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要目
假设中美开战，别把美国疼痛想少了/《环球时报》社评
中美是轻易不能打仗的，最好永不开战。但这恐怕不是可以求来的，只有美国人深信对华开战意味着它无法承受的损失时，和平才会牢不可破。
高铁不妨低调走出去/韩哲
中国高铁在“走出去”的时候，应当克制自己急于求成的情绪，如果目的过于强烈和明显，买什么都会被加价，卖什么都会被压价。
空中巴士，还是空中楼阁？/魏英杰
8月2日，号称由中国自行设计研制、全面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一辆“空中巴士”——巴铁1号试验车，在河北秦皇岛启动综合试验。
原告“一路行贿”折射的司法生态/光明网评论员
以往在谈到司法审判遭遇干预时，多侧重的是行政力量，然而这起案件中所表现出的法院内部力量的干预，同样不容忽视。
目录
大国兴衰
以商业海权助力中国和平崛起/刘大成
假设中美开战，别把美国疼痛想少了/《环球时报》社评
美国“大熔炉”已裂痕累累/李海东
财经广角
中国企业“全球化”必须迈过的一道坎/毕舸
高铁不妨低调走出去/韩哲
海外“逆代购”呼唤中国品牌/王石川
空中巴士，还是空中楼阁？/魏英杰
百家杂谈
莫用“阴谋论”视角看奥运/胡涵
原告“一路行贿”折射的司法生态/光明网评论员
别因失败个案否定“在家上学”的合理性/堂吉伟德
滥用抗生素也和我们的生活方式有关/周云
期刊业内的所谓“影响因子”是个啥东西/江晓原 穆蕴秋
大国兴衰
以商业海权助力中国和平崛起
海权论是19世纪末美国军事理论家马汉在其海权三部曲中提出来的，其核心论点是，人类在海上的机动性远超过陆地，海上力量决定国家力量，谁能有效控制海洋，谁就能成为世界强国；海权与国家兴衰休戚与共，要控制海洋，就需要有强大的海军和足够的海军基地，以确保对世界重要战略海道的控制。
但海权并不仅仅只是海上军事力量的较量，也是非军事力量的较量。马汉曾说过，商船船队是海上军事力量的基础，商业海权也是海权争霸双节棍的另一头。
随着陆路运输方式成本的降低，目前海权物流的成本优势也在逐渐削弱。同时，国与国的竞争也从单纯占有土地资源转向更高的阶段——实现金融资源配置的能力，但实体经济及其物流保障依旧是资源配置优化的基础，资源之上的商业和贸易依旧是目前国家竞争的核心手段，海上通道与通道节点的港口依旧是大国崛起时需要配置的必要资源。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来源于贸易及由此发展起来的中低端制造业，目前，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是欧盟。数据显示， 2015年中国与欧盟双边贸易额为3.51万亿元，超过美国的3.47万亿元和东盟的2.93万亿元。尽管现在由于英国脱欧使得欧盟退居第二，但贸易和物流方向是不变的，包括英国和欧盟的欧洲依旧是中国最大的贸易方向和发展动力。
8月10日，中国远洋海运集团（COSCO）与希腊共和国发展基金签订了《比雷埃夫斯港务局多数股权交易完成备忘录》，这标志着比雷埃夫斯港务局股份I（51%比港港务局股份）的交割及股份II（16%比港港务局股份）的托管交易正式完成，中国远洋海运集团下属的中远海运（香港）将正式成为比雷埃夫斯港务局的控股股东，接管比雷埃夫斯港务局的经营。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还计划在未来5年内投资2.938亿欧元，将比雷埃夫斯港建成欧洲最大的集装箱港口之一和地中海地区的物流分拨中心，使比雷埃夫斯港成为中欧海上物流通道的桥头堡。
中国在商业海权道路上开始启航，而影响中国的海上通道主要有四个，包括受制于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尼的马六甲海峡，受制于日本的宫古-冲绳水道和大隅海峡，受制于伊朗和阿曼的霍尔木兹海峡，而中国期待已久的泰国克拉地峡运河也很难于短期内开凿，因此在未来商业海权的通道竞争中，中国依然有漫长的路要探索。
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方案就是，以珲春附近的扎鲁比诺港为契机“借港出海”，建立铁海联运体系，打通受俄罗斯控制的北极“黄金水道”，连接东北地区与欧洲港口，从而缩短三分之一的物流通道距离，形成影响全球经济的全新商业海权体系。
中国的海上军事力量还处于发展初期，这与当初美国海军崛起时不同，当时强大的英国海军正在布尔战争中自顾不暇，而衰落的西班牙海军给了美国海军机遇。因此，中国军事海权不宜操之过急，应首先在商业海权上布棋落子，形成和平崛起中海上物流通道控制与海洋控制的条件储备。（刘大成）
——据《经济参考报》8月16日
假设中美开战，别把美国疼痛想少了
美国智库兰德公司7月29日公布最新报告，预测了中美有可能发生战争的四种假想场景。报告以2015年至2025年为研究期限，认为随着中国军力的提高，一旦美中开战，美军并不能确保战争按自己预料的方向发展，也不一定能够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时间越接近2025年，美军获胜将更困难，但这不意味着中国会赢得战争。
报告认为无论中美打什么样的战争，中国的损失都会更大，而且这种损失不仅是军事上的，还包括经济和政治上的。比如美国GDP会下降5%至10%，而中国将下降25%至35%。美国只会增加两党纷争，中国却可能出现社会动荡和民族分裂。此外报告认为如果战争2015年爆发，美国的损失包括海空军力量、航母以及在亚太的军事基地，但威胁不到美国本土。
兰德公司是与美国政界军界关系密切、以防务研究最具影响的智库，它对中国的政治、军事研究报告在美国以及西方广受重视。它十多年前出的一个报告曾建议一旦中美爆发战争，美国可对中国本土实施空中打击，并以科索沃战争中中国驻南联盟使馆被炸为例，妄言中国虽“不能接受美国的一双军靴”，但“能接受美国的空袭”。
中美显然都有部门和机构在研究中美一旦发生军事冲突的应对预案，但内部研究和把报告公布出来，区别很大。公布这类报告必然会对中美两国社会互视的氛围造成一定毒化，还会成为舆论战及心理战的一部分，总体上的负面影响不可避免。
兰德公司等机构不时公布这样的报告还显示了美方战略上的“不在乎”，他们觉得刺激中国一下“没什么了不起”，中国不喜欢也要受着。他们这种“自信”的来源就是美国人经常对中国人表达的那个意思：我们知道你们进步很快，但同时知道跟我们比，你们还差得很远。
中国的军力、经济实力都还弱于美国，中国人自己非常清楚。对中美一旦发生战争，中国的损失很可能比美国的损失大这一点，应该也是多数中国人的认识。但是中国人看待中美一旦爆发战争的情况，远不止这些。
中国不想战争，尤其是不想同美国发生战争，如果中美开战，唯一的情况就是美国逼到了家门口，且有中国无法接受的挑衅，中国人被迫一战。中国人走向战争会很谨慎，然而一旦打起来，我们打到底的决心大概会远远高于美国，我们承受战争损失的能力也会高于美国。
兰德公司宣称中国会因经济衰退而动荡，甚至国家分裂。而我们认为，因为战争损失美国更可能先乱起来，因为美国在中国近海同中国打仗依据的不是其真正的核心利益，而是它想要永远称霸世界的梦游。战争损失会让美国社会清醒过来。
美国本土不会因中美开战受到威胁，是有条件的。它必须以中国国土不落下一枚炸弹为前提。如果美军像兰德公司十几年前出的主意那样对中国国土实施空袭，美国国土必进入中国的军事打击范围。美国人知道，中国有这样的能力，华盛顿和全美社会也需清楚，中国人同样不缺这样的决心和意志。
在中美发生军事冲突的情况下，向美国提供基地和直接军事支持的力量都可能成为中国的报复目标，它们恐怕很难不进入蒙受战争损失的清单。西太平洋只存在岛礁争议，由它们直接引发战争的可能性很小。日本、菲律宾等卷入战争的最大风险在于它们可能因军事同盟关系被美国强行绑上战车。
兰德公司的报告提醒我们，中国军事力量进一步强大有多重要。中国必须不断加强对美国本土具有威慑力的军事能力建设，这既包括能打到美国全境的核武器能力建设，也包括同样能覆盖美国全境的非核打击能力建设。这种能力越强大，我们的和平姿态就越会受到尊重，美国的那些好战力量也就更会克制自己的冲动。
中美是轻易不能打仗的，最好永不开战。但这恐怕不是可以求来的，只有美国人深信对华开战意味着它无法承受的损失时，和平才会牢不可破。(《环球时报》社评)
——据《环球时报》8月1日
美国“大熔炉”已裂痕累累
去年12月加州圣贝纳迪诺恐袭事件14人死亡，今年6月佛罗里达奥兰多俱乐部恐袭事件49人死亡，加上接二连三的警察执法枪杀黑人及枪手袭警事件，近一年来美国隔三差五地降国旗的场景令人时常诧异和哀叹。
与暴力之乱相伴随，美国主流价值认同深陷危机，20世纪美国引以为傲的化众为一的文化“大熔炉”现在已是日薄西山，当前强调差异的多元文化发展势头迅猛。政治文化中基督教的主导地位，也正受到伊斯兰教的挑战，以至于不少美国人质疑现任美国总统是穆斯林。在社会层面，部分州的LGBTQ(分别代表女同性恋者、同性恋者、双性恋者、跨性别者和对其性别感到疑惑的人)群体合法化激起的民众强烈反弹，更是折射着美国自身价值体系的紊乱。
在政治层面，美国的分裂近年来已屡受诟病，两党政治议程总是表对不到一起去。在涉及国计民生的医保、控枪、经济复苏、反恐等各重大议题上，两党旷日持久相互撕扯，已呈现某种程度上的“中风”状态。
两党自身内部的蜕变也在令人吃惊地呈现。草根党员对精英党员的强烈不满在此次总统大选的两党内表现得都异常明显。精英漠视民众群体似乎成了传统，以至于其对美国重大政经形势判断不断地以令人吃惊的“不准确”告终。数量庞大的选民对自身经济状况的不满更是加剧了美国困境。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提名演讲中，特朗普一竿子到底地指出了美国社会缺乏公平、正义、安全的现状。
当前的美国在各重要领域都呈现出了明显的“裂变现象”。它在种族、教派、阶层、身份等各层面展现的如此深刻,以至于有人开始质疑，“美国”还是过去那个大熔炉吗？
这种不断蔓延的裂化现象,实际源自于美精英长期引以为傲的自身纠错机制的失调,而且这种失调渐趋“固化”。当前美国精英阶层口头上亲民，但行动上亲政商寡头的行径已令民众绝望。每当关键选举来临，精英人物就会呼吁关注工人失业和经济机会平等，谴责政策服务于特殊群体，而每当选举结束，决策精英就又埋头去为华尔街和华盛顿的金融和政治寡头服务。今年一连串谴责精英政治的大选候选人被推到了前台，共和党更是硬生生地将一位难以预测的反精英政治人物推向前台。
医保法案在奥巴马第一届任期内曾一度被认为是推动全民医保的标志性成就，但共和党千方百计地对其加以诋毁和呼吁废除，致使其一直难以有效实施。市场化运作下的医保公司推销起保险来不遗余力，而一旦进入支付保费环节，则就会千方百计地寻求免责。病不起的中产与蓝领阶层对联邦政府只爱好风花雪月的“闲扯皮”而不脚踏实地解决现实问题真的是极端愤懑。“黑白和解”曾被认为是美国社会与政治包容性的见证，但当前庞大黑人群体在就业和社会生活面临的种族歧视现象却依然严重。在奥巴马这位黑人总统任期内，美国看到了比以往更多的白人警察暴力执法与黑人激烈抗争的场景。
美国自身的裂化更是直接导致了美国国际行为的进退失据。奥巴马政府倾注多年心血全力推动TPP规划。然而当前美国国会对TPP弥漫着的强烈抵制氛围及大选中两党总统候选人明确反对的现实，意味着TPP在美国很可能会长时间推迟或无果而终，这势必将令那些同样投入大量外交与政治资源的美国“跟班国家”大跌跟头和幡然梦醒。当前美国在世界各关键区域不断制造和加剧纷争，以强化盟国对美国为首联盟的信心。但现在美国力推的大规模转移安全责任至盟国身上的政策，意味着纷争一旦失控，美国对盟国安全义务很可能会最终“移位”，其盟国不得不“自保”乃至率先“自毁”。美国近20年的反恐表现更是令人一头雾水，坚守“单极世界”的美国不仅根本无法解决反而是在不断激化全球反恐问题，以至于现在恐怖主义已经成了美国国内的关键安全威胁。当前的美国对华、对俄等大国的政策更是漏洞百出，前后失据。
内政病，外交衰。持续“裂化”中的美国，很难为自身与国际社会关键议题的持久有效解决贡献恰当方案。美国越来越力不从心，是时候停下来想想了。
然而，美国最大的挑战恰恰是不愿意自我反思。(李海东/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
——据《环球时报》7月25日
财经广角
中国企业“全球化”必须迈过的一道坎
阿里巴巴集团日前就外界有关其给克林顿基金会政治献金的传言做出回应，称2005年确曾捐赠克林顿基金会25万美元，该笔款项用于“发展中国家的艾滋病治疗与关怀”。阿里表示，对公益事业的持续投入不会受误解的影响，“中国企业应该有全球眼光，直面并担当疾病、贫穷、环保等领域的世界责任。”
阿里“做公益也躺枪”的故事，是中国企业走向世界过程中的一个颇有意思的插曲。随着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企业的全球化布局明显加速。据商务部统计，中国公司在2008-2014年间的对外直接投资，复合年均增长率高达14%。2016年前5个月的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增速更是同比暴增62%，仅今年上半年实现的对外投资总额就已超2015年全年。
中国企业走出国门，跨入更广阔的世界舞台，会发现全球化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层面的挑战，也包括与所投资国的文化、风俗、法律等多重领域的互动。尤其是近年来，越来越多国家开始注重企业的社会责任践行，包括企业产品和服务是否符合环保标准，企业投资给当地人民带来了哪些福祉，企业在承担纳税、创造就业机会之外，是否愿意发挥更多的社会公益能动性，等等，都成为一个国家接纳某笔外来投资的参考标准。
当中国企业谈到“全球化”，必须清醒认知到，这是一个包含着丰富内涵的词汇，企业对外投资必须同时迈过经济责任与社会责任两道坎。外来投资者如果给当地弱势群体提供了更多的关怀和支持，往往能获得政府和民众的印象加分，从而更有利于未来的企业品牌树立以及产品推广。这已经成为众多欧美跨国企业颠扑不破的投资定律，值得中国企业学习和借鉴。
中国企业承接全球化的社会责任，意义还不止于此。广义上的“全球化”定义，是指在全球范围内，不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领域逐步加强的交流与合作。而全球化企业作为最为活跃、也最具经济实力的跨国发展主体，通过积极投身于当地公益慈善事业，推动各类民间互助积极发展，成为社区文化建设的支持者，不仅可以帮助更多需要获得帮助的人，还能彰显公司以及背后所代表的国家文化，可谓一举两得。
但是，全球化必然是要付出学费的。由于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之间文化、习俗、法律乃至社会环境的差异性极大，中国企业的全球化之路注定不会一帆风顺，不同类型的资源整合、价值观碰撞，以及人们对于同一事物的意见分歧，可能会让中国企业单纯从某个角度出发进行的全球化事务遇到障碍。比如前几年，不少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遇到经济考量之外的其他复杂利益掺杂，导致并购遇阻，而如今，包括阿里巴巴等企业参与全球化公益事业，同样会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干扰，这就是成长中的烦恼。
无论如何，这阻挡不了中国企业的全球化路径，正如中国仍然会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速，以及通过不断地改革和调整，来适应瞬息万变的时代发展趋势。中国要成为负责任的大国，也要从全球化的中国企业做起，践行对全球领域应有的公益和其他社会责任，最终促成世界各国对于中国文化的价值共享。（毕舸）
——据《北京青年报》8月3日
高铁不妨低调走出去
近日，围绕新（加坡）马（来西亚）高铁项目再度展开的中日高铁竞争，媒体又进行了新一轮的“轰炸”，把中国高铁“走出去”以及中日高铁争夺战置于聚光灯下，几无隐私可言。
高铁，毫无疑问是当下“中国制造”的一张名片，承载着“中国制造”从低质低价到优质优价转型的重任。在过去两三年的海外竞争中，中国高铁虽有所斩获，比如印尼高铁订单基本板上钉钉，但也在一些国家“碰壁”，墨西哥和美国先后取消了合同，泰国的“高铁换大米”项目也事实上搁浅。与此同时，中国高铁的主要竞争对手日本新干线，在泰国和印度完全拿下高铁合同的希望很大，与中国旗鼓相当，甚至略占优势。
短期之内，中国高铁便从无到有并走向海外，令世界对“中国制造”刮目相看。不自谦地说，中国高铁在国际上非常具有竞争力，自身的技术过硬之外，再加上中国的资金优势和外交公关，在海外市场可以说是风头最劲的卖家。
但凡事都得辩证来看，既要看到得势的一面，也要看到不利的一面。中国高铁“走出去”的昭昭之心现在路人皆知，这就使得聚光灯下作战的中国高铁，失去了一些折冲樽俎的空间，容易陷入“被吃定了”的陷阱。对高铁买方市场而言，看到中国如此热烈地推销自己的高铁，间于齐楚或待价而沽的心理再普遍不过。很多时候，海外高铁合同的竞标过于胶着，就是因为买家有的放矢，最大化自己的国家利益，最大限度地压缩中国高铁的收益空间，这也是当前高铁市场一个不争的事实。
鉴于此，中国高铁“走出去”或可适当降低宣传力度，避免向全世界发出大张旗鼓出海的信号。事实上，近年来围绕着中国高铁的海外首单花落谁家，舆论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高潮，这不能说不会对中国高铁的心理产生微妙的影响。中国高铁在“走出去”的时候，应当克制自己急于求成的情绪，如果目的过于强烈和明显，买什么都会被加价，卖什么都会被压价。
谁都知道，高铁一单生意就是上百亿美元，而且形成排他性的市场独占，绵延几十年。诱惑是显然的，但中国高铁谨记量力而行，不能给出不切实际的承诺，不能将生意做成赔本赚吆喝，不能在竞争压力下乱了方寸而不计成本，这并不是我们想要的“走出去”，尽管有时候需要算“政治账”，但这并不意味着不设底线不惜代价。到目前为止，海外竞争虽然白热化，但中国高铁仍保持着定力，非常难得。
此外，高铁首先是生意，但也是很特殊的生意。在市场之外，政治性的因素也起到很大作用。地缘政治的冷暖亲疏，有时并不是中国高铁仅凭技术、安全、资金优势所能决定的。对此，我们也需要一颗平常心。（韩哲）
——据《中华工商时报》8月4日
海外“逆代购”呼唤中国品牌
能看电视的“盒子”、国产手机、中国无人机、中国微信……近年来，当中国人在全球热情“买买买”之时，越来越多的中国品牌也走向世界。这些“新国货”不仅受到华人华侨的喜爱，也开始引领一些外国本地人士的消费潮流，以至于海外的中国员工回国时，常有外国同事央求代购中国国货。对于这种现象，有人形象地称为“逆代购”。
“逆代购”风生水起，耐人寻味。越来越多被代购的国货中，有成名已久的“老干妈”、享誉中外的花露水，也有久负盛名的青啤、“神一般存在”的辣条，等等。这些国货之所以能塞满海外消费者的购物清单，自然与国货价廉物美、有口皆碑相关。早在数年前，一位美国记者出版了《离开中国制造的一年》一书，生动描绘了一个实验：整整一年不再购买“中国制造”，但得出的“沉重”结论是，“没有中国商品你也可以照样生活下去，但你的生活会越来越麻烦，而且家庭开支也会大大增加。以后10年，我可能再也没有勇气尝试过这种日子了！”这是一个美国家庭的生活体验，代表了美国不少家庭的真实感受。
国货受宠于海外，提醒我们在追逐洋货时，别冷落了自己的“宝贝”，中国完全有能力生产出叫得响又能走出去的产品。有人说，人们认识一个国家，往往从认识这个国家的品牌和使用这个国家的产品开始。当国货越来越有“存在感”，它们便能证明自己的价值所在；当越来越多的国货越洋过海，大受老外追捧，这是厂家的骄傲，也是国家的荣光。
也应该看到，海外畅销国货较多地集中于吃穿用领域，处于市场的中低端，尽管不愁销路，但并未形成足够的品牌效应。在全球各大知名商场，“中国制造”的身影处处可见，“中国品牌”却芳踪难觅。这背后映衬出一个令人遗憾的现实：我们是制造大国，却是品牌小国。是中国的制造能力跟不上吗？答案并非如此简单。美国《财富》杂志日前公布的2016年度世界500强企业名单中，中国上榜的企业高达110家，直追美国，再创历史新高。这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所应拥有的实力和荣耀，同时也有力证明，作为制造业总量全球第一大国，中国有了更多的制造实力，也应有理由打造出更多中国品牌，让中国品牌唱响全球。
打造响当当的中国品牌，靠的是自主创新，靠的是制度保障。如果说贴牌是很难省略的发展阶段，那么寄托于强大的科研力量，不断寻求技术突破之后，就应该从贴牌过渡到创牌，同时加大对现有国产品牌的保护力度。熊猫电视机、凤凰自行车、英雄钢笔……我们曾为伴随一代人成长的民族品牌而自豪，可是，很多沉淀在人们记忆深处的国产品牌，却一个个逐渐凋零，归于沉寂。它们有的正在市场大潮中艰难“泅渡”，有的已折戟沉沙，还有的被跨国公司收购。不少国产品牌苦心经营数十年，且颇有人气和生命力，却无可奈何花落去，实在令人痛心。
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已是上上下下的共识，也是正在力行的国家战略。去年5月，《中国制造2025》公布，这是我国政府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十年的行动纲领。实施一年多来，在一些领域已见成效。品牌是一个国家的名片，体现着国家实力，从制造大国到制造强国，再到品牌强国，注定是一条漫长而艰难的道路，有抱负的中国将会选择拼搏奋进。（王石川）
——据《人民日报》8月5日
空中巴士，还是空中楼阁？
早前在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上火了一把的“空中巴士”，真的上路了。8月2日，号称由中国自行设计研制、全面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一辆“空中巴士”——巴铁1号试验车，在河北秦皇岛启动综合试验。
正式落地的巴铁1号车长22米，宽7.8米，高4.8米，额定载客人数为300人。下层镂空部分可以正常行驶高度2米以下的车辆。视频上，这么一只庞然大物出现在街头，可谓霸气侧漏，傲视群车。整体结构看上去也有模有样， 超乎想象。
有那么一瞬间，让人感觉这事情说不定真的能做成。但冷静下来想想，还是觉得理想虽然丰满，现实却很骨感。这倒不是轻视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出身民科的发明者宋有洲。如果纯粹是一种创意，“空中巴士”的点子还是挺吸引人眼球的。但无论从技术层面还是实用性上，留给“空中巴士”的空间都十分逼仄。
“空中巴士”的设计初衷，是为了解决城市拥堵问题，在跑巴士的同时，可以让其他车辆从巴士底下通过，提高通勤效率。可巴铁的宽度7.8米，至少要占据两个车道，然而标准时速只有40公里，这就要占用大量道路资源。虽说2米以下车辆可从它的镂空部分通行，但由于视线问题，这些车辆行驶速度非但快不了，还看不到红绿灯。至于其他高于2米的货车等，就只能避而远之。这样能提高通勤效率吗？
巴铁要真正运行起来，还将涉及大量难题。比如道路改造、线路铺设以及供电问题，再比如桥梁、过街天桥高度问题，这些都将严重限制巴铁的路线选择。还有一个可能是致命的设计难题，就是巴铁该怎么拐弯的问题。这么一个庞然大物，拐起弯来那可是大事。哪怕是采取轨道引导的方式，也需要占用非常大的道路空间，而这样一来又将严重影响其他车辆通行。此外，根据测算，巴铁造价为每公里1.2亿元，虽然比地铁廉价，但已经和轻轨差不多了。那么，有这钱为何要用在巴铁上，轻轨技术难道不是更成熟，运力不是更大吗？
有人实地探测，巴铁在秦皇岛试运营的路段不过200米。这根本无法证明巴铁具有实际运用的可能。还有人质疑，负责巴铁项目的是一家P2P理财公司，从社会上以高回报为名进行融资。这一点也值得引起高度关注，有必要调查一下其中的内幕。虽说这可能是因为融资难，但该项目在短期内不太可能落地，如何兑现承诺恐怕也是一个大问题。所有这些问题迭加在一起，“空中巴士”千万别成了“空中楼阁”。
“空中巴士”的设想，其实更像是对城市拥堵的一种反讽。但它到底能不能为解决道路拥堵问题提供可行方案，甚至有没有可能成为加剧道路拥挤的一场梦魇，实在不能太乐观了。（魏英杰）
——据《钱江晚报》8月4日
百家杂谈
莫用“阴谋论”视角看奥运
前几天舆论还在“洪荒之力”中看淡胜败，没多久，这一届奥运“世界都在针对中国”又甚嚣尘上。国旗出错、孙杨的兴奋剂风波、吕斌输给了裁判、黎雅君输给了显示板、徐莉佳被黑、体操压分，这样排下来，似乎中国队真成了本届奥运会上最冤屈的国家队。
但细究每个事件，其实都站不住脚。挂错国旗是主办方不靠谱，吕斌则是裁判的主观选择，黎雅君是意外因素，徐莉佳只是被对手利用了规则。但“阴谋论”者只相信简单的因果，并不在意强调具体的细节。所以，他们看谁都是迫害者。
竞技赛事是实力和多重偶然因素的结合，尽管现代体育已经发展出了足够的规则来规避人为偶然，但裁判偏好、现场环境因素等等，都依然是难以规避的关键因素。规则完善如NBA，主客场的裁判尺度也会有别，英超也容忍主队在草皮上做些手脚。
比如帆船帆板比赛，中国队的徐莉佳开始排名第一，但由于美国队抗议，赛事仲裁委员会以犯规为由取消了徐莉佳第二轮成绩。四轮后，她重返总成绩榜第一名。很多网友“自豪”地戏称“你爸爸还是你爸爸”、“你大爷还是你大爷”。实际上，这是对手合理利用规则，与“黑”或者“谁是你爷爷”一点关系都没有。
竞技是对立。作为参与者的观众如果盯着偶然因素不放，而忽略了赛事规则本身，就容易陷入狂热，这正是现代体育极端主义的出处。现代体育的意义恰恰在于，它以看似残酷的失败强迫我们必须接受规则和规则之下导致的任何结果，这是现代性的基石。
只要还在规则框架内，就要接受结果。今天为中国队巴西奥运惨遭黑手而愤慨的观众们，可以想想国足球迷，过去很多年，国足球迷热衷于把失利归罪于裁判和邻居的阴谋，经过数年坚持不懈的失败，我们才不得不承认，看似“阴谋论”的巧合背后是实力所限。
奥林匹克上自然有国家间的爱恨情仇，但在偶然事件之后就怀疑背后有惊天大阴谋，这就是一种输不起的弱者心态。奥运会的意义是展示而不是胜败，胜者自然光荣，但也不是一切，不然，何以解释难民代表团在开幕式上所获得的关切？（胡涵）
——据《新京报》8月12日
原告“一路行贿”折射的司法生态
作为一起借贷纠纷案的原告，河南顺天化工科技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王顺喜从河南省新乡中院一直行贿到了最高法。
澎湃新闻从裁判文书网检索到王顺喜行贿案的一审判决书显示，王顺喜通过行贿新乡中院立案庭庭长，使得本应由河南高院审理的借贷纠纷案，得以降级在新乡中院审理，之后又向三名合议庭法官行贿；被告方提管辖权异议并申诉至最高法，王顺喜又行贿最高法一名内勤人员，打探消息；借贷纠纷案由河南高院立案重审后，王顺喜又行贿了河南高院的纪检监察局一名副局长，还通过这名副局长行贿两名河南高院法官，以求在案件上获得帮助。
一起案件中，原告的行贿对象，竟囊括了中院、高院、最高院的相关人员，真可谓案件到哪里，行贿就跟到哪里。而更触目惊心的是，在原告执着的行贿行为面前，几乎每个相关人员都未能经受住诱惑。有网友评论称：这个案件可以给今年司考考生出案例分析题了，涉及考点真多。
根据相关规定，一审民商事案件诉讼标的金额5000万元以上，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的，由高级人民法院受理，因此，案件不应由新乡中院审理，而应由河南高院审理。但通过一名律师的介绍，原告认识了时任新乡中院立案庭长的王某。最终，经过王某“出主意”，案件被成功降级在新乡中院审理。如果说，这种建议和出主意，尚可称得上是打法律“擦边球”。那么，王某后续又给合议庭打招呼，要求对方加快办案进程，减少诉讼拖延，并让他们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给予照顾，这显然已构成了人为干预司法。
但更值得追问的是，何以一名立案庭长给合议庭打个招呼，就能减少诉讼拖延，并给予一方照顾？若是被告行贿，是否也可以变成增加诉讼拖延？
案件移交最高法再审期间，原告又找到了最高法环境资源保护庭原内勤魏某。在受贿后，魏某找到办理此案的最高法法官，打电话打听案件能否在新乡中院立案，得到回复称应该在河南高院立案后，便将信息透露给原告。一名法庭内勤的一个电话，就成功实现了对案件信息的打探，为原告的下一步“行贿”计划打下了时间基础。这样看似防不胜防的信息泄漏，到底该如何防止？
几经兜转，这起借贷纠纷案终于移送到河南高院审理，但原告的行贿行为并没有停止。这一次他所锁定的“猎物”，是河南高院纪检监察局原副局长李某。李某称，事后他多次找主审法官张某、庭长司某等人协调关系，让他们对王顺喜的案子给予帮忙照顾。又见所谓的“协调、帮忙照顾”。貌似随便的一个电话，都能够左右案件审判的走向，法院的独立审判权是否过于脆弱了一点？以往在谈到司法审判遭遇干预时，多侧重的是行政力量，然而这起案件中所表现出的法院内部力量的干预，同样不容忽视。
一起普通的借贷纠纷案，将当前司法生态的种种痼疾抖落在地。这些其实不只是司考考点这么简单，而更是司法改革所必须直面的难点与重点。（光明网评论员）
——据光明网7月31日
别因失败个案否定“在家上学”的合理性
11年前，即2005年春，李铁军以“娃娃到学校学不到东西”为由，将女儿李婧磁带回家自己教，这起“家教挑战义务教育法”案轰动全国。如今，11年过去了，父亲李铁军的教学成果如何呢？对此，李婧磁大方坦承，自己连初中试卷都考不及格。父亲李铁军也承认，女儿在语数外和物理化学这些学科方面均学艺不精。但李铁军坚持认为自己的教育是非常成功的。他说，他在培养一名伟大的科学家。
“在家上学”属地地道道的泊来品，2012年，全美有240万名孩子在家上学，已占全美学龄儿童的4%。不过，“在家上学”在国外已风生水起，在国内还是新鲜事物。虽然早在几年前，此话题就引发了舆论关注，并成为教育改革的议题，不过作为现行教育的民间尝试，其依然处于艰难的发展阶段。加上其质量的不确定、收费的标准过高，以及受困于学籍信息管理制度，“在家上学”似然还是小众化的自我探索。
不过，对于特立独行并对现行教育不满意的家长而言，“在家上学”显然属于对现行教育的逃离与替代。家长们所看重的，在于“在家上学”真正能够做到因材施教。不强迫死记硬背，更注重孩子的个性成长，调强家长的参与。
一种模式，若是没有现实的需求，并有切实的效果，就无法得到认同并推广。2013年，《中国在家上学北京共识》显示，在家上学排名前三位的省市依次是广东、浙江和北京，均位于东部。其中，广东省作为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社会和教育环境较好，在家上学人数最多，高达1459人。虽然“在家上学”的人数，在绝对数上还占比微弱，不过作为一种民间的尝试，也是对现行教育模式的补充，这种方式依然值得肯定，在必要的情况下，甚至可以为其创造更大的发展空间。
个性化的发展，应当是教育改革的方向，也是教育追求的目标。素质教育的目的，正在于实现多元化的权利诉求。受传统教育模式的影响，要实现这一步非常困难，对创新能力和个性的限制，也是现行教育的最大弊端。“在家上学”的最大优势，正好弥补了体制内教育的最大缺陷。虽然体制外教育无法成为替代，不过对于转变教育观念，探索教育模式，并促进体制内教育，具有不可替代的积极意义。
民间改革一直是社会改革的动力源之一，教育改革同样离不开民间的尝试，也需要“在家上学”的参照与补充。通过“在家上学”的模式实施，既有效丰富了教育的形式和内容，又能为现行的体制内教育带来借鉴，让教育的方式更加多元。也只有允许并支持“在家上学”的创新，才能实现体制内外的双赢格局。
为此，对“在家上学”的民间探索，应当给予一定的肯定。虽然其间不乏失败的案例，但不能否定其存在的合理性，更不以此形成扼杀和打压。相反，学校或者教育部门应当给“在家上学”的孩子采集学籍档案，以解决其参加考试的后顾之忧。同时也可以作为合作方参与共建，并与第三方一起对教育质量进行评价，从而为教育改革探索做法和积累经验。（堂吉伟德）
——据光明网8月23日
滥用抗生素也和我们的生活方式有关
近日,江苏叫停二级以上医院门诊患者静脉输液,深圳也陆续有两家大型公立医院作出同样的规定,再次引发对滥用抗生素的关注。广东是否会出台相关措施? 据《新快报》报道,日前,在广东“民声热线”上,广东省卫计委表示,广东抗生素使用总体情况在好转,不会“一刀切”取消门诊静脉输液。
一般认为,抗生素的滥用,根源在于患者的认识误区以及医疗机构的利益。这一认识是很到位的,江苏等地的对策,正是基于这一认识而来。广东省即将出台的措施,认识基础应当也在于此。必须肯定,这些对策是适时的、必要的,应当坚持和推广。但有地方取消输液加成之后,过度输液仍不见减少,这自然有别的因素存在。
抗生素的问题首先是个医疗问题,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如果认识仅及于此,则无助于问题的彻底解决。事实上,医疗体系是社会的一部分,医疗行为是社会行为的一部分。关于抗生素的问题,既需要从医疗的角度,就事论事地考察,也需要站在更为宏观的角度,探析其背后的社会原因。否则,所有的对策,只能是治标不治本。
较少有人注意到,抗生素的滥用,与当前生活节奏、工作节奏的空前紧张有关。人们经常喟叹“生不起病”,一般我们理解为难以承担生病的经济成本。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也包含着难以承担生病的时间成本的意思。可以试想一下,一生病,工作怎么办? 学习怎么办? 老板怎么办? 客户怎么办? 学生怎么办? 孩子怎么办? 答案都是无解,自己的问题必须自己来面对和解决。在这个信奉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社会氛围中,最好是不要生病。万一生了病,必须要以最快的速度好起来,否则,在无限匆忙的社会环境中,一个人停滞一两天,工作、生活立马就会出现严重的问题。
于是,抗生素便大行其道。因为人们认为,抗生素能够让自己的病以最快的速度好起来(事实上也未必如此)。很多医生,往往是被病人裹挟而开出抗生素。看病的“效率”的确大大提升了,但这个效率与健康往往背道而驰。这种行为的本质,就是为了短时期去除病痛、恢复“健康”,却牺牲了长久的健康。这与医疗行为的根本目标也是背道而驰。医疗行为是为了维护健康,而不是损害健康。抗生素的滥用,从长时段来看,恰恰在损害着人们的健康,这真是个时代的悖论。
显而易见,这些问题不是医疗机构和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能解决的。抗生素的问题,实质上也是“都市病”的一部分,是人们在巨大的工作压力和生活压力之下做出的无奈选择。快节奏和效率,一向都是大都市引以为傲的特色,也确实为社会和个人创造巨大的财富。但人们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生活意义的迷失,生命价值的异化,是最为明显的表象。因此,对于公共管理部门、全社会来说,一方面固然要继续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但另一方面,是不是也要适当地思考一下、引导一下,如何让这个城市以及这个城市里生活的人们适当地慢下来,形成一种“慢生活”,让人们在相对缓慢的生活中,体验生命的意义,从而珍惜自己的健康。(周云/华南理工大学教授)
——据《新快报》8月4日
期刊业内的所谓“影响因子”是个啥东西
期刊业内的所谓“影响因子”，在我国当下期刊评价体系中，特别是在科技期刊评价体系中，已经被推到了一个荒谬的高度。举例来说，10年前某学术机构就对一篇《自然》杂志上的文章给出了25万元的奖金，某些大学的奖金更是高达30万元以上。只因《自然》杂志在“影响因子”中遥遥领先——2014年它的“影响因子”为41.5，高居第七位。
还有不少国内学者将“影响因子”看成理所当然的权威学术评估手段，用于衡量个人、学术团体、研究单位甚至国家的整体学术水平。一些科研机构的管理部门，长期强调并用各种考核手段要求科研人员尽可能将论文发表在国外的“高影响因子”刊物上。
非常奇怪的是，国内学界对期刊“影响因子”的历史形成不太关注，而且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它纯粹商业的性质。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人们从一开始就跪倒在“影响因子”面前，将它误认为国际科学界的“学术公器”。而实际情况是，“影响因子”其实是美国一家私人商业公司推出的一个盈利产品。
“科学情报研究所”从1964年起逐年发布“科学引用索引（SCI）”，1975年起发布“期刊引证报告（JCR）”。这被当今科学界视为两种最权威的学术评估数据。SCI可用来检索科学论文被引用的情况；JCR则是基于对SCI等引用、索引数据进行整合处理后得到的结果，其中就包括发布期刊“影响因子”。
许多人误以为SCI和“影响因子”是由国际权威科学机构发布的，但实际上这家“科学情报研究所”从一开始就是一家地地道道的私人商业公司。1992年，它又被汤森路透集团收购。公司最初曾使用“尤金·加菲尔德学会”的名称，听上去有点伪学术的味道，但在1960年改名为“科学情报研究所”之后，看起来就完全像一家政府科学机构了。公司创始人加菲尔德晚年曾坦承，他要的就是这种鱼目混珠的效果：“特别是在国外，‘科学情报研究所’这样的叫法，很容易被当成一家非盈利机构。”
不过，对于长期跪倒在“影响因子”面前的人来说，仅仅指出它是由一家私人商业公司发布的，可能仍然不足以动摇他们对“影响因子”的崇敬。要真正理解“影响因子”，还有必要知道更多的事情。
SCI作为JCR的数据基础，相较前人有所突破的地方在于，不再区分学科类别，收录期刊海量增加。但根本区别是，先前人们对期刊进行筛选时，还保持着非常纯洁的动机，为的是服务学术；而SCI和JCR不是这样，它们从一出生就是商业信息产品，“赚钱”是其与生俱来的属性。
加菲尔德在推销他的产品时，手法高明而且不遗余力。手法之一是讲了一个动人的故事——SCI可以预测诺贝尔奖。1965年，加菲尔德迫切需要打开SCI的市场，他在出席美国海军研究办公室主办的一次学术会议时，将自己的大会报告变成了产品推介。他宣称，学者在获得诺贝尔奖的前一年，他们的成果被SCI 论文引用的平均数量和次数远高于一般水平。此后30年间，加菲尔德一直鼓吹这个观点，并由此产生了“高引作者名录”的神话。
但事实上，加菲尔德对相关数据的处理和使用至少存在三个问题：一是，他非常明显地对数据进行选择性呈现；二是，他没有说明“高引作者名录”人数的选取标准；三是，他没有明确预测的有效年限。一个强有力的新证据是，“科学情报研究所”2014年公布的“高引作者名录”中，尽管包括多达3216人，但其2014年诺贝尔奖预测的命中率为零。
总之，虽然商业性质并不必然意味着不公正或不合理，但具体到“影响因子”这个西方人发起的游戏，它的不公正和不合理之处却真实存在，而且不一而足。（江晓原 穆蕴秋）
——据《解放日报》8月2日
本期要目
假设中美开战，别把美国疼痛想少了/《环球时报》社评
中美是轻易不能打仗的，最好永不开战。但这恐怕不是可以求来的，只有美国人深信对华开战意味着它无法承受的损失时，和平才会牢不可破。
高铁不妨低调走出去/韩哲
中国高铁在“走出去”的时候，应当克制自己急于求成的情绪，如果目的过于强烈和明显，买什么都会被加价，卖什么都会被压价。
空中巴士，还是空中楼阁？/魏英杰
8月2日，号称由中国自行设计研制、全面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一辆“空中巴士”——巴铁1号试验车，在河北秦皇岛启动综合试验。
原告“一路行贿”折射的司法生态/光明网评论员
以往在谈到司法审判遭遇干预时，多侧重的是行政力量，然而这起案件中所表现出的法院内部力量的干预，同样不容忽视。
目录
大国兴衰
以商业海权助力中国和平崛起/刘大成
假设中美开战，别把美国疼痛想少了/《环球时报》社评
美国“大熔炉”已裂痕累累/李海东
财经广角
中国企业“全球化”必须迈过的一道坎/毕舸
高铁不妨低调走出去/韩哲
海外“逆代购”呼唤中国品牌/王石川
空中巴士，还是空中楼阁？/魏英杰
百家杂谈
莫用“阴谋论”视角看奥运/胡涵
原告“一路行贿”折射的司法生态/光明网评论员
别因失败个案否定“在家上学”的合理性/堂吉伟德
滥用抗生素也和我们的生活方式有关/周云
期刊业内的所谓“影响因子”是个啥东西/江晓原 穆蕴秋
大国兴衰
以商业海权助力中国和平崛起
海权论是19世纪末美国军事理论家马汉在其海权三部曲中提出来的，其核心论点是，人类在海上的机动性远超过陆地，海上力量决定国家力量，谁能有效控制海洋，谁就能成为世界强国；海权与国家兴衰休戚与共，要控制海洋，就需要有强大的海军和足够的海军基地，以确保对世界重要战略海道的控制。
但海权并不仅仅只是海上军事力量的较量，也是非军事力量的较量。马汉曾说过，商船船队是海上军事力量的基础，商业海权也是海权争霸双节棍的另一头。
随着陆路运输方式成本的降低，目前海权物流的成本优势也在逐渐削弱。同时，国与国的竞争也从单纯占有土地资源转向更高的阶段——实现金融资源配置的能力，但实体经济及其物流保障依旧是资源配置优化的基础，资源之上的商业和贸易依旧是目前国家竞争的核心手段，海上通道与通道节点的港口依旧是大国崛起时需要配置的必要资源。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来源于贸易及由此发展起来的中低端制造业，目前，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是欧盟。数据显示， 2015年中国与欧盟双边贸易额为3.51万亿元，超过美国的3.47万亿元和东盟的2.93万亿元。尽管现在由于英国脱欧使得欧盟退居第二，但贸易和物流方向是不变的，包括英国和欧盟的欧洲依旧是中国最大的贸易方向和发展动力。
8月10日，中国远洋海运集团（COSCO）与希腊共和国发展基金签订了《比雷埃夫斯港务局多数股权交易完成备忘录》，这标志着比雷埃夫斯港务局股份I（51%比港港务局股份）的交割及股份II（16%比港港务局股份）的托管交易正式完成，中国远洋海运集团下属的中远海运（香港）将正式成为比雷埃夫斯港务局的控股股东，接管比雷埃夫斯港务局的经营。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还计划在未来5年内投资2.938亿欧元，将比雷埃夫斯港建成欧洲最大的集装箱港口之一和地中海地区的物流分拨中心，使比雷埃夫斯港成为中欧海上物流通道的桥头堡。
中国在商业海权道路上开始启航，而影响中国的海上通道主要有四个，包括受制于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尼的马六甲海峡，受制于日本的宫古-冲绳水道和大隅海峡，受制于伊朗和阿曼的霍尔木兹海峡，而中国期待已久的泰国克拉地峡运河也很难于短期内开凿，因此在未来商业海权的通道竞争中，中国依然有漫长的路要探索。
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方案就是，以珲春附近的扎鲁比诺港为契机“借港出海”，建立铁海联运体系，打通受俄罗斯控制的北极“黄金水道”，连接东北地区与欧洲港口，从而缩短三分之一的物流通道距离，形成影响全球经济的全新商业海权体系。
中国的海上军事力量还处于发展初期，这与当初美国海军崛起时不同，当时强大的英国海军正在布尔战争中自顾不暇，而衰落的西班牙海军给了美国海军机遇。因此，中国军事海权不宜操之过急，应首先在商业海权上布棋落子，形成和平崛起中海上物流通道控制与海洋控制的条件储备。（刘大成）
——据《经济参考报》8月16日
假设中美开战，别把美国疼痛想少了
美国智库兰德公司7月29日公布最新报告，预测了中美有可能发生战争的四种假想场景。报告以2015年至2025年为研究期限，认为随着中国军力的提高，一旦美中开战，美军并不能确保战争按自己预料的方向发展，也不一定能够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时间越接近2025年，美军获胜将更困难，但这不意味着中国会赢得战争。
报告认为无论中美打什么样的战争，中国的损失都会更大，而且这种损失不仅是军事上的，还包括经济和政治上的。比如美国GDP会下降5%至10%，而中国将下降25%至35%。美国只会增加两党纷争，中国却可能出现社会动荡和民族分裂。此外报告认为如果战争2015年爆发，美国的损失包括海空军力量、航母以及在亚太的军事基地，但威胁不到美国本土。
兰德公司是与美国政界军界关系密切、以防务研究最具影响的智库，它对中国的政治、军事研究报告在美国以及西方广受重视。它十多年前出的一个报告曾建议一旦中美爆发战争，美国可对中国本土实施空中打击，并以科索沃战争中中国驻南联盟使馆被炸为例，妄言中国虽“不能接受美国的一双军靴”，但“能接受美国的空袭”。
中美显然都有部门和机构在研究中美一旦发生军事冲突的应对预案，但内部研究和把报告公布出来，区别很大。公布这类报告必然会对中美两国社会互视的氛围造成一定毒化，还会成为舆论战及心理战的一部分，总体上的负面影响不可避免。
兰德公司等机构不时公布这样的报告还显示了美方战略上的“不在乎”，他们觉得刺激中国一下“没什么了不起”，中国不喜欢也要受着。他们这种“自信”的来源就是美国人经常对中国人表达的那个意思：我们知道你们进步很快，但同时知道跟我们比，你们还差得很远。
中国的军力、经济实力都还弱于美国，中国人自己非常清楚。对中美一旦发生战争，中国的损失很可能比美国的损失大这一点，应该也是多数中国人的认识。但是中国人看待中美一旦爆发战争的情况，远不止这些。
中国不想战争，尤其是不想同美国发生战争，如果中美开战，唯一的情况就是美国逼到了家门口，且有中国无法接受的挑衅，中国人被迫一战。中国人走向战争会很谨慎，然而一旦打起来，我们打到底的决心大概会远远高于美国，我们承受战争损失的能力也会高于美国。
兰德公司宣称中国会因经济衰退而动荡，甚至国家分裂。而我们认为，因为战争损失美国更可能先乱起来，因为美国在中国近海同中国打仗依据的不是其真正的核心利益，而是它想要永远称霸世界的梦游。战争损失会让美国社会清醒过来。
美国本土不会因中美开战受到威胁，是有条件的。它必须以中国国土不落下一枚炸弹为前提。如果美军像兰德公司十几年前出的主意那样对中国国土实施空袭，美国国土必进入中国的军事打击范围。美国人知道，中国有这样的能力，华盛顿和全美社会也需清楚，中国人同样不缺这样的决心和意志。
在中美发生军事冲突的情况下，向美国提供基地和直接军事支持的力量都可能成为中国的报复目标，它们恐怕很难不进入蒙受战争损失的清单。西太平洋只存在岛礁争议，由它们直接引发战争的可能性很小。日本、菲律宾等卷入战争的最大风险在于它们可能因军事同盟关系被美国强行绑上战车。
兰德公司的报告提醒我们，中国军事力量进一步强大有多重要。中国必须不断加强对美国本土具有威慑力的军事能力建设，这既包括能打到美国全境的核武器能力建设，也包括同样能覆盖美国全境的非核打击能力建设。这种能力越强大，我们的和平姿态就越会受到尊重，美国的那些好战力量也就更会克制自己的冲动。
中美是轻易不能打仗的，最好永不开战。但这恐怕不是可以求来的，只有美国人深信对华开战意味着它无法承受的损失时，和平才会牢不可破。(《环球时报》社评)
——据《环球时报》8月1日
美国“大熔炉”已裂痕累累
去年12月加州圣贝纳迪诺恐袭事件14人死亡，今年6月佛罗里达奥兰多俱乐部恐袭事件49人死亡，加上接二连三的警察执法枪杀黑人及枪手袭警事件，近一年来美国隔三差五地降国旗的场景令人时常诧异和哀叹。
与暴力之乱相伴随，美国主流价值认同深陷危机，20世纪美国引以为傲的化众为一的文化“大熔炉”现在已是日薄西山，当前强调差异的多元文化发展势头迅猛。政治文化中基督教的主导地位，也正受到伊斯兰教的挑战，以至于不少美国人质疑现任美国总统是穆斯林。在社会层面，部分州的LGBTQ(分别代表女同性恋者、同性恋者、双性恋者、跨性别者和对其性别感到疑惑的人)群体合法化激起的民众强烈反弹，更是折射着美国自身价值体系的紊乱。
在政治层面，美国的分裂近年来已屡受诟病，两党政治议程总是表对不到一起去。在涉及国计民生的医保、控枪、经济复苏、反恐等各重大议题上，两党旷日持久相互撕扯，已呈现某种程度上的“中风”状态。
两党自身内部的蜕变也在令人吃惊地呈现。草根党员对精英党员的强烈不满在此次总统大选的两党内表现得都异常明显。精英漠视民众群体似乎成了传统，以至于其对美国重大政经形势判断不断地以令人吃惊的“不准确”告终。数量庞大的选民对自身经济状况的不满更是加剧了美国困境。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提名演讲中，特朗普一竿子到底地指出了美国社会缺乏公平、正义、安全的现状。
当前的美国在各重要领域都呈现出了明显的“裂变现象”。它在种族、教派、阶层、身份等各层面展现的如此深刻,以至于有人开始质疑，“美国”还是过去那个大熔炉吗？
这种不断蔓延的裂化现象,实际源自于美精英长期引以为傲的自身纠错机制的失调,而且这种失调渐趋“固化”。当前美国精英阶层口头上亲民，但行动上亲政商寡头的行径已令民众绝望。每当关键选举来临，精英人物就会呼吁关注工人失业和经济机会平等，谴责政策服务于特殊群体，而每当选举结束，决策精英就又埋头去为华尔街和华盛顿的金融和政治寡头服务。今年一连串谴责精英政治的大选候选人被推到了前台，共和党更是硬生生地将一位难以预测的反精英政治人物推向前台。
医保法案在奥巴马第一届任期内曾一度被认为是推动全民医保的标志性成就，但共和党千方百计地对其加以诋毁和呼吁废除，致使其一直难以有效实施。市场化运作下的医保公司推销起保险来不遗余力，而一旦进入支付保费环节，则就会千方百计地寻求免责。病不起的中产与蓝领阶层对联邦政府只爱好风花雪月的“闲扯皮”而不脚踏实地解决现实问题真的是极端愤懑。“黑白和解”曾被认为是美国社会与政治包容性的见证，但当前庞大黑人群体在就业和社会生活面临的种族歧视现象却依然严重。在奥巴马这位黑人总统任期内，美国看到了比以往更多的白人警察暴力执法与黑人激烈抗争的场景。
美国自身的裂化更是直接导致了美国国际行为的进退失据。奥巴马政府倾注多年心血全力推动TPP规划。然而当前美国国会对TPP弥漫着的强烈抵制氛围及大选中两党总统候选人明确反对的现实，意味着TPP在美国很可能会长时间推迟或无果而终，这势必将令那些同样投入大量外交与政治资源的美国“跟班国家”大跌跟头和幡然梦醒。当前美国在世界各关键区域不断制造和加剧纷争，以强化盟国对美国为首联盟的信心。但现在美国力推的大规模转移安全责任至盟国身上的政策，意味着纷争一旦失控，美国对盟国安全义务很可能会最终“移位”，其盟国不得不“自保”乃至率先“自毁”。美国近20年的反恐表现更是令人一头雾水，坚守“单极世界”的美国不仅根本无法解决反而是在不断激化全球反恐问题，以至于现在恐怖主义已经成了美国国内的关键安全威胁。当前的美国对华、对俄等大国的政策更是漏洞百出，前后失据。
内政病，外交衰。持续“裂化”中的美国，很难为自身与国际社会关键议题的持久有效解决贡献恰当方案。美国越来越力不从心，是时候停下来想想了。
然而，美国最大的挑战恰恰是不愿意自我反思。(李海东/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
——据《环球时报》7月25日
财经广角
中国企业“全球化”必须迈过的一道坎
阿里巴巴集团日前就外界有关其给克林顿基金会政治献金的传言做出回应，称2005年确曾捐赠克林顿基金会25万美元，该笔款项用于“发展中国家的艾滋病治疗与关怀”。阿里表示，对公益事业的持续投入不会受误解的影响，“中国企业应该有全球眼光，直面并担当疾病、贫穷、环保等领域的世界责任。”
阿里“做公益也躺枪”的故事，是中国企业走向世界过程中的一个颇有意思的插曲。随着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企业的全球化布局明显加速。据商务部统计，中国公司在2008-2014年间的对外直接投资，复合年均增长率高达14%。2016年前5个月的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增速更是同比暴增62%，仅今年上半年实现的对外投资总额就已超2015年全年。
中国企业走出国门，跨入更广阔的世界舞台，会发现全球化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层面的挑战，也包括与所投资国的文化、风俗、法律等多重领域的互动。尤其是近年来，越来越多国家开始注重企业的社会责任践行，包括企业产品和服务是否符合环保标准，企业投资给当地人民带来了哪些福祉，企业在承担纳税、创造就业机会之外，是否愿意发挥更多的社会公益能动性，等等，都成为一个国家接纳某笔外来投资的参考标准。
当中国企业谈到“全球化”，必须清醒认知到，这是一个包含着丰富内涵的词汇，企业对外投资必须同时迈过经济责任与社会责任两道坎。外来投资者如果给当地弱势群体提供了更多的关怀和支持，往往能获得政府和民众的印象加分，从而更有利于未来的企业品牌树立以及产品推广。这已经成为众多欧美跨国企业颠扑不破的投资定律，值得中国企业学习和借鉴。
中国企业承接全球化的社会责任，意义还不止于此。广义上的“全球化”定义，是指在全球范围内，不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领域逐步加强的交流与合作。而全球化企业作为最为活跃、也最具经济实力的跨国发展主体，通过积极投身于当地公益慈善事业，推动各类民间互助积极发展，成为社区文化建设的支持者，不仅可以帮助更多需要获得帮助的人，还能彰显公司以及背后所代表的国家文化，可谓一举两得。
但是，全球化必然是要付出学费的。由于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之间文化、习俗、法律乃至社会环境的差异性极大，中国企业的全球化之路注定不会一帆风顺，不同类型的资源整合、价值观碰撞，以及人们对于同一事物的意见分歧，可能会让中国企业单纯从某个角度出发进行的全球化事务遇到障碍。比如前几年，不少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遇到经济考量之外的其他复杂利益掺杂，导致并购遇阻，而如今，包括阿里巴巴等企业参与全球化公益事业，同样会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干扰，这就是成长中的烦恼。
无论如何，这阻挡不了中国企业的全球化路径，正如中国仍然会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速，以及通过不断地改革和调整，来适应瞬息万变的时代发展趋势。中国要成为负责任的大国，也要从全球化的中国企业做起，践行对全球领域应有的公益和其他社会责任，最终促成世界各国对于中国文化的价值共享。（毕舸）
——据《北京青年报》8月3日
高铁不妨低调走出去
近日，围绕新（加坡）马（来西亚）高铁项目再度展开的中日高铁竞争，媒体又进行了新一轮的“轰炸”，把中国高铁“走出去”以及中日高铁争夺战置于聚光灯下，几无隐私可言。
高铁，毫无疑问是当下“中国制造”的一张名片，承载着“中国制造”从低质低价到优质优价转型的重任。在过去两三年的海外竞争中，中国高铁虽有所斩获，比如印尼高铁订单基本板上钉钉，但也在一些国家“碰壁”，墨西哥和美国先后取消了合同，泰国的“高铁换大米”项目也事实上搁浅。与此同时，中国高铁的主要竞争对手日本新干线，在泰国和印度完全拿下高铁合同的希望很大，与中国旗鼓相当，甚至略占优势。
短期之内，中国高铁便从无到有并走向海外，令世界对“中国制造”刮目相看。不自谦地说，中国高铁在国际上非常具有竞争力，自身的技术过硬之外，再加上中国的资金优势和外交公关，在海外市场可以说是风头最劲的卖家。
但凡事都得辩证来看，既要看到得势的一面，也要看到不利的一面。中国高铁“走出去”的昭昭之心现在路人皆知，这就使得聚光灯下作战的中国高铁，失去了一些折冲樽俎的空间，容易陷入“被吃定了”的陷阱。对高铁买方市场而言，看到中国如此热烈地推销自己的高铁，间于齐楚或待价而沽的心理再普遍不过。很多时候，海外高铁合同的竞标过于胶着，就是因为买家有的放矢，最大化自己的国家利益，最大限度地压缩中国高铁的收益空间，这也是当前高铁市场一个不争的事实。
鉴于此，中国高铁“走出去”或可适当降低宣传力度，避免向全世界发出大张旗鼓出海的信号。事实上，近年来围绕着中国高铁的海外首单花落谁家，舆论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高潮，这不能说不会对中国高铁的心理产生微妙的影响。中国高铁在“走出去”的时候，应当克制自己急于求成的情绪，如果目的过于强烈和明显，买什么都会被加价，卖什么都会被压价。
谁都知道，高铁一单生意就是上百亿美元，而且形成排他性的市场独占，绵延几十年。诱惑是显然的，但中国高铁谨记量力而行，不能给出不切实际的承诺，不能将生意做成赔本赚吆喝，不能在竞争压力下乱了方寸而不计成本，这并不是我们想要的“走出去”，尽管有时候需要算“政治账”，但这并不意味着不设底线不惜代价。到目前为止，海外竞争虽然白热化，但中国高铁仍保持着定力，非常难得。
此外，高铁首先是生意，但也是很特殊的生意。在市场之外，政治性的因素也起到很大作用。地缘政治的冷暖亲疏，有时并不是中国高铁仅凭技术、安全、资金优势所能决定的。对此，我们也需要一颗平常心。（韩哲）
——据《中华工商时报》8月4日
海外“逆代购”呼唤中国品牌
能看电视的“盒子”、国产手机、中国无人机、中国微信……近年来，当中国人在全球热情“买买买”之时，越来越多的中国品牌也走向世界。这些“新国货”不仅受到华人华侨的喜爱，也开始引领一些外国本地人士的消费潮流，以至于海外的中国员工回国时，常有外国同事央求代购中国国货。对于这种现象，有人形象地称为“逆代购”。
“逆代购”风生水起，耐人寻味。越来越多被代购的国货中，有成名已久的“老干妈”、享誉中外的花露水，也有久负盛名的青啤、“神一般存在”的辣条，等等。这些国货之所以能塞满海外消费者的购物清单，自然与国货价廉物美、有口皆碑相关。早在数年前，一位美国记者出版了《离开中国制造的一年》一书，生动描绘了一个实验：整整一年不再购买“中国制造”，但得出的“沉重”结论是，“没有中国商品你也可以照样生活下去，但你的生活会越来越麻烦，而且家庭开支也会大大增加。以后10年，我可能再也没有勇气尝试过这种日子了！”这是一个美国家庭的生活体验，代表了美国不少家庭的真实感受。
国货受宠于海外，提醒我们在追逐洋货时，别冷落了自己的“宝贝”，中国完全有能力生产出叫得响又能走出去的产品。有人说，人们认识一个国家，往往从认识这个国家的品牌和使用这个国家的产品开始。当国货越来越有“存在感”，它们便能证明自己的价值所在；当越来越多的国货越洋过海，大受老外追捧，这是厂家的骄傲，也是国家的荣光。
也应该看到，海外畅销国货较多地集中于吃穿用领域，处于市场的中低端，尽管不愁销路，但并未形成足够的品牌效应。在全球各大知名商场，“中国制造”的身影处处可见，“中国品牌”却芳踪难觅。这背后映衬出一个令人遗憾的现实：我们是制造大国，却是品牌小国。是中国的制造能力跟不上吗？答案并非如此简单。美国《财富》杂志日前公布的2016年度世界500强企业名单中，中国上榜的企业高达110家，直追美国，再创历史新高。这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所应拥有的实力和荣耀，同时也有力证明，作为制造业总量全球第一大国，中国有了更多的制造实力，也应有理由打造出更多中国品牌，让中国品牌唱响全球。
打造响当当的中国品牌，靠的是自主创新，靠的是制度保障。如果说贴牌是很难省略的发展阶段，那么寄托于强大的科研力量，不断寻求技术突破之后，就应该从贴牌过渡到创牌，同时加大对现有国产品牌的保护力度。熊猫电视机、凤凰自行车、英雄钢笔……我们曾为伴随一代人成长的民族品牌而自豪，可是，很多沉淀在人们记忆深处的国产品牌，却一个个逐渐凋零，归于沉寂。它们有的正在市场大潮中艰难“泅渡”，有的已折戟沉沙，还有的被跨国公司收购。不少国产品牌苦心经营数十年，且颇有人气和生命力，却无可奈何花落去，实在令人痛心。
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已是上上下下的共识，也是正在力行的国家战略。去年5月，《中国制造2025》公布，这是我国政府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十年的行动纲领。实施一年多来，在一些领域已见成效。品牌是一个国家的名片，体现着国家实力，从制造大国到制造强国，再到品牌强国，注定是一条漫长而艰难的道路，有抱负的中国将会选择拼搏奋进。（王石川）
——据《人民日报》8月5日
空中巴士，还是空中楼阁？
早前在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上火了一把的“空中巴士”，真的上路了。8月2日，号称由中国自行设计研制、全面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一辆“空中巴士”——巴铁1号试验车，在河北秦皇岛启动综合试验。
正式落地的巴铁1号车长22米，宽7.8米，高4.8米，额定载客人数为300人。下层镂空部分可以正常行驶高度2米以下的车辆。视频上，这么一只庞然大物出现在街头，可谓霸气侧漏，傲视群车。整体结构看上去也有模有样， 超乎想象。
有那么一瞬间，让人感觉这事情说不定真的能做成。但冷静下来想想，还是觉得理想虽然丰满，现实却很骨感。这倒不是轻视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出身民科的发明者宋有洲。如果纯粹是一种创意，“空中巴士”的点子还是挺吸引人眼球的。但无论从技术层面还是实用性上，留给“空中巴士”的空间都十分逼仄。
“空中巴士”的设计初衷，是为了解决城市拥堵问题，在跑巴士的同时，可以让其他车辆从巴士底下通过，提高通勤效率。可巴铁的宽度7.8米，至少要占据两个车道，然而标准时速只有40公里，这就要占用大量道路资源。虽说2米以下车辆可从它的镂空部分通行，但由于视线问题，这些车辆行驶速度非但快不了，还看不到红绿灯。至于其他高于2米的货车等，就只能避而远之。这样能提高通勤效率吗？
巴铁要真正运行起来，还将涉及大量难题。比如道路改造、线路铺设以及供电问题，再比如桥梁、过街天桥高度问题，这些都将严重限制巴铁的路线选择。还有一个可能是致命的设计难题，就是巴铁该怎么拐弯的问题。这么一个庞然大物，拐起弯来那可是大事。哪怕是采取轨道引导的方式，也需要占用非常大的道路空间，而这样一来又将严重影响其他车辆通行。此外，根据测算，巴铁造价为每公里1.2亿元，虽然比地铁廉价，但已经和轻轨差不多了。那么，有这钱为何要用在巴铁上，轻轨技术难道不是更成熟，运力不是更大吗？
有人实地探测，巴铁在秦皇岛试运营的路段不过200米。这根本无法证明巴铁具有实际运用的可能。还有人质疑，负责巴铁项目的是一家P2P理财公司，从社会上以高回报为名进行融资。这一点也值得引起高度关注，有必要调查一下其中的内幕。虽说这可能是因为融资难，但该项目在短期内不太可能落地，如何兑现承诺恐怕也是一个大问题。所有这些问题迭加在一起，“空中巴士”千万别成了“空中楼阁”。
“空中巴士”的设想，其实更像是对城市拥堵的一种反讽。但它到底能不能为解决道路拥堵问题提供可行方案，甚至有没有可能成为加剧道路拥挤的一场梦魇，实在不能太乐观了。（魏英杰）
——据《钱江晚报》8月4日
百家杂谈
莫用“阴谋论”视角看奥运
前几天舆论还在“洪荒之力”中看淡胜败，没多久，这一届奥运“世界都在针对中国”又甚嚣尘上。国旗出错、孙杨的兴奋剂风波、吕斌输给了裁判、黎雅君输给了显示板、徐莉佳被黑、体操压分，这样排下来，似乎中国队真成了本届奥运会上最冤屈的国家队。
但细究每个事件，其实都站不住脚。挂错国旗是主办方不靠谱，吕斌则是裁判的主观选择，黎雅君是意外因素，徐莉佳只是被对手利用了规则。但“阴谋论”者只相信简单的因果，并不在意强调具体的细节。所以，他们看谁都是迫害者。
竞技赛事是实力和多重偶然因素的结合，尽管现代体育已经发展出了足够的规则来规避人为偶然，但裁判偏好、现场环境因素等等，都依然是难以规避的关键因素。规则完善如NBA，主客场的裁判尺度也会有别，英超也容忍主队在草皮上做些手脚。
比如帆船帆板比赛，中国队的徐莉佳开始排名第一，但由于美国队抗议，赛事仲裁委员会以犯规为由取消了徐莉佳第二轮成绩。四轮后，她重返总成绩榜第一名。很多网友“自豪”地戏称“你爸爸还是你爸爸”、“你大爷还是你大爷”。实际上，这是对手合理利用规则，与“黑”或者“谁是你爷爷”一点关系都没有。
竞技是对立。作为参与者的观众如果盯着偶然因素不放，而忽略了赛事规则本身，就容易陷入狂热，这正是现代体育极端主义的出处。现代体育的意义恰恰在于，它以看似残酷的失败强迫我们必须接受规则和规则之下导致的任何结果，这是现代性的基石。
只要还在规则框架内，就要接受结果。今天为中国队巴西奥运惨遭黑手而愤慨的观众们，可以想想国足球迷，过去很多年，国足球迷热衷于把失利归罪于裁判和邻居的阴谋，经过数年坚持不懈的失败，我们才不得不承认，看似“阴谋论”的巧合背后是实力所限。
奥林匹克上自然有国家间的爱恨情仇，但在偶然事件之后就怀疑背后有惊天大阴谋，这就是一种输不起的弱者心态。奥运会的意义是展示而不是胜败，胜者自然光荣，但也不是一切，不然，何以解释难民代表团在开幕式上所获得的关切？（胡涵）
——据《新京报》8月12日
原告“一路行贿”折射的司法生态
作为一起借贷纠纷案的原告，河南顺天化工科技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王顺喜从河南省新乡中院一直行贿到了最高法。
澎湃新闻从裁判文书网检索到王顺喜行贿案的一审判决书显示，王顺喜通过行贿新乡中院立案庭庭长，使得本应由河南高院审理的借贷纠纷案，得以降级在新乡中院审理，之后又向三名合议庭法官行贿；被告方提管辖权异议并申诉至最高法，王顺喜又行贿最高法一名内勤人员，打探消息；借贷纠纷案由河南高院立案重审后，王顺喜又行贿了河南高院的纪检监察局一名副局长，还通过这名副局长行贿两名河南高院法官，以求在案件上获得帮助。
一起案件中，原告的行贿对象，竟囊括了中院、高院、最高院的相关人员，真可谓案件到哪里，行贿就跟到哪里。而更触目惊心的是，在原告执着的行贿行为面前，几乎每个相关人员都未能经受住诱惑。有网友评论称：这个案件可以给今年司考考生出案例分析题了，涉及考点真多。
根据相关规定，一审民商事案件诉讼标的金额5000万元以上，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的，由高级人民法院受理，因此，案件不应由新乡中院审理，而应由河南高院审理。但通过一名律师的介绍，原告认识了时任新乡中院立案庭长的王某。最终，经过王某“出主意”，案件被成功降级在新乡中院审理。如果说，这种建议和出主意，尚可称得上是打法律“擦边球”。那么，王某后续又给合议庭打招呼，要求对方加快办案进程，减少诉讼拖延，并让他们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给予照顾，这显然已构成了人为干预司法。
但更值得追问的是，何以一名立案庭长给合议庭打个招呼，就能减少诉讼拖延，并给予一方照顾？若是被告行贿，是否也可以变成增加诉讼拖延？
案件移交最高法再审期间，原告又找到了最高法环境资源保护庭原内勤魏某。在受贿后，魏某找到办理此案的最高法法官，打电话打听案件能否在新乡中院立案，得到回复称应该在河南高院立案后，便将信息透露给原告。一名法庭内勤的一个电话，就成功实现了对案件信息的打探，为原告的下一步“行贿”计划打下了时间基础。这样看似防不胜防的信息泄漏，到底该如何防止？
几经兜转，这起借贷纠纷案终于移送到河南高院审理，但原告的行贿行为并没有停止。这一次他所锁定的“猎物”，是河南高院纪检监察局原副局长李某。李某称，事后他多次找主审法官张某、庭长司某等人协调关系，让他们对王顺喜的案子给予帮忙照顾。又见所谓的“协调、帮忙照顾”。貌似随便的一个电话，都能够左右案件审判的走向，法院的独立审判权是否过于脆弱了一点？以往在谈到司法审判遭遇干预时，多侧重的是行政力量，然而这起案件中所表现出的法院内部力量的干预，同样不容忽视。
一起普通的借贷纠纷案，将当前司法生态的种种痼疾抖落在地。这些其实不只是司考考点这么简单，而更是司法改革所必须直面的难点与重点。（光明网评论员）
——据光明网7月31日
别因失败个案否定“在家上学”的合理性
11年前，即2005年春，李铁军以“娃娃到学校学不到东西”为由，将女儿李婧磁带回家自己教，这起“家教挑战义务教育法”案轰动全国。如今，11年过去了，父亲李铁军的教学成果如何呢？对此，李婧磁大方坦承，自己连初中试卷都考不及格。父亲李铁军也承认，女儿在语数外和物理化学这些学科方面均学艺不精。但李铁军坚持认为自己的教育是非常成功的。他说，他在培养一名伟大的科学家。
“在家上学”属地地道道的泊来品，2012年，全美有240万名孩子在家上学，已占全美学龄儿童的4%。不过，“在家上学”在国外已风生水起，在国内还是新鲜事物。虽然早在几年前，此话题就引发了舆论关注，并成为教育改革的议题，不过作为现行教育的民间尝试，其依然处于艰难的发展阶段。加上其质量的不确定、收费的标准过高，以及受困于学籍信息管理制度，“在家上学”似然还是小众化的自我探索。
不过，对于特立独行并对现行教育不满意的家长而言，“在家上学”显然属于对现行教育的逃离与替代。家长们所看重的，在于“在家上学”真正能够做到因材施教。不强迫死记硬背，更注重孩子的个性成长，调强家长的参与。
一种模式，若是没有现实的需求，并有切实的效果，就无法得到认同并推广。2013年，《中国在家上学北京共识》显示，在家上学排名前三位的省市依次是广东、浙江和北京，均位于东部。其中，广东省作为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社会和教育环境较好，在家上学人数最多，高达1459人。虽然“在家上学”的人数，在绝对数上还占比微弱，不过作为一种民间的尝试，也是对现行教育模式的补充，这种方式依然值得肯定，在必要的情况下，甚至可以为其创造更大的发展空间。
个性化的发展，应当是教育改革的方向，也是教育追求的目标。素质教育的目的，正在于实现多元化的权利诉求。受传统教育模式的影响，要实现这一步非常困难，对创新能力和个性的限制，也是现行教育的最大弊端。“在家上学”的最大优势，正好弥补了体制内教育的最大缺陷。虽然体制外教育无法成为替代，不过对于转变教育观念，探索教育模式，并促进体制内教育，具有不可替代的积极意义。
民间改革一直是社会改革的动力源之一，教育改革同样离不开民间的尝试，也需要“在家上学”的参照与补充。通过“在家上学”的模式实施，既有效丰富了教育的形式和内容，又能为现行的体制内教育带来借鉴，让教育的方式更加多元。也只有允许并支持“在家上学”的创新，才能实现体制内外的双赢格局。
为此，对“在家上学”的民间探索，应当给予一定的肯定。虽然其间不乏失败的案例，但不能否定其存在的合理性，更不以此形成扼杀和打压。相反，学校或者教育部门应当给“在家上学”的孩子采集学籍档案，以解决其参加考试的后顾之忧。同时也可以作为合作方参与共建，并与第三方一起对教育质量进行评价，从而为教育改革探索做法和积累经验。（堂吉伟德）
——据光明网8月23日
滥用抗生素也和我们的生活方式有关
近日,江苏叫停二级以上医院门诊患者静脉输液,深圳也陆续有两家大型公立医院作出同样的规定,再次引发对滥用抗生素的关注。广东是否会出台相关措施? 据《新快报》报道,日前,在广东“民声热线”上,广东省卫计委表示,广东抗生素使用总体情况在好转,不会“一刀切”取消门诊静脉输液。
一般认为,抗生素的滥用,根源在于患者的认识误区以及医疗机构的利益。这一认识是很到位的,江苏等地的对策,正是基于这一认识而来。广东省即将出台的措施,认识基础应当也在于此。必须肯定,这些对策是适时的、必要的,应当坚持和推广。但有地方取消输液加成之后,过度输液仍不见减少,这自然有别的因素存在。
抗生素的问题首先是个医疗问题,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如果认识仅及于此,则无助于问题的彻底解决。事实上,医疗体系是社会的一部分,医疗行为是社会行为的一部分。关于抗生素的问题,既需要从医疗的角度,就事论事地考察,也需要站在更为宏观的角度,探析其背后的社会原因。否则,所有的对策,只能是治标不治本。
较少有人注意到,抗生素的滥用,与当前生活节奏、工作节奏的空前紧张有关。人们经常喟叹“生不起病”,一般我们理解为难以承担生病的经济成本。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也包含着难以承担生病的时间成本的意思。可以试想一下,一生病,工作怎么办? 学习怎么办? 老板怎么办? 客户怎么办? 学生怎么办? 孩子怎么办? 答案都是无解,自己的问题必须自己来面对和解决。在这个信奉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社会氛围中,最好是不要生病。万一生了病,必须要以最快的速度好起来,否则,在无限匆忙的社会环境中,一个人停滞一两天,工作、生活立马就会出现严重的问题。
于是,抗生素便大行其道。因为人们认为,抗生素能够让自己的病以最快的速度好起来(事实上也未必如此)。很多医生,往往是被病人裹挟而开出抗生素。看病的“效率”的确大大提升了,但这个效率与健康往往背道而驰。这种行为的本质,就是为了短时期去除病痛、恢复“健康”,却牺牲了长久的健康。这与医疗行为的根本目标也是背道而驰。医疗行为是为了维护健康,而不是损害健康。抗生素的滥用,从长时段来看,恰恰在损害着人们的健康,这真是个时代的悖论。
显而易见,这些问题不是医疗机构和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能解决的。抗生素的问题,实质上也是“都市病”的一部分,是人们在巨大的工作压力和生活压力之下做出的无奈选择。快节奏和效率,一向都是大都市引以为傲的特色,也确实为社会和个人创造巨大的财富。但人们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生活意义的迷失,生命价值的异化,是最为明显的表象。因此,对于公共管理部门、全社会来说,一方面固然要继续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但另一方面,是不是也要适当地思考一下、引导一下,如何让这个城市以及这个城市里生活的人们适当地慢下来,形成一种“慢生活”,让人们在相对缓慢的生活中,体验生命的意义,从而珍惜自己的健康。(周云/华南理工大学教授)
——据《新快报》8月4日
期刊业内的所谓“影响因子”是个啥东西
期刊业内的所谓“影响因子”，在我国当下期刊评价体系中，特别是在科技期刊评价体系中，已经被推到了一个荒谬的高度。举例来说，10年前某学术机构就对一篇《自然》杂志上的文章给出了25万元的奖金，某些大学的奖金更是高达30万元以上。只因《自然》杂志在“影响因子”中遥遥领先——2014年它的“影响因子”为41.5，高居第七位。
还有不少国内学者将“影响因子”看成理所当然的权威学术评估手段，用于衡量个人、学术团体、研究单位甚至国家的整体学术水平。一些科研机构的管理部门，长期强调并用各种考核手段要求科研人员尽可能将论文发表在国外的“高影响因子”刊物上。
非常奇怪的是，国内学界对期刊“影响因子”的历史形成不太关注，而且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它纯粹商业的性质。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人们从一开始就跪倒在“影响因子”面前，将它误认为国际科学界的“学术公器”。而实际情况是，“影响因子”其实是美国一家私人商业公司推出的一个盈利产品。
“科学情报研究所”从1964年起逐年发布“科学引用索引（SCI）”，1975年起发布“期刊引证报告（JCR）”。这被当今科学界视为两种最权威的学术评估数据。SCI可用来检索科学论文被引用的情况；JCR则是基于对SCI等引用、索引数据进行整合处理后得到的结果，其中就包括发布期刊“影响因子”。
许多人误以为SCI和“影响因子”是由国际权威科学机构发布的，但实际上这家“科学情报研究所”从一开始就是一家地地道道的私人商业公司。1992年，它又被汤森路透集团收购。公司最初曾使用“尤金·加菲尔德学会”的名称，听上去有点伪学术的味道，但在1960年改名为“科学情报研究所”之后，看起来就完全像一家政府科学机构了。公司创始人加菲尔德晚年曾坦承，他要的就是这种鱼目混珠的效果：“特别是在国外，‘科学情报研究所’这样的叫法，很容易被当成一家非盈利机构。”
不过，对于长期跪倒在“影响因子”面前的人来说，仅仅指出它是由一家私人商业公司发布的，可能仍然不足以动摇他们对“影响因子”的崇敬。要真正理解“影响因子”，还有必要知道更多的事情。
SCI作为JCR的数据基础，相较前人有所突破的地方在于，不再区分学科类别，收录期刊海量增加。但根本区别是，先前人们对期刊进行筛选时，还保持着非常纯洁的动机，为的是服务学术；而SCI和JCR不是这样，它们从一出生就是商业信息产品，“赚钱”是其与生俱来的属性。
加菲尔德在推销他的产品时，手法高明而且不遗余力。手法之一是讲了一个动人的故事——SCI可以预测诺贝尔奖。1965年，加菲尔德迫切需要打开SCI的市场，他在出席美国海军研究办公室主办的一次学术会议时，将自己的大会报告变成了产品推介。他宣称，学者在获得诺贝尔奖的前一年，他们的成果被SCI 论文引用的平均数量和次数远高于一般水平。此后30年间，加菲尔德一直鼓吹这个观点，并由此产生了“高引作者名录”的神话。
但事实上，加菲尔德对相关数据的处理和使用至少存在三个问题：一是，他非常明显地对数据进行选择性呈现；二是，他没有说明“高引作者名录”人数的选取标准；三是，他没有明确预测的有效年限。一个强有力的新证据是，“科学情报研究所”2014年公布的“高引作者名录”中，尽管包括多达3216人，但其2014年诺贝尔奖预测的命中率为零。
总之，虽然商业性质并不必然意味着不公正或不合理，但具体到“影响因子”这个西方人发起的游戏，它的不公正和不合理之处却真实存在，而且不一而足。（江晓原 穆蕴秋）
——据《解放日报》8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