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要目

住宅街区化须注重公私权益平衡/徐立凡

   街区制的起步，单位大院应该首先起到示范作用。比起百姓社区，单位大院的权益关系较易处理，也较易动员。单位大院拆除围墙，既是告别隐秘过去的象征，也可以最低成本，为街区制试出成效。

谁影响并改变着腐败亚文化/文峰

   是坚持分清是非，还是趋利若鹜？这是一场考验道德水平的测试。

全球经济一体化正在“开倒车”/钮文新

   在各国大力发展实业资本、股权资本，而避免金融资本、尤其是金融套利资本伤害的过程中，全球金融自由化和全球化都在被刻意制约。

这三年中国变得更有见识更加博大/《环球时报》社评

　　中国的一个重大挑战可能还是我们不得不做大国，但一时缓不过神，对何为危险，如何渡过难关缺少把握。向前走的同时要避免犯严重错误，历史证明，崛起大国做到这样的稳健殊为不易。

目录

社会治理

住宅街区化须注重公私权益平衡/徐立凡

谁影响并改变着腐败亚文化/文峰

上海烟花“零燃放”是咋做到的/刘雪松

“数不清的羊”揭露补贴制度短板/堂吉伟德

财经广角

全球经济一体化正在“开倒车”/钮文新

地产价格反弹无法持续/林铉

旅游市场治乱，是时候来一场执法大变革/光明网评论员

国际风云

这三年中国变得更有见识更加博大/《环球时报》社评

美国为什么先发现引力波/殷红博

欧洲难民危机与“普世价值”的困境（下）/张维为

社会治理

住宅街区化须注重公私权益平衡

　　我国即将推行住宅街区化，不仅“新建住宅要推广街区制，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还要求“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这一政策，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

　　推行住宅街区化，是治疗各地“城市病”的配套举措。在不少城市，封闭式大院、超大型社区随处可见，导致城市土地资源被分割使用，城市的“毛细血管”被堵塞。一定程度上，封闭式小区的大量存在，甚至成为商品住宅小区的时尚，折射了过去计划经济时代“单位”化占据、使用城市资源的余绪。这导致土地节约利用程度低，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应不足越发突出，交通拥堵难以得到有效治理的一大原因即在于此。推行街区制，目的是清除封闭式社区出入口造成的人为堵点，将有限的土地资源集约利用起来，打通城市交通微型路网，通过棋盘式道路布局，以求交通拥堵问题得到较彻底治理。街区制也是发达国家城市普遍采用的做法。

　　尽管推行街区制利于打造城市道路坦途，但良好的政策预期不能代替政策推进过程。从现实来看，在封闭式商品住宅小区里，从住宅到小区里的公共绿地、露天停车位、底层商铺等，都有明确的权益归属，这些权益均受到《物权法》的明确保护。拆除围墙后，小区里的设施理论上将归市政管理，重新规划，原权益人购买的权益如何兑现，将成为一大考验。此外，封闭式小区给住户提供了更高的安全感，拆除围墙之后，小区与外界融为一体，安全感下降，这有可能导致住户隐形权益的损失。还要看到，同样是封闭式住宅小区，因为其面积、布局、与市政道路的间距不同，并非全都适宜配合市政改造。如何评估不同封闭式小区的性质，确定拆墙程序和程度，也是一大难点。

　　推行街区制面临不少现实障碍，其中最关键的一条，是如何保证公私权益的平衡。私人权益不被侵犯，公共利益能够增值，街区制才有可能达到改善城市交通、增加社会总福利的目标。轻私重公，达不到这一目标；重私轻公，同样如此。

　　要做到公私权益不相互掐尖儿，在推行街区制的过程中，必须认真厘定原封闭式小区资源的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该保护的保护，该转化的制订相应补偿方案。业主大会的作用应该受到肯定，使其起到保护权益人利益的作用。此外，对于推行街区制后可能增加的治安隐患、交通安全隐患，政府要提供更多的安全保障，将封闭式小区原有的保安功能尽可能通过合作形式承担起来，以消除人们的担心。而街区制的起步，单位大院应该首先起到示范作用。比起百姓社区，单位大院的权益关系较易处理，也较易动员。单位大院拆除围墙，既是告别隐秘过去的象征，也可以最低成本，为街区制试出成效。（徐立凡）

——据《京华时报》2月23日

谁影响并改变着腐败亚文化

　　日前，中纪委机关报刊载了题为《无论你是谁，莫做“腐败亚文化”信徒》的评论。文章指出了“腐败亚文化”折射的社会思维，比如“办事先送礼，平事先拿钱”，“不跑不送、降职使用，只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章子不如条子，条子不如面子”，“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情面看钱面”等。

　　这篇文章因与反腐大背景相契合而走红网络。而“腐败亚文化”一词也引起了很多网友的围观。众所周知，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高压持续。落马者警示各级官员，不管是嗡嗡作响的苍蝇，还是叽叽喳喳的麻雀，抑或是戴着獠牙面具的老虎，都逃不过这反腐新常态的铜墙铁壁。这让群众拍手称快。不过，细细思量，“打老虎拍苍蝇”更多带着政风色彩，而“腐败亚文化”可能更多带着民风色彩。后者会让人将视角移向日常生活并联想到两个词汇：潜规则和找关系。

　　很多人在日常生活中都会碰到与潜规则和找关系相关的事。比如，为了拿奖学金，别人在找老师“关照”，自己要不要求照顾；找工作，别人在找关系，自己要不要拼爹拼妈；做生意，不少人和官员走得很近，自己要不要有所表示；孩子上学，别的家长都在向老师表达“意思”，自己要不要随波逐流……这些生活疑问正与腐败亚文化有关。

　　此外，腐败亚文化的存在，使一些人甚至认可官场的腐败行为，比如，有些人习惯于请客送礼，认为民求官办事，送钱理所应当，官为民办事，收钱合情合理；有些人会为落马的高官老乡不能再“造福”乡里而倍感遗憾。由于“权力”在找关系中存在便利，腐败亚文化还会使人们产生“万般皆下品，唯有做官好”之类的想法。久而久之，“是服从潜规则还是坚守内心的正义”也就成了不少人心中的困惑。

　　在现实生活中，“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是很多人的座右铭。可践行起来却并不容易。比如说，为获奖而去拉票，是一种危害公正的行为，不仅损害他人的利益，更会抹黑相关奖项的形象。然而，一旦牵扯到自身的利益，在“利己主义”的驱动下，本应“板起脸孔”的人却可能变得“活泛”起来。而今，在微信朋友圈，这样的拉票评优行为可谓司空见惯。

　　这也说明，祛除腐败亚文化可能并非易事，因为它深入到了一些人的思维习惯里。从大国反腐来看，我们不断取得了新进展，可如何以党风促进民风的转变，可能还需要时间作为催化剂。都说国很大，其实一个家，国风是家风的映射，而家风又联系着个人的前途命运。若找关系的思维占据上风，时代的前景就会不明朗。如果不正常成了社会特征，那个体的命运就可能会被逆转，继而产生恶性循环。

　　常识从不复杂，因为其中道理并不深奥。不过，有时候捍卫常识却不容易。捍卫常识要靠理性，理性意味着对欲望的克制和对原则的坚守。人们常常会用是非和利害去思考问题。这两套思维逻辑在纸面上并行不悖，可在实际生活中，却是考验人心的试金石。是坚持分清是非，还是趋利若鹜？这是一场考验道德水平的测试。在这样的测试中，有些人会成为社会标杆，有些人却可能会挂科。而它既是自习课，也是社会公共课。

　　俗话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要祛除腐败亚文化需要一束束“阳光”。笔者相信，不管在什么年代，真正推动社会前进的依然是人——别人与自己。有一句话说得很走心，你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你怎么样中国便怎么样。反腐制度健全后，影响并改变着腐败亚文化的正是个体的内心。（文峰）

——据《长沙晚报》2月23日

上海烟花“零燃放”是咋做到的

一篇关于上海最严“禁燃令”的报道，昨天在网上意想不到地收获了来自网友的点赞。截至昨晚，某门户网站这条新闻的跟评点赞就突破了12.3万个。

一条政府禁令，能够以正能量的效果在网上燃爆，这挺难得。套用这条新闻标题所述的“折射社会治理新思路”，它其实同时折射的，也是来自民众对于大气污染治理的新诉求。

事实上，要在上海实现外环内600平方公里“零燃放”，上海市相关部门的领导表示，“春节之前我们挺紧张的”。所谓紧张，就是忐忑，是对民众接受这项新政的程度还有怀疑。然而事实证明，雾霾当头，民众的表现可谓可圈可点。

其实，仔细琢磨网友对于这条新闻的关注不难看出，点赞背后是有着现实批判意味的。因为羡慕，所以点赞；因为无奈，所以向往。这是被大气污染伤到太深之后，对政府治理能力的由衷期待。然而从环保部今年春节发布的污染指数可以看出，除夕夜（7日20时至8日6时）全国有200多个城市出现过空气质量重度污染或严重污染，其中66个城市出现空气质量指数“爆表”。石家庄大年初一的空气质量，由凌晨的“二级”，上午蹿至“严重污染”。济南正月十五的烟花爆竹燃放得比除夕夜还欢，当晚7点开始，PM2.5浓度开始飙升，最后比除夕夜还高……

以为民众还在留恋烟花爆竹的“年味”，以为百姓在所有的禁字当头都会习惯性抵触，没想到民众的环保意识、守法意识已经如此强烈。当然，一些城市之所以烟花燃放会加剧雾霾，一些城市治理者习惯性的行政惰性也难辞其咎。上海等城市施行的全面禁燃新政，当地政府部门其实承担了更多的责任，做了更多调查研究，也下了更多细致扎实的苦工夫。此外，这也是法治完善、行政能力同步提高的表现。这些“作为”到位了，对民众的“觉悟”就不会有太大的误判，就不会令春节期间空气质量指数“爆表”。

对烟花爆竹的限制，还停留在“倡议减少燃放”的城市，应该把这条新闻当成一面镜子，照照行政能力的短板；应该在这条新闻的点赞中，重新审视一下民众真心需要的诉求。（刘雪松）

——据《新京报》2月24日

“数不清的羊”揭露补贴制度短板

　　省、市两级政府对养羊户都有一定的补贴，记者在调查靖边县几个养羊场时发现，对外宣称拥有万只的养羊场，却只有几百只羊。面对记者质疑，靖边县畜牧局局长田文涛说：羊是流动的，谁能数得清。（2月21日《华商报》）

　　不正常的现象背后，往往有着正常的逻辑与明确的事实。“田局长家的羊”究竟有何种利益关链，恐怕不能仅限于“记者曝光”，相关部门按图索骥参与调查，还原事实真相给予外界交待，当是对对公众关切最好的回应，也是对舆论监督最好的回应。不过，一句“羊是流动的，谁能数得清”的解释，却将农业补贴的制度短板暴露无疑，也由此揭开各种骗补乱象的冰山一角。

　　2014年《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2013年度省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指出，虽然支农补贴项目申报、审批、验收到拨付等环节，都有严格的规定，但相关部门执行制度基本上是走形式，大部分地方没有按规定的要求进行验收。不少验收人员在判断项目整体质量时，片面采信业主方提供的造价文件，更有甚者连现场都不去，纸上验收。个别市县虽然聘请了造价师，但也是根据项目实施方的要求，对申报资料审核，没有准确评估造价。其结果审计对11市县后发现，超六成大棚补贴“打水漂”。支农补贴资金的使用和管理之乱，由此也可见一斑。

　　铁打的羊圈，流水的羊，其间确实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不过，羊的数量却不同于飘舞的雪花，“一片两片三四片，落入草丛都不见”。面对记者的追问，靖边县畜牧局局长田文涛的“数不清”的“真情告白”，却又是真实存在的行业生态。究竟是万只还是几百只，有的时候凭的不是事实，而是“由谁核准”。只要有需要，几百只也可以变得万只，反之，即便有万只也可能难以获得补助。发不发给谁，谁来发，怎么发，似乎没有明确的标准和依据，一切都如何“数不清的羊”一样，充满着各种变数和不确定性。

　　涉农资金的申报、管理、使用和监督的环节割裂，给骗取补贴提供了极大的空间。2015年12月22日上午，国家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关于2014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刘家义说，2014年审计查出“农机具购置补贴”等涉农专项7.38亿元被骗（套）取。在其他被曝光的案例中，有为拿到财政补贴，花钱租羊成了养殖大户，有猪倌办酒厂变身企业家，购买专利把自己打扮出一身“科技范儿”……而这次，养羊补贴再次成为“羊毛”，被各种利益分食者拔得一毛不剩，只留下诸多亟待回答的疑团。

　　虽然流动的羊很难数，但并非就不能数，或者说数不清。好的制度，可以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即便不进行清点，也可以让羊的数量变得一清二楚。其实就制度本身的设计来看，有预先公告，有政策解释，有补贴对象的确定，有补贴后的信息公开，只要做到了程序透明和过程公开，同时对各种意见进行虚心倾听，对各种举报和投诉认真解决，那么“羊的数量问题”就完全可以迎刃而解。关键是，羊的问题好解决，人的问题却难以厘清。若是不能限制权力的滥用和监管的虚置，那么“数不清的羊”就会成为骗补最好的机会，也会成为逃避监督和处罚最好的理由。

　　故而，对各种支农补贴资金进行改革，在整合资源提高效率的同时，还应完善项目实施的程序，进行严格的监督，在做到程序公开透明的基础上，引入第三方评估和监督机制，让实施与监督进行分离，提高监督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已成当务之急。（堂吉伟德）

——据光明网2月22日

财经广角

全球经济一体化正在“开倒车”

英国会退出欧盟吗？今年6月23日即将举行的英国全民公投将给出明确的结果。我认为，无论结果如何，这样的示范效应都预示着一个重要的猜想正在日益明朗：全球经济一体化是不是已经开始倒退？近些年诸多经济现象告诉我们，这样的疑问绝非空穴来风，而在我看，结论应当是肯定的。

全球经济一体化是金融资本主义时代的重要特征之一。原因是，金融寡头必须全球配置金融资本、通吃全球金融市场才有可能实现金融资本收益的最大化。所以我们看到的事实是：全球经济一体化首先从金融自由化开始，然后是实业资本大转移和与之相伴金融全球化。而伴随着金融全球化，发展中国家被要求不断加大开放力度，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接受了一般消费品加工厂地位的国家，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开放变成了一种趋势。所谓融入国际社会，实际指的就是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但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已经面临重大考验。为什么？两大原因：第一，过去30年，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主导了全球经济一体化化，而在这样的进程中，人们看到了一个不劳而获的强权国家，培育了越来越多的、靠金融套利发财的人群，尤其是2008年之后，美元滥发不仅没有改变全球金融过度的经济结构，反而对所有非美货币国家的经济健康构成严重威胁。整个世界对此越发不满。如果欧、美、中、俄四大经济区块在货币问题上与美元明争暗斗，那全球经济一体化一定会逐渐被经济区域化所取代，这恰恰是当今全球经济的一大特点。

第二，各国政府都在努力改变“金融无度侵吞实体经济利润”的现实，努力改善实体经济生存环境，但在这个过程中，各国政府势必采取保护本国市场、扩大对它国市场的占有的努力，如此竞相挤压的结果是什么？必然是各国市场日益孤立，全球经济一体化倒退。

我们恰恰是看到了这样的趋势，因此我们认为，整个世界正在步入“后金融资本主义时代”，正在逐渐地否定金融资本主义时代的一些特征。尤其是在各国大力发展实业资本、股权资本，而避免金融资本、尤其是金融套利资本伤害的过程中，全球金融自由化和全球化都在被刻意制约。实际上，各国都在不断加强金融监管，甚至以避免危机为名，部分地实施金融套利资本管制，就是典型例证。

回到“英国脱欧”的问题上。表面看，卡梅伦首相和欧盟都做出了不少的努力，但从结果看，是欧盟做出了诸多的让步。在与欧盟长时间谈判之后，卡梅伦宣称，英国应当留在“改革之后的欧盟”。而2月22日，欧洲媒体报道称，欧盟已经给出了改革方案，卡梅伦同时表示满意。他认为，他已经取得了他所希望的改革，并宣称这些变化将让英国坐在世界最大市场的“驾驶座上”，并创造出一个“更灵活的”欧盟。“英国人民现在必须要决定是否留在这个改革后的欧盟，”他说，“这将是一个塑造我们国家命运的千载难逢的时刻。”

由此可见，欧盟做出了重大让步。实际上，打从欧元诞生、而英国决绝加入欧元之日起，英国在欧盟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就一直在逐级弱化，甚至有被欧盟边缘化的倾向。作为老牌儿的“大英帝国”，二战之后欧洲的主导者，当然不会甘心这样的境遇。所以，在欧元遇到很大问题，欧洲经济积弱难返的重要时刻，以“脱欧”相威胁，提振英国势力应当是可以理解的。

但仅仅是为了加大英国对欧盟的话语权吗？其实，英国现在的选择与过去一样：不过是“脚踏几只船”，欲取渔翁之利而已。我们一定要看到，“脱欧”对英国经济未必有利，尤其是孤悬欧洲大陆之外，前景并不美妙。这也是英国“脱欧”可能性越大，英镑贬值越是加剧的关键所在。但英国是不是有意通过这样的手段压制英镑币值？嗨，很多事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总之，无论是虚是实，利益是实的，才是第一位的。

我们看到，在英国阁僚当中也是“红脸白脸”地唱戏。首相说一套，其他“非系统重要性阁僚”另说一套。但我认为，英国“脱欧”不易，也不宜，所以概率不超过50%。但不管这件事成行与否，它都预示着全球经济一体化正在晃动，甚至倒退，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钮文新）

——据经济网2月23日

地产价格反弹无法持续

在一系列去库存的利好政策刺激下，上海楼市接棒深圳开始疯狂。去年的一系列刺激性政策主要是针对二三线城市，以北上广深为主的一线城市并未优惠。但是，房价“暴动”也只发生在这些一线城市，其中以深圳为龙头。春节后一线城市的这波上涨，主要是货币政策制造了新的预期。

首先，一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2.51万亿元，这个巨大的数字让市场深信政府将开启新一轮的货币刺激进程，考虑到2008年“四万亿刺激方案”后楼市巨大的反弹，市场认为，货币放水将再次推动楼市上涨；其次，一月份住户部门贷款增加6075亿元，其中绝大部分是房贷，这给市场一个印象：人们正在大规模地涌入楼市，房价已经非涨不可，所以出现“抢购”，而地产商或二手房房东则开始“捂盘”制造紧张感，尤其是具有市场垄断性的中介在这个过程中起到关键的推波助澜作用。

市场形成的这种集体预期，正好给政府的去库存政策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窗口期。于是，一系列刺激性政策趁机连续推出，巩固这种预期。与其说是鼓励人们买房，还不如说是主动制造预期刺激人们买房。刚刚推出的契税优惠政策意在刺激改善性需求，紧接着，农业银行推出面向农民工的房贷产品，希望农民工帮助消化库存。

但是我们对这种通过政策刺激购房的做法是否具有可持续性感到怀疑。首先，去库存意味着将地产企业的杠杆转移给居民，甚至在供给严重过剩的三四线城市主要转移给农民工。在这个过程中，除了一部分地产企业外，主要获益者是前期炒房者（可以高价抛售）以及政府（交易税）。这一波去库存主要是消化存量，很难刺激增量投资，因此，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很小。如果起不到拉动经济的作用，中国经济增长下行的压力实际上还会越来越大，人们的就业与收入也会受到影响，对于那些通过提高杠杆（最近政府降低了购房首付比例）高位接盘的人而言，风险是巨大的。

其次，一月份的信贷规模虽然高达2.51万亿，但是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其中至少一半并没有流向实体经济，而是借旧换新、借贷付息以及利用人民币融资赎回美元债来规避汇率风险。因此，这并非是“货币放水”，而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即旁氏融资比例越来越高，这个趋势不可持续。但是，市场盲目地理解为放水并制造房价上涨预期，而一些部门和企业利用人们的这种错误预期刺激购房，购房者可能要付出代价。

即使目前采取加大货币供应量的政策，也很难像2009年那样对楼市起到刺激作用。首先，目前中国的债务里面很大一部分是用于还债付息而非投资，因此，看上去规模较大的社会融资对经济的刺激作用非常有限，因此不会出现经济反弹带动房价上涨的现象。其次，三四线城市供给过剩而需求不足，货币政策也很难帮助有效去化，而一二线城市的房价泡沫可能继续吹胀，但是后劲不足，因为市场缺少了投机者，而刚需客户随着房价继续暴涨出现购买力不足的现象，很难转化为有效需求，一旦刚需后劲不足，那么，改善性需求也会受到影响，从而拖累整个市场下行。

从目前的趋势看，中国为稳定经济不得不继续提高杠杆率，而增加的债务主要是确保整个债务链不要断裂，投入实体经济的资金主要流向了非常低效的政府项目或国企。在这种条件下，债务水平不断抬升，人民币贬值预期加大，中国资产价格下行压力增强。事实上，根据媒体的调查，已经有很多家庭开始抛售高端住宅并转换为其他币种的资产。根据中国目前83.43%的房屋拥有率以及人口下降的趋势，目前地产价格的反弹将可能是整个市场的最后一棒。

可以预期，依靠债务维持经济稳定的游戏不会长久，目前人民币汇率趋于稳定主要是美元指数下跌造成的效应，而非中国经济通过结构性改革变得更加健康。现在政府鼓励向家庭部门转移杠杆并放大这种杠杆，会在一线城市制造更大的房价泡沫，但未来能否维持这个泡沫还是一个挑战。这就像去年股市一样，一些官方媒体与官员鼓吹“国家牛市”，鼓励投资者通过增加杠杆炒股，结果引发股价大跌，尽管采取了入市干预的措施，但依然不敌市场下行的压力。（林铉）

——据《21世纪经济报道》2月23日

旅游市场治乱，是时候来一场执法大变革

随着哈尔滨当地调查组道歉、几十起投诉指向涉事饭店、饭店老板失联，哈尔滨“天价鱼”事件的真相，在扰攘多时后终于轮廓渐显。而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一纸《关于加强旅游市场综合监管的通知》（简称《通知》），要求各级政府在2016年底前建立或指定统一的旅游投诉受理机构，还明确在2016年底前将旅游市场执法列入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试点，表示支持媒体曝光扰乱旅游市场秩序典型事件，还指出对影响旅游市场秩序的重大事件要实行督办问责制度。

　　走了“38元大虾”，来了“天价鱼”，下次还会有什么样的宰客风波？在公众的“宰客焦虑”被引爆的情况下，国办引发的《通知》，或许有望给宰客现象画上休止符，也能起到些许纾解焦虑的作用。其中无论是其对制定旅游市场综合监管责任清单的要求，还是明确对这类重大事件实行督办问责制度，都极具现实针对性。

　　正如青岛38元大虾事件被认为毁了山东耗资数亿元打造的“好客山东”形象一样，“天价鱼”事件尽管眼下事实细节仍待廓清，可其影响也很恶劣，也呈现出“一条鱼毁了一地旅游形象宣传”之势。而这起个案性宰客事件之所以会引发这么大的舆论波澜，究其原因，在于几点：一者，旅游地宰客现象容易触碰到公众“共鸣燃点”，而这起事件中，“万元鱼”的关键词光从字面上看，就给人以“宰客想象”，而当地警方接警后的现场处置和相关的初步调查结果，都难言公正，也为事件继续发酵提供了燃料；二者，以“网帖曝”为主要形式的“维权+互联网”，弥补了传统旅游维权方式过程中面临的信息不对等问题，在公众“共情能力”的助推下，这类宰客事件的传播度想不广都难。

　　而这，既折射出国内旅游宰客坑客市场乱象之普遍，也暴露了很多地方在宰客事件特别是典型个案处理应对上的乏术。就拿“天价鱼”事件来说，这虽然只是起个案，可却俨然全方位地呈现出多个部门的工作纰漏。

　　比如，针对纠纷中出现的打人、胁迫现象，当地警方不应只是建议双方协商解决，拿“解决不了先拘了”来息事；398元一斤鱼价格是否合理，涉事饭店有无做到诚信公平交易，又在物价局、工商局的职责范畴；饭店工商登记名称中不含其标榜的“野生”二字，餐饮服务许可证也已到期，其无凉菜间、无洗消池，又牵涉到工商、卫生部门监管执法不到位；饭店疑开假发票逃税，又涉及税务部门；有导游和司机拉客消费疑从中获取提成，也是旅游部门监管之责；而若饭店售出的真是野生鳇鱼，那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也该介入，毕竟野生鳇鱼是国际濒危保护动物，限量捕捞……

　　一起个案，让涉及这么多部门单位的问题“现形”，这显然不正常，恰也说明了当下旅游执法监管中存在的深层症结：日常动态化监管薄弱，还有遇到那些典型旅游纠纷后的多部门联合执法机制匮乏，已跟不上国内旅游业迅速发展和矛盾频次增加的形势脱节。这也亟需一场执法方式大变革。

　　实质上，针对乱象中的问题，已有些部门采取了措施，如国家旅游局在明确要放开导游自由执业后，又于近日启动“互联网+导游领队”改革试点，试点将建立先进的导游、领队信息化管理与用户点评系统，以破解导游跟景区饭店等勾连的问题。但这种变革，显然不能止于个别部门的改革，而应是全局性的。

　　这也是《通知》部署改革创新旅游市场监管机制的意义所在：它提出将旅游市场执法列入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试点并明确时间表，要求按照“属地管理、部门联动、行业自律、各司其职、齐抓共管”的原则，建立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对旅游市场执法、投诉受理工作的有效协调机制，要的就是尽快打破联动执法面临的“部门化”壁垒，加快旅游纠纷的结案效率，以跟上纠纷频发之需；而对影响旅游市场秩序的重大事件督办问责，则能给地方增强宰客事件的制度化应对扎紧紧箍咒。

　　亡羊之后当补牢。以“天价鱼”事件为典型案例的宰客现象，对国内旅游业的伤害日益加剧，已到了不得不治的关口。而《通知》给出了“补牢攻略”，至于它能否带动各地旅游领域的综合执法机制补全，也待观其后效。（光明网评论员）

——据光明网2月20日

国际风云

这三年中国变得更有见识更加博大

　　什么是中国对外战略方向的主要变化？是中国更强大了，还是中国受到的外部挤压更严重了？是中国走向了世界舞台的中心，还是我们面临了一个崛起大国通常会遭遇的种种挑战？

　　从这些我们都能感受到的变化中分辨谁是最主要的那一个似乎挺难的，中国在风雨兼程，收获成绩和遭遇新问题不仅相互交织，而且它们有时更像是同一个过程的不同侧面。

　　毫无疑问，过去的三年里中国成长了，中国不仅硬实力自我向前迈进了，中国在世界上的相对实力位置也在继续向前移动。尽管中国仍有诸多短板，但中国的综合大国建构更加成型了，在攸关国家生命线的一些关键领域，中国积累了更加雄厚的资源，国家的综合竞争力明显上升。

　　更重要的或许是，中国的内部变革触动了以往通常被认为不可为的领域，中国的外交战略变得积极、增加了主动性，它们让这个大国有了一些崭新的经历，帮它获得极其宝贵的经验。尤为难得的是，中国的诸多变化保持了稳健的总节奏，在创造这些变化的同时，我们创造了内外大环境针对这些变化的总体适应性。

　　“一带一路”构想的提出，以及亚投行的创立，这些突破都不像是中国勉为其难的极限行动。它们带来的体验具有深远价值，形同捅破了一些认识的窗户纸。就像一个人过去只做代数和平面几何，现在开始做微积分了。

　　中国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美国人反应算不上积极。但是在华盛顿操控了中美一些尖锐议题的时候，北京更像是影响、塑造了中美大国游戏的大框架和分寸感。中美的麻烦越来越多，双方冲动的人和主张也在增多，但两国社会总动员般的接触面就像夏天的沼泽一样不断扩大，这一切使得战略敌对和摊牌只能让一些人想一想过瘾，它实际上越来越难以发生。

　　有人认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已经以街头农贸市场的形态开始存在，但它离盖出一幢大楼，挂上正式牌匾还有距离。

　　说到中国周边，该怎么看呢？中国同南北两大邻国俄印的关系无疑能打高分，此外整个西部友好，中国外交战略有了关键的压舱石。当前的问题是海上风险上升，这些风险是中国压力和不确定感的主要外部源头。

　　然而必须指出，海上的压力是中国建设海洋强国迎面遭遇的，中国应对压力的手段增长应当说没有滞后，从而实际造就了中国新的安全平衡。在这个变化的世界上，各方都会有点心里打鼓，但中国的回旋空间是不是比日本、菲律宾等都多些呢？在中美之间，海上的主动性是否也在重新分配比例呢？

　　中国的一个重大挑战可能还是我们不得不做大国，但一时缓不过神，对何为危险，如何渡过难关缺少把握。向前走的同时要避免犯严重错误，历史证明，崛起大国做到这样的稳健殊为不易。

　　过去三年在实践中学到的东西比我们曾经预想的多得多，由于我们不能停脚，它们将构成中国确保未来政策正确必不可少的一些核心条件。中国不仅实力更强了，而且见识多了，是为博大。

　　中国必须发展好自己，而且发展须从经济增长拓展到社会建设的方方面面，这是中国克服问题的动力源泉。十八大以来中国社会的成熟包含了对这一真理的再认识。我们不缺危机感，带着危机感生活已经成为中国人的习惯，然而社会的信心更足，核心感更强，这样的平衡终将决定这个时代继续向上的冲劲。（《环球时报》社评）

——据《环球时报》2月19日

美国为什么先发现引力波

　　在爱因斯坦提出引力波概念100年后，这个生僻的词汇日前引发了一场席卷全球的科学狂欢。而在中国的社交媒体圈，“为什么又是美国？”这个老问题又有了新背景。

　　作为这个项目的“投资者”，几十年来，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先后在该项目上投资11亿美元，基金会主席弗朗斯•科尔多瓦颇为自豪的话也许是上面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资助先驱者，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一直是推动知识进步的全球领导者”。

　　在科学技术尤其是基础科学领域，我们与美国的差距是现实存在的。“为什么又是美国”的诘问背后，是改变中国基础科学落后状况的迫切愿望。基础科学重要吗？在中国科学界，想必没人说不重要。但我们的投入呢？且看一组数据：我国R&D(研究与发展)经费投入2014年达到13015.6亿元，但这一年基础研究支出是613.5亿元，占比仅为4.7%。而大部分发达国家基础研究经费占R&D经费比例为15%-25%，美国2012年的比例就达到了16.5%。

　　为什么投入少？因为太多基础科学项目五年、十年，甚至几十年都看不到效果。但是基础科学的魔力，正在于无限未知与无限可能共生。比如狭义相对论——这一基础科学的非凡创见，推动人类进入了核时代。诸多案例表明，在基础科学领域开展原创性研究，会带动很多学科的发展，会培养很多一流科研人才。对今天的中国来说，如果对基础科学的“无用之用”没有战略性认识，何来“建设创新型国家”？

　　中国的原初引力波探测项目——“阿里实验计划”2014年提出，筹钱花了一年多才勉强形成队伍。而在中国科学界，那些拿到钱的基础科学项目，很多都被争议包围：这个领域不热门，为什么研究？什么时候出成果？科研投入机制与评价体系，制约着我国基础科学研究。

　　反观美国，其国家科学基金对待基础研究项目“重申请，轻完成”，将80%的精力花在研究项目的申请批准上，20%的精力用于管理，以保证基础研究的环境宽松。诞生实用主义哲学思潮的美国，对基础科学研究却很“不实用”——近几年，美国提出了脑计划、精准医学计划等一批重大科学计划，投入动辄上亿美元。这对我们国家的科研投入与管理，当是很好的借鉴——去适应科学家的需求，而不是让科学家“削足适履”。

　　“辛苦的、严谨的和缓慢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校长拉斐尔赖夫，道出了基础科学研究之难。前LIGO工作组科研人员郭翔宇回忆，他在斯坦福的实验室就像一个黑洞，半个篮球场大、十多米深、没有一扇窗户。爱因斯坦提出引力波已经百年，谁能保证发现它不会再需要100年？对此，LIGO团队回答：“这就是科学，我们不挑容易的事做。”我们希望中国的科学家也有这份决心，但我们更应看到的是，美国科学家的心无旁骛并非无根之木——这个国家50%左右的科研经费，用于科研人员的工资福利。

　　做“不容易的事”是基础科学的艰难所在，却也是科学理想与追求的最好体现。而这样的科学氛围，在当下的中国是欠缺的，因为我们的社会更习惯于“速胜”。我国的很多科学教育和科普工作更多的是在灌输知识，而非激发科学兴趣和理想。美国经历了从19世纪到20世纪90年代的探索，现已建成了涵盖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的科学教育体系。作为后发国家，我们在这方面可以秉承“拿来主义”，学习借鉴。

　　引力波，见证了基础科学的“震撼性、革命性和催化性”。基础科学的下一个“引力波”，中国可以不错过吗？（殷红博）

——据《新京报》2月23日

欧洲难民危机与“普世价值”的困境（下）

　　“普世价值”的悖论与困境

　　在一浪高过一浪的难民潮面前，西方宣扬的所谓“普世价值”本身存在的悖论和面临的困境也暴露无遗，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首先，欧洲难民危机表明，西方界定的所谓“普世价值”与中东国家的国情民情严重脱节，这也是“阿拉伯之春”迅速变成“阿拉伯之冬”的主要原因。西方认为可以给中东地区带来正义和幸福的“普世价值”，非但没有带来“福”，反而带来了“孽”。它破坏了不同教派和族裔间曾经存在的脆弱平衡，导致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势力迅速坐大，而这一切最终又以难民危机等方式把欧洲一并卷入。国家作为一个有机体，至少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层面，“阿拉伯之春”所改变的最多只是这些国家政治层面的某些表象，另外两个层面根本改变不了。此外，阿拉伯世界诸如教派冲突、族裔矛盾、人口爆炸、经济结构单一等难题，“普世价值”一个也解决不了；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而且使原有问题变得更为严峻了。

　　其次，在欧洲难民危机考验下，西方民主政治站到了“普世价值”的对立面。欧洲主要国家大多曾积极参与推动中东的“阿拉伯之春”，却只想坐收渔利，不想如何承担难民危机的后果。根据联合国《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任何缔约国在面对难民或避难寻求者的时候,不得以任何方式将其驱逐或送回（即“不推回原则”），而是首先要经过一个甄别程序确定难民身份。但是自难民危机爆发以来，欧盟成员匈牙利率先在与塞尔维亚边境修建藩篱，对硬闯边界的难民使用催泪瓦斯，后又干脆开放边境，让难民自由涌向德国和奥地利，震动了相关国家的政坛。以德国为例，围绕难民问题的争论越来越激烈，总理默克尔的难民政策受到质疑，支持率下滑。虽然欧盟通过决定，要求把已在希腊和意大利登记的16万难民安置在28个欧盟成员国中，但多数东欧国家表示坚决反对。西方民主制度下，政客只对本国的部分选民负责，不对其他国家的人民负责，而民众也大多只关心自己的利益，怎能期待这样的民主政治来帮助实现世界所有地区人民的人权？更何况欧洲国家今天的经济和财政状况大都不好，自己国内少数族裔的权利问题还没处理好，又如何指望他们欢迎来自中东地区的大批难民？

　　第三，“普世价值”已越来越难以包容“多元文化主义”。西方“普世价值”派长期以来声称他们接受“多元文化主义”，主张不分性别、种族、宗教、语言和信仰，一个国家的所有民众都应该享受同样的人权。但这次难民危机中，欧洲多数国家民众和政府都对来自中东的穆斯林充满了疑虑和不安，排外情绪高涨，已导致欧洲政坛右翼势力迅速上升和“多元文化主义”进一步走衰，这与西方道貌岸然的“普世价值”主张是矛盾的。其实，英国首相卡梅伦和德国总理默克尔早已公开承认，其国内长期奉行的“多元文化主义”已经失败。随着“多元文化主义”走衰，“普世价值”的“含金量”已不断减小。欧洲难民危机进一步深化，将会加剧这个趋势。

　　最后，在欧洲难民危机冲击下，抽象的“普世价值”理念与西方国家现实利益之间的矛盾凸显。西方多年来一直高调推动以“普世价值”为基础的“价值观外交”，展示“民主国家”的“道德优越感”。但在严峻的难民危机面前，欧盟内部基于各种利益的分歧和矛盾一下子暴露无遗。抽象地谈“普世价值”，大家似乎都有共识，一旦涉及各自的具体利益，各种矛盾、分歧乃至冲突马上浮现，这种现象早已存在，在危机到来时更加突出。在这场难民危机中，首当其冲的是早已陷入财政危机的南欧国家，紧接着是中东欧国家。这些国家自身困难重重，谁也不愿意为捍卫抽象的“普世价值”去背负巨大的难民包袱。欧洲大国间的矛盾也公开化：英、法是“阿拉伯之春”重要推手，理应为难民潮担负更多责任，但英、法出于国内民意的强烈反弹，成了最不愿承担责任的欧洲大国。成为众矢之的的还有“阿拉伯之春”的始作俑者美国。美国以担心恐怖分子混入国内为由，不愿过多接收难民，与其此前强势介入所谓“阿拉伯之春”形成巨大反差，可见其自身利益远比“普世价值”重要。这些情形对西方世界也是一个讽刺：与其对外推行抽象的“普世价值”，还不如先在西方国家内部就如何认同“普世价值”达成共识。如果西方自己对践行“普世价值”的重要性都模棱两可，一旦自己的利益受损，就把“普世价值”放在一边的话，那还有什么资格对外大肆推广这些理念呢？

　　危机的反思与启示

　　分析欧洲难民危机以及“普世价值”所面临的困境，对今天的中国和世界都有重要启示。

　　对自称是普世的、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抽象的价值观念，我们一定要问一个为什么。唯有这样，才能防止被西方话语所迷惑。西方推动的所谓“普世价值”给中东带来了灾难，给欧洲自身带来了难民危机，这不仅凸显了“普世价值”本身存在的悖论和困境，也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中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意义。如果中国当初没有坚持，未能抵御所谓“普世价值”忽悠的话，可能产生的后果不堪设想。如今中国已经在自己的道路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条道路将越走越宽广。

　　这场危机也表明，西方打着“普世价值”旗号以求在世界范围内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恐将越来越难以为继。即使西方的这些行为不会戛然而止，但世界上觉醒过来的人将越来越多。以“普世价值”为基础的话语霸权地位将随着“阿拉伯之春”变成“阿拉伯之冬”而进一步走向衰落，直至寿终正寝。

　　今天的全球治理呼唤着超越西方逻辑的新政治话语。西方把自己武断界定的“自由”、“民主”、“人权”作为“普世价值”来推销，把自己的模式强加于人，已给世界带来太多的冲突、战乱和人间悲剧。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应提出自己的理念和思想，来供世界选择。例如，中国一直主张的“和平与发展”理念，不仅是对中国自己所走道路的正确总结，也代表了世界未来的发展方向。“阿拉伯之春”变成“阿拉伯之冬”的惨痛教训已使更多的人认识到：没有“和平”，“自由”、“民主”、“人权”将难以维系；没有“发展”，“自由”、“民主”、“人权”将是何等的脆弱！其实，西方同样应该推动中东地区沿着“和平与发展”的方向走，这是“治本”的方法，否则它根本无法承受强行推动“普世价值”给自己带来的后果。

　　柏林墙虽然倒了，但世界上穷国与富国之间的墙、强国与弱国之间的墙、不同宗教和文明之间的墙反而越来越高了。这很大程度上是西方唯我独尊、向全世界强行推销自己界定的“普世价值”所造成的。我们应该更透彻地解构西方“普世价值”话语，揭示其诸多悖论和困境，最终给西方话语霸权划上句号，为中国、为世界赢得更多的公正、和平与繁荣。（张维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上海社科院中国学所所长）

——据《求是》2月16日

本期要目

住宅街区化须注重公私权益平衡/徐立凡

   街区制的起步，单位大院应该首先起到示范作用。比起百姓社区，单位大院的权益关系较易处理，也较易动员。单位大院拆除围墙，既是告别隐秘过去的象征，也可以最低成本，为街区制试出成效。

谁影响并改变着腐败亚文化/文峰

   是坚持分清是非，还是趋利若鹜？这是一场考验道德水平的测试。

全球经济一体化正在“开倒车”/钮文新

   在各国大力发展实业资本、股权资本，而避免金融资本、尤其是金融套利资本伤害的过程中，全球金融自由化和全球化都在被刻意制约。

这三年中国变得更有见识更加博大/《环球时报》社评

　　中国的一个重大挑战可能还是我们不得不做大国，但一时缓不过神，对何为危险，如何渡过难关缺少把握。向前走的同时要避免犯严重错误，历史证明，崛起大国做到这样的稳健殊为不易。

目录

社会治理

住宅街区化须注重公私权益平衡/徐立凡

谁影响并改变着腐败亚文化/文峰

上海烟花“零燃放”是咋做到的/刘雪松

“数不清的羊”揭露补贴制度短板/堂吉伟德

财经广角

全球经济一体化正在“开倒车”/钮文新

地产价格反弹无法持续/林铉

旅游市场治乱，是时候来一场执法大变革/光明网评论员

国际风云

这三年中国变得更有见识更加博大/《环球时报》社评

美国为什么先发现引力波/殷红博

欧洲难民危机与“普世价值”的困境（下）/张维为

社会治理

住宅街区化须注重公私权益平衡

　　我国即将推行住宅街区化，不仅“新建住宅要推广街区制，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还要求“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这一政策，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

　　推行住宅街区化，是治疗各地“城市病”的配套举措。在不少城市，封闭式大院、超大型社区随处可见，导致城市土地资源被分割使用，城市的“毛细血管”被堵塞。一定程度上，封闭式小区的大量存在，甚至成为商品住宅小区的时尚，折射了过去计划经济时代“单位”化占据、使用城市资源的余绪。这导致土地节约利用程度低，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应不足越发突出，交通拥堵难以得到有效治理的一大原因即在于此。推行街区制，目的是清除封闭式社区出入口造成的人为堵点，将有限的土地资源集约利用起来，打通城市交通微型路网，通过棋盘式道路布局，以求交通拥堵问题得到较彻底治理。街区制也是发达国家城市普遍采用的做法。

　　尽管推行街区制利于打造城市道路坦途，但良好的政策预期不能代替政策推进过程。从现实来看，在封闭式商品住宅小区里，从住宅到小区里的公共绿地、露天停车位、底层商铺等，都有明确的权益归属，这些权益均受到《物权法》的明确保护。拆除围墙后，小区里的设施理论上将归市政管理，重新规划，原权益人购买的权益如何兑现，将成为一大考验。此外，封闭式小区给住户提供了更高的安全感，拆除围墙之后，小区与外界融为一体，安全感下降，这有可能导致住户隐形权益的损失。还要看到，同样是封闭式住宅小区，因为其面积、布局、与市政道路的间距不同，并非全都适宜配合市政改造。如何评估不同封闭式小区的性质，确定拆墙程序和程度，也是一大难点。

　　推行街区制面临不少现实障碍，其中最关键的一条，是如何保证公私权益的平衡。私人权益不被侵犯，公共利益能够增值，街区制才有可能达到改善城市交通、增加社会总福利的目标。轻私重公，达不到这一目标；重私轻公，同样如此。

　　要做到公私权益不相互掐尖儿，在推行街区制的过程中，必须认真厘定原封闭式小区资源的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该保护的保护，该转化的制订相应补偿方案。业主大会的作用应该受到肯定，使其起到保护权益人利益的作用。此外，对于推行街区制后可能增加的治安隐患、交通安全隐患，政府要提供更多的安全保障，将封闭式小区原有的保安功能尽可能通过合作形式承担起来，以消除人们的担心。而街区制的起步，单位大院应该首先起到示范作用。比起百姓社区，单位大院的权益关系较易处理，也较易动员。单位大院拆除围墙，既是告别隐秘过去的象征，也可以最低成本，为街区制试出成效。（徐立凡）

——据《京华时报》2月23日

谁影响并改变着腐败亚文化

　　日前，中纪委机关报刊载了题为《无论你是谁，莫做“腐败亚文化”信徒》的评论。文章指出了“腐败亚文化”折射的社会思维，比如“办事先送礼，平事先拿钱”，“不跑不送、降职使用，只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章子不如条子，条子不如面子”，“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情面看钱面”等。

　　这篇文章因与反腐大背景相契合而走红网络。而“腐败亚文化”一词也引起了很多网友的围观。众所周知，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高压持续。落马者警示各级官员，不管是嗡嗡作响的苍蝇，还是叽叽喳喳的麻雀，抑或是戴着獠牙面具的老虎，都逃不过这反腐新常态的铜墙铁壁。这让群众拍手称快。不过，细细思量，“打老虎拍苍蝇”更多带着政风色彩，而“腐败亚文化”可能更多带着民风色彩。后者会让人将视角移向日常生活并联想到两个词汇：潜规则和找关系。

　　很多人在日常生活中都会碰到与潜规则和找关系相关的事。比如，为了拿奖学金，别人在找老师“关照”，自己要不要求照顾；找工作，别人在找关系，自己要不要拼爹拼妈；做生意，不少人和官员走得很近，自己要不要有所表示；孩子上学，别的家长都在向老师表达“意思”，自己要不要随波逐流……这些生活疑问正与腐败亚文化有关。

　　此外，腐败亚文化的存在，使一些人甚至认可官场的腐败行为，比如，有些人习惯于请客送礼，认为民求官办事，送钱理所应当，官为民办事，收钱合情合理；有些人会为落马的高官老乡不能再“造福”乡里而倍感遗憾。由于“权力”在找关系中存在便利，腐败亚文化还会使人们产生“万般皆下品，唯有做官好”之类的想法。久而久之，“是服从潜规则还是坚守内心的正义”也就成了不少人心中的困惑。

　　在现实生活中，“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是很多人的座右铭。可践行起来却并不容易。比如说，为获奖而去拉票，是一种危害公正的行为，不仅损害他人的利益，更会抹黑相关奖项的形象。然而，一旦牵扯到自身的利益，在“利己主义”的驱动下，本应“板起脸孔”的人却可能变得“活泛”起来。而今，在微信朋友圈，这样的拉票评优行为可谓司空见惯。

　　这也说明，祛除腐败亚文化可能并非易事，因为它深入到了一些人的思维习惯里。从大国反腐来看，我们不断取得了新进展，可如何以党风促进民风的转变，可能还需要时间作为催化剂。都说国很大，其实一个家，国风是家风的映射，而家风又联系着个人的前途命运。若找关系的思维占据上风，时代的前景就会不明朗。如果不正常成了社会特征，那个体的命运就可能会被逆转，继而产生恶性循环。

　　常识从不复杂，因为其中道理并不深奥。不过，有时候捍卫常识却不容易。捍卫常识要靠理性，理性意味着对欲望的克制和对原则的坚守。人们常常会用是非和利害去思考问题。这两套思维逻辑在纸面上并行不悖，可在实际生活中，却是考验人心的试金石。是坚持分清是非，还是趋利若鹜？这是一场考验道德水平的测试。在这样的测试中，有些人会成为社会标杆，有些人却可能会挂科。而它既是自习课，也是社会公共课。

　　俗话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要祛除腐败亚文化需要一束束“阳光”。笔者相信，不管在什么年代，真正推动社会前进的依然是人——别人与自己。有一句话说得很走心，你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你怎么样中国便怎么样。反腐制度健全后，影响并改变着腐败亚文化的正是个体的内心。（文峰）

——据《长沙晚报》2月23日

上海烟花“零燃放”是咋做到的

一篇关于上海最严“禁燃令”的报道，昨天在网上意想不到地收获了来自网友的点赞。截至昨晚，某门户网站这条新闻的跟评点赞就突破了12.3万个。

一条政府禁令，能够以正能量的效果在网上燃爆，这挺难得。套用这条新闻标题所述的“折射社会治理新思路”，它其实同时折射的，也是来自民众对于大气污染治理的新诉求。

事实上，要在上海实现外环内600平方公里“零燃放”，上海市相关部门的领导表示，“春节之前我们挺紧张的”。所谓紧张，就是忐忑，是对民众接受这项新政的程度还有怀疑。然而事实证明，雾霾当头，民众的表现可谓可圈可点。

其实，仔细琢磨网友对于这条新闻的关注不难看出，点赞背后是有着现实批判意味的。因为羡慕，所以点赞；因为无奈，所以向往。这是被大气污染伤到太深之后，对政府治理能力的由衷期待。然而从环保部今年春节发布的污染指数可以看出，除夕夜（7日20时至8日6时）全国有200多个城市出现过空气质量重度污染或严重污染，其中66个城市出现空气质量指数“爆表”。石家庄大年初一的空气质量，由凌晨的“二级”，上午蹿至“严重污染”。济南正月十五的烟花爆竹燃放得比除夕夜还欢，当晚7点开始，PM2.5浓度开始飙升，最后比除夕夜还高……

以为民众还在留恋烟花爆竹的“年味”，以为百姓在所有的禁字当头都会习惯性抵触，没想到民众的环保意识、守法意识已经如此强烈。当然，一些城市之所以烟花燃放会加剧雾霾，一些城市治理者习惯性的行政惰性也难辞其咎。上海等城市施行的全面禁燃新政，当地政府部门其实承担了更多的责任，做了更多调查研究，也下了更多细致扎实的苦工夫。此外，这也是法治完善、行政能力同步提高的表现。这些“作为”到位了，对民众的“觉悟”就不会有太大的误判，就不会令春节期间空气质量指数“爆表”。

对烟花爆竹的限制，还停留在“倡议减少燃放”的城市，应该把这条新闻当成一面镜子，照照行政能力的短板；应该在这条新闻的点赞中，重新审视一下民众真心需要的诉求。（刘雪松）

——据《新京报》2月24日

“数不清的羊”揭露补贴制度短板

　　省、市两级政府对养羊户都有一定的补贴，记者在调查靖边县几个养羊场时发现，对外宣称拥有万只的养羊场，却只有几百只羊。面对记者质疑，靖边县畜牧局局长田文涛说：羊是流动的，谁能数得清。（2月21日《华商报》）

　　不正常的现象背后，往往有着正常的逻辑与明确的事实。“田局长家的羊”究竟有何种利益关链，恐怕不能仅限于“记者曝光”，相关部门按图索骥参与调查，还原事实真相给予外界交待，当是对对公众关切最好的回应，也是对舆论监督最好的回应。不过，一句“羊是流动的，谁能数得清”的解释，却将农业补贴的制度短板暴露无疑，也由此揭开各种骗补乱象的冰山一角。

　　2014年《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2013年度省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指出，虽然支农补贴项目申报、审批、验收到拨付等环节，都有严格的规定，但相关部门执行制度基本上是走形式，大部分地方没有按规定的要求进行验收。不少验收人员在判断项目整体质量时，片面采信业主方提供的造价文件，更有甚者连现场都不去，纸上验收。个别市县虽然聘请了造价师，但也是根据项目实施方的要求，对申报资料审核，没有准确评估造价。其结果审计对11市县后发现，超六成大棚补贴“打水漂”。支农补贴资金的使用和管理之乱，由此也可见一斑。

　　铁打的羊圈，流水的羊，其间确实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不过，羊的数量却不同于飘舞的雪花，“一片两片三四片，落入草丛都不见”。面对记者的追问，靖边县畜牧局局长田文涛的“数不清”的“真情告白”，却又是真实存在的行业生态。究竟是万只还是几百只，有的时候凭的不是事实，而是“由谁核准”。只要有需要，几百只也可以变得万只，反之，即便有万只也可能难以获得补助。发不发给谁，谁来发，怎么发，似乎没有明确的标准和依据，一切都如何“数不清的羊”一样，充满着各种变数和不确定性。

　　涉农资金的申报、管理、使用和监督的环节割裂，给骗取补贴提供了极大的空间。2015年12月22日上午，国家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关于2014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刘家义说，2014年审计查出“农机具购置补贴”等涉农专项7.38亿元被骗（套）取。在其他被曝光的案例中，有为拿到财政补贴，花钱租羊成了养殖大户，有猪倌办酒厂变身企业家，购买专利把自己打扮出一身“科技范儿”……而这次，养羊补贴再次成为“羊毛”，被各种利益分食者拔得一毛不剩，只留下诸多亟待回答的疑团。

　　虽然流动的羊很难数，但并非就不能数，或者说数不清。好的制度，可以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即便不进行清点，也可以让羊的数量变得一清二楚。其实就制度本身的设计来看，有预先公告，有政策解释，有补贴对象的确定，有补贴后的信息公开，只要做到了程序透明和过程公开，同时对各种意见进行虚心倾听，对各种举报和投诉认真解决，那么“羊的数量问题”就完全可以迎刃而解。关键是，羊的问题好解决，人的问题却难以厘清。若是不能限制权力的滥用和监管的虚置，那么“数不清的羊”就会成为骗补最好的机会，也会成为逃避监督和处罚最好的理由。

　　故而，对各种支农补贴资金进行改革，在整合资源提高效率的同时，还应完善项目实施的程序，进行严格的监督，在做到程序公开透明的基础上，引入第三方评估和监督机制，让实施与监督进行分离，提高监督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已成当务之急。（堂吉伟德）

——据光明网2月22日

财经广角

全球经济一体化正在“开倒车”

英国会退出欧盟吗？今年6月23日即将举行的英国全民公投将给出明确的结果。我认为，无论结果如何，这样的示范效应都预示着一个重要的猜想正在日益明朗：全球经济一体化是不是已经开始倒退？近些年诸多经济现象告诉我们，这样的疑问绝非空穴来风，而在我看，结论应当是肯定的。

全球经济一体化是金融资本主义时代的重要特征之一。原因是，金融寡头必须全球配置金融资本、通吃全球金融市场才有可能实现金融资本收益的最大化。所以我们看到的事实是：全球经济一体化首先从金融自由化开始，然后是实业资本大转移和与之相伴金融全球化。而伴随着金融全球化，发展中国家被要求不断加大开放力度，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接受了一般消费品加工厂地位的国家，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开放变成了一种趋势。所谓融入国际社会，实际指的就是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但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已经面临重大考验。为什么？两大原因：第一，过去30年，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主导了全球经济一体化化，而在这样的进程中，人们看到了一个不劳而获的强权国家，培育了越来越多的、靠金融套利发财的人群，尤其是2008年之后，美元滥发不仅没有改变全球金融过度的经济结构，反而对所有非美货币国家的经济健康构成严重威胁。整个世界对此越发不满。如果欧、美、中、俄四大经济区块在货币问题上与美元明争暗斗，那全球经济一体化一定会逐渐被经济区域化所取代，这恰恰是当今全球经济的一大特点。

第二，各国政府都在努力改变“金融无度侵吞实体经济利润”的现实，努力改善实体经济生存环境，但在这个过程中，各国政府势必采取保护本国市场、扩大对它国市场的占有的努力，如此竞相挤压的结果是什么？必然是各国市场日益孤立，全球经济一体化倒退。

我们恰恰是看到了这样的趋势，因此我们认为，整个世界正在步入“后金融资本主义时代”，正在逐渐地否定金融资本主义时代的一些特征。尤其是在各国大力发展实业资本、股权资本，而避免金融资本、尤其是金融套利资本伤害的过程中，全球金融自由化和全球化都在被刻意制约。实际上，各国都在不断加强金融监管，甚至以避免危机为名，部分地实施金融套利资本管制，就是典型例证。

回到“英国脱欧”的问题上。表面看，卡梅伦首相和欧盟都做出了不少的努力，但从结果看，是欧盟做出了诸多的让步。在与欧盟长时间谈判之后，卡梅伦宣称，英国应当留在“改革之后的欧盟”。而2月22日，欧洲媒体报道称，欧盟已经给出了改革方案，卡梅伦同时表示满意。他认为，他已经取得了他所希望的改革，并宣称这些变化将让英国坐在世界最大市场的“驾驶座上”，并创造出一个“更灵活的”欧盟。“英国人民现在必须要决定是否留在这个改革后的欧盟，”他说，“这将是一个塑造我们国家命运的千载难逢的时刻。”

由此可见，欧盟做出了重大让步。实际上，打从欧元诞生、而英国决绝加入欧元之日起，英国在欧盟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就一直在逐级弱化，甚至有被欧盟边缘化的倾向。作为老牌儿的“大英帝国”，二战之后欧洲的主导者，当然不会甘心这样的境遇。所以，在欧元遇到很大问题，欧洲经济积弱难返的重要时刻，以“脱欧”相威胁，提振英国势力应当是可以理解的。

但仅仅是为了加大英国对欧盟的话语权吗？其实，英国现在的选择与过去一样：不过是“脚踏几只船”，欲取渔翁之利而已。我们一定要看到，“脱欧”对英国经济未必有利，尤其是孤悬欧洲大陆之外，前景并不美妙。这也是英国“脱欧”可能性越大，英镑贬值越是加剧的关键所在。但英国是不是有意通过这样的手段压制英镑币值？嗨，很多事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总之，无论是虚是实，利益是实的，才是第一位的。

我们看到，在英国阁僚当中也是“红脸白脸”地唱戏。首相说一套，其他“非系统重要性阁僚”另说一套。但我认为，英国“脱欧”不易，也不宜，所以概率不超过50%。但不管这件事成行与否，它都预示着全球经济一体化正在晃动，甚至倒退，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钮文新）

——据经济网2月23日

地产价格反弹无法持续

在一系列去库存的利好政策刺激下，上海楼市接棒深圳开始疯狂。去年的一系列刺激性政策主要是针对二三线城市，以北上广深为主的一线城市并未优惠。但是，房价“暴动”也只发生在这些一线城市，其中以深圳为龙头。春节后一线城市的这波上涨，主要是货币政策制造了新的预期。

首先，一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2.51万亿元，这个巨大的数字让市场深信政府将开启新一轮的货币刺激进程，考虑到2008年“四万亿刺激方案”后楼市巨大的反弹，市场认为，货币放水将再次推动楼市上涨；其次，一月份住户部门贷款增加6075亿元，其中绝大部分是房贷，这给市场一个印象：人们正在大规模地涌入楼市，房价已经非涨不可，所以出现“抢购”，而地产商或二手房房东则开始“捂盘”制造紧张感，尤其是具有市场垄断性的中介在这个过程中起到关键的推波助澜作用。

市场形成的这种集体预期，正好给政府的去库存政策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窗口期。于是，一系列刺激性政策趁机连续推出，巩固这种预期。与其说是鼓励人们买房，还不如说是主动制造预期刺激人们买房。刚刚推出的契税优惠政策意在刺激改善性需求，紧接着，农业银行推出面向农民工的房贷产品，希望农民工帮助消化库存。

但是我们对这种通过政策刺激购房的做法是否具有可持续性感到怀疑。首先，去库存意味着将地产企业的杠杆转移给居民，甚至在供给严重过剩的三四线城市主要转移给农民工。在这个过程中，除了一部分地产企业外，主要获益者是前期炒房者（可以高价抛售）以及政府（交易税）。这一波去库存主要是消化存量，很难刺激增量投资，因此，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很小。如果起不到拉动经济的作用，中国经济增长下行的压力实际上还会越来越大，人们的就业与收入也会受到影响，对于那些通过提高杠杆（最近政府降低了购房首付比例）高位接盘的人而言，风险是巨大的。

其次，一月份的信贷规模虽然高达2.51万亿，但是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其中至少一半并没有流向实体经济，而是借旧换新、借贷付息以及利用人民币融资赎回美元债来规避汇率风险。因此，这并非是“货币放水”，而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即旁氏融资比例越来越高，这个趋势不可持续。但是，市场盲目地理解为放水并制造房价上涨预期，而一些部门和企业利用人们的这种错误预期刺激购房，购房者可能要付出代价。

即使目前采取加大货币供应量的政策，也很难像2009年那样对楼市起到刺激作用。首先，目前中国的债务里面很大一部分是用于还债付息而非投资，因此，看上去规模较大的社会融资对经济的刺激作用非常有限，因此不会出现经济反弹带动房价上涨的现象。其次，三四线城市供给过剩而需求不足，货币政策也很难帮助有效去化，而一二线城市的房价泡沫可能继续吹胀，但是后劲不足，因为市场缺少了投机者，而刚需客户随着房价继续暴涨出现购买力不足的现象，很难转化为有效需求，一旦刚需后劲不足，那么，改善性需求也会受到影响，从而拖累整个市场下行。

从目前的趋势看，中国为稳定经济不得不继续提高杠杆率，而增加的债务主要是确保整个债务链不要断裂，投入实体经济的资金主要流向了非常低效的政府项目或国企。在这种条件下，债务水平不断抬升，人民币贬值预期加大，中国资产价格下行压力增强。事实上，根据媒体的调查，已经有很多家庭开始抛售高端住宅并转换为其他币种的资产。根据中国目前83.43%的房屋拥有率以及人口下降的趋势，目前地产价格的反弹将可能是整个市场的最后一棒。

可以预期，依靠债务维持经济稳定的游戏不会长久，目前人民币汇率趋于稳定主要是美元指数下跌造成的效应，而非中国经济通过结构性改革变得更加健康。现在政府鼓励向家庭部门转移杠杆并放大这种杠杆，会在一线城市制造更大的房价泡沫，但未来能否维持这个泡沫还是一个挑战。这就像去年股市一样，一些官方媒体与官员鼓吹“国家牛市”，鼓励投资者通过增加杠杆炒股，结果引发股价大跌，尽管采取了入市干预的措施，但依然不敌市场下行的压力。（林铉）

——据《21世纪经济报道》2月23日

旅游市场治乱，是时候来一场执法大变革

随着哈尔滨当地调查组道歉、几十起投诉指向涉事饭店、饭店老板失联，哈尔滨“天价鱼”事件的真相，在扰攘多时后终于轮廓渐显。而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一纸《关于加强旅游市场综合监管的通知》（简称《通知》），要求各级政府在2016年底前建立或指定统一的旅游投诉受理机构，还明确在2016年底前将旅游市场执法列入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试点，表示支持媒体曝光扰乱旅游市场秩序典型事件，还指出对影响旅游市场秩序的重大事件要实行督办问责制度。

　　走了“38元大虾”，来了“天价鱼”，下次还会有什么样的宰客风波？在公众的“宰客焦虑”被引爆的情况下，国办引发的《通知》，或许有望给宰客现象画上休止符，也能起到些许纾解焦虑的作用。其中无论是其对制定旅游市场综合监管责任清单的要求，还是明确对这类重大事件实行督办问责制度，都极具现实针对性。

　　正如青岛38元大虾事件被认为毁了山东耗资数亿元打造的“好客山东”形象一样，“天价鱼”事件尽管眼下事实细节仍待廓清，可其影响也很恶劣，也呈现出“一条鱼毁了一地旅游形象宣传”之势。而这起个案性宰客事件之所以会引发这么大的舆论波澜，究其原因，在于几点：一者，旅游地宰客现象容易触碰到公众“共鸣燃点”，而这起事件中，“万元鱼”的关键词光从字面上看，就给人以“宰客想象”，而当地警方接警后的现场处置和相关的初步调查结果，都难言公正，也为事件继续发酵提供了燃料；二者，以“网帖曝”为主要形式的“维权+互联网”，弥补了传统旅游维权方式过程中面临的信息不对等问题，在公众“共情能力”的助推下，这类宰客事件的传播度想不广都难。

　　而这，既折射出国内旅游宰客坑客市场乱象之普遍，也暴露了很多地方在宰客事件特别是典型个案处理应对上的乏术。就拿“天价鱼”事件来说，这虽然只是起个案，可却俨然全方位地呈现出多个部门的工作纰漏。

　　比如，针对纠纷中出现的打人、胁迫现象，当地警方不应只是建议双方协商解决，拿“解决不了先拘了”来息事；398元一斤鱼价格是否合理，涉事饭店有无做到诚信公平交易，又在物价局、工商局的职责范畴；饭店工商登记名称中不含其标榜的“野生”二字，餐饮服务许可证也已到期，其无凉菜间、无洗消池，又牵涉到工商、卫生部门监管执法不到位；饭店疑开假发票逃税，又涉及税务部门；有导游和司机拉客消费疑从中获取提成，也是旅游部门监管之责；而若饭店售出的真是野生鳇鱼，那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也该介入，毕竟野生鳇鱼是国际濒危保护动物，限量捕捞……

　　一起个案，让涉及这么多部门单位的问题“现形”，这显然不正常，恰也说明了当下旅游执法监管中存在的深层症结：日常动态化监管薄弱，还有遇到那些典型旅游纠纷后的多部门联合执法机制匮乏，已跟不上国内旅游业迅速发展和矛盾频次增加的形势脱节。这也亟需一场执法方式大变革。

　　实质上，针对乱象中的问题，已有些部门采取了措施，如国家旅游局在明确要放开导游自由执业后，又于近日启动“互联网+导游领队”改革试点，试点将建立先进的导游、领队信息化管理与用户点评系统，以破解导游跟景区饭店等勾连的问题。但这种变革，显然不能止于个别部门的改革，而应是全局性的。

　　这也是《通知》部署改革创新旅游市场监管机制的意义所在：它提出将旅游市场执法列入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试点并明确时间表，要求按照“属地管理、部门联动、行业自律、各司其职、齐抓共管”的原则，建立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对旅游市场执法、投诉受理工作的有效协调机制，要的就是尽快打破联动执法面临的“部门化”壁垒，加快旅游纠纷的结案效率，以跟上纠纷频发之需；而对影响旅游市场秩序的重大事件督办问责，则能给地方增强宰客事件的制度化应对扎紧紧箍咒。

　　亡羊之后当补牢。以“天价鱼”事件为典型案例的宰客现象，对国内旅游业的伤害日益加剧，已到了不得不治的关口。而《通知》给出了“补牢攻略”，至于它能否带动各地旅游领域的综合执法机制补全，也待观其后效。（光明网评论员）

——据光明网2月20日

国际风云

这三年中国变得更有见识更加博大

　　什么是中国对外战略方向的主要变化？是中国更强大了，还是中国受到的外部挤压更严重了？是中国走向了世界舞台的中心，还是我们面临了一个崛起大国通常会遭遇的种种挑战？

　　从这些我们都能感受到的变化中分辨谁是最主要的那一个似乎挺难的，中国在风雨兼程，收获成绩和遭遇新问题不仅相互交织，而且它们有时更像是同一个过程的不同侧面。

　　毫无疑问，过去的三年里中国成长了，中国不仅硬实力自我向前迈进了，中国在世界上的相对实力位置也在继续向前移动。尽管中国仍有诸多短板，但中国的综合大国建构更加成型了，在攸关国家生命线的一些关键领域，中国积累了更加雄厚的资源，国家的综合竞争力明显上升。

　　更重要的或许是，中国的内部变革触动了以往通常被认为不可为的领域，中国的外交战略变得积极、增加了主动性，它们让这个大国有了一些崭新的经历，帮它获得极其宝贵的经验。尤为难得的是，中国的诸多变化保持了稳健的总节奏，在创造这些变化的同时，我们创造了内外大环境针对这些变化的总体适应性。

　　“一带一路”构想的提出，以及亚投行的创立，这些突破都不像是中国勉为其难的极限行动。它们带来的体验具有深远价值，形同捅破了一些认识的窗户纸。就像一个人过去只做代数和平面几何，现在开始做微积分了。

　　中国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美国人反应算不上积极。但是在华盛顿操控了中美一些尖锐议题的时候，北京更像是影响、塑造了中美大国游戏的大框架和分寸感。中美的麻烦越来越多，双方冲动的人和主张也在增多，但两国社会总动员般的接触面就像夏天的沼泽一样不断扩大，这一切使得战略敌对和摊牌只能让一些人想一想过瘾，它实际上越来越难以发生。

　　有人认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已经以街头农贸市场的形态开始存在，但它离盖出一幢大楼，挂上正式牌匾还有距离。

　　说到中国周边，该怎么看呢？中国同南北两大邻国俄印的关系无疑能打高分，此外整个西部友好，中国外交战略有了关键的压舱石。当前的问题是海上风险上升，这些风险是中国压力和不确定感的主要外部源头。

　　然而必须指出，海上的压力是中国建设海洋强国迎面遭遇的，中国应对压力的手段增长应当说没有滞后，从而实际造就了中国新的安全平衡。在这个变化的世界上，各方都会有点心里打鼓，但中国的回旋空间是不是比日本、菲律宾等都多些呢？在中美之间，海上的主动性是否也在重新分配比例呢？

　　中国的一个重大挑战可能还是我们不得不做大国，但一时缓不过神，对何为危险，如何渡过难关缺少把握。向前走的同时要避免犯严重错误，历史证明，崛起大国做到这样的稳健殊为不易。

　　过去三年在实践中学到的东西比我们曾经预想的多得多，由于我们不能停脚，它们将构成中国确保未来政策正确必不可少的一些核心条件。中国不仅实力更强了，而且见识多了，是为博大。

　　中国必须发展好自己，而且发展须从经济增长拓展到社会建设的方方面面，这是中国克服问题的动力源泉。十八大以来中国社会的成熟包含了对这一真理的再认识。我们不缺危机感，带着危机感生活已经成为中国人的习惯，然而社会的信心更足，核心感更强，这样的平衡终将决定这个时代继续向上的冲劲。（《环球时报》社评）

——据《环球时报》2月19日

美国为什么先发现引力波

　　在爱因斯坦提出引力波概念100年后，这个生僻的词汇日前引发了一场席卷全球的科学狂欢。而在中国的社交媒体圈，“为什么又是美国？”这个老问题又有了新背景。

　　作为这个项目的“投资者”，几十年来，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先后在该项目上投资11亿美元，基金会主席弗朗斯•科尔多瓦颇为自豪的话也许是上面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资助先驱者，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一直是推动知识进步的全球领导者”。

　　在科学技术尤其是基础科学领域，我们与美国的差距是现实存在的。“为什么又是美国”的诘问背后，是改变中国基础科学落后状况的迫切愿望。基础科学重要吗？在中国科学界，想必没人说不重要。但我们的投入呢？且看一组数据：我国R&D(研究与发展)经费投入2014年达到13015.6亿元，但这一年基础研究支出是613.5亿元，占比仅为4.7%。而大部分发达国家基础研究经费占R&D经费比例为15%-25%，美国2012年的比例就达到了16.5%。

　　为什么投入少？因为太多基础科学项目五年、十年，甚至几十年都看不到效果。但是基础科学的魔力，正在于无限未知与无限可能共生。比如狭义相对论——这一基础科学的非凡创见，推动人类进入了核时代。诸多案例表明，在基础科学领域开展原创性研究，会带动很多学科的发展，会培养很多一流科研人才。对今天的中国来说，如果对基础科学的“无用之用”没有战略性认识，何来“建设创新型国家”？

　　中国的原初引力波探测项目——“阿里实验计划”2014年提出，筹钱花了一年多才勉强形成队伍。而在中国科学界，那些拿到钱的基础科学项目，很多都被争议包围：这个领域不热门，为什么研究？什么时候出成果？科研投入机制与评价体系，制约着我国基础科学研究。

　　反观美国，其国家科学基金对待基础研究项目“重申请，轻完成”，将80%的精力花在研究项目的申请批准上，20%的精力用于管理，以保证基础研究的环境宽松。诞生实用主义哲学思潮的美国，对基础科学研究却很“不实用”——近几年，美国提出了脑计划、精准医学计划等一批重大科学计划，投入动辄上亿美元。这对我们国家的科研投入与管理，当是很好的借鉴——去适应科学家的需求，而不是让科学家“削足适履”。

　　“辛苦的、严谨的和缓慢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校长拉斐尔赖夫，道出了基础科学研究之难。前LIGO工作组科研人员郭翔宇回忆，他在斯坦福的实验室就像一个黑洞，半个篮球场大、十多米深、没有一扇窗户。爱因斯坦提出引力波已经百年，谁能保证发现它不会再需要100年？对此，LIGO团队回答：“这就是科学，我们不挑容易的事做。”我们希望中国的科学家也有这份决心，但我们更应看到的是，美国科学家的心无旁骛并非无根之木——这个国家50%左右的科研经费，用于科研人员的工资福利。

　　做“不容易的事”是基础科学的艰难所在，却也是科学理想与追求的最好体现。而这样的科学氛围，在当下的中国是欠缺的，因为我们的社会更习惯于“速胜”。我国的很多科学教育和科普工作更多的是在灌输知识，而非激发科学兴趣和理想。美国经历了从19世纪到20世纪90年代的探索，现已建成了涵盖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的科学教育体系。作为后发国家，我们在这方面可以秉承“拿来主义”，学习借鉴。

　　引力波，见证了基础科学的“震撼性、革命性和催化性”。基础科学的下一个“引力波”，中国可以不错过吗？（殷红博）

——据《新京报》2月23日

欧洲难民危机与“普世价值”的困境（下）

　　“普世价值”的悖论与困境

　　在一浪高过一浪的难民潮面前，西方宣扬的所谓“普世价值”本身存在的悖论和面临的困境也暴露无遗，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首先，欧洲难民危机表明，西方界定的所谓“普世价值”与中东国家的国情民情严重脱节，这也是“阿拉伯之春”迅速变成“阿拉伯之冬”的主要原因。西方认为可以给中东地区带来正义和幸福的“普世价值”，非但没有带来“福”，反而带来了“孽”。它破坏了不同教派和族裔间曾经存在的脆弱平衡，导致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势力迅速坐大，而这一切最终又以难民危机等方式把欧洲一并卷入。国家作为一个有机体，至少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层面，“阿拉伯之春”所改变的最多只是这些国家政治层面的某些表象，另外两个层面根本改变不了。此外，阿拉伯世界诸如教派冲突、族裔矛盾、人口爆炸、经济结构单一等难题，“普世价值”一个也解决不了；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而且使原有问题变得更为严峻了。

　　其次，在欧洲难民危机考验下，西方民主政治站到了“普世价值”的对立面。欧洲主要国家大多曾积极参与推动中东的“阿拉伯之春”，却只想坐收渔利，不想如何承担难民危机的后果。根据联合国《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任何缔约国在面对难民或避难寻求者的时候,不得以任何方式将其驱逐或送回（即“不推回原则”），而是首先要经过一个甄别程序确定难民身份。但是自难民危机爆发以来，欧盟成员匈牙利率先在与塞尔维亚边境修建藩篱，对硬闯边界的难民使用催泪瓦斯，后又干脆开放边境，让难民自由涌向德国和奥地利，震动了相关国家的政坛。以德国为例，围绕难民问题的争论越来越激烈，总理默克尔的难民政策受到质疑，支持率下滑。虽然欧盟通过决定，要求把已在希腊和意大利登记的16万难民安置在28个欧盟成员国中，但多数东欧国家表示坚决反对。西方民主制度下，政客只对本国的部分选民负责，不对其他国家的人民负责，而民众也大多只关心自己的利益，怎能期待这样的民主政治来帮助实现世界所有地区人民的人权？更何况欧洲国家今天的经济和财政状况大都不好，自己国内少数族裔的权利问题还没处理好，又如何指望他们欢迎来自中东地区的大批难民？

　　第三，“普世价值”已越来越难以包容“多元文化主义”。西方“普世价值”派长期以来声称他们接受“多元文化主义”，主张不分性别、种族、宗教、语言和信仰，一个国家的所有民众都应该享受同样的人权。但这次难民危机中，欧洲多数国家民众和政府都对来自中东的穆斯林充满了疑虑和不安，排外情绪高涨，已导致欧洲政坛右翼势力迅速上升和“多元文化主义”进一步走衰，这与西方道貌岸然的“普世价值”主张是矛盾的。其实，英国首相卡梅伦和德国总理默克尔早已公开承认，其国内长期奉行的“多元文化主义”已经失败。随着“多元文化主义”走衰，“普世价值”的“含金量”已不断减小。欧洲难民危机进一步深化，将会加剧这个趋势。

　　最后，在欧洲难民危机冲击下，抽象的“普世价值”理念与西方国家现实利益之间的矛盾凸显。西方多年来一直高调推动以“普世价值”为基础的“价值观外交”，展示“民主国家”的“道德优越感”。但在严峻的难民危机面前，欧盟内部基于各种利益的分歧和矛盾一下子暴露无遗。抽象地谈“普世价值”，大家似乎都有共识，一旦涉及各自的具体利益，各种矛盾、分歧乃至冲突马上浮现，这种现象早已存在，在危机到来时更加突出。在这场难民危机中，首当其冲的是早已陷入财政危机的南欧国家，紧接着是中东欧国家。这些国家自身困难重重，谁也不愿意为捍卫抽象的“普世价值”去背负巨大的难民包袱。欧洲大国间的矛盾也公开化：英、法是“阿拉伯之春”重要推手，理应为难民潮担负更多责任，但英、法出于国内民意的强烈反弹，成了最不愿承担责任的欧洲大国。成为众矢之的的还有“阿拉伯之春”的始作俑者美国。美国以担心恐怖分子混入国内为由，不愿过多接收难民，与其此前强势介入所谓“阿拉伯之春”形成巨大反差，可见其自身利益远比“普世价值”重要。这些情形对西方世界也是一个讽刺：与其对外推行抽象的“普世价值”，还不如先在西方国家内部就如何认同“普世价值”达成共识。如果西方自己对践行“普世价值”的重要性都模棱两可，一旦自己的利益受损，就把“普世价值”放在一边的话，那还有什么资格对外大肆推广这些理念呢？

　　危机的反思与启示

　　分析欧洲难民危机以及“普世价值”所面临的困境，对今天的中国和世界都有重要启示。

　　对自称是普世的、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抽象的价值观念，我们一定要问一个为什么。唯有这样，才能防止被西方话语所迷惑。西方推动的所谓“普世价值”给中东带来了灾难，给欧洲自身带来了难民危机，这不仅凸显了“普世价值”本身存在的悖论和困境，也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中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意义。如果中国当初没有坚持，未能抵御所谓“普世价值”忽悠的话，可能产生的后果不堪设想。如今中国已经在自己的道路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条道路将越走越宽广。

　　这场危机也表明，西方打着“普世价值”旗号以求在世界范围内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恐将越来越难以为继。即使西方的这些行为不会戛然而止，但世界上觉醒过来的人将越来越多。以“普世价值”为基础的话语霸权地位将随着“阿拉伯之春”变成“阿拉伯之冬”而进一步走向衰落，直至寿终正寝。

　　今天的全球治理呼唤着超越西方逻辑的新政治话语。西方把自己武断界定的“自由”、“民主”、“人权”作为“普世价值”来推销，把自己的模式强加于人，已给世界带来太多的冲突、战乱和人间悲剧。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应提出自己的理念和思想，来供世界选择。例如，中国一直主张的“和平与发展”理念，不仅是对中国自己所走道路的正确总结，也代表了世界未来的发展方向。“阿拉伯之春”变成“阿拉伯之冬”的惨痛教训已使更多的人认识到：没有“和平”，“自由”、“民主”、“人权”将难以维系；没有“发展”，“自由”、“民主”、“人权”将是何等的脆弱！其实，西方同样应该推动中东地区沿着“和平与发展”的方向走，这是“治本”的方法，否则它根本无法承受强行推动“普世价值”给自己带来的后果。

　　柏林墙虽然倒了，但世界上穷国与富国之间的墙、强国与弱国之间的墙、不同宗教和文明之间的墙反而越来越高了。这很大程度上是西方唯我独尊、向全世界强行推销自己界定的“普世价值”所造成的。我们应该更透彻地解构西方“普世价值”话语，揭示其诸多悖论和困境，最终给西方话语霸权划上句号，为中国、为世界赢得更多的公正、和平与繁荣。（张维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上海社科院中国学所所长）

——据《求是》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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