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要目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先进理念重塑世界新秩序/陈向阳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提出并不断充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先进理念，牢牢占据了世界秩序重塑的“制高点”。
面对“L”型走势应有定力/白靖利，姚友明
未来中国经济运行态势总体平稳，既不会出现强劲的反弹，也不会出现明显的失速。
以“好官员”引领“好社会”/丁元竹
一个社会若是缺乏道德，将难以为继；若是出现组织化、制度化的不道德，整个政治生活将难以为继；而组织化、制度化的道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公信力和官员的德行。
美国最新报告：转基因安全但不能增产/林小春
美国国家科学、工程和医学学院17日发布一份大型报告，试图回答一些转基因领域“令人困惑的”问题。
目录
大国崛起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先进理念重塑世界新秩序/陈向阳
讲好中国故事到底难在哪里/储殷
总统被停职暴露巴西的宪政脆弱/《环球时报》社评
财经广角
面对“L”型走势应有定力/白靖利，姚友明
中国股市存在上涨的条件/钮文新
“僵尸国企”退出的障碍并非无法化解/吴敬琏
房地产大国挤出制造业大国迹象初显/光明网评论员
社会治理
以“好官员”引领“好社会”/丁元竹
领导们扫完大街不妨去网上看看/陈广江
辞退自拍女辅警何以引舆情逆转？/范子军
美国最新报告：转基因安全但不能增产/林小春
观点摘编
盘活“休眠大楼”避免更大浪费/于璐
我们更容易获取信息却未必能看到真相/陈方
美国审查公务员“朋友圈”值得借鉴/堂吉伟德
大国崛起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先进理念重塑世界新秩序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提出并不断充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先进理念，牢牢占据了世界秩序重塑的“制高点”。
2013年4月，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发表《共同创造亚洲和世界的美好未来》的主旨演讲，首次对外提出各国应牢固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强调各国都应做和平的维护者和促进者，而“不能这边搭台、那边拆台，更不能为一己之私把一个地区乃至世界搞乱。”同年10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尼国会发表《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演讲，提出了全方位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五大举措：政治上“讲信修睦”、经济上“合作共赢”、安全上“守望相助”、人文上“心心相印”、地区机制上“开放包容”。他强调，“一个更加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符合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图共赢的时代潮流，具有广阔发展空间和巨大发展潜力”。此次演讲把“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到了中国与东盟的关系上。
在2014年11月召开的第二次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了对外工作七个方面的战略布局，其中第一个就是切实抓好周边外交工作，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深化同周边国家的互利合作和互联互通。将周边排第一位并提出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说明周边是中国对外构筑“命运共同体”的战略重点。
2015年3月，习近平主席再度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并发表《迈向命运共同体开创亚洲新未来》的主旨演讲，强调各国应共同营造对亚洲、对世界都更为有利的地区秩序，通过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他指出，“亚洲命运共同体”包括四大支柱：一是政治上坚持各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二是经济上坚持“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三是安全上坚持实现“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四是文化上坚持不同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习近平主席由此明确了“亚洲命运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的递进关系。
2015年4月21日，习近平主席在巴基斯坦议会发表《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开辟合作共赢新征程》的演讲，他指出，中华文化倡导“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中国坚持“正确义利观”，帮助巴基斯坦就是帮助中国自己。巴基斯坦是中国最可靠的友邦，中巴关系因而成为被赋予“命运共同体”内涵的第一对双边关系。
同年4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尼“亚非领导人会议”上发表《弘扬万隆精神推进合作共赢》的讲话，强调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围绕全球合作，他提出了一分为三的“路线图”：核心层是“深化亚非合作”，对接发展战略，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中间层是“拓展南南合作”，扩大治国理政对话交流；外围层是“推进南北合作”，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
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主席出席第70届联大一般性辩论并发表《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讲话，强调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并首次系统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五大支柱：一是政治上要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要奉行双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扔掉我赢你输、赢者通吃的旧思维，要倡导“以对话解争端、以协商化分歧”，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二是安全上要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要摒弃一切形式的“冷战思维”，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新观念，要充分发挥联合国及其安理会在止战维和方面的核心作用，通过和平解决争端和强制性行动双轨并举，化干戈为玉帛。三是经济上要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要秉承开放精神，推进互帮互助、互惠互利。四是文化上要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文明之间要对话，不要排斥，要交流，不要取代。五是环境上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要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实现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恰逢联合国成立70周年，习近平主席首次登上联大舞台，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旗帜，发表高屋建瓴、激浊扬清、指引未来的历史性讲话，极大地增强了中国的国际话语权。
2015年11月30日，习近平主席出席巴黎气候大会开幕式，发表《携手构建合作共赢、公平合理的气候变化治理机制》的重要讲话，强调《巴黎协定》是对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推动，并就未来全球治理模式提出三点主张：一是应创造一个“各尽所能、合作共赢的未来”；二是应创造一个“奉行法治、公平正义的未来”；三是应创造一个“包容互鉴、共同发展的未来”。习近平主席的开幕讲话与中国的建设性参与对最终达成《巴黎协定》起到了关键作用，也体现了中国外交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知行合一”。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兼顾现实针对性与长远方向性，净化与升华了当今国际关系思潮，具有深远影响与巨大生机。展望未来，致力民族复兴的中国将弘扬义利兼顾、德力具足、刚柔并济、内外兼修的“务实王道”，迎难而上、稳中求进，积极引领世界秩序重塑，携手各国共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陈向阳）
——据《当代世界》5月刊
讲好中国故事到底难在哪里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与中国的进一步崛起，如何打造中国形象，讲好中国故事，提升中国的国家软实力，已经成为了中国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从近几年的实践来看，尽管有关部门与社会的有识之士，做出了巨大努力，但是在效果上仍然与预期有着一定的距离。讲好中国故事，究竟难在哪里？究竟应从哪些方面发力？大致上来说，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其一，讲好中国故事，首先要解决谁来讲的问题。“官味太重”“花架子太多”，是对外宣传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外交无小事”，因而管得太严、管得太死，习惯于用高层路线、官方互动的传统模式去对日趋复杂、多元的世界发出声音；另一方面，则是在相关的领域之中，“政事分开”的改革效果不佳，相关的社会组织独立性不强，官僚化严重，难以完成真正意义上的“民间”沟通。
很多国外友人很难理解，为什么许多中国老百姓、青年人三言两语能够讲清楚的事情，我们的有关部门讲起来吞吞吐吐、遮遮掩掩，为什么本来可以轻松、灵活地双边交流，一正式起来就变得让人昏昏欲睡、苦苦支撑？实事求是而言，如果不依托市场机制、培育社会组织，让更多元的、更民间的主体参与中国故事的讲述，就很难真正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官-民”失衡、官话套话泛滥的局面。
其二，讲好中国故事，必须要解决讲给谁听的问题。在今天的世界舆论场，受众呈现出高度分化的特征。如何准确地瞄准受众，往往是故事能不能进入人心的关键。一直以来，我们在讲述中国故事、宣传中国价值观的过程中，更多关注的是所在国的精英阶层，相对忽视了普通大众的诉求，一些中国形象的输出存在亲民不够、地气不足的问题。
如何根据受众群体的不同，采取更加有针对性的方式，更加符合实际的内容，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地讲好中国故事，是让中国形象更加丰满、扎实的关键。打个比方来说，讲经济发展、外贸出口，固然能够让所在国的精英阶层对中国产生好感，但大多数的普通老百姓关心的可能不是这些宏大叙事，他们更关注细节性的问题，比如，中国人是不是信神？中国人的生活到底怎么样？在佛教为主的泰国、缅甸，我们讲一些中国的佛家故事与之交流，往往更容易取得当地民众的好感；而在伊斯兰教盛行的中亚、西亚地区，我们讲叙一些西北地区的民间生活，就更容易让当地民众消除对中国的误解。
其三，讲故事的渠道多不多、讲故事的能力强不强、讲出来的效果好不好，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关键。一方面，由于受众的多样性、分层性，要想达到良好的外宣效果，就必须建构多样、分层的渠道。比如在很多“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里，电视、报纸往往是精英阶层、城市居民接触的主要媒体，而广大农村地区仍然主要依赖广播。这就需要我们在城市媒体与电视中宣传中国形象的同时，也要注意利用山区、农村的广播来讲好中国故事。另一方面，我们讲故事的形式、讲故事的能力，也直接决定着讲故事的效果。这意味着，我们不仅需要更多的了解当地情况、掌握当地语言的传播人才，而且还要将中国故事与当地的风俗文化、宗教观念相协调，做到中国故事的本土化。
其实，今天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文化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托了香港电影业的福，李小龙、成龙、李连杰这样的明星，几乎是东南亚社会的大众偶像。当然，仅有个别武打明星显然远远不够。
其四，讲好中国故事一定要有好的故事。怎么讲当然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但故事够不够好，则同样不容忽视。实践中，我们对外讲述的中国故事，仍然是中国人的故事、古代人的故事，还在丝绸之路、玄奘取经、郑和下西洋上打转转。外国人对中国的了解还是局限于茶叶、京剧、功夫、《西游记》，这样的中国故事不仅内容少、片面、缺乏时代感，甚至还遮蔽了中国当下社会的真实与活力。我们更需要现代的故事、人性的故事和中外文化交织的故事，这样的故事才能更好地引起共鸣，消除误解，传递真实的中国形象。《舌尖上的中国》之所以能够在世界上引起好评，关键就在于它在美食中融入了细腻而真实的中国故事，只有这样的故事才是活着的故事，才是有魅力的故事。
说白了，不是说京剧这样的传统艺术不好，而是说，我们其实不需要外国人有多了解我们的京剧、国画或是书法，就像我们了解西方，并不意味着必须了解歌剧和油画一样。我们更需要外国人对当代的中国生活多了解，对当代的中国社会多认知，知道中国的发展能够给他们给世界带来机遇和改变。达到这一步，中国故事就没有白讲。（储殷/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据中青在线5月11日
总统被停职暴露巴西的宪政脆弱
巴西参议院12日通过议案，女总统罗塞夫被停职180天。这期间她将接受全面调查，她有可能在未来复职，但也有可能被彻底罢黜。
罗塞夫遭到的最大指控是她伪造国家财政数据，掩盖经济下滑的事实，这些帮助她赢得了2014年的竞选连任。罗塞夫拒绝这一指控，认为她对国家经济状况的解释与前几任总统的做法没有不同，大家都是那样做的。
罗塞夫与其恩师卢拉都在执政期间扩大社会福利，赢得了穷人的拥护。但随着全球经济衰退，能源和资源价格大跌，巴西经济遭重创，财政枯竭，高福利难以为继，各种矛盾趋于尖锐，支持罗塞夫的执政联盟瓦解，巴西政治重新洗牌，酿成了宪政层面的危机。
然而巴西政坛的纵横捭阖并非这个国家有绝对权威的游戏，宪法规则遭到不同解释。罗塞夫所在的劳工党指责国家在发生“政变”，这一指责在巴西社会中得到相当程度的响应，11日有大量罗塞夫支持者涌到国会前抗议，全国多个地方出现有组织的示威，封锁了一些干道的交通，国家政治危机存在演变成社会混乱的可能性。
巴西是全球自然条件最得天独厚的国家之一，国土面积同中国差不多，全境土地肥沃，森林密布，矿产应有尽有。然而巴西长期是资源输出国，工业化不全面，劳动者的积极性不够高。然而面对全球化竞争，巴西自我调整的市场杠杆不足，政治杠杆则极其微弱。所有政党都以争夺选票为头号奋斗目标，它们只能对民众许诺缺少生产支撑的福利，而无力推动社会进行深刻改革。
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究竟是不是一场反腐败及法治建设的风暴，社会的看法严重撕裂，很多人怀疑它是新一轮变本加厉的政治斗争。罗塞夫被停职后，国家的一切问题犹在，目前尚看不到解决它们的进程有开启的任何迹象，而巴西政治冲突又因此上升到“动辄”弹劾总统的最高级别，各政党为公众利益开展妥协的空间被大大压缩。
巴西的情况告诉我们，西式民主需要有文化传统对民主规则信仰的强大支撑，否则民主的过程就可能充满动荡。此外在现代条件下，这种制度需要丰富物质资源的支持，它在国家顺境时更容易顺利，而在国家陷入逆境时却难以有效动员民众，组织社会为克服困难做出不同寻常的付出努力。这种制度有强烈的可以同甘而不可共苦倾向。
在施行西式政治制度的国家里，巴西的综合发展水平处于中上等。然而这个国家的政治运行一直没有实现理想的平稳，国家的发展时有坎坷，有过政变和军政府，长期受中等收入陷阱的困扰，贫富分化十分严重，中产阶级队伍难以巩固。
2015年的巴西GDP是负增长，今年的情况有更糟趋势，各派政治力量对此实际上都束手无策，证明对方比自己更加无能、腐败成为大家的生存之道。这种一团糟的政治局面让人们对巴西的未来多了一些悲观。
然而物产丰富、气候宜人的巴西是个既饿不死人、又冻不死人的国家。该国作为金砖国家需要多长时间恢复增长的活力不好说，但它“差不到哪去”却很有可能。巴西本土一百多年没有过战争，也未出现过大饥荒，它敢于“瞎折腾”，各种原因和奥秘恐怕也不是人口拥挤、社会竞争极为激烈的东方社会能完全理解的。（《环球时报》社评）
——据《环球时报》5月13日
财经广角
面对“L”型走势应有定力
中国经济运行是“L”型走势，“L”型是一个阶段，不是短时间能变化的。权威人士近日对中国经济形势的此番分析，引发各界广泛关注。
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经济可能经历‘U’型反弹”等论断颇为兴盛，有时会影响到社会公众对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内的经济走向判断。面对纷繁复杂的客观形势和人们趋于多元的利益认知，必须坚持以哲学智慧看问题，实事求是、脚踏实地。
事非经过不知难。在世界经济普遍低迷，国内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情况下，我国一季度GDP同比增长6.7%。中国经济运行的总体态势符合预期，有些亮点还好于预期。这个局面，得益于党中央、国务院科学决策部署，是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全国上下共同努力的结果。
但还应看到，经济运行的固有矛盾没有缓解，一些新问题也超出预期。未来中国经济运行态势总体平稳，既不会出现强劲的反弹，也不会出现明显的失速。因此，客观理性地看待经济运行中的成绩与问题，保持定力尤为重要。
保持定力，应该尊重市场规律，主动适应客观形势。首先在宏观政策上要稳住，避免出现短期化行为和不适度的对策。中国经济正处在爬坡过坎、滚石上山的关键时期，唯有牢牢把握“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经济工作的主线，才能培育新的发展动力。
保持定力，还应把深化改革作为主要抓手，把各项改革任务落到实处。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等“五大任务”，每一项任务都十分艰巨，都应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必须将各项改革任务、措施严格落到实处，杜绝改革轮子“空转”。
“慎重则必成，轻发则多败”。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心浮气躁、急功近利，从来都是改革发展的大敌。“谁无暴风劲雨时，守得云开见月明。”在这场全面深化改革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只有充满自信地走自己的路，扎实做好打基础利长远的工作，才能积小胜为大胜，图近功至恒远。（白靖利，姚友明）
——据《西藏日报》5月15日
中国股市存在上涨的条件
一个所谓“资产荒”的现实摆在所有投资者面前。到底什么是“资产荒”？站在投资者的角度就是没有好的投资对象，更准确地说，试图以低风险获得与过去一样的收益极难。所以，这是一个市场不断拉高“投资风险偏好”的时代，一个风险与收益严重扭曲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投资者不能及时提高风险偏好，就很难获得与过去同样的收益。对于一直保持低风险偏好的投资者，已经找不到低风险的投资品了，更谈不上满意的收益。
比如，当下全球债券市场，无论是哪个信用级别的债券，投资风险都非常大，如美国国债真实收益率为负，日本国债甚至名义收益率都是负数。这些当年全球最高品级的债券，现在连保本功能都不具备，这是不是巨大的风险？就更不用说金融债券、企业债券了，与一般投资者一样找不到适合投资品的金融机构，经营风险越来越高，需求不振导致企业利润率不断走低，企业债能够承付的利率越来越低，而违约变成家常便饭。
因此，投资者就要提高风险偏好，强化投资技术，拉长投资周期。提高风险偏好的去向首先是股票市场。但是，纵观发达国家的股票市场，其当下最大的问题是：除了货币宽松，找不到任何继续上涨的理由。而相反，真正还存在上涨理由的股票市场非中国莫属。
第一，中国的变革空间巨大，企业通过兼并重组，从无序的价格竞争走向有序技术竞争的空间巨大；第二，中国市场空间巨大，对有品质的商品存在巨大的潜在需求，这是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具备的优势；第三，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力世界第一，这个手段用之有度而恰当，必将成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强大动力，至少市场可以对之做出合理的预期；第四，中国老百姓同样缺乏令人满意的债务投资出路，而对房地产的投资、投机炒作也将随着政府税制改革进入尾声；第五，尽管中国并未跟随发达国家无度量化宽松货币，但中国货币流动性至少已经告别紧缩和短缺的时代。
以上这些因素，中国在全球可以说是绝无仅有。但为什么中国股市涨不动？第一，有恶意做空势力，造成信息扭曲，影响股市信心；第二，中国国民的风险偏好两个极端，一类高达赌博级别，一类低到非国债莫属，而两者回归中值的愿望极低；第三，这些年的货币投机收益过高，对实体经济摧残过狠，而市场扭转惯性又需要时间；第四，一大轮杠杆股市对投资者的心理伤害过大，刚被蛇咬，疗伤不及；第五，上市公司的可信度太差，地雷频发，不足以支撑投资者拉长投资周期的意愿。
资本市场是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场所。所以，股票市场首先应当是“投资场所”，其基本功能至少是“投融资功能”，而绝非单纯的融资功能。无论怎样认知，我们都必须尊重一个基本事实：股市基本功能应当有“两面性”，必须由投资和融资两部分构成。
20多年过去了，股市的确长大了，但投资者却没能得到足够的培育，而不断被“割草”的过程，更让投资者寒心。所以，股市管理必须强调投资者保护，严厉打击那些上市“割草”的冲动。这恐怕是当前股票市场管理最该尽快作为的事项。（钮文新/CCTV证券资讯频道总编辑）
——据中国经济网5月23日
“僵尸国企”退出的障碍并非无法化解
改革确实比较复杂。例如要让僵尸国企不生存，从理论上来说很容易，但如果真要把一个大国企关掉，它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执行的时候肯定会比较谨慎一些。第二个原因可能是，顶层设计方案做好了，但它最终实施的时候还是通过各个部门去落实，而各个部门的考虑和动力不太一样，所以有时候不同的部门，政策推进差距很大。现在的有利之处是，有了顶层设计，那就可以进一步加强实施和落实方面的协调，共同推进。
就国企改革而言，如果是“僵尸国企”要被关闭、被兼并或被重组，政府担心的无非是几方面的问题：第一，如果工人失业，会不会有社会问题；第二，会不会有很多不良资产——银行的不良贷款过多会导致问题；第三，一些地区的经济增长可能会受到影响。
这三个问题，有可能导致改革推进变得非常困难。但反过来看，不推进的后果是什么？例如我们确实担心失业问题，但通过支持一个本来已经资不抵债和产能过剩非常严重的企业继续运行，来保证一部分人的就业，和直接用资金保障这部分人的生活，哪一个效率更高？答案显而易见。
并且，目前我国有一定的社保体系，与过去什么都没有的改革环境已大不相同。同时，与过去劳动密集型国企很多的情形不同，目前的很多大国企尽管规模很大，但是其实都是资本密集型的，因此就业的问题其实是能够被化解的。
不良资产的问题也同样可以化解。其实，通过给“僵尸企业”提供更多的融资，让它们的不良资产不爆发，这更加危险。如果现在不处理，不良资产问题会变得越来越严重，这非常重要。我们已经见到很多企业，在2008 年或2009 年本来要破产了，结果在2009 年的刺激政策中全都被救活，但最近又要破产了。唯一的区别是，现在的负债已经比那个时候庞大很多。
从目前来看，以我国政府的资产负债表，或者说我们整个国家的财政能力，要化解不良资产问题是有可能的。比如，过去通过资产管理公司，将一部分不良资产先放在一个单独的平台上，慢慢化解。
第三个问题就是影响GDP增长：关闭国企使当地的经济暂时不活跃了。这正是长痛和短痛的问题。所以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它确实考验顶层的决断力。如果我是市长，估计我也不愿意关停。但如果不化解，以后的问题会更大。
因此，顶层设计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其实意味着顶层的协调和顶层的实施，大家一起来推动这件事进行。（吴敬琏）
——据新华网5月12日
房地产大国挤出制造业大国迹象初显
最近几日，华为要撤离深圳所引发的各方反应引人关注。昨天（5月23日）有媒体报道称，华为官方已经明确否认了总部搬离深圳的传闻。
不过，华为总部要撤离深圳的传闻也并非空穴来风。据说，华为创办人任正非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达了对房地产泡沫的厌恶，称目前深圳房地产过度发展对工业有挤出效应，“深圳房地产太多了，没有大块的工业用地了。大家知道大工业的发展，每一个公司都需要一定的发展空间”。
当然，房地产泡沫对制造业的挤出效应还不止体现在工业用地短缺上。用任正非的话说就是，从事制造业的“这些人要有住房，要有生活设施。生活设施太贵了，企业就承载不起；生产成本太高了，工业就发展不起来”，“高成本最终会摧毁你的竞争力”。
与任正非对记者抱怨房地产泡沫对制造业的“摧毁”效应所不同的是，在中国的跨国制造企业已经准备用脚直接做出选择。前天有消息说，苹果公司的CEO库克在印度表示，苹果公司希望将现有苹果生产线和服务都搬到印度。库克描绘的苹果公司搬迁路线图是，首先在印度南部的海德巴拉建设一个新的研发中心，专门开发苹果公司的地图产品，明年初在印度班加罗尔建立全新iOS应用设计与开发加速器。
库克的上述表示，与苹果公司最大的代工厂富士康老板郭台铭在去年5月透露的想法“不谋而合”。郭台铭展望说，到2020年，富士康将在印度建立10—12个生产基地，雇佣1百多万员工。这些基地包括工厂和数据中心。十几天前，印度媒体报道称，在考察生产环境之后，富士康有意在马哈拉施特拉邦买下1200公顷土地，投资100亿美元建新的制造厂和生产线，以用于生产苹果公司iPhone产品。
回过头来说，实际上，靠政府支撑的房地产业，其暴利的投资效应和示范，也同样起到驱离制造业的作用。有统计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民间投资增长额仅5.2%，且今年以来民间投资开始出现“一降一低并存”的特征：不仅增速降低，而且低于全社会投资增速。从2013至2015年，民间投资虽逐年下降，但增速一直高于全社会投资增速。2013年民间投资增速23.1%，高于全社会投资3.5个百分点；2014年民间投资增速18.1%，高于全社会投资1.4个百分点；2015年民间投资增速10.1%，高于全社会投资0.1个百分点。到今年1至4月，民间投资增速持续回落到5.2%，比一季度下降0.5个百分点，低于同期全社会投资5.3个百分点，占全社会投资比重也下降3.2个百分点。
上述“一降一低并存”的特征，其实正是房地产泡沫的累积效应开始在制造业显现出其负面效果的初步迹象。据说，政府有关部门已经派出人员到各地去调查民间投资下降的因由。民间投资下降，既不利于宏观经济数据，也不利于分散就业压力。当然，找出民间投资下降的因由之后，是否能够找得到解决之道则是另外一回事。“房地产兴、制造业衰”，这是中国未来发展道路上的最大一个陷阱。
不少地方政府已经深陷于上述陷阱而不可自拔。一些地方政府竭力甚至不惜违规违法托住房价，就是怕房地产泡沫破裂导致债务风险爆发而导致债务链条中的腐败窟窿暴露。这也许才是问题所在。（光明网评论员）
——据光明网5月24日
社会治理
以“好官员”引领“好社会”
在中国，对官员的道德要求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民间长期流传“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说法，是社会对于官员社会角色的基本预期。荀子在《儒效》一文中说道，“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 意思是，官员在位要为社会制定各种行为规范、制度纪律，通过行政管理使社会有序；不在位时，要不断修身养性，引领社会风俗。
吏治的基本价值在于“美政”和“美俗”。国学大师钱穆在其《晚学盲言》中也提到，中国传统政治对官员的要求是，“在朝美政，在野美俗”。对此，是不是还可以这样理解：一是说官员在位时要兢兢业业、克己奉公、努力工作，即“美政”；不在位时，依然要严于律己、恪守规范、引领风尚，也即“美俗”。二是说官员工作时间要遵守纪律、努力做好本职工作；下班时间，要严格要求自己，自觉遵守各项规定。“美俗”可以理解为首先自己严于修身，遵循社会日常生活的行为规范。这种日常行为规范对社会成员的日常行为的影响是深远的。
一个社会若是缺乏道德，将难以为继；若是出现组织化、制度化的不道德，整个政治生活将难以为继；而组织化、制度化的道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公信力和官员的德行。（丁元竹/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据人民论坛网5月11日
领导们扫完大街不妨去网上看看
5月14日下午，海口开展了声势浩大的2016年爱国卫生义务劳动，市四套班子领导率全市各级干部职工、驻区军警部队官兵及近万名身着红色帽子和马甲的志愿者一起走进医院、小区、背街小巷，动手清扫卫生。此次活动旨在为海口市民创造良好卫生环境，以优异成绩迎接省病媒生物防制专项考评和创卫技术评估。
网友们几乎众口一词：纯属作秀。领导们可能会感觉困惑甚至委屈：明明是身先士卒、以身作则，怎么到了网友的眼里就成了“装腔作势”、“矫情作秀”？
事实证明，作秀也是一种技术活，高质量的“官场秀”不仅能传播政策、鼓舞干劲、提升氛围，还能传递为政者的亲民情怀；但低质量的“官场秀”，除让人有兴师动众、劳民伤财之感，很难找到其他亮点。
据报道，当天共有9468人参加，共清除垃圾1170.3吨，清扫面积389705平方米。垃圾吨数精确到了小数点后一位，清扫面积更精确到了个位数。问题是，这究竟怎么算出来的？难道当天有专人负责给垃圾过秤，并拿着工具测量清扫面积？这样做有何意义？
媒体报道出来的这个“细节”经不住推敲，其他“细节”就令人遐想了，比如红马甲有没有花钱、花了多少钱？其实，不难想象，四套班子领导倾巢出动、亲扫大街，各部门会“高度重视”，制定“详细计划”，开车的、拎包的、提水的、摄影的、安保的等“各就各位”…… 这样一场活动下来，花钱多少暂且不说，领导们的确挺累。
建议领导们扫完大街，去网上看看、瞧瞧，有时候网友的批评虽然很难听很刺耳，但没有恶意，值得真研究和吸取。在高度发达的信息时代，为政者要经常上网看看，近距离了解真实民意。最尴尬的是，领导们自以为是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而在其他人看来，只是一场心知肚明的戏而已。（陈广江）
——据光明网5月16日
辞退自拍女辅警何以引舆情逆转？
微博用户“＠小天屎和老天翔的故事”发布的一组着警服自拍不雅照引起争议，网友批评其说，“请你不要穿着警服拍这些照片并上传网络”。澎湃新闻5月10日从辽宁省丹东市公安局振兴分局了解到，发布不雅警服自拍照的博主此前是振兴分局的辅警，因个人微博发布不雅自拍图片造成不良影响，分局已将该女辅警辞退。
因个别网友的质疑引起关注而遭辞退，被辞遭遇又引发网友的同情，不少人觉得处分有点严重而替她“鸣冤”，事件出现的舆情逆转未免出人意料。作为不是、不作为也不是，岂非让人左右为难？表面看貌似网友过于“刁蛮”，实际上暴露出应对网络舆论的智慧和能力的短板。
平心而论，女辅警穿警服玩自拍，还将照片晒于微博，显得不够严肃、优雅，有损警察队伍形象，从从严治警的角度来看，理所当然应该受到必要处分。但女辅警着警服和平脚裤自拍照，并不存在过于暴露等大尺度情节，虽有失优雅却很难跟严格意义上的“不雅照”相提并论，个别网友的质疑本身就过于上纲上线，是不是严重到必须辞退的地步显然也值得商榷。
网络舆论监督的威力日渐显露出来，不但表明民意越来越受到重视，而且也是民主不断进步的具象表现，但现实中也出现了两种倾向，一种是持抵触态度，或置之不理或粗暴回应，哪怕是明显的瑕疵或问题也不买账；一种则是缺失原则立场，出现网络舆情一味地急于“灭火”，刻意迎合网民的胃口，导致舆情处置过当。辞退女辅警就属于后一种情况。
女辅警微博晒出来的警服自拍照固然有失严谨，但照顾到年轻人喜张扬个性的特点，在无伤大雅且没有严重违反纪律的前提下，完全可以也应该以教育为主，指出问题、提出批评以观后效，某种意义上说也体现出对年轻人的爱护和挽救，不容分说给予辞退处分未免显得简单甚至粗暴。尽管网民观点偏颇、偏激的情况常有，但绝大多数网友还是客观、理性、公允的，应对网络负面舆情，既要充分尊重网民意见、重视网络舆情，避免患上“网络失明症”，又不能完全被网络舆论牵着鼻子走，患上“网络恐惧症”，一遭质疑便乱了方寸。实事求是、分清是非，坚守原则、不偏不倚，方能赢得应对网络舆情的主动权。（范子军）
——据中国青年网5月12日
美国最新报告：转基因安全但不能增产
长期以来，围绕转基因作物有许多是是非非，有人点赞有人批。美国国家科学、工程和医学学院17日发布一份大型报告，试图回答一些转基因领域“令人困惑的”问题。这份得到学术界赞许的报告再次确认，转基因食品对健康无不利影响，可安全食用；但同时认为，转基因技术不像支持者所宣称的那样有助提高粮食增产率。
这份408页的报告指出，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基因工程技术被应用于使植物产生特定的特性，如延长水果保存时间、提高食品维生素含量或增强作物抗病能力等，但只有两种转基因特性得到广泛的商业应用，即抗除草剂与抗虫害。今天最广泛种植的转基因作物主要有３种，分别是大豆、棉花和玉米。
可安全食用
人们对转基因食品最为担心的一点是，食用后会导致健康问题，例如使癌症、肥胖症、肠胃疾病、肾病、自闭症及过敏等问题的发生率增加。但这份报告指出，动物研究以及对转基因食品成分的分析未发现转基因食品在安全性上与传统食品有任何不同，流行病学数据也未发现消费转基因食品与疾病之间存在任何关联。
撰写报告的转基因作物研究委员会的主席弗雷德•古尔德教授当天在华盛顿举行的记者会上说：“美国人与加拿大人食用转基因食品已经有２０年历史了，但我们没有看到任何这个方面（疾病发生率增加）的证据。英国人与欧洲人很少食用转基因食品，我们把美国与加拿大的（疾病发生率）情况与英国与欧洲的情况进行比较，也没有发现两者存在区别。”
报告还指出，有证据表明，一些转基因作物反而有利于健康。例如抗虫害转基因作物减少了对人体有害杀虫剂的使用，而添加贝塔胡萝卜素（维生素Ａ前体）的大米有助在一些发展中国家预防因缺乏维生素Ａ引起的失明与死亡。
在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基因工程与社会学中心担任共同主任的古尔德说，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没有有说服力的证据表明，不利的健康影响可直接归咎于消费转基因食品。但一个重要提醒是，任何食品，无论是转基因还是非转基因，可能都会有一些细微的有利或不利的健康影响。这种影响无法通过审慎检查而检测出来，而是需要经过很长时间的发展才有可能显现。
无助提高增产率
长期以来，转基因技术主要优势之一是被认为可以增加作物产量。但这份报告认为，在增产方面，转基因技术与其他育种技术相比并无优势。这对许多转基因支持者而言无疑是一记重击。
总体而言，种植转基因作物对农民有着积极的经济影响，包括减少作物损失及杀虫剂使用。但撰写报告的研究人员对美国农业部有关转基因技术引入前后的大豆、棉花和玉米产量进行分析发现，“从这个数据觉察不到作物产量增长率有明显变化”。
报告写道：“尽管总体的试验性证据表明转基因特性对实际产量增长作出贡献，但从美国农业部的数据看，没有证据显示它们实质性提高了美国农业产量增加的速度。”
古尔德在记者会上说，这是一个令他们之中许多人“吃惊”“挠头”的发现。“相当多的人声称我们需要转基因作物去养活这个世界，使用转基因技术我们能提高产量的增长率。如果这样做，我们将不需要更多的土地来种植庄稼，”他说，“转基因作物来了，但我们没有看到产量增长率突然增加。”
报告还说：“对作物现有转基因特性不断演化的抗性是一个重大农业问题。”这种问题包括害虫与野草的转基因抗性问题，比如许多地方的野草发展出对草甘膦的抗性，而草甘膦是当前全球最主要的转基因作物的抗性除草剂。
为此，报告建议通过多样化的不同途径来促进产量稳定提高，而不仅仅是转基因技术。
作物特性是监管重点
近年来，CRISPR等基因编辑新技术的出现，给农业生产的监管带来了新问题。比如，美国农业部最近豁免了对经CRISPR编辑的一种蘑菇和玉米的监管，认为它们不含任何外源遗传物质，因此无需受到监管，这引起一定争议。
对此，最新报告表示，基因工程技术与传统植物育种技术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在决定一个新的植物品种是否应接受安全性检测时，重点应该是它具有的新的特性是否会对人体健康或环境构成风险，而不是用什么技术培育出来。
报告强调，监管机构应主动向公众通报怎样对新技术及其产品进行监管的信息，也应主动就这些问题征求公众意见。“关于转基因作物的政策具有科学、法律和社会３个层面，不是所有问题单靠科学就能解答”。
报告举例说，从转基因作物对健康影响的技术评估结果看，报告撰写委员会不认为强制性转基因食品标签是保护公众健康的合理措施，但这个问题涉及社会与经济选择，不仅仅由健康影响评估结果决定。目前，转基因作物种植第一大国美国并没有实行转基因食品强制性标签制度。
虽然围绕转基因问题的争论不会就此停歇，但多名未参与报告撰写的生物工程技术专家赞扬说，这份报告内容全面、客观、平衡。美国佐治亚大学教授韦恩•帕勒特在一份声明中说：“读了这份报告后，一个必然的结论就是：转基因作物就是作物。它们不是一些支持者所宣称的万能药，也不是其他人所宣称的可怕怪物。”（林小春/新华社记者）
——据新华网5月19日
观点摘编
盘活“休眠大楼”
避免更大浪费
据报道，《关于党政机关停止新建楼堂馆所和清理办公用房的通知》印发之后，各地广泛出现的新建办公楼闲置问题广受社会关注。目前，部分地区对不符合规定的办公楼进行了处置，盘活资源重新利用。不过，“休眠大楼”仍不在少数。对此，有网民表示，建好的办公大楼闲置荒废，不仅浪费资源，也影响政府形象，任由办公楼闲置有惰政之嫌。建议对停工的新建办公楼进行鉴定，合规合理的可以续建、使用，不合规的改造后转用于其他社会事业，或以出租、拍卖等方式处置，盘活资产、避免浪费。（于璐/据《经济参考报》5月23日）
我们更容易获取信息
却未必能看到真相
为避免新闻反转之伤，围观者必须要提高自己对信息的研判能力。不妨以比尔•科瓦奇和汤姆•罗森斯蒂尔两位美国新闻工作者所著的《真相》一书中的“六问”为判断标准：1.我碰到的是什么新闻内容？2.我得到的信息是完整的吗？假如不完整，缺少了什么？3.信源是谁/什么？我为什么要相信他们？4.提供了什么证据？是怎样检验或核实的？5.其他可能性解释或理解是什么？6.我有必要知道这些信息吗？（陈方/据《中国青年报》5月20日）
美国审查公务员“朋
友圈”值得借鉴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珀日前宣布，审查朋友圈，将成为一项新录用公务员前的安全措施。美国式的审查措施，是出于国家安全的目的，防止公务员交友不当，受到了朋友的影响，或者与间谍等交往密切，导致国家机密泄露，并危及国家安全。同时，对新入职公务员进行“朋友圈审查”，也能实现源头控制，防止一些不良分子乘机混进国家权力机关，并掌握核心机密。
美国审查公务员“朋友圈”的做法固然不应照抄照搬，不过却有诸多值得借鉴之处，比如其措施的目的性、正当性和手段的合理性，就值得认真的研究和分析。国内的“朋友圈审查”模式，不一定非得局限于国家安全的层面，出于对管理、教育、约束和监督公务员的现实出发，都应当扩大对公务员的管理范围，在盯紧其本人之时，也盯紧其朋友圈，如此才能形成监督合力，让权力的笼子牢起来。（堂吉伟德/据光明网5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