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要目
我们有能力应对当前的复杂局面/章百家
当前世界各国各有各的难处，相比之下中国的情况是比较好的。在世界有可能陷于动荡之际，中国在维护和平与稳定方面发挥积极的建设作用，将可以进一步确立大国地位，展现大国风采。
理性看待我国的对外投资和外援/《环球时报》社评
中国企业必须向外走，这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需要勇敢面对的一段经历。如今前往海外投资的中国企业堪称是帮这个国家经济向全球渗透的先驱者，为此而冒风险的企业家和一线操盘手们将涌现一批特殊的“时代英雄”。
“耿飚之问”令人警醒/蒋维祥
“耿飚之问”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既现实又紧迫需要回答的问题：与战争年代相比，现在的干部与群众的感情，究竟是深了还是浅了？究竟是亲了还是疏了？
美国需要“金融去产能” /钮文新
美国财长雅各布•卢认为：中国产能过剩将导致全球市场出现扭曲。但在我看，全球最应当去掉的产能就是“金融产能”，尤其是金融投机品的产能，它才是扭曲全球经济和市场最核心、最重要的动力。
目录
大国崛起
我们有能力应对当前的复杂局面/章百家
从霸屏欧锦赛看“中国制造”的自信与创新/李华东
超级计算机 还要走向应用/施经
理性看待我国的对外投资和外援/《环球时报》社评
枪支政治彰显美国制度困局/范勇鹏
社会脉搏
“耿飚之问”令人警醒/蒋维祥
“秀”也可以恰到好处/张东锋
年轻人变得更穷了吗？/李方
法律不能对走路玩手机太客气/光明网评论员
财经广角
美国需要“金融去产能”/钮文新
发展有助于人类的人工智能/郑南宁
分享经济的四种模式/张孝德 牟维勇
从美国自来水危机看新水经济体系的创建/郭夏
大国崛起
我们有能力应对当前的复杂局面
当前，中国的改革开放又一次进入一个比较困难的时段，其原因包括内外两方面。
从国内看，主要是改革开放已进入一个与以往明显不同的新阶段。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阶段已经结束，正进入一个中速增长的阶段。第二，在经济发展之后，财富的分配问题日益突出；社会贫富分化和利益集团的出现，使这一问题更趋敏感。第三，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和人们的思想观念已发生明显变化；在利益多元化的情况下，统筹协调各方、凝聚改革共识要比以往复杂得多。第四，经过多年的高速发展也积累了不少问题，如环境问题、产能过剩问题、老龄化问题、腐败问题等等。我们所遇到的问题或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现代化“起飞”阶段完成后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一类是新体制不完善、不健全所造成的。后一类实际又分两种情况，一种确属新生事物，还需要成长；另一种是表面看起来是新的，但旧的成份很多，有些问题我们以为在改革过程中已经解决了，实际上仍未解决，或有所反复。
从外部环境看，现在的情况与以往也有很大不同。当前的国际形势有两点很突出：第一，世界经济低迷，复苏尚需时日。近20年来先后发生了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虽然这两次金融危机都对中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总的看，中国在这两次危机之中都起到稳定大局的作用，而且中国经济的发展对世界经济的恢复作出了巨大贡献。当前，世界经济持续低迷，而中国经济增长放慢，这两者之间将有怎样的相互影响、应如何互动，就很值得关注与研究。第二，国际政治前景难以预料，世界有失序的危险。现在，中东地区的战乱一时难以结束，恐怖组织和难民问题已对欧洲形成冲击。发达国家包括美国内部左、右撕裂，难以产生像样的领导人。在亚太地区，朝核问题、南海问题也继续发酵。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如何作为将引起世界特别是周边国家更多的关注和反应。
尽管当前我国面临的形势复杂性超过以往，但我们有应对复杂局面的经验，也有超出以往的实力。结合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解决当前的问题，我认为应着重注意五个方面：第一，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首先要集中精力，踏踏实实做好国内的事情。特别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治和民主建设等几个方面不能退缩，而且要有新思路、新办法。第二，既要树立中央的权威，又要通过集思广益形成新的改革共识。在决策时如此，在执行决策的过程中同样如此。第三，中央、地方和基层之间的良性互动，是中国改革中一个突出的现象，也是一条重要的经验。以往如家庭承包、经济特区建立、股份制和证券交易等等，都是通过上、中、下层之间的互动才得以出现。第四，在新形势下，如何权衡短期、中期、长期的利弊，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第五，中国的改革发展离不开良好的外部环境，离不开与世界各国的合作共赢。
当前世界各国各有各的难处，相比之下中国的情况是比较好的。在世界有可能陷于动荡之际，中国在维护和平与稳定方面发挥积极的建设作用，将可以进一步确立大国地位，展现大国风采。（章百家）
——据《北京日报》6月20日
从霸屏欧锦赛看“中国制造”的自信与创新
北京时间6月11日凌晨3点，2016法国欧锦赛正式开战，与此同时，我们也迎来中国品牌全球化的历史性一刻：欧锦赛56年历史上首个中国赞助商——海信的品牌广告，在法兰西大球场伴随着精彩激烈的比赛，呈现在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亿观众的面前，大有“霸屏”之势。
尽管“霸屏”欧锦赛对于“中国制造”还是破天荒的头一遭，但“中国制造”与世界顶级赛事的关系却早就密不可分。尽管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没有中国国足什么事，却成为中国制造大展拳脚的平台。从比赛用球、纪念用球、球迷围巾、加油乐器卡塞罗拉，到赛场的电子大屏幕、广告版的太阳能设备，一些城市的轻轨和大巴，中国制造无处不在地服务着世界杯。而在2012年的英国伦敦奥运会上，从入场礼服，到奥运赛场飘扬的各国旗帜，以及各式各样的小商品，“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可谓无处不在，在奥运会特许商品90％都是国外制造的情况下，中国制造的产品就占到了其中的65％，可以说除了没有“霸屏”之外，世界顶级赛场内，早就成了“中国制造”的产品集散地。
不难想象，能够被世界顶级赛场采用的产品和服务，乃至能够出现在世界顶级赛场内的产品或广告标识，既是企业实力和产品质量雄厚过硬的象征，同时也包含着领先世界的创新价值和独具匠心的创造元素。面对全球触目的顶级赛事，任何一个国家的企业、商家都不可能轻易放弃进军赛场的机会，其竞争的激烈程度丝毫不亚于赛场内运动员针尖麦芒的大比拼。从这个意义上说，能够进入世界顶级赛事的众多产品，不仅仅只是“中国制造”，更包含着优于别国的“中国创造”。而据报道说，在60天以后即将开幕的里约奥运会，从奥运建筑到地铁，从奥运服装到吉祥物，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都将闪耀在里约的每个角落。
平心而论，以往我们无论从某些媒体的报道中还是一些微信朋友圈转发的网络“传言”里，对于国际市场上“中国制造”的描述，大多是难登高端的“质劣价廉”，即便受到国外消费者喜爱，无非也是走低端赢来的廉价市场而已，偶尔出现的高端产品，也仅仅是幕后的“代加工”，甚至不会出现“MADE IN CHINA”的字样，这种非客观的对“中国制造”偏见描述，不但给社会带来的误导，更是一种缺乏民族自信心的“自我唱衰”。实际上中国很多企业早就“厌倦了”国际加工厂的身份，一直都在踏实低调的创新创造。能占据世界顶级赛事所需产品的大半个江山，甚至呈现“霸屏”，其本身就是展现“中国创造＋制造”的最好诠释。这或许比中国健儿在世界赛场上争金夺银更有特殊的现实意义。（李华东）
——据中国青年网6月14日
超级计算机 还要走向应用
最新公布的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显示，中国的“神威•太湖之光”登上榜首，中国超级计算机上榜总数也首次超过美国名列第一。这一消息令人振奋。
超级计算机被誉为“现代科技的大脑”，是航天工业、气象预报、地震监测等领域的中枢神经。毫不夸张地说，通过超级计算机研发水平，即能大致判断一国的科技综合实力。我国超级计算机研发起步不算晚，1958年开发的首台数字电子计算机——103机开始了在该领域的探索。1983年成功研制“银河”系列超级计算机，让我国具备了进行中期数值天气预报的能力。从1992年开始，我国研发速度明显加快，特别是2010年，“天河一号”成为世界上运算速度最快的计算机。此后，“天河二号”一度稳居榜首，直至为“神威•太湖之光”所替代。“神威”的运算速度是“天河二号”的两倍、美国“泰坦”的五倍。国家超级计算无锡中心主任杨广文曾做过形象的比较：“这套系统1分钟的计算能力，相当于全球72亿人同时用计算器不间断计算32年。”这是我国超级计算机研发能力提高的有力证明，也是坚定不移搞创新结出的硕果。
对于超级计算机，不少人有这样一种偏见，认为计算机由处理器等拼装而成，没有多少“技术含量”，以至在2010年超级计算机会议（SC2010）上，有供应商高管开玩笑：“将100000台Android智能手机连起来，就能制造最快的计算速度。”这无疑是想当然，因为除了处理器，计算机的“架构设计”（指网络系统和软件系统）更加重要。计算机并非无条件地服从“1+1=2”的铁律，不合理的架构将使其性能大打折扣，而合理的架构则需要科研人员通过反复计算和试验取得。在芯片等原材料大致相同的情况下，计算机的计算速度直接体现了内部结构的优劣，是创新水平高低的体现。也有人质疑：超级计算机使用的处理器等大多由美日进口而来，我们是否依然掌握研发的主动权？确实，“天河二号”依然采用英特尔公司的芯片，直到美国限制对华出口处理器后，“神威”才选择国产芯片。不过，选择英特尔芯片几乎是国际主流计算机的普遍选择，包括日本的“京”同样依赖进口芯片，我们不能因为材料取之于人便断言丧失了主动权，关键要看最终由谁赋予计算机灵魂。
我们也必须看到，国产超级计算机尽管运算能力一流，却也存在不足，比如在日常应用上。一方面，这与我国科研开发模式有关，在获得财政支持后，科研团队往往只负责完成科研项目，不会为商业化提供可行性方案。据统计，国内超级计算机研发经费中用于开发应用软件的尚不足10%，而在美国占比多达30%以上。超级计算机未能充分投入商用，将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另一方面，与部分企业对超级计算机“貌似熟悉，实则不甚了然”的情况有关。2014年4月，“天河二号”试运行对外开放，但只有120家企业和研究机构选择试用，许多商用飞机公司宁可使用陈旧过时的计算平台也不愿意采纳新技术。
超级计算机要充分走向应用，既需要相关部门和科研团队进行富有针对性的推广、宣传，更需要鼓励企业积极接触、尝试新技术，发挥前沿科技的潜能，真正造福社会。（施经）
——据南方网6月22日
理性看待我国的对外投资和外援
河北钢铁集团今年4月达成收购塞尔维亚斯梅代雷沃钢铁厂协议，出资4600万欧元。消息近日传出，同时有人查出，美国钢铁公司曾于2012年以1美元将该厂卖给塞尔维亚政府，两相对照，一些人大呼中国“又亏了”。尽管不太沾边，但质疑中国“外援”的声音又起。
一个时期以来，中国舆论场上有种“逢对外投资和外援必反”的倾向，而且经常把对外投资、贷款和援助混淆起来。表达这种情绪的人强调中国要用钱的地方很多，只要去国外花钱都被他们看成“乱撒钱”，相关的外国都被认为有可能成为“白眼狼”，有朝一日“反咬中国一口”。
这种毫不专业的民粹主义质疑不断蔓延，而且经常一点就着。就像塞尔维亚的这单生意，乍一听像是言之凿凿。然而这个对中方“很傻”的编排根本经不起推敲，美方当年以1美元出售那家钢厂，与河北钢铁集团4年后花4600万欧元收购它，条件不可能是一样的。而那些条件的变化值不值4600万欧元，只有谈判者才会知道。河北钢铁集团是企业，不是政府。企业对外投资遵循的逻辑与舆论场的标签式价值判断完全不是一回事。企业对外并购除了可能有获取资源和技术等目的，还可能为了规避贸易壁垒，完善企业的区域布局等。河钢的这次收购一定有它自己的战略考虑，“发展中塞友谊”肯定不是它的首要。
中国企业必须向外走，这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需要勇敢面对的一段经历。看看全球有多少美国、日本、德国的企业吧，再看看新兴工业强国韩国的大公司走了有多远。中国企业如果都是“窝里横”，中国岂有现代化的未来! 如今前往海外投资的中国企业堪称是帮这个国家经济向全球渗透的先驱者，为此而冒风险的企业家和一线操盘手们将涌现一批特殊的“时代英雄”。这股对外投资潮中肯定会有一些失败者，但那些失败从全局看并非毫无意义。如果中国社会连这点“容错”胸怀都没有，那可真是悲哀。
有些网友不了解情况，想当然说说风凉话，也就罢了。然而少数有知识的人也跟着做毫无根据的质疑，对个别对外投资的闪失做政治化的夸张解读，甚至推动营造中国对外经济活动总体上“很失败”的舆论氛围，就很不应该了。中国近年来有战略意义的作为不时在互联网舆论场上“被黑”，载人航天被指“乱花钱”，造航母被说成“没必要”，搞大型天文望远镜被炒作有“强制搬迁”，中国最好的东西遭一些人冷嘲热讽。我们或许只有想到这表明中国真的实现了舆论多元化，才会感到一些安慰。
这些声音显然是非理性的。它们的存在或许是合理的，但决策者们应当有主心骨，能够承受少数、甚至一时较大量的反对声则是必要的。非如此，中国人就只能永远集体做农民和小商小贩了。我们也唯有挤在神州大地上，膜拜着西方跨国公司的产品和广告，再过多久也挣脱不了黄土地的束缚。
中国人一定要鼓励闯劲，习惯承受风险。美国损失了两架航天飞机，整个航天飞机项目被取消了，但美国人抱怨了吗？中国对外开放的成果举世感慨，而每一个开放的波次都有当时的风险，却最终收获颇丰。我们何必妄自菲薄，走到今天反而患得患失，战战兢兢了？（《环球时报》社评）
——据《环球时报》6月23日
枪支政治彰显美国制度困局
血腥的奥兰多枪击案声犹在耳，20日，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共同提出的四项严格控枪提案却在参议院被否决。有分析认为，原因之一就是部分议员面临竞选连任压力，不敢开罪全美步枪协会等反控枪利益集团。
但这只是一个具体的微观原因。事实上，这次立法受挫无非是又一次凸显了美国越来越严重的制度困境。对社会有益的改革措施无法通过立法程序已经是美国政治中司空见惯的现象，美国奠基者们精心设计的三权分立制度和历史中逐渐形成的两党制度似乎已经使美国政府掉入了一个“无所作为”的陷阱。
美国政治中经常出现这样一种现象：精英阶层乃至全国上下都认为应该进行的某项改革，一旦进入立法程序，总是莫名其妙地折戟沉沙。例如，历年来，以改革总统选举中不合理的选举人团制度为目标的法案至少有近千部，但每次都在众议院或参议院被否决或未能进入立法程序。历史表明，当积弊难返，美国只有通过非常规方式才有可能短暂打破这种困境，比如杰克逊靠民粹政治、林肯靠南北战争、罗斯福靠经济危机。人们有理由怀疑，今日美国是否又到了发生这种非常规变革的前夜？
自2008年最高法院对“华盛顿特区诉赫勒案”的裁决明确了个人拥有持枪权利之后，美国在控枪上已不可能有大的进展。但枪支管控在美国也并非不可完成的任务。美国是联邦制国家，联邦政府和最高法院做不了的事情，州和地方政府及法院可以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做微调式的改革。一些州对购枪、持枪者的背景调查以及枪支的类型和火力也的确有比联邦法律更严格的规定。这次的两党联合提案，也主要是在限制有恐怖分子嫌疑的人购枪和加强背景调查等具体方面做细节性的改进。参议院的否决无疑是对这种“渐进”式改革的严重挫伤。
在政治和法律制度之外，更严重的问题是，虽然控枪符合多数美国人的意愿，但是近3亿支的持枪规模已经使普通美国人陷入选择的困境：一方面，支持控枪明摆着无法解决问题，因为作为一种私有财产，已经存世的私枪不可能被销毁或收缴。另一方面，不支持控枪，无疑会纵容一次又一次的枪支暴力。经常性的不安全状态，已经使相当多的美国民众失去了做出理性选择的能力。民众往往不是在好和坏之间选择，而是在两害相权，取舍维艰。相比起制度的僵化，民众的理性失能也许更可怕。
当事实不断证明，理性在公共政策选择中已经失去意义时，实际上反映的不仅是美国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的弊端，更是从根本上挑战了美国政治的价值基石。（范勇鹏）
——据《北京日报》6月24日
社会脉搏
“耿飚之问”令人警醒
据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耿飚的长女耿莹前不久在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党校给学员们讲述了“耿飚之问”的由来。上世纪90年代初，耿飚重返他曾经战斗过的西北某县考察，一天晚饭后，突然来了一群告状的老百姓，诉说对一些县乡干部的不满。第二天，耿飚在当地干部大会上回忆说，战争年代，一个战士损害了当地群众的利益，旅里决定枪毙他，结果，一大群老百姓下跪为这个战士求情，耿飚反复说明八路军的军纪，可老百姓一个也不起来。耿飚话锋一转，向当地干部提了一个问题：“如果现在你们犯了错误，有没有老乡给你们求情？”在座的当地干部顿时鸦雀无声。
看上去，“耿飚之问”只是说给当地干部听的，似乎也是就事论事，可实际上，“耿飚之问”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既现实又紧迫需要回答的问题：与战争年代相比，现在的干部与群众的感情，究竟是深了还是浅了？究竟是亲了还是疏了？
百姓为战士求情究竟是否起到了减轻处罚的作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所表达的惋惜、不舍的情感比金子还贵重。诚然，在法治社会，干部犯错都会依照法律法规进行惩处，下跪求情之类已经没有了意义，但百姓对犯错干部同情不同情、惋惜不惋惜，就好像一根温度计，能够测试出干群关系的温度。
有许多成天和百姓一起摸爬滚打的基层干部，可能由于经验不足、能力有限或者客观条件不具备，导致判断失误，造成损失，有的还因此受到党纪政纪处分，但百姓还是给予理解和惋惜，因为他们能够看出，这些干部无论是内心还是行动，都在努力为民办事。问题在于，并非所有干部都能得到百姓这样的理解和惋惜，原因很简单，有些干部对群众的感情越来越冷漠，在一些地方或单位客观上形成了干群之间的隔阂。
据《中国纪检监察报》最近报道，一位在基层调研的干部遇到一名乡镇干部，说话间，那位乡镇干部的手机响起。电话里，村民急促的求援声清晰可辨，可这位干部却大声说：“你说什么？我听不见！这里信号不好！”言毕，立马挂断电话并迅速关机。试想，这样的干部一旦“出事”，群众还会理解、同情、惋惜他们吗？更不消说一些干部为了私利，变着法儿侵害百姓的利益，群众更是看在眼里，气在心上。这样的干部一朝栽了跟头翻了船，他们听到的绝不会是求情声，而只会是叫好声。据《中国检察报》报道，四川雅安原市委书记徐孟加被免职时，雅安市的一些街道响起了鞭炮声，徐孟加后来在监狱里忏悔道：“免职时听见鞭炮声，我痛不欲生！”
当年百姓为犯错战士求情，反映了人心所向，同样，徐孟加被免时的鞭炮声也反映了人心所向。如今干部犯错后，究竟有多少百姓会为他们求情，真的说不准，扪心自问，一些干部自己也难回答这“耿飚之问”。不解决权为民所用的问题，表面上我们失去的只是百姓的求情，而实际上，失去的可能是最为珍贵的人心！人心是最大的政治，脱离群众是执政党最大的危险，这已经被历史证明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明白了这一点，记住“耿飚之问”的意义，自然不言而明。（蒋维祥）
——据《南京日报》6月15日
“秀”也可以恰到好处
最近有两则涉及“秀”的报道引起不少网民关注。一是某地干部背了一位受伤朋友过水塘，负责宣传的同事误解为转移行动不便的群众，图文发布后被指有“作秀”的嫌疑；另一则是山东潍坊市交警支队直播夜间执法查车，一个晚上就吸引了3万人次在线观看，且这个“秀”受到了绝大多数网友的称道。两件被网民围观的热点事件，因为舆论的反应截然相反，颇耐人寻味。特别是交警查车的直播，它一定程度上表明，公众对“秀”并非天然反感，关键是“秀”得恰到好处。
对公众人物来说，由于经常被置于公众目光之下，所以任何特定的言行都可能被解读出“秀”的意味；而作为公共权力的执行者，即便普通的政府工作人员，其在公开场合的一举一动都有可能受到格外关注。说到“秀”，古即有之。比如清朝皇帝往往会在每年立春日“扶犁亲耕”，目的是向官员和百姓传达其重农的治国理念，以亲身示范“劝民农桑”。到了今天，官员身体力行参加一些活动，不仅是为了凸显对一些事物的特别重视，同时更有亲民之意，甚至在现代政治理论里头，“秀”已进入了形象公关的范畴，受到政治家的格外重视。
好的“秀”令人印象深刻，收到良好的传播效果，反之，就有可能变成“作秀”，适得其反。纵览国内外各种案例，一些官员的“秀”之所以没能得到认可，无外乎以下两点：一是为做而做，结果就变成了走形式，比如有些人参加植树活动，还要带上鞋套唯恐沾了泥土，如此“不接地气”显然会让人怀疑其真实用意。二是承诺不兑现，以致失信于民，就像那些老是打不进的领导热线，给人的感觉就是开了“空头支票”，也就无法收到亲民之效。
由是观之，那位背朋友的干部之所以会遭遇“作秀”质疑，虽直接原因是负责宣传的同事错误传播，但深层次的问题恐怕是一些网民将其理解成“为了背而背”，存在拿朋友“充数”的嫌疑；而交警直播查车，则跟前不久的河南城管网络直播执法相似，虽然会有“执法过程可能会涉及被执法者的隐私与商业秘密”的担忧，但比起出现执法争议后发布的视频，执法过程直播所带来的真实感、连续性、完整性，更贴近公众对于权力运行公开、透明的心理需求，这样的“秀”拉近了彼此距离，自然赞多于弹。
因此，作为一种行为过程，“秀”得是否恰到好处，还是可以找到一些公认的评判指标。这包括：真实，当事的领导干部真正去做了，如果只是到了现场简单地比划了一下拍完照就走人，或仅是出于宣传需要摆拍乃至PS出一些“慰问照”、“扶贫照”，至少传播效果上会打折扣；惠民，至少给当事人带来了实际好处或解决了某些需求，即使只在特定情形下“秀”了一次，也应该予以肯定；一致，即要表里如一，少一些“突击秀”，诸如偶尔坐一次地铁，或是类似某位落马官员那样把豪车开到办公楼附近再换自行车上班，不仅于自身无益，还有可能损害群体形象。
大众媒体的发达和自媒体的日渐流行，增加了领导干部乃至普通执法者的曝光度，一些行为也就比以往更容易陷入争议。一些“亲民秀”之所以频频遭遇公众的“习惯性质疑”，与过去我们的行政系统相对于外界比较封闭，部分领导干部与市民的日常性互动不强有关。那些“为了做而做”的“秀”固然要避免，但也无须被争议束缚了手脚，变得不敢为或不为。“亲民有真感情，爱民有真措施，利民有真成效。”特别是对那些“亲民秀”而言，只要真真正正去做了，而且坚持长久，则不仅可以改善政府自身形象，最终也会提高整体的公信力。（张东锋）
——据《南方日报》6月23日
年轻人变得更穷了吗？
年轻人变得更穷了？我查了一下数据，是的！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5年全国城镇在岗职工平均月薪1530元，2015年全国城镇就业人员平均月薪4467元。
据北京大学课题组数据，2005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平均起薪1588元；据第三方调查机构麦可思数据，2015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平均起薪3694元。
数据一目了然。2005年，大学毕业生月薪是城镇职工的104%；10年后的2015年，大学毕业生只有城镇职工月薪水平的83%。再看10年增幅。大学毕业生平均起薪增长232%，城镇职工平均月薪增长338%。这是未考虑通胀的结果，但通胀对所有工薪族的影响应该是相似的。
可见，过去10年，相对社会总体水平，大学毕业生是一个失落的阶层。如果把毕业生当作年轻人的代表，年轻人的确变得更穷了。
这里边原因很多，例如大学毕业生供给的逐渐过剩，劳动力整体素质的普遍提高，等等。但是最关键的因素，可能是在资本主导的年代，特别是资本过剩的年代，包括大学毕业生在内的年轻人，作为非熟练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议价能力持续下降。从资本的角度，要求立竿见影的经营效果，宁愿支付给熟练工，而不是培养无法提供即战力（即刻就能投入工作的战斗力）的大学毕业生。雪上加霜的是，过剩的资本倾注到房地产和金融领域，房价疯涨，加剧了年轻人的相对贫困。
应该说，这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全世界的趋势。在强势的资本面前，劳动力特别是年轻劳动力居于相对弱势地位，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权力与资本的融合，导致社会阶层趋于固化，缺乏权力和资本的社会中下层被牢牢按在现有位置上，处境甚至有恶化的趋势。
今天出身中下层的人，正如经济学家何帆所说：“生于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人是最幸运的，大体来说，这一代人完全可以靠个人的努力，获得理想的工作，过上体面的生活。但是80后和90后已经开始感到巨大的压力。从上学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感受到同学与同学之间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走上社会后还将继续显露和扩大。相比上一代人，今天的年轻人通过自身努力改变命运的机会，可能正变得越来越小，甚至可能已经错过了时间窗。
从西方国家正在面临的危机可以看出，制度和资本带来的双重不公平，不但深刻影响了这一代年轻人的境遇，也可能正在孕育着最深刻的社会危机。没有哪一代人甘于不公正的命运。当他们试图改变，其国家包括这个世界，将给出怎样的回答？
在中国，我们听到了什么样的回答？如果只有资本的疯狂流动和聚集，只有权力看上去的无所不能，那么年轻人终将被抛弃。而一个抛弃了年轻人的社会，它想要往何处去？（李方）
——据《中国青年报》6月24日
法律不能对走路玩手机太客气
这是一则挺有意思的社会新闻：昨日（15日）下午，广东江门男子罗先生准备过马路时，手机突然被一外国人摔坏，两人随即相互拉扯起来，民警赶到协调，对于摔手机，外国男子表示过马路时看手机是一种很不安全的行为，因而想提醒一下罗先生，经民警劝解后两人终握手言和。
老外的做法，当然是以暴制恶，无可抵赖，不可提倡。不过，走路玩手机，弄得老外都看不过去，以至“该出手时就出手”，也挺让人脸红并深思的。在中国，走路玩手机，简直太司空见惯了。检索新闻可知：“南京一男子过马路玩手机 被过往车辆二次碾压”、“吐鲁番市安全员走路玩手机 掉进地基钢筋穿身”等悲剧并不鲜见，至于“妈妈玩手机弄丢儿子”等闹剧，也是隔三差五让人深感无语。
根据中国互联网协会、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CNCERT）首次联合发布的《中国移动互联网发展状况及其安全报告（2016）》：2015年，中国境内活跃的手机网民数量达7.8亿，占全国人口数量的56.9%。如果“走路玩手机”没人问没人管，这种危险行为，对于公共安全及个人风险来说，恐怕是明摆着的巨大隐患。按照墨菲定律，玩着手机常在路边走，就绝不只是会“湿鞋”而已。
当然，边走路边玩手机，也并非是国人专利，谈不上中国式烦恼。因此，在治理这种智能手机风险的时候，各国也采取了不一样的姿态。略显宽宥的，比如德国。在德国科隆与奥格斯堡市出现一些路面红绿灯，据说这些灯能够提醒那些沉迷于智能手机的人注意交通安全。明亮的发光二极管电池板能够直接被安置在柏油马路里，很容易被看到。稍微严肃的，比如美国。今年3月，美国新泽西州的一名议员提议，立法禁止走路时打电话、发短信、听音乐等“分心”行为，违反者被处罚款或拘留。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份报告指出，2000 到 2011 年间，行人因手机分神事故中预计共造成了超过 1 万人受伤。
从具体生活回归理性逻辑：既然在路权的配置中，驾驶汽车的司机无证、醉酒和超速驾车造成安全事故可能会涉嫌危险驾驶罪，那么，同样是道路交通安全的参与者，行人虽是弱势，但是否放纵安全风险而可以毫不担责？这个问题的答案，显然不算太复杂。去年底，日本就曾对是否该立法禁止一边走路一边玩手机的动议陷入两难。而根据调查数据显示，过半数的日本人支持将禁止走路玩手机放入法律条文当中。再从加拿大到以色列，拟立法禁止走路玩手机的议题，在民间可谓拥趸众多。当走路玩手机成为全球头疼的社会病，从立法开始寻求司法纾解的药方，这估计也算不得立法依赖症。
事实上，听大分贝耳机、全情玩手机，这些日益常见的“马路杀手”，其隐性危害并不见得比酒驾醉驾来得柔和。作为一种交通行为习惯，安全警觉不能靠老外的江湖逻辑来提示；而走路玩手机的流弊，必须在法律的威严中有所收敛、有所转变。（光明网评论员）
——据光明网6月16日
财经广角
美国需要“金融去产能”
在中美第八轮战略与经济对话会上，美国财长雅各布•卢认为：中国产能过剩将导致全球市场出现扭曲。他指出：“光看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过剩产能最终会破坏一个国家的经济效率，即一国资源错配。”这话也许没错，但在我看，全球最应当去掉的产能就是“金融产能”，尤其是金融投机品的产能，它才是扭曲全球经济和市场最核心、最重要的动力。
如今，在全世界金融市场上，仅仅金融衍生品一项，其总值就高达500万亿美元，全球GDP不过80万亿美元，这样的比例关系是否有利于全球经济增长？那些金融投机豪客们，动辄就将数以千亿计的美元，瞬间就从世界的这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从而造成严重的经济失衡，甚至导致金融危机，这不是问题吗？
毫无疑问，全世界金融最发达的市场就是美国，其金融衍生品规模占到全世界70%，不仅把自己拖入了金融危机的深渊，而且让整个世界“陪绑”；现在，美国还试图通过打劫别人以实现自己的经济复苏。这不都是造成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原因吗？去看看当今世界，当金融投机者在某一金融市场动辄就可以砸出去数亿、数十亿美元之时，还能有多少资金专注于实体经济的发展？在其所有的金融总量当中，还能有多少在为实体经济服务？以全球外汇市场为例，每一天的交易量高达5万亿美元，而真正服务于贸易外汇交易占比多少？很遗憾，不足3%。
毫无疑问，中国的实业产能确实有许多“过剩”，而这一过剩确实会导致激烈的市场竞争，而导致资源错配。但问题是：这个过剩与全体美国国民严重透支消费无关吗？与美国次级抵押贷款的发明无关吗？而美国这类“金融创新”又错配了全世界多少金融资源、资本资源？金融危机发生之后，美国大规模的QE又使金融投机市场扩大了多少？
另外一个毋庸置疑的问题是：全球经济失衡的核心因素是美元霸权。正如美国前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说过一句名言：“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但却是你们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就是因为美元霸权的存在，全世界其他所有国家根本找不到平衡，而有了这样的不平衡， “依据不平衡而产生的各色无理要求”都在时时刻刻地威胁其他国家。约翰•康纳利曾经告诉一群专家：“先生们，外国人正试图搞垮我们，但是我打算先把他们搞垮。”
所以我们说，中国要去产能，尤其要去掉那些落后的产能，但这绝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稳健的节奏和精准的适度。但我们同时需要严正反驳美国大人物的“不当言论”，因为事实是，无论是历史上中国产能不断扩大，还是今天外部需求骤减而形成产能过剩，其核心问题都是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全球性产业分工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美国构建了过于庞大的金融市场，金融脱离实业的必然结果。（钮文新/ CCTV证券资讯频道总编辑）
——据《中国经济周刊》第23期
发展有助于人类的人工智能
不久前，围棋软件“阿尔法围棋”战胜围棋世界冠军李世石，让人们惊叹人工智能发展取得的成就。这是否意味着机器即将获得类人智能呢？现在得出这样的结论还为时过早，但确实需要思考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向问题。
当前，人工智能在发展中面临三大挑战。第一大挑战是让机器在没有人类教师的帮助下学习。人类的很多学习是隐性学习，即根据以前学到的知识进行逻辑推理，以掌握新的知识。然而，目前的计算机并没有这种能力。迄今为止，最成功的机器学习方式被称为“监督式学习”。与老师教幼儿园孩子识字一样，机器在每次学习一项新技能时，基本上都要从头开始，需要人类在很大程度上参与机器的学习过程。要达到人类水平的智能，机器需要具备在没有人类过多监督和指令的情况下进行学习的能力，或在少量样本的基础上完成学习。也就是说，机器无须在每次输入新数据或者测试算法时都从头开始学习。
第二个挑战是让机器像人类一样感知和理解世界。触觉、视觉和听觉是动物物种生存所必需的能力，感知能力是智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对自然界的感知和理解方面，人类无疑是所有生物中的佼佼者。如果能让机器像人类一样感知和理解世界，就能解决人工智能研究长期面临的规划和推理方面的问题。虽然我们已经拥有非常出色的数据收集和算法研发能力，利用机器对收集的数据进行推理已不是开发先进人工智能的障碍，但这种推理能力建立在数据的基础上，也就是说机器与感知真实世界仍有相当大的差距。如果能让机器进一步感知真实世界，它们的表现也许会更出色。要达到人类水平的智能，机器需要具备对自然界的丰富表征和理解能力，这是一个大问题。尽管围棋很复杂，让计算机在棋盘上识别最有利的落子位置也很难，但与精确地表征自然界相比，描述围棋对弈的状态显然要简单得多，两者之间的差距还要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弥合。
第三个挑战是让机器具有自我意识、情感以及反思自身处境与行为的能力。这是实现类人智能最艰难的挑战。具有自我意识以及反思自身处境与行为的能力，是人类区别于其他生物最重要、最根本的一点。另外，人类的大脑皮层能力是有限的，如果将智能机器设备与人类大脑相连接，不仅会增强人类的能力，而且会使机器产生灵感。让机器具有自我意识、情感和反思能力，无论对科学和哲学来说，都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探索领域。
人工智能的发展能不断帮助人类，但它同时也是一把“双刃剑”。我们要警惕人工智能给人类带来的负面影响，关注人工智能的发展将带来的深刻伦理道德问题。我们需要的是帮助人类而不是代替人类的人工智能。发展人工智能的目的不是把机器变成人，也不是把人变成机器，而是要扩展人类的智能，解决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这是科学界、各国政府和人类社会在人工智能发展上应认真对待的问题。需要确立伦理道德的约束监督机制，使人类免受人工智能不当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郑南宁/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安交通大学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所教授）
——据《人民日报》6月21日
分享经济的四种模式
目前正在兴起的以互联网信息技术为基础的分享经济，呈现出百花齐放、多种模式并存的新格局。
有偿分享模式 有偿分享是目前发展最快也较为普遍的一种模式。该模式是将自己剩余或暂时不用的物品，通过收取租金有偿让渡给别人分享。目前发展比较成功的“空中食宿”就属于典型的有偿分享模式。其业务模式十分清晰：有闲置房间的家庭在网站上发布自家的空房信息，不想找酒店入住的租客通过上网查找住宿信息，一旦租赁双方达成一致，租客就可以进行在线付费和实地入住。这种新商业模式所提供的私家闲置房间要比酒店更便宜，更具有生活气息。目前网站上不仅有人发布常住的房间，更有人将别墅、村庄、城堡、树屋等发布到网站上。
对等分享模式 对等分享模式是双方通过互相交换使用财产，不向对方支付报酬而形成的分享经济。比如，目前国内所推动的城乡儿童手拉手体验成长快乐活动，就是一种典型的对等分享模式。城乡儿童互换生活环境的手拉手活动，最近几年已经成为许多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有许多民间公益机构和商业教育机构专门进行这种模式的运转和管理。点对点分享不仅仅是双方对等交换各自的物品和环境，还有双方情感和文化价值的体验式交互。
劳务分享模式 在现实社会中，有大量碎片化、闲置与没有充分利用的劳务资源。在现代分享经济中，人们不仅可以出售自己多余的产品，还可以出售自己的时间，比如承接遛狗、取回干洗衣物或组装家具以及养老服务等杂活，这种以出售多余劳务为内容的分享经济被称为劳务分享经济。在美国有一家创业公司，凭借1小时送货上门服务的业务，在短短两年半时间内估值一路飙升，在硅谷脱颖而出。该公司就是充分利用自由职业者的时间，通过互联网技术充分利用分散在社区中的自由职业者，实现一小时送达的承诺。参与这些配送的自由职业者，既是这种配送服务的对象，也会根据自己的机动时间成为配送服务者。可以说，享受1小时送达服务是居住在特定社区内的人对各自剩余的时间和劳务分享的服务。
众筹分享模式 现代众筹是指用互联网平台进行资金筹集。同样，现代众筹筹资目标也包含了分享投资对象，不纯粹是为了筹集资金。目前，众筹分享主要集中在电影视频、音乐和出版、文化创意等项目。（张孝德 牟维勇）
——据《经济日报》6月16日
从美国自来水危机看新水经济体系的创建
近期传媒报道，美国至少17个州的33个城市在自来水水质检测中“作弊”，这导致当地自来水铅污染问题被低估或掩盖。这一报道随即引发美国舆论关注，一些专家批评美国政府多年不作为。为了应对美国各地的自来水危机，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４日来到密歇根州弗林特市，安抚那里受水源污染困扰的市民。
自来水饮用安全隐患由来已久。由于江河污染程度的加剧，城市居民的饮用水安全受到严重威胁。许多依靠河流取水的现代城市自来水厂已经沦落为准污水处理厂。自来水涨价只能缓解自来水厂的亏损和这些城市自来水供应紧张的用水供需矛盾，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自来水质量下降的问题。这些城市的自来水几乎就是高水平的中水。很多城市的富裕居民已经开始拿桶装水饮用和做饭，自来水只能用来洗澡、洗衣、冲厕所。
未来城市的水源体系必须创建适应新生经济要求的新水体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自来水的安全隐患。未来的城市新水体系应当由直饮水、清洁水和再生水三大体系共生组成，直饮水应当从现行的自来水体系中独立出来；目前的自来水体系退出直饮水监管体系，还原为非直饮的清洁水。清洁水主要用于洗菜、洗衣、洗澡；污水处理回收后的再生水则用于冲厕所、浇花草、擦地板。三种水系要有三种不同的收费标准，形成优质优价的新水经济体系。
未来的直饮水将变得相对昂贵。瓶装直饮水几千元一吨，桶装直饮水几百元一吨，高档楼宇和酒店宾馆的管供直饮水至少也要几十元一吨（管供直饮水的安装成本还要另行计算）。目前，在经济发达的大城市，这三种直饮水已经分别建立了自己的市场体系和经营系统。无论自来水公司的水质如何，都不会影响高收入人群的饮用水安全。受自来水污染侵害最为严重的社会群体，是那些不得不饮用自来水的低收入人群。
建立新水经济体系是从根本上解决自来水危机的水务经济体系创新。解决城市自来水危机的根本措施就是降低自来水水质监管指标，将以往可用于直饮的自来水降格为只能用于高端清洁的清洁水。国家建立的直饮水安全监管体系只适用于瓶装水、桶装水和特供自来水。随着人类经济的发展，饮用水安全必须付出更大的经济代价。免费饮水的时代已经作古，廉价饮水的时代也正在变成历史。高价安全饮水体系的创建，将为水务经济体系的创新重塑打破由来已久的经济天花板。（郭夏）
——据中国经济网6月7日
本期要目
我们有能力应对当前的复杂局面/章百家
当前世界各国各有各的难处，相比之下中国的情况是比较好的。在世界有可能陷于动荡之际，中国在维护和平与稳定方面发挥积极的建设作用，将可以进一步确立大国地位，展现大国风采。
理性看待我国的对外投资和外援/《环球时报》社评
中国企业必须向外走，这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需要勇敢面对的一段经历。如今前往海外投资的中国企业堪称是帮这个国家经济向全球渗透的先驱者，为此而冒风险的企业家和一线操盘手们将涌现一批特殊的“时代英雄”。
“耿飚之问”令人警醒/蒋维祥
“耿飚之问”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既现实又紧迫需要回答的问题：与战争年代相比，现在的干部与群众的感情，究竟是深了还是浅了？究竟是亲了还是疏了？
美国需要“金融去产能” /钮文新
美国财长雅各布•卢认为：中国产能过剩将导致全球市场出现扭曲。但在我看，全球最应当去掉的产能就是“金融产能”，尤其是金融投机品的产能，它才是扭曲全球经济和市场最核心、最重要的动力。
目录
大国崛起
我们有能力应对当前的复杂局面/章百家
从霸屏欧锦赛看“中国制造”的自信与创新/李华东
超级计算机 还要走向应用/施经
理性看待我国的对外投资和外援/《环球时报》社评
枪支政治彰显美国制度困局/范勇鹏
社会脉搏
“耿飚之问”令人警醒/蒋维祥
“秀”也可以恰到好处/张东锋
年轻人变得更穷了吗？/李方
法律不能对走路玩手机太客气/光明网评论员
财经广角
美国需要“金融去产能”/钮文新
发展有助于人类的人工智能/郑南宁
分享经济的四种模式/张孝德 牟维勇
从美国自来水危机看新水经济体系的创建/郭夏
大国崛起
我们有能力应对当前的复杂局面
当前，中国的改革开放又一次进入一个比较困难的时段，其原因包括内外两方面。
从国内看，主要是改革开放已进入一个与以往明显不同的新阶段。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阶段已经结束，正进入一个中速增长的阶段。第二，在经济发展之后，财富的分配问题日益突出；社会贫富分化和利益集团的出现，使这一问题更趋敏感。第三，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和人们的思想观念已发生明显变化；在利益多元化的情况下，统筹协调各方、凝聚改革共识要比以往复杂得多。第四，经过多年的高速发展也积累了不少问题，如环境问题、产能过剩问题、老龄化问题、腐败问题等等。我们所遇到的问题或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现代化“起飞”阶段完成后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一类是新体制不完善、不健全所造成的。后一类实际又分两种情况，一种确属新生事物，还需要成长；另一种是表面看起来是新的，但旧的成份很多，有些问题我们以为在改革过程中已经解决了，实际上仍未解决，或有所反复。
从外部环境看，现在的情况与以往也有很大不同。当前的国际形势有两点很突出：第一，世界经济低迷，复苏尚需时日。近20年来先后发生了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虽然这两次金融危机都对中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总的看，中国在这两次危机之中都起到稳定大局的作用，而且中国经济的发展对世界经济的恢复作出了巨大贡献。当前，世界经济持续低迷，而中国经济增长放慢，这两者之间将有怎样的相互影响、应如何互动，就很值得关注与研究。第二，国际政治前景难以预料，世界有失序的危险。现在，中东地区的战乱一时难以结束，恐怖组织和难民问题已对欧洲形成冲击。发达国家包括美国内部左、右撕裂，难以产生像样的领导人。在亚太地区，朝核问题、南海问题也继续发酵。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如何作为将引起世界特别是周边国家更多的关注和反应。
尽管当前我国面临的形势复杂性超过以往，但我们有应对复杂局面的经验，也有超出以往的实力。结合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解决当前的问题，我认为应着重注意五个方面：第一，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首先要集中精力，踏踏实实做好国内的事情。特别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治和民主建设等几个方面不能退缩，而且要有新思路、新办法。第二，既要树立中央的权威，又要通过集思广益形成新的改革共识。在决策时如此，在执行决策的过程中同样如此。第三，中央、地方和基层之间的良性互动，是中国改革中一个突出的现象，也是一条重要的经验。以往如家庭承包、经济特区建立、股份制和证券交易等等，都是通过上、中、下层之间的互动才得以出现。第四，在新形势下，如何权衡短期、中期、长期的利弊，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第五，中国的改革发展离不开良好的外部环境，离不开与世界各国的合作共赢。
当前世界各国各有各的难处，相比之下中国的情况是比较好的。在世界有可能陷于动荡之际，中国在维护和平与稳定方面发挥积极的建设作用，将可以进一步确立大国地位，展现大国风采。（章百家）
——据《北京日报》6月20日
从霸屏欧锦赛看“中国制造”的自信与创新
北京时间6月11日凌晨3点，2016法国欧锦赛正式开战，与此同时，我们也迎来中国品牌全球化的历史性一刻：欧锦赛56年历史上首个中国赞助商——海信的品牌广告，在法兰西大球场伴随着精彩激烈的比赛，呈现在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亿观众的面前，大有“霸屏”之势。
尽管“霸屏”欧锦赛对于“中国制造”还是破天荒的头一遭，但“中国制造”与世界顶级赛事的关系却早就密不可分。尽管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没有中国国足什么事，却成为中国制造大展拳脚的平台。从比赛用球、纪念用球、球迷围巾、加油乐器卡塞罗拉，到赛场的电子大屏幕、广告版的太阳能设备，一些城市的轻轨和大巴，中国制造无处不在地服务着世界杯。而在2012年的英国伦敦奥运会上，从入场礼服，到奥运赛场飘扬的各国旗帜，以及各式各样的小商品，“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可谓无处不在，在奥运会特许商品90％都是国外制造的情况下，中国制造的产品就占到了其中的65％，可以说除了没有“霸屏”之外，世界顶级赛场内，早就成了“中国制造”的产品集散地。
不难想象，能够被世界顶级赛场采用的产品和服务，乃至能够出现在世界顶级赛场内的产品或广告标识，既是企业实力和产品质量雄厚过硬的象征，同时也包含着领先世界的创新价值和独具匠心的创造元素。面对全球触目的顶级赛事，任何一个国家的企业、商家都不可能轻易放弃进军赛场的机会，其竞争的激烈程度丝毫不亚于赛场内运动员针尖麦芒的大比拼。从这个意义上说，能够进入世界顶级赛事的众多产品，不仅仅只是“中国制造”，更包含着优于别国的“中国创造”。而据报道说，在60天以后即将开幕的里约奥运会，从奥运建筑到地铁，从奥运服装到吉祥物，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都将闪耀在里约的每个角落。
平心而论，以往我们无论从某些媒体的报道中还是一些微信朋友圈转发的网络“传言”里，对于国际市场上“中国制造”的描述，大多是难登高端的“质劣价廉”，即便受到国外消费者喜爱，无非也是走低端赢来的廉价市场而已，偶尔出现的高端产品，也仅仅是幕后的“代加工”，甚至不会出现“MADE IN CHINA”的字样，这种非客观的对“中国制造”偏见描述，不但给社会带来的误导，更是一种缺乏民族自信心的“自我唱衰”。实际上中国很多企业早就“厌倦了”国际加工厂的身份，一直都在踏实低调的创新创造。能占据世界顶级赛事所需产品的大半个江山，甚至呈现“霸屏”，其本身就是展现“中国创造＋制造”的最好诠释。这或许比中国健儿在世界赛场上争金夺银更有特殊的现实意义。（李华东）
——据中国青年网6月14日
超级计算机 还要走向应用
最新公布的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显示，中国的“神威•太湖之光”登上榜首，中国超级计算机上榜总数也首次超过美国名列第一。这一消息令人振奋。
超级计算机被誉为“现代科技的大脑”，是航天工业、气象预报、地震监测等领域的中枢神经。毫不夸张地说，通过超级计算机研发水平，即能大致判断一国的科技综合实力。我国超级计算机研发起步不算晚，1958年开发的首台数字电子计算机——103机开始了在该领域的探索。1983年成功研制“银河”系列超级计算机，让我国具备了进行中期数值天气预报的能力。从1992年开始，我国研发速度明显加快，特别是2010年，“天河一号”成为世界上运算速度最快的计算机。此后，“天河二号”一度稳居榜首，直至为“神威•太湖之光”所替代。“神威”的运算速度是“天河二号”的两倍、美国“泰坦”的五倍。国家超级计算无锡中心主任杨广文曾做过形象的比较：“这套系统1分钟的计算能力，相当于全球72亿人同时用计算器不间断计算32年。”这是我国超级计算机研发能力提高的有力证明，也是坚定不移搞创新结出的硕果。
对于超级计算机，不少人有这样一种偏见，认为计算机由处理器等拼装而成，没有多少“技术含量”，以至在2010年超级计算机会议（SC2010）上，有供应商高管开玩笑：“将100000台Android智能手机连起来，就能制造最快的计算速度。”这无疑是想当然，因为除了处理器，计算机的“架构设计”（指网络系统和软件系统）更加重要。计算机并非无条件地服从“1+1=2”的铁律，不合理的架构将使其性能大打折扣，而合理的架构则需要科研人员通过反复计算和试验取得。在芯片等原材料大致相同的情况下，计算机的计算速度直接体现了内部结构的优劣，是创新水平高低的体现。也有人质疑：超级计算机使用的处理器等大多由美日进口而来，我们是否依然掌握研发的主动权？确实，“天河二号”依然采用英特尔公司的芯片，直到美国限制对华出口处理器后，“神威”才选择国产芯片。不过，选择英特尔芯片几乎是国际主流计算机的普遍选择，包括日本的“京”同样依赖进口芯片，我们不能因为材料取之于人便断言丧失了主动权，关键要看最终由谁赋予计算机灵魂。
我们也必须看到，国产超级计算机尽管运算能力一流，却也存在不足，比如在日常应用上。一方面，这与我国科研开发模式有关，在获得财政支持后，科研团队往往只负责完成科研项目，不会为商业化提供可行性方案。据统计，国内超级计算机研发经费中用于开发应用软件的尚不足10%，而在美国占比多达30%以上。超级计算机未能充分投入商用，将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另一方面，与部分企业对超级计算机“貌似熟悉，实则不甚了然”的情况有关。2014年4月，“天河二号”试运行对外开放，但只有120家企业和研究机构选择试用，许多商用飞机公司宁可使用陈旧过时的计算平台也不愿意采纳新技术。
超级计算机要充分走向应用，既需要相关部门和科研团队进行富有针对性的推广、宣传，更需要鼓励企业积极接触、尝试新技术，发挥前沿科技的潜能，真正造福社会。（施经）
——据南方网6月22日
理性看待我国的对外投资和外援
河北钢铁集团今年4月达成收购塞尔维亚斯梅代雷沃钢铁厂协议，出资4600万欧元。消息近日传出，同时有人查出，美国钢铁公司曾于2012年以1美元将该厂卖给塞尔维亚政府，两相对照，一些人大呼中国“又亏了”。尽管不太沾边，但质疑中国“外援”的声音又起。
一个时期以来，中国舆论场上有种“逢对外投资和外援必反”的倾向，而且经常把对外投资、贷款和援助混淆起来。表达这种情绪的人强调中国要用钱的地方很多，只要去国外花钱都被他们看成“乱撒钱”，相关的外国都被认为有可能成为“白眼狼”，有朝一日“反咬中国一口”。
这种毫不专业的民粹主义质疑不断蔓延，而且经常一点就着。就像塞尔维亚的这单生意，乍一听像是言之凿凿。然而这个对中方“很傻”的编排根本经不起推敲，美方当年以1美元出售那家钢厂，与河北钢铁集团4年后花4600万欧元收购它，条件不可能是一样的。而那些条件的变化值不值4600万欧元，只有谈判者才会知道。河北钢铁集团是企业，不是政府。企业对外投资遵循的逻辑与舆论场的标签式价值判断完全不是一回事。企业对外并购除了可能有获取资源和技术等目的，还可能为了规避贸易壁垒，完善企业的区域布局等。河钢的这次收购一定有它自己的战略考虑，“发展中塞友谊”肯定不是它的首要。
中国企业必须向外走，这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需要勇敢面对的一段经历。看看全球有多少美国、日本、德国的企业吧，再看看新兴工业强国韩国的大公司走了有多远。中国企业如果都是“窝里横”，中国岂有现代化的未来! 如今前往海外投资的中国企业堪称是帮这个国家经济向全球渗透的先驱者，为此而冒风险的企业家和一线操盘手们将涌现一批特殊的“时代英雄”。这股对外投资潮中肯定会有一些失败者，但那些失败从全局看并非毫无意义。如果中国社会连这点“容错”胸怀都没有，那可真是悲哀。
有些网友不了解情况，想当然说说风凉话，也就罢了。然而少数有知识的人也跟着做毫无根据的质疑，对个别对外投资的闪失做政治化的夸张解读，甚至推动营造中国对外经济活动总体上“很失败”的舆论氛围，就很不应该了。中国近年来有战略意义的作为不时在互联网舆论场上“被黑”，载人航天被指“乱花钱”，造航母被说成“没必要”，搞大型天文望远镜被炒作有“强制搬迁”，中国最好的东西遭一些人冷嘲热讽。我们或许只有想到这表明中国真的实现了舆论多元化，才会感到一些安慰。
这些声音显然是非理性的。它们的存在或许是合理的，但决策者们应当有主心骨，能够承受少数、甚至一时较大量的反对声则是必要的。非如此，中国人就只能永远集体做农民和小商小贩了。我们也唯有挤在神州大地上，膜拜着西方跨国公司的产品和广告，再过多久也挣脱不了黄土地的束缚。
中国人一定要鼓励闯劲，习惯承受风险。美国损失了两架航天飞机，整个航天飞机项目被取消了，但美国人抱怨了吗？中国对外开放的成果举世感慨，而每一个开放的波次都有当时的风险，却最终收获颇丰。我们何必妄自菲薄，走到今天反而患得患失，战战兢兢了？（《环球时报》社评）
——据《环球时报》6月23日
枪支政治彰显美国制度困局
血腥的奥兰多枪击案声犹在耳，20日，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共同提出的四项严格控枪提案却在参议院被否决。有分析认为，原因之一就是部分议员面临竞选连任压力，不敢开罪全美步枪协会等反控枪利益集团。
但这只是一个具体的微观原因。事实上，这次立法受挫无非是又一次凸显了美国越来越严重的制度困境。对社会有益的改革措施无法通过立法程序已经是美国政治中司空见惯的现象，美国奠基者们精心设计的三权分立制度和历史中逐渐形成的两党制度似乎已经使美国政府掉入了一个“无所作为”的陷阱。
美国政治中经常出现这样一种现象：精英阶层乃至全国上下都认为应该进行的某项改革，一旦进入立法程序，总是莫名其妙地折戟沉沙。例如，历年来，以改革总统选举中不合理的选举人团制度为目标的法案至少有近千部，但每次都在众议院或参议院被否决或未能进入立法程序。历史表明，当积弊难返，美国只有通过非常规方式才有可能短暂打破这种困境，比如杰克逊靠民粹政治、林肯靠南北战争、罗斯福靠经济危机。人们有理由怀疑，今日美国是否又到了发生这种非常规变革的前夜？
自2008年最高法院对“华盛顿特区诉赫勒案”的裁决明确了个人拥有持枪权利之后，美国在控枪上已不可能有大的进展。但枪支管控在美国也并非不可完成的任务。美国是联邦制国家，联邦政府和最高法院做不了的事情，州和地方政府及法院可以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做微调式的改革。一些州对购枪、持枪者的背景调查以及枪支的类型和火力也的确有比联邦法律更严格的规定。这次的两党联合提案，也主要是在限制有恐怖分子嫌疑的人购枪和加强背景调查等具体方面做细节性的改进。参议院的否决无疑是对这种“渐进”式改革的严重挫伤。
在政治和法律制度之外，更严重的问题是，虽然控枪符合多数美国人的意愿，但是近3亿支的持枪规模已经使普通美国人陷入选择的困境：一方面，支持控枪明摆着无法解决问题，因为作为一种私有财产，已经存世的私枪不可能被销毁或收缴。另一方面，不支持控枪，无疑会纵容一次又一次的枪支暴力。经常性的不安全状态，已经使相当多的美国民众失去了做出理性选择的能力。民众往往不是在好和坏之间选择，而是在两害相权，取舍维艰。相比起制度的僵化，民众的理性失能也许更可怕。
当事实不断证明，理性在公共政策选择中已经失去意义时，实际上反映的不仅是美国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的弊端，更是从根本上挑战了美国政治的价值基石。（范勇鹏）
——据《北京日报》6月24日
社会脉搏
“耿飚之问”令人警醒
据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耿飚的长女耿莹前不久在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党校给学员们讲述了“耿飚之问”的由来。上世纪90年代初，耿飚重返他曾经战斗过的西北某县考察，一天晚饭后，突然来了一群告状的老百姓，诉说对一些县乡干部的不满。第二天，耿飚在当地干部大会上回忆说，战争年代，一个战士损害了当地群众的利益，旅里决定枪毙他，结果，一大群老百姓下跪为这个战士求情，耿飚反复说明八路军的军纪，可老百姓一个也不起来。耿飚话锋一转，向当地干部提了一个问题：“如果现在你们犯了错误，有没有老乡给你们求情？”在座的当地干部顿时鸦雀无声。
看上去，“耿飚之问”只是说给当地干部听的，似乎也是就事论事，可实际上，“耿飚之问”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既现实又紧迫需要回答的问题：与战争年代相比，现在的干部与群众的感情，究竟是深了还是浅了？究竟是亲了还是疏了？
百姓为战士求情究竟是否起到了减轻处罚的作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所表达的惋惜、不舍的情感比金子还贵重。诚然，在法治社会，干部犯错都会依照法律法规进行惩处，下跪求情之类已经没有了意义，但百姓对犯错干部同情不同情、惋惜不惋惜，就好像一根温度计，能够测试出干群关系的温度。
有许多成天和百姓一起摸爬滚打的基层干部，可能由于经验不足、能力有限或者客观条件不具备，导致判断失误，造成损失，有的还因此受到党纪政纪处分，但百姓还是给予理解和惋惜，因为他们能够看出，这些干部无论是内心还是行动，都在努力为民办事。问题在于，并非所有干部都能得到百姓这样的理解和惋惜，原因很简单，有些干部对群众的感情越来越冷漠，在一些地方或单位客观上形成了干群之间的隔阂。
据《中国纪检监察报》最近报道，一位在基层调研的干部遇到一名乡镇干部，说话间，那位乡镇干部的手机响起。电话里，村民急促的求援声清晰可辨，可这位干部却大声说：“你说什么？我听不见！这里信号不好！”言毕，立马挂断电话并迅速关机。试想，这样的干部一旦“出事”，群众还会理解、同情、惋惜他们吗？更不消说一些干部为了私利，变着法儿侵害百姓的利益，群众更是看在眼里，气在心上。这样的干部一朝栽了跟头翻了船，他们听到的绝不会是求情声，而只会是叫好声。据《中国检察报》报道，四川雅安原市委书记徐孟加被免职时，雅安市的一些街道响起了鞭炮声，徐孟加后来在监狱里忏悔道：“免职时听见鞭炮声，我痛不欲生！”
当年百姓为犯错战士求情，反映了人心所向，同样，徐孟加被免时的鞭炮声也反映了人心所向。如今干部犯错后，究竟有多少百姓会为他们求情，真的说不准，扪心自问，一些干部自己也难回答这“耿飚之问”。不解决权为民所用的问题，表面上我们失去的只是百姓的求情，而实际上，失去的可能是最为珍贵的人心！人心是最大的政治，脱离群众是执政党最大的危险，这已经被历史证明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明白了这一点，记住“耿飚之问”的意义，自然不言而明。（蒋维祥）
——据《南京日报》6月15日
“秀”也可以恰到好处
最近有两则涉及“秀”的报道引起不少网民关注。一是某地干部背了一位受伤朋友过水塘，负责宣传的同事误解为转移行动不便的群众，图文发布后被指有“作秀”的嫌疑；另一则是山东潍坊市交警支队直播夜间执法查车，一个晚上就吸引了3万人次在线观看，且这个“秀”受到了绝大多数网友的称道。两件被网民围观的热点事件，因为舆论的反应截然相反，颇耐人寻味。特别是交警查车的直播，它一定程度上表明，公众对“秀”并非天然反感，关键是“秀”得恰到好处。
对公众人物来说，由于经常被置于公众目光之下，所以任何特定的言行都可能被解读出“秀”的意味；而作为公共权力的执行者，即便普通的政府工作人员，其在公开场合的一举一动都有可能受到格外关注。说到“秀”，古即有之。比如清朝皇帝往往会在每年立春日“扶犁亲耕”，目的是向官员和百姓传达其重农的治国理念，以亲身示范“劝民农桑”。到了今天，官员身体力行参加一些活动，不仅是为了凸显对一些事物的特别重视，同时更有亲民之意，甚至在现代政治理论里头，“秀”已进入了形象公关的范畴，受到政治家的格外重视。
好的“秀”令人印象深刻，收到良好的传播效果，反之，就有可能变成“作秀”，适得其反。纵览国内外各种案例，一些官员的“秀”之所以没能得到认可，无外乎以下两点：一是为做而做，结果就变成了走形式，比如有些人参加植树活动，还要带上鞋套唯恐沾了泥土，如此“不接地气”显然会让人怀疑其真实用意。二是承诺不兑现，以致失信于民，就像那些老是打不进的领导热线，给人的感觉就是开了“空头支票”，也就无法收到亲民之效。
由是观之，那位背朋友的干部之所以会遭遇“作秀”质疑，虽直接原因是负责宣传的同事错误传播，但深层次的问题恐怕是一些网民将其理解成“为了背而背”，存在拿朋友“充数”的嫌疑；而交警直播查车，则跟前不久的河南城管网络直播执法相似，虽然会有“执法过程可能会涉及被执法者的隐私与商业秘密”的担忧，但比起出现执法争议后发布的视频，执法过程直播所带来的真实感、连续性、完整性，更贴近公众对于权力运行公开、透明的心理需求，这样的“秀”拉近了彼此距离，自然赞多于弹。
因此，作为一种行为过程，“秀”得是否恰到好处，还是可以找到一些公认的评判指标。这包括：真实，当事的领导干部真正去做了，如果只是到了现场简单地比划了一下拍完照就走人，或仅是出于宣传需要摆拍乃至PS出一些“慰问照”、“扶贫照”，至少传播效果上会打折扣；惠民，至少给当事人带来了实际好处或解决了某些需求，即使只在特定情形下“秀”了一次，也应该予以肯定；一致，即要表里如一，少一些“突击秀”，诸如偶尔坐一次地铁，或是类似某位落马官员那样把豪车开到办公楼附近再换自行车上班，不仅于自身无益，还有可能损害群体形象。
大众媒体的发达和自媒体的日渐流行，增加了领导干部乃至普通执法者的曝光度，一些行为也就比以往更容易陷入争议。一些“亲民秀”之所以频频遭遇公众的“习惯性质疑”，与过去我们的行政系统相对于外界比较封闭，部分领导干部与市民的日常性互动不强有关。那些“为了做而做”的“秀”固然要避免，但也无须被争议束缚了手脚，变得不敢为或不为。“亲民有真感情，爱民有真措施，利民有真成效。”特别是对那些“亲民秀”而言，只要真真正正去做了，而且坚持长久，则不仅可以改善政府自身形象，最终也会提高整体的公信力。（张东锋）
——据《南方日报》6月23日
年轻人变得更穷了吗？
年轻人变得更穷了？我查了一下数据，是的！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5年全国城镇在岗职工平均月薪1530元，2015年全国城镇就业人员平均月薪4467元。
据北京大学课题组数据，2005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平均起薪1588元；据第三方调查机构麦可思数据，2015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平均起薪3694元。
数据一目了然。2005年，大学毕业生月薪是城镇职工的104%；10年后的2015年，大学毕业生只有城镇职工月薪水平的83%。再看10年增幅。大学毕业生平均起薪增长232%，城镇职工平均月薪增长338%。这是未考虑通胀的结果，但通胀对所有工薪族的影响应该是相似的。
可见，过去10年，相对社会总体水平，大学毕业生是一个失落的阶层。如果把毕业生当作年轻人的代表，年轻人的确变得更穷了。
这里边原因很多，例如大学毕业生供给的逐渐过剩，劳动力整体素质的普遍提高，等等。但是最关键的因素，可能是在资本主导的年代，特别是资本过剩的年代，包括大学毕业生在内的年轻人，作为非熟练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议价能力持续下降。从资本的角度，要求立竿见影的经营效果，宁愿支付给熟练工，而不是培养无法提供即战力（即刻就能投入工作的战斗力）的大学毕业生。雪上加霜的是，过剩的资本倾注到房地产和金融领域，房价疯涨，加剧了年轻人的相对贫困。
应该说，这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全世界的趋势。在强势的资本面前，劳动力特别是年轻劳动力居于相对弱势地位，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权力与资本的融合，导致社会阶层趋于固化，缺乏权力和资本的社会中下层被牢牢按在现有位置上，处境甚至有恶化的趋势。
今天出身中下层的人，正如经济学家何帆所说：“生于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人是最幸运的，大体来说，这一代人完全可以靠个人的努力，获得理想的工作，过上体面的生活。但是80后和90后已经开始感到巨大的压力。从上学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感受到同学与同学之间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走上社会后还将继续显露和扩大。相比上一代人，今天的年轻人通过自身努力改变命运的机会，可能正变得越来越小，甚至可能已经错过了时间窗。
从西方国家正在面临的危机可以看出，制度和资本带来的双重不公平，不但深刻影响了这一代年轻人的境遇，也可能正在孕育着最深刻的社会危机。没有哪一代人甘于不公正的命运。当他们试图改变，其国家包括这个世界，将给出怎样的回答？
在中国，我们听到了什么样的回答？如果只有资本的疯狂流动和聚集，只有权力看上去的无所不能，那么年轻人终将被抛弃。而一个抛弃了年轻人的社会，它想要往何处去？（李方）
——据《中国青年报》6月24日
法律不能对走路玩手机太客气
这是一则挺有意思的社会新闻：昨日（15日）下午，广东江门男子罗先生准备过马路时，手机突然被一外国人摔坏，两人随即相互拉扯起来，民警赶到协调，对于摔手机，外国男子表示过马路时看手机是一种很不安全的行为，因而想提醒一下罗先生，经民警劝解后两人终握手言和。
老外的做法，当然是以暴制恶，无可抵赖，不可提倡。不过，走路玩手机，弄得老外都看不过去，以至“该出手时就出手”，也挺让人脸红并深思的。在中国，走路玩手机，简直太司空见惯了。检索新闻可知：“南京一男子过马路玩手机 被过往车辆二次碾压”、“吐鲁番市安全员走路玩手机 掉进地基钢筋穿身”等悲剧并不鲜见，至于“妈妈玩手机弄丢儿子”等闹剧，也是隔三差五让人深感无语。
根据中国互联网协会、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CNCERT）首次联合发布的《中国移动互联网发展状况及其安全报告（2016）》：2015年，中国境内活跃的手机网民数量达7.8亿，占全国人口数量的56.9%。如果“走路玩手机”没人问没人管，这种危险行为，对于公共安全及个人风险来说，恐怕是明摆着的巨大隐患。按照墨菲定律，玩着手机常在路边走，就绝不只是会“湿鞋”而已。
当然，边走路边玩手机，也并非是国人专利，谈不上中国式烦恼。因此，在治理这种智能手机风险的时候，各国也采取了不一样的姿态。略显宽宥的，比如德国。在德国科隆与奥格斯堡市出现一些路面红绿灯，据说这些灯能够提醒那些沉迷于智能手机的人注意交通安全。明亮的发光二极管电池板能够直接被安置在柏油马路里，很容易被看到。稍微严肃的，比如美国。今年3月，美国新泽西州的一名议员提议，立法禁止走路时打电话、发短信、听音乐等“分心”行为，违反者被处罚款或拘留。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份报告指出，2000 到 2011 年间，行人因手机分神事故中预计共造成了超过 1 万人受伤。
从具体生活回归理性逻辑：既然在路权的配置中，驾驶汽车的司机无证、醉酒和超速驾车造成安全事故可能会涉嫌危险驾驶罪，那么，同样是道路交通安全的参与者，行人虽是弱势，但是否放纵安全风险而可以毫不担责？这个问题的答案，显然不算太复杂。去年底，日本就曾对是否该立法禁止一边走路一边玩手机的动议陷入两难。而根据调查数据显示，过半数的日本人支持将禁止走路玩手机放入法律条文当中。再从加拿大到以色列，拟立法禁止走路玩手机的议题，在民间可谓拥趸众多。当走路玩手机成为全球头疼的社会病，从立法开始寻求司法纾解的药方，这估计也算不得立法依赖症。
事实上，听大分贝耳机、全情玩手机，这些日益常见的“马路杀手”，其隐性危害并不见得比酒驾醉驾来得柔和。作为一种交通行为习惯，安全警觉不能靠老外的江湖逻辑来提示；而走路玩手机的流弊，必须在法律的威严中有所收敛、有所转变。（光明网评论员）
——据光明网6月16日
财经广角
美国需要“金融去产能”
在中美第八轮战略与经济对话会上，美国财长雅各布•卢认为：中国产能过剩将导致全球市场出现扭曲。他指出：“光看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过剩产能最终会破坏一个国家的经济效率，即一国资源错配。”这话也许没错，但在我看，全球最应当去掉的产能就是“金融产能”，尤其是金融投机品的产能，它才是扭曲全球经济和市场最核心、最重要的动力。
如今，在全世界金融市场上，仅仅金融衍生品一项，其总值就高达500万亿美元，全球GDP不过80万亿美元，这样的比例关系是否有利于全球经济增长？那些金融投机豪客们，动辄就将数以千亿计的美元，瞬间就从世界的这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从而造成严重的经济失衡，甚至导致金融危机，这不是问题吗？
毫无疑问，全世界金融最发达的市场就是美国，其金融衍生品规模占到全世界70%，不仅把自己拖入了金融危机的深渊，而且让整个世界“陪绑”；现在，美国还试图通过打劫别人以实现自己的经济复苏。这不都是造成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原因吗？去看看当今世界，当金融投机者在某一金融市场动辄就可以砸出去数亿、数十亿美元之时，还能有多少资金专注于实体经济的发展？在其所有的金融总量当中，还能有多少在为实体经济服务？以全球外汇市场为例，每一天的交易量高达5万亿美元，而真正服务于贸易外汇交易占比多少？很遗憾，不足3%。
毫无疑问，中国的实业产能确实有许多“过剩”，而这一过剩确实会导致激烈的市场竞争，而导致资源错配。但问题是：这个过剩与全体美国国民严重透支消费无关吗？与美国次级抵押贷款的发明无关吗？而美国这类“金融创新”又错配了全世界多少金融资源、资本资源？金融危机发生之后，美国大规模的QE又使金融投机市场扩大了多少？
另外一个毋庸置疑的问题是：全球经济失衡的核心因素是美元霸权。正如美国前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说过一句名言：“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但却是你们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就是因为美元霸权的存在，全世界其他所有国家根本找不到平衡，而有了这样的不平衡， “依据不平衡而产生的各色无理要求”都在时时刻刻地威胁其他国家。约翰•康纳利曾经告诉一群专家：“先生们，外国人正试图搞垮我们，但是我打算先把他们搞垮。”
所以我们说，中国要去产能，尤其要去掉那些落后的产能，但这绝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稳健的节奏和精准的适度。但我们同时需要严正反驳美国大人物的“不当言论”，因为事实是，无论是历史上中国产能不断扩大，还是今天外部需求骤减而形成产能过剩，其核心问题都是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全球性产业分工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美国构建了过于庞大的金融市场，金融脱离实业的必然结果。（钮文新/ CCTV证券资讯频道总编辑）
——据《中国经济周刊》第23期
发展有助于人类的人工智能
不久前，围棋软件“阿尔法围棋”战胜围棋世界冠军李世石，让人们惊叹人工智能发展取得的成就。这是否意味着机器即将获得类人智能呢？现在得出这样的结论还为时过早，但确实需要思考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向问题。
当前，人工智能在发展中面临三大挑战。第一大挑战是让机器在没有人类教师的帮助下学习。人类的很多学习是隐性学习，即根据以前学到的知识进行逻辑推理，以掌握新的知识。然而，目前的计算机并没有这种能力。迄今为止，最成功的机器学习方式被称为“监督式学习”。与老师教幼儿园孩子识字一样，机器在每次学习一项新技能时，基本上都要从头开始，需要人类在很大程度上参与机器的学习过程。要达到人类水平的智能，机器需要具备在没有人类过多监督和指令的情况下进行学习的能力，或在少量样本的基础上完成学习。也就是说，机器无须在每次输入新数据或者测试算法时都从头开始学习。
第二个挑战是让机器像人类一样感知和理解世界。触觉、视觉和听觉是动物物种生存所必需的能力，感知能力是智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对自然界的感知和理解方面，人类无疑是所有生物中的佼佼者。如果能让机器像人类一样感知和理解世界，就能解决人工智能研究长期面临的规划和推理方面的问题。虽然我们已经拥有非常出色的数据收集和算法研发能力，利用机器对收集的数据进行推理已不是开发先进人工智能的障碍，但这种推理能力建立在数据的基础上，也就是说机器与感知真实世界仍有相当大的差距。如果能让机器进一步感知真实世界，它们的表现也许会更出色。要达到人类水平的智能，机器需要具备对自然界的丰富表征和理解能力，这是一个大问题。尽管围棋很复杂，让计算机在棋盘上识别最有利的落子位置也很难，但与精确地表征自然界相比，描述围棋对弈的状态显然要简单得多，两者之间的差距还要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弥合。
第三个挑战是让机器具有自我意识、情感以及反思自身处境与行为的能力。这是实现类人智能最艰难的挑战。具有自我意识以及反思自身处境与行为的能力，是人类区别于其他生物最重要、最根本的一点。另外，人类的大脑皮层能力是有限的，如果将智能机器设备与人类大脑相连接，不仅会增强人类的能力，而且会使机器产生灵感。让机器具有自我意识、情感和反思能力，无论对科学和哲学来说，都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探索领域。
人工智能的发展能不断帮助人类，但它同时也是一把“双刃剑”。我们要警惕人工智能给人类带来的负面影响，关注人工智能的发展将带来的深刻伦理道德问题。我们需要的是帮助人类而不是代替人类的人工智能。发展人工智能的目的不是把机器变成人，也不是把人变成机器，而是要扩展人类的智能，解决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这是科学界、各国政府和人类社会在人工智能发展上应认真对待的问题。需要确立伦理道德的约束监督机制，使人类免受人工智能不当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郑南宁/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安交通大学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所教授）
——据《人民日报》6月21日
分享经济的四种模式
目前正在兴起的以互联网信息技术为基础的分享经济，呈现出百花齐放、多种模式并存的新格局。
有偿分享模式 有偿分享是目前发展最快也较为普遍的一种模式。该模式是将自己剩余或暂时不用的物品，通过收取租金有偿让渡给别人分享。目前发展比较成功的“空中食宿”就属于典型的有偿分享模式。其业务模式十分清晰：有闲置房间的家庭在网站上发布自家的空房信息，不想找酒店入住的租客通过上网查找住宿信息，一旦租赁双方达成一致，租客就可以进行在线付费和实地入住。这种新商业模式所提供的私家闲置房间要比酒店更便宜，更具有生活气息。目前网站上不仅有人发布常住的房间，更有人将别墅、村庄、城堡、树屋等发布到网站上。
对等分享模式 对等分享模式是双方通过互相交换使用财产，不向对方支付报酬而形成的分享经济。比如，目前国内所推动的城乡儿童手拉手体验成长快乐活动，就是一种典型的对等分享模式。城乡儿童互换生活环境的手拉手活动，最近几年已经成为许多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有许多民间公益机构和商业教育机构专门进行这种模式的运转和管理。点对点分享不仅仅是双方对等交换各自的物品和环境，还有双方情感和文化价值的体验式交互。
劳务分享模式 在现实社会中，有大量碎片化、闲置与没有充分利用的劳务资源。在现代分享经济中，人们不仅可以出售自己多余的产品，还可以出售自己的时间，比如承接遛狗、取回干洗衣物或组装家具以及养老服务等杂活，这种以出售多余劳务为内容的分享经济被称为劳务分享经济。在美国有一家创业公司，凭借1小时送货上门服务的业务，在短短两年半时间内估值一路飙升，在硅谷脱颖而出。该公司就是充分利用自由职业者的时间，通过互联网技术充分利用分散在社区中的自由职业者，实现一小时送达的承诺。参与这些配送的自由职业者，既是这种配送服务的对象，也会根据自己的机动时间成为配送服务者。可以说，享受1小时送达服务是居住在特定社区内的人对各自剩余的时间和劳务分享的服务。
众筹分享模式 现代众筹是指用互联网平台进行资金筹集。同样，现代众筹筹资目标也包含了分享投资对象，不纯粹是为了筹集资金。目前，众筹分享主要集中在电影视频、音乐和出版、文化创意等项目。（张孝德 牟维勇）
——据《经济日报》6月16日
从美国自来水危机看新水经济体系的创建
近期传媒报道，美国至少17个州的33个城市在自来水水质检测中“作弊”，这导致当地自来水铅污染问题被低估或掩盖。这一报道随即引发美国舆论关注，一些专家批评美国政府多年不作为。为了应对美国各地的自来水危机，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４日来到密歇根州弗林特市，安抚那里受水源污染困扰的市民。
自来水饮用安全隐患由来已久。由于江河污染程度的加剧，城市居民的饮用水安全受到严重威胁。许多依靠河流取水的现代城市自来水厂已经沦落为准污水处理厂。自来水涨价只能缓解自来水厂的亏损和这些城市自来水供应紧张的用水供需矛盾，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自来水质量下降的问题。这些城市的自来水几乎就是高水平的中水。很多城市的富裕居民已经开始拿桶装水饮用和做饭，自来水只能用来洗澡、洗衣、冲厕所。
未来城市的水源体系必须创建适应新生经济要求的新水体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自来水的安全隐患。未来的城市新水体系应当由直饮水、清洁水和再生水三大体系共生组成，直饮水应当从现行的自来水体系中独立出来；目前的自来水体系退出直饮水监管体系，还原为非直饮的清洁水。清洁水主要用于洗菜、洗衣、洗澡；污水处理回收后的再生水则用于冲厕所、浇花草、擦地板。三种水系要有三种不同的收费标准，形成优质优价的新水经济体系。
未来的直饮水将变得相对昂贵。瓶装直饮水几千元一吨，桶装直饮水几百元一吨，高档楼宇和酒店宾馆的管供直饮水至少也要几十元一吨（管供直饮水的安装成本还要另行计算）。目前，在经济发达的大城市，这三种直饮水已经分别建立了自己的市场体系和经营系统。无论自来水公司的水质如何，都不会影响高收入人群的饮用水安全。受自来水污染侵害最为严重的社会群体，是那些不得不饮用自来水的低收入人群。
建立新水经济体系是从根本上解决自来水危机的水务经济体系创新。解决城市自来水危机的根本措施就是降低自来水水质监管指标，将以往可用于直饮的自来水降格为只能用于高端清洁的清洁水。国家建立的直饮水安全监管体系只适用于瓶装水、桶装水和特供自来水。随着人类经济的发展，饮用水安全必须付出更大的经济代价。免费饮水的时代已经作古，廉价饮水的时代也正在变成历史。高价安全饮水体系的创建，将为水务经济体系的创新重塑打破由来已久的经济天花板。（郭夏）
——据中国经济网6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