些国家犯罪率上升、吸毒现象增多、抑郁现象增多……更糟的情况是，一些人变得愤怒而暴力。
在英国，一家慈善组织的调查发现，16岁到25岁的失业青年中，75%的人觉得生命一片空白。而在长期失业青年当中，有1/3曾想到过自杀，1/4则有过自残经历。伦敦前市长肯•利文斯通称，绝望的他们“已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
被抛弃的年轻一代
大萧条以来的8年经济低迷期中，年轻人正在长大成人，但他们中大多数看不到希望。眼下，尽管全球经济正在复苏，但复苏的步伐缓慢而乏力，更重要的是，很多年轻人并没有跟上这一步伐。
因辍学、失业或就业难、高房价等经济状况而引发的青年困境，正在累积成严峻的社会问题。它们侵蚀着传统的“美国梦”和欧洲进步主义观念。
这一切使得世界充满不安定的因子。2011年夏天以来，在伦敦、斯德哥尔摩、马德里、伊斯坦布尔、开罗、里约热内卢……到处是愤怒爆发的年轻人。这些抗议活动的参与者，有一种被周围的繁荣所抛弃的感觉，他们并不会因为拥有智能手机和使用Facebook，就自动跻身“中产阶层”。相反，后者将他们从世界各个角落聚拢到一起，极大地提升他们“反叛”的力量和效率。它们令这些抗议活动充满新时代的气息，当然，也放大了破坏性。
在美国，人们正在讨论所谓“学生运动复兴”的问题。上世纪60年代，美国曾经迎来学运高潮，此后渐渐沉寂。但近年来，学生运动显示复苏迹象。据统计，仅在2014年秋季学期，全美高校就发生了至少160起学生抗议事件。
2011年秋天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虽然没有提出什么明确主张，但淋漓尽致地宣泄了青年的不满。这只是一个警告，从现在开始，世界的政治领袖、经济精英和文化权威们都应当将这个问题放到最重要的议程上。
启蒙运动以来，现代国家的兴起与青年价值的提升，一直都是一个同步过程，年轻从来代表着美好的希望。如果这一观念因为残酷的现实而在我们这个时代被打断，那么无论从政治、经济或其他任何一个角度来看，失去年轻一代的代价，都是整个世界所不能承受的。（陈季冰）
——据《中国青年报》3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