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要目
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房宁 赵俊华
竞争型民主具有扩大社会分歧的倾向，不适合转型期的中国。协商民主有利于求同存异、增进共识，是适合我国现阶段的民主形式。
我们能从整治辽宁贿选案中读出什么/《环球时报》社评
从今年开始，各级人大将陆续迎来新一轮换届选举，辽宁拉票贿选案以及之前的衡阳破坏选举案无疑都是一个典型的反面教材。如果一些蠢蠢欲动准备搞点小动作的人，从这些教材中读不出“零容忍”的坚决，恐怕也只有南墙才能让他们找的着北了。
G20峰会折射的势与变/陈济朋
G20体现的趋势变化给人启迪：摒弃过时的零和博弈思维，寻求互利共赢合作，携手致力于世界经济的开放、包容与联动发展。
儒学给人智慧/方克立
从一定意义上说，儒学是一种“人学”，就是教导人们如何做人的学问。儒学有丰富的思想，在许多方面能给人以智慧和启迪。
目录
政治观察
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房宁 赵俊华
我们能从整治辽宁贿选案中读出什么/《环球时报》社评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网红”干部/黄帅
财经广角
G20峰会折射的势与变/陈济朋
中西部正成为中国经济“火车头”/周俊生
未来十年，经济有六大趋势/钱颖一
发展都市圈，化解城市病/李铁
百家杂谈
“1元购”这个商业赌场早该有人管管了/郭元鹏
大熊猫真的不再濒危了吗/张田勘
寨卡病毒无须恐惧/郑山海
传统智慧
儒学给人智慧/方克立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刘余莉
政治观察
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民主内涵包括价值与实践两个层面。在实践层面上，民主意味着寻求和建立实现人民主权的民主形式、政治制度。发展民主政治是世界各国的共同追求，但对于众多发展中国家来说，民主政治的发展道路并不平坦，因推行“西式民主”特别是因选举而陷入混乱和动荡的国家屡见不鲜。有鉴于此，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应积极稳妥地推进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发展广泛多层制度化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从世界各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历史看，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是民主发展的两种基本形式。习近平同志指出：“在我们这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广泛协商，体现了民主与集中的统一；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考虑到我国当前的经济社会条件、面临的主要任务以及国际环境，也考虑到西方国家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民主政治发展的经验教训，党的十八大将协商民主确定为现阶段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方向和重点。
竞争型民主具有扩大社会分歧的倾向，不适合转型期的中国。西方国家及一些发展中国家开展民主政治实践的历史表明，实行多党竞争必然要争夺选民，而争夺选民首先要“切割”选民，将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分歧公开化、对立化，从而形成竞争党派各自的政治基础。加之在竞争型民主政治制度条件下，各个政党以夺得或控制政权为唯一目标，在权力争夺中不择手段、相互攻讦，结果形成了扩大和深化社会分歧的机制。这一缺陷在西方国家历史上的工业化社会转型期表现得尤为突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竭力向发展中国家输出的竞争型民主制度，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造成了严重后果，使不少本来已经迈向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陷入长期社会纷争，更有国家内战频发、民不聊生。造成这种局面的重要原因之一，即是从西方输入的竞争制度造成了社会矛盾激化。当前，我国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我国发展仍然面临着诸多风险和挑战，处于“黄金发展期”和“矛盾凸显期”叠加的关键时期，竞争型民主的制度安排显然不适合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具有独特优势，是现阶段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方向与重点。习近平同志指出：“人民是否享有民主权利，要看人民是否在选举时有投票的权利，也要看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是否有持续参与的权利；要看人民有没有进行民主选举的权利，也要看人民有没有进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内部各方面围绕改革发展稳定的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在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开展广泛协商，努力形成共识的重要民主形式。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可以达成决策的最大共识，有效克服党派和利益集团为自己的利益相互竞争甚至相互倾轧的弊端；可以畅通利益诉求表达渠道，有效克服不同政治力量为了争取和维护自身利益固执己见、排斥异己的弊端；可以形成发现与改正失误和错误的机制，有效克服决策中情况不明、自以为是的弊端；可以形成人民群众参与各层次管理和治理的机制，有效克服人民群众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治理中无法表达、难以参与的弊端；可以凝聚全社会推动改革发展的智慧和力量，有效克服各项政策和工作共识不高、难以落实的弊端。总之，协商民主有利于求同存异、增进共识。与竞争型民主相比，协商民主是适合我国现阶段的民主形式。（房宁 赵俊华）
——据《人民日报》9月13日
我们能从整治辽宁贿选案中读出什么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9月13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辽宁省人大选举产生的部分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当选无效的报告，确定45名全国人大代表因拉票贿选当选无效，决定成立辽宁省十二届人大七次会议筹备组。
根据会议公报，辽宁省十二届人大一次会议选举产生的102名全国人大代表，有45名涉及拉票贿选;本届辽宁省619名人大代表，有523人涉及贿选。与此前被严肃查处的衡阳破坏选举案、南充拉票贿选案相比，辽宁拉票贿选案不仅同样涉案人员多、涉案金额大、性质严重、影响恶劣，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查处的第一起发生在省级层面、严重破坏人大选举制度的重大案件。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这是同我国国情相适应并且已经被时间和实践证明切实管用的一种制度，我国其他国家管理制度都建立在这个根本之上。对这个制度任何形式的蚕食和侵蚀，都是在啃我们这个国家治理的根基，更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釜底抽薪。
这次对贿选的公开依法追究让如此重大的丑闻大白于天下，还使辽宁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半数以上组成人员失去代表资格，常委会无法召开会议履行职责。可想而知，体制动这样的“手术”是很痛、也需要使出很大力气的一件事。但为了国家肌体的健康不可讳病忌医，多么艰难的“手术”该作必须要做。
贿选的核心媒介是钱。花钱能办各种事，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还主导了国家政治和经济政策，深刻影响了社会最高游戏规则。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把金钱挡在政治之外。这是一项崇高原则，但在现实社会，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对它的挑战不断蠢蠢欲动，见缝插针。
中国刚刚进入市场经济不久，“买选票”“花钱当个人大代表”的邪门歪道就出现了。如果这种苗头不予坚决制止，国家的政治方向就将失去基础性保障。因为发展下去，就可以花钱买个市长、买个书记，金钱就有可能逐渐在我们的国家里随心所欲，直至国家的经济和社会政策都被打上资本的烙印，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就会被一点点掏空。
辽宁拉票贿选案中，一些代表候选人利用资本操纵选举，明目张胆拉票贿选;一些人大代表目无法纪，把收受代表候选人钱物视为潜规则;一些人大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知法犯法，为代表候选人拉票穿针引线。这些盘根错节的现象多么让人触目惊心。依法依纪予以严肃处理堪称是一次正本清源的行动，它维护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权威和尊严，也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权威和尊严。
随着中国社会在组成结构上演变得日益复杂，违法乱纪的形态也会出现一些新的层次。政治保持宪法所规定的纯洁至关重要，而要“百毒不侵”就需战胜各种侵蚀和诱惑。这是与违法违纪作斗争的新领域，这一斗争的质量有着很广很深入的扩散意义。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反腐败工作，打击贿选是反腐败的正面战场之一。辽宁拉票贿选案是关键政治环节的权钱交易，其危害比围绕工程项目的权钱交易更大。因此，尽管此案涉案人数众多，“法不责众”绝非依法治国的现实逻辑；尽管事关一级组织，“法外开恩”也绝非从严治党所能允许。决不姑息迁就，依法依规严肃处理，才能树正风，也才能得民心、顺民意，这是一条越来越有现实基础的硬道理。依纪依法彻查和处理这起案件，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
从今年开始，各级人大将陆续迎来新一轮换届选举，辽宁拉票贿选案以及之前的衡阳破坏选举案无疑都是一个典型的反面教材。如果一些蠢蠢欲动准备搞点小动作的人，从这些教材中读不出“零容忍”的坚决，恐怕也只有南墙才能让他们找的着北了。（《环球时报》社评）
——据环球网9月17日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网红”干部
县长当街卖瓜？听到这样的消息，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恐怕是质疑、不解乃至批评。上周日，这样的事就在太原市南宫广场发生了。山西省万荣县县长李永辉率队奔波近400公里，来到这里摆摊吆喝，推销当地的农特产三白瓜。李县长当街卖瓜被“围观”，在网上也引来了关注，对于李县长的“网红”行为，有人点赞，但扔“板砖”者也不少。
领导干部成为“网红”，李县长绝不是第一例。近日，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李鸿忠通过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发表致网民的一封信，提出领导干部要成为群众信赖的“网红”，要最大程度地方便群众、服务群众，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
当然，李鸿忠书记的本意是领导干部要运用互联网思维为人民服务。尽管这与李永辉县长的“网红”作为有所不同，但两者都引发了关注和热议，这反映了老百姓对官员行为方式改易的不同态度。
很多人对官员成为“网红”还不太适应，这与我们对领导干部的传统印象有关。在人们的传统思维中，官员就是那种不苟言笑、讲话一板一眼、大腹便便的形象。当官员变得风趣幽默、能和老百姓打成一片的时候，大家反而不适应了。在市场经济和互联网时代，“官老爷”的形象早就该被淘汰了，如果官员言行不令老百姓喜闻乐见，大家会觉得没有亲和力，没有魅力，甚至对其执政能力产生怀疑。
在这种变化的驱使下，不少领导干部开始有意识地做“网红”的事。或许这些行为有作秀的成分，但对其一味“棒杀”或“捧杀”都是非理性的。我们需要的“网红”干部，是那种愿意走下权力“神坛”的官员，他们失去的是官员的“架子”，得到的是老百姓的欢迎，这应当是官员最有“面子”的事。
如何界定“网红”领导是否符合这个要求呢？不妨设定一个标准：就是要看他的“网红”行为是为了宣传自己，还是为了老百姓的利益而“红”。湖北省巴东县县委书记陈行甲，为了宣传当地旅游资源，录制MV演唱歌曲，还从高空跳伞，他的行为在网上迅速“走红”，尽管遭到了一些质疑，但他的作为却让更多人知道巴东这座小城，并且考虑去巴东旅游。陈行甲对巴东的“网红”式宣传，显然不能简单用“炒作”概括。只要有利于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只要有助于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官员成为“网红”也无可厚非。
不可否认，有些官员通过炒作自己、显示与众不同的“个性”而出名。他们也擅长和媒体打交道，喜欢搞些夸张的言论和动作。广州市原市委书记万庆良就被网友戏称为“六百帝”，因其对媒体声称自己住的珠江帝景豪宅房租才600元。万庆良落马后，他的这些“网红”言行也成了大家的笑柄。
万庆良式的“网红”行为应该令领导干部引以为戒。我们需要的“网红”官员，是那种可以在电视、网络直播上能随时回答老百姓的提问的官员，是那种不惜被质疑、依然愿意高调宣传本地旅游资源、农副产品的干部。他们在聚光灯下高调的言行，可能惹人争议，但只要不是为了个人名利，不是说一套做一套，不是弄虚作假哄骗人，“网红”一下也无妨。（黄帅）
——据《中国青年报》9月6日
财经广角
G20峰会折射的势与变
西子湖畔的聚会，若是放在几十年前，甚或20年前，几乎不可想象。
G20的成员覆盖了当今世界几乎所有的重要经济体。尤其引人注目的是，短短几年内，G20由崭露头角到当仁不让地成为国际经济政策协调主要平台以及全球最具代表性的经济政策协调平台，这一演变反映出全球经济格局的发展变化。
整个20世纪下半叶，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主要平台一直是七国集团或八国集团峰会，世界经济话语权垄断在少数发达经济体手中。
在实际经济决策中，发达经济体表现出的傲慢与偏见让许多发展中经济体倍感挫败和不适，一些“并不合脚”的政策建议更让发展中经济体遍体鳞伤。
显而易见，与过去的政策协调平台相比，G20具有更加广泛的代表性，能够促进全球经济政策的协调和平衡，发展中经济体的利益和诉求得到更多的尊重。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正是由于在G20这一平台上，众多新兴经济体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使得G20代表了新世纪里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理念的根本变化——共克时艰、共谋发展的合作意愿更加强烈。发展中经济体能够从国际经济合作中获益，而发达经济体也可以通过与新兴经济体和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的合作，获得价值链延伸和市场拓展带来的收益。
G20杭州峰会的办会理念体现出中国海纳百川的胸怀。通过令本次峰会聚焦发展议题并扩大国际合作，中国致力于让全球经济体系所有参与者共赢。通过推动创新和绿色发展，中国致力于为全球长期可持续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一段时间以来，全球化出现了一些倒退的暗流和逆流，其原因是全球化的收益并没有惠及这一进程的所有参与者，一部分国家被排除在外，一些群体被排除在外。因此，中国提出的促进开放包容发展，切中要害，有利于引领全球化继续向前。
天下大势，浩浩汤汤。G20体现的趋势变化给人启迪：摒弃过时的零和博弈思维，寻求互利共赢合作，携手致力于世界经济的开放、包容与联动发展。只有契合了全球经济发展的变化趋势，只有紧跟合作共赢的大潮，道路才会越走越宽广。（陈济朋/新华社记者）
——据新华网9月6日
中西部正成为中国经济“火车头”
国家统计局昨日公布了今年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数据显示，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6.3%，较7月份加快0.3个百分点。从环比看，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0.53%，比上月加快0.01个百分点。1-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0%。
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增加值，表明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底部并在逐渐盘实——这个判断是能够成立的。在经济转型的推进过程中，最近两年来我国的经济增速从以往的高速开始转变为中高速，无论是规模以上企业还是规模较小的企业，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企，都面临一定的困难。但进入今年下半年后，经济增速开始保持平稳运行，从今年3月份开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同比增加值都在6%以上，这表明中国经济确实已经度过最困难时期，目前已进入“L”形走势的转折点，只要不出现大的利空事件，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数据将表现出越来越平稳的态势，并且逐渐向上寻求支撑，使中国经济的底部得以夯实。
国家统计局此次公布月度指标，专门列出了“分地区看”的栏目，东部地区增加值同比增长7.2%，中部地区增长7.8%，西部地区增长7.9%，而东北地区则非但没有上升，反而下降了2.0%。从这四个大区域的增长状况来看，历来增速排在前列的东部地区，虽仍有增长，但增速一般，而以前增速一直较为缓慢的中部和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势头强劲，已超过了东部地区。而与全国其他地区均出现良好增长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东北地区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走势仍不能让人轻松。
东部地区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多年一直是经济最活跃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也走在国内前列。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经济增速虽有下降，但由于其具有良好的经济基础，因此目前的下降是基本可以承受的，其市场仍保持着一定的活跃度。东部地区无论是基础建设投资还是市场消费都已进入饱和状态，要求其再度出现大幅度增长是不现实的。
中西部地区分别出现7.8%和7.9%的同比增速，充分显示了这个地区的经济活力正在复苏。由于历史的原因，中西部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上长期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在近两年的经济转型中，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通过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来对当地的经济增长提供刺激，收到了预期的效果。我国中西部地区地域辽阔，物产丰富，随着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这个地区将能够吸收到更多的投资，其经济增长潜力将逐步得到拓展和提升，正在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周俊生）
——据《长江日报》9月14日
未来十年，经济有六大趋势
中国这10年间的变化，估计10年前没有预测到。在2005年，中国人均GDP1700美元；10年后的2015年，中国人均GDP超过8000美元。2005年，中国经济总量是2.3万亿美元，是当年美国GDP的17%；十年后的2015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10万亿美元，是美国GDP的60%。十年前，没有“双十一”，没有微博、微信，没有小米。当然，十年前也没有预测到2008年会出现全球金融危机。
十年后会怎么样？我不做预测，只说说可能性。这些可能性受到有关中国和全球经济中若干重要因素的影响。我把这些因素概括为影响中国和全球经济的六大趋势，其中前两个有关中国，后四个关乎全球，包括中国。这六大趋势中，对经济增长和企业发展既有张力压力、也有推动力。下面我就这六大趋势主要特点和内涵谈谈看法。
第一，中国经济转型。过去十年，中国从低中等收入迈向中等收入。今后十年，中国从中等收入迈向中高等收入。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就是告别低收入和高增长，进入中等收入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一种常态。这种新常态是长期的，但未来十年很关键。中国经济必然转型，消费会提升，服务业比重将扩大，制造业要升级。经济转型的关键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种流行观点把结构性改革等同于结构调整。其实不然。结构性改革的实质，是通过改革降低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矫正市场扭曲，促进创新；结构变化只是结构性改革后市场发展的结果。所以，结构性改革不等于结构调整，而是深层次的改革。
第二，中国新型政商关系。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商关系显著特征是一种以个人关系为基础的紧密型关系。新型政商关系则要达到政府和企业的“亲”和“清”境界。要实现这种境界，就必须把政府与企业、官员与企业家的关系建立在透明、规范的法治基础之上。我以前讲过法治在市场经济制度基础中起决定性作用。今天想进一步说，法治也是决定新型政商关系的制度基础。中国的法治化进程将决定中国的新型政商关系的进程。
第三，世界经济增速放缓。首先是发达经济体长期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2016年成为畅销书的一本经济学学术著作是美国经济学家戈登的《美国经济增长的崛起与衰退》。它分析了自1870年至2015年的145年间的美国经济增长，并预测未来美国经济的长期增长率将进入2%以下区间，而不是通常期望的3%左右。在发达经济体中，欧洲经济增速可能比美国低，日本可能比欧洲低。在金砖四国中，巴西和俄罗斯今年是负增长，今后前景也不乐观，亮点是印度和中国。IMF最近调高今年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同时调低对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未来几年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可能性大于加快的可能性。
第四，全球化趋势减弱。过去十年间发生的一个重要转折，就是全球化在经历快速强烈发展之后，开始出现减弱甚至逆转的态势。去年以美元计价的全球贸易下降，以本币计价的全球贸易虽然增长，但增速低于经济增长。不仅贸易保护主义在抬头，各国政府的移民政策、投资政策、监管政策等，都有朝着逆全球化方向发展的倾向。
第五，科技创新推动发展但效果复杂。当今世界各国都在鼓励创新。科技创新推动经济发展，但它所带来的效果却不简单。之前的科技创新主要以机器替代人的体力，这一次科技创新则是以机器替代人的脑力。前一段时间AlphaGo战胜人类围棋高手，突显出人工智能的应用潜力。两年前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学院的布莱恩约弗森和麦卡菲在《第二次机器革命》一书中预测到，这一轮科技创新在提高人均收入水平的同时，可能会造成大批人失业或无业，这尤其会发生在有知识的人当中。所以我们为科技创新鼓舞，但是对其效果的复杂性不能掉以轻心。
第六，收入分配不平等张力持续。尽管过去30年全球范围内贫富差距在缩小，但是每一个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却在扩大，在一些发达国家其不平等程度回到了19世纪末的水平。收入分配不平等带来的张力不仅是公平问题，也是效率问题，因为它影响政治走向，从而也影响经济走向。
在企业家们关注如何被这六大趋势所影响的同时，也应思考自己将如何推动世界的改变。如果说这六大趋势将塑造世界的话，那么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将改变世界。当我们展望未来十年的时候，洞察中国和世界经济的六大趋势，思考企业家精神的作用和企业家的责任，比单纯预测更有价值。（钱颖一/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据《北京日报》9月12日
发展都市圈，化解城市病
我国有6个千万人口以上的城市，500万以上的有21个，100万以上的有134个，这个在全世界都是没有先例的。美国3.6亿人口，百万城市只有9个。由于大城市、特大城市过度发展，城市病的问题，基础设施的跟进问题，现在非常突出。
为什么我们到一些发达国家会感觉到方便呢？实际上他们的城市发展路径并不像我们之前想象的，一定要向特大城市集中。我们把国家和人口进行规模化对比后发现，差距就在于5万到20万和20万到50万人口的城市。相比这些千万以上人口的城市，中国20万到50万人口的城市数量远低于德国、法国、日本和英国，基本是德国的1/3，日本的1/7到1/8。
为什么中国百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多？就是因为我们的等级化城市管理体制，通过行政的方式调动资源，推动大城市、特大城市发展，忽略了中小城市的发展。我们要想真正解决未来城市发展难题，就要打破等级化的行政管理界限，突破区域封锁，来按照市场的机制推动中小城市发展，这方面有很多功课要做。比如，怎样解决人口、土地要素流动的问题？怎样更好地建立一个使中小城市能在平等基础上和各类行政等级高的城市开展公平竞争的机制？
还有一点，我们在研究都市圈和城市群的问题时忽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体制现象：我们的城市群、都市圈，大多数是以行政区划为界限，所有的资源配置是按照行政区域申报的。这样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呢？行政区域所配置的资源与其等级和公共福利配比，行政等级越高的城市，福利越好，自我循环越强，这就使外部的要素很难双向流通。而且在中国的行政区域管理下，城市和城市协作性弱，竞争性强。
怎么在这个体制下让城市的资源、要素更畅快地流通，甚至交通沿线自动产生新的城市生长点，促进中小城市的发育，可能对未来中国城市的格局，中国城镇化空间格局的合理分布，人口的合理分布，起到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涉及城市化的问题，有很多很多话题，但是说起都市圈的问题，中小城市的发展问题，核心就在于改革，改革现在等级化的划分体制，打破行政区域的公共服务配置制度，通过市场要素来确定基础设施的供给，打破空间的孤立的利益结构，这是未来解决都市圈发展的最重要的改革课题。（李铁/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
——据《北京日报》9月5日
百家杂谈
“1元购”这个商业赌场早该有人管管了
1元钱买iPhone手机、1元钱中路虎越野车……最近，不少人接到了类似的手机广告，并被推送各种“1元购”APP。李阔（化名）就是其中一位。过去三个月里，他疯狂痴迷于“1元购”，累计花费了20多万元。直到最近，他才幡然醒悟，原来自己早已在不知不觉中产生了一种赌徒心态。
什么是“1元购”？举个简单例子。比如在某个1元购销售平台上，一件商品的价值是100元，平台会产生100个等额份额，参与的用户花1元钱就可以得到一个份额。待所有份额全部售出后，平台会根据游戏规则，计算出一个“幸运码”，而被随机分配到这个幸运码的用户，便可以1元的价格获得这件商品。
表面上看，这种商业模式没有问题。总会有一个幸运的消费者。对于其他消费者来说，需要花钱购买商品，而对于幸运的消费者等于是没花钱就获得了商品。
从“1元购”这种商业模式出现以来，就发生了很多新闻事件：南昌一位市民，自从参与了“1元购”之后就难以自拔，一个月购物3万多元，很多商品被闲置家里。北京一位市民花了10多万了，到如今也没中过一次奖。而有的“1元购”还存在骗人的行为，2014年，广州一位市民终于中奖了，结果商家一直不予兑现，为此还打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最终获得了500元的赔偿，与说好的一部手机相比，显然价值缩水了。
最让我们担心的，还是一些业内人士透露的“内部消息”，说是“1元购”存在这样几个问题：其一，谁中奖，有人暗箱操作，想让谁中奖就能让谁中奖，过程并不透明。其二，一些“1元购”平台以次充好，拿劣质产品用于“1元购”。其三，故意扩大“1元购”好处，用更大件商品诱惑市民，比如广东有个卖楼房的，也搞了“1元购”。
“以小博大，一本万利。”这就是“1元购”平台吸引市民的最大看点。这种方式究竟是营销创意还是骗人手段？这需要监管部门介入，看看在其背后是怎样的游戏规则。最为关键的是，这种容易激起人们赌博心理的营销模式也是有问题的。很显然，人们在参加“1元购”的时候，考虑的不是自己需不需要这种商品，而是为了能花1元钱中个大奖。在这种心理误导之下，也就有了很多人“不知不觉花了10多万”的尴尬现实，让他们形成了一种赌博心理，有了购物依赖。久而久之就难以自拔了。
北京律师李亚认为，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产业发展迅猛，监管缺位、管理滞后的漏洞不可避免，“1元购”其实是打了一个法律的擦边球。在我看来这不仅是在打擦边球，而是一种不道德的营销和欺骗。
“1元购”其实就是一个打着营销模式的商业大赌场，早该有人出面管管了。（郭元鹏）
——据红网9月5日
大熊猫真的不再濒危了吗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9月4日在美国夏威夷宣布，中国“国宝”大熊猫将不再被列为濒危物种，从“濒危”降为“易危”，理由是大熊猫的野生种群在慢慢恢复。截至2013年年底，中国野生大熊猫1864只，比低谷时期（1985年到1988年）的1114只增加了750只，增长了16.8%，而且圈养种群数量从164只增加到375只。
随即，国家林业局发表了不同意见，称将大熊猫保护等级降低还为时过早，大熊猫仍是濒危物种，仍需加大保护力度。理由有很多，其中最主要的理由是大熊猫栖息地破碎化。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与国家林业局的不同意见，看起来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科学依据分别是：野生种群成熟个体数是否少于250只；野生种群分布区或占有区是否低于5000平方千米；过去10年或3个世代内野生种群是否出现大幅下降；野生成熟个体大于2500只时，今后10年降幅是否会超过20%；今后5个世代灭绝风险是否超过20%。只要满足5个标准中任何一个，就可以被定为濒危动物。
不过，大熊猫从“濒危”降为“易危”并非实质性改变。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把物种划分为7个等级，由高到低分别为灭绝、野外灭绝、极危、濒危、易危、近危和无危。虽然极危、濒危和易危三个等级有一字之差，但都是受威胁物种。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将大熊猫的保护等级降低，原因在于中国对偷猎的打击和栖息地恢复起到了成效。
中国当然也认可这种成绩，但也充分看到了保护大熊猫的困难和艰巨。两个主要问题是，大熊猫还面临栖息地破碎化等威胁，以及气候变化将会使大熊猫赖以生存的竹林减少35%。从更深的角度看问题，中国林业局的观念和做法更适合中国动物保护的现状，并且符合行百里者半九十的理念。
中国是濒危动物分布大国，据不完全统计，仅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的原产于中国的濒危动物就有120多种（原产地在中国的物种），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有257种，列入《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的鸟类、两栖爬行类和鱼类有400种，列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更达上千种。
由于大熊猫在世界上有极高的知名度，中国对大熊猫的保护比较典型。相关措施包括建立自然保护区；实施再引进工程，发展和壮大野生种群；开展驯养繁殖；进行资源监测和科学研究；实施严格的法律保护，禁止或限制商业性开发利用等。
大熊猫保护的主要问题在于栖息地破碎化，造成大熊猫局域种群基因交流受阻，遗传多样性不足。因此，中国保护大熊猫的主要举措是大力保护大熊猫的栖息地，其主要途径就是建立自然保护区。
当然，管理能力的提高、开展科学研究和驯养繁殖也是保护大熊猫和其他濒危动物的有效措施，但是建立自然保护区是根本举措。只要人类给予大熊猫和其他野生动物一个不受干扰的自然栖息地，濒危动物就有可能转为易危，甚至近危和无危。（张田勘）
——据《中国青年报》9月7日
寨卡病毒无须恐惧
据媒体报道，以环境整洁卫生闻名的花园城市之国新加坡，近来饱受寨卡病毒的困扰：至9月5日，新加坡确诊境内感染寨卡病例总数达258起，其中共有30名中国公民在新感染。为此中国疾控专家近日提醒，我国存在寨卡病毒疫情输入风险，不排除暴发可能。
一个干干净净的城市，怎么会被小小的寨卡病毒扰乱？我们需要认识一下寨卡病毒。
寨卡病毒与我们较为熟悉的黄热病毒同属于一个科，最早发现也是从一只用以研究黄热病的猴子身上分离出来的。寨卡病毒引发的疾病症状，主要以低热、斑丘疹、关节疼痛以及结膜炎，头疼、肌痛等症状为主。多数患者能够在一周左右自愈，如果不是刻意检查，很可能让人以为不过是患了一场普通的感冒而已。
为什么要大张旗鼓地防治它？那是因为寨卡病毒对正在孕育的胎儿有着特殊的毁坏力，在2015年5月-2016年1月间，有4000例感染过寨卡病毒的孕妇分娩了患有“小头症”的畸形儿，比正常产妇高了20倍。“小头症”的头小畸形只是表象，真的问题是脑发育迟缓，脑重量很轻，智力及身体的发育都落后常人，语言及行为发育障碍，孩子的整体寿命也不长。所以说，小头症才是寨卡病毒真正的可怕之处，也是国际卫生组织对其格外关注的真正原因。
与大多数的病毒感染一样，对于寨卡病毒目前没有有效的治疗手段，人类染病之后，最有效的治疗方法就是休息饮水，减少并发症的发生。对于一些流感病毒，人类已经研发出了疫苗，但寨卡病毒还没有疫苗可用，目前可做的就是减少到相关的疫区，避免与蚊虫接触，保护好自己。
我国对寨卡病毒非常重视，即便在春节前蚊子在我国大多数区域还没有活动空间的时候，我国的卫生行政部门就针对寨卡病毒的防控做了较为周密的部署，对于寨卡病毒感染者的早期发现及上报流程都做了非常周密的安排。
尽管如此，但如果真的因为多例病例输入的原因，在目前蚊虫仍然活跃的秋末，依然不能完全杜绝寨卡病毒暴发的风险，对此风险，民众应该小心谨慎，但没有必要过于恐惧，毕竟其破坏力还是不能与“非典”“禽流感”相提并论，如果有了宝宝的孕妇，减少出门，保证居室没有蚊子，也是较为安全的防御方法。（郑山海/医生）
——据《新京报》9月7日
传统智慧
儒学给人智慧
从一定意义上说，儒学是一种“人学”，就是教导人们如何做人的学问。儒学有丰富的思想，在许多方面能给人以智慧和启迪。
注重修身立德，成就理想人格。儒家讲究修身做人之道。修身的目的，在于培养高尚的人格和道德情操。修身重在反思自己，所谓“吾日三省吾身”。孔子讲“修己以敬”，涵养智仁勇“三达德”；孟子讲存心养性，养浩然之气；荀子讲“以诚养心、以礼正身”，这些都体现了儒家修身之学的基本精神。儒家要求君子具有博施济众、仁民爱物，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博大胸怀和历史使命感，以经世济民为志向，以担当道义为己任，具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独立人格和坚强意志，以及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大智大勇，为实现社会、人生理想而不懈奋斗。我国历代许多仁人志士都深受儒家人生哲学的影响，吸取并践行其中的思想精华，为国家和民族作出了贡献。
倡导善待他人，营造和谐人际关系。儒家所提倡的“礼”不只是外在礼仪形式，更重要的是它的内核“仁”。“仁”是从人的本性发展出来的，是一种关心人、爱护人、体恤人的感情和态度，在与他人相处时表现为与人为善、成人之美。“礼”是按照“仁”的精神制定的一系列社会制度、规范和道德原则。“礼”的作用在于定分止争，协调人际关系，促进社会和谐。在家庭中，如能做到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家庭就和睦了。扩大到社会，就是要建立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基本伦常秩序。每个人各守其分、各尽其责、依礼而行，整个社会就能安定有序。这种以“仁”为魂、以“礼”为体、以“和”为用的社会伦理学说，包含着善待他人的仁爱精神、尊重秩序的守礼原则、以和为贵的价值追求。
主张以德治国，强调民为邦本。《大学》提出“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又要求读书人“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其实是主张以修身为本，由内圣而外王，最终实现以德治国。在儒家看来，正人先要正己；君子“修己”，近可以“安人”，远可以“安百姓”，这样才能成为一个好的政治家。古典儒家提倡的正是通过提升国民道德品质与文明素养来治国的理念。这要求统治者怀着爱民如子的感情，采取惠民、安民、富民、恤民的政策和措施，减轻老百姓的负担，让他们能够安稳生活。许多儒家学者都认识到得民心者得天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道理，先后提出民贵君轻、民本君末等君臣关系理论，虽然目的大都是为了“存社稷、固君位、达邦宁”，但客观上对于改善人民的生存状况、发展社会生产也有积极作用。
提倡尊师重教，注重学行统一。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把教育作为提高人的素质、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手段，是儒学的一大特点。历史上许多著名儒家学者也是教育家，他们通过长期教学实践总结的教育经验和方法，包含许多真知灼见。儒家“六艺”之教注重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但强调“德教为先”，首先教学生如何做人，并且要求学行一致、知行统一。历代儒家学者总结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教育方法，如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循序渐进、温故知新、学思结合、教学相长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育和认识发生发展的规律。在现代教育的综合创新中，应重视吸收这些传统教育思想的合理内容。
儒学是在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一些方面已经不适应今天社会的需要。但儒学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其中包含着中华民族认识宇宙、社会、人生的许多成果，经过科学辨析和选择，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很多内容可以成为当今时代的文化资源。（方克立/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哲学史学会名誉会长）
——据《人民日报》9月2日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出处】孔子《论语·子路》
【释义】当政者本身言行端正，能做出表率模范，不用发号施令，大家自然起身效法，政令将会畅行无阻；如果当政者本身言行不正，虽下命令，大家也不会服从遵守。
【阐释】
当领导的人责任最大，因为他宣布的任何政策法令，都必须自己先遵照执行。如果领导者本身行得正，办一切事都合规矩，自然能得民众的拥护，不用下命令，大家也会依照去实行，所以说不令而行。《大戴礼记·子张问入官篇》中讲：“君子欲政之速行也者，莫若以身先之也；欲民之速服也者，莫若以道御之也。”如果领导者想迅速地推行政令，没有比自己先身体力行更好的办法了；如果想使民众很迅速地服从，没有比以道来教导民众更好的了，强调的也是领导者身体力行的重要性。
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居安思危、崇尚节俭，奠定了大宋基业。有一次，赵匡胤的女儿魏国长公主穿了一件由翠鸟羽毛作装饰的短上衣入宫，赵匡胤见到后十分气愤，他对公主说：“你把这件衣服给我，从今以后，不要用翠鸟羽毛作装饰了。”公主笑着说：“这有什么了不起的，也用不了几根羽毛。”赵匡胤正色说道：“你说得不对。你穿这样的衣服，宫中其他人看到会纷纷效仿，这样一来，京城翠鸟羽毛价格便会上涨了，商人有利可图，就会从四处辗转贩运翠鸟，这要杀伤多少鸟儿啊！你千万不能开此奢华之端。”公主听了赵匡胤的话，连忙叩谢父皇的教诲。
孔子曾说：“君子所为，百姓之所从也，君所不为，百姓何从？”孔子的这一观点在不少君王身上都得到了验证，赵匡胤以节俭为本，以身作则并约束家人的做法，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极大影响，士大夫竞相节约自勉，州县官上任时，奢侈浪费讲究排场的迎来送往都取消了，小官上任时，很多只穿草鞋、拄木杖徒步而行。赵匡胤之后的几个君王都很好地延续了他俭朴的生活作风。只是北宋后期的君主无法保持赵匡胤的作风，尤其是宋徽宗，追求奢侈达到了极致，他当政期间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大兴土木，修建宫殿园林，很快就将祖先积蓄的财富挥霍一空。如此奢靡荒淫，亡国是必然的事情。
孔子强调“苟正其身，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领导者如果能够端正自身，那么对于办理政治这件事，又有何难处呢？如果领导者不能端正自身，又怎么能够去端正别人呢？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来说就是 “打铁还需自身硬”。这句话用通俗的语言概括了为政之要，同时也指出了当前道德教育之所以不得力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我们把道德教育变成了“说教”，认为需要教育的是下属、是普通百姓。事实上，“身教者从，言教者讼。”用空话教育别人，只能导致争吵，用行动教育人，别人才会跟着做。如果领导者本身行得不正，虽然屡次下命令，民众也不会服从。
《论语》记载，叶公问政，子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所谓政治就是要使人正。怎样使人正呢？就是领导者自己率先去做正当的事。那谁还敢做不正当的事呢？在《群书治要·政要论》中，得出这样的结论：“故君子为政，以正己为先，教禁为次。”君子从政以端正自身为先，以教育和约束为其次。正因深明治政之理，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坚持勤俭办一切事业，坚决反对讲排场比阔气，坚持抵制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的号召，并且强调“‘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说到的就要做到，承诺的就要兑现，中央政治局同志从我本人做起。”在党中央以上率下的带动下，党风政风不断好转。
历史和现实经验都告诉我们，培育正风只要领导者率先垂范，其效果就如影之随形、响之应声一样显著，自然会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刘余莉/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
——据人民网9月5日
本期要目
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房宁 赵俊华
竞争型民主具有扩大社会分歧的倾向，不适合转型期的中国。协商民主有利于求同存异、增进共识，是适合我国现阶段的民主形式。
我们能从整治辽宁贿选案中读出什么/《环球时报》社评
从今年开始，各级人大将陆续迎来新一轮换届选举，辽宁拉票贿选案以及之前的衡阳破坏选举案无疑都是一个典型的反面教材。如果一些蠢蠢欲动准备搞点小动作的人，从这些教材中读不出“零容忍”的坚决，恐怕也只有南墙才能让他们找的着北了。
G20峰会折射的势与变/陈济朋
G20体现的趋势变化给人启迪：摒弃过时的零和博弈思维，寻求互利共赢合作，携手致力于世界经济的开放、包容与联动发展。
儒学给人智慧/方克立
从一定意义上说，儒学是一种“人学”，就是教导人们如何做人的学问。儒学有丰富的思想，在许多方面能给人以智慧和启迪。
目录
政治观察
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房宁 赵俊华
我们能从整治辽宁贿选案中读出什么/《环球时报》社评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网红”干部/黄帅
财经广角
G20峰会折射的势与变/陈济朋
中西部正成为中国经济“火车头”/周俊生
未来十年，经济有六大趋势/钱颖一
发展都市圈，化解城市病/李铁
百家杂谈
“1元购”这个商业赌场早该有人管管了/郭元鹏
大熊猫真的不再濒危了吗/张田勘
寨卡病毒无须恐惧/郑山海
传统智慧
儒学给人智慧/方克立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刘余莉
政治观察
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民主内涵包括价值与实践两个层面。在实践层面上，民主意味着寻求和建立实现人民主权的民主形式、政治制度。发展民主政治是世界各国的共同追求，但对于众多发展中国家来说，民主政治的发展道路并不平坦，因推行“西式民主”特别是因选举而陷入混乱和动荡的国家屡见不鲜。有鉴于此，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应积极稳妥地推进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发展广泛多层制度化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从世界各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历史看，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是民主发展的两种基本形式。习近平同志指出：“在我们这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广泛协商，体现了民主与集中的统一；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考虑到我国当前的经济社会条件、面临的主要任务以及国际环境，也考虑到西方国家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民主政治发展的经验教训，党的十八大将协商民主确定为现阶段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方向和重点。
竞争型民主具有扩大社会分歧的倾向，不适合转型期的中国。西方国家及一些发展中国家开展民主政治实践的历史表明，实行多党竞争必然要争夺选民，而争夺选民首先要“切割”选民，将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分歧公开化、对立化，从而形成竞争党派各自的政治基础。加之在竞争型民主政治制度条件下，各个政党以夺得或控制政权为唯一目标，在权力争夺中不择手段、相互攻讦，结果形成了扩大和深化社会分歧的机制。这一缺陷在西方国家历史上的工业化社会转型期表现得尤为突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竭力向发展中国家输出的竞争型民主制度，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造成了严重后果，使不少本来已经迈向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陷入长期社会纷争，更有国家内战频发、民不聊生。造成这种局面的重要原因之一，即是从西方输入的竞争制度造成了社会矛盾激化。当前，我国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我国发展仍然面临着诸多风险和挑战，处于“黄金发展期”和“矛盾凸显期”叠加的关键时期，竞争型民主的制度安排显然不适合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具有独特优势，是现阶段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方向与重点。习近平同志指出：“人民是否享有民主权利，要看人民是否在选举时有投票的权利，也要看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是否有持续参与的权利；要看人民有没有进行民主选举的权利，也要看人民有没有进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内部各方面围绕改革发展稳定的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在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开展广泛协商，努力形成共识的重要民主形式。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可以达成决策的最大共识，有效克服党派和利益集团为自己的利益相互竞争甚至相互倾轧的弊端；可以畅通利益诉求表达渠道，有效克服不同政治力量为了争取和维护自身利益固执己见、排斥异己的弊端；可以形成发现与改正失误和错误的机制，有效克服决策中情况不明、自以为是的弊端；可以形成人民群众参与各层次管理和治理的机制，有效克服人民群众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治理中无法表达、难以参与的弊端；可以凝聚全社会推动改革发展的智慧和力量，有效克服各项政策和工作共识不高、难以落实的弊端。总之，协商民主有利于求同存异、增进共识。与竞争型民主相比，协商民主是适合我国现阶段的民主形式。（房宁 赵俊华）
——据《人民日报》9月13日
我们能从整治辽宁贿选案中读出什么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9月13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辽宁省人大选举产生的部分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当选无效的报告，确定45名全国人大代表因拉票贿选当选无效，决定成立辽宁省十二届人大七次会议筹备组。
根据会议公报，辽宁省十二届人大一次会议选举产生的102名全国人大代表，有45名涉及拉票贿选;本届辽宁省619名人大代表，有523人涉及贿选。与此前被严肃查处的衡阳破坏选举案、南充拉票贿选案相比，辽宁拉票贿选案不仅同样涉案人员多、涉案金额大、性质严重、影响恶劣，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查处的第一起发生在省级层面、严重破坏人大选举制度的重大案件。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这是同我国国情相适应并且已经被时间和实践证明切实管用的一种制度，我国其他国家管理制度都建立在这个根本之上。对这个制度任何形式的蚕食和侵蚀，都是在啃我们这个国家治理的根基，更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釜底抽薪。
这次对贿选的公开依法追究让如此重大的丑闻大白于天下，还使辽宁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半数以上组成人员失去代表资格，常委会无法召开会议履行职责。可想而知，体制动这样的“手术”是很痛、也需要使出很大力气的一件事。但为了国家肌体的健康不可讳病忌医，多么艰难的“手术”该作必须要做。
贿选的核心媒介是钱。花钱能办各种事，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还主导了国家政治和经济政策，深刻影响了社会最高游戏规则。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把金钱挡在政治之外。这是一项崇高原则，但在现实社会，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对它的挑战不断蠢蠢欲动，见缝插针。
中国刚刚进入市场经济不久，“买选票”“花钱当个人大代表”的邪门歪道就出现了。如果这种苗头不予坚决制止，国家的政治方向就将失去基础性保障。因为发展下去，就可以花钱买个市长、买个书记，金钱就有可能逐渐在我们的国家里随心所欲，直至国家的经济和社会政策都被打上资本的烙印，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就会被一点点掏空。
辽宁拉票贿选案中，一些代表候选人利用资本操纵选举，明目张胆拉票贿选;一些人大代表目无法纪，把收受代表候选人钱物视为潜规则;一些人大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知法犯法，为代表候选人拉票穿针引线。这些盘根错节的现象多么让人触目惊心。依法依纪予以严肃处理堪称是一次正本清源的行动，它维护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权威和尊严，也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权威和尊严。
随着中国社会在组成结构上演变得日益复杂，违法乱纪的形态也会出现一些新的层次。政治保持宪法所规定的纯洁至关重要，而要“百毒不侵”就需战胜各种侵蚀和诱惑。这是与违法违纪作斗争的新领域，这一斗争的质量有着很广很深入的扩散意义。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反腐败工作，打击贿选是反腐败的正面战场之一。辽宁拉票贿选案是关键政治环节的权钱交易，其危害比围绕工程项目的权钱交易更大。因此，尽管此案涉案人数众多，“法不责众”绝非依法治国的现实逻辑；尽管事关一级组织，“法外开恩”也绝非从严治党所能允许。决不姑息迁就，依法依规严肃处理，才能树正风，也才能得民心、顺民意，这是一条越来越有现实基础的硬道理。依纪依法彻查和处理这起案件，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
从今年开始，各级人大将陆续迎来新一轮换届选举，辽宁拉票贿选案以及之前的衡阳破坏选举案无疑都是一个典型的反面教材。如果一些蠢蠢欲动准备搞点小动作的人，从这些教材中读不出“零容忍”的坚决，恐怕也只有南墙才能让他们找的着北了。（《环球时报》社评）
——据环球网9月17日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网红”干部
县长当街卖瓜？听到这样的消息，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恐怕是质疑、不解乃至批评。上周日，这样的事就在太原市南宫广场发生了。山西省万荣县县长李永辉率队奔波近400公里，来到这里摆摊吆喝，推销当地的农特产三白瓜。李县长当街卖瓜被“围观”，在网上也引来了关注，对于李县长的“网红”行为，有人点赞，但扔“板砖”者也不少。
领导干部成为“网红”，李县长绝不是第一例。近日，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李鸿忠通过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发表致网民的一封信，提出领导干部要成为群众信赖的“网红”，要最大程度地方便群众、服务群众，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
当然，李鸿忠书记的本意是领导干部要运用互联网思维为人民服务。尽管这与李永辉县长的“网红”作为有所不同，但两者都引发了关注和热议，这反映了老百姓对官员行为方式改易的不同态度。
很多人对官员成为“网红”还不太适应，这与我们对领导干部的传统印象有关。在人们的传统思维中，官员就是那种不苟言笑、讲话一板一眼、大腹便便的形象。当官员变得风趣幽默、能和老百姓打成一片的时候，大家反而不适应了。在市场经济和互联网时代，“官老爷”的形象早就该被淘汰了，如果官员言行不令老百姓喜闻乐见，大家会觉得没有亲和力，没有魅力，甚至对其执政能力产生怀疑。
在这种变化的驱使下，不少领导干部开始有意识地做“网红”的事。或许这些行为有作秀的成分，但对其一味“棒杀”或“捧杀”都是非理性的。我们需要的“网红”干部，是那种愿意走下权力“神坛”的官员，他们失去的是官员的“架子”，得到的是老百姓的欢迎，这应当是官员最有“面子”的事。
如何界定“网红”领导是否符合这个要求呢？不妨设定一个标准：就是要看他的“网红”行为是为了宣传自己，还是为了老百姓的利益而“红”。湖北省巴东县县委书记陈行甲，为了宣传当地旅游资源，录制MV演唱歌曲，还从高空跳伞，他的行为在网上迅速“走红”，尽管遭到了一些质疑，但他的作为却让更多人知道巴东这座小城，并且考虑去巴东旅游。陈行甲对巴东的“网红”式宣传，显然不能简单用“炒作”概括。只要有利于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只要有助于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官员成为“网红”也无可厚非。
不可否认，有些官员通过炒作自己、显示与众不同的“个性”而出名。他们也擅长和媒体打交道，喜欢搞些夸张的言论和动作。广州市原市委书记万庆良就被网友戏称为“六百帝”，因其对媒体声称自己住的珠江帝景豪宅房租才600元。万庆良落马后，他的这些“网红”言行也成了大家的笑柄。
万庆良式的“网红”行为应该令领导干部引以为戒。我们需要的“网红”官员，是那种可以在电视、网络直播上能随时回答老百姓的提问的官员，是那种不惜被质疑、依然愿意高调宣传本地旅游资源、农副产品的干部。他们在聚光灯下高调的言行，可能惹人争议，但只要不是为了个人名利，不是说一套做一套，不是弄虚作假哄骗人，“网红”一下也无妨。（黄帅）
——据《中国青年报》9月6日
财经广角
G20峰会折射的势与变
西子湖畔的聚会，若是放在几十年前，甚或20年前，几乎不可想象。
G20的成员覆盖了当今世界几乎所有的重要经济体。尤其引人注目的是，短短几年内，G20由崭露头角到当仁不让地成为国际经济政策协调主要平台以及全球最具代表性的经济政策协调平台，这一演变反映出全球经济格局的发展变化。
整个20世纪下半叶，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主要平台一直是七国集团或八国集团峰会，世界经济话语权垄断在少数发达经济体手中。
在实际经济决策中，发达经济体表现出的傲慢与偏见让许多发展中经济体倍感挫败和不适，一些“并不合脚”的政策建议更让发展中经济体遍体鳞伤。
显而易见，与过去的政策协调平台相比，G20具有更加广泛的代表性，能够促进全球经济政策的协调和平衡，发展中经济体的利益和诉求得到更多的尊重。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正是由于在G20这一平台上，众多新兴经济体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使得G20代表了新世纪里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理念的根本变化——共克时艰、共谋发展的合作意愿更加强烈。发展中经济体能够从国际经济合作中获益，而发达经济体也可以通过与新兴经济体和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的合作，获得价值链延伸和市场拓展带来的收益。
G20杭州峰会的办会理念体现出中国海纳百川的胸怀。通过令本次峰会聚焦发展议题并扩大国际合作，中国致力于让全球经济体系所有参与者共赢。通过推动创新和绿色发展，中国致力于为全球长期可持续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一段时间以来，全球化出现了一些倒退的暗流和逆流，其原因是全球化的收益并没有惠及这一进程的所有参与者，一部分国家被排除在外，一些群体被排除在外。因此，中国提出的促进开放包容发展，切中要害，有利于引领全球化继续向前。
天下大势，浩浩汤汤。G20体现的趋势变化给人启迪：摒弃过时的零和博弈思维，寻求互利共赢合作，携手致力于世界经济的开放、包容与联动发展。只有契合了全球经济发展的变化趋势，只有紧跟合作共赢的大潮，道路才会越走越宽广。（陈济朋/新华社记者）
——据新华网9月6日
中西部正成为中国经济“火车头”
国家统计局昨日公布了今年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数据显示，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6.3%，较7月份加快0.3个百分点。从环比看，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0.53%，比上月加快0.01个百分点。1-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0%。
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增加值，表明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底部并在逐渐盘实——这个判断是能够成立的。在经济转型的推进过程中，最近两年来我国的经济增速从以往的高速开始转变为中高速，无论是规模以上企业还是规模较小的企业，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企，都面临一定的困难。但进入今年下半年后，经济增速开始保持平稳运行，从今年3月份开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同比增加值都在6%以上，这表明中国经济确实已经度过最困难时期，目前已进入“L”形走势的转折点，只要不出现大的利空事件，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数据将表现出越来越平稳的态势，并且逐渐向上寻求支撑，使中国经济的底部得以夯实。
国家统计局此次公布月度指标，专门列出了“分地区看”的栏目，东部地区增加值同比增长7.2%，中部地区增长7.8%，西部地区增长7.9%，而东北地区则非但没有上升，反而下降了2.0%。从这四个大区域的增长状况来看，历来增速排在前列的东部地区，虽仍有增长，但增速一般，而以前增速一直较为缓慢的中部和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势头强劲，已超过了东部地区。而与全国其他地区均出现良好增长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东北地区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走势仍不能让人轻松。
东部地区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多年一直是经济最活跃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也走在国内前列。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经济增速虽有下降，但由于其具有良好的经济基础，因此目前的下降是基本可以承受的，其市场仍保持着一定的活跃度。东部地区无论是基础建设投资还是市场消费都已进入饱和状态，要求其再度出现大幅度增长是不现实的。
中西部地区分别出现7.8%和7.9%的同比增速，充分显示了这个地区的经济活力正在复苏。由于历史的原因，中西部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上长期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在近两年的经济转型中，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通过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来对当地的经济增长提供刺激，收到了预期的效果。我国中西部地区地域辽阔，物产丰富，随着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这个地区将能够吸收到更多的投资，其经济增长潜力将逐步得到拓展和提升，正在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周俊生）
——据《长江日报》9月14日
未来十年，经济有六大趋势
中国这10年间的变化，估计10年前没有预测到。在2005年，中国人均GDP1700美元；10年后的2015年，中国人均GDP超过8000美元。2005年，中国经济总量是2.3万亿美元，是当年美国GDP的17%；十年后的2015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10万亿美元，是美国GDP的60%。十年前，没有“双十一”，没有微博、微信，没有小米。当然，十年前也没有预测到2008年会出现全球金融危机。
十年后会怎么样？我不做预测，只说说可能性。这些可能性受到有关中国和全球经济中若干重要因素的影响。我把这些因素概括为影响中国和全球经济的六大趋势，其中前两个有关中国，后四个关乎全球，包括中国。这六大趋势中，对经济增长和企业发展既有张力压力、也有推动力。下面我就这六大趋势主要特点和内涵谈谈看法。
第一，中国经济转型。过去十年，中国从低中等收入迈向中等收入。今后十年，中国从中等收入迈向中高等收入。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就是告别低收入和高增长，进入中等收入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一种常态。这种新常态是长期的，但未来十年很关键。中国经济必然转型，消费会提升，服务业比重将扩大，制造业要升级。经济转型的关键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种流行观点把结构性改革等同于结构调整。其实不然。结构性改革的实质，是通过改革降低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矫正市场扭曲，促进创新；结构变化只是结构性改革后市场发展的结果。所以，结构性改革不等于结构调整，而是深层次的改革。
第二，中国新型政商关系。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商关系显著特征是一种以个人关系为基础的紧密型关系。新型政商关系则要达到政府和企业的“亲”和“清”境界。要实现这种境界，就必须把政府与企业、官员与企业家的关系建立在透明、规范的法治基础之上。我以前讲过法治在市场经济制度基础中起决定性作用。今天想进一步说，法治也是决定新型政商关系的制度基础。中国的法治化进程将决定中国的新型政商关系的进程。
第三，世界经济增速放缓。首先是发达经济体长期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2016年成为畅销书的一本经济学学术著作是美国经济学家戈登的《美国经济增长的崛起与衰退》。它分析了自1870年至2015年的145年间的美国经济增长，并预测未来美国经济的长期增长率将进入2%以下区间，而不是通常期望的3%左右。在发达经济体中，欧洲经济增速可能比美国低，日本可能比欧洲低。在金砖四国中，巴西和俄罗斯今年是负增长，今后前景也不乐观，亮点是印度和中国。IMF最近调高今年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同时调低对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未来几年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可能性大于加快的可能性。
第四，全球化趋势减弱。过去十年间发生的一个重要转折，就是全球化在经历快速强烈发展之后，开始出现减弱甚至逆转的态势。去年以美元计价的全球贸易下降，以本币计价的全球贸易虽然增长，但增速低于经济增长。不仅贸易保护主义在抬头，各国政府的移民政策、投资政策、监管政策等，都有朝着逆全球化方向发展的倾向。
第五，科技创新推动发展但效果复杂。当今世界各国都在鼓励创新。科技创新推动经济发展，但它所带来的效果却不简单。之前的科技创新主要以机器替代人的体力，这一次科技创新则是以机器替代人的脑力。前一段时间AlphaGo战胜人类围棋高手，突显出人工智能的应用潜力。两年前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学院的布莱恩约弗森和麦卡菲在《第二次机器革命》一书中预测到，这一轮科技创新在提高人均收入水平的同时，可能会造成大批人失业或无业，这尤其会发生在有知识的人当中。所以我们为科技创新鼓舞，但是对其效果的复杂性不能掉以轻心。
第六，收入分配不平等张力持续。尽管过去30年全球范围内贫富差距在缩小，但是每一个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却在扩大，在一些发达国家其不平等程度回到了19世纪末的水平。收入分配不平等带来的张力不仅是公平问题，也是效率问题，因为它影响政治走向，从而也影响经济走向。
在企业家们关注如何被这六大趋势所影响的同时，也应思考自己将如何推动世界的改变。如果说这六大趋势将塑造世界的话，那么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将改变世界。当我们展望未来十年的时候，洞察中国和世界经济的六大趋势，思考企业家精神的作用和企业家的责任，比单纯预测更有价值。（钱颖一/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据《北京日报》9月12日
发展都市圈，化解城市病
我国有6个千万人口以上的城市，500万以上的有21个，100万以上的有134个，这个在全世界都是没有先例的。美国3.6亿人口，百万城市只有9个。由于大城市、特大城市过度发展，城市病的问题，基础设施的跟进问题，现在非常突出。
为什么我们到一些发达国家会感觉到方便呢？实际上他们的城市发展路径并不像我们之前想象的，一定要向特大城市集中。我们把国家和人口进行规模化对比后发现，差距就在于5万到20万和20万到50万人口的城市。相比这些千万以上人口的城市，中国20万到50万人口的城市数量远低于德国、法国、日本和英国，基本是德国的1/3，日本的1/7到1/8。
为什么中国百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多？就是因为我们的等级化城市管理体制，通过行政的方式调动资源，推动大城市、特大城市发展，忽略了中小城市的发展。我们要想真正解决未来城市发展难题，就要打破等级化的行政管理界限，突破区域封锁，来按照市场的机制推动中小城市发展，这方面有很多功课要做。比如，怎样解决人口、土地要素流动的问题？怎样更好地建立一个使中小城市能在平等基础上和各类行政等级高的城市开展公平竞争的机制？
还有一点，我们在研究都市圈和城市群的问题时忽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体制现象：我们的城市群、都市圈，大多数是以行政区划为界限，所有的资源配置是按照行政区域申报的。这样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呢？行政区域所配置的资源与其等级和公共福利配比，行政等级越高的城市，福利越好，自我循环越强，这就使外部的要素很难双向流通。而且在中国的行政区域管理下，城市和城市协作性弱，竞争性强。
怎么在这个体制下让城市的资源、要素更畅快地流通，甚至交通沿线自动产生新的城市生长点，促进中小城市的发育，可能对未来中国城市的格局，中国城镇化空间格局的合理分布，人口的合理分布，起到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涉及城市化的问题，有很多很多话题，但是说起都市圈的问题，中小城市的发展问题，核心就在于改革，改革现在等级化的划分体制，打破行政区域的公共服务配置制度，通过市场要素来确定基础设施的供给，打破空间的孤立的利益结构，这是未来解决都市圈发展的最重要的改革课题。（李铁/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
——据《北京日报》9月5日
百家杂谈
“1元购”这个商业赌场早该有人管管了
1元钱买iPhone手机、1元钱中路虎越野车……最近，不少人接到了类似的手机广告，并被推送各种“1元购”APP。李阔（化名）就是其中一位。过去三个月里，他疯狂痴迷于“1元购”，累计花费了20多万元。直到最近，他才幡然醒悟，原来自己早已在不知不觉中产生了一种赌徒心态。
什么是“1元购”？举个简单例子。比如在某个1元购销售平台上，一件商品的价值是100元，平台会产生100个等额份额，参与的用户花1元钱就可以得到一个份额。待所有份额全部售出后，平台会根据游戏规则，计算出一个“幸运码”，而被随机分配到这个幸运码的用户，便可以1元的价格获得这件商品。
表面上看，这种商业模式没有问题。总会有一个幸运的消费者。对于其他消费者来说，需要花钱购买商品，而对于幸运的消费者等于是没花钱就获得了商品。
从“1元购”这种商业模式出现以来，就发生了很多新闻事件：南昌一位市民，自从参与了“1元购”之后就难以自拔，一个月购物3万多元，很多商品被闲置家里。北京一位市民花了10多万了，到如今也没中过一次奖。而有的“1元购”还存在骗人的行为，2014年，广州一位市民终于中奖了，结果商家一直不予兑现，为此还打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最终获得了500元的赔偿，与说好的一部手机相比，显然价值缩水了。
最让我们担心的，还是一些业内人士透露的“内部消息”，说是“1元购”存在这样几个问题：其一，谁中奖，有人暗箱操作，想让谁中奖就能让谁中奖，过程并不透明。其二，一些“1元购”平台以次充好，拿劣质产品用于“1元购”。其三，故意扩大“1元购”好处，用更大件商品诱惑市民，比如广东有个卖楼房的，也搞了“1元购”。
“以小博大，一本万利。”这就是“1元购”平台吸引市民的最大看点。这种方式究竟是营销创意还是骗人手段？这需要监管部门介入，看看在其背后是怎样的游戏规则。最为关键的是，这种容易激起人们赌博心理的营销模式也是有问题的。很显然，人们在参加“1元购”的时候，考虑的不是自己需不需要这种商品，而是为了能花1元钱中个大奖。在这种心理误导之下，也就有了很多人“不知不觉花了10多万”的尴尬现实，让他们形成了一种赌博心理，有了购物依赖。久而久之就难以自拔了。
北京律师李亚认为，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产业发展迅猛，监管缺位、管理滞后的漏洞不可避免，“1元购”其实是打了一个法律的擦边球。在我看来这不仅是在打擦边球，而是一种不道德的营销和欺骗。
“1元购”其实就是一个打着营销模式的商业大赌场，早该有人出面管管了。（郭元鹏）
——据红网9月5日
大熊猫真的不再濒危了吗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9月4日在美国夏威夷宣布，中国“国宝”大熊猫将不再被列为濒危物种，从“濒危”降为“易危”，理由是大熊猫的野生种群在慢慢恢复。截至2013年年底，中国野生大熊猫1864只，比低谷时期（1985年到1988年）的1114只增加了750只，增长了16.8%，而且圈养种群数量从164只增加到375只。
随即，国家林业局发表了不同意见，称将大熊猫保护等级降低还为时过早，大熊猫仍是濒危物种，仍需加大保护力度。理由有很多，其中最主要的理由是大熊猫栖息地破碎化。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与国家林业局的不同意见，看起来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科学依据分别是：野生种群成熟个体数是否少于250只；野生种群分布区或占有区是否低于5000平方千米；过去10年或3个世代内野生种群是否出现大幅下降；野生成熟个体大于2500只时，今后10年降幅是否会超过20%；今后5个世代灭绝风险是否超过20%。只要满足5个标准中任何一个，就可以被定为濒危动物。
不过，大熊猫从“濒危”降为“易危”并非实质性改变。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把物种划分为7个等级，由高到低分别为灭绝、野外灭绝、极危、濒危、易危、近危和无危。虽然极危、濒危和易危三个等级有一字之差，但都是受威胁物种。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将大熊猫的保护等级降低，原因在于中国对偷猎的打击和栖息地恢复起到了成效。
中国当然也认可这种成绩，但也充分看到了保护大熊猫的困难和艰巨。两个主要问题是，大熊猫还面临栖息地破碎化等威胁，以及气候变化将会使大熊猫赖以生存的竹林减少35%。从更深的角度看问题，中国林业局的观念和做法更适合中国动物保护的现状，并且符合行百里者半九十的理念。
中国是濒危动物分布大国，据不完全统计，仅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的原产于中国的濒危动物就有120多种（原产地在中国的物种），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有257种，列入《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的鸟类、两栖爬行类和鱼类有400种，列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更达上千种。
由于大熊猫在世界上有极高的知名度，中国对大熊猫的保护比较典型。相关措施包括建立自然保护区；实施再引进工程，发展和壮大野生种群；开展驯养繁殖；进行资源监测和科学研究；实施严格的法律保护，禁止或限制商业性开发利用等。
大熊猫保护的主要问题在于栖息地破碎化，造成大熊猫局域种群基因交流受阻，遗传多样性不足。因此，中国保护大熊猫的主要举措是大力保护大熊猫的栖息地，其主要途径就是建立自然保护区。
当然，管理能力的提高、开展科学研究和驯养繁殖也是保护大熊猫和其他濒危动物的有效措施，但是建立自然保护区是根本举措。只要人类给予大熊猫和其他野生动物一个不受干扰的自然栖息地，濒危动物就有可能转为易危，甚至近危和无危。（张田勘）
——据《中国青年报》9月7日
寨卡病毒无须恐惧
据媒体报道，以环境整洁卫生闻名的花园城市之国新加坡，近来饱受寨卡病毒的困扰：至9月5日，新加坡确诊境内感染寨卡病例总数达258起，其中共有30名中国公民在新感染。为此中国疾控专家近日提醒，我国存在寨卡病毒疫情输入风险，不排除暴发可能。
一个干干净净的城市，怎么会被小小的寨卡病毒扰乱？我们需要认识一下寨卡病毒。
寨卡病毒与我们较为熟悉的黄热病毒同属于一个科，最早发现也是从一只用以研究黄热病的猴子身上分离出来的。寨卡病毒引发的疾病症状，主要以低热、斑丘疹、关节疼痛以及结膜炎，头疼、肌痛等症状为主。多数患者能够在一周左右自愈，如果不是刻意检查，很可能让人以为不过是患了一场普通的感冒而已。
为什么要大张旗鼓地防治它？那是因为寨卡病毒对正在孕育的胎儿有着特殊的毁坏力，在2015年5月-2016年1月间，有4000例感染过寨卡病毒的孕妇分娩了患有“小头症”的畸形儿，比正常产妇高了20倍。“小头症”的头小畸形只是表象，真的问题是脑发育迟缓，脑重量很轻，智力及身体的发育都落后常人，语言及行为发育障碍，孩子的整体寿命也不长。所以说，小头症才是寨卡病毒真正的可怕之处，也是国际卫生组织对其格外关注的真正原因。
与大多数的病毒感染一样，对于寨卡病毒目前没有有效的治疗手段，人类染病之后，最有效的治疗方法就是休息饮水，减少并发症的发生。对于一些流感病毒，人类已经研发出了疫苗，但寨卡病毒还没有疫苗可用，目前可做的就是减少到相关的疫区，避免与蚊虫接触，保护好自己。
我国对寨卡病毒非常重视，即便在春节前蚊子在我国大多数区域还没有活动空间的时候，我国的卫生行政部门就针对寨卡病毒的防控做了较为周密的部署，对于寨卡病毒感染者的早期发现及上报流程都做了非常周密的安排。
尽管如此，但如果真的因为多例病例输入的原因，在目前蚊虫仍然活跃的秋末，依然不能完全杜绝寨卡病毒暴发的风险，对此风险，民众应该小心谨慎，但没有必要过于恐惧，毕竟其破坏力还是不能与“非典”“禽流感”相提并论，如果有了宝宝的孕妇，减少出门，保证居室没有蚊子，也是较为安全的防御方法。（郑山海/医生）
——据《新京报》9月7日
传统智慧
儒学给人智慧
从一定意义上说，儒学是一种“人学”，就是教导人们如何做人的学问。儒学有丰富的思想，在许多方面能给人以智慧和启迪。
注重修身立德，成就理想人格。儒家讲究修身做人之道。修身的目的，在于培养高尚的人格和道德情操。修身重在反思自己，所谓“吾日三省吾身”。孔子讲“修己以敬”，涵养智仁勇“三达德”；孟子讲存心养性，养浩然之气；荀子讲“以诚养心、以礼正身”，这些都体现了儒家修身之学的基本精神。儒家要求君子具有博施济众、仁民爱物，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博大胸怀和历史使命感，以经世济民为志向，以担当道义为己任，具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独立人格和坚强意志，以及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大智大勇，为实现社会、人生理想而不懈奋斗。我国历代许多仁人志士都深受儒家人生哲学的影响，吸取并践行其中的思想精华，为国家和民族作出了贡献。
倡导善待他人，营造和谐人际关系。儒家所提倡的“礼”不只是外在礼仪形式，更重要的是它的内核“仁”。“仁”是从人的本性发展出来的，是一种关心人、爱护人、体恤人的感情和态度，在与他人相处时表现为与人为善、成人之美。“礼”是按照“仁”的精神制定的一系列社会制度、规范和道德原则。“礼”的作用在于定分止争，协调人际关系，促进社会和谐。在家庭中，如能做到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家庭就和睦了。扩大到社会，就是要建立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基本伦常秩序。每个人各守其分、各尽其责、依礼而行，整个社会就能安定有序。这种以“仁”为魂、以“礼”为体、以“和”为用的社会伦理学说，包含着善待他人的仁爱精神、尊重秩序的守礼原则、以和为贵的价值追求。
主张以德治国，强调民为邦本。《大学》提出“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又要求读书人“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其实是主张以修身为本，由内圣而外王，最终实现以德治国。在儒家看来，正人先要正己；君子“修己”，近可以“安人”，远可以“安百姓”，这样才能成为一个好的政治家。古典儒家提倡的正是通过提升国民道德品质与文明素养来治国的理念。这要求统治者怀着爱民如子的感情，采取惠民、安民、富民、恤民的政策和措施，减轻老百姓的负担，让他们能够安稳生活。许多儒家学者都认识到得民心者得天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道理，先后提出民贵君轻、民本君末等君臣关系理论，虽然目的大都是为了“存社稷、固君位、达邦宁”，但客观上对于改善人民的生存状况、发展社会生产也有积极作用。
提倡尊师重教，注重学行统一。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把教育作为提高人的素质、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手段，是儒学的一大特点。历史上许多著名儒家学者也是教育家，他们通过长期教学实践总结的教育经验和方法，包含许多真知灼见。儒家“六艺”之教注重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但强调“德教为先”，首先教学生如何做人，并且要求学行一致、知行统一。历代儒家学者总结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教育方法，如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循序渐进、温故知新、学思结合、教学相长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育和认识发生发展的规律。在现代教育的综合创新中，应重视吸收这些传统教育思想的合理内容。
儒学是在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一些方面已经不适应今天社会的需要。但儒学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其中包含着中华民族认识宇宙、社会、人生的许多成果，经过科学辨析和选择，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很多内容可以成为当今时代的文化资源。（方克立/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哲学史学会名誉会长）
——据《人民日报》9月2日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出处】孔子《论语·子路》
【释义】当政者本身言行端正，能做出表率模范，不用发号施令，大家自然起身效法，政令将会畅行无阻；如果当政者本身言行不正，虽下命令，大家也不会服从遵守。
【阐释】
当领导的人责任最大，因为他宣布的任何政策法令，都必须自己先遵照执行。如果领导者本身行得正，办一切事都合规矩，自然能得民众的拥护，不用下命令，大家也会依照去实行，所以说不令而行。《大戴礼记·子张问入官篇》中讲：“君子欲政之速行也者，莫若以身先之也；欲民之速服也者，莫若以道御之也。”如果领导者想迅速地推行政令，没有比自己先身体力行更好的办法了；如果想使民众很迅速地服从，没有比以道来教导民众更好的了，强调的也是领导者身体力行的重要性。
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居安思危、崇尚节俭，奠定了大宋基业。有一次，赵匡胤的女儿魏国长公主穿了一件由翠鸟羽毛作装饰的短上衣入宫，赵匡胤见到后十分气愤，他对公主说：“你把这件衣服给我，从今以后，不要用翠鸟羽毛作装饰了。”公主笑着说：“这有什么了不起的，也用不了几根羽毛。”赵匡胤正色说道：“你说得不对。你穿这样的衣服，宫中其他人看到会纷纷效仿，这样一来，京城翠鸟羽毛价格便会上涨了，商人有利可图，就会从四处辗转贩运翠鸟，这要杀伤多少鸟儿啊！你千万不能开此奢华之端。”公主听了赵匡胤的话，连忙叩谢父皇的教诲。
孔子曾说：“君子所为，百姓之所从也，君所不为，百姓何从？”孔子的这一观点在不少君王身上都得到了验证，赵匡胤以节俭为本，以身作则并约束家人的做法，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极大影响，士大夫竞相节约自勉，州县官上任时，奢侈浪费讲究排场的迎来送往都取消了，小官上任时，很多只穿草鞋、拄木杖徒步而行。赵匡胤之后的几个君王都很好地延续了他俭朴的生活作风。只是北宋后期的君主无法保持赵匡胤的作风，尤其是宋徽宗，追求奢侈达到了极致，他当政期间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大兴土木，修建宫殿园林，很快就将祖先积蓄的财富挥霍一空。如此奢靡荒淫，亡国是必然的事情。
孔子强调“苟正其身，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领导者如果能够端正自身，那么对于办理政治这件事，又有何难处呢？如果领导者不能端正自身，又怎么能够去端正别人呢？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来说就是 “打铁还需自身硬”。这句话用通俗的语言概括了为政之要，同时也指出了当前道德教育之所以不得力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我们把道德教育变成了“说教”，认为需要教育的是下属、是普通百姓。事实上，“身教者从，言教者讼。”用空话教育别人，只能导致争吵，用行动教育人，别人才会跟着做。如果领导者本身行得不正，虽然屡次下命令，民众也不会服从。
《论语》记载，叶公问政，子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所谓政治就是要使人正。怎样使人正呢？就是领导者自己率先去做正当的事。那谁还敢做不正当的事呢？在《群书治要·政要论》中，得出这样的结论：“故君子为政，以正己为先，教禁为次。”君子从政以端正自身为先，以教育和约束为其次。正因深明治政之理，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坚持勤俭办一切事业，坚决反对讲排场比阔气，坚持抵制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的号召，并且强调“‘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说到的就要做到，承诺的就要兑现，中央政治局同志从我本人做起。”在党中央以上率下的带动下，党风政风不断好转。
历史和现实经验都告诉我们，培育正风只要领导者率先垂范，其效果就如影之随形、响之应声一样显著，自然会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刘余莉/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
——据人民网9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