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要目
中国道路对西方模式的超越/张维为
很多国际人士将中国道路与西方模式相对比，认为中国道路是对西方模式的超越，特别是对西方民主模式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超越。
网约车监管应寻求“公约数”/贞元
没有一个把各自意见都摆上台面让大家评评理的机会，任何一个群体都难免成为局限于自己视野的“井底之蛙”。反过来说，当所有人都把意见拿出来了，政策的突破口可能也就隐藏其中了。
搞活动不能失策又失信/罗志华
浙江嵊州市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工作领导小组9月26日起启动截至10月底的“捡烟蒂换抽纸”活动，但因为来兑换的市民太多，该领导小组10月17日下发通知，叫停该活动。
鲍勃·迪伦：民谣和诗歌的编年史表达/王昕
诺贝尔奖对迪伦的获奖评语是：在美国伟大的歌谣传统中，创造了崭新的诗意表达。
目录
中国道路
中国道路对西方模式的超越/张维为
每一个牺牲都是不朽/辛士红
社会脉搏
网约车监管应寻求“公约数”/贞元
如何迎接一个“家庭化迁移”的时代/王聃
别让英雄事迹掩盖了校车真问题/周稀银
“公务的士”为何注定短命？/朱珉迕
以人为鉴
搞活动不能失策又失信/罗志华
黄山纪委拍卖罚没酒不辨真伪，教训在哪里/与归
聚餐饮酒的红线在哪里/丁建庭
百家杂谈
鲍勃·迪伦：民谣和诗歌的编年史表达/王昕
恒大六连冠的职业化启示/王庆峰
中国道路
中国道路对西方模式的超越
随着中国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道路引起国际社会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很多国际人士将中国道路与西方模式相对比，认为中国道路是对西方模式的超越，特别是对西方民主模式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超越；它不仅带来了中国的和平发展，也将鼓舞越来越多的国家独立探索自己的发展之路，从而深刻影响国际秩序的未来走向。
坚持“实践理性”，避免制度偏见。西方国家一直喜欢用“民主与专制”的范式来评判世界。它的预设是“民主是好的、专制是坏的”，而民主的内涵只能由西方国家来界定。只要别国的民主制度和西方民主制度不一样，别国就是错的、过渡性的；如果不改变，最终是要崩溃的。但中国坚持运用“实践理性”观察世界，发现世界上采用西方民主制度而搞得一团糟的国家比比皆是，并进一步得出结论：以西方标准把世界分成民主与专制两大类，已无法解释这个复杂多元的世界。如果一定要对世界上的国家治理进行分类，那么，只有“良政”与“劣政”两大类。“良政”可以出自西方模式，因为为数不多的西方国家治理得还是可以的；但相当多西方国家没有治理好，否则就不会陷入如此严重的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因此，“劣政”也可以出自西方模式，采用西方政治和经济模式而失败的国家屡见不鲜。
在国家现代化与政治制度建构方面，中国的探索可谓艰难曲折。1911年辛亥革命后，中国推翻了原来的政治制度，照搬美国政治制度，但很快发现水土不服，整个国家陷入军阀混战。1949年新中国成立，开启了社会主义新时代。虽然并非一帆风顺，但中国的探索从未停止过。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坚持实事求是，将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总结本国和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进行了大胆而审慎的改革。这种“实践理性”的态度，使中国成功避免了认为西方民主模式可以解决中国所有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政治浪漫主义，也成功避免了认为靠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可以解决中国所有经济问题的经济浪漫主义。
坚持开放包容，避免固步自封。由于西方国家是现代化的“先行者”，所以它们习惯以自己的标准来看待整个世界，甚至有一种非要把自己的模式强加于人的冲动。但历史和现实都表明，照搬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国家大都以失望、失败甚至绝望而告终。
1988年5月，一位发展中国家的总统来到北京，希望邓小平同志谈一谈中国改革开放的主要经验。邓小平同志回答道：“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制定政策。”他还补充说：“不但经济问题如此，政治问题也如此。”这位总统接着又询问应该如何与西方打交道，邓小平同志的回答是四个字：趋利避害。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从西方国家借鉴了很多有益经验。从引入生产线到引入企业管理模式，从科技研发到文化产业发展，从发展互联网经济到发展各种高新产业，中国的快速发展得益于对西方先进技术和经验的吸收借鉴。但在学习和借鉴西方经验的过程中，中国并没有失去自我，而是用自己的眼光来判断，博采众长、推陈出新。比如，中国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变成一个大规模学习、适应和创新的过程，使中国国际经济和贸易规模很快上了一个新台阶。又如，中国热情拥抱以信息技术革命为先导的互联网革命，同时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目前已成为这场革命的佼佼者。在世界上最大的10家互联网公司中，4家是中国公司，中国已建成全球最大的4G网络。
相比之下，一些西方国家就显得过于固步自封。不少西方人真以为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和文明代表了“历史的终结”，结果骄傲使人落后。以美国为例，小布什政府执政8年，创造了美国国力连续8年下降的纪录；2016年的美国总统竞选，再次暴露了金钱政治、社会分裂等严重问题。从欧洲来看，多数西方国家也面临难民危机、债台高筑、经济低迷等难题。
坚持民生为本，避免空谈民主。西方政治文化谈得最多的是西方国家自己界定的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一些西方国家甚至不惜动用武力在世界上推广这些价值，却在非西方国家频频遭遇失败。其主要原因是这些外来的价值与这些国家老百姓所盼望的改善民生严重脱节，导致政治机器空转和无穷的政治纷争、动乱甚至战争。“阿拉伯之春”变成“阿拉伯之冬”，“颜色革命”迅速褪色，本质上都是这个原因造成的。现在连西方国家自己也面临类似情况。西方模式今天的最大困境也是改善民生乏力，金融危机、债务危机、经济危机等已导致西方国家民众生活水平长期停滞甚至下降。西方政坛今天流行着当年克林顿竞选美国总统时的一句名言：真蠢，问题出在经济！大多数西方民众最关心的也是经济、就业、福利这些民生问题。
民生为本是中国人数千年治国的古训。它把人民当作国家的基石，把民生问题解决得好不好当成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看作“民心向背”的关键所在。今天我们坚持民生为本，不仅是指党和政府要致力于改善民生，而且是指国家的制度安排要着眼于在更高、更广的层次上提升人民的生活品质，为人民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让人民过上更安全、更自由、更幸福、更有尊严的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民生为本的理念不仅对于实现中国梦意义重大，而且对于解决许多世界性难题也有重要启迪。
坚持综合创新，避免简单照搬。综合创新能力较强，也是中国道路超越西方模式的重要原因。这与中国善于学习、长于综合的文化传统有直接关系。历史上，中华文明从世界不同文明中汲取了丰富养分。比如，中亚民族发明的二胡成了中国民乐的主要乐器，英国人发明的乒乓球成了中国的“国球”。社会主义理念也是西方人提出而后被中国化的。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有选择地学习美国在发展市场经济方面的经验，日本、德国等在企业管理方面的经验，以色列在发展农业方面的经验，新加坡在开发区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方面的经验，等等。但总体上看，我们没有简单照搬外国的经验，而是综合了外国的经验，并根据中国的国情进行了创新。
从更大范围看，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离不开综合创新。在政治领域，我们把选拔和选举有机结合起来，这种做法明显好于西方单纯依赖选举的政治制度。在社会领域，我们拒绝了西方主张的那种社会与国家对抗的制度，而是推进社会综合治理，推动社会协商和对话，建立了社会与国家良性互动的制度。在经济领域，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一种“混合经济”，包含了“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的有机结合、国企与民企力量的有机结合等。虽然这个制度还需要完善，但它已展现了独特优势和竞争力。在法律领域，我们把法治与德治结合起来，力求避免西方法条主义等弊病，建设一种比西方更公正、更高效、成本更低廉的新型法治国家。今后，我们还要继续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各地区的好经验，但一定会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张维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
——据《人民日报》10月23日
每一个牺牲都是不朽
30年前，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时，甘肃会宁人民请邓小平同志为会师纪念塔题写塔名。邓小平写下“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会师纪念塔”18个大字，却没有署上自己的名字。面对工作人员的提醒，他说，红军长征途中牺牲了那么多同志，他们都没有留下名字，我为什么一定要署名呢？
“忍看山河碎？愿将赤血流！”铁流两万五千里，是红军用铁脚板走出来的，也是先烈用生命铺就的。在当年红军跋涉和鏖战的地方，一块块无名的碑、一座座无名的坟，成为镶嵌在这条“红飘带”上的精神地标。
那时战斗太频繁，战况太惨烈，牺牲随时来袭。湘江战役，中央红军由8.6万人锐减至3万人，刚组建两个月的红八军团，1万余人仅剩下600余人，不得不撤销建制；红六军团在甘溪羊东坳一战中损失惨重，400位农民花了整整一天，才将红军遗体全部掩埋。就连飞夺泸定桥的22名勇士，绝大多数没有留下姓名，没有等到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天。
那时环境太恶劣，条件太艰苦，死神如影随形。鸟兽绝迹的雪山，人迹罕至的草地，是不拿枪的敌人。董必武向美国记者史沫特莱介绍爬雪山时的艰难情景时说：“我们的人在这里一死就是好几百。他们想坐下来歇歇腿、喘喘气，就从此站不起来了。”王平上将终生难忘那悲壮的一幕：走出草地后，自己带一个营返回迎接滞留在班佑河那边的人，结果发现700多人，背对背坐着，全部牺牲……
部队一次次整编，战友一个个离去，资料一批批失散，时间模糊了多少红军的名字，岁月湮灭了多少红军的传奇。那3位把棉被剪下一半送给贫穷大嫂的女红军，那位在腊子口战役中第一个登上悬崖的苗族战士……他们有的血洒沙场，有的含笑受戮，有的死于饥饿，有的终于疫病，凝固成一座座青春的雕像。
每一个牺牲都是不朽。如果说长征是一部中国革命的百科全书，那么，无名的红军先烈则是当中浓墨重彩的一章。无论有名还是无名，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工农红军；无论有碑还是无碑，他们都有着远比一切石碑更加坚实的“心碑”——一笔一画都刻在人民的心里。
新中国是从血泊中站立起来的。据民政部统计，革命战争年代以来，先后约有2000万烈士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献出了生命。这当中，留下姓名和事迹可考的烈士，仅有186万左右。正是他们的流血牺牲，染红了党旗国旗，染红了万里江山，沉淀为一个民族走向强大的精神之钙。“英雄不是点燃的蜡烛，而是一束纯净的阳光。蜡烛有燃尽的时候，而英雄的精神将会永存。”先烈的身影走进了历史帷幕，但他们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脊梁，是历史天空里最灿烂的星斗，是永远激励我们前行的精神标杆。
“英雄雨打风吹去，太平岁月最蹉跎。”今天，我们最应当警惕的，是那些无名先烈的坚守与坚忍、大勇与大爱，被尘土掩盖、被流云吹散。一个社会，如果听任“解构崇高、抹黑英雄”变成潮流，听任“精致的利己主义”大行其道，还能否保持追慕先烈的挚诚和传承薪火的热度？还能否拥有为国担当的情怀和蹈厉奋发的精神？
多少先烈“我以我血荐轩辕”，延长了“生命的音响和光华”。走在新的长征路上，我们理应在心中为先烈设一个祭坛，经常提醒自己不忘初心、不违本心、不负真心。（辛士红）
——据《人民日报》10月20日
社会脉搏
网约车监管应寻求“公约数”
国庆“十一”长假后的一周，人们茶余饭后最常聊到的话题之一，恐怕就是北上广深及不少二三线城市刚刚密集出台的网约车管理征求意见稿。相较于此前7月份终于靴子落地的网约车合法化，这次被媒体总结为“京人京车”“沪籍沪牌”等地方新政，显然其中条件的严格与许多人的预期不尽一致。
不过，这样的场景对于网约车来说并不陌生。顶着共享经济的光环，互联网业的跨界“打劫”带来了传统行业的颠覆效应和资本的大量涌入，但这种创新也给监管带来了新的难题。
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一直以来对于网约车等新兴业态持有相对宽容的态度，尤其在拿不准其未来的发展和影响时，往往会对创新保持一定的政策模糊，以便“让子弹飞一会儿”。事实证明，网约车给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便利，也让社会空闲资源得以重新组织和优化使用，这为网约车赢来了生存空间。
然而，网约车所介入的毕竟是公共交通行业，当其发展中的负面效应逐渐显现并放大时，就需要政府的有效监管。此次各地方出台新政的背景中，“安全”与“拥堵”是出现频率最高的两个关键词。一方面，网约车司机数量急剧膨胀，行业恶性事件开始频频见诸报端，人们心中权衡便利与安全的天平正在渐渐倾向后者；另一方面，在一线大城市已近饱和的道路交通条件下，有城市数据显示，近两年拥堵程度的增加与网约车的发展呈现正相关，这在分城施策时是不可能不考虑的因素。加之此前资本大战时烧钱补贴的红利期结束，行业也已趋向垄断的态势，显然这不再是一个该不该监管的问题，而是一个该如何监管的问题。
不必讳言，对于共享经济等新兴业态的公共政策选择，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政府，如今都还处在通过社会各方辩论以寻求共识的摸索阶段，而这就不免有相互对立的意见，甚至有些意见还相当激烈。那么，这些争议与质疑是好事还是坏事？从这些年的发展来看，应该肯定是好事。经过一番争论我们才会看到，往往许多表面上的小疙瘩，深入进去就会发现其中原来包含着复杂的矛盾。如今利益更加多元化的社会里，许多事不打开门来问问利益相关方的意见，就无法全面了解个中情况。
一次经得起推敲的立法或公共政策制定，往往是集思广益的结果，而广泛的表达意见本身也是各群体之间寻找最大公约数的过程。任何一个务实的政策制定者都明白，每项政策的出台往往很难让相关群体的利益诉求得到全部满足。尽管诉求有差异，但利益总有交集，这就为坐下来有话好好说提供了基础。
对于网约车来说，既要统筹兼顾不同群体的利益，又要平衡公众当前利益和行业长远发展，还要提升城市公交供给水平和服务水平，没有一个把各自意见都摆上台面让大家评评理的机会，任何一个群体都难免成为局限于自己视野的“井底之蛙”。反过来说，当所有人都把意见拿出来了，政策的突破口可能也就隐藏其中了。（贞元）
——据《人民日报》10月19日
如何迎接一个“家庭化迁移”的时代
10月19日，国家卫计委正式发布《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6》。报告显示，2015年，我国流动人口规模达2.47亿人，占总人口18%，相当于每6个人中有1个是流动人口。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司透露，“我国人口迁移流动家庭化的特点越来越突出。”
“家庭化迁移”会带来哪些现实影响？一方面，家庭化的迁移让日益增加的居民来到城市，必然有利于推动城市化的发展，譬如拉动城市消费，譬如消化城市商品房的库存，再譬如为城市居民提供保安、钟点工、餐厅服务员等日常服务；另一方面，家庭化的迁移，必然会让大量进入城市的人口面临诸多生活问题，譬如孩子的就读，譬如医疗问题。而那些不愿意跟随子女进城的老年人口，也让农村的空心化问题变得日益严重。
国家卫计委明确地指出“家庭化迁移”的特征，事实上也是提出一个严肃的公共话题：如何让这些伴随父母或子女进城的居民，能获得更稳定与可预期的城市生活？这显然需要各方面发力。具体到城市，虽然对流动人口的子女异地就读甚至是异地报考政策日益宽松，但在一线城市里，门槛和壁垒依旧还在，它们急需打破。至于医疗领域的异地报销，与如何让“新市民”获得平等的城市福利，它们都仍是“硬骨头”一块，是改革的重点和难点所在。
具体到农村里，因为“家庭化迁移”造就的更严重的空心化，以及“留守老人”的日常照料问题，一样不应该被忽略。必须得看到，某些因为重土重乡而继续选择生活在农村的老龄人口，他们是最脆弱和需要物质精神双重照料的群体之一。子女与后代都已选择了进城，传统的照料力量日益弱化。此时最应该承担此种公共照料责任的，当是地方政府和国家福利。不少地方都出台了对“留守老人”的特别眷顾责任，但是它远未成为一种稳定的制度安排。
流动是社会的活力所在，没有流动的社会，孕育不出希望与未来。不管我们承认不承认，一个“家庭化迁移”的时代都在扑面而来，并且日益深化。如何迎接一个“家庭化迁移”的时代？这需要的，或许仍是从权利的角度来行动。既让进城者拥有越来越丰满的“市民权利”，也让那些仍然留守在农村的未流动人口不被遗忘。当每个人的权利都被丰富与补全，当每个人都被流动社会所打量到，流动也就更加具有了意义，社会也就具有了更多发展的后劲与可能。（王聃）
——据《西安晚报》10月20日
别让英雄事迹掩盖了校车真问题
记者从公安部边防管理局了解到，路遇起火校车65秒勇救46名小学生的广东江门边检站罗俊林、殷子辉、宁华建3名边防官兵10月19日将他们收到的6万元慰问金全部捐助给当地困难小学生。
在师生遭遇生命安全严重威胁的关键时刻，三名训练有素的官兵瞬即机智救人成功，这样的镜头有如神助一般，而他们又将慰问金全部捐献给当地困难小学生之举，更是令人敬佩。我们一方面为路过官兵的英雄事迹感到振奋，另一方面更为47名师生捏一把汗：假如没有三名官兵的“恰巧路过”，其结局又是怎样的惨烈？
报道说，46名小学生均为广州市海珠区海珠小学二年级四班学生，年龄均为7～8岁，带车老师是班主任李广英。她表示，9月27日，海珠小学统一组织学生秋游，由于本校的校车不够用，就临时借用了海珠区康乐小学的校车，由她带着全班的孩子到广州市南沙区百万葵园秋游，返回的路上校车突然发生火情。
校车运载小学生秋游，等于是打破了原来行进的既定路线，即使是经过校方同意的，也是违反了《校车安全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而本校校车不够用另借它校校车使用，且是通行在高速上，似乎也为这起事故埋下了重大隐患。广州市海珠区到南沙区至少有60多公里的路程，被借校车途中发生火情，即说明该校车平时养护不够，安全监测不到位，甚至不排除就是带病上路。同时，学校组织小学生秋游，46名小学生仅有一名带队老师，显然是校方对外出学生安全的极大漠视，即使不遭遇火情危险，这么多的学生一旦有人生病或走失，仅仅一名带队老师又怎能照看得过来？
更为吊诡的是，在官兵紧急下车救人时，校车司机正忙于灭火，带队女老师一直在车上拨打电话，也就是说司机和带队老师都未意识到校车火势即将失控，满车师生正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三名官兵一人拿出车载灭火器帮助司机灭火，一人登上校车疏散孩子们下车，一人打电话向消防部队报警……并迅速组织下车的孩子们有序远离涉事校车。尽管我们不要求校车司机和带队老师能像官兵这样训练有素，但他们的处置方式肯定是不当的，假如没有三名官兵的“神助”，其后果真的不堪设想。
一起校车事故看似偶然，却又有必然。我们无法指望在校车发生重大险情时都会有“天兵神将”相助。《校车安全管理条例》如果仅仅还只是“纸上的风景”，而不能让教育、交管、消防等多部门发挥同频共振效应，那类似重大安全事故必然频发。而具体到我们的学校，若不吸取相关重大事故教训，不将校车严格管理规范起来，组织学生春游、秋游不实现严格意义上的安全防范措施，不加强师生日常性安全逃生技能演习，那类似事故必然还是难以避免，更不会总是像广州市这46个孩子这样幸运地得到“神助”。（周稀银）
——据东方网10月21日
“公务的士”为何注定短命？
开了不到两周，福州“公务的士”就在舆论争议声中黯然退场。据近日媒体报道，福州公交出租车公司推出的“公务用车定制服务”及“公务员家庭用车定制服务”，目前已不在其业务范围之内；至于业务何时中止，又会否重启，工作人员均表示“不太清楚”。
而在“不太清楚”之外，这位工作人员还给出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补充：公务员乘客如有出行需要，“可以选择面向所有市民的普通的士”。至少在日常乘车出行这件事上，公务员总算被视作了普通人。
这本来完全不需要大惊小怪，但9月下旬隆重推出的100辆“公务的士”，一度让人以为公务员又将成为“特权阶层”。这倒也怪不得舆论的过度解读。时下全国范围内正在力推公车改革，福州当地的公车改革不久前刚刚全面铺开，市直单位车改取消的车辆全部封存等待处置，县乡以下党政机关亦启动车改。在此当口，公交出租车公司却针对公务员推出“定制服务”，难免落入“变相福利”甚至“叫板车改”的口舌。何况，“定制服务”内含不小的价格优惠，其受惠者不仅是公务员，还带上了他们的家属。
不过，简单把“公务的士”同“特权阶层”划等号，似乎也有些矫枉过正。当初面对如潮质疑，福州官方曾回应称，所谓的“公务的士”其实是福州公交出租车公司自己冠名，事先并没有经过相关部门和行业协会的批准，政府也没有参与；对于“公务的士”，福州市政府没有给予任何投入与补贴，也没有签署任何合作协议。也就是说，这“完全属于市场行为”。
依照这一条逻辑，“公务的士”本身似乎无可指责。但真正的问题在于，尽管严格按照市场规律，可以不顾服务对象的“公私”，但作为服务提供者，其自身是“公”还是“私”，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公交出租车公司并不同于普通企业，其带有公共服务性质，提供的服务亦事关公共资源分配。出租车服务应当均等地面向公众，其资源本身也相对有限。划拨其中部分用作公务员的“定制车”，等于在全民均等享有的机会中辟出了一块“特殊机会”，间接造成普通公众的打车难。
这时候，如果依然单纯讨论“市场逻辑”，就显得太过天真，并且不合情理。况且，“市场行为”意味着承担成本与风险，这种成本除了直观的经济成本，也包含蕴藏在背后影响更深远的社会成本——消费者的机会均等是否被打破，有限的道路资源是否被不公正地占有，甚至公务员群体的形象是否被“无意抹黑”，都是不得不考虑的社会成本——当然，如果企业实际上“挂羊头卖狗肉”，以“专项服务”之名行“变相福利”之实，于政府于社会，便是更大的成本支出。（朱珉迕）
——据《解放日报》10月18日
以人为鉴
搞活动不能失策又失信
每50个烟蒂可换一包200抽的纸巾——为推进“国家卫生城市”创建，规范城区市容秩序管理，浙江嵊州市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工作领导小组9月26日起启动截至10月底的“捡烟蒂换抽纸”活动，鼓励市民在市区大街小巷、公共场所捡烟蒂。但因为来兑换的市民太多，场面一度失控，该领导小组10月17日下发通知，叫停该活动。
公共场所乱扔烟头是个坏习惯，具有多方面的危害，理应加以制止。假如能够借创建国家卫生城市之机，鼓励市民通过捡烟头的方式对这类行为说不，不仅可以美化城市公共环境，而且还能传递环保意识，并对公共场所的吸烟行为形成倒逼。因此，“捡烟蒂换抽纸”这个想法不仅没有问题，而且颇有创意，值得提倡。
然而，当地有关部门推出这个活动时，并没有预料到活动会激发市民的如此热情，更没有为此设计好应对措施。准备工作做得如此不充分，一旦参与的市民太多就难以应付，出现场面失控等现象。这说明，这个活动的设计存在漏洞，是相关部门的一种失策。
出现此现象后，正确的做法是解决问题，通过扩大兑换场地、组织更多人员开展服务等，使活动能够顺利实施。叫停活动时离活动截止的10月底只有两周时间，奖品也不过是不怎么值钱的纸巾而已，相信只要再追加些经费，活动完全可以按计划进行。即使执行的难度较大，也应该当成突发事件来加以应对，不能简单叫停了事。
既然活动由政府相关部门制定，就不应该轻易失信于民。也许居民拿来的烟蒂不合标准，比如城区外的乡镇和邻近县的居民也拿烟蒂来换，但只要这些行为在活动计划中不被允许，活动方完成可以拒绝为这些人兑换；但假如活动计划没有对此作出规定，活动方就应该承担计划不周密的责任。这个行动一经对外发布就是一种承诺，那些积极响应政策号召、且按照规则参与活动的市民，有权要求兑现承诺。
失策是能力不强、考虑不周所致，将导致活动经费超支、秩序受到影响等问题。失策的影响还算有限，还能够弥补，但失信于民的影响显然要比失策要大得多，失信有损政府部门的形象，这个损失很难挽回。有时候，守信的确存在不少难度，甚至需要付出更大的成本，但这些困难不能成为轻易失信的理由。就这次活动而言，有关部门失策本就错了，但不能一错再错，用失信为失策纠偏，把信用也赔进去。（罗志华）
——据东方网10月24日
黄山纪委拍卖罚没酒不辨真伪，教训在哪里
近日，黄山市人民政府网站上挂出一条《黄山市纪委罚没酒处置网络竞价公告》，写道：未经鉴定的酒，1.01元起拍；已经鉴定的，按物价部门定价起拍。黄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及黄山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对无真伪鉴证的酒不做任何真伪保证。这一做法在舆论场上引发争议。昨天下午，黄山市纪委和黄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发布通知，叫停了这一网络竞价。
认识到错误后及时纠正，这是负责任的做法。但即便现在已经叫停，其中所暴露的简单粗暴的工作思维，仍值得反思。
黄山纪委拍卖罚没酒不辨真伪显然是违背法律的。商务部颁发的《酒类流通管理办法》第二十条明确规定，禁止批发、零售、储运掺杂使假、以次充好、以假充真、超过保质期等的酒类商品和非法进口酒。换句话说，未经鉴定的罚没酒，有可能是假冒伪劣酒，按照法律不被允许在市场流通，因为一场当地纪委委托的拍卖，就让其堂而皇之地进入市场，实属不该。
应看到，利用网络竞拍这种市场化操作的方式处理罚没酒，是一种灵活的资产处置方式，它既能让罚没资产物尽其用，不致浪费，也体现了黄山公共资源管理中心与黄山纪委灵活处理罚没财产的智慧，运作得当的话，能取得良好的罚没资产利用效果。但这种处理方式，如果脱离了法治轨道，就只会适得其反。
所以，黄山纪委在此次网络竞价公告中的教训是，只有在将罚没资产的拍卖置于法治框架下，才能取得市场化操作方式的预期效果。如果仅靠拍脑袋做决策，不仅抽离了竞价的本意，也违背法治精神。
对于罚没酒，应秉持能鉴定则鉴定，实在无法鉴定或者难以鉴定的，就应按相关规定予以销毁或另作其他处理的原则，而不是盲目、笼统的拍卖。要知道，销毁罚没的伪酒，先例有很多。
比如2014年3月，青岛质监销毁20吨罚没物品，其中就包括白酒；2010年1月15日，厦门质监稽查队会同厦门市行政事业资产管理中心对价值49.76万元的罚没物品进行销毁，假酒是主要物品之一。2009年11月20日，北京西城工商分局对罚没物品进行集中销毁，销毁物品有假冒五粮液、茅台、金六福等假酒共计986瓶。
黄山纪委拍卖罚没酒不辨真伪的背后，是缺乏法治意识的表现。黄山市纪委的做法虽然得到及时纠正，但也足以为戒。（与归）
——据《新京报》10月21日
聚餐饮酒的红线在哪里
“好经让歪嘴和尚念歪了！”当山西屯留县纪委通报处理部分教师聚餐饮酒问题时，不少媒体和网友都引用这句话进行评论。在舆论的质疑声中，作为上级的长治市纪委及时纠正，不仅撤消了屯留县纪委的处理决定，还将对相关责任人员进行责任追究。尽管此次通报闹了“乌龙”，却也有助于党员干部和群众更好地弄清楚：聚餐饮酒的红线在哪里？
从事件的最后处理来看，屯留一中的教师显然没有触碰到这条红线。公众之所以会抱以同情和支持，正在于认为这是一起发生在放假期间、没有大吃大喝、没有花费公款的正常消费行为。反过来看，假使聚餐饮酒是在工作日、有奢靡浪费现象、有动用公款，只要触犯其中任一条，都是触碰到了红线。这是常识，是党员干部和群众对聚餐饮酒红线最直观的认识。屯留县纪委的失当之处，不是人为设定了一条红线，而是对红线进行了错误解释和生搬硬套。工作日禁止饮酒，但也要考虑到教师工作的特殊性，绝大多数机关单位工作日，不应该直接套用在实已放假的教师身上。
聚餐饮酒虽是国人的习惯，但必须有红线约束，对于党员干部来说更应如此。否则，不仅会造成浪费，更会助长各种官场歪风邪气，严重贬损党员干部形象。那么，到底哪些饭局不能去？哪些聚会不能搞？不少地方都出台过各种禁令，最详细的莫过于去年浙江丽水出台的“20个不准”，详细到比如不准参加公务宴请、不准上下级之间搞相互吃请、不准同城之间安排公务用餐等。这“20个不准”还被《人民日报》全文刊登，应该有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意味，可以帮助人们准确把握住这条红线。面对如此多“不准”，要想不去触碰，关键是搞清楚聚餐饮酒谁买单、和谁吃、在哪吃。说到底，公款买单的饭局不能吃，违规的豪华饭店不能进，和你套近乎且有求于权力的饭局不能随便吃。这才是问题的核心，是聚餐饮酒违规违纪与否的判定标准。只要不触碰这些根本性问题，自然就不会违反各种各样的“不准”，自然也可以像屯留一中教师们那样聚起来、吃起来。
什么样的饭局违规？其实党员干部心中很清楚，怕就怕装糊涂。一段时间以来，饭局被许多人视为“联络感情的润滑剂、权力交易的调和剂”，成为了官场的潜规则。一些党员干部对此听之任之，明目张胆参加各类违规饭局，有的甚至连“糊涂”都不屑于装。必须承认，近年来在中央八项规定和整治“四风”的重压之下，公款大吃大喝的现象已经大为减少，绝大多数党员干部也不敢明目张胆触碰饭局红线。但是，还有一些人在装糊涂，假借各种看似合理的外衣，参加各类实则违规的饭局。比如出席所谓的“家宴”、喝矿泉水瓶装的茅台、吃单位食堂的“定制套餐”，等等。也许这些饭局确实没有违反各类“不准”，但饭局违规的本质并没有改变。这是典型的不收敛现象，也是纪检监察机关监督的重点。
怎样的聚餐是大吃大喝？什么饭局是公款消费？哪些暗藏权力交易？聚餐饮酒的红线既在制度里，更在党员干部的心中。逼仄违规饭局的空间，既要靠外在的高压震慑和约束，也要靠党员干部内心的清醒和慎独。面对饭局时，每个人不妨先想想是不是和公款、公权、奢华挂了钩。一旦有牵扯、有勾连，这样的饭局都难逃违规违纪之嫌，理应大声说“不”。（丁建庭）
——据《南方日报》10月20日
百家杂谈
鲍勃·迪伦：民谣和诗歌的编年史表达
鲍勃·迪伦对自己获得诺贝尔奖这件事，到现在还保持缄默，获奖的那天晚上，他在拉斯维加斯大都会赌场的切尔西剧场表演，演出中只字未提获奖这件事。这是迪伦一贯的风格，24岁那年，他正是美国民权和反战运动的弄潮儿，接受记者采访时，面对记者的连续发问，他的回答是：我就是不告诉你。
诺贝尔奖对迪伦的获奖评语是：在美国伟大的歌谣传统中，创造了崭新的诗意表达。迪伦正是从那些古老的歌谣中走来，从明尼苏达州的小镇青年罗伯特·齐默尔曼，成为今天的迪伦。如果不对美国的民谣有所了解，任何关于迪伦获奖的评论，都是隔靴搔痒。
光凭借《答案在风中飘荡》或者《敲响天堂之门》来解析迪伦是片面的，这样你很容易把迪伦和汪峰相提并论，汪峰应该还走在努力成为偶像迪伦的看不到终点的公路上。我们很容易将迪伦视作高大全的典范，这源于从上世纪80年代初入开放时代起，《答案在风中飘荡》被我们定义为反战的正义化身歌曲的长期误导所致，正如多年以来，非黑即白的艺术判断只把人分成好人和坏人。美国歌谣的传统中，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它的叙事特质，无论密西西比三角洲的根源蓝调，或阿巴拉契亚的山地民歌，抑或纳什维尔的乡村音乐，它们在早先乃至今天，都保持着自己的叙事传统。而在这些叙事的对象中，包含着从泰坦尼克号沉没到日舞小子的匪盗故事，再到乔希尔的工人领袖生涯的广阔的社会谈资，多的是歌手从自己的感觉出发去对一件事或一类人表达看法。这些表达从手法和遣词而言，都来自社会底层，有时夹杂着哗众取宠，因为他们靠唱歌在酒吧和街头讨生活。但这些表达中，都传递着歌者真实的个人观点，以及最重要的价值观念：自由。影响迪伦最深的抗议歌手、民谣圣手伍迪格斯里，他的吉他上刻着一行字：这把乐器杀死法西斯。正是这些来自底层的歌手，正是这些歌谣的伟大传统，影响了迪伦，在他的作品中，关于时事事件和个人叙事的非常多：《哈提卡罗尔的孤寂死亡》《谈论纽约》《西班牙哈莱姆事件》《低洼地的愁容妇》，在1968年迪伦更是用一整张《约翰卫斯理哈丁》专辑，来构建一个完整的叙事民谣世界。
坊间传说，齐默尔曼当年将名字改为鲍勃·迪伦，是因为敬仰诗人迪伦·托马斯。但在他的自传《编年史第一卷》中，并没有提到这一说。在这本作品里，他提到了自己的文学师承T.S.艾略特、兰波、拜伦、柯勒律治、布莱希特等等。当我们阅读他的歌词和唯一的著作《编年史第一卷》，也不难发现《圣经》、莎士比亚、迪伦·托马斯对他的影响其实也很大。《圣经》的诗性叙事特征贯穿于迪伦50多年的创作过程之中；莎士比亚最近对迪伦的作用，可以从2012年他的专辑《暴风雨》中显现，这正是莎士比亚的最后一部戏剧作品。而这两部作品之中的黑暗气质和对友情的歌颂是相通的，在专辑中迪伦用歌曲表达了对约翰·列侬的怀念；迪伦·托马斯活动的区域格林尼治村和切尔西，也是迪伦在纽约的活跃和成名地带，充沛的抒情特色、强烈奇妙的意象、变异非常规的语句组织，无论在托马斯的诗歌，还是迪伦的歌词中，都表现得那么明显。必须提到T.S.艾略特，他的非常人所及的用典，毫无疑问给了迪伦深刻启发，如果要翻译出版迪伦的歌词集，这会是对译者很大的挑战，从文学到民俗的掌握，要求颇高。崭新的诗意表达，由上述所有的组合在迪伦身上催生、作用和创造，《像一块滚石》《近乎是简女王》《地下乡愁蓝调》《伊甸园之门》《废墟之街》都是最佳的例证。
不妨将迪伦的创作，用4个时间点及作品来概括：1963年的《放任自流的鲍勃·迪伦》专辑，1965年的《重访61号公路》专辑，1974年的《轨上之血》专辑和2004年的《编年史第一卷》。
《放任自流的鲍勃·迪伦》作为丰碑的意义被后人放大到不可逾越的地步，民权运动、抗议歌谣代表人物和民谣王子——迪伦在自己的第二张专辑发表后便被推崇于神坛之上，这张专辑的价值在于美国民谣找到了自己在新时代的传承者，是时代和迪伦之间的双向选择。
《重访61号公路》发表于他在新港音乐节的争议表演后，在这场表演上他用电声乐队编制演绎歌曲，遭到了台下习惯于木吉他口琴伴奏的民谣歌迷的一片嘘声，这张专辑无论对于迪伦还是时代都是一种转折，民权和抗议的因素仍然存在，但迪伦开始选择一条自己愿意走下去的路，不再照顾公众的意愿。这一次，他创造了时代——摇滚乐黄金时代的前夜，迪伦发出了未来的声音，他对于诗歌的理解和创造也从这一张专辑起开始成熟。
《轨上之血》成就了完全属于自我的迪伦。在经历差点丧生的车祸、半隐士化的生活、婚姻感情的变故和上世纪60年代时代大潮的消退之后，迪伦用完全不顾商业的态度，完成这张彻底表达自我情感的作品。它不再有时代的声音，只有自我意识觉醒的喃喃自语。另一张专辑《愁肠难解》的絮絮叨叨中，有着让人泪崩的冲动。迪伦从来都是诚实的，但他最为诚实的表达，仍是《轨上之血》。某种意义上，在这里他才第一次做到了只为自己而唱。
《编年史第一卷》是诗化的自传，那些穿梭于往事回忆和意识流动之间的文字，优美动人，有着最为朴素的叙事，也有着最为感人的思绪。《观察家》 杂志的评论非常到位：这是《在路上》和伍迪·格斯里《光荣之路》后，美国艺术家命运的又一次精湛记录。
2011年，迪伦曾到中国北京、上海和台北演出，他对于住宿的一个条件是：窗户必须能够打开。这样做的目的，是他能够呼吸到自然空气。正如《编年史第一卷》的最后一段：“很多人误会了这个世界，从来没有真的有过正确的认识。我径直走进去。它敞开着。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它不仅不受上帝的主宰，也不被魔鬼所控制。”
无论你喜欢或不喜欢，了解或不了解鲍勃·迪伦，这对你、对他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选择各自的方式来生活，自由，或不自由，只在于你自己。（王昕/西方流行音乐研究者）
——据《解放日报》10月20日
恒大六连冠的职业化启示
广州恒大淘宝队完成了六冠王伟业！10月23日，凭借保利尼奥的进球，1比1战平延边之后，广州恒大已经领先身后的江苏苏宁易购7分，提前两轮夺得2016年赛季中超联赛冠军。
六连冠是史无前例的中超战绩，但并不在意料之外。回望这个赛季，自亚冠出局之后，恒大就在中超夺冠路上顺风顺水，在积分排行榜上一度领先第二名13分。7月份，人们就普遍认为恒大夺冠在望，只是提前几轮的问题。相比过去两个赛季最后一轮才能揭晓胜负，本赛季提前两轮夺冠仍然足以说明恒大的王朝地位。
恒大成功的原因为何？无他，唯职业化尔。恒大老板许家印曾将恒大模式形容为“董事长领导下的主教练负责制”。在恒大俱乐部，董事长、总经理、领队等，其职责都是为球队服务，包括衣食住行等后勤保障，事无巨细。这种管理制度类似于现代企业的CEO模式，董事会只负责集团大方向和CEO任免，但不参加公司具体运营，具体执行都是CEO说了算。董事会不参与过程但会以结果为导向，如果主教练业绩没达标，“对不起，请走人”。
恒大到底有多职业化？看看本赛季经历就知道了。论引援，马丁内斯可是标王之一；年初亚冠出局，元老功臣刘永灼立马下课。10月22日，里皮出任国足主教练，恒大随即发布了一份和里皮的解约公告，原来早在战局未定的8月份，恒大就已经签下了里皮，并拟解约现任主教练斯科拉里。现今看，拟解约斯科拉里是否与当时的战绩有关，这一点不得而知，但恒大对于赛场的反应果断有力，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从卡纳瓦罗到斯科拉里，如今又到里皮，恒大换帅一向深思熟虑、当机立断，足以说明职业化的程度。
在球队里主教练权威至上，这是业务模式问题；管理层对于球队无涉运营，这是管理模式问题。恒大在这两件事情上都做到了极致，所以不仅能成功，而且能延续成功。从里皮担任国足主帅的情况来看，国足也正在有意向恒大学习。因此，里皮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能会改变国足的训练方式、人事安排等。据悉，恒大俱乐部总经理康冰已经辞职，他的下一站很可能将是国家队副领队，从这一点来看，里皮可能已经得到了业务模式的放权。
但国家队真正令无数名帅折戟的地方，在于它可能没有办法充分放权。在管理模式上，国足采用足协垂直管理的模式，足协委派的人员可以对大小事务“提出建议和意见”。而在恒大，里皮拿到的可是足额的球队权力，比如“任何管理人员不得进入更衣室”，更别提对球队事务提出想法了。因此，国足管理模式要做到像恒大一样“俱乐部配合球队，做好服务”，何其难也！里皮屡次和足协接触之下，在这方面有没有可能充分掌权、打破传统管理模式，值得期待！
里皮身为一代名帅，在球场技战术、排兵布阵、换人策略方面，并没有特别令人诟病的地方。执教国足，如果能把恒大职业化的经验搬到国足，国足也有可能成功。但换名帅，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中国足球更长远的问题，在于青训体系的不完善。里皮也曾经说过：“最好的效果是要推动这项运动，让更多的中国人去爱这项运动，然后培养出著名的年轻球员。”显然，在“职业化”的道路上，中国足球依然任重道远。（王庆峰）
——据《南方日报》10月25日
本期要目
中国道路对西方模式的超越/张维为
很多国际人士将中国道路与西方模式相对比，认为中国道路是对西方模式的超越，特别是对西方民主模式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超越。
网约车监管应寻求“公约数”/贞元
没有一个把各自意见都摆上台面让大家评评理的机会，任何一个群体都难免成为局限于自己视野的“井底之蛙”。反过来说，当所有人都把意见拿出来了，政策的突破口可能也就隐藏其中了。
搞活动不能失策又失信/罗志华
浙江嵊州市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工作领导小组9月26日起启动截至10月底的“捡烟蒂换抽纸”活动，但因为来兑换的市民太多，该领导小组10月17日下发通知，叫停该活动。
鲍勃·迪伦：民谣和诗歌的编年史表达/王昕
诺贝尔奖对迪伦的获奖评语是：在美国伟大的歌谣传统中，创造了崭新的诗意表达。
目录
中国道路
中国道路对西方模式的超越/张维为
每一个牺牲都是不朽/辛士红
社会脉搏
网约车监管应寻求“公约数”/贞元
如何迎接一个“家庭化迁移”的时代/王聃
别让英雄事迹掩盖了校车真问题/周稀银
“公务的士”为何注定短命？/朱珉迕
以人为鉴
搞活动不能失策又失信/罗志华
黄山纪委拍卖罚没酒不辨真伪，教训在哪里/与归
聚餐饮酒的红线在哪里/丁建庭
百家杂谈
鲍勃·迪伦：民谣和诗歌的编年史表达/王昕
恒大六连冠的职业化启示/王庆峰
中国道路
中国道路对西方模式的超越
随着中国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道路引起国际社会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很多国际人士将中国道路与西方模式相对比，认为中国道路是对西方模式的超越，特别是对西方民主模式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超越；它不仅带来了中国的和平发展，也将鼓舞越来越多的国家独立探索自己的发展之路，从而深刻影响国际秩序的未来走向。
坚持“实践理性”，避免制度偏见。西方国家一直喜欢用“民主与专制”的范式来评判世界。它的预设是“民主是好的、专制是坏的”，而民主的内涵只能由西方国家来界定。只要别国的民主制度和西方民主制度不一样，别国就是错的、过渡性的；如果不改变，最终是要崩溃的。但中国坚持运用“实践理性”观察世界，发现世界上采用西方民主制度而搞得一团糟的国家比比皆是，并进一步得出结论：以西方标准把世界分成民主与专制两大类，已无法解释这个复杂多元的世界。如果一定要对世界上的国家治理进行分类，那么，只有“良政”与“劣政”两大类。“良政”可以出自西方模式，因为为数不多的西方国家治理得还是可以的；但相当多西方国家没有治理好，否则就不会陷入如此严重的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因此，“劣政”也可以出自西方模式，采用西方政治和经济模式而失败的国家屡见不鲜。
在国家现代化与政治制度建构方面，中国的探索可谓艰难曲折。1911年辛亥革命后，中国推翻了原来的政治制度，照搬美国政治制度，但很快发现水土不服，整个国家陷入军阀混战。1949年新中国成立，开启了社会主义新时代。虽然并非一帆风顺，但中国的探索从未停止过。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坚持实事求是，将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总结本国和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进行了大胆而审慎的改革。这种“实践理性”的态度，使中国成功避免了认为西方民主模式可以解决中国所有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政治浪漫主义，也成功避免了认为靠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可以解决中国所有经济问题的经济浪漫主义。
坚持开放包容，避免固步自封。由于西方国家是现代化的“先行者”，所以它们习惯以自己的标准来看待整个世界，甚至有一种非要把自己的模式强加于人的冲动。但历史和现实都表明，照搬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国家大都以失望、失败甚至绝望而告终。
1988年5月，一位发展中国家的总统来到北京，希望邓小平同志谈一谈中国改革开放的主要经验。邓小平同志回答道：“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制定政策。”他还补充说：“不但经济问题如此，政治问题也如此。”这位总统接着又询问应该如何与西方打交道，邓小平同志的回答是四个字：趋利避害。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从西方国家借鉴了很多有益经验。从引入生产线到引入企业管理模式，从科技研发到文化产业发展，从发展互联网经济到发展各种高新产业，中国的快速发展得益于对西方先进技术和经验的吸收借鉴。但在学习和借鉴西方经验的过程中，中国并没有失去自我，而是用自己的眼光来判断，博采众长、推陈出新。比如，中国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变成一个大规模学习、适应和创新的过程，使中国国际经济和贸易规模很快上了一个新台阶。又如，中国热情拥抱以信息技术革命为先导的互联网革命，同时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目前已成为这场革命的佼佼者。在世界上最大的10家互联网公司中，4家是中国公司，中国已建成全球最大的4G网络。
相比之下，一些西方国家就显得过于固步自封。不少西方人真以为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和文明代表了“历史的终结”，结果骄傲使人落后。以美国为例，小布什政府执政8年，创造了美国国力连续8年下降的纪录；2016年的美国总统竞选，再次暴露了金钱政治、社会分裂等严重问题。从欧洲来看，多数西方国家也面临难民危机、债台高筑、经济低迷等难题。
坚持民生为本，避免空谈民主。西方政治文化谈得最多的是西方国家自己界定的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一些西方国家甚至不惜动用武力在世界上推广这些价值，却在非西方国家频频遭遇失败。其主要原因是这些外来的价值与这些国家老百姓所盼望的改善民生严重脱节，导致政治机器空转和无穷的政治纷争、动乱甚至战争。“阿拉伯之春”变成“阿拉伯之冬”，“颜色革命”迅速褪色，本质上都是这个原因造成的。现在连西方国家自己也面临类似情况。西方模式今天的最大困境也是改善民生乏力，金融危机、债务危机、经济危机等已导致西方国家民众生活水平长期停滞甚至下降。西方政坛今天流行着当年克林顿竞选美国总统时的一句名言：真蠢，问题出在经济！大多数西方民众最关心的也是经济、就业、福利这些民生问题。
民生为本是中国人数千年治国的古训。它把人民当作国家的基石，把民生问题解决得好不好当成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看作“民心向背”的关键所在。今天我们坚持民生为本，不仅是指党和政府要致力于改善民生，而且是指国家的制度安排要着眼于在更高、更广的层次上提升人民的生活品质，为人民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让人民过上更安全、更自由、更幸福、更有尊严的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民生为本的理念不仅对于实现中国梦意义重大，而且对于解决许多世界性难题也有重要启迪。
坚持综合创新，避免简单照搬。综合创新能力较强，也是中国道路超越西方模式的重要原因。这与中国善于学习、长于综合的文化传统有直接关系。历史上，中华文明从世界不同文明中汲取了丰富养分。比如，中亚民族发明的二胡成了中国民乐的主要乐器，英国人发明的乒乓球成了中国的“国球”。社会主义理念也是西方人提出而后被中国化的。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有选择地学习美国在发展市场经济方面的经验，日本、德国等在企业管理方面的经验，以色列在发展农业方面的经验，新加坡在开发区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方面的经验，等等。但总体上看，我们没有简单照搬外国的经验，而是综合了外国的经验，并根据中国的国情进行了创新。
从更大范围看，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离不开综合创新。在政治领域，我们把选拔和选举有机结合起来，这种做法明显好于西方单纯依赖选举的政治制度。在社会领域，我们拒绝了西方主张的那种社会与国家对抗的制度，而是推进社会综合治理，推动社会协商和对话，建立了社会与国家良性互动的制度。在经济领域，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一种“混合经济”，包含了“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的有机结合、国企与民企力量的有机结合等。虽然这个制度还需要完善，但它已展现了独特优势和竞争力。在法律领域，我们把法治与德治结合起来，力求避免西方法条主义等弊病，建设一种比西方更公正、更高效、成本更低廉的新型法治国家。今后，我们还要继续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各地区的好经验，但一定会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张维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
——据《人民日报》10月23日
每一个牺牲都是不朽
30年前，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时，甘肃会宁人民请邓小平同志为会师纪念塔题写塔名。邓小平写下“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会师纪念塔”18个大字，却没有署上自己的名字。面对工作人员的提醒，他说，红军长征途中牺牲了那么多同志，他们都没有留下名字，我为什么一定要署名呢？
“忍看山河碎？愿将赤血流！”铁流两万五千里，是红军用铁脚板走出来的，也是先烈用生命铺就的。在当年红军跋涉和鏖战的地方，一块块无名的碑、一座座无名的坟，成为镶嵌在这条“红飘带”上的精神地标。
那时战斗太频繁，战况太惨烈，牺牲随时来袭。湘江战役，中央红军由8.6万人锐减至3万人，刚组建两个月的红八军团，1万余人仅剩下600余人，不得不撤销建制；红六军团在甘溪羊东坳一战中损失惨重，400位农民花了整整一天，才将红军遗体全部掩埋。就连飞夺泸定桥的22名勇士，绝大多数没有留下姓名，没有等到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天。
那时环境太恶劣，条件太艰苦，死神如影随形。鸟兽绝迹的雪山，人迹罕至的草地，是不拿枪的敌人。董必武向美国记者史沫特莱介绍爬雪山时的艰难情景时说：“我们的人在这里一死就是好几百。他们想坐下来歇歇腿、喘喘气，就从此站不起来了。”王平上将终生难忘那悲壮的一幕：走出草地后，自己带一个营返回迎接滞留在班佑河那边的人，结果发现700多人，背对背坐着，全部牺牲……
部队一次次整编，战友一个个离去，资料一批批失散，时间模糊了多少红军的名字，岁月湮灭了多少红军的传奇。那3位把棉被剪下一半送给贫穷大嫂的女红军，那位在腊子口战役中第一个登上悬崖的苗族战士……他们有的血洒沙场，有的含笑受戮，有的死于饥饿，有的终于疫病，凝固成一座座青春的雕像。
每一个牺牲都是不朽。如果说长征是一部中国革命的百科全书，那么，无名的红军先烈则是当中浓墨重彩的一章。无论有名还是无名，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工农红军；无论有碑还是无碑，他们都有着远比一切石碑更加坚实的“心碑”——一笔一画都刻在人民的心里。
新中国是从血泊中站立起来的。据民政部统计，革命战争年代以来，先后约有2000万烈士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献出了生命。这当中，留下姓名和事迹可考的烈士，仅有186万左右。正是他们的流血牺牲，染红了党旗国旗，染红了万里江山，沉淀为一个民族走向强大的精神之钙。“英雄不是点燃的蜡烛，而是一束纯净的阳光。蜡烛有燃尽的时候，而英雄的精神将会永存。”先烈的身影走进了历史帷幕，但他们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脊梁，是历史天空里最灿烂的星斗，是永远激励我们前行的精神标杆。
“英雄雨打风吹去，太平岁月最蹉跎。”今天，我们最应当警惕的，是那些无名先烈的坚守与坚忍、大勇与大爱，被尘土掩盖、被流云吹散。一个社会，如果听任“解构崇高、抹黑英雄”变成潮流，听任“精致的利己主义”大行其道，还能否保持追慕先烈的挚诚和传承薪火的热度？还能否拥有为国担当的情怀和蹈厉奋发的精神？
多少先烈“我以我血荐轩辕”，延长了“生命的音响和光华”。走在新的长征路上，我们理应在心中为先烈设一个祭坛，经常提醒自己不忘初心、不违本心、不负真心。（辛士红）
——据《人民日报》10月20日
社会脉搏
网约车监管应寻求“公约数”
国庆“十一”长假后的一周，人们茶余饭后最常聊到的话题之一，恐怕就是北上广深及不少二三线城市刚刚密集出台的网约车管理征求意见稿。相较于此前7月份终于靴子落地的网约车合法化，这次被媒体总结为“京人京车”“沪籍沪牌”等地方新政，显然其中条件的严格与许多人的预期不尽一致。
不过，这样的场景对于网约车来说并不陌生。顶着共享经济的光环，互联网业的跨界“打劫”带来了传统行业的颠覆效应和资本的大量涌入，但这种创新也给监管带来了新的难题。
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一直以来对于网约车等新兴业态持有相对宽容的态度，尤其在拿不准其未来的发展和影响时，往往会对创新保持一定的政策模糊，以便“让子弹飞一会儿”。事实证明，网约车给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便利，也让社会空闲资源得以重新组织和优化使用，这为网约车赢来了生存空间。
然而，网约车所介入的毕竟是公共交通行业，当其发展中的负面效应逐渐显现并放大时，就需要政府的有效监管。此次各地方出台新政的背景中，“安全”与“拥堵”是出现频率最高的两个关键词。一方面，网约车司机数量急剧膨胀，行业恶性事件开始频频见诸报端，人们心中权衡便利与安全的天平正在渐渐倾向后者；另一方面，在一线大城市已近饱和的道路交通条件下，有城市数据显示，近两年拥堵程度的增加与网约车的发展呈现正相关，这在分城施策时是不可能不考虑的因素。加之此前资本大战时烧钱补贴的红利期结束，行业也已趋向垄断的态势，显然这不再是一个该不该监管的问题，而是一个该如何监管的问题。
不必讳言，对于共享经济等新兴业态的公共政策选择，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政府，如今都还处在通过社会各方辩论以寻求共识的摸索阶段，而这就不免有相互对立的意见，甚至有些意见还相当激烈。那么，这些争议与质疑是好事还是坏事？从这些年的发展来看，应该肯定是好事。经过一番争论我们才会看到，往往许多表面上的小疙瘩，深入进去就会发现其中原来包含着复杂的矛盾。如今利益更加多元化的社会里，许多事不打开门来问问利益相关方的意见，就无法全面了解个中情况。
一次经得起推敲的立法或公共政策制定，往往是集思广益的结果，而广泛的表达意见本身也是各群体之间寻找最大公约数的过程。任何一个务实的政策制定者都明白，每项政策的出台往往很难让相关群体的利益诉求得到全部满足。尽管诉求有差异，但利益总有交集，这就为坐下来有话好好说提供了基础。
对于网约车来说，既要统筹兼顾不同群体的利益，又要平衡公众当前利益和行业长远发展，还要提升城市公交供给水平和服务水平，没有一个把各自意见都摆上台面让大家评评理的机会，任何一个群体都难免成为局限于自己视野的“井底之蛙”。反过来说，当所有人都把意见拿出来了，政策的突破口可能也就隐藏其中了。（贞元）
——据《人民日报》10月19日
如何迎接一个“家庭化迁移”的时代
10月19日，国家卫计委正式发布《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6》。报告显示，2015年，我国流动人口规模达2.47亿人，占总人口18%，相当于每6个人中有1个是流动人口。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司透露，“我国人口迁移流动家庭化的特点越来越突出。”
“家庭化迁移”会带来哪些现实影响？一方面，家庭化的迁移让日益增加的居民来到城市，必然有利于推动城市化的发展，譬如拉动城市消费，譬如消化城市商品房的库存，再譬如为城市居民提供保安、钟点工、餐厅服务员等日常服务；另一方面，家庭化的迁移，必然会让大量进入城市的人口面临诸多生活问题，譬如孩子的就读，譬如医疗问题。而那些不愿意跟随子女进城的老年人口，也让农村的空心化问题变得日益严重。
国家卫计委明确地指出“家庭化迁移”的特征，事实上也是提出一个严肃的公共话题：如何让这些伴随父母或子女进城的居民，能获得更稳定与可预期的城市生活？这显然需要各方面发力。具体到城市，虽然对流动人口的子女异地就读甚至是异地报考政策日益宽松，但在一线城市里，门槛和壁垒依旧还在，它们急需打破。至于医疗领域的异地报销，与如何让“新市民”获得平等的城市福利，它们都仍是“硬骨头”一块，是改革的重点和难点所在。
具体到农村里，因为“家庭化迁移”造就的更严重的空心化，以及“留守老人”的日常照料问题，一样不应该被忽略。必须得看到，某些因为重土重乡而继续选择生活在农村的老龄人口，他们是最脆弱和需要物质精神双重照料的群体之一。子女与后代都已选择了进城，传统的照料力量日益弱化。此时最应该承担此种公共照料责任的，当是地方政府和国家福利。不少地方都出台了对“留守老人”的特别眷顾责任，但是它远未成为一种稳定的制度安排。
流动是社会的活力所在，没有流动的社会，孕育不出希望与未来。不管我们承认不承认，一个“家庭化迁移”的时代都在扑面而来，并且日益深化。如何迎接一个“家庭化迁移”的时代？这需要的，或许仍是从权利的角度来行动。既让进城者拥有越来越丰满的“市民权利”，也让那些仍然留守在农村的未流动人口不被遗忘。当每个人的权利都被丰富与补全，当每个人都被流动社会所打量到，流动也就更加具有了意义，社会也就具有了更多发展的后劲与可能。（王聃）
——据《西安晚报》10月20日
别让英雄事迹掩盖了校车真问题
记者从公安部边防管理局了解到，路遇起火校车65秒勇救46名小学生的广东江门边检站罗俊林、殷子辉、宁华建3名边防官兵10月19日将他们收到的6万元慰问金全部捐助给当地困难小学生。
在师生遭遇生命安全严重威胁的关键时刻，三名训练有素的官兵瞬即机智救人成功，这样的镜头有如神助一般，而他们又将慰问金全部捐献给当地困难小学生之举，更是令人敬佩。我们一方面为路过官兵的英雄事迹感到振奋，另一方面更为47名师生捏一把汗：假如没有三名官兵的“恰巧路过”，其结局又是怎样的惨烈？
报道说，46名小学生均为广州市海珠区海珠小学二年级四班学生，年龄均为7～8岁，带车老师是班主任李广英。她表示，9月27日，海珠小学统一组织学生秋游，由于本校的校车不够用，就临时借用了海珠区康乐小学的校车，由她带着全班的孩子到广州市南沙区百万葵园秋游，返回的路上校车突然发生火情。
校车运载小学生秋游，等于是打破了原来行进的既定路线，即使是经过校方同意的，也是违反了《校车安全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而本校校车不够用另借它校校车使用，且是通行在高速上，似乎也为这起事故埋下了重大隐患。广州市海珠区到南沙区至少有60多公里的路程，被借校车途中发生火情，即说明该校车平时养护不够，安全监测不到位，甚至不排除就是带病上路。同时，学校组织小学生秋游，46名小学生仅有一名带队老师，显然是校方对外出学生安全的极大漠视，即使不遭遇火情危险，这么多的学生一旦有人生病或走失，仅仅一名带队老师又怎能照看得过来？
更为吊诡的是，在官兵紧急下车救人时，校车司机正忙于灭火，带队女老师一直在车上拨打电话，也就是说司机和带队老师都未意识到校车火势即将失控，满车师生正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三名官兵一人拿出车载灭火器帮助司机灭火，一人登上校车疏散孩子们下车，一人打电话向消防部队报警……并迅速组织下车的孩子们有序远离涉事校车。尽管我们不要求校车司机和带队老师能像官兵这样训练有素，但他们的处置方式肯定是不当的，假如没有三名官兵的“神助”，其后果真的不堪设想。
一起校车事故看似偶然，却又有必然。我们无法指望在校车发生重大险情时都会有“天兵神将”相助。《校车安全管理条例》如果仅仅还只是“纸上的风景”，而不能让教育、交管、消防等多部门发挥同频共振效应，那类似重大安全事故必然频发。而具体到我们的学校，若不吸取相关重大事故教训，不将校车严格管理规范起来，组织学生春游、秋游不实现严格意义上的安全防范措施，不加强师生日常性安全逃生技能演习，那类似事故必然还是难以避免，更不会总是像广州市这46个孩子这样幸运地得到“神助”。（周稀银）
——据东方网10月21日
“公务的士”为何注定短命？
开了不到两周，福州“公务的士”就在舆论争议声中黯然退场。据近日媒体报道，福州公交出租车公司推出的“公务用车定制服务”及“公务员家庭用车定制服务”，目前已不在其业务范围之内；至于业务何时中止，又会否重启，工作人员均表示“不太清楚”。
而在“不太清楚”之外，这位工作人员还给出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补充：公务员乘客如有出行需要，“可以选择面向所有市民的普通的士”。至少在日常乘车出行这件事上，公务员总算被视作了普通人。
这本来完全不需要大惊小怪，但9月下旬隆重推出的100辆“公务的士”，一度让人以为公务员又将成为“特权阶层”。这倒也怪不得舆论的过度解读。时下全国范围内正在力推公车改革，福州当地的公车改革不久前刚刚全面铺开，市直单位车改取消的车辆全部封存等待处置，县乡以下党政机关亦启动车改。在此当口，公交出租车公司却针对公务员推出“定制服务”，难免落入“变相福利”甚至“叫板车改”的口舌。何况，“定制服务”内含不小的价格优惠，其受惠者不仅是公务员，还带上了他们的家属。
不过，简单把“公务的士”同“特权阶层”划等号，似乎也有些矫枉过正。当初面对如潮质疑，福州官方曾回应称，所谓的“公务的士”其实是福州公交出租车公司自己冠名，事先并没有经过相关部门和行业协会的批准，政府也没有参与；对于“公务的士”，福州市政府没有给予任何投入与补贴，也没有签署任何合作协议。也就是说，这“完全属于市场行为”。
依照这一条逻辑，“公务的士”本身似乎无可指责。但真正的问题在于，尽管严格按照市场规律，可以不顾服务对象的“公私”，但作为服务提供者，其自身是“公”还是“私”，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公交出租车公司并不同于普通企业，其带有公共服务性质，提供的服务亦事关公共资源分配。出租车服务应当均等地面向公众，其资源本身也相对有限。划拨其中部分用作公务员的“定制车”，等于在全民均等享有的机会中辟出了一块“特殊机会”，间接造成普通公众的打车难。
这时候，如果依然单纯讨论“市场逻辑”，就显得太过天真，并且不合情理。况且，“市场行为”意味着承担成本与风险，这种成本除了直观的经济成本，也包含蕴藏在背后影响更深远的社会成本——消费者的机会均等是否被打破，有限的道路资源是否被不公正地占有，甚至公务员群体的形象是否被“无意抹黑”，都是不得不考虑的社会成本——当然，如果企业实际上“挂羊头卖狗肉”，以“专项服务”之名行“变相福利”之实，于政府于社会，便是更大的成本支出。（朱珉迕）
——据《解放日报》10月18日
以人为鉴
搞活动不能失策又失信
每50个烟蒂可换一包200抽的纸巾——为推进“国家卫生城市”创建，规范城区市容秩序管理，浙江嵊州市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工作领导小组9月26日起启动截至10月底的“捡烟蒂换抽纸”活动，鼓励市民在市区大街小巷、公共场所捡烟蒂。但因为来兑换的市民太多，场面一度失控，该领导小组10月17日下发通知，叫停该活动。
公共场所乱扔烟头是个坏习惯，具有多方面的危害，理应加以制止。假如能够借创建国家卫生城市之机，鼓励市民通过捡烟头的方式对这类行为说不，不仅可以美化城市公共环境，而且还能传递环保意识，并对公共场所的吸烟行为形成倒逼。因此，“捡烟蒂换抽纸”这个想法不仅没有问题，而且颇有创意，值得提倡。
然而，当地有关部门推出这个活动时，并没有预料到活动会激发市民的如此热情，更没有为此设计好应对措施。准备工作做得如此不充分，一旦参与的市民太多就难以应付，出现场面失控等现象。这说明，这个活动的设计存在漏洞，是相关部门的一种失策。
出现此现象后，正确的做法是解决问题，通过扩大兑换场地、组织更多人员开展服务等，使活动能够顺利实施。叫停活动时离活动截止的10月底只有两周时间，奖品也不过是不怎么值钱的纸巾而已，相信只要再追加些经费，活动完全可以按计划进行。即使执行的难度较大，也应该当成突发事件来加以应对，不能简单叫停了事。
既然活动由政府相关部门制定，就不应该轻易失信于民。也许居民拿来的烟蒂不合标准，比如城区外的乡镇和邻近县的居民也拿烟蒂来换，但只要这些行为在活动计划中不被允许，活动方完成可以拒绝为这些人兑换；但假如活动计划没有对此作出规定，活动方就应该承担计划不周密的责任。这个行动一经对外发布就是一种承诺，那些积极响应政策号召、且按照规则参与活动的市民，有权要求兑现承诺。
失策是能力不强、考虑不周所致，将导致活动经费超支、秩序受到影响等问题。失策的影响还算有限，还能够弥补，但失信于民的影响显然要比失策要大得多，失信有损政府部门的形象，这个损失很难挽回。有时候，守信的确存在不少难度，甚至需要付出更大的成本，但这些困难不能成为轻易失信的理由。就这次活动而言，有关部门失策本就错了，但不能一错再错，用失信为失策纠偏，把信用也赔进去。（罗志华）
——据东方网10月24日
黄山纪委拍卖罚没酒不辨真伪，教训在哪里
近日，黄山市人民政府网站上挂出一条《黄山市纪委罚没酒处置网络竞价公告》，写道：未经鉴定的酒，1.01元起拍；已经鉴定的，按物价部门定价起拍。黄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及黄山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对无真伪鉴证的酒不做任何真伪保证。这一做法在舆论场上引发争议。昨天下午，黄山市纪委和黄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发布通知，叫停了这一网络竞价。
认识到错误后及时纠正，这是负责任的做法。但即便现在已经叫停，其中所暴露的简单粗暴的工作思维，仍值得反思。
黄山纪委拍卖罚没酒不辨真伪显然是违背法律的。商务部颁发的《酒类流通管理办法》第二十条明确规定，禁止批发、零售、储运掺杂使假、以次充好、以假充真、超过保质期等的酒类商品和非法进口酒。换句话说，未经鉴定的罚没酒，有可能是假冒伪劣酒，按照法律不被允许在市场流通，因为一场当地纪委委托的拍卖，就让其堂而皇之地进入市场，实属不该。
应看到，利用网络竞拍这种市场化操作的方式处理罚没酒，是一种灵活的资产处置方式，它既能让罚没资产物尽其用，不致浪费，也体现了黄山公共资源管理中心与黄山纪委灵活处理罚没财产的智慧，运作得当的话，能取得良好的罚没资产利用效果。但这种处理方式，如果脱离了法治轨道，就只会适得其反。
所以，黄山纪委在此次网络竞价公告中的教训是，只有在将罚没资产的拍卖置于法治框架下，才能取得市场化操作方式的预期效果。如果仅靠拍脑袋做决策，不仅抽离了竞价的本意，也违背法治精神。
对于罚没酒，应秉持能鉴定则鉴定，实在无法鉴定或者难以鉴定的，就应按相关规定予以销毁或另作其他处理的原则，而不是盲目、笼统的拍卖。要知道，销毁罚没的伪酒，先例有很多。
比如2014年3月，青岛质监销毁20吨罚没物品，其中就包括白酒；2010年1月15日，厦门质监稽查队会同厦门市行政事业资产管理中心对价值49.76万元的罚没物品进行销毁，假酒是主要物品之一。2009年11月20日，北京西城工商分局对罚没物品进行集中销毁，销毁物品有假冒五粮液、茅台、金六福等假酒共计986瓶。
黄山纪委拍卖罚没酒不辨真伪的背后，是缺乏法治意识的表现。黄山市纪委的做法虽然得到及时纠正，但也足以为戒。（与归）
——据《新京报》10月21日
聚餐饮酒的红线在哪里
“好经让歪嘴和尚念歪了！”当山西屯留县纪委通报处理部分教师聚餐饮酒问题时，不少媒体和网友都引用这句话进行评论。在舆论的质疑声中，作为上级的长治市纪委及时纠正，不仅撤消了屯留县纪委的处理决定，还将对相关责任人员进行责任追究。尽管此次通报闹了“乌龙”，却也有助于党员干部和群众更好地弄清楚：聚餐饮酒的红线在哪里？
从事件的最后处理来看，屯留一中的教师显然没有触碰到这条红线。公众之所以会抱以同情和支持，正在于认为这是一起发生在放假期间、没有大吃大喝、没有花费公款的正常消费行为。反过来看，假使聚餐饮酒是在工作日、有奢靡浪费现象、有动用公款，只要触犯其中任一条，都是触碰到了红线。这是常识，是党员干部和群众对聚餐饮酒红线最直观的认识。屯留县纪委的失当之处，不是人为设定了一条红线，而是对红线进行了错误解释和生搬硬套。工作日禁止饮酒，但也要考虑到教师工作的特殊性，绝大多数机关单位工作日，不应该直接套用在实已放假的教师身上。
聚餐饮酒虽是国人的习惯，但必须有红线约束，对于党员干部来说更应如此。否则，不仅会造成浪费，更会助长各种官场歪风邪气，严重贬损党员干部形象。那么，到底哪些饭局不能去？哪些聚会不能搞？不少地方都出台过各种禁令，最详细的莫过于去年浙江丽水出台的“20个不准”，详细到比如不准参加公务宴请、不准上下级之间搞相互吃请、不准同城之间安排公务用餐等。这“20个不准”还被《人民日报》全文刊登，应该有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意味，可以帮助人们准确把握住这条红线。面对如此多“不准”，要想不去触碰，关键是搞清楚聚餐饮酒谁买单、和谁吃、在哪吃。说到底，公款买单的饭局不能吃，违规的豪华饭店不能进，和你套近乎且有求于权力的饭局不能随便吃。这才是问题的核心，是聚餐饮酒违规违纪与否的判定标准。只要不触碰这些根本性问题，自然就不会违反各种各样的“不准”，自然也可以像屯留一中教师们那样聚起来、吃起来。
什么样的饭局违规？其实党员干部心中很清楚，怕就怕装糊涂。一段时间以来，饭局被许多人视为“联络感情的润滑剂、权力交易的调和剂”，成为了官场的潜规则。一些党员干部对此听之任之，明目张胆参加各类违规饭局，有的甚至连“糊涂”都不屑于装。必须承认，近年来在中央八项规定和整治“四风”的重压之下，公款大吃大喝的现象已经大为减少，绝大多数党员干部也不敢明目张胆触碰饭局红线。但是，还有一些人在装糊涂，假借各种看似合理的外衣，参加各类实则违规的饭局。比如出席所谓的“家宴”、喝矿泉水瓶装的茅台、吃单位食堂的“定制套餐”，等等。也许这些饭局确实没有违反各类“不准”，但饭局违规的本质并没有改变。这是典型的不收敛现象，也是纪检监察机关监督的重点。
怎样的聚餐是大吃大喝？什么饭局是公款消费？哪些暗藏权力交易？聚餐饮酒的红线既在制度里，更在党员干部的心中。逼仄违规饭局的空间，既要靠外在的高压震慑和约束，也要靠党员干部内心的清醒和慎独。面对饭局时，每个人不妨先想想是不是和公款、公权、奢华挂了钩。一旦有牵扯、有勾连，这样的饭局都难逃违规违纪之嫌，理应大声说“不”。（丁建庭）
——据《南方日报》10月20日
百家杂谈
鲍勃·迪伦：民谣和诗歌的编年史表达
鲍勃·迪伦对自己获得诺贝尔奖这件事，到现在还保持缄默，获奖的那天晚上，他在拉斯维加斯大都会赌场的切尔西剧场表演，演出中只字未提获奖这件事。这是迪伦一贯的风格，24岁那年，他正是美国民权和反战运动的弄潮儿，接受记者采访时，面对记者的连续发问，他的回答是：我就是不告诉你。
诺贝尔奖对迪伦的获奖评语是：在美国伟大的歌谣传统中，创造了崭新的诗意表达。迪伦正是从那些古老的歌谣中走来，从明尼苏达州的小镇青年罗伯特·齐默尔曼，成为今天的迪伦。如果不对美国的民谣有所了解，任何关于迪伦获奖的评论，都是隔靴搔痒。
光凭借《答案在风中飘荡》或者《敲响天堂之门》来解析迪伦是片面的，这样你很容易把迪伦和汪峰相提并论，汪峰应该还走在努力成为偶像迪伦的看不到终点的公路上。我们很容易将迪伦视作高大全的典范，这源于从上世纪80年代初入开放时代起，《答案在风中飘荡》被我们定义为反战的正义化身歌曲的长期误导所致，正如多年以来，非黑即白的艺术判断只把人分成好人和坏人。美国歌谣的传统中，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它的叙事特质，无论密西西比三角洲的根源蓝调，或阿巴拉契亚的山地民歌，抑或纳什维尔的乡村音乐，它们在早先乃至今天，都保持着自己的叙事传统。而在这些叙事的对象中，包含着从泰坦尼克号沉没到日舞小子的匪盗故事，再到乔希尔的工人领袖生涯的广阔的社会谈资，多的是歌手从自己的感觉出发去对一件事或一类人表达看法。这些表达从手法和遣词而言，都来自社会底层，有时夹杂着哗众取宠，因为他们靠唱歌在酒吧和街头讨生活。但这些表达中，都传递着歌者真实的个人观点，以及最重要的价值观念：自由。影响迪伦最深的抗议歌手、民谣圣手伍迪格斯里，他的吉他上刻着一行字：这把乐器杀死法西斯。正是这些来自底层的歌手，正是这些歌谣的伟大传统，影响了迪伦，在他的作品中，关于时事事件和个人叙事的非常多：《哈提卡罗尔的孤寂死亡》《谈论纽约》《西班牙哈莱姆事件》《低洼地的愁容妇》，在1968年迪伦更是用一整张《约翰卫斯理哈丁》专辑，来构建一个完整的叙事民谣世界。
坊间传说，齐默尔曼当年将名字改为鲍勃·迪伦，是因为敬仰诗人迪伦·托马斯。但在他的自传《编年史第一卷》中，并没有提到这一说。在这本作品里，他提到了自己的文学师承T.S.艾略特、兰波、拜伦、柯勒律治、布莱希特等等。当我们阅读他的歌词和唯一的著作《编年史第一卷》，也不难发现《圣经》、莎士比亚、迪伦·托马斯对他的影响其实也很大。《圣经》的诗性叙事特征贯穿于迪伦50多年的创作过程之中；莎士比亚最近对迪伦的作用，可以从2012年他的专辑《暴风雨》中显现，这正是莎士比亚的最后一部戏剧作品。而这两部作品之中的黑暗气质和对友情的歌颂是相通的，在专辑中迪伦用歌曲表达了对约翰·列侬的怀念；迪伦·托马斯活动的区域格林尼治村和切尔西，也是迪伦在纽约的活跃和成名地带，充沛的抒情特色、强烈奇妙的意象、变异非常规的语句组织，无论在托马斯的诗歌，还是迪伦的歌词中，都表现得那么明显。必须提到T.S.艾略特，他的非常人所及的用典，毫无疑问给了迪伦深刻启发，如果要翻译出版迪伦的歌词集，这会是对译者很大的挑战，从文学到民俗的掌握，要求颇高。崭新的诗意表达，由上述所有的组合在迪伦身上催生、作用和创造，《像一块滚石》《近乎是简女王》《地下乡愁蓝调》《伊甸园之门》《废墟之街》都是最佳的例证。
不妨将迪伦的创作，用4个时间点及作品来概括：1963年的《放任自流的鲍勃·迪伦》专辑，1965年的《重访61号公路》专辑，1974年的《轨上之血》专辑和2004年的《编年史第一卷》。
《放任自流的鲍勃·迪伦》作为丰碑的意义被后人放大到不可逾越的地步，民权运动、抗议歌谣代表人物和民谣王子——迪伦在自己的第二张专辑发表后便被推崇于神坛之上，这张专辑的价值在于美国民谣找到了自己在新时代的传承者，是时代和迪伦之间的双向选择。
《重访61号公路》发表于他在新港音乐节的争议表演后，在这场表演上他用电声乐队编制演绎歌曲，遭到了台下习惯于木吉他口琴伴奏的民谣歌迷的一片嘘声，这张专辑无论对于迪伦还是时代都是一种转折，民权和抗议的因素仍然存在，但迪伦开始选择一条自己愿意走下去的路，不再照顾公众的意愿。这一次，他创造了时代——摇滚乐黄金时代的前夜，迪伦发出了未来的声音，他对于诗歌的理解和创造也从这一张专辑起开始成熟。
《轨上之血》成就了完全属于自我的迪伦。在经历差点丧生的车祸、半隐士化的生活、婚姻感情的变故和上世纪60年代时代大潮的消退之后，迪伦用完全不顾商业的态度，完成这张彻底表达自我情感的作品。它不再有时代的声音，只有自我意识觉醒的喃喃自语。另一张专辑《愁肠难解》的絮絮叨叨中，有着让人泪崩的冲动。迪伦从来都是诚实的，但他最为诚实的表达，仍是《轨上之血》。某种意义上，在这里他才第一次做到了只为自己而唱。
《编年史第一卷》是诗化的自传，那些穿梭于往事回忆和意识流动之间的文字，优美动人，有着最为朴素的叙事，也有着最为感人的思绪。《观察家》 杂志的评论非常到位：这是《在路上》和伍迪·格斯里《光荣之路》后，美国艺术家命运的又一次精湛记录。
2011年，迪伦曾到中国北京、上海和台北演出，他对于住宿的一个条件是：窗户必须能够打开。这样做的目的，是他能够呼吸到自然空气。正如《编年史第一卷》的最后一段：“很多人误会了这个世界，从来没有真的有过正确的认识。我径直走进去。它敞开着。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它不仅不受上帝的主宰，也不被魔鬼所控制。”
无论你喜欢或不喜欢，了解或不了解鲍勃·迪伦，这对你、对他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选择各自的方式来生活，自由，或不自由，只在于你自己。（王昕/西方流行音乐研究者）
——据《解放日报》10月20日
恒大六连冠的职业化启示
广州恒大淘宝队完成了六冠王伟业！10月23日，凭借保利尼奥的进球，1比1战平延边之后，广州恒大已经领先身后的江苏苏宁易购7分，提前两轮夺得2016年赛季中超联赛冠军。
六连冠是史无前例的中超战绩，但并不在意料之外。回望这个赛季，自亚冠出局之后，恒大就在中超夺冠路上顺风顺水，在积分排行榜上一度领先第二名13分。7月份，人们就普遍认为恒大夺冠在望，只是提前几轮的问题。相比过去两个赛季最后一轮才能揭晓胜负，本赛季提前两轮夺冠仍然足以说明恒大的王朝地位。
恒大成功的原因为何？无他，唯职业化尔。恒大老板许家印曾将恒大模式形容为“董事长领导下的主教练负责制”。在恒大俱乐部，董事长、总经理、领队等，其职责都是为球队服务，包括衣食住行等后勤保障，事无巨细。这种管理制度类似于现代企业的CEO模式，董事会只负责集团大方向和CEO任免，但不参加公司具体运营，具体执行都是CEO说了算。董事会不参与过程但会以结果为导向，如果主教练业绩没达标，“对不起，请走人”。
恒大到底有多职业化？看看本赛季经历就知道了。论引援，马丁内斯可是标王之一；年初亚冠出局，元老功臣刘永灼立马下课。10月22日，里皮出任国足主教练，恒大随即发布了一份和里皮的解约公告，原来早在战局未定的8月份，恒大就已经签下了里皮，并拟解约现任主教练斯科拉里。现今看，拟解约斯科拉里是否与当时的战绩有关，这一点不得而知，但恒大对于赛场的反应果断有力，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从卡纳瓦罗到斯科拉里，如今又到里皮，恒大换帅一向深思熟虑、当机立断，足以说明职业化的程度。
在球队里主教练权威至上，这是业务模式问题；管理层对于球队无涉运营，这是管理模式问题。恒大在这两件事情上都做到了极致，所以不仅能成功，而且能延续成功。从里皮担任国足主帅的情况来看，国足也正在有意向恒大学习。因此，里皮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能会改变国足的训练方式、人事安排等。据悉，恒大俱乐部总经理康冰已经辞职，他的下一站很可能将是国家队副领队，从这一点来看，里皮可能已经得到了业务模式的放权。
但国家队真正令无数名帅折戟的地方，在于它可能没有办法充分放权。在管理模式上，国足采用足协垂直管理的模式，足协委派的人员可以对大小事务“提出建议和意见”。而在恒大，里皮拿到的可是足额的球队权力，比如“任何管理人员不得进入更衣室”，更别提对球队事务提出想法了。因此，国足管理模式要做到像恒大一样“俱乐部配合球队，做好服务”，何其难也！里皮屡次和足协接触之下，在这方面有没有可能充分掌权、打破传统管理模式，值得期待！
里皮身为一代名帅，在球场技战术、排兵布阵、换人策略方面，并没有特别令人诟病的地方。执教国足，如果能把恒大职业化的经验搬到国足，国足也有可能成功。但换名帅，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中国足球更长远的问题，在于青训体系的不完善。里皮也曾经说过：“最好的效果是要推动这项运动，让更多的中国人去爱这项运动，然后培养出著名的年轻球员。”显然，在“职业化”的道路上，中国足球依然任重道远。（王庆峰）
——据《南方日报》10月25日
