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要目
把力量汇聚到基层反腐最前沿/完颜平
就基层群众而言，固然为“打虎”拍手叫好，但大“老虎”毕竟距离太远，而对身边的“苍蝇”却有切肤之痛。
问责失职纪委书记是廉政制度化重要一环/杨于泽
湖南省纪委近日通报了9起落实监督责任不力受到责任追究案件，蓝山县供销联社纪委书记赵荣庆等9名纪委书记、纪检组长受到不同处分。
中国会变成2008年的美国吗？/周俊生
货币政策渐趋宽松是为了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不能成为投资投机势力暴炒房产的工具。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央行、银监会和地方政府加强对金融信贷的监管。
中泰铁路合作应“亲兄弟明算账”/《环球时报》社评
从云南到新加坡的泛亚铁路一旦建成，必将促进沿线所有国家的经济发展。要防止某个国家认为中国有更多为建成这条铁路着急的理由，认为这可以成为它们在与中方谈判中提高要价的筹码。
目录
法治社会
把力量汇聚到基层反腐最前沿/完颜平
问责失职纪委书记是廉政制度化重要一环/杨于泽
提个问就威胁要抓记者，太过分了吧/陈广江
机关围墙拆了，天也不会塌下来/光明网评论员
2.5天休息不宜从政府部门开始/张天蔚
应反思南京虐童案中的“非理性介入”/朱永华
财经广角
中国会变成2008年的美国吗？/周俊生
“去产能”是中国经济的关键所在/牛犁
正确认识服务业占比的意义/何自力
中泰铁路合作应“亲兄弟明算账”/《环球时报》社评
对待网约车不能学“老欧洲”/《新京报》社论
谁“杀死”了工匠？/叶檀
法治社会
把力量汇聚到基层反腐最前沿
进入三月以来，中央纪委监察部步伐不变，利剑高悬，持续保持遏制腐败的高压态势，接连拿下王珉、卢子跃、王阳和李嘉等“老虎”，增强了群众对党的信心、信任和信赖。然而，诚如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新闻发言人王庆国所言，如何让正风反腐给群众带来更多获得感，是个更为重要而深刻的现实问题。
就基层群众而言，固然为“打虎”拍手叫好，但大“老虎”毕竟距离太远，而对身边的“苍蝇”却有切肤之痛。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基层土地、矿产等资源价格大幅上涨，集体经济迅速发展，基层干部既是经济活动的实际运作者，又是管理者，有的权力急剧膨胀，成了“土皇帝”。加之一些村镇内部管理混乱，决策、财务、人事制度不健全，权力公开与民主监督流于形式，尤其是资金管理不规范，导致“蚁贪”钻空子。
“蚁贪”虽小，亦可“毁树”。“群众看党看政府，往往就是看身边的党员干部”。我们党执政的基础在基层，8700多万党员绝大多数工作生活在基层，而党风廉政建设的很多问题也大多发生在基层。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党组织坚决落实“两个责任”，以零容忍的态度惩治腐败，狠刹“四风”，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上面九级风浪，下面纹丝不动”的现象还不同程度地存在，“小官大贪”现象仍然严重。这也说明，如果基层的腐败问题不解决，老百姓身边“苍蝇”仍在满天飞，群众也不会全部满意，在获得感上还是有所缺失。因此，全面从严治党必须“上下一起抓”“两头都用力”，把反腐倡廉的各项措施向基层延伸，解决好老百姓身边的腐败问题。
“打虎出重拳，拍蝇张密网。党民同心力，腐败无处藏。”一则网语，是描绘，是歌赞，也是期望。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明确要求“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对基层贪腐以及执法不公等问题，要认真纠正和严肃查处，维护群众切身利益，让群众更多感受到反腐倡廉的实际成果。”中央领导一次又一次发声，充分表明中央顺应民意，切实解决群众身边腐败问题的坚定决心。
就基层而言，当前就是要把工作精力集中到监督执纪问责第一线，把工作力量汇聚到基层反腐败斗争最前沿。（完颜平）
——据《光明日报》3月28日
问责失职纪委书记是廉政制度化重要一环
湖南省纪委近日通报了9起落实监督责任不力受到责任追究案件，蓝山县供销联社纪委书记赵荣庆等9名纪委书记、纪检组长受到不同处分。具体情形，有的是单位班子集体违纪，纪委书记或纪检组长参与其中；有的是单位领导违纪乃至涉嫌犯罪，纪委书记或纪检组长本来无涉，但也受到追究。
纪检干部无涉违纪案件却受到追究，这在过去大概会被理解为“领导违纪，下属吃药”。蓝山县供销联社纪委书记赵荣庆的事，是蓝山县供销联社主任柏明星等人合伙贪污，下属贸易公司经理曾小和挪用公款等，结果他本人被撤销党内职务处分、降为副主任科员。用民间的说法，俨然是“替别人背黑锅”。
但这些案件有一个共性，就是纪委书记、纪检组长“落实监督责任不力”。对于失职纪委书记不管事，习近平曾总结过几种情况：觉得事不关己，可以高高挂起；认为大家在一口锅里吃饭，很难监督别人，等等；结果就是底下问题成串，自己为官麻木不仁。但新的政治规矩是，不认真履职就处分你。
按照《中国共产党纪委处分条例》规定，不制止、不查处本地区、本部门、本系统和本单位发生的严重违纪违法行为，本身就是一种违纪行为，应受处分从警告一直到撤销党内职务。如果纪委书记参与违纪，自然更是“罪上加罪”。
严厉问责失职污职纪委书记，是落实纪委监督责任的重要一环。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要求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监督本单位和下级单位的党风廉政建设情况，发现苗头和问题要及时“出手”，这是纪委书记职守所在。如果只强调纪委书记认真履职，而没有对失职的追究，所谓责任也是一句空话。
反腐与廉政建设是持久战，治本之策是制度化反腐与制度化廉政，问责在任何制度中必不可少。所谓制度，就是给权力划红线，给领导干部划底线，给腐败与廉政制定标准，明确责任，分解责任，落实责任。过去我们以为明确责任就会落实责任，现在看来，落实责任还需要一个问责环节。有问责，才能形成监督责任、反腐责任的责任闭环。（杨于泽）
——据《新京报》3月18日
提个问就威胁要抓记者，太过分了吧
两会上，记者被拒是常事，但《科技日报》记者张盖伦的遭遇让他感觉莫名其妙。他向某委员问了一个关于军工企业的问题，结果该委员脸色一变，避而不谈；之后回到会议室，该委员拿过话筒撂下狠话：“涉及军工企业的，不能随便写。你要还想吃这碗饭，你就注意点。我已经记下了你的记者证号，小心相关部门把你抓起来！”
其实，张记者当场已经做了相关解释，说明了提问的意图，结果该委员来了一句“我没有这个义务跟你谈！”作为正常履职，尤其是在两会期间参政议政的政协委员，接受媒体提问，是一种最基本的义务、最起码的姿态，可该委员连如此意识都没有，让人错愕。
一般来说，政协委员都是各行各业的专家、精英或上流人士，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举手投足、一言一行，对社会有很强的示范效应，本应该维护自身形象，怎么能以这种粗鲁态度对待提问记者呢？由这位委员的身份来看，这恐怕是一种官本位思想的长久积习。
从基本礼仪讲，在两会上，即使记者提问不当，或者委员无法回答，也应该用委婉的方式拒绝。比如，军工企业可能涉密，委员不能说或不知情，那么直言相告即可，出于礼貌也应来句“对不起”或“谢谢谅解”。令人百思不解的是，该委员一反常态，当众向记者“开火”，已不仅仅是礼貌不礼貌的问题，还有恐吓的嫌疑。
事实上，前不久，习近平刚刚强调，领导干部要提高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要与媒体保持密切联系，自觉接受舆论监督。记者只是提了一个问题，该委员就大动肝火，这哪里是和媒体打交道，对媒体简直是一种敌视心理。而从其教训记者的表述来看，还有一种高高在上的傲慢，对他人，对新闻媒体都缺乏应有的尊重。如此，可以说，该委员就是一位不善于与媒体打交道的典型案例。
不管记者的问题是否恰当，也不管心里有多么不高兴，该委员都不该如此失态。记者被撂狠话，难堪的不仅仅是记者，还有该委员自己。在两会期间，很多代表委员，都积极接受媒体的采访，部长们都积极在部长通道发言，仍然有委员如此对待记者，实在令人不解。当然，如这位委员者肯定是极少数、个别的，但是，也正因为这种个案的存在，让我们看到了短板之短与底线之底。（陈广江）
——据《新京报》3月17日
机关围墙拆了，天也不会塌下来
从去年4月起，长沙市全面开启“拆围透绿”工作，要求区县政府自拆围墙还绿于民，并完善相关便民设施，将机关大院变成市民休闲的社区公园。围墙被拆除后，长沙县委、政府机关大院与一街之隔的“星沙文化广场”，成为该县最大群众休闲广场的一部分。
没有围墙、没有大门，市民可随便进入院内散步、游览人工湖，累了还能坐在椅子上休息——这里俨然是一座漂亮的城市公园，但亦是地方政府办公的机关大院。这是作秀还是噱头？时间自然会给出答案。有风险还是有隐患？实践已经安抚了多余的忧虑。
拆墙透绿、造绿惠民，说起来，这是生态环保的一件事。具体决策的背后，固然与长沙致力打造“千园之城”大有干系。但，“区县政府自拆围墙还绿于民”的现实，起码对于今日的中国地方政府机关来说，有着鲜明的镜鉴意义。比如眼下，街区制城市发展之路，已成为2016年全国两会热点议题。近日，住建部新闻发言人在住建部官网刊发文章，针对网友对“推广街区制”的议论进行回应，称“逐步打开封闭小区和单位大院”，不是“一刀切”，也不是“一哄而起”，更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拆围墙”。此前，为什么不少人对拆围墙有想法？除了物权上的考量，更多的是担心安全。地方机关大院更是忧虑重重，唯恐这院墙一拆，“坏人”好像就无孔不入地作奸犯科来了。事实果真如此吗？或者说，一道防君子不防小人的院墙，真能树立起公权单位的“安全感”吗？
又比如环保与生态问题，机关大院起码先得做个表率。据说，目前长沙县除军事机关、办案单位、文物重点保护单位外，公共场所等地的围墙已基本拆除。一些区县政府大院实施公园式管理，原有的篮球场、自行车停靠点、公共停车场和厕所等设施，都已对外免费开放。如此一来，路变宽了、游园变多了、绿化变大了，机关大院内公共设施的资源利用率，自然就从“独乐乐”走向“众乐乐”了。更多好处，远不止于绿化与游园层面。比如据报道，得益于蛇山透绿以及周围多个小游园的兴建，武汉市武昌武珞路平均地表温度下降2.6℃，热岛效应大减。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美国诗人罗伯特．弗洛斯特说过这样一句话：砌一堵墙之前，我该问问清楚，圈在墙里边的和留在墙外边的都是些什么。机关大院的围墙拆了，与其说这是一堵看得见的砖墙，不如说这是横亘在公权与公众之间的心墙。就像长沙县的市民说的，“政府大院拆掉围墙建社区公园，一下子拉近了与百姓的距离。”没了围墙，少了森严的戒备，多了无形的亲近感。政府退一尺，民众让一丈；公权谦抑三分，私权理性七分——那么，转型期矛盾再多，“三期叠加”压力再大，总归双方也能秉持法治原则，有事好商量，有分歧也好说话。
观念上的围墙没了，现实中的围墙才能倒下去。
“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自古以来，围墙是带有神秘色彩的象征。长沙县委政府机关大院的围墙拆了，所谓的“墨菲定律”并没有发生作用。舆论难免要问一声：围墙拆了，狼就来了？其实，越是法治民主的政府，越不会倚仗脆弱的围墙而杯弓蛇影。有墙，大门也为民众而开；没墙，民众也会恪守权利的边界。一句话，为民谋利的政府，就算机关围墙都拆了，天也不会塌下来。（光明网评论员）
——据光明网3月14日
2.5天休息不宜从政府部门开始
有报道称，从4月1日起，山西省晋中市将实行“2.5天周末”弹性作息制度。据称，这将是山西省内首个实行“2.5天周末”的地区。
所谓“2.5天周末”，即指把原来每周工作的5天工作制改为4天半，周五下午即开始放假，以形成周五下午加周六、周日的“2.5天周末”，其目的则是希望为人们的周末旅游出行提供相对充裕的时间，以此更好地刺激旅游及其他相关消费。为此，国务院在2015年8月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促进旅游投资和消费的若干意见》中提出，“有条件的地方和单位可根据实际情况，依法优化调整夏季作息安排，为职工周五下午与周末结合外出休闲度假创造有利条件。”
虽然只是建议性的“意见”，并不具有强制力，但毕竟出自国务院文件，各级政府仍然具有足够的动力和热情予以落实。此次晋中市虽然在山西省内率先落实，但在全国范围内，却已经有湖南、江西、重庆等地区走在了晋中之前。
但“2.5天周末”从其出台之日起，就引发舆论的热议和质疑。有人担心，周五下午放假，上午的工作效率势必大打折扣，实际的有效工作日很可能只剩下4天。而如果要保证每周法定40小时工作制的前提下实行2.5天周末，则为了保证周五下午的休假时间，就必须延长其他4个工作日的工作时间，职工们是否欢迎这样的安排，也很值得怀疑。还有人担心如果这一制度率先从政府部门开始，百姓的办事时间被再次压缩，可能更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服务。
此次晋中市的规定，几乎顾及到了上述各个方面，譬如政府窗口服务单位暂不实施2.5天周末，周五下午的休假时间，将以平时延长工作时间，或调剂年假、法定节假日值班轮休等方式补齐。
尽管如此，我们依然认为，实现2.5天周末不宜从政府部门开始。
2.5天周末，当然是既可促进旅游、拉动内需，又可增加劳动者休假时间的好事，但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越是真正的劳动者，越是连既有的带薪年假等法定休息时间都难以享受，甚至可能连每周40小时工作制都难以保证，遑论2.5天周末。即使站在企业主的角度也不难理解，如果在生产企业中落实2.5天周末，则对企业的生产安排几乎是颠覆性的，因此恐怕没有几家企业会真正实行这一制度。
那么，如果在大多数企业职工都无法享受这一制度福利的情况下，却从政府机关开始落实2.5天周末，则这一制度就可能演变成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独享的特权，一项本来意在增加劳动者福利的制度，却可能收到完全相反的社会效果。
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休息时间越来越多乃是大势所趋。但就中国的生产力水平而言，似乎尚不具备大幅增加休息时间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出台太过超前的休假制度，将很难得到大多数企业的响应和落实，于是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只好“率先垂范”，一项看上去很好的福利制度，却很可能演变成政府机关的特权。
目前，中国人每年普遍可以享受的假期为52周的双休日，共计104天，法定假日12天，合计116天，在世界各国中处于一般水平，而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真正差距在于带薪年假。中国目前的带薪年假为5到15天，低于欧美等发达国家，而且落实情况很差，这才是国人感觉休假不足的原因。因此，与其实行2.5天周末而把5个工作日弄得支离破碎，不如严格落实带薪年假制度。如果中国人普遍能够享受到5到15天的带薪年假，则无论职工的休息权或拉动旅游等内需的目的，都能得到很好的保证。(张天蔚)
——据《北京青年报》年03月21日
应反思南京虐童案中的“非理性介入”
一年前，因为撒谎，她抽打了养子，却不曾想自己因此丢了工作，进了监狱，还成了众人口中的“恶母”。一年后，出狱的她，第一时间更想知道的是，养子还爱不爱她，还想不想跟着她生活。让李征琴高兴的是，孩子还是选择了跟她一起生活，然而，在“南京虐童案”的标签下，即便是孩子及其亲生父母都同意，被剥夺了监护权的李征琴，也难以逾越法律门槛。（3月23日《新京报》）
自国家未成年保护法颁布实施以来，没有任何一起案件能够像南京虐童案一样，从发生到判决再到“恶母”出狱后的“大团圆”，一直受到媒体和社会舆论的关注与热议。也被本案主审法官称之为“司法保护未成年人的典型案例”。
受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的影响，即使在现代社会，仍有不少家长信奉“棍棒教育”，在疼爱和满足孩子一切需求的同时，一旦发现孩子违抗家长意志或出现较严重不良行为，一些家长便难以克制，正如虐童案中孩子生母所说的那样，“手边拿到什么就用什么打”。很多孩子也正是因为“惧怕”父母这种惩罚，才不敢轻易有出格行为。这也是本案中“受虐”孩子一直认为养母是为自己好的原因所在。尽管社会对这种教育方式争议不断，甚至是与现代文明教育理念格格不入，但也不能完全否定他的积极意义，毕竟既有不少孩子在这种教育方式之下最终走向成功。
良法需要在具体的执行中才能得以体现，儿童的人身权利受到侵犯，无论侵犯者来自社会还是父母家长，依法受到惩处体现的是儿童保护法的正义。但如果这种保护给受保护儿童带来次生伤害甚至是次生灾难，无论如和彰显法律正义，却不能凸显“良法”的内涵。就本案而言，养母李征琴的实质行为显然触犯了国家未成年人保护法，依法应当受到处罚。但从李征琴的心理和目的来看，非但不是出于对养子的“虐待”，还是对他倾注母爱和促使其学习成长的一种表现方式。而来自社会的诸多谴责基本都是建立在对养母身份的“陈见”乃至偏见的前提下，看到孩子受到的伤害表象才群起义愤，而司法的及时介入从某种角度来看，也是在“迎合”这种社会心态。因此可以看出，“养母身份”才是李征琴被法院判处6个月和被剥夺监护权处罚的内在原因。正如有些网友所说的那样，如果宝宝生母出现这样的行为，最终结局可能就会是另一种版本。
据该案二审主审法官徐聪萍自己解读，该案反映了社会传统教育理念与现代法治文明的碰撞，体现了家长威权主义思想与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保护理念的冲突。并据此认为该案是“司法保护未成年人的典型案例”。然而在笔者看来，该案更应该成为值得“反思”的典型，任何一部法律，尤其是保护未成人的法律法规，既要彰显出他本身的公平与正义，也要在具体司法实践中体现出他的良法内涵，既然保护未成年法规要体现出对未成年人利益的最大化，更要在具体司法实践中，在着眼案件本身的同时，尽最大努力来消除因案件处理给未成年人带来的次生伤害和影响，尤其要防止由单纯执行法律而给保护对象造成连带性伤害。（朱永华）
——据光明网3月24日
财经广角
中国会变成2008年的美国吗？
3月12日上午，央行行长周小川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记者招待会上，就“金融改革与发展”的相关问题回答了中外记者的提问。在回答新华社记者有关让房贷政策更好地体现去库存的政策的时候，周小川行长表示，有一些P2P平台对于首付进行贷款，首先要搞清楚他们是否有资质做这项贷款，再就是要明白他的资金来源是什么、会否带来巨大的风险。
周小川行长这番话是针对我国房地产市场近期冰火两重天状况的表态。一方面，我国房地产去库存的压力一直存在，去年建成未销售的房屋面积达7亿多平方米，比2014年增加了15%多；另一方面，近期北上广等一线城市房价出现了猛烈上涨，这股上涨势头的出现，与央行近段时间不断降准以后市场的流动性宽松有关，另一方面也与P2P等新型投资工具推出首付贷业务有关。在央行不断降低首套房首付比例以后，市场资金越来越宽松，而首付贷等工具出现以后，虽然购房人得到了充分的金融服务，但购房人的还贷压力随之增大，一旦购房人出现无力还贷的情况，就很容易导致出现坏账。这种情况如果蔓延开来，就会引发全局性的金融危机。
让我们记忆犹新的是，十多年前，为了支持房地产市场的发展，美国曾经推行过名目繁多的次级贷款，购房人通过零首付就可以购房，这种次级贷款品种给美国资本市场带来了新的活跃因素。但是，当美国市场上的购房人无力还贷的时候，购房人可以轻易地通过赖账来卸去还贷负担，而银行只能被动地收进抵押房屋，以至背上了巨大的包袱，最终酿成一场持续几年、并且改变了全球金融市场版图的危机。
这场全球金融危机留下的教训是十分深刻的。金融虽然能对房地产市场形成支持，但是如果将金融杠杆抬得过高，将金融衍生产品的链条设计得过长过复杂，只要其中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就会形成全局性的危机。
中国目前正在进行去库存的工作，也很需要金融的支持，但是在使用金融杠杆的时候，必须严格控制金融风险。从目前来看，这方面的工作是有所欠缺的。当央行不断放宽房贷比例的时候，它们并没有在内地三四线城市产生作用，却在并不存在去库存的一线城市立竿见影地引起了房价暴涨。由于当下我国的金融市场相比十年前有了新的形态，特别是P2P等互联网金融工具的使用使管理难度增加。即使放在中国国内，如果由零首付引发的危机蔓延开来，对中国金融市场的伤害也将是十分严重的。
因此，面对此次一线城市房价暴涨的现实，金融市场管理者必须提高警惕，对于其中出现的违规情况必须坚决遏制。周小川行长在此次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我国的货币政策仍然表述为稳健，但已略偏宽松。货币政策渐趋宽松是为了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不能成为投资投机势力暴炒房产的工具。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央行、银监会和地方政府加强对金融信贷的监管，这种监管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商业银行在不断降准以后富余的流动性之下的信贷走向加强监控，二是对P2P等新型金融工具的业务加强监控，防止零首付等情况的发生。只要做到了这些，我们就可以相信，中国不可能变成2008年的美国。（周俊生）
——据中国经济网3月13日
“去产能”是中国经济的关键所在
“去产能”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重要任务。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对“去产能”做出了全面部署。“去产能”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之战，是实现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关键所在。
目前，我国钢铁、煤炭等部分主要工业产品产能接近或者超过全球总量的一半，大多数传统制造领域存在着严重的产能过剩，特别是部分已停产、半停产、连年亏损、资不抵债，主要靠政府补贴和银行续贷维持经营的“僵尸企业”，占据着大量土地、资金、原材料、劳动力等各类社会资源，造成生产要素配置扭曲，社会资源整体利用效率降低。产能过剩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拦路虎”。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着力化解过剩产能，重点抓好钢铁、煤炭等困难行业去产能。国务院近期出台关于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从2016年开始，用5年时间再压减粗钢产能1亿－1.5亿吨；用3至5年的时间，再退出煤炭产能5亿吨左右、减量重组5亿吨左右。
从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描述，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到国家“去产能”的主要思路：一是坚持企业市场化退出机制。坚持市场倒逼、企业主体、地方组织、中央支持，运用经济、法律、技术、环保、质量、安全等手段，坚决淘汰落后产能。
二是要依法为实施市场化破产程序创造条件，加快破产清算案件审理。清除部分地方政府为了社会稳定而阻挠企业破产重组等行为，有序退出过剩产能。
三是完善财政、金融等支持政策，中央财政安排1000亿元专项奖补资金，重点用于支持去产能过程中人员分流安置。据介绍，今年预算安排了500亿元，明年准备再安排500亿元。
四是采取兼并重组、债务重组或破产清算等措施，积极稳妥处置“僵尸企业”，有效激活各类生产要素，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提供有效供给。
五是严控新增产能。实行严格的环保、能耗、安全、技术标准，防止形成新的产能过剩。对达不到相关强制性标准要求的产能，依法责令其限期整改，在限期内未进行整改或整改后仍不达标的，要责令停产、关闭。
此外，借助“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我国高端装备制造和优势产能转移快速发展。近年来，我国在高铁、核电等国际合作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铁路建设方面，已经启动建设的有雅万高铁、中老铁路、中泰铁路、匈塞铁路等。核电方面，我国与法国电力公司合作，进入了英国市场，同时巴基斯坦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电机组已经开始建设。钢铁、有色、建材等优质产能也开始规模化地向外转移。
当然，短期内去产能可能会对本就繁重的稳增长任务带来进一步压力。为此，必须把握好去产能、调结构和稳增长的平衡。一方面，保持经济适度稳定增长，将会为调结构赢得时间和空间，因为如果经济过快下滑，就业等社会问题将会凸显，就难以推进结构调整；另一方面，如果专注于稳增长而忽视去产能、调结构，那么经济增长也稳不住，只有结构调整取得积极进展，才能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牛犁/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
——据新华网3月11日
正确认识服务业占比的意义
2015年中国服务业增加值的GDP占比达到50.5%。有观点认为，这标志着中国与发达国家服务型产业结构的距离进一步缩小，意味着中国产业结构由制造业为主导向服务业为主导转变迈出重大一步。笔者认为，服务业占比提升固然可喜，但品质亟待提升，与制造业融合的程度仍须加强。
服务业是以提供服务产品的产出为特征的产业。传统服务业主要包括商贸、住宿、餐饮、仓储、交通运输等，现代服务业包括金融保险业、信息传输和计算机软件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研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房地产业及居民社区服务业等。毋庸讳言，服务业对物质生产活动的有效开展、消费水平和质量的提高、增加国民价值财富起着重要作用。
然而，肯定服务业的重要性不等于服务业必须完全取代制造业。二战后上世纪50至60年代，西方国家经济高速发展，赖以支撑的产业基础正是重化工业和加工制造业。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推动下西方国家出现去工业化现象，表现是大公司实施全球经营战略，争先恐后地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大量传统产业如服装、鞋帽、纺织、造船、炼钢、电子、汽车等被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目前西方国家制造业在GDP中的占比只有百分之十几，服务业占比已经达到70%以上。伴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西方国家经济增速不断下行，投资规模不断萎缩，失业率上升，收入差剧不断扩大，政府债务不断攀升，国际竞争力下降，经济波动频繁，直至2008年酿成严重的世界金融危机，至今未完全走出衰退。
西方国家服务业占比过高，经济增速不升反降甚至陷入停滞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私有制导致收入两极分化，劳动者消费需求受到严重抑制，生产相对过剩和利润率下降，制约投资和消费的增加。二是资本向国外转移和产业空心化导致制造业萎缩。三是制造业萎缩使服务业失去发展的目标和基础。四是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总体上远低于制造业。
中国是个成长型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十二五”完美收官，不仅靠发展速度快的服务业，更与制造业的强有力支撑分不开。目前我国的服务业发展水平还比较低，相对于制造业的强大实力和人们的消费能力而言，生产性服务和消费性服务质量、水平都不够高，传统服务业有待升级，现代服务业更待拓展。
发展服务业不能盲目与西方攀比服务业占比，更不能用服务业完全取代制造业，应把握以下原则：
一是深入研究西方国家去工业化的原因，认真吸取服务业成为主导产业后经济严重衰退的深刻教训。
二是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相配合，切实保证服务业的发展有效服务于制造业的发展。
三是采取有力措施制止资金从实体经济向房产、证券、金融行业转移的势头，防止去实体化、去产业化风险。
四是用现代服务业助推传统制造业，实现传统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协同发展。
五是通过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助力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有效融合和共同发展。（何自力/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据环球网3月21日
中泰铁路合作应“亲兄弟明算账”
中泰铁路合作似乎又出了点波折。西方媒体报道说，泰国交通部长阿空25日表示，泰国不再谋求中国对连接曼谷到呵叻铁路项目的资金支持，选择自己为该项目筹措资金。报道说，阿空谈到希望中国提供“考虑中泰关系的友好利率”，另外泰国对该段铁路的估计造价为1700亿泰铢，而中方的造价评估为1900亿泰铢(5泰铢约合1元人民币)。
报道还说，这一波折将会导致泰国这段铁路动工的推迟，最新情况是25日晚上泰国总理在电视上说，预计7月份就能动工。
中泰两国就贷款利率没有谈拢，就铁路的造价也还有一点分歧，这样的好事多磨大概不值得意外。印尼的雅万高铁由中国公司承建，在印尼总统参加奠基典礼之后还曾出现“开工文件不全”造成工程“暂停”的事情，后来又“复工”了。东南亚的情况不同于中国国内，出现各种节外生枝的几率看来蛮高的。
对于这种现象，中国方面大概需要抱一颗平常心。比如中泰合作建铁路对双方有利，由于铁路是建在泰国国土上的，对泰方的好处显然不会小于中方能够从中得到的利益。既然互利共赢的格局如此确定，中方在出现问题时就不该比泰国方面更着急。
中泰是友好国家，但对于这么大的项目，两国还需“亲兄弟明算账”。共建铁路不是中国对泰“援助项目”，而是互利的项目合作，中国能够对泰给予优惠的幅度必然有底线，这个底线是不能被政治考量突破的，这一点一定要让泰方十分清楚。
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这是中国发展对外合作的总姿态。然而“一带一路”的每一个具体项目都需符合国际经济合作的基本规律，这个原则也需相关国家同中方一起尊重并维护。
从云南到新加坡的泛亚铁路一旦建成，必将促进沿线所有国家的经济发展。要防止某个国家认为中国有更多为建成这条铁路着急的理由，认为这可以成为它们在与中方谈判中提高要价的筹码。
泰国等东南亚国家产能不足，而中国的产能相对过剩，形成了天然的互补。要让这种互补通过一单单商业合同发挥出来，惠及所有相关国家的人民。这个过程不是“超级计划经济”，而应形成活跃的跨国市场合作。这当中利益博弈无可避免，而中方对自己利益的坚守是不可缺席的要素。
另外需要考虑的是，如果中方对泰方做出超“最惠国待遇”的让步，那么中方的利益底线就将被全面突破，其他的铁路合作者必将竞相加码，不断刷新要价。中方不后退的这个考虑需要让泰方充分了解。
阿空25日同时表示，泰国仍计划在修建这条铁路上与中国合作，包括购买中国生产的列车，使用中国的信号系统，雇中国工程师承建这条铁路等等。这也说明双方就融资利率没谈拢，并不影响彼此合作的大格局，更不会因此而影响中泰关系
东京有的舆论机构对中泰铁路合作又生插曲颇为兴奋，日本作为中国在东南亚投资的主要竞争对手，有这样的舆论呈现十分正常。但日本人怎么说并不重要。我们早已习惯日本因素的搅和，完全不必要将日本的竞争作为我们规划对外合作的一条基线。（《环球时报》社评）
——据《环球时报》3月28日
对待网约车不能学“老欧洲”
昨日，交通运输部部长杨传堂就“深化出租汽车改革与发展”相关问题回答了中外记者提问。专车之争是过去一年民众最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相关部门的政策屡屡引发争议。在全国两会这个场合，交通部长直面尖锐敏感问题，回应民众与行业关切，体现责任与担当。
记者会上透露出来的信息不少。杨传堂部长表态，对网约车不搞“一禁了之”，通过立法途径让专车获得合法身份，相信让很多已经习惯了专车服务的民众以及相关企业，都感到不少宽慰。
可以预见，专车或者网约车在时下的中国不是禁止与否的问题，而是如何取得合法身份，以及如何监管的问题。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专车行业就此一帆风顺，能否建立符合市场经济的监管体系，也将性命攸关。
因而，说到底，最终出台的政策是什么样子，最关键的还是，我们该用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对待专车或网约车。
专车出现之后，触动旧的利益格局，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各国政府均面临新的挑战。确实如杨传堂部长所言，从世界范围来看，各国对网约车如何实施监管，一直争议不断，德国、法国、西班牙、日本等许多发达国家对网约车持完全禁止的态度，美国各个州也是有禁有放。
外界的情况就是这样，问题在于，我们是该学习借鉴禁止的国家呢，还是应该向有的国家那样为网约车绿灯放行。
其实，仔细观察各国的态度，不难发现，禁止网约车的多是保守的欧洲国家，日本禁止网约车也并不令人意外，因为，日本也是保守型社会。而美国因为各州拥有较大的立法权，并且各州状况不一样，所以会有禁有放，但还是以放为主流。
那么问题来了，保守的“老欧洲”应该成为我们的学习对象吗？
近年来，世界经济低迷，“老欧洲”国家也就只有德国依靠深厚制造业功力勉力维持局面，其他欧洲国家大多难以让人产生期待。为何如此？答案就是，保守，各个既得利益群体已经划好了势力范围，容不得外来者，也容不得颠覆旧格局的创新者。一旦有新的事件，那些在政治与经济临界点上挣扎的政治家，不得不对旧的利益群体妥协。保守看似能换来暂时的稳定，但扼杀的是社会的创新和活力。
为什么我们应该以更开放的姿态对待网约车？其实，我们看看目前的IT业就明白了。目前，世界10大互联网公司除了美国的就是中国的，既没有老欧洲的，也没有日本的。之所以会如此，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中美两国政府和社会的开放。尤其是我们，一直坚持改革开放政策不动摇，所以才能在短短三十多年的时间内，产生出多家世界级的互联网公司。这也决定了，中美两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富有活力的经济体。
“老欧洲”的没落是必然的，日本的长期低迷徘徊也是必然的，因为，这些国家都缺乏勇气和能力打破旧的利益格局，只能向福利主义与既得利益妥协。今天，它们向网约车说不，明天就有可能向其他的新经济业态说不。
在网约车问题上，欧洲一些国家树立了一个坏榜样，不值得借鉴，也不值得效仿，更不应成为政策保守性的借口。任何新兴业态都会带来一堆麻烦，但是，中国过去的成功经验从来不是因为有了麻烦就一禁了之，而是以积极开放的心态，顺应时代和市场潮流，研究这些麻烦，解决这些问题。只要我们拿出智慧和勇气，相信出租车行业会有更好的未来，网约车也同样会有光明的前景。（《新京报》社论）
——据《新京报》3月15日
谁“杀死”了工匠？
前两天参加家具行业的一个会议，在座的人讨论得非常热烈，业内人士承认有工匠精神存在。一个最明显的案例就是，木匠出身的领导带领的家具企业，产品质量普遍好一些。
但是，在座的人都承认，现在的工匠精神在削弱，再过两年，工匠精神有可能就没了。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鼓励企业开展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这是“工匠精神”首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但有时候我们所鼓励的与现实会南辕北辙。
工匠精神之所以能够维持，是需要给工匠高价的。
我们都说瑞士手表好，瑞士手表是精密机械与工匠精神相结合的典范。当今瑞士制表界大师菲利普•杜佛则是极致。他曾说：“对我而言，做表必须这样，机芯、表盘、表壳甚至每一个螺丝和凹槽都必须是我用一双手亲自打磨的，每一个细节都要完美，哪怕它隐藏在肉眼根本看不见的哪个角落。机器是做不出来这种感觉的。”他从15岁到60岁，一共做了165块表。
他还说，“我做的每一块手表，我都知道它们在哪里。所有买过我的手表的人我都认识。每到圣诞节，他们会给我寄圣诞卡。我到日本的时候，人们会过来看我，和我一起待上10分钟，聊聊他们的表，让我觉得很温暖。”
任何一种奢侈品、工艺品能够传承，都来源于细节上对精神层面的极度追求，但我们不能忘记一件事，这些手表都很贵！
香港苏富比2012年珍贵名表春季拍卖会上，杜佛的一块粉红金双轮双置大小自鸣三问腕表以482万港元（含佣金）成交。大家认可杜佛的表艺诚意，并且相信，百年之后杜佛表必然升值。中国沿海曾经有不少红木艺人，他们用一生的心血精心制造红木家具。而现在他们所剩无几，即使剩下的也要被粗糙制造挤出市场。
绝大多数消费者怀着赚便宜的心理，希望以淘宝价买到优质商品。对不起，这种恶性竞争的环境下，是不可能出现工匠精神的，绝大多数未被认可的工匠会饿死。这些消费者只能出现在骗子横行、假冒伪劣盛行的市场，反过来说，正因为假冒伪劣盛行，使我们不可能大规模地出现工匠。
有一些消费者会觉得委屈，我愿意出高价买工匠产品，但谁知道出了高价买的是地摊货，哭都没地方哭，我还不如直接砍个低价，起码不要当冤大头。
这就是恶性商业土壤。如果工匠注册了自己的商标，费十年功力打造出自己的品牌，结果两年之后烂大街了，工匠会吐血。
我喜欢瓷器，经常碰到这样的情况：有一款创新产品精心打造，花朵叶片美妙绝伦，于是在商店花5000元买一个回家。第二年再去那个城市，发现地摊上全是同样的产品，500元就能搞定，要仔细看，才会发现细节的地方精致度有所不同，但你无法对每个花瓶都进行同样的验证。
现在所谓的苏州刺绣可能是外地刚到苏州的人绣的，景德镇的名家瓷器很可能是三传的徒弟制造的。小野二郎90岁了还在亲力亲为捏寿司，杜佛从1989年用他的名字开始制表起，所有的表全部由自己亲自制造，整个过程中仅有一位助手协助。
家具行业、服装行业一些所谓的设计师拿着照相机四处拍，裙边上、桌脚上稍微改一改就成为自己的设计，关键是，居然没有法律手段阻击这种无耻的行为，那中国的工匠干嘛还要辛苦自己去设计啊。
除了给受到市场认可的工匠以高薪，法律严厉打击造假行为之外，还要有培育工匠的制度。
培育工匠的方式一定有两种，传统的学徒制和高效的、体面的职业技术培训。瑞士有三分之二的学生选择做学徒，学徒制的职业教育是瑞士钟表业成功的一大法宝。在中国大部分人只接受九年制义务教育的背景下，应该大力发展专业职业教育，让爱做西点的做西点，爱做旗袍的做旗袍，爱做钟表的做钟表。（叶檀/每经评论员）
——据《每日经济新闻》3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