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要目
中国式民主：内部多元主义/郑永年
与西方的外部多元主义即多党政治不同，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政治体制变革上，逐渐发展出一种内部多元主义的制度安排。
当前我们为什么需要“网络防火墙”/《环球时报》社评
“网络防火墙”让西方肆无忌惮对中国做意识形态渗透甚至引导我们政治注意力的势头得到遏制，为中国学习使用互联网技术创造了相对从容的环境，为我们解决一些深层难题赢得了时间。
中国楼市为何拒不崩溃/韦德•谢泼德作，王会聪译
当观察中国楼市时，切记该市场并非真正的自由市场，不要指望它将像自由市场那样运转。中国政府不但正在控制楼市的供给，还在精心安排合适的需求。
“互联网+”带动我国人工智能技术实现突破/汤敏，左小蕾
尽管我国在一些人工智能关键技术尤其是核心算法方面与国际水平相差不远，但整体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
目录
社会治理
中国式民主：内部多元主义/郑永年
当前我们为什么需要“网络防火墙”/《环球时报》社评
“海归”就业难为啥成为棘手社会问题/史泽华
八成地下水不能饮用，水危机迫近了/光明网评论员
财经广角
中国楼市为何拒不崩溃/韦德•谢泼德作，王会聪译
中国制造提质需防“马桶盖陷阱”/汤嘉琛
传统企业如何走好“+互联网”之路/唐骏
国际金融市场竞争力跌出三甲 香港需要好好反思/余丰慧
文教科技
“互联网+”带动我国人工智能技术实现突破/汤敏，左小蕾
从战略高度看待语言多样性/黄长著
网络阅读也可以走向深阅读/施经
踏着不变的节奏飞往火星/樊大彧
社会治理
中国式民主：内部多元主义
内部多元主义具有独特文化基因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形成了社会经济利益多元化的格局。同时，在政治体制变革上，中国逐渐发展出内部多元主义的制度安排。内部多元主义主要表现为三个相关的政治过程，即开放、竞争和参与。开放是竞争和参与的前提。在政治领域，开放指的是政治过程的开放，即政治过程向不同社会群体开放，向不同社会经济利益开放。在这个前提下，开放引发出另外两个过程，竞争和参与。竞争主要是人才竞争，是管理国家经济社会事务等方面人才之间的竞争。这里的竞争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单纯选举，而是选拔基础之上的选举。参与是社会不同群体参与政治的过程，既可以是对人才选拔或选举的参与，也可以是对政策制定与落实的参与。
内部多元主义的政治安排既反映出今天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也呈现出这一体制的文化特征。“大一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在西方，帝国解体之后便是一个个独立的国家。在中国历史上，尽管分分合合，但“分”不是终极目标，“分”的目标仍然是“合”。“大一统”并不是说利益的一元化，相反，“大一统”通过内部多元而得以持续发展。如果实行外部多元主义，这个“大一统”就难以为继。从这个视角看，需要对中国的政党制度作出一种文化解释，而不能简单地把中国的政党理解为西方专注于选举的政党。中国的政党和西方政党所包含和传达的文化含义有很大不同。
中国近代政党概念来自西方。但到了中国，这个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并没有多党政治的传统，多党竞争缺乏足够的文化土壤。20世纪初期，中国尝试过西方的多党制，但很快失败了。失败的原因表面上看是军阀或党派之争，但实际上有着深层次的文化原因。当社会文化不能接受多党制的情况下，这一制度必然失败。历史证明，中国的政党很难变成西方式政党。中国政治历来有统一的权威，现在这种统一的权威就是政党。现代政党这种组织形式带来开放的政治过程。
中国民主具有广泛内容
改革开放以来，内部多元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使得中国政党制度不仅与苏联、东欧国家区别开来，也与西方的多党制区别开来，形成了自己的民主政治模式。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经济社会利益多元化的条件下，向各个社会群体和利益集团开放政治过程，形成了一党主导下的开放型政党制度。可以从上述开放、竞争和参与三个过程来分析这一制度安排。
更为突出的开放。如果不开放，一种政治制度就必然表现为排他性和封闭性，而缺少包容性。这种开放性，在西方是通过外部多元主义即多党政治实现的，每一个社会群体都试图找到能够代表其利益的政党。在中国，是依靠内部多元主义实现的。执政党通过开放机制，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拥有最广泛的社会基础。以经济领域为例，既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也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这种内部多元主义的有效性并不比其他制度低，而且因其在一个体系内协调利益、实现利益，可以避免大规模的社会冲突。
更为有效的竞争。竞争是解决政治精英选拔、继承和更替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西方民主的本质是通过定期选举解决政治精英的选拔和变更问题。而中国共产党则在内部形成党内民主与党内集体领导制度，使得中国政治制度具有强大的政策动员能力，能够实现政策的及时变化。在西方国家，越来越多的反对党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反对党，而仅仅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在这种情况下，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政策变化变得非常困难。如果说西方民主更多地表现为政权轮替，中国民主则更多地表现为政策轮替。
更为广泛的参与。中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人民通过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实现政治参与，一方面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另一方面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在民族关系上，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巩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在基层实行村民自治制度，直接选举村民委员会对基层进行治理。应当指出的是，不能把中国的民主仅仅理解为选举，它是包括有利于上述开放、竞争和参与的各种制度建设，有着更为广泛的内容。（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人民日报》4月22日
当前我们为什么需要“网络防火墙”
有两家美英杂志的网站在中国受到访问限制，《纽约时报》等与这些媒体就像大V相互声援一样，营造出指责中国屏蔽西方网站的舆论氛围。另据报道，美国贸易官员上月底首次将中国“网络防火墙”列入一个贸易壁垒年度清单，宣称中国屏蔽网站的现象“有所恶化”，给外方造成“巨大负担和损失”。
对境外极少数网站或其有害内容进行访问限制，同时又要保持中国互联网与世界的整体联系，维护信息的全球流动性，这需要很强的信息技术能力才能做到。中国做到了这一点，从而形成了中外之间既沟通，西方舆论力量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又没那么容易的格局。
网络防火墙不是真正的“墙”，而是针对互联网上一些具体有害或不安全信息源采取精确封堵的管理系统。它带来了中外之间一定程度上的不方便，但是应当说中外社会对这种不方便有了较强适应性，它可能带来的一些损失得到了相应的规避。
需要挑明的是，由于互联网的出现和发展都高度对应了西方社会经济及政治演进的节奏，它几乎“自带”了西方所主张秩序和规则的大量元素。它维护了西方已有的竞争优势，对西方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起了加固作用，也使得后发国家保持政治上的独立性面临更多困难。
“网络防火墙”重新巩固了互联网时代中国主权受到侵蚀的部分，它让西方肆无忌惮对中国做意识形态渗透甚至引导我们政治注意力的势头得到遏制，为中国学习使用互联网技术创造了相对从容的环境，为我们解决一些深层难题赢得了时间。
“防火墙”的这一关键作用必将得到历史的正面评价。当然，这不意味着“防火墙”就一定是某种永恒的东西。我们相信它会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当时的具体情况而织密或变疏，当中西软实力逐渐实现平衡之后，“防火墙”的存在价值将逐渐淡化。
我们还相信，保持开放性和捍卫自主性会是长期受到同等重视的中国互联网发展原则，因为它们都关系着中国社会的核心利益，所以短时间内的调节重点或有所侧重，但它们总体上的和谐统一趋势不容置疑。
西方控制着全球互联网超级信息平台的价值倾向、议题设置权以及主要信息的政治针对性等等。西方舆论力量试图在中国社会里长驱直入，并且宣扬这是现代世界的首要原则，他们是想把中国社会治理的政治和舆论部分进行归零，让西方主导的秩序和规则完全覆盖中国。
中国人切不可被西方忽悠了，忽视了“防火墙”出现的复杂背景。其实贸易自由化对世界发展更具实质意义，但是看看美国搞出了多少壁垒吧。美国人至今不许中国的华为公司进入美国一些领域，宣称这危及美国的国家安全。他们把自己的国家利益看得高于一切。
最重要的一点或许是，“网络防火墙”要帮着中国变得越来越强大，更有承受力，而不是真的让我们变得封闭和脆弱。“防火墙”的世界经验很少，中国只能摸索着做，通过它实现中国综合利益的最大化。
“防火墙”显然不是可以让我们高枕无忧的真正“长城”，也成为不了面对各种外部冲击的“万能钥匙”，对此我们一定要非常清楚。它为我们赢得的时间和自主性必须充分利用起来，构建我们真实的软实力和弹性、韧性。后一点我们做得越好，“防火墙”就将被证明越成功。（《环球时报》社评）
——据《环球时报》4月11日
“海归”就业难为啥成为棘手社会问题
教育部3月25日发布的2015年度《中国留学回国就业蓝皮书》显示，2015年中国大陆学生赴海外留学人数再创新高，达52.37万人，同期学成归国人员也达40.91万人，年度出国与回国人数比例呈逐年拉近的态势。随着越来越多的学成留学人员选择回国发展，“海归”就业难也正在成为一个棘手的社会问题。
留学生规模的扩大、学位结构的低端化、培养质量的良莠不齐和国外就业环境的恶化，是造成“海归”扎堆回国的重要原因。在美国纽约大学、南加州大学等地，甚至出现了中国留学生扎堆入学的现象。越扎堆，圈子便会越封闭，成功融入当地社会的难度便会越高，社会化失败的极端案例也会越高。虽然中国留学生已经成为一些大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金主”，但有些学校在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供给及教育管理等方面的投入未必会保持同步增长，留学环境难如早前。在低龄学生聚集的一些地方，校园暴力、交通肇事等恶性事件发生的几率也相对偏高，成为中国对外“输出”教育责任和社会责任的负面窗口。
当然，绝大多数中国留学生都是积极向上求进步，而且其中许多人都成为名副其实的“学霸”，但留学生在当地就业所需的，不只是成绩和能力，还要有人脉和圈子。成功的社会融入，不仅包括经济收入和身份上的“达标”，还要受到种族、宗教、文化、婚姻和社会等多方因素的制约。常青藤等名校毕业的白人学生，可以顺理成章地利用父母、家庭、师长等人脉资源，在华盛顿、华尔街等“政商圈”谋得位子。但对于留学生而言，这些资源都极其匮乏，“学霸”的精英光环禁不起毕业季的炙烤。能留下的，多数都是凭技术吃饭的“理工男”，进入管理层的，比例很低。
对于多数留学生而言，做“海归”才是现实的选择。不过，“海归”的过程也是时隔数年本土社会再融入的过程。其间，不能与时俱进者照样会败下阵来。部分单位更乐意接收熟悉国情的国内毕业生，有些岗位因为“专业不对口”也无法充分利用归国留学生的特长。因此，近三分之二“海归”就业去向都集中在了涉外企业。特别是一些学历层次偏低的“海归”，在与一些国际化程度较高的国内高校毕业生竞争时，竞争力和含金量都难言优势。
专业不对口、起薪水平低、社会再融入难，让一些“海归”更青睐国际化程度相对较高的东部大城市。但是，人员地域流向的集中化，为就业问题雪上加霜，自主创业者比例低，有些人甚至不得不重启人脉钥匙，回归“传统”择业轨道。在国内经济景气程度亦不如前些年的当下，“海归”的光环也不再那么闪亮。不过，让归国留学生和国内毕业生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也是一个开放社会应有的常态。
目前，“海归”就业难已经开始逆向重塑出国留学市场，淘汰掉一些逃避型和盲从性心态，让出国留学变成一种更有积极、理性预期的选择。无论何时，为了学贯中西的内涵和能力去镀金而不是为了镀金而去镀金，才是出国留学的应有之义。（史泽华）
——据《新京报》4月6日
八成地下水不能饮用，水危机迫近了
今天（4月11日）有媒体报道说，水利部最近公开的2016年1月《地下水动态月报》显示，中国地下水普遍“水质较差”。水利部于2015年对分布于松辽平原、黄淮海平原、山西及西北地区盆地和平原、江汉平原的2103眼地下水水井进行了监测，其中IV类水水井有691眼，占32.9%，V类水水井有994眼，占47.3%，两者合计占比为80.2%。
报道称，值得注意的是，IV类水主要适用于一般工业用水区及人体非直接接触的娱乐用水区，已经不适合人类饮用，V类水污染就更加严重。这也就意味着，中国超过八成地下水已遭受污染或严重污染。上述“月报”还显示，在水污染中，主要污染指标为“三氮”，部分地区地下水存在一定程度的重金属和有毒有机物污染。
中国属于水资源短缺且分布严重不平衡的国家。水资源短缺，有水不能（饮）用，这就进一步加剧了中国水资源短缺程度，给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带来了基本生存及其存续危机。而实际上，在中国，不仅地下水资源已受到严重污染，存在日益迫近的水危机，就是中国沿海、领海和近海的海水水质也因为内陆污染的排放而存在不同程度的污染及其次生危害。不即刻着手缓解并最终彻底解除这个危机，中国的发展目标不仅不能实现，其本身也将变得没有意义。
有资料显示，中国的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在风调雨顺的正常年份，中国缺水量达500多亿立方米。此外，中国有近2/3的城市不同程度缺水，地下水超采面积约30万平方公里……以首都北京来看，水危机一直在门口徘徊，从来没有远去。曾有报道称，“北京公主坟的地下水已经打到了基岩”，而北京年平均降雨500多毫米，充其量只能承载1200万人生活用水，但在2011年，北京市人口就突破了2000万……而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用水量增加是一个不可逆的趋势。即使“南水”进京，北京也仍然不得不靠开采地下水以维持基本需求。北京如此，其他缺水的北方城市（更不用说乡镇农村）的水危机就更加迫近。两年前的数据表明，依据联合国人居署评价标准，中国657个城市中有超过300个城市属于“严重缺水”和“缺水”。
然而，问题的紧迫性还在于，水危机不仅存在于因自然地理环境而相对缺水的北方，就是在前些年还十年九涝的中国南方，水危机也在越来越急迫地叩门。也有报道称，有洞庭湖“锅底”之称的湖南南县竟也遭受到了水危机，这对当地人而言颇有天方夜谭的意味，然而却是眼前的现实。据报道，在南县华阁镇，当地人将水井挖到地下150米时仍然见不到水；在浪拨湖乡，由于缺水，当地农民在春耕时不得不在河中筑坝拦水……由此可见，水危机，哪里还止于迫近和叩门，分明已闯了进来，甚至来到了从来不知缺水为何物的中国南方。
正如上述，相对而言，缺水只是水危机的一个表现方面。中国水危机带来的更致命的危害是水污染。据《2013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所述，在国控重点湖泊中，水质为污染级的占39.3%。31个大型淡水湖泊中，17个为中度污染或轻度污染，白洋淀、阳澄湖、鄱阳湖、洞庭湖、镜泊湖全都在列，滇池水质重度污染……不仅如此，大量天然湖泊消失或大面积缩减，“第一大淡水湖”鄱阳湖和洞庭湖湖面大幅缩小，历史上为水所困的湖北湖泊面积锐减、湿地萎缩……（光明网评论员）
——据光明网4月11日
财经广角
中国楼市为何拒不崩溃
早在2005年，国际媒体就抛出所谓中国楼市泡沫正在破灭的观点。2008年，英国《经济学人》周刊宣布中国楼市“热潮已去”且不会有所改善。2014年，该杂志又“加大赌注”，刊发以“黄金时代结束”为题的文章。许多其他财经媒体也如出一辙，无论在中国楼市趋热或渐冷时都预言它即将崩盘。
但这种预测至今未成真。中国的楼市不仅安然无恙，而且一如既往的强劲。那么，难道这意味着中国楼市历经十多年的泡沫而不破？抑或从来就不曾有过泡沫？
其实，中国楼市屡次面临似乎过高的房价却始终能保持稳定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中央和地方政府一直在坚定地为其掌舵。中国各级政府掌控着新的建设用地供应、开发融资、按揭政策、税率以及“限购令”，并镇定自若地让它们在楼市中起到“升温”或“冷却”的恒温器作用。
中国政府如此严密掌控楼市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显示，在中国，房地产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5%、固定资产投资的15%、城市就业的15%和银行贷款总额的20%。因此，中国政府绝不会允许房地产在自由市场中随波逐流。
或许，使中国楼市近来的繁荣看似与此前有所不同的，是私人借贷的急剧增多。如今，越来越多的购房者正通过开发商、小额贷款公司、房地产中介和其他P2P贷款人筹集资金以支付首付款。这种私人借贷不但正在从根本上削弱政府对楼市的管控，还在破坏中国楼市主要安全网之一——购买者向来缺少杠杆——的有效性。然而，若认为中国政府并不知情就未免太荒谬，他们已在许多地方采取措施打击此类借贷行为。
当观察中国楼市时，切记该市场并非真正的自由市场，不要指望它将像自由市场那样运转。中国政府不但正在控制楼市的供给，还在精心安排合适的需求。(韦德•谢泼德作，王会聪译)
——据《环球时报》4月7日转载美国《福布斯》双周刊网站4月5日文章
中国制造提质需防“马桶盖陷阱”
自去年被财经作家吴晓波“点名”后，智能马桶盖在中国声名鹊起。从街谈巷议到媒体报道，从会议论坛到政府文件，经常能看到这个词。最近，它又被写进了《贯彻实施质量发展纲要2016年行动计划》。《计划》明确提出，要以空气净化器、电饭煲、智能马桶盖等消费品为重点，开展改善消费品供给专项行动。
媒体在报道此计划时，大都将“智能马桶盖”这个点写进了大标题。“马桶盖+国务院办公厅文件”的组合，确实能产生一种很微妙的化学反应。但是，在仔细研读这份以“开展质量品牌提升行动”为关键词的文件之后，我反倒觉得：中国制造要通过提质行动成为“中国智造”，首先要防范的就是“马桶盖陷阱”。
我所谓的“马桶盖陷阱”，是一个未必严谨的新造概念。它指的是，在制造业提质升级过程中，盲目追逐所谓“爆款”的那种发展思路。称之为“陷阱”，是因为这种理念看似站在了时代的“风口”，实则可能让相关企业陷入“转型成功”的幻觉中，最终导致整个行业落入缺乏创造性、缺乏核心竞争力的窠臼。
在中国，即使是一个小作坊的老板，也应该知道创新是驱动发展的引擎。但在过去几十年中，中国制造业用得最娴熟的武器恰恰不是创新，而是模仿。只要有“爆款”受到消费者追捧，很快就会有劣质廉价的“同款”。这种富有投机色彩的发展模式，让一些企业赚到了钱，却让中国制造戴牢了“山寨大国”的帽子。
多年以前，中国制造业就已出现“向中国智造转型”的呼吁，但效果似乎并不明显。近几年，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从海外购买智能电饭煲、智能马桶盖等产品，“海淘”逐渐成为一个新兴产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供给侧的中国制造与需求侧的消费者诉求之间不匹配不协调。
但必须指出的是，无论是中国人争买电饭锅，还是智能马桶盖受追捧，都已是日本或其他国家十几年前，甚至几十年前就开始谋篇布局的结果。如果新时期的中国制造业依然为自己能迅速克隆“爆款”而沾沾自喜，所谓“新国货”恐怕仍不会有光明前景。毕竟，我们已经见过很多能证明“马桶盖陷阱”的案例。
因此，我更倾向于将《计划》中提及的“智能马桶盖”，当作官方文件“接地气”的一个文字细节，甚至是一个隐喻。真正值得中国制造业关注的，其实是“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的具体要求，而这其中的每一项都以创新为核心。如果不能着眼未来，中国制造要向“中国智造”转型，恐怕依然“道阻且长”。
思路一变天地宽。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靠创新跳过“马桶盖陷阱”，成为趋势引领者而非跟随者，成为需求制造者而非迎合者，会让我们离质量强国更近。（汤嘉琛）
——据《京华时报》4月21日
传统企业如何走好“+互联网”之路
时至今日，从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互联网+”已过了整整一年。但对“互联网+”，有些人的理解还存在误区。过去的一年，表现热情的有炒资本市场概念的，还有一群打着“互联网+”旗子去忽悠国内部分眼红风投高回报而转行的投资人。他们甚至都称不上风险投资人，因为他们眼睛里是看不到风险的。
还有一小部分，看上去比较勇敢、思想前卫的中小传统企业家们，跟着行业的龙头上市公司喊起了“互联网+”转型，殊不知转型不易，不是几句口号、买几套正版软件、让运营商连上网络就能解决的。
对“互联网+”的理解，其实存在两个误区。首先，“+”是嫁接的意思。在互联网冲击传统实体的大环境下，有许多企业家认为“互联网+”是让传统企业去开互联网公司，有的甚至放弃原有的产业，这显然不是“嫁接”的范畴。其次，“互联网+”应该是让互联网企业去嫁接传统企业，比如小米12.66亿战略入股美的，其实小米本身就是互联网+传统制造的结合。所以，传统企业的互联网转型应该叫“+互联网”。
互联网不会改变行业和商业的本质。因为互联网是工具，不是商业的本质。一个商业形态需要的首先是本质，就是它的产品，然后才是工具。
为什么最近互联网金融P2P频频爆出问题，因为做P2P的大多数是互联网出身，甚至有些人既不懂互联网也不懂金融，也做了互联网金融，金融的本质就是风险，如果你只考虑了收益不考虑风险，这样的商业形态是不可能做大和持续的。
同样也是传统行业的服装行业，从知名品牌七匹狼到普通小品牌，大家都遇到了经营困难的局面，甚至出现了实体店铺关店潮。一方面是受到电子商务的冲击，另一方面是没有正确认识到“+互联网”的玩法。所以，当ZARA、优衣库等海外服装品牌完全采用了服装+互联网的模式浩浩荡荡杀入中国市场时，我们甚至不知道如何反抗，最终中国传统服装行业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反而，那些很早就在互联网生根的小品牌成为反抗军的主力，比如韩都衣舍这样的品牌。原因很简单，互联网为服装行业带来的特性就是快速与个性，这是互联网时代消费者的消费心态。
我们也看到时下国内最流行的咖啡厅，一定是星巴克。很多爱喝星巴克的人其实并不了解星巴克的转型。在金融风暴后，星巴克用了7年多的时间打造出了人们生活中的“第四空间”。基于“第三空间+互联网”诞生的第四空间，让星巴克的消费者在工作与生活之间有了自由、时尚、休闲的场所。最基础的移动端店铺，为着急上班的白领提供点单服务；在星巴克的店铺可以方便快捷地使用互联网，同样不耽误工作。满足个性需求，是互联网的核心思维。
中国企业如果不嫁接互联网，就没有机会。传统企业的“+互联网”之路需要互联网思维和互联网工具。企业互联网时代已经到来，大家都来“+互联网”吧！（唐骏）
——据《中国经济周刊》第14期
国际金融市场竞争力跌出三甲 香港需要好好反思
据报道，香港国际金融市场竞争力再受挑战，英国Z/Yen Group咨询公司发表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显示，新加坡取代香港，晋身全球金融市场三甲。
据GFCI最新报告显示，香港以两分之差跌出三甲之列，令过往长期的“纽伦港”排名变成“纽伦坡”。对于两分之差，香港一些官员和人士表现出不屑一顾。亚投行行长金立群亦表示，不用对排名过于上心，市场竞争加剧不代表一方不好。他还称：“竞争力排名与大学排名一样，都是可以操控的。”
世界上各种排名确实很多，不过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是由伦敦金融城委托英国咨询公司Z/Yen Group统计制作，并于2007年3月公布第一期GFCI报告, 报告每年3月、9月发布两次，该指数主要对全球范围内主要金融中心的金融竞争力进行评价。排名依据营商环境、金融市场发展、基建设施、人力资本及综合项目5个范畴进行评分，除参考其他机构编制的数据外，也会收集网上问卷得来的答案，然后作出评审。自公布以来，接受评估城市的数量以及每期版本中数据信息不断更新和增加，这些变化更多强调了全球金融服务业专业人士优先考虑的主要因素和关注对象的变化，其权威性不容置疑。况且，与香港有着特殊历史渊源的英国咨询公司，在香港与新加坡金融中心指数排名上根本没有必要出现“操控”的情况。
这样一个最新排名结果说明香港需要好好反思，而不是反驳，更不需要辩驳。仅从新加坡进入而香港跌出全球金融中心指数三甲看二者，一年多以来，新加坡虽然也遭遇到新兴市场国家遇到的通病，经济增长压力也越来越大，但是从总体看，新加坡政局稳定、营商环境一如既往，开放程度不断提高。最为关键的是，新加坡政经各种局势稳定，开放政策可预期，资本进出自由度非常高，受到的各种非经济金融因素干扰很少，股市、汇市、期市、大宗商品市场等金融资本进入放心，离开自由舒心安心。
经济决定金融，而经济又受政治生态影响很大。民主、自由、开放、稳定、法制的政治环境是经济健康发展的最大保证。相比新加坡，香港这一年多少有些“惊心动魄”，经济发展已然受到影响，消费需求增速下降，从而导致房地产、商业贸易等经济产业都在较大幅度下滑，旅游业更是受到重创。这样的生态和环境不可能不影响到金融的发展与稳定，试想怎么可能让资本安心来、舒心去呢。资本资金进出都可能心有余悸。所以，岂止是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问题，香港自由港的地位受到的挑战也越来越大了。
最让人担心的是，这还只是一个开始。如果接下来香港政经环境没有彻底改善的话，那么不仅仅是金融中心地位前三甲不保的问题，甚至曾几何时在世界璀璨耀眼夺目的香港将在世界经济金融舞台上暗淡下去。（余丰慧）
——据《北京青年报》4月9日
文教科技
“互联网+”带动我国人工智能技术实现突破
在人工智能技术领域，我国大体上能够与世界先进国家发展同步。近年来，我国在视觉识别、语音识别等领域实现了技术突破，处于国际领先水平。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文字识别、语音识别、中文信息处理、智能监控、生物特征识别、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无人驾驶汽车等很多智能科技成果已进入实际应用。
以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为首的互联网巨头公司已在人工智能领域上布局。2013年百度成立了我国首个深度学习研究院，该院的“百度大脑计划”融合了深度学习算法等多项技术，拥有200亿个参数，构成了一套巨大的深度神经网络。目前，通过“百度大脑”的参与，语音识别的相对错误率降低了20%-30%，扫描文本图像生成汉字文本的相对错误率降低了30%。今天的“百度大脑”已达到相当于两到三岁孩子的智力水平。阿里巴巴则研发并对外开放了我国首个人工智能计算平台“DTPAI”。开发者可通过简单拖拽方式完成对海量数据的分析挖掘。该平台是基于阿里云大数据处理平台“ODPS”构建的，后者可在6小时内处理相当于1亿部高清电影容量的数据。全球掌握这种能力的只有谷歌、亚马逊等几个公司。腾讯公司则研发与对外开放了视觉识别平台“腾讯优图”。它在人脸识别上达到了稳居世界前列的99.5%以上准确率，即将在微众银行、财付通等相关产品中大规模应用。
除此之外，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还有近百家创业公司，业务覆盖了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商业智能及视觉识别等技术领域。科大讯飞的“讯飞超脑”计划，京东公司的智能聊天机器人等都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据估计，2014年我国智能语音交互产业规模达到100亿元人民币，指纹识别、人脸识别、虹膜识别等产业规模达100亿元人民币。
应该看到，尽管我国在一些人工智能关键技术尤其是核心算法方面与国际水平相差不远，但整体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在人工智能基础理论方面，我国与世界一流学术水平还有一定距离。人工智能高端人才紧缺，已成为制约我国人工智能行业发展的重要原因。在高精尖零部件、技术工业、工业设计、大型智能系统及基础平台等方面都亟待改进。以机器人为例，2014年我国销售的5.6万台机器人只有1.6万台来自本土供应商，且大部分是低端机器人。同时，我国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还面临着体制机制、信息化基础设施、数据共享等方面的挑战。
从现在开始到2040年，将是一个人工智能快速发展阶段。人工智能将改变各行各业生产和工作方式，也将催生许多新行业和新领域，最终将全面改变人类生活和世界。我国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统筹能力强的制度优势，在人工智能这一战略制高点上，应予以充分发挥。（汤敏，左小蕾）
——据《经济日报》4月8日
从战略高度看待语言多样性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有6000—7000种语言。据统计，多达94%的语言只有占全世界人口6%的人在使用。这种语言种类和使用人数上的严重不平衡表明，许多语言的生存状况堪忧， 其中有些语言甚至会变成濒危语言直至消亡，语言多样性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威胁。当前，如何拯救濒危语言、保护语言多样性，进而保护文化多样性，成为语言学家、人类学家乃至社会公众都非常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语言无论使用人数多少，都担负着传递人类信息的职能。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和重要组成部分，既担负着表达和传承文化的职能，又体现一定的文化观和文化传统，能帮助不同文化群体形成自己的认知方式、思想观念和哲学体系。一种语言的消亡往往意味着一种文化传承的中止，最终将导致这种文化消亡。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语言的多样性就没有文化的多样性。对于一种语言，无论其使用者多少，都应给予足够的尊重和保护。
不过，在现实生活中，“大语种”和“小语种”的说法却相当普遍。在一些人看来，似乎只有英语是“大语种”，英语之外的语言包括西班牙语、阿拉伯语甚至法语、俄语和德语等都是“小语种”。显然，这是一种概念模糊的用语。语言的“大”和“小”是相对的，并没有一条泾渭分明的分界线。划分“大”“小”语种的标准是什么？使用人数和地区达到多少才算“大语种”？对于这些问题，语言学界还未形成共识。西班牙语、阿拉伯语、俄语和法语不仅是联合国的工作语言，而且其使用人数均超过一亿。把西班牙语作为第一语言使用的人口绝对数几乎与英语持平。因此，我们应慎用“大语种”和“小语种”的说法。如果一定要表示类似的概念，不妨采用“英语语种”和“非英语语种”之说，以示区分英语和英语以外的其他语言。
其实，学习不限于强势语言的外语，不仅是保护语言和文化多样性的需要，更是开展对外交流的需要。然而，在一些英语国家，人们长期以来存在语言优越感，感觉不到外语学习的压力，其外语能力并不能令人满意。比如，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长期为英语的优越地位感到自负，不重视外语人才培养，结果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吃了亏，在跟伊朗打交道时也痛感不便。相关外语人才的奇缺，迫使美国不得不调整外语人才培养计划。类似的经验教训启示我们，不应只把眼睛盯着英语等少数几种使用范围广泛、使用人数多的语言，国家的语言政策要有统筹规划的意识。应充分尊重各国、各民族的语言和文化，像保护濒危动物和生物多样性那样保护濒危语言、保护文化多样性。一方面，对世界上影响大、使用范围广、使用人数多的语言，应有计划地培养相关语言人才。另一方面，对某些使用人数少的非通用语言，甚至对有些已经消亡却有重要学术价值或文化价值的语言，像拉丁语和梵语等，也应根据实际需要培养少数专门人才。对那些濒危语言，要赶在它们消亡之前抓紧开展记录和描写工作，尽可能多地留下可供进一步研究的材料。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不仅给我们提出了语言学上的新挑战和新要求，也为我们了解、运用和研究沿线各国各地区语言提供了新机遇。仅以丝绸之路经济带为例，历史上多民族、多文化、多语言的密切接触及频繁的商贸活动，使这一地区成为“语言富矿”，产生了许多混合型语言。遗憾的是，我们对它们的关注度还远远不够。今天，仅中亚丝绸之路地区涉及的官方语言就有几十种，如果加上其他语言，总数可达数百种。研究掌握这些语言，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这一地区的民族变迁和文化史，从而对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起到积极作用，也能为保护语言和文化多样性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黄长著/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据《人民日报》4月20日
网络阅读也可以走向深阅读
网络阅读甫一出现，便有不少人担心其将取代“传统阅读”。4月18日，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公布了第13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2015年我国成年国民综合阅读率较上一年有所提高，其中，网络阅读比率上升较快。这一结果让许多人重新思考上面的问题。
严格地说，“网络阅读取代传统阅读”是一个语焉不详的命题，持此论者并未对二者做出清晰界定。不少人诟病网络阅读，特别是调查中比率最高的手机阅读，认为它们过于“碎片”和“鸡汤”，是粗制滥造的“快餐”。这就将网络阅读直接等同于“劣质阅读”了。另一方面，如果“传统阅读”指的是“纸质书籍的阅读”，“取代”就或将渐成趋势。不过，许多人心目中的传统阅读，指的是与快餐阅读截然相反的经典、系统的深阅读。网络阅读并不等同于快餐阅读，传统的纸质书籍阅读也并不专指对经典的深阅读。在网络阅读出现之前，不是所有人都热衷于阅读经典。而热销的青春小说等，一直颇有市场。同理，即使习惯网络阅读形式，仍有人以系统、经典的作品作为自己的主要阅读对象。
调查显示，2015年我国国民上网率为70.0%，较2014年增长4.2%，其中手机上网率增长9.7%，报纸和期刊阅读率则有所下降。但这“一升一降”并不意味着许多人放弃深阅读而转向浅阅读，也许他们仅仅改变了阅读方式，毕竟导致比率变化的因素太多。无论是网络阅读还是纸质阅读，比率上升都是件值得高兴的事，二者往往并行不悖，并不需要过分解读。
网络阅读代替纸质阅读，很多程度上是购买、使用它们的成本发生变化的结果。纸质书籍价格持续飙升，让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更为低廉的网络阅读。调查结果中有一组“图书价格承受能力”的数据，在49802个有效样本中，17.9%的可承受价格为“8元以下”，23.1%的为“8-12元”，29.5%选择“12-20元”，20.2%选择“20元及以上”，只有9.3%表示“多贵都买”。而网络阅读，常常只需一次性购买设备或内容。2015年4月，上海市多所中小学引入“电子书包”取代纸质教材，不仅可以节约大量资源，而且易于开展形式多样的教学创新。
传统阅读和新式的网络阅读，均致力于提升读者的阅读体验。作为“后来者”，网络阅读从未试图消解、颠覆传统的阅读体验。网络阅读的“碎片化”，主要源于技术上的局限。手机或平板的屏幕大小，不利于长文章的翻页阅读，加上电子屏闪烁对眼睛刺激较大，容易引起疲劳，这些因素导致手机阅读在初期必然以碎片化、鸡汤化内容为主。随着传统媒体转战互联网，阅读内容的品质越来越有保障，而对人体危害较少的产品的研发和使用从未间断，内容和技术上的同步革新，必将逐步消除看似致命的难题。最后，由于网络阅读同互联网庞大的信息搜索能力结合在一起，特别是数据库的出现，极大地便利了人们的学习和工作，这是以往的阅读方式所不能媲美的。网络阅读并不是对传统阅读的简单模仿，它不断拓展功能、提升效率，在形式和内容上，继承并发展了传统阅读。
我们不需要过分担忧网络阅读会取代传统阅读，网络阅读并不天然带有优劣善恶等属性。相反，我们需要给予网络阅读更多的规范和引导，令其同样成为经典阅读、系统阅读和深阅读的中心地带，提高读者的阅读质量。（施经）
——据《南方日报》4月20日
踏着不变的节奏飞往火星
国家航天局局长许达哲22日介绍，中国的火星探测任务已获批准立项。据介绍，中国将首次进行火星全球遥感与区域巡视探测任务，火星探测器的研制工作正在开展中，计划于2020年从地球飞往火星，一步实现“绕、落、巡”工程目标，并开展科学探测工作。
火星是太阳系八大行星之一，它是太阳系中各方面条件与地球最为近似的行星。火星上是否有水源，火星是否有生命存在，人类能移民火星吗？长期以来，火星对人类有着特殊的吸引力。美国航天局、欧洲航天局和印度空间研究组织都已成功向火星发送了探测器甚至是登陆车，已有超过30枚探测器到达过火星，并向地球发回了大量数据。火星因此成为地球以外，人类了解最多的行星。
火星探测是21世纪人类深空探测的重点之一，相比更早开始探索行动的美国、俄罗斯、欧洲和印度，中国在时间上已经落后了。2020年一步实现火星“绕、落、巡”三阶段探测任务，中国航天人以这样的工程目标表明了态度——既然已经在时间上落后了，就要在水平上做得更好。目前世界上还没有国家在一次火星探测任务里，同时完成“绕”、“落”这两项任务，如果中国航天人达成了这一目标，我国将一步走进国际先进行列。
我国对火星探测的探讨和计划酝酿已久，期间也遭遇过一些挫折，但总体上是按照自己的节奏，脚踏实地一步步向火星挺进。从2007年至2020年，中国探月工程将用十几年时间逐步完成，整个探月工程结束后，中国将初步掌握绕月探测基本技术，初步建立深空探测工程系统和技术研制体系，届时我国航天技术也将迈上一个新台阶。火星是月亮之外，人类最想登上的星球。完成对月球的初步探索后，获得了相应的技术、设备和人才储备的中国航天机构，下一步的探测目标必然是火星。
探月工程是中国航天人飞往火星的基础。人类的火星探测计划与探月计划类似，也是按照“绕、落、回”三步进行，我国探月工程中的“绕”、“落”等相关技术，可以借鉴到火星探测中。在探月中，我国要解决月球轨道的交会对接、月面采样、月面起飞、高速返回等重大技术难点，而相关技术突破都将为未来的火星探测奠定坚实的基础。当然，在探测火星中，也有诸多崭新的技术难关需要攻克，比如，火星与地球距离最远达4亿公里，这要求测控通信系统在微弱的信号下进行遥测遥控，这项工作就具有很大难度。
此次宣布探测火星，还有一个标志性的意义，中国将正式进军深空探测。深空探测是指脱离地球引力场，进入太阳系空间和宇宙空间的探测，目前重点领域为火星、水星与金星探测。深空探测在耗资较大的同时，与通讯、导航、遥感等各种人造地球卫星相比，实用价值在短期内很难显现，其意义更多在于科学前沿探索。
近年来，我国航天技术有了飞速进步，但重实用、轻科学的发展方式，形成了目前“既是航天大国，又是空间科学小国”的尴尬境地。为了弥补中国空间科学与国际先进水平之间的差距，火星探测已经提上日程，此后我国还将在空间科学领域启动实施一系列科研计划，如“黑洞探针”、“天体号脉”、“暗物质探测”、“太阳显微”等。中国决定“飞往”火星，这意味着伴随综合国力的提高，中国决心摆脱实用第一的传统形象，着手填补某些尖端科技领域的研究空白，为空间科学和航天事业的长远发展积蓄更强后劲。（樊大彧）
——据《北京青年报》4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