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要目
“妄议中央”的五个构成条件/陈志刚
判断一种议论能否算得上“妄议中央”，必须符合五个条件：要看所议论的内容是否存在恶意歪曲、诬蔑、诋毁、越轨， 议论的对象是否为中央大政方针，议论的方式是否符合规矩，议论的结果是否严重，以及议论者本身是否为党员。
反腐败有坚实的民意基础/石平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正义是最强的力量。党中央坚定不移反对腐败的决心没有变，坚决遏制腐败现象蔓延势头的目标没有变。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有效供给？/郑永年
现在很多企业都在务虚，搞虚拟经济，没有足够的企业家来寻找新的市场和发掘新的技术。这需要政府为企业家提供一套新的机制，把他们导入这些领域。
教育不要被专家和舆论所裹挟/陈志文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教育治理思路，可能并不适合中国社会。
目录
政治理论
“妄议中央”的五个构成条件/陈志刚
反腐败有坚实的民意基础/石平
中国完成崛起或面临三大挑战/《环球时报》社评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究竟复兴什么/公方彬
财经广角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有效供给？/郑永年
链家事件警示金融创新边界/莫开伟
农民工市民化需有序推进/陈发明
百家杂谈
教育不要被专家和舆论所裹挟/陈志文
保存中国的数字记忆/马费成
真正的“人机大战”在棋局之外/一菡
“兽用抗生素”是如何进入儿童身体的？/郭元鹏
政治理论
“妄议中央”的五个构成条件
怎样才算“妄议中央”？可以从五个方面来看：第一，就内容来说，妄议的内容不客观、真实，有虚妄、越轨、歪曲、诬陷、抹黑、诋毁之处，不是实事求是的“真议”“善议”，而是没有根据、胡编乱造、以偏概全、包藏祸心的“假议”“恶议”“乱议”。
第二，就议论的客体来说，不是一般的问题，而是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譬如说，我们党的重大制度安排，重大战略路线、方针、政策、决策部署，这是关系到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大原则问题、大是大非问题。这些重大原则问题、大是大非问题，是不允许随便议论、诋毁、歪曲的，否则，就容易动摇党的根基，影响党的前途命运。
第三，就议论的形式来说，是“通过信息网络、广播等方式”公开发表反对中央大政方针的言论，违背了党的规章制度，不符合组织程序，没有按照党章规定的程序反映不同意见。正是因为这种不合规矩的程序，它破坏了党的组织制度，并且可能带来恶劣的社会影响。
第四，就结果来说，妄议产生了严重的后果，“破坏了党的集中统一”。
第五，这一规定针对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而不是一般群众。为什么党员就不能“妄议”，就是因为党员应该具有先进性，党员必须遵循党的规章制度，而党纪严于国法。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其中的一员，就必须遵守党纪。所以，认为这一规定违背了宪法规定的言论、出版、集会的自由，这是把党员混同于普通公民。
概言之，判断一种议论能否算得上“妄议中央”，必须符合五个条件：要看所议论的内容是否存在恶意歪曲、诬蔑、诋毁、越轨， 议论的对象是否为中央大政方针，议论的方式是否符合规矩，议论的结果是否严重，以及议论者本身是否为党员。从构成“妄议中央”的五个条件可以看出，新颁发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新版《条例》）禁止的是“妄议”，而并没有禁止一切正当的议论，也没有闭塞正常渠道的批评。禁止“妄议中央”不会影响党内民主，也不会否定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陈志刚/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据人民网-人民论坛3月1日
反腐败有坚实的民意基础
反腐败不仅是腐败与反腐败两种力量的殊死较量，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捍卫党的宗旨、维护人民政权性质的激烈斗争，也是一场观念的碰撞、价值观的斗争和人心的较量。随着反腐败斗争持续深入，一些腐败分子和别有用心的人坐不住了，故意制造噪音杂音，散布流言蜚语，混淆视听，企图干扰反腐败斗争，自己好从中得利或脱身，任其泛滥，必将干扰反腐败的进程。
近年来，各方面关于社情民意问题的调查，反腐败都居于人民群众关切问题的前列。国家统计局2015年11月的统计显示，97.9%的群众赞成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要求，支持反腐倡廉。这表明，反腐败绝不是什么孤独诉求，而是民心所向，顺乎党心、合乎民意，有着广泛而坚实的群众基础。而一些人罔顾事实，散布“反腐与群众利益无关”的论调，这种说法割裂了反腐败斗争和人民群众的有机联系，没有看到正风反腐背后的政治逻辑和人心期待。这是对反腐败的典型歪曲，试图孤立我们党的反腐斗争，让反腐成为孤零零的“独舞”，人民群众成为站在远处的“看客”。这种论调既对反腐败没有正确的理解，也对群众利益没有正确的认识。我们应该看到，腐败的本质是对权力的滥用，腐败最终损害的是群众的利益。反腐败就是要纠正权力的滥用，让权力回归本位，让权力为公共利益服务、为群众利益服务。因此，反腐败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对群众利益的有力维护。
3年多来的实践证明，凡是正风反腐抓得好的地方和领域，群众的权益就能得到更好保障。随着正风反腐的深入，公款吃喝、铺张浪费收敛，“天价粽子”、“黄金月饼”下架，私人会所匿迹，以前让人望而却步的高档饭店降低身段改走平民路线，曾经高档的大闸蟹又回到了普通百姓的日常饭桌，曾经疯狂的奢侈品销售趋冷，社会风气为之一变，政治风气焕然一新。那些经常与政府部门打交道的企业和个人更有切身感受：机关的门好进了，脸好看了，事好办了，再也不用挖空心思“托关系、找路子”，甚至“送票子”了。这些事关老百姓切身利益的变化，哪一件和正风反腐无关？ 3年多来，老百姓对于反腐败的“认同感”“获得感”越来越高。2015年国家统计局问卷调查结果显示，91.5%的群众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成效表示很满意或比较满意。
当然，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还要清醒认识到反腐败与人民群众的期待还有距离。由于责任传导不到位，仍然存在着反腐败“上面九级风下面纹丝不动”的问题，基层的腐败依然多发易发、量大面广，不断损害着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啃食着群众的获得感，挥霍着基层群众对党的信任。相对于“远在天边”的“老虎”，群众对“近在眼前”嗡嗡乱飞的“蝇贪”感受更为真切。“微腐败”也可能成为“大祸害”。对此，我们要有高度的警觉。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正义是最强的力量。党中央坚定不移反对腐败的决心没有变，坚决遏制腐败现象蔓延势头的目标没有变。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把着力解决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作为今年的工作重点，继续坚持“打虎”“拍蝇”不动摇，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通过增强各级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将责任传导到基层，结合实际，对症下药，什么问题突出就解决什么问题，坚决纠正和查处基层贪腐，让人民群众看得见、享受得到反腐败斗争的成果，不断增强对党的信心、信任和信赖。（石平）
——据《求是》3月2日
中国完成崛起或面临三大挑战
经过几十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站到了相当靠近民族伟大复兴的位置上。然而正如通常所说，冲刺或者接近冲刺的时候，也往往是风险比较多、容易出现闪失的时候。如今的中国已经树大招风，我们遇到很多困难，它们是什么性质经常引起争议。各种各样的“中国崩溃论”总是被说得有鼻子有眼。
抛开外部舆论不说，我们自己如果认真审视中国崛起当下的大环境，一些结论也不会让人轻松。我们虽然节节胜利，但一鼓作气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性目标之前，我们还注定要经受磨难，具体点说，大概至少有三大挑战在前方等着我们。
第一个挑战是中国要实现经济转型，从全球经济分工的中下端走向中上端，成为全球经济的领导力量。这将是非常艰难的跨越，它比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起步逐渐走向小康要复杂得多。之前中国的经济活动与西方可以说是宏观上的互补关系，而向经济链条前端的迈进则意味着决定性竞争的打响。
除了中外竞争，中国内部对大规模开展高端经济活动的准备尚显不足，我们的劳动者素养、知识产权环境、经济法规等各方面的完善和有效性都有待升级。中国这些年“去产能”已经有过好几轮，根本原因是那些扎堆的产能容易构建，而指向未来的创新型产业却需要大量先进条件的孵化，因而风险较高。
二是中国必须有能力应对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战略反弹，以及由此演化出的各种地缘政治挑战。中国与历史上的其他强国不同，我们致力于和平崛起，而且中美经济关系紧密，出现两个大国在发展和竞争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奇观，大大增加了两国战略交恶的牵挂和刹车效应。然而这一切并不能轻易改变传统地缘政治观对美国国家战略的惯性影响。
美国的对华博弈将是长期的，它在中国周边加强盟友体系会扰乱中国的视线，让我们评估一些周边问题的性质时产生犹豫。美对华政治和价值观渗透也将有组织地或通过它和西方的社会体系自然施加。中国一方面要扩大对西方开放，一方面又须警惕颠覆性的负面影响，这一悖论将伴随中国改革开放的全过程。
第三，中国政治体制的全面强大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锻造。首先它要基本解决官员腐败问题，并有能力自动维持反腐败的成果。它还要将公务员的正当利益合法化，使其得到公众的整体认同。它还需有效解决“言论自由”的争议，引导社会就这个老问题达成共识。此外它必须有应对各种不测的、宽裕的承受力，让社会能够在高度政治一致的情况下保持轻松。
应对这三方面的考验，全体中国人显然都须参与其中，而社会动员和组织方式却不可避免地打上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烙印，无法再像过去那样简单。这当中有些元素一定程度上是相互抵消的，至少在现阶段，中国在实践中把握“度”对正确路线的依赖要高于通过不同力量对冲来实现平衡的西方社会。
中国之所以感到有些“难”，是因为我们的确在做着全人类意义上的伟大事业。近代以来的国家崛起和繁荣回头看都可以称为“小众事件”，而中国却把现代化引入到占人类1/4人口的最大社群中。它的内在难度和外部牵动性都是前所未有的。或许只有中共这样的力量敢于扛起这样的使命。这是了不起的担当，但历史不会因为这份担当就给予特殊的迁就。（《环球时报》社评）
——据《环球时报》3月7日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究竟复兴什么
要避免我们的民族复兴简单化、符号口号化，必须清晰其内容和实质，进而明确奋斗方向和前进道路。可以断定，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是复兴到历史上的“最大版图”，世界上有许多国家都有类似的情况可“复兴”，土耳其复兴到奥斯曼帝国，英国复兴到“日不落帝国”，俄罗斯复兴到苏联时期。复兴到最大版图，就意味着世界大乱。也不是复兴到盛唐时期的“万国朝拜”，藩属簇拥，因为这也是我们一再批判的霸权主义。甚至不是复兴到康乾盛世的巨大财富，因为这未必是分享和合作共赢的结果。
真正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春秋时期的思想辉煌和盛唐时期的包容宽容。人类有三次思想繁荣期，公元前8世纪到2世纪，所谓“人类轴心期”；欧洲的文艺复兴；第一、第二次工业革命，以至于正在发展中的信息革命。到目前为止，中国只参与了第一次，也就是春秋时期的诸子百家。这是中华民族思想史上的唯一一次思想灿烂。没有思想家的引领，中国就不可能走出更远，上得更高。换言之，只有产生一批世界级的伟大思想家及其大思想，中华民族才具有引领世界的能力，民族复兴才有世界高度和历史维度。这就需要营造不亚于春秋时期的政治生态和盛唐时期的人文精神，尤其大气和宽容包容。
第二，形成强烈的对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包括政治文明成果和普遍接受的核心价值的接纳能力和内生动力。当今世界处于文化多元和政治多元，各个国家和民族都在创造独特的文明成果。对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政治制度下产生的文明成果，我们有一个怎么看，特别是在多大程度上借鉴和吸收有益成分的问题。经验表明，仅以一己之力，或能满足本国发展需要，却无法引领世界。所以从别人那里获得营养，找到启发，所谓博采众长是正道。这就需要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上的突破，需要确立“开创文明”的新政治观。当下应着力做的工作，是塑造国民的大国思维、大国胸怀，改变和消除“逢美必反，逢西必反”的极端民族主义，与缺乏定力、特别是仰视西方、丧失自我的奴性；改变和消除阶级斗争思维严重的极左思潮与摧毁一切高尚的虚无主义生长土壤和生存空间。只有这样，复兴的才是盛唐的气度，而非晚清的狭隘。
第三，营造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和优良的社会生态，最大限度激发全民族的想像力、创造力，以新质力量支撑民族前行。创新是民族之魂，带有根本性。创新决定着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这应当是“五大发展理念”创新居首的根本原因。实现民族创造力的激发，并不仅仅表现在科研领域加大投入，更重要的是明确本质内含和价值尺度，提供宽松的政治保证，建设优良的人文生态。
从本质内含和价值尺度看。一种文化和文明如果不具有世界普遍适用性，就只能是本民族的，尽管“愈是民族的愈是世界的”，毕竟传播和影响力有限，所以，我们创造的文明成果一定要有世界高度，具有普适性。换言之，如果我们的文化成果处于：政治文化一枝独秀，民族文化停滞不前，人类文化无法企及，就不敢言世界文化引导力，因而不敢言崛起与复兴。
从政治保证上看。所谓民族崛起，内含着民族成长，更反映为一种质的飞跃，并且是以世界为尺度的飞跃，实现飞跃需要整合从前的文化成果，更需要创造大量新质文化，并且是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外交、军事所有领域。如此之繁重使命，要求宽松的政治环境作保证，否则就不会有更多人全身心投入。
从人文环境或人文生态看。我们有悠久的民族发展史，又是因为悠久而背负沉重的包袱，激发民族创新能力，就需要心灵减负，心灵减负的重点在重铸造民族文化性格，努力弱化功利主义和官本位，引导全民族找到人生的更大的意义和价值所在，保证精神世界和价值追求上的升华。笔者一再强调“反腐是一场民族灵魂救赎行动”，着眼点即在于此。相信，反腐与转变作风长期坚持，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和价值追求必将发生根本变化，进而一个智慧、担当的民族将生成起来，这是可期待的。（公方彬/国防大学教授）
——据光明网3月1日
财经广角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有效供给？
概括地说，简单的扩张时代已经过去，现在是到了建设质量经济的时代，追求一个精致的高附加值经济。人们所需要思考和行动的都必须符合这个总体方向，在这个概念构架内，就中国经济下一步，至少可以找到如下几个重要的领域。
第一、中国需要新一轮的财政刺激计划，通过内部基础设施建设促成大规模的库存和产能的内部消化。内部消费可以通过进一步的基础设施投资、发展性社会投资和农村现代化而达成。通过增加基础设施进行内部消化产能，增加有效需求，但不会产生新的过剩。尽管基础设施投资的高峰期已经过去，但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领域仍然很多，主要是地方层面的，例如城市改造，包括城市地下管道建设、污水处理、各类污染的治理等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可以进行新型城市化，提高城市的品质和城市的整体。这些从一线城市到二、三线城市都有需求，尤其是二、三线城市，这些方面仍然很落后。
第二、生产性社会投资更为重要。以往，中国只有生产性投资，而没有生产性社会投资。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公共住房等以往都被视为是社会福利，但实际上这些都不是简单的社会消费，而是生产性社会投资。例如没有这些社会政策，中产阶级就没有制度基础，而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消费社会。同样重要的是学校、医院、养老院、体育设施、停车场等的建设，这些基础设施建设可以为培养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提供物质条件。例如体育设施建设，在新加坡，每一个小区都有一个游泳池和体育馆，方便的体育设施培养了新加坡人爱好锻炼的生活方式。而国民的健康则大大减少了医疗的费用，也就是减少了政府的负担。又如停车场的建设，中国在大量增加私家车的同时停车场没有相应的增加，这使得整个城市变成了停车场，所有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是可以消化大量的库存和过剩产能的。较之库存和产能的对外输出，内部消费更具有保障，因为这是中国本身所能操作的。
第三、农村的现代化。中国的城市化即使达到发达国家百分之七十的水平，仍然会有大量的人居住在农村。改革开放以来，建设重点在城市，而非农村。农村现代化涉及到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这里尤其要解决二代农民工问题。二代农民工基本上出生和长大在城市，如果城市不能有效吸收他们，他们返乡之后，自然向往能过城市的生活。这种情况已经开始，不过，农村并不存在集中的卫生、供水、供暖（北方）和空调设施。因此，很多人就设立单独的卫生设施、暖气和空调设施等，根本不顾对环境的影响，结果导致了土地和环境的巨大污染。城乡一体化的问题尽管讨论了很多年，但到现在为止连土地的流转问题都没有解决。
目前对城镇化仍然有深刻的误解，很多人想通过赶农民进城来消化过剩的房地产产能。这可以是城镇化的一个方面，但如果是全部，必然导致失败甚至是悲剧。因为人们只盯着农民口袋里面的钱，农民进城并非是提供住处那么简单，还需要一整套配套举措。另一方面，农村居民也不仅仅是农民，也必须容许城市居民到农村居住。因此，土地流转的重要意义在于要容许社会资本进入农村，农村的现代化搞好了，城市和农村就只是一个居住概念，而非身份概念，居住在哪里则只是人们的选择而已，这是一个双向的选择过程。此外，农业的发展需要大规模的水利设施建设。这里有客观的需要，因为农业水利已经年久失修，现在必须把此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第四、加快跨区域的生态安全、江河治理等项目，这些项目需要中央政府的协调，但也能消化大量的库存和产能。
第五，更重要的是要建设内部消费社会。建设消费社会很多年里一直是政府的目标，但近年来中国俨然已经形成了一个外部消费社会。中国居民的消费能力很强，但国内供给不足，只好到外部消费。从各种名牌包包服装到技术含量高的马桶盖、电饭煲、安全套和感冒药，都要去国外购买，这是对中国制造业的巨大讽刺。中国商品在质量、品牌等方面存在着瓶颈，不能适应消费者的需求。同时也有价格要素的影响，即各类产品的国内价格和国外价格相差实在过大。
但为什么会产生这些荒唐的情况？这些年，有关部门都在大力抓虚拟经济，不仅忘记了实体经济，而且对实体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打击。例如，网购市场大量充斥假货，减低中产阶级的消费趣味；同时，也把整个正式经济转化成为非正式经济。除了通讯领域，中国很多方面的制造技术都跟不上他国，甚至在退化。在技术创新被忽视的情况下，产品质量出现问题，就导致了外部消费社会的产生。
第六，新技术空间的发掘。举医疗和医药产业为例，最近温州康宁医院在香港上市，而后获得巨大的成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是国内首家精神疾病私立专科医院，看中了客观存在的巨大的“精神疾病”市场。实际上，看看百度的各种“吧”，不难理解中国的各种疾病人数，数量庞大。不同的“吧”就是一个大市场，如果精心去做，在现行医疗技术的基础上，中国可以达到世界上最好的医疗技术，因为有那么多的病例可供医生观察。
新加坡那么小的一个城市国家，制药业面向世界从无到有，做起来了。要发展医疗产业，就需要大量的医院。医院建立起来了，但病例不足，因此新加坡要做“假人”作为医生的工具。中国那么多的资源，但因为政策不当，造成了严重的浪费。现在很多企业都在务虚，搞虚拟经济，没有足够的企业家来寻找新的市场和发掘新的技术。这需要政府为企业家提供一套新的机制，把他们导入这些领域。（郑永年）
——据新华网思客3月11日
链家事件警示金融创新边界
当中国楼市正呈现复苏迹象时，2015年业绩迅速蹿升的地产中介龙头企业链家，近几日却深陷漩涡。据披露，目前链家主要为卖房者和购房者提供金融服务，包括赎楼贷、全款贷、换房贷、个人借款、首付贷、监管贷以及理房通等，这些业务都属于金融业务范畴。
链家在购房者20%首付基础上再扩大一倍杠杆，将购房首付比例放大到了1:10，大大推动了投机资金进入房地产的热情。不仅如此，链家还通过发行P2P将短期资金引导到房地产行业，受此影响，链家理财平台累计投资金额已达到180亿元，已发放收益1.78亿元，投资用户人数超过了31万人，人均投资金额超16万元。
但是，链家的高收益也蕴藏着许多大疑问，作为一家房产中介机构，尽管金融业务属创新行为，可比如其旗下中融信担保公司从事融资性担保，大都没有经过金融监管部门审批，没有正规牌照，其经营的金融业务是否已经涉嫌违法违规？
作为一家房产中介机构，只能从事与房产有关供需买卖信息的撮合，不能从事资金撮合；退一万步，即便允许从事资金撮合，也不能从事高利借贷活动。而且，链家P2P理财平台如第三方支付“理房通”，存在冻结资金使用不透明问题，因其金融平台端、支付端、担保端和线下业务端，都是自设管理单位，明显具有互联网金融业务混同经营风险。
不仅如此，链家还涉嫌自我担保。如与理财客户交易中，链家用北京中融信担保有限公司来做担保，而该担保公司实为北京链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下属公司，链家是自己在为自己担保。此外，借款方与投资者存在资金错配问题，具有诱发潜在金融隐患可能。因为自设资金池及人为资金杠杆，如果遭遇房价下跌，资金就存在断链危机。
从目前链家所从事与房产相关系列金融业务看，它实质对现有金融创新的边界提出了严峻挑战。
金融业务创新的权利只能属于金融部门，还是其他所有企业都可从事相应金融业务创新活动？这确实关系到整个金融业务发展重新布局问题。尤其，对其他企业金融业务创新，到底由单一专业金融监管部门监管还是由多个部门实行“九龙治水”式综合监管，这些都应是即将推向的金融大监管改革不可回避的话题。
备受关注的“一行三会”监管体系改革在两会期间再次受到热议。多位政协委员不约而同发声，建议合并“一行三会”。链家事件进一步显示了建立金融大监管的必要性，尤其需要及时进行金融监管顶层设计，对金融创新的边界进行明确。若这个问题不解决好，金融业务创新混乱局面就难以根绝。
金融业务与监管创新应与时俱进，需相应监管制度与之配套，否则无法适应现代日新月异金融业发展需求。但按照目前链家这样的发展模式，显然有违金融创新的初衷；但更令人担忧的是金融监管缺失，没有与时俱进。链家事件不仅催促进一步完善金融法律法规，更凸显了金融大监管与时俱进的必要性。（莫开伟/中国地方金融研究院研究员）
——据《新京报》3月10日
农民工市民化需有序推进
农民工市民化是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抓手，也是当前消化房地产库存的强大动力。但在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中，有些倾向需要引起警惕。比如，个别地方在落实中央方针时“眉毛胡子一把抓”，将农民工市民化作为房地产去库存的核心措施，为此，不惜拿出大量资金作补贴，动之以“钱”，晓之以“利”，不顾农民工自身实际，提出为所有进城务工人员提供优惠政策。个别地方的乡镇干部甚至上门动员农民进城买房，还美其名曰“特事特办”。
如此“特事特办”，不仅是对中央政策“念歪了经”“唱跑了调”，还为新型城镇化的健康有序推进埋下隐患。表面上看，农民工住房需求得到满足，房地产库存也得以消化，似乎皆大欢喜，但仔细分析，中央提出农民工市民化，前提是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已进城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并非泛指所有农民工。如果忽视了这个实际，短期有可能消化了房地产库存，但放眼长远，又会为城市带来新的劳动力库存、造成社会公共服务短缺。
安土重迁，是我国传统观念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几亿农民工之所以每年春节时奔波千里返乡过年，就是因为故土难离、乡愁难舍。要让农民变市民，并不是买套房子、换个户口这么简单；农民工市民化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不能一哄而上，必须精准地分人群、分阶段、分地域有序进行。
在这个过程中，不妨参照易地扶贫搬迁中“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的原则。按务工人员本身的城市化程度进行精准识别，分为可立即搬迁型——进城务工时间较长，具有在城市立足的经济基础和稳定的生存技能，完全适应城市生活；可培育扶持型——有市民化的愿望和一定的城市立足基础，但是需要在生活观念和就业能力上完善提升；进城潜力型——务工时间短、流动性大的农民工群体，对城市生活有一定了解，但缺少一技之长和城市生活理念。
接下来，按照不同类型进行各有侧重的扶持，做到有序进城，进城即稳。当然，还要努力做到以下几点：
推进过程要稳步。基层落实中央大政方针时，最忌讳急功近利。数据显示，全国有2.7亿农民工。其中，外出农民工为1.68亿，月平均收入为2864元。与此同时，2015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1195元。也就是说，并不是每一名外出农民工都能实现稳定就业，他们中不少人的收入水平还处在平均值以下。况且，常住人口不等于户籍人口，无论大中型城市还是小城镇，都难以在短时间内接受大量户籍人口的涌入。因此，推进农民工市民化，一定要立足实际，有序推进，切忌“毕其功于一役”。
保障体系要同步。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农民变市民，更重要的是要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换句话说，农民工市民化不仅仅是对住房有需求，医疗、教育、养老等各方面的政策配套都必须及时跟上。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建立健全与居住年限等条件相挂钩的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机制”。从暂住证到居住证，未尝不是对农民工市民化的一种过渡方式，等到条件成熟再扎根落户，既给农民工全面市民化留出了准备时间，也给城市功能提供了扩大“内存”的接纳时间。
扶持政策要进步。对于农民工进城定居落户的扶持政策，不能只停留在办理贷款、发放补贴等初级阶段，要放眼长远，加大对进城务工人员的职业培训力度，进一步提高其文化知识水平。总之，既要让民工变技工，取得在城市扎根立足的一技之长，实现长期稳定就业，还要让脱离土地的农民从户籍上和观念上变为市民，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享受城市生活。（陈发明）
——据《经济日报》2月23日
百家杂谈
教育不要被专家和舆论所裹挟
日前，教育部发文，明确2016年义务教育招生入学要“科学划片”。多校划片，是对执行多年的严格按户籍学区入学政策的明显回调，有人感叹：学区房白买了；更多家长抱怨：这是又一轮的折腾。
学区房这个词在近5年的中国异常火爆，价格飞涨，这些都源于多年前对择校治理上的一个基本政策：坚决取缔各种测试、考试等以成绩选择的渠道，严格按户籍、学区入学，以确保公平。
严格按学生所在户籍与学区入学的结果，造成了学区房暴涨的尴尬局面。表面上不许择校，不让用钱、用权择校，但用房择校，其实也就是用钱择校，显然并不公平，甚至强化阶层的划分，带来房地产市场的扭曲。
如今，政策再次转身，我不熟悉其出台的背景，但择校治理政策显然是在学习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这也是最近几年教育治理上的一个误区，需要深刻反省。
美国在择校的治理上，思路很清晰，如果对教育有较高期望与要求，就自己花钱去选择。第一选择是上私立学校，因为最好的中小学都是私立学校。退而求其次，就是通过买学区房，选择一个优质的公办学校。这就是学区房这个词的来源。其择校治理思路有这样几个前提：第一、最好的学校，是私立中小学，有选择余地；第二，因为社会保障制度和文化因素等等，有择校需求的，是相对少数人，其意愿也不那么强烈疯狂。
这两点，在我们这里显然都不存在。我们最好的中小学仍然是公办的；我们有择校需求的家长与家庭，远远高于美国人，几乎是全民择校。照搬这一治理政策的结果，就是把家长都挤到了学区房这个渠道上，用钱买房“公开”择校。
在择校的治理上，我们还有一个错误的思路与理念：因为教育资源不均衡，才有这么多人择校。因此，最根本的解决办法就是资源均衡，把学校都办得一样好，就没有择校的矛盾了。
这显然是一个伪命题。把学校都办成一样好的学校，是根本没有可能的，这不仅在理论上存在问题，在实际中也不现实。学区房这个词来自美国，美国如此发达了，公办学校之间还是不均衡，学区房的房价高企，为什么？
我们如果到美国、加拿大华人聚集的城市看看，到那些著名的公办学校周围看看，主要是谁在买学区房，谁在推高学区房的价格。再看看旧金山公办学校周边遍布的辅导班，我们就明白，择校与文化的关系是多么重要：中国人到美国也在疯狂择校，不仅是在中国。这恐怕是我们在治理择校时首先要考虑的一个现实因素，也是最大的困难。
教育治理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仅涉及整个社会的治理体系、社会制度、教育理念，还涉及很多隐性的东西，如文化。中国人对子女教育的重视，无以复加，到了一个极致，这是其他任何一个国家与民族都没有的，更加剧了中国教育治理的复杂性。因此，在中国的教育治理上，绝不能也不应该轻易照搬别人的做法，比如择校。在民办中小学教育还不发达的情况下，在如此疯狂强烈的择校冲动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教育治理思路，可能并不适合中国社会。
因此，我对此次多校划片政策的调整叫好。我们必须立足自己的国情，文化，探索自己的择校治理、教育治理之路，还必须面对全民择校这个现实，以寻求更大的突破。
在择校等教育治理上，我们需要解决的核心是机会均等，至少给多种机会，而不能只是钱的均等。这其中有一条可能就是成绩筛选，也是最现实的一条道路，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吻合中国文化的解决之道。目前的教育现实，其实也印证了这一点。中小学负担的重灾区为什么是小学？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取消了小升初考试，学校为了招到好学生，以各种名目变相测试，为了上名校，家长孩子不得不去上各种“坑”班、特长班，参加各种竞赛，结果导致负担大幅度增加。初中升高中是公开考试，高中考大学是公开考试，这把考试的尺子是明确的，也只有一个，负担反而大幅度降低。我们去看看“学而思”这类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也清晰地反映了这一点。其收入的核心是来自小学培训，而不是中考、高考。
总之，在教育治理上，我们一方面必须认清问题的核心与本质，自己所处的社会治理环境与文化，在借鉴别人时，也必须厘清根本思路与边界条件，而不是盲目套用其办法。在这个过程中，教育部门更需要有勇气与担当，不能屈服于一些理论正确与道义正确，屈服于舆论与“专家”的狂轰滥炸，被裹挟误导。
教育是一个专业问题，教育治理更是区别于专业研究，是一个管理问题。即便你是教育专家，也未必懂得教育治理、教育管理。但是在当下的中国，我们很多名人专家喜欢以自己的感受与个案谈教育，批判教育，对教育进行指导，甚至语不惊人死不休。而这些名人大家的言论，往往会因为其社会影响，而不断放大，形成舆论压力，进而误导教育的治理。我们一定要清楚，专家、院士、名人，是在某个限定领域的专家权威，不是什么都懂。教育决策部门与具体的管理人员，一定要实事求是，顶住这些压力，走出中国特色的教育之路。家长和专家们，也需要给改革最大的宽容与支持，这样才能让教育治理不再来回“打摆子”！(陈志文)
——据《中国青年报》3月2日
保存中国的数字记忆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数字信息资源呈现井喷式增长的态势。数字信息资源对知识积累、文化记忆和经济社会发展等发挥着重要作用，对数字信息资源的保存成为保护人类文明记忆、提高一国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国际数据公司（IDC）公布的研究报告显示，2006年全球数字化信息总量为161EB（1700亿GB），2013年达到4100EB（4.4万亿GB），7年间翻了近25倍。预计到2020年，这一数值将再翻10倍，达到44万亿GB的海量，约为地球所有海滩上沙粒数量的57倍。然而，数字信息资源在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在迅速消失。例如，网络信息的平均寿命只有44天，博客的平均寿命只有38.2天，而一个新闻网页的寿命则只有短短的36小时。每时每刻都有无数有价值的数字信息资源在无声无息地消失。数字信息资源的大量消失，既有自然灾害破坏、存储媒介不断更新、保存经费投入不足等外部因素，也与其自身的脆弱性、载体依赖性以及未来价值不确定性等有关。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存数字遗产宪章》指出，“如果不着手解决目前所面临的有关威胁，数字遗产将会迅速丢失，而且不可避免”。目前，很多国家都在研究对数字信息资源进行保存的对策。我国数字信息资源保存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较快，数字信息资源保存已被纳入相关战略规划之中，相关部门已实施了一系列数字信息资源长期保存项目。例如，北京大学的“中国WEB信息博物馆”项目、中国国家图书馆的“网络信息采集与保存”实验项目等。但我国目前数字信息资源的保存能力还难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主要表现为与数字信息资源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有待健全、战略规划和宏观指导有待加强、经费投入不够、社会整体保存意识不强，这些都不利于我国数字信息资源的长期保存。
制定行之有效的数字信息资源保存方案，可从制度和技术两个方面入手。在制度方面，加强顶层设计，明确数字信息资源保存方针；建立完善的国家数字信息资源长期保存系统；明确完备统一的数字信息资源保存标准；建立数字信息资源呈缴制度，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在技术方面，目前已出现了一些具有借鉴意义的数字信息资源保存技术。一是在多重备份的基础上进行适时迁移技术。多重备份是在原有技术条件下实现数字信息资源的存储和重写，防止因载体性能或某种外部因素所带来的数字信息资源遗失。适时迁移主要是将数字信息资源由稳定性较低的媒介向稳定性较高的媒介迁移，以确保数字信息资源长久保存。二是仿真与封装技术。仿真是指在新的系统环境下建立一个兼容原始数据、设备及其管理系统的运行环境，使原来的数据、设备和系统能在现行的软硬件系统上稳定运行。封装技术是指在对数字信息资源进行包装的过程中，将其所需的运行环境（包括硬件和软件）一起打包，使数字信息资源在新的技术环境下得以顺利运用。三是系统性整体保存技术。将数据、产生数据的原始软件以及操作系统和软件平台一起存储，为日后应用此数据信息时提供运行支撑。四是数据恢复与数据考古技术。主要是从原始的数字节流中恢复数字信息资源的原貌，并保证数字信息资源的可读性和可用性。在对现有数字信息资源进行长期保存的同时，还要加强对以传统媒介为载体的信息进行数字化处理并长期保存，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信息资源长期保存系统。（马费成/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
——据《人民日报》3月4日
真正的“人机大战”在棋局之外
2016年3月9日注定要写入围棋界的历史、IT界的历史、科学界的历史，甚至人类历史。在这天的3个多小时里，拥有1200多个处理器的谷歌人工智能系统AlphaGo，在深邃的围棋棋盘上把世界围棋冠军、韩国棋手李世石逼到绝路，曾经独孤求败的九段高手不得不投子认输。
这一幕似曾相识。1997年，IBM公司的超级电脑“深蓝”就曾结束了有史以来最伟大棋手卡斯帕罗夫独步天下的地位。
两局棋的结局是令人震撼的。人类最顶尖的高手落败了，而对手只是一台没有生命力、没有感情的冰冷机器。这种震撼不仅让人感叹，甚至让人有些生畏，因为，它完美地直播了人类制造的工具是如何战胜人类的。
相比19年前的“深蓝”，AlphaGo更进一步。前者靠强大的处理器核心来“暴力穷举”出所有的取胜方案，而AlphaGo已经懂得策略思维和形势判断。换句话说，前者靠蛮力优势，而后者更有思维，更懂得像人类一样思考，甚至会学习。
机器人懂思维、能思考、会学习，是这轮人机大战最核心的看点。这标志着机器已经不再简单地按照人类编写的程序来被动运算，而是逐渐开始掌握主动思考和主动决策的技能。
从被动到主动，正是人工智能发展最难言的道德窘境。人类进化，之所以优于其他生物物种，是因为人类具备劳动能力和工具利用的能力，进而生成主动思考和决策，但这一进程，持续了几百万年甚至更长时间。而人工智能技术只耗费了几十年就让电脑类机器工具从被动服务学会了主动决策。目前，人工智能设备的“智商”已经可以达到四五岁儿童的水平，在可预见的未来，制造出会思维、懂情感、能判断、有主见的智能机器不是天方夜谭。
人类无法想象未来的人工智能会发展到什么地步，就像几百年前的人类无法想象汽车、飞机、导弹这些远远超越人类自身极限的工具一样。相比人脑有限的利用率，人工智能的“智商”全面胜出人脑也只是时间问题。霍金、比尔•盖茨等人都曾悲观地提醒过，无度发展可能导致人工智能最终反制人类，造成不可控的毁灭。一些科学家也曾警告某些国家，不要轻易把人工智能运用到战斗武器中。
人工智能的利用价值毋庸置疑，它可以提高效率，优化生产，进行高危作业等。但关键问题是，人类如何去引导、规范、限定智能技术发展的方向、界限和目的。应当让智能机器“知道”，它们的出现不是为了战胜人类，而是服务人类；更应该让研究者清楚，人工智能不仅涉及计算机科学，也包括哲学、认知学、心理学、控制论、社会学，更需要有清晰和冷静的科学发展观。
因此，真正的人机大战，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全面发展过程之中，而其中重要的一场战役，是人类能否控制自己的心智，去发展合理的智能技术。（一菡）
——据《京华时报》3月10日
“兽用抗生素”是如何进入儿童身体的？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安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与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青年研究人员王和兴、王娜等经过3年多努力，把从江浙沪采集到的儿童尿液中抗生素作为暴露生物进行了研究，发现儿童体内残留不少兽用抗生素，这与儿童超重肥胖有明显的联系。
复旦大学的研究人员的检定结果显示：儿童尿样中含有21种抗生素，包括5种大环内酯类抗生素、2种β－内酰胺类抗生素、3种四环素类抗生素、4种喹诺酮类抗生素、4种磺胺类抗生素和3种氯霉素类抗生素，其中79.6％的学龄儿童尿液中检出上述21种抗生素中的一种或几种。这些抗生素有一部分是属于正常的，这是人用抗生素残留。但是有相当一部分就属于不正常的了，是属于兽药残留。
兽药为何能进入人体？这是因为食物链的问题。鸡鸭鹅狗这样的养殖产品出栏后，最终是供给人类食用的。兽药残留进入人体，是通过养殖产品这个载体进入的。进入人体的载体不奇怪，奇怪的是兽药不该进入人体。这就亟需深刻的反思和持续的追问。
兽药能够进入人体，表明目前的养殖产品标准还是比较低的。眼下，市场上销售的养殖产品，很多其实是经过了检验检疫的，也进行了药物残留测定。也就是说，实际上很多养殖产品符合国家标准。为何符合国家标准的养殖产品，会出现兽药残留？这说明一点，农产品安全标准还需要进一步提升，最起码不能在食用养殖产品的时候，等同于“吃兽药”。
除了农产品安全标准较低之外，还有一种情况，那就是还有一部分养殖产品躲过了安全检测、残留检测。这些养殖产品本身抗生素残留已经超过了国家标准。去年的时候，媒体陆续曝光了一批“抗生素鱼虾”，说是养殖户的药品使用严重超过了国家规定标准，这些产品都是躲过监管进入市场的。这种情况并不稀奇。
兽用抗生素进入人体，是值得反思的。一方面，对于养殖产品一定要坚持进入市场必须检测的底线。一方面，要提高农产品安全标准。再一方面，需要利用科学技术，在这些产品上市前，祛除体内的抗生素。最为重要的是，我们还需要加大科研力量，确保兽药的高效低毒。
导致儿童肥胖的原因是众多的。不过养殖产品体内的抗生素残留是一个重要的方面，这暴露出的则是养殖产品监管的深度问题。（郭元鹏）
——据中国青年网2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